专利法范文10篇

[摘要]由于定位不当、人为孤立专利间接侵权等原因，学术界在专利间接侵权行为的概念、行为类型、构成要件及其与共同侵权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必要的争议。解决的途径应是在现行侵权立法的整体框架内，在充分顾及专利权的特殊性质以及专利间接侵权的制度价值的前提下，在专利立法中从主观方面、行为性质方面限定共同侵权规则的适用。[关键词]专利法间接侵权共同侵权对策一、引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下称《专利法》）没有规定专利间接侵权，但人民法院已在审判实践中审理了多起专利间接侵权案件，同时，随着《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三次修订的进行，专利间接侵权问题“再次”成为了立法的焦点之一。然而，目前的是研究大多集中在对发达国家成熟立法经验和相关立法例的介绍上面，而对我国专利侵权立法的基本框架或专利侵权法律适用现状的考察不够；对我国建立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必要性研究充分且意见一致，但对其可行性以及立法例选择方面争议较大等。笔者不啻学浅，拟就主要争议问题及其解决对策谈一点粗浅的看法，以期对建立我国的专利间接侵权制度有所裨益。二、若干争议焦点介评1.关于专利间接侵权行为的概念对于专利间接侵权行为的概念，自1994年至今，学界已经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且界定大致相同，如有学者认为：“间接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并不构成直接侵犯他人专利权，但却故意诱导、怂恿、教唆第三人实施他人专利，因此而发生直接的专利侵权行为。”也有学者认为：“简言之，专利间接侵权是指未经专利权人的同意，以间接的方式实施其发明的行为，即行为人的行为并不构成专利侵权，但是却鼓励、怂恿、教唆别人实施的专利侵权行为。”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其《专利侵权判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2001)中指出：间接侵权，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并不构成直接侵犯他人专利，但却故意诱导、怂恿、教唆别人实施他人专利，发生直接的侵权行为，行为人在主观上有诱导或唆使别人侵权他人专利的故意，客观上为别人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可见，上述界定均是从两个角度来着手的，即一方面叙述间接侵权行为的表现和属性，一方面明确间接侵权不是直接侵权。这种不太符合常规的下定义方式至少表明，依据学者们所叙述的专利间接侵权行为表现和属性，尚不足以准确厘定专利间接侵权的外延，即故意诱导、怂恿、教唆别人实施他人专利的行为，既可能构成专利直接侵权，也可能构成专利间接侵权；换言之，依照我国侵权法的一般理论，专利间接侵权行为尚没有自己专门的属性。我们发现，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二：其一，我国民事基本法在侵权规范中未启用间接侵权这一专门术语，它所确立的共同侵权行为完全涵盖了学者们所称的间接侵权行为类型；其二，我国专利法中没有规定间接侵犯专利权的制度，完善专利法的需要至少在观念上产生了建立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需要，而这种完善的努力更多地施重于特别立法，而不是将其放置在侵权行为法的整体框架之下，于是，剔除共同侵权行为中的直接侵权部分就成为了界定专利间接侵权的首要任务。虽然这种界定方式已经成为通说，但应当指出的是，不论从着眼点上，还是从界定结果上，这种方式均不甚合理。2.关于专利间接侵权与直接侵权的关系我国学者对二者关系的论述，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间接侵权的构成是否以直接侵权行为之发生为要件，另一是专门论述专利间接侵权与共同侵权的不同之处。关于间接侵权的发生是否应以直接侵权行为之存在为要件形成了三种观点:一是从属学说,即认为间接侵权行为,是指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并不构成直接侵犯他人专利权，但却故意诱导、怂恿、教唆第三人实施他人专利,因此而发生直接的专利侵权行为。该说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赞同,如李明德研究员认为;“间接侵权是指第三人的行为诱导或促成了第二人的直接侵权;”王利明教授指出;“间接侵害专利权行为的条件是;（1)须存在直接侵权的事实;(2)须为直接侵权行为提供实施专利的必要条件;(3)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为他人提供实施专利侵权的条件;”杨立新教授、尹新天司长也均持此说,相似的主张还可见于美国最高法院判例。二是独立说，认为间接侵权行为的构成不应取决于直接侵犯专利权行为的发生。三是折中说,即以从属说为原则，但在一些例外的情形下适用独立说，这些例外主要是《专利法》第63条规定的“不视为侵权专利权的行为”和直接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发生在境外的情形，由于这些情形下不存在直接侵权行为或者很难追究,故采独立说,直接追究间接侵权者的侵权责任。不难看出,如果采用从属说,即将直接侵权的发生作为构成间接侵权的要件之一,则在专利立法中没有必要重复规定间接侵权行为,因为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关于共同侵权的规定足以应对专利权侵犯中的间接侵权行为。而若采用独立说,则可能发生不当扩大专利权保护范围的情形,打破现有的利益平衡机制。至于折中说,其折中的结果是同时具有了从属说和独立说的全部弊端。关于专利间接侵权与共同侵权的不同，张玉敏教授从侵权行为范围、教唆或帮助行为在两种制度中的本质不同、责任承担方式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刻阐述，邓宏光博士从立法宗旨、举证责任、责任承担方式以及诉讼方式四方面的不同论述了间接侵权行为已经独立于共同侵权行为，并以此作为我国应在专利制度中确立间接侵权制度的理由之一。