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范文10篇

××镇××村转化报告

××镇××村现有264户，931人，党员34人，耕地839亩，现在双委班子共6人。其中党支部3人：支书：××，支部委员：××、××，村委会3人：村主任：××，委员：××、××。该村属经济发展落后型。

××村虽然紧靠石闫公路，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但由于该村两委观念陈旧，思想保守、缺乏创新意识和进取精神。群众小农意识浓厚，满足于“不缺吃、不缺喝、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现状。守着几分薄田过日子，加上通村路年久失修，影响交通，致使全村经济发展缓慢，远远落后于城区村发展水平。

根据该村实际情况，按照县委部署，××镇把该村列为后进村。由县人大副主任××和县中行有关人员及镇干部组成的工作队分包该村。近一年来，该村在县领导、镇党委、镇政府及中行的帮扶下，该村两委班子团结有力、村民自治逐步完善，村务、政务公开及时，赢得了群众任信任和支持，他们带领群众跑项目、引资金、搞基建、调整产业结构、硬化通村路，使该村各项工作有了较大发展，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局面。

为使该村两委干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镇组织××村等几个后进村到××、××××等地参观学习，大家无不为××人漂亮的小别墅富裕的生活所折服；无不为××人战天斗地，克服等、靠、要思想，修通出省路的壮举所震撼；无不为××人艰苦创业的愚公精神所感动。参观学习对后进村两委干部触动很大，极大地唤起他们改变本村落后面貌的热情，大家纷纷表示，要立足实际，借力发展、尽快改变落后状况。

要发展，先修路。××村今年乘“全省实施村村通工程，加快农村经济发展”的东风，在中行和镇政府大力支持下，采用上面给一点，对口单位帮一点，群众集一点的方式，投资6万元，硬化360米通村路，彻底改变了过去“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的落后路况，为该村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本文作者：张颖工作单位：天津商业大学

天津高校科技人员整体人数呈上升趋势，从2007年8387人上升至2009年9768人。科学家和工程师所占科技活动人员总数的比例，从2007年的98．22％到2009年的97．93％下降了0．29个百分点。这一组数字表明，天津高校中，科技队伍虽然不断壮大，但是从事科研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总体比重上并没有上升，而是呈逐年递减的趋势，高校的科研整体实力趋于减弱，这一数据的背后也反映出，天津市高校在科技人力资源储备中隐藏着弱化的危机。2、科技经费投入2007年拨入经费总额为1495776千元，政府拨款所占比重为57．57％，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所占比重为34．53％，各种收入中转为科研经费所占比重为7．89％，2008年拨入经费总额为1885954千元，政府拨款所占比重为60．23％，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所占比重为33．40％，各种收入中转为科研经费所占比重为6．36％，2009年拨入经费总额为2114392千元，政府拨款所占比重为54．89％，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所占比重为37．45％，各种收入中转为科研经费所占比重为7．66％，天津高校2007年到2009年三年间经费总额呈纵向递增趋势。政府拨款是天津市高校科技经费最主要的来源，虽然从绝对量上政府的投入在每年增加，但相对比例上，2009年较前两年有了大幅缩水；而接受企事业单位委托经费所占比例基本处于上升状态，但2008年略有下降，仅占比政府投入一半多一点。这说明天津高校的科技创新活动还未走上以市场需求为主的发展之路，地方企业对高校科研的认可度不高。随着我市高校产学研结合的推进，科技成果转化率的提高，此项经费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另外，我市高校各种收入中转化为科技经费额所占的比例还比较小，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天津高校提供的科技服务等比较少，因此各种收入中转为科技经费的额度少。

1、科技论文及专著产出分析2007年天津市高校出版科技著作277部，99920千字，发表学术论文16024篇，其中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的论文所占比例32．16％。2008年天津市高校出版科技著作283部，92111千字，发表学术论文15969篇，其中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的论文所占比例31．72％。2009年天津市高校出版科技著作288部，60182千字，发表学术论文14700篇，其中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的论文所占比例38．18％。自2007年以来，天津市高校发表的学术论文呈逐年减少的趋势。然而天津高校近年在国际刊物上发表的科技论文总量基本保持增长态势，并且比例达到了30％之多，这说明我市高校的科学技术活动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逐步扩大。高校出版科技著作虽然提升数量有限，但基本保持增长趋势。2、科技成果产出分析2007年天津市高校科技成果共获奖122项，其中国家发明奖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市级奖励90项。2008年天津市高校科技成果共获奖131项，其中国家发明奖二等奖2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4项，市级奖励101项。2009年天津市高校科技成果共获奖110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3项，市级奖励96项。对于科技成果获奖情况来说，天津市高校所获得的国家三大—50—奖数量少，而获得的市级奖励每年都有百项左右，说明我市高校科技水平和实力函待加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分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即对高校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进行实际运用并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商品化及产业化的全部活动和过程。1、专利授权2007年天津市高校专利授权总数为566项，专利出售合同数为7项，合同金额4620千元。2008年天津市高校专利授权总数为553项，专利出售合同数为24项，合同金额10125千元。2009年天津市高校专利授权总数为611项，专利出售合同数为50项，合同金额6986千元。天津高校专利授权数总体数量仍然不多，2009年相对于2007和2008年度有了明显提升，但这与高校科技成果数量相距甚远。因此，强化高校科技人员专利意识，加快专利申请步伐势在必行。与此同时，天津高校专利出售合同数和出售金额却一直表现不佳，2007年度只到达了个位数，三年间只有2009年专利出售合同数达到最高，出售合同金额数波动性也很大，2009年50项专利出售却只有6986千元的合同金额。2、技术转让2007年天津市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33项，成交金额为7855千元，实际收入为3730千元。2008年天津市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48项，成交金额为12955千元，实际收入为8528千元。2009年天津市高校技术转让合同数222项，成交金额为47077千元，实际收入为34552千元。天津市高校科技产出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指标———技术转让指标，近两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2009年无论是技术转让合同数还是实际收入总额都达到三年间的最高峰值，分别为222项和34552千元。然而技术转让情况仍然不容乐观。这反映出天津高校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距离较大，经济结合度差，转化困难，为地方经济服务的能力还有待提高。

通过对于天津市高校科技投入能力、科技成果产出能力、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三个方面的分析，不难看出，天津市高校整体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近年来逐步提升，较北京、上海等地还有着明显的差距，与全国大多数城市相比较而言，天津市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还是处于较高的水准上。

**年以来，**县共处置不合格党员2152人，占党员总数的6.87%，其中党内除名53人，劝退297人，限期改正1802人。我县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要求，积极做好受处置不合格党员的教育转化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帮带共进”活动，达到了使不合格党员转化为合格党员、受处置出党的同志成为好公民的目的。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强化责任，切实加强领导。近三年来，县委把对受处置不合格党员的跟踪管理教育工作作为增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力和号召力的一项凝聚工程来抓，加强领导，强化责任，做到“三个到位”：一是思想认识到位。县委要求各级党委把受处置不合格党员的教育转化工作当作基层党建的一项重要工作常抓不懈。制订下发了《**县加强对受处置不合格党员实施跟踪教育管理的方案》，成立了不合格党员跟踪教育管理领导班子和工作班子，各乡镇、县直各战线也相应成立了工作班子，并有针对性地制订了实施方案。二是工作力量到位。各基层党组织组建帮教组织机构，为每名受处置不合格党员确定1-2名威信较高的党员作为转化责任人，全县共明确帮教转化责任人3785人。县委向各乡镇、县直各战线派出一名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和2-3名工作人员，负责具体指导和督促。三是责任落实到位。县委与各乡镇党委、县直各单位党委（党组）；基层党委（党组）与支部；支部与党员；优秀党员与帮带对象层层签定了对受处置不合格党员的教育转化责任状，确定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为本单位帮教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各乡镇分管党群的副书记和村支部书记为直接责任人。

二、突出重点，注重正面教育。我们始终坚持正面教育、疏导转化的原则，加强对受处置不合格党员的跟踪教育，主要采取办班培训、促膝谈心、形象熏陶、典型引导等方法，帮助受处置不合格党员提高认识水平和思想素质，解除思想疙瘩，促其尽快转化。首先，在教育内容上力求丰富。各级党组织要求帮教责任人和受处置党员认真学习《党章》，重温入党誓词，加深不合格党员对共产党员的条件、权利和义务的理解。定期组织不合格党员观看《风展红旗》、《反腐倡廉系列教育片》、《这村之路》、《富村三十六计》等党员电教片，收看率达100%，使受处置不合格党员在强化学习的同时，能真正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宜冲桥乡月亮村限期改正对象李玉翠，通过观看《富村三十六计》，思想认识有了很大转变，积极参与退耕还林，种植楠竹5亩，今年仅种楠竹可增收3000元。其次，在教育方法上因人施教。针对不同类型的党员，我们采取“一帮一”、“二帮一”等方法，突出重点，因人而异进行帮教，收到了良好效果。把形势、政策和更新观念作为教育转化不合格老龄党员的重点。如苗市镇东洋村66岁的老党员韩思文，在受到组织帮教后，思想转变很快，主动将尾欠税费交清，今年还帮助乡邻调解矛盾8起；把党性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作为转化不合格青壮年党员的重点，帮助他们树立集体观念和为人民服务思想，鼓励他们多为群众办实事；把传授实用致富技术作为教育转化不合格贫困党员的重点，引导他们早日脱贫致富。如高峰土家族乡南井村受限期改正处置的党员马桃吾，通过学习优质烤烟种植技术后，今年种植烤烟10亩，成为全县有名的种烟大户，家庭纯收入比**年增长了5倍。第三，在教育方式上灵活多样。通过集中学习、定期交流、走访谈心等多种形式，在受处置不合格党员中认真开展“帮带共进”、“争先创优”等活动。近4年来，全县共举办受处置不合格党员教育转化培训班82期，召开座谈会1200余次，走访谈心达4000余人次，一批不合格党员迅速得到转化。到目前，全县已有1500余名不合格党员转化为合格党员或好公民，有20余名党员主动与宗教、封建迷信划清界线，有26名党员彻底与“”邪教组织脱离关系，受处置的724名“三不”(不按期交纳党费，不过组织生活，不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党员主动补交党费1.2万元，有675名党员过上了正常的组织生活，91%的补交了各种税费。如我县许家土家族坊乡的42名受处置党员，自觉补交了农业税1.2万元。该乡陈坪村党员余元庆主动拆除他因儿子生病而修建的土地庙，表示一辈子与封建迷信彻底决裂。

三、规范管理，健全网络体系。为了确保教育转化工作取得实效，我们在全县范围内建立健全不合格党员跟踪教育管理网络。一是建立由基层党委(党组)、党支部和党小组组成的纵向管理体系。县委组织部统一制发《**县受处置不合格党员跟踪教育管理台帐》、《**县受处置不合格党员统计表》、《**县帮扶受处置不合格党员典型登记表》、《受处置党员单位党组织年度评议表》等相关资料。由各单位党组织或责任人按要求填写后，分别报送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并及时反馈情况，有针对性地向单位党组织提出整改意见。二是建立转化销号动态管理网络。各基层党组织按照县委统一要求建立受处置不合格党员跟踪教育管理台帐，明确受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帮教责任人、帮教时间、帮教措施、帮教效果等内容，定期组织考核评议，在群众满意、组织认可的基础上，对已经转化的及时予以销号，没有销号的继续予以帮教。做到帮教一个，转化一个，销号一个，实行动态管理。三是建立社会监督管理网络。县委在受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家属、亲友、邻里当中聘请了部分立场坚定、是非分明、党性观念强的人员作为监督员，对受处置不合格党员思想状况、生活作风进行监督，及时反馈有关情况。县委还规定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八月十五、春节等传统节日和“五·一”、“十·一”等节假日为领导接访日，各级党组织派人对受处置党员进行家访，了解受处置党员的思想转变情况，帮助受处置党员解决实际困难。

四、完善机制，巩固帮教成果。一是建立考核机制。县委把对受处置不合格党员的跟踪教育管理纳入党建工作责任制，年底进行考核。各基层党支部每季度对受处置不合格党员进行一次考核评估，将评估意见记入考核台帐，作为对不合格党员评议的重要依据。二是建立监督机制。每名受处置党员每月对自己各方面情况进行小结，找准差距，与帮教责任人进行沟通交流。各基层党支部通过召开党外群众座谈会、个别谈心、书面测评、设立群众信箱等多种形式，广泛听取群众对受处置党员各方面的评价，并及时归纳整理、反馈给不合格党员本人。三是建立激励机制。对那些愿意接受教育，决心改正缺点错误的不合格党员，各级党组织从多个方面实行激励转化。对表现特别突出的，党组织把他们安排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予以重用。如龙潭河镇江星村受限期改正处置党员郑石生，通过组织帮助积极转化，在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2002年4月被群众推举当选为村主任。杨柳铺乡永盛村受处置党员王章伟，积极参加组织生活，维护村支两委工作，担任村民小组长后，连续两年被评为全乡优秀村民小组长。