二学者的深刻分析为我们准确把握专利间接侵权行为提供了宝贵的指导。但是以此作为应在专利法中确立独立的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理由却略显勉强。理由如下，首先，就侵权行为范围的不同而言，学者从立法宗旨以及将共同侵权规则适用于专利间接侵权行为的效果上得出了几乎相同的结论，即“用传统民法共同侵权理论来处理专利间接侵权纠纷,可能会出现将直接侵权行为发生之前为行为人提供资金、厂房、人员等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以及承诺在直接侵权行为发生之后为行为人制造的侵权产品提供仓储场所、销售渠道、售后服务等,统统认定为间接侵权行为,将出现一旦认定直接侵权行为成立便株连一大批人的结局。这与鼓励市场公平竞争和维护市场活力的专利法旨趣相去甚远。”照此推理，则在共同侵犯其他民事权利的场合，则现行共同侵权规则的适用不会出现“株连一大批人的结局”啦？事实上，作为民事权利的一种，侵犯专利权在本质上与侵权其他财产权利并不本质不同。其次，学者之所以得出共同侵权与间接侵权之教唆、帮助行为的本质不同，实际上是认为的将共同侵权之教唆、帮助行为等同于实行行为，而事实上，不论是在共同侵权中还是间接侵权中，教唆、帮助行为均主要指不直接作用于侵权客体、但却对直接侵权发生创造必要条件的那些行为。再次，就责任承担方式而言，学者们所称之让专利间接侵权人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做法存在放纵直接侵权的嫌疑的主张并不相关立法支持。3.关于专利间接侵权行为的类型邓宏光博士指出：“专利间接侵权行为应限于特定产品的销售或许诺销售行为”，且不应包含向不视为侵权的人提供特定产品的行为，也不应赋予专利间接侵权行为以域外效力；陈武、胡杰两学者援引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京高法发(2001)229号）第78条～80条的规定，提出了完全相反的观点，同时指出：“将间接侵权行为限制在进口、提供或销售有关物品的范围之内是国际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也有学者认为：“认定间接侵犯专利权行为是生产、销售、许诺销售、出租、进口、提供仅限于专利产品的专用零部件或专利方法的专用设备，并诱导、唆使他人实施专利技术的行为。”我们发现，抛开各种主张的细微差别，它们具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完全站在专利法的立场上讨论间接侵权制度，而没有充分顾及到我国侵权立法的整体，这种人为的将专利间接侵权制度“孤立化”的做法是造成学术界就一些细节问题发生持久分歧的根本原因。事实上，只要将间接侵权至于共同侵权框架中，学界的争论可以迎刃而解。因为，不论是销售或者许诺销售特定产品，还是以其他方式提供专用设备，只要行为人具有侵权的故意，客观上发生了与他人行为的结合，均构成侵权；同时由于专利权的地域性特征，故侵权行为的域外效力问题，不仅在间接侵权中存在，在其他类型的侵权中也同样存在，该问题的解决事实上依赖于广泛的国际协同和一国的政策而非一国的侵权立法；另外，若将向不视为侵权的人提供特定产品视为侵权，则等于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不当扩大到了专利物的组件，有悖专利法的基本理论。三、确立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对策以上分析表明，一方面，试图在专利法中确立专门的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努力不但面临理论上准确定义法律概念的难题，而且作为其立法必要性的阐述也在逻辑上存在矛盾之处；另一方面，在现行侵权立法尤其是共同侵权立法的总体框架内，建立充分体现专利间接侵权制度价值的间接侵权制度显示出了很大的可行性，换言之，我国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建立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我国现行侵权立法体例，二是专利间接侵权的制度价值。1.我国专利侵权立法的基本框架我国专利侵权立法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下称《意见》）的规定，二是《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民法通则》及其《意见》规定了侵权行为及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作为特别立法，进一步规定了专利侵权的具体情形。从侵权主体单复数角度，专利侵权可分为单独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和共同侵犯专利权的行为，在侵权责任的承担上，后者应承担连带责任。可见，我国专利侵权立法由民事基本法的一般条款和专利法的特别条款构成，故此，构建我国的专利间接侵权制度应当着眼于其特别条款性质,但凡适用民事基本法的一般条款即足以实现对专利权之有效保护者,自无必要在特别法中加以重述，以浪费立法资源,相反,适用民事基本法一般法条不能有效规束某些专利侵权行为或者完全适用的情况下有违专利法之基本精神、可能造成各方利益失衡者,则应当在专利法中加以明确规定,优先适用该立法。而由于我国民事基本法中已经就侵权行为做了明确规定，并在共同侵权立法中包含了一般间接侵权行为类型,因此,在未来立法选择上,专利法中不应启用“专利间接侵权”这一专门术语。[1][2][][]2.专利间接侵权的制度价值专利间接侵权制度起源于美国判例法。最早涉及专利间接侵权诉讼的判例当属1871年美国康狄涅格州地区巡回法院审理的WallaceV.Holmes案，在该案中，主审法官Woodruff根据被告引诱侵权的行为，第一次在美国明确地认定未经专利权人同意销售用于组装专利装置或者实施专利方法的非专利产品构成专利侵权行为。其后至1952年前，美国法院通过大量的判例，使得间接侵权制度最终走向成文化。这一过程可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即扩张和限制。1912年前，美国法院通过1894年MORGANENVELOPECOv.ALBANYPERFORATEDWRAPPINGPAPERCO.案、1909年LeedsandCatlinCo.v.VictorTalkingMachineCo.