国内外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经验借鉴

美国首创产学研结合的“硅谷模式”，一方面，由政府主导建立完善的产业化咨询服务体系来提升产业化速度，融合科学、技术、生产三方面创新要素，强调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应用的市场化与企业化，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另一方面，以中小型高技术企业群为基础，将大学技术研发机构和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和企业需求紧密结合，形成利益共同体。企业出资、出项目，大学科研机构出技术、出成果，并根据市场需求制定科技成果不同转化阶段的目标，并制定相应措施，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率。在加速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的进程中，英国政府提供大部分科研经费，强调科研成果有效的工业化应用，走“市场牵引”的发展道路。在以高校为主的研发基地与企业之间建立流畅的沟通交流体系。通过设立技术转让中心、发放多种形式的科研基金和奖学金，培养各主体的创新能力。此外，政府通过“企业计划”提供专业化咨询服务、展览服务和社交网络服务，实现科技成果转化的商业化与市场化。以“加快自主创新成果应用转化、培育战略新兴产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通过设立“湖北省技术转移专项”，构建自主创新成果转移、推动产学研深度结合、促进科技创业的“三轮驱动”模式,强化科技成果的应用导向，注重“校地”、“校企”之间的联动合作，据统计：2011年全省共登记重大科技成果1200项，以1082项科技成果的扎实落地实现了高达90%的转化应用率，其中将近2/3的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是依靠“校企”合作的战略模式，共实现经济效益164亿元。在投入方面，实施“科技金融专项行动”，成立科技成果转化天使投资联盟，融合金融、社会和创投三种类型的资本，着力解决省内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主要瓶颈，将技术、人才、资金、政策向产业技术创新集聚，力争实现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市场化与资本化。在转化方面，加强服务体系建设，启动链接省、市、县（区）三级、完善“大院、大所、大企的一站式”管理服务平台和“湖北技术交易网”，形成“供需对接”的长效体制机制。遵循“政府引导，专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市场化运作”的原则，成都市政府制定了以需求为导向的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目标。针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各个阶段出现的不同问题，立足于高效率落地转化的目标，以改组生产力促进中心、整合相关科技资源、组建技术转移集团为突破口，将科技成果转化的触角前端连接到高校，后端连接到满足企业诉求与完善资金链条，以市级战略功能区为主体，以产业技术研究院为载体，整合全市各主体内部技术、人才、资金等要素，打造“发现、筛选、撮合、投入”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出台了《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工程实施方案（2011-2015）》，该方案着重强调区域特色产业集群的建设，省市县三级科技成果转化推广区域服务机构的联动机制的构建，科技成果、人才、资金等科技要素向产业集群集聚的扎实推进。面对仅有20%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青岛蓝色经济区如何在在新导向下优化布局科技资源，充分发挥其独特的海洋优势，开展深入全面的科技体制改革，以打造蓝色硅谷为发力点，着力通过平台建设与引进培育重点项目和企业来缓解海洋科技成果与市场需求脱节、科技成果转化过程渠道不畅、产业化进程缓慢，技术创新企业的规模、数量与层次处于劣势的局面，是青岛近年来科技发展战略的核心。青岛首创在大学、大院、大所与大企业之间建立新型产学研结合的“双大合一”模式，以科技成果为纽带，形成发展链条，实现“同心双赢”。建立技术交易中介机构，搭建投融资平台、利益共享平台进行资本运作，完善相关产业配套体系，实现各主体技术关联、协同发展，充分运用海洋优势，创新成果落地转化的发展战略。纵观国内外，各地在促进和保障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方面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但其中的共性因素不容忽视，各地为实现科学研究、技术发明与市场应用的互溶互促，打破高校出成果企业转成果的旧链条模式，让市场成为企业创新的动力，建立各类科技创新平台，市场积极探路，政府从旁推动，企业主体创新，协同解决产业共性关键技术，在新形势下创新企业主导产业技术研发新格局。同时，强调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加强科技创新宏观管理，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并提供完善的技术基础设施以创造更多的科技创新，培育科技中介和服务机构，有效整合各类科技资源，优化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机制。

推进福建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战略构想

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作为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环节，在把握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的大方向，围绕福建科技工作的新思路、新导向的基础上，福建科技成果的落地转化应着力于科技计划项目导向改革，立足创新链和产业链，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通过项目、基地、人才三位一体的整体推进机制，集聚整合科技创新资源，构建各类科技主体平台，优化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环境，促进政府、企业、高校以及科研院所协同发展，夯实科技成果落地转化能力。科技成果转化的落实主体在企业，然而落实瓶颈也在企业，为实现福建“促进重大科技成果在福建落地”的目标，扎实推进“政府财政投入经费主要投向企业，科技创新平台主要建在企业，高层次人才主要引向企业，全社会研发投入主要由企业完成，科技奖励主要由企业获得”的工作任务，完善企业技术创新体系，鼓励企业开展多种形式的技术创新活动成为当前福建提高企业引进、运用、再创造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重中之重。立足于企业与市场的需求，通过产业技术与研究投入资金的引导，促进政府、高校以及科研院所与企业协同发展，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加快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产学研集合带动集成创新，解决技术咨询与技术难题、完善技术入股和现代企业制度、研发高新技术产品、突破工业化生产和规模化效益过程中的主要障碍，进一步提升企业将承接的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速度与效率。技术市场以及各类科技成果孵化器、科技成果育成中心、专利技术展示交易等科技成果转化公共服务平台、中试培育基地的建设，是从机制上保证科技成果走进企业、落地企业；是高效整合各类科技主体平台内部资源，实现跨平台相互利用；是细化实化的将科技成果研发、转化、交易、服务平台有效整体推进；是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建立政策支撑体系，完善资金的投入运用，优化支撑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外部环境。如何保障科技成果落地企业、落地福建，一方面，打造面向研究、开发、产业化以及市场化等不同转化环节的创新主体平台，对经过中试、能产业化、有市场前景、可商品化的科技成果进行集成登记，形成科技成果评价机制。另一方面，加强政策引导，在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和其他相关方面出台相关政策扶持，鼓励企业、投资机构、金融机构等协调发展，集聚与对接科技创新要素，营造并优化加快促进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政策环境。无论是国家科技发展战略部署，还是福建面对新形势、把握新动态所提出的科技工作新思路，都凸显着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加速科技成果落地转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作为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重要环节，如何在构建福建特色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新模式中发挥作用，是当前以及未来福建科技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只有遵循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与外在规律，完善体制机制，立足于制定符合福建特色的科技公共政策的、以科技公共服务与平台建设为落脚点，通过中介机构或平台等第三方连结技术供给方与技术需求方，三者协同发展，共同构建福建特色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新模式。

本文作者：官鸿工作单位：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本文主要是探讨如何在作文构思训练中培养转化思想,主要从五个方面来培养。实与虚的转化;褒与贬的转化;散与聚的转化;因与果的转化;宽与窄的转化。

关键词:作文构思转化思想转化技巧

清人沈德潜说:“平字见奇,常字见险,陈字见新,朴字见色。”这里说的是炼字过程中对立面的转化。构思过程也存在这种转化。作文构思的实质是对写作素材的改造和制作,而要完成这一改造制作过程,必须离不开对材料实施转化。就中学生进行的作文训练而言,无论是命题作文还是材料作文,题目只能提供对立面中的一个方面,构思时必须涉及对立面中的另一个方面,因此,实题要虚做,虚题则要实做;原因要化为结果,结果则要追溯原因,等等。可以说,转化,是作文构思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因而作文构思训练必须包括辩证转化思想的训练。

训练转化思想必须掌握转化的技巧。下面结合本人的教学实践谈谈这一问题。

一、实与虚的转化

“实”就是具体地、直接地写;“虚”就是抽象地、间接地写。作文训练中的“实题”提供的多是具体的人物、事件、实物等方面材料,如《毁树容易种树难》、《老师的眼睛》、《教室里的欢笑》等,写此类题目若是一味求“实”,不注意“实中有虚”,则表达上易呆板,也缺乏积极的思想意义或必要的思想深度。故“实题”一定要“虚做”,或揭示具体事物的本质,或揭示具体事件的意义,或展开由此及彼的联想,或回避正面实写,代之以旁敲侧击。如《在阳光下成长》,可由“阳光”联想到“父爱”“母爱”“师爱”“友爱”,而不能只在“阳光”本身做文章。又如《××比赛》这类题目,若是正面描写比赛场面,做到“实中有虚”,揭示比赛意义,未尝不可;但有的同学写跳绳比赛,却回避了正面实写,而是写一个“潜补队员”因给同学看衣服不能观看比赛,只能听到赛场传来的阵阵的欢呼,揭示他想看比赛但又不玩忽职守的矛盾心理,如此化实为虚,更耐人寻味。

【摘要】新课改指导下，对各阶段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保证将教学面向全体学生。高中在开展英语教学中，不能以教学任务为核心开展教学。因为学生之间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教师要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教学要针对每个学生，从而有效提升学生自身能力。因此，本文将对高中英语“后进生”的转化进行研究，从而提出有效的转化策略。

【关键词】高中英语;“后进生”;转化策略

教学面向全体学生，是保证每个学生都能学好英语，有效提升英语能力。但是在实际教学中，很难将学生的学习效果及速度实现统一。因此，高中在开展英语教学活动中，教师不仅要保证学生掌握基本知识，也要不断创新教学方法，注重培养英语能力较差的学生，教师教学不能放弃每个学生。

一、造成英语“后进生”因素

对于高中学生而言，因为年龄关系，正处于叛逆时期，并且很多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家长过分宠爱孩子，经济富足，每个家庭都在努力为孩子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学生并没有什么压力。学生在学习高中英语知识中，会存在一定的难度。很多学生在面对困难时，直接会选择放弃，学不好英语便不学。并且，当下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已经实现全面普及，很多高中学生受其影响较大，从而影响学生学习。另外，学生自身没有意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从而在潜意识里没有去好好学习英语。

二、高中英语“后进生”的转化策略

为确保今年年底前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农村后进党支部的转化任务，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基本目标

倒排5%的后进党支部和省市综合掌握的后进党支部全部转化为合格以上。年内新出现的后进党支部严格控制在3%以内，其转化时限严格控制在3个月以内。

二、转化标准

农村后进党支部转化要达到“三有一满意”标准，具体条件是：

（一）有人管事。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八大组织健全团结、公正廉洁、坚强有力，能够完成上级交办的各项任务。党支部书记政治坚定，事业心强，带头致富能力强，带领群众共同致富能力强，有较高的群众威信。培养选拔了一定数量的农村党员和后备干部，后继乏人的问题得到解决。

运用直观形象的方法，低起点”就是传授新知识的起始阶段放低起点。使学生听得懂，学得进。多层次”就是针对学生的共性和个性差异，因材施教。高要求”就是精心钻研教材，使所有的学生都处于“跳一跳，摘个桃”学习状态。通过课堂教学改革，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与发展，从而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面向全体，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因材施教，使素质教育落到实处，本学期学校将以心理健康教育为切入点，继续加强后进生转化工作，并努力探索新形势下教育方法，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让学生得以生动、活泼、主动、健康的发展。

一、树立正确的教育观。

提高认识，学校将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组织教师深入学习有关理论。通过学习。转变观念。教师应注重创造，构建民主、平等的师生交往和生生交往，使学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特别是师生关系中体验到平等和民主，尊重和信任，理解和宽容，亲情和友爱，同时受到感化、激励和鼓舞。

二、努力探索后进生转化工作的新路子。

逐步提高教师素质。课堂教学中，1.学校将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教师进行学生心理知识的学习。各任课教师要把心理素质教育作为教学的重要任务之一，渗透到日常课堂教学中去。所有教职工在教育、教学和管理过程中，要根据学生个性心理的发展状况，开发学生的心理潜能，形成教书育人，管理育人，环境育人的双育合力。

音乐困难生转化浅谈

摘要：音乐课堂上不免会出现一小部分音乐学习困难生，即暂时的“丑小鸭”。我们不能忽视他们的存在，否则他们会掉队离群，要用我们全部的爱心去呵护他们，让他们全面和谐的发展。本文从学生心理出发进行分析研究，首先为学生树立学习的信心，然后不断提高学生学习的能力，最后细心开发学生学习的潜能。从而实现“丑小鸭”向“白天鹅”的转化。

关键词：音乐爱心呵护丑小鸭

一个班级的学生来自几十个家庭，由于各个学生的生理、心理、遗传、家庭环境等不尽相同，音乐课堂上出现学习困难生在所难免。例如学生伴有五音不全、没有节奏感或不善表演等情况，他们往往被看成是音乐课堂上的“丑小鸭”。这些小鸭子掉了队，希望得到集体的接纳，更希望得到老师的关爱。作为教师，我们更应该迎合“丑小鸭”的心理需要，加倍地关心和爱护他们，不让他们离了群。用我们的真心去贴近他们，用我们的耐心去开导他们，用我们的爱心去呵护他们。尽力为“丑小鸭”建造一个温馨的“家”，让他们有“家”可归，让他们快乐地成长，让他们展翅飞翔！

一、爱心呵护，让“丑小鸭”树立壮行的信心

“丑小鸭“壮行需要足够的信心。由于他们在音乐方面存在着某些不足，自卑心理往往夺去了他们的自信。因此，教师首先要深入全面地了解他们，要善于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利用他们自身的优点来鼓励自信。