案、1912年Henryv.A.B.DickCo.案等，将专利间接侵权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到1912年Henryv.A.B.DickCo.案中，专利间接侵权适用范围的扩张走向了顶峰，允许专利权人在授予许可时附加条件：被许可人必须从专利权人那里购买与涉案专利相关的所有产品，包括墨水、纸等常用商品。在该案中，大法官Lurton先生认为，构成专利间接侵权行为的产品范围，不仅包括了只能用于实施专利技术，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商业用途的产品，还涵盖了那些具有其他商业用途的产品。该案的审理受到了广泛的批判。五年之后，被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审理的MotionPicturePatentsCo.v.UniversalFilmMfg.Co.案所推翻。在该案中，大法官Clarke认为原告在售予AmusementCompany机器时所附加的“仅能与包含在第12192号专利中的电影胶片一起使用”的条件是无效的，因为“这样的胶片明显不是涉案发明专利的任何部分；因为专利权人在没有立法授权的前提下，试图在胶片专利届满后继续其专利垄断；因为其执行将在完全在涉案专利与专利法之外对电影胶片的生产和使用创设一种垄断。”自此，美国法院开始了对专利间接侵权适用范围的限制。经过了1931年CarbiceCorp.v.AmericanPatentsDevelopmentCorp.案、1944年MercoidCorporationv.Mid-ContinentInvestmentCo.案，专利间接侵权的适用范围受到了严格限制，几乎名存实亡。在此情形下，美国国会于1948年启动了专利法修订工作，并于1952年通过修订案，明文规定了专利间接侵权制度及其适用范围。作为美国1952年专利法修订的两个重大改革成果之一，美国专利法271条的规定（后经1984年、1988年、1994年三次修订）不但在很大程度上中止了专利间接侵权适用中的随意性，更表达了美国在保护专利权与维护竞争自由以及公共利益之间精心设计的平衡。以上分析可见，专利间接侵权的制度价值主要体现在：(1）专利间接侵权制度源自于组合发明的侵权认定，而且从美国的实践来看，至今这一制度仍然主要存在于组合发明侵犯专利权的行为中；(2)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正当性在于弥补了传统的专利侵权判定标准对专利权（尤其是针对多人分解实施组合发明专利的情形）保护的不足，即通过禁止行为人通过向他人提供专利侵权方法或操作说明促成侵权、制造专利装置组成部件并向他人提供、指示其完成专利装置的组装等侵占他人发明专利利益的行为以保护维护专利权人的正当、应得利益，因而，是符合一般法律和道德原则的。此外，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发展史表明：专利间接侵权理论至少在表面上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从专利产品扩展到了作为专利产品构成部分的非专利产品（部件），扩大了专利权的效力范围，延伸了专利权在市场竞争中的垄断能力，反映和迎合了专利权扩张和高标准保护的趋势；同时，基于专利制度设置的目的的考量，专利间接侵权制度的适用须考虑到与公共利益的平衡。这要求立法者在引进和创设该制度时，应着眼于通过立法来禁止他人对专利权人利益的侵占，因为，对于专利间接侵权制度而言，离开了发明专利财产利益而谈侵权，就会不可避免地扩大专利权的权利边界，延伸至非专利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形成法外垄断。同时，专利权相对于有形财产权而言，公众就其存在本身以及保护范围确定方面的认知具有较高的难度，专利权的效力并不及于其构成部件，侵犯专利权要求被控物与专利权利要求书所记载的技术方案的全部技术特征相同或者等同。3.在《专利法》中限定共同侵权的适用，规制专利间接侵权行为(1)行为人主观上的限定：即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专利侵权的，只有在教唆者、帮助者主观上具有故意的情形下才承担侵权责任，反之，若行为人对其行为与他人行为的结合缺乏充分认知，则不论他人是否实施专利，均不应追究行为人的侵权责任。(2)侵权行为方面的限定：即唯有实施积极的帮助行为才构成侵权，反之，即使行为人实施了其他消极的帮助行为，该帮助行为客观上与他人行为结合，发生了侵犯专利权的结果，也不能认为提供帮助者构成侵权。(3)制造专用物品的行为的认定：事实上，这是一个即发侵权的问题，不论即将发生的侵权行为是单独侵权还是共同侵权，权利人均可通过申请诉前禁令获得救济。如果依据多数学者们主张，将该行为界定为间接侵权行为的基本类型，则不但要在理论就间接侵权的构成是否以直接侵权发生为必要达成一致，而且一旦单独就此认定侵权成立，承担侵权责任，则难免有将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扩大到了非专利部件的嫌疑。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引言；突出提升创新能力；强化对专利权的保护；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这次专利法修订，主要是国家自身发展需要的体现、立法宗旨突出“提升创新能力”、我国的法律都有立法宗旨条款，《专利法》也不例外、在立法宗旨条款中增加了“提高创新能力”的内容、专利授权条件等制度改革促进创新能力的提高、体现于专利授权条件、不授予专利权的对象等制度的改革、专利权保护范围的扩大、出现了不少单位或个人在未经外观设计专利权人许可的情况下制造了侵权产品、专利行政执法的强化、专利权保护涉及专利行政处理和司法保护两大块、专利侵权损害赔偿额规定之完善、诉前临时措施与诉前证据保全之规定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提要:提升创新能力主要体现在立法宗旨条款和关于专利授权条件的改革等方面，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则体现于专利行政执法、诉前临时措施、损害赔偿等方面。我国《专利法》于2008年12月进行了第三次修订。这次修订的重要特色是强化了对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