一、反对“制度决定论”的背后“制度决定论”这个提法在八十年代末刚刚出现时，曾令人感到某种新意，促使人们去考虑思维模式等滞后因素在传统变迁中的重要影响。但是如果仔细推敲，就会发现它是论者的一个假想敌，真正的对手是某种具体的制度形式即市场经济制度或民主政治制度，而不是一般的“制度决定论”。社会科学中的决定论思维常常会把研究者引入悖论的陷阱。在《走向成熟》一文中，就埋藏着一个关系、行为与制度之间的因果悖论。前面说：“只有存在着这些不同的个体（包括利益团体，企业和社会个人）以及彼此之间的契约性关系和行为，然后，才有相应地存在对其进行调节和约束的市场制度和规范。前者是体，后者是用，前者是因，后者是果。”后面则说：“而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又是市场经济对人际关系改造的结果。”如果在这个因果链环中转圈子，市场经济制度就永远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了。体用说与因果说在表述上有所不同，但在思维方法上可纳入同一种范式。把人们的行为、关系视为体，把制度视为用，这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教条的信奉者来看，固然是离经叛道之论，但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考察，却是老生常谈。张之洞在近一个世纪前就正式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纲领，他所谓的西学，主要就是关于经济政治制度的学问，而中学则是规范人们行为思想道德的学问。梁启超不满意张之洞的折衷主义，他认为旧道德与新制度是不能相互适应的，因此必须提倡新民德。在康梁一派的政治改良主义者内部，自始就存在着作新民与行新政孰先孰后的争论，王照、康广仁、张元济等人都希望康有为把主要精力放在办新学办官报上。体用说与因果说，一直困绕着从康有为到胡适之几代中国知识分子，还是到中国来的外国思想家把问题看得更透彻，杜威在中国学术教育界欢送他回国的大会上曾提出，先有好教育还是先有好政府的问题是一个类似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只有下手去实行，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正是在杜威影响下，胡适才放弃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自我承诺，第一次动手去做政论文章：《我们的主张》。不论是梁启超还是胡适，他们在政治制度建设上的努力都是浅尝辄止、犹犹豫豫的，缺乏孙中山那种职业革命家一无反顾的决心，在他们内心深处甚至把参政视为做妓女一般的行径。因此，政治自由主义在中国失败的原因，不能从杜威的实用主义到五四青年一代的“制度决定论”这样一种线索上去解析。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理想制度，现实政治则是制度理想之间的冲突。《走向成熟》归纳“制度决定论”的错误在于“试图超越阶段，直接以完整的制度作为启动民主的基础”。这句话本身在逻辑上是不通的，如果已经有了“完整的制度”，还有什么必要去“启动”民主呢？如果把“完整的制度”改为“完整的章程”，那么就比较合乎实际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订了美仑美奂的民主宪法，但是人们从这些国家的政治实践中却很难发现民主制度的踪影。有效的制度不等于纸面上的规章，在人的行为、关系与制度之间本来也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人们习已为常、因循重复、形成体系的行为方式就是制度。任何一种制度的延续都需要有一套奖惩机制的支持。有人说，制度是作为节约每个个人的有限理性的“社会资本”被引入经济学的，这是侧重于奖励方面考虑制度功能，因为经济学假定每个人都是有经济理性的明白人。政治学家则偏重研究制度运行中的惩罚面，凡是没有罚则的法规都认为是徒有虚名的儿戏，因为政治学的基本假定是人性恶，任何不受制约的权力都会导致绝对的腐败。非正式的制度受团体和社会舆论的监督，正式的制度则受国家政权和法律的保障。一般地说，在正式制度能够达到的地方，它的作用总是强于种种非正式制度。譬如说，中国人历来推崇“温良恭俭让”的行为美德，但是在政府强制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时，把别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事就会经常发生。中国人素有勤劳智慧的美称，并在五洲四海皆有上乘的表现，但在铁饭碗、铁交椅成为制度的地方，懒人蠢人却成批出现。《走向成熟》又说，“按照‘制度决定论’者那种力图通过大规模引入市场规则和制度来获得市场机制的思路，得到的往往不是市场而是市场的失范。”这段话给人的感觉是：制度是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想要引入制度得到的反而是失范。其实，制度不过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概念。当一事临头时你知道自己应当怎样做就能够在社会上达到目的，而且这种做法屡试不爽时，就表明有一种规范人们行为的制度存在。当你到政府机关里照章办事行不通而送过红包后就事事通畅后，你自然会明白，在书面的规章之外还有一种实际有效的制度。制度的寿命有长有短，有些制度可以延续几千年，有些制度不过维持三两年，但只要人类文明社会存在一天，人们就很难离开制度而生活。在一般情况下，只会出现制度的嬗变而不是制度的缺位。认为在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由于“市场制度因缺乏必要的社会支持条件而尚不能产生秩序和实效，于是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一时不受约束”，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如果世界上存在“理想的计划体制”和“理想的市场体制”这样的东西，那么在全面转型的瞬间，可能会出现“不受约束”的“社会经济行为”。但是，现实中存在的都是一些非理想的过渡状态，不论在改革前、改革中和改革后，我们能够剖析的东西都是一个发展连续体的某些断面，在这些断面上，人们都不难发现有效制度的纹理。激进的“制度创新论”固然应当接受历史的重新估量，但把它与“大规模引入市场规则和制度”相联系则多少有些牵强。人不难发现，1978年以前的二十年中，制度创新的冲动并不比其后的十五年弱，相对地说，现行的农村家庭承包制就要比时期的农村经济制度稳定得多。“由新制度所激活的市场胚胎的生长速度远不及新制度泛滥所招致的市场失范速度”，这不是由“制度决定论”者的轻率所造成，而是取决于改革的制度取向。“新制度”不等于市场制度，政府最高当局确认改革的市场取向，不过只有一年多的光景。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改革的基调是放权，主观上是想放权给国营企业，但实际上大部分被地方政府截留了，变成了行政权力的再分配。相对于以往的中央地方关系而言，地方政府的行为确实出现了某种“计划失范”，而某些企业的“市场失范”行为恰恰是与地方政府同谋甚至是由地方政府一手导演的。所谓“市场失范”的确切含义颇难索解。是指市场不能覆盖整个社会的全部制度空间，某些市场外部效应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调节呢，还是指市场的好处只能在成龙配套的引进中实现而不能寄希望于局部机制先行运作呢？抑或是指市场规则有名无实，事实上不被人遵循呢？对于前者，学术界并不存在争议；若肯定中者，就失去了渐进性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关于后者，则需要考察是谁有能力不遵循市场规则并从中获得了利益，是主张大规模引入市场规则的人呢，还是阻挠破坏市场运作机制全面生成而热衷于双轨制的人。《走向成熟》强调市场的培育，反对“人为地取消”旧体制，这在原则上是对的。在改革进程中，人们总是首先拓宽制度边界，填补规章真空，从易处入手；对于现行制度的变革，往往也是先扫清外围再攻坚。然而，经济改革现在已经到了攻坚阶段，再不“人为地取消”某些旧制度，就没有什么戏好唱了。培育市场，关键不是建立市场的外部支撑，各种有形的市场设施和市场信息传输系统等，而是确立市场主体的合法地位。任何一种制度的特征都是最集中地体现在它的禁忌上。计划经济的命根子就在于禁止任何主体进入市场。市场发育原本是一种基于社会理性的自发演化过程，而如果不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阶级斗争，不一茬一茬地砍头割尾巴，计划经济就难以维持。人为的禁令只能人为地取消，取消的困难不是技术上的而是政治上的。建立市场经济制度，第一步就要废止市场准入禁令，不同的个体“包括利益团体、企业和社会个人”只有获准进入市场之后才能被称为市场主体，才需要有规范市场行为、制约市场关系、保障市场安全的一整套法律规章。在《走向成熟》一文中，与市场制度、市场化相关联的词汇常常是：失范、失控、脱序、无序、无组织力量等，这反映出论者对市场的内在秩序信心不足。确实，时下颇有一些文化人从内心深处怀疑和蔑视市场，把市场行为视为人的劣根性的表现、非理性的本能行为。但是，这种观点只有部分的道理，另一部分则是偏见。尽管韦伯曾详细论述过新教伦理与市场行为的关系，若要说市场的背后有一种超越的价值理性在支撑，毕竟牵强了一点儿。然而，从亚当·斯密（1723－1790）以来，经济学家就把市场行为看作理性人的行为，即具有实用理性的经济人的合理性行为。至于宋明理学把理与欲、价值与本能分为两截的学说，则自与斯密同时代的戴震（1723－1777）起就受到强烈的冲击，当然更难逃脱晚近的行为主义伦理学家和社会生物学家的理论清算。以休谟（1711－1776）和斯密为代表的苏格兰启蒙学者是世界史家杜兰所谓的理性时代的产儿，他们无疑是与愚昧主义者相对立的理性主义者，但他们又是与欧洲大陆源于伏尔泰（1694－1778）的法兰西启蒙主义者和德意志浪漫派不同类型的理性主义者。现代经济学继承了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传统，现代政治哲学则承袭了欧陆理性主义正统的衣钵，一直到本世纪七十年代，近现代思潮的这两个主要分支才出现汇合的迹象。斯密的经济理性建立在休谟怀疑论的认识论基础之上，因而他不是后来波普所谓的“理性全能主义”者，而是有限理性论者。有限理性论不承认有全知全能的上帝或拟上帝存在，只相信普通人的日常经验，因而又被称作经验主义。经验主义的经济学家认为，在人与人之间的交易行为中，个人的价格信息和交易经验是有限的，交易各方的利害冲突又使他们处于一种具有无限技术可能性的博奕之中，个人理性选择的结果非常不确定，而市场制度是在众多个人的互动过程中形成的，是在不断试错的机制下跨越世代长期演化的结果，因此具有超乎个人理性的客观性质，比任何个人的理性计算和设计更值得信赖，这在一定的意义上可称之为制度优于个人理性。伏尔泰的哲学理性和政治理性则与他对社会进步的信仰不可分割。苏格兰启蒙学者不一定彻底否认上帝，但他们心目中的上帝是不干预人世的，至多不过提供了宇宙的第一推动力。法兰西启蒙主义者敢于公然标榜自然神论甚至无神论，但他们又从科学那里找到了新的信仰。进步被认为是一种类似于自然法则的社会法则或趋势，既然是法则，就应该能够被学者所揭示和把握，并推荐或售卖于帝王家。他们不愿接受群众自发行为的综合就是历史本体的朴素经验主义观点，认为这不过是历史的表象或者假象，他们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本质论，热衷于探寻历史的本质。作为伏尔泰的传人，黑格尔、马克思都声称掌握了历史的本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统制经济或计划经济思想流派，就是以对历史进步和人类最高利益的科学知识来与群众的市场实践和个人利益体认相抗衡的。近来，学界开始重新评价保守主义思想，这是一种可喜的现象，是多元主义的一个新进展。但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分清两种不同的政治保守主义。相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激进主义而言，从洛克（1632－1704）到伯克（1729－1797）的君主立宪主义和从伏尔泰到腓特烈大帝（1712－1786）的开明专制主义都是保守的，但其各有各的思想渊源和政治举措。前者的核心是制度发展，后者的重点是政策取向。前者相信民众至少是特定社会阶层的集体理性，宁肯吞下集体理性出现偏差时的苦果；后者推崇贤君良相、哲人雅士的精英理性，为了贯彻理性原则不惜采取任何措施排除公众舆论的干扰。事实上，由于伏尔泰的巨大影响，专制主义的法国就曾比议会民主的英国在宗教政策上更加放任。1988年以后在中国大陆出现的新权威主义重视自由而比较忽视民主，似乎更接近伏尔泰及欧陆启蒙主义者的思路。此一思路还可以自伏尔泰上溯到马基雅维里（1469－1527），众所周知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信条之一是：为了达到合理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帝王不过是理性全能主义学者用来贯彻真理、申张正义的政治工具而已，这与中国西汉时期董仲舒公羊学的要旨是暗合的。理性全能主义者与有限理性论者对于政府权威的态度大不相同。黑格尔的法哲学把国家本身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代替了中世纪的君权神授。马克思要实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武器的批判”。在开始时更是直言不讳：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了政权就丧失了一切。在有限理性论者看来，“替天行道”这面旗帜不论是插在梁山泊聚义堂前还是国会议事厅前，都只不过是拉大旗作虎皮而已，因为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垄断天意和贯彻天志。政治手段和政治目的并非泾渭分明，手段一旦成为习以为常的政治惯例，原来的目标就会被淡化、被排斥，在有效制度空间里难觅立足之地。亚当·斯密及其门徒对于政府的轻视和不恭乃是众所周知的，这里无须赘述。如果把政府视为二害相权取其轻的必要的祸害，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就是理所当然的。在大众传播媒介高度发达的二十世纪末，政府丑闻迭出，舆论说三道四，已经成为一种政治的常态。企图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种政府能够轻而易举地运用葛兰西所谓的“意识形态霸权”操纵舆论、左右民心的局面，无异于让历史开倒车。当今正有一股新保守主义的浪潮在全球激荡，然而，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总是反对政府权力过大；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却常常担忧政府权威的流失，似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对抗”在一个思想流派中亦然。这很值得人们玩味。对于改革中“政府权威的急剧流失”，要做具体的分析。中央政府的权威向地方政府流失，是眼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大课题之一，此处无法展开讨论，惟叹息在这方面真正有见识的文章笔者读得太少。政府管理微观经济的权力向企业流失，这是官方的既定方针，也是学术界的共识，无可非议。政府以经济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原本就不曾具备，哪里谈得上流失。如果从“多种原来颇受镇制的无组织力量更为有恃无恐”来倒推出政府权威流失的结论，则需要从几个方面加以检讨。首先，某些类型的社会犯罪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已经可以确认是正相关的，市场经济的鼓吹者必须全面权衡利弊，正视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不要心存侥幸，自欺欺人。其次，即便是西方国家政治经济上的自由派通常也不反对政府的警察功能，更湟论中国的市场取向改革者。最后，社会犯罪现象猖獗与一部分警察主动流失政府权威以牟取私利有很大的关系，这是政府公务员向全社会发出的警报，如果政府建设不与市场建设协调同步，就不可能留住第一流的人才并保持廉洁的政风。在民国史上，蒋廷黻等《独立评论》杂志的一批学者同仁抬高政府权威，鼓吹集权政治，以领袖独裁对抗以党治国，是为了曲折实现专家治国的初衷。1988年以后，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担心政府权威流失，则是希望借助现存权威保障政府内外的专家在经济改革中大显身手，加快变革步伐。笔者对于经济专家和改革方案的作用一贯寄以厚望，并深为庆幸小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一听人家说起大知识分子就自卑和恼火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但是，从政治现实主义出发，对专家的期望也要恰如其分。制度经济学家指出，计划经济的市场化改革，是一种“买入型”的制度变迁，即原制度下的特殊权利享有者现在必须追加支付去“买入”原受损方或单方面义务承担者的“同意”，这种变迁通常要由政府领导的“集体行动”来完成。市场化改革不同于自发的市场发育过程，专家精心策划，善用政府权威，在这种制度变迁中的作用自不待言。然而，可能性与必然性相差不啻十万八千里，理想更不等于现实，专家在改革中作用究竟能够发挥到几分，还要受到能力、形势、利益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市场经济学家在与计划经济学家辩论时，已经把计划专家全知全能的假设驳得体无完肤。制度经济学家更进一步提出了计划所依赖的信息的收集处理费用问题。改革方案设计专家同样会面临国民经济计划专家难以逾越的那些能力障碍。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形势比人强，这就是说，专家的精英理性常常挡不住社会上似乎是非理性的群众情绪和时髦潮流。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黄兴等革命党人非常失望沮丧；立宪派的运动则席卷全国政坛，一浪高过一浪，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然而武昌起义一声炮响，不过几个月功夫，连袁世凯、唐绍仪也变成了推翻满清政府的革命党，这完全超出了旅居日本的梁启超的理性政治设计和预测范围的极限，令政治专家匪夷所思，跌破眼镜。1989年的剧变后东欧国家普遍在经济改革中实施休克疗法，分明是对民众的各种既得利益的一次空前压榨，却获得多数选民的支持，这种快刀斩乱麻机会的出现，不是专家能够预先设计的，也不是从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出发能够解释的。当改革设计专家需要社会心理学家和民意调查机构帮助时，他们便不得不走下经济科学理性的圣坛，而踏进了政治艺术灵性的园地。改革必定会涉及到人们的切身利益，对利益的自觉与理性估量正是改革的内在动力源。然而利益、理性与实施改革这种“集体行动”的权力，并不是在全社会均匀分布的。一种社会制度之所以会变革，根本的原因在于维持该制度运作的显明的和隐含的成本过高，而改革本身的社会成本则应小于新旧制度转换所带来的纯利之差额。由于制度运作的隐含成本不易觉察，改革的风险成本又难以预期，许多改革的最终受益者在改革过程中态度暧昧，他们不会成为改革战车的驱动者而只会成为搭便车者。专家显然对于新旧制度和改革成本比普通民众有更多的理性认识，尽管这些认识也不乏偏差或因彼此矛盾而相互抵消；但他们通常并不处在权势地位，甚至有时连发表意见都不获许可。而且，如果专家的利益动机完全被人忽视，也会影响到他们献计献策的积极性。权力阶层在现存格局中仍单独握有实施改革的全权，他们也可以通过专家获取关于改革的理性知识，但是，除非假定权力精英没有自身的特殊利益，就不能无条件地推论他们会以社会总和利益作为改革决策的依据。权力阶层通常是计划经济制度的主要受益者，他们的大部分利益具有隐含性与“外部性”。这些利益已经与权力固化在一起，不允许当事人之间的自愿谈判与交易。在改革中，他们面临的是将既得利益显明化并以“买入”方式获得过去在不知不觉中受损的一方的“同意”，即利益市场化、“内部化”、公开化。因此，即使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总和利益相当可观，只要权力阶层的利益损失不能得到充分的弥补，或者利益分配的相对格局变动过于剧烈，仍旧会出现改革动力不足、阻力太大的问题。中国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进展的巨大反差，其奥妙正是在利益转换和补偿机制上。从以上分析中不难领悟到改革专家与改革家的区别。前者只需是纸上谈兵的行家里手，后者则要对民众进行改革教育，对专家提供必要的激励，对权力层巧妙而又果敢地动手术，让那些“买入”支付小而改革纯利大的新人取代眷恋特权待遇的既得利益者。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民众与执政者有一个换脑筋或者换人的问题，专家与学者更要在知识更新方面下大气力，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对于“市场无序与政府权威急剧衰落之间的恶性循环”的梦魇，或许是政府慈父情结的无意识流露，或许是对已被近几百年来的世界历史证实的市场自组织功能的过敏性怀疑反应。真正进了市场经济学的大门后就不难理解，市场建设并不意味要政府大包大揽，合盘端出一百零八道菜肴的满汉全席。最迫切呼唤市场秩序的也不是行政官员，而是直接参与实践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只要政府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破了题，率先改变自身职能与行为，剩下的文章就可以由企业家组织、消费者权益保障团体、学术理论界与政府立法、行政、司法部门一起来完成。改革中社会最稀缺的要素，不是政府的“镇制”功能，而是政府的领导能力。政府保持宏观经济稳定的能力，沟通调解各种社会利益群体的能力，安定人心吸纳人才的能力，都是保障市场制度创新与市场经济成长的必要条件。二、不成熟的“意识形态创造性解释”《走向成熟》一文中对于“新型权威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阐述，可以称得上是独具匠心之作。一方面，以“政府在改革进程中表现出政绩和实效”作为合法性的内核；另一方面，以“通过创造性的解释”之后仍被“保留下来”的“传统革命意识形态”“构成实效合法性的外廓”，这样就“足以应付因强烈反差形成的各种压力”，“守护改革所要求的安定环境”。人们暂且不必去想象创造性解释后的意识形态是如何光怪陆离的一个模样，反正要把“剥削”与“要素交易”，“镇压”与“保障人权”缀合在一张皮上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社会生物工程，眼下仅考虑一下革命意识形态这张皮能否成功地移植到实效政治这个异体之上。席尔斯指出：“意识形态是形形色色的对人、对社会以及同人与社会相关的全盘性认知和道德信仰类型中的一种。”他和其他学者对意识形态的性质、意义和功用有相当详尽的阐述，此处不拟大段征引，只须强调两个要点：第一，意识形态是全盘性的认知和信仰体系，它的威慑性正是来源于严密的、完整的、浑然一体的教义构造，抽掉它的任何一根支柱都会使体系瓦解。第二，意识形态固然具有外部的实用政治功效，但在它的内部构造上是以若干显著优越的价值和价值评判为中心高度体系化和整合起来的，丢掉了价值评判就等于丧失了意识形态这种特殊理念型的灵魂。