关键词:《专利法》第三次修改/自主创新/专利权保护

一、引言

2008年12月27日，我国《专利法》进行了第三次修订（下称2008年《专利法》）。修订后的《专利法》将于2009年10月1日起施行。与前面两次修订相比，这次专利法修订，主要是国家自身发展需要的体现，而这突出地表现为提升专利法在促进我国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的重要作用。

本次《专利法》修订涉及的内容相当多，但其总体风格是基于总结我国专利法制工作经验，出于中国自身发展需要，更加充分地保护国内外专利权人的合法权益并兼顾社会利益的平衡，促进专利制度功能和作用在中国更好地发挥。

摘要:3D打印一直以来在人们的眼中是“具有工业革命意义的制造技术”的存在。和传统的制造方面的技术相比较，3D打印技术具有明显的优势，整个的生产过程需要的时间减少了、使用的原材料也比较少、所得到的产品精准度很高，还可以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多样化的生产。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3D打印机价格的不断下调，它正在逐渐发展成家庭个人应用。本文从3D打印技术背景下的专利权法律制度的相关内容入手，分析了我国专利权法律制度受到3D打印技术发展的影响，并且对于3D打印下我国专利权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几点建议，希望可以为3D打印这方面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关键词:3D打印;辅助侵权;修理重作理论

一、3D打印技术背景下的专利权法律关系分析

（一）3D打印专利权法律关系的主体。1.权利主体。专利权的原始主体就是专利的发明人员。这些发明人员将自己的创造力产物转化成为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在3D打印的范畴内，如果专利局承认了发明人的设计、发明或实用新型，那么该项专利就会受到专利法的保护，该方即为专利权人。基本上，专利申请权在预期产权的范畴内，也就是说，并非所有专利申请人都有可能成为专有所有人。相应地，并非所有专利权人都是专利申请人，因为专利可以进行合法转让获得。在3D打印法律关系中，专利法的主体可以是设计和发明的当事人，或者是发明者的工作单位、海外企业。目前，大多数专利产品都汇集了集体的智慧和汗水，所以这些发明属于服务发明或合作发明的范畴。2.义务主体。这方面主要包括三种:(1)3D打印设备制造商。通用电气和EADS等大型工业制造商已经开始使用3D打印技术，像这样的3D打印设备的制造商对于“帮助侵权”和义务限制这些设备的技术使用等责任都需要达成明确的规定，值得行业内进行深思。建立3D打印技术的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避免原材料在材料减少过程中的浪费。然而，由于其技术性能方面的限制，所以就有可能被有心人利用，进而造成专利权人的权益遭到破坏。通过了解3D打印的技术特点和其他的相关情况，就可以知道对于制造设备的人应该承担一定的义务，进而保证后续工作的展开。(2)三维立体化的数字作品交流展示平台。建立好这个交互的平台之后，相关的工作人员就可以上传自得设计作品，分享自己的设计理念，让大家进行分享，还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修改意见。在该平台上，还可以设置一个模块专门存放所需的3D数字模型文件，在3D打印机打印产品中，3D数字模型文件需要承担着很重要的作用。(3)3D打印最终用户。3D打印最终产品的用户就称为最终客户，即在3D数字架构的相关使用准则的引导之下，直接使用相关设备进行打印的人员。如果印刷产品属受到专利保护法的保护，印刷者就必须做到不侵犯相关的人员的权利，因为这些人是专利的主体人员。3D打印具备两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在软件方面叫做3D数字模型软件，硬件方面就是3D打印机。（二）3D打印专利权法律关系的客体。1.原有的发明创造。根据相关的公约规定，专利只保护发明，对于外观方面或者实用新型则不会受到专利的保护，外观方面或者实用新型属于工业方面的产权保障体。公约内的成员在法规规定的范围内，可以对于受到保护的专利进行自由化的定义，保证专利的定以满足规则的约束。由于国家和国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发展差异，所以导致了专利法的保护对象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对于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的国家，只有发明才可以受到专利法的保护，设计和实用新型不会得到保护。在日本、德国和其他国家，专利法会对于设计、实用新型和发明尽心同等待遇的保护，并且设计和实用新型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专门法律法规的管制和控制。我国和日本、德国一样，对于设计、实用新型和发明实行统一保护，并行定义入手，总体进行了定义，为专利法保护的物品。由此可见3D打印中指定的范围内的物品都会受到专利法的保护。2.三维数据模型文件。三维数据模型文件一般使用的是3D打印技术来实现原始产品的扫描，主要的做法就是将其输入计算机中，变成一定的存储形式保存在其中，进而可以产生一种源程序，此种程序可以复制原有的产品，并且还可以在一定基础上将源程序进行光盘或磁盘的固化，方便进行数据的读取。三维数据模型使用的最主要的文件就是数字公式，这是否是原有产品的表达以及这是否能够得到专利法的保护都需要进行详细的分析。3.依据3D打印技术打印出的成品。根据专利法的相关要求，发明创造想要得到专利法的保护，就需要保证具备一定的实用性、创造性以及新颖性。具体而言，在3D打印的过程中，印刷品需要经过严格的“三性”标准来筛选和确定其能否受到专利法律的保护。

二、3D打印技术发展对我国专利权法律制度的挑战

（一）3D打印专利产品或专利产品零部件的性质。有些专利产品是具备组合性质的，如果当用户购买了一个这样的产品，并且产品的部件在使用过程中发生了问题，用户就需要修复整个专利产品进而方便日后的正常使用。购买人得到专利产品后，专利权人就不能在对专利的使用进行任何的干涉行为。一般而言，修复专利产品不会伤害专利的本质，所以达不到侵犯专利权的程度。想要知道是否侵犯了专利人的权利，就得看购买人对于专利的修改程度。如何划分转化破坏的程度是司法实践需要解决的问题。存在一些行业就开始使用3D打印技术来进行从工厂到桌面的技术转移，并使用3D打印设备来“打印”相关的专利产品或所需要用到的制造零件。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印刷”的属性是否满足专利法的要求。（二）非“生产经营目的”的个人。3D打印行为是否构成专利侵权使用了3D打印技术之后，可以打印出多种多样的东西，例如塑料、木材、食品以及机械产品等，并且整个过程很方便。尤其是自从出现了“家用3D打印机”，大量的小企业和个人不断地侵犯着专利，而且这个趋势在不断增加。大规模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般而言都具备标准的特点，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对于制造会产生帮助。3D打印制造比较灵活，而且比较关注个性化产品的生产。数字制造就在很大程度上提供给生产商很多种选择，可以选择大厂商生产的产品，因为这种产品一般都具有标准化的特点，也可以选通过一些具备自己特点的生产渠道得到的产品，而且这样的生产方式需要的资金也是很少，相比于传统意义上的手工制造这会节约很大的经济利润。虽然会有人单独使用专利权，但是往往这样的方式不会产生经济上的利益，进而也就不会侵犯到任何人的权益。但是，如果这样使用专利的次数增加了，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产品的市场的下滑。由于3D打印技术的特点，就可以使得个人获得目标产品，而无需购买他们的专利产品。