意识形态又分为强弱不等的若干变型，而革命意识形态正是最高烈度的强意识形态型，它把意识形态的某些特征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革命一词，出于《周易》。彖传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从中华原典的论述出发，即可阐明革命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革命与现有秩序是水火关系，二者不能和平共处，非革故不能鼎新。它的信奉者以替天行道为职志，气吞山河，睥睨海内，不屑与“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背时之人谈判妥协，讲什么“费尔泼赖”。为了打动人心，合乎民意，革命意识形态必须高标道德价值的神圣性、纯洁性，不遗余力地抨击人间一切不平等，因而是不承担具体政治责任的现存制度的彻底反对派得心应手的工具。但是，一旦反对派变成了执政派，革命意识形态就成为国务活动的一种累赘，不得不在政治现实面前逐渐软化乃至完全褪色。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鼓吹战争失败主义和无条件和平论，在国内战争最激烈时发表了放弃沙皇俄国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对华宣言，然而，当他们的政权完全巩固后，却心安理得地为了中东路的特权到中国境内来与中国军队打仗，并且指令弱小的中共不惜为此而竭尽全力，从而使陈独秀最终离开了他亲手缔造的政党。国民党改组后一直标榜反帝的革命外交政策，但是当国民党政府下决心与日本开战时，却不能不考虑军队整训、军火储存、外援通道、货币财政稳定、国内政治统一等诸多难题，并为此而争取必要的准备时间，不似国民党内外的在野派可以无所顾忌地唱抗战高调。革命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不同于宗教教义。它不能只向信徒允诺千禧年的极乐世界，而必须开出到期兑现的支付信用证。由于对现实中的非正义现象搜罗太全、攻击太猛，人们对新制度的期望值自然会抬高到极限；由于革命进程中的牺牲太多，感情负债太重，利息的承诺就不能不格外丰厚。实效政治则必须讲究利益关系与实力地位，讲究处世圆滑与留有余地。革命意识形态的这笔政治遗产与负债，是奉行实效政治的后续政府难以承受的，它大大地限制了政府的回旋余地。这样一种合法性的外廓，就像是昆虫的旧甲壳，成为政治发展的严重障碍。《走向成熟》实际上也已经指出，只要政府“以不断的社会变革成果来满足大众对于实际利益的要求和预期，它便可以无须过多借助于传统政治资源和意识形态”。为什么没有多少借重价值甚至还有害处的东西“仍将被保存下来”呢？这是出于一种学者为生民立命的强烈自信心，对革命意识形态价值符号“创造性的解释”的一往情深的痴恋。下面首先剖析一个“创造性的解释”的应用实例，然后再来探讨有关这一概念本身的问题。《走向成熟》提出的在形成“新型权威政治”的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观念是：“一种以追求实效为基础的世俗理性，以及一种无须预设某个外部敌手的民族主义”。显然，前者与革命意识形态无关，后者则是既源于革命意识形态又有别于传统的一种“创造性的解释”，不妨称之为“新民族主义”。鉴于目前正在欧洲兴起一股排外的新民族主义，为了避免指鹿为马，似乎还应当在不预设外部敌手的新民族主义之前加上“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一必不可少的定语。它的现实可行性如何，能否一石激起千层浪，由学者的理想变成群众性的思想潮流？它的实际有效性又如何呢，能否过五关斩六将，起到倡导者预期的政治效果？民族主义与民族情感是两个既有关联又绝非一体的社会心理现象。民族情感作为一种群体意识是人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古往今来概莫如此；同时，不同世代的个人的感情与命运共同体又随时代进化而日趋扩大，由社群、氏族、部族、民族直至全人类。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现代意识形态，一种高度自觉的理性工具。从世界范围来说，民族主义的成熟形态是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征服的产物，在费希特以后的德国思想界尤其受到宏扬和推崇，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帝国主义扩张和两次世界大战成为全球性的群众思潮。中国的民族主义萌芽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义和团的暴乱曾使民族主义锐气顿挫，一变而由排外转向排满，民国初年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与合作主义、世界主义激烈角逐时期，威尔逊与列宁的意识形态霸权使民族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最终占了上风，成为政治家动员民众的利器，在抗日战争中全民性的民族主义达到了它的顶峰。纵看历史，民族主义兴起离不开“无须预设”便登堂入室的某个外部敌手作为催生的产婆；横观世界，前南斯拉夫、高加索地区、索马里和阿富汗的民族主义和部族主义如果不以针对敌手为号召便是无法想象的。因此人们有理由怀疑“有中国特色的新民族主义”将会胎死腹中，永远停留在个别学者的本本上。最近的实践证明，如果不虚张声势地夸大外来威胁，以激烈言词吓慌了外来投资者和私人企业家以至影响到股市行情，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根本不会注意某些“民族本位学者”在报纸上整版整版地发表的谠言宏论。单纯考虑政治功效而不问是非曲直，温文尔雅的“新民族主义”绝不是热血沸腾地“餐胡虏肉饮匈奴血”的本来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的对手。然而，传统民族主义过去也不曾是什么灵丹妙药，它在奠定政府的权力合法性基础上的作用依形势而转移。要说革命民族主义的纯粹性，国民党自认为还在共产党之上。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飞到印度支持甘地、尼赫鲁的民族主义，不惜得罪丘吉尔政府，并强烈要求英国1943年放弃在华治外法权的同时归还香港；他还断然拒绝罗斯福、史迪威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甘冒战时主要盟友中止援助后独自抗战的风险，算得上是赫鲁晓夫撤回苏联专家后鼓吹自力更生的老前辈。在外部矛盾尖锐时，民族主义形态确实能够打动人心，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平安回到南京，全国许多城市群众自发上街庆祝的场面是何等的感人。但是当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将反帝民族主义发挥到极致时，他在政治上却开始走下坡路了。抗战胜利后国内问题提到首要议事日程上，共产党抢先抓住了民主和这两面旗帜，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动权。国民党政府虽然能以世界四强之一风光一时，虽然尚能在东北问题上鼓动青年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造成了在后来的学生运动史册上很少提及的1946年初的反苏风潮，终归还是丧失了多数知识分子和农民的支持。今天，当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要潮流时，敝帚自珍式的民族主义玩赏，又能解决国际国内的哪些具体问题呢？换一个角度说，它又有能力与其他的时兴思潮包括传统民族主义相拮抗吗？“创造性的解释”的成功范例虽然不大容易发现，但这样的一种理想却被许多人心向往之，大有在中国思想界蔚然成风之势。早在1967年林毓生给他的老师殷海光的信中，就有创造的改良主义（creativereformism）的提