众所周知，二战以后日本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技术立国的国策。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日本的"科技六法"较为完备，而专利法是其核心部分。在专利法的推动下，日本企业的技术改良与创新意识强烈，其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一。作为一种武器，专利制度不仅为日本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而且也为日本战后经济的繁荣提供了坚实而有力的保障。

一、日本专利制度的缘起

古代日本是在中国文化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后进国家。一般来说，先进的文明古国都先经历青铜器时代，然后才可能进入铁器时代；但日本却借助中国大陆文化，从原始渔猎采集时代直接发展到铁器时代，进入农耕文明。同时，也正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人的人生观表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①]这样，日本人"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并认为"精神就是一切，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那却是次要的，瞬间的。"[②]在这种文化下，尽管有一些悬赏征集发明的事例，但整个文化氛围是抑制技术创新，甚至有时会出现禁止创新与改进的现象。例如，德川时期就实行锁国政策，1721年（享保6年）公布的《新规法度》布告曰："总而言之，新型者，如器体、织品之类，均不得制造。"又有云："诸商品本应依据传统古风，近年却改变花色品种，制造新奇之物，此类均予以禁止，切记。"

改变这种局面的，首先是"兰学"[③]在日本的兴起；其次是"明治维新"的全面改革。前者为西学在日本发展作了一些铺垫；后者则为日本确立西方"科学、产业、教育三位一体的国家政策"[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为促进产业经济发展，最初将欧美专利制度介绍到日本的，是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1834-1901年）。福泽谕吉不同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认识到日本科技落后的表面现象，还能认识到"不及外国之处，就是学术、贸易和法律。"[⑤]他首先将欧美的专利制度介绍到日本。而且，在他倡导下，日本社会各界纷纷介绍、解释西方专利制度，并主张尽快在日本实行这种法律制度。

1871年（明治4年），日本颁布了《专卖简则》。尽管该简则在实行后的第二年就遭到了废止，但其仿效欧美专利制度，开风气之先，仍为日本人称道不已。《专卖简则》共19条。简则开宗明义："任何物品的发明人，在近来专卖御差的管辖下，有申请者，均可按规定向内民部省提出申请。"该简则采取先申请原则，允许延长有效期和缓缴专利费，还对使用发明和专利标志方面作了相关规定。这些规定，突破了传统习俗与禁锢，在当时是"一个非常进步的规定"[⑥]。后来，《专卖简则》虽然被废止，但先进的专利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在日本国民、特别是一些科技工作人员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最终为专利制度在日本的确立奠定了基石。

二、近代专利制度在日本的确立

本文作者：徐琪峰工作单位：中共郑州市委党校法律法规教研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邓小平明确地提出我国应建立包括专利制度在内的知识产权制度。自此，我国开始启动专利立法。专利制度的建立、发展和不断完善为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延伸了科技链条，强化了人们的知识产权意识，点燃了我国创新发明的天才之火。

一、我国专利法律制度的初步建立

1979年3月国务院批准起草《专利法》，专利法起草小组成立，1984年3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这是我国专利法律制度建立的重要标志。1985年4月1日《专利法》正式实施。《专利法》实施的第一天，中国专利局就收到来自国内外的专利申请3455件，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誉为创造了世界专利历史的新纪录。1994年1月1日，中国成为《专利合作条约》成员国，中国专利局成为该条约国际专利申请受理局、国际检索单位和初步审查单位。2008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分组审议了《专利法修正案(草案)》，经过第三次修改的专利法开始实施。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活动使知识产权工作不断深化，我国的专利法律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际方面，我国于1980年加入了WPO，成为与世界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公约、条约或组织的成员国，广泛而深入地进行国际交往，加快了中国专利法律制度的完善与开放，促进了国人知识产权意识的增强。

二、《专利法》三次修改使我国专利制度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即TRIPS)全面接轨

(一)1992年9月4日《专利法》第一次修改

摘要：文章主要介绍德国工业产权确权诉讼和侵权诉讼。对德国专利与商标局、品种局，尤其是联邦专利法院的组织模式和运作实务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分别介绍了联邦专利法院与联邦最高法院为确权纠纷与侵权纠纷提供的法律救济手段。

关键词：专利诉讼、德国专利与商标局、联邦专利法院、确权纠纷、侵权纠纷

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简单了解一下各项知识产权在德国分别由哪些法律进行调整，它们又分别由哪些管理部门。

适用法律保护对象是否由德国专利与商标局管理（DeutschePatent-undMarkenamt，简称DPMA）

专利法专利（德国法上的“专利”特指发明专利）是

实用新型法实用新型是

摘要：诚实信用原则引入专利法领域有助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国家知识产权局多年来为打击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最终诚实信用原则以正式法律条文的形式引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下称《专利法》）。然而，通过诚实信用原则来规范专利申请行为仍缺乏系统而完善的路径，相关法律法规仍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关键词：专利法；诚实信用原则；专利申请

一、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称《民法典》）总则部分提出诚实信用原则，“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信原则，秉持诚实，恪守承诺”。按照诚实信用原则，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必须意图诚实、善意，行使权利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诚实信用原则是自古希腊以来大陆法系国家所遵循的司法领域的基本准则，常被奉为民事活动领域的“帝王条款”［1］。随着中国科技创新的不断进步和创新主体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我国近年来的专利申请数量不断增加。但伴随着国家和市场对于专利的重视程度不断增大，也出现了诸多非基于市场需求的激励，或多或少地扭曲了专利制度自身的市场化激励机制［2］，导致近年来我国出现了很多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专利申请行为。这些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专利申请行为，占用了大量的专利审查行政资源，降低了我国整体的专利申请质量，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干扰了专利制度的正常运行。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专利法领域，能够规范专利申请行为，防止申请人通过不诚信的专利申请行为不当获得专利权，能够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正常的专利申请秩序［3］。

二、诚实信用原则用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引入

2007年，国家知识产权局为了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规范专利申请行为，了国知局第四十五号局令，即《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列出了典型的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类型及相应的处理方式，常见的非正常专利申请包括：同一申请人批量提交内容明显相同的专利申请，同一申请人批量提交明显抄袭现有技术或者现有设计的专利申请，指使他人提交或专利机构提交上述类型的专利申请。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17年对《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进行了进一步的补充修订，了国知局第七十五号局令。该局令对非正常专利申请的行为类型进行了修订，与第四十五号局令相同，重点仍在于规范同一申请人批量提交多件专利申请的行为，并根据实际反馈，修正了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的范围，增加了简单替换或者拼凑不同材料、组分、配比、部件，明显编造实验数据或者技术效果，利用计算机技术等随机生成产品形状、图案或者色彩等上述三类相关行为。国家知识产权局通过上述规定，逐步将抄袭现有技术、拼凑或编造专利申请等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纳入非正常专利申请的范畴，力求以诚实信用原则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然而，上述规定只能对同一申请人的多件批量申请进行处理，对单一的编造、抄袭等不诚信专利申请行为无法进行规制。处理方式也只是通过行政处罚，对申请人进行不予减缓费用、不予资助或奖励，或者对专利机构及专利人采取行业自律措施或惩戒，没有其他更有效措施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进行规制。2020年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修改《专利法》的决定，这是《专利法》的第四次修订，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在这次修订中，将诚实信用原则引入第二十条：“申请专利和行使专利权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这是诚实信用原则首次以正式法律条文的形式引入专利法，是《民法典》中所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在专利法中的直接体现，有助于对专利申请行为和专利权行使行为进行有效规范。2021年，国家知识产权局继续开展专利申请质量排查工作，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对于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的非正常专利申请的行为类型，除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第七十号局令规定的六种情形，又增加了几种新的行为类型，包括：故意分散提交相关联的专利申请、专利申请明显与申请人研发能力不符、异常倒卖专利申请、存在明显不符合技术改进常理的行为（包括以复杂结构实现简单功能、采用常规或简单特征进行组合或堆叠等），以及其他违反民法典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不符合专利法相关规定、扰乱专利申请管理秩序的行为。与《关于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若干规定》相比，《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进一步严格规范专利申请行为的通知》进一步扩大了不以保护创新为目的的非正常专利申请的行为类型的范围，对于个别申请人非批量申请、仅提交一件或少数几件不诚信专利申请的行为，也将其归入非正常专利申请的范畴。同时，加入了最后的兜底条款，从而能够更好地对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非正常专利申请行为进行规制，进一步规范专利申请行为。

内容提要：本文从专利侵权入手，首先论述了专利侵权的形态、规则原则、构成要件等，然后着重阐述了我国专利法对于专利侵权的惩罚措施即专利侵权的责任。以期通过此来减少我国专利侵权案件的发生，促进我国专利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

目录：一、专利侵权行为概述

二、专利侵权行为形态

三、专利侵权归责原则

四、专利侵权构成要件

五、专利侵权证明责任

摘要：结合国际惯例。反思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的变迁和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现状，比较我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异，提出了适合我国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对策

关键词：植物新品种：育种权：专利保护：专门保护

植物新品种是指经过人工培育或者对发现的野生植物加以开发，具备新颖性、特异性、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植物品种。植物新品种权是指授权机关依法赋予育种者对授权品种享有排他的独占权，是知识产权范畴中的一种新型权利类型。植物新品种保护的基本内涵是植物新品种保护的法律规范旨在保护育种者的权益，其核心内容是授予育种者对其育成的品种享有排他独占权。他人在将该品种作为商品使用时，需要向育种者支付一定的费用，借此鼓励育种者对新品种进行研究开发，提高投资研究的积极性，促进农业、园艺和林业的发展。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源及国外立法

(一)植物新品种保护的起源

20世纪30年代伊始，各国开始采用不同的模式对植物新品种进行保护．逐渐形成了现在以欧洲和美国为代表的两种主要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德国最早在1953年出台了《种子材料法》，开创性地对育种者权利提供了专门保护，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利即育种者权，也称植物新品种权。1961年，比利时、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荷兰在巴黎签署了《保护植物新品种国际公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保护植物新品种同际公约》经过1972年1978年、1991年i次修改，逐渐成为了世界上最主要的植物新品种保护制度，大多数欧洲国家都是这种模式的拥护者和实践者。1983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通过了《关于植物遗传资源的国际约定》，虽然没有法律约束力，但它是人类社会在植物遗传资源领域达成的第一个国际协议。从这一文件开始，国际社会迈开了通过国际合作共同保护人类生物资源的步伐。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缔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是迄今为止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方面最突出的成果．它将保护范围由植物扩大到了所有生物，并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目前公约已经有187个缔约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内容提要：药价虚高已成社会关注焦点，药品专利是药价虚高的重要致因，专利法在保护专利私权的同时，也应顾及药品消费者的利益，为此，需要专利法及其相关法律对药价虚高现象进行有效抑制。

关键词：药品专利;药价虚高;法律抑制

药价问题是典型的民生问题，因药价不合理导致的医患冲突已屡见不鲜。目前我国长期存在的“药价虚高”问题日益突出，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药价虚高的致因中，药品专利的制度成本及对药品专利的不当利用是其重要原因。为维护药品消费者的利益，专利法及其相关法律需对药价虚高作适当抑制以平抑药价。

一、药品专利与药价虚高之关联

国内外相关资料表明，药品专利是药价虚高的重要致因，据有关调研报告显示a，“药价虚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药品中的专利因素。此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尤为突出，因药品专利致药价上涨率高达120%～200%，甚至更多”，通过同样的药品在有专利授权和无专利授权国家价格的差异可以清楚认识这一现象。此外，英国有一项报告指出，在治疗艾滋病的药中，拥有专利授权的抗逆转录方法药其价格比无专利授权的同等产品要贵四倍左右b。药品专利导致药价虚高的根源如下：第一，专利药品成本回收的需求：任何新药的研发都需要巨额前期投资，其一般规律是，众多化合物中，从通过临床试验到最后投入市场的，成功率平均只占1/5000，回收成本必推高药价。第二，专利药企逐利本性的推动：资本的本性就是逐利，为追求高额利润，药企制定药价时，以购买力较强者的能力为标准，药价自然要高。为控制药价，以垄断排除竞争。专家指出，“药品专利导致专利药企市场独占，严重威胁了发展中国家药品的可及性，这种威胁甚至超过了专利制度带来的好处”。c第三，专利药企对专利权的不当利用：专利药企多为跨国药企，往往挟创新药品专利权、滥用专利权推高药价d。据统计，英国葛兰素威康公司的专利药因其高昂的价格，占了该公司药品总收入的70%以上e。第四，我国专利法律未充分应用：我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从诞生那天起就进入了“冬眠”状态，其消极后果是许多专利药价中我国最高。如，进口抗癌药价我国是韩国的2倍、印度的100倍f。此怪相“与我们运用专利法律资源不足是相关联的”g。第五，垃圾专利药虚抬药价：据调查，市场上有许多垃圾专利药。专家指出h，常见的头孢类药品，从注射剂、胶囊剂至颗粒剂、片剂，其生产工艺、化合物等的略微变动，就能摇身变为专利药。

二、国外运用专利法及相关法律抑制专利药价虚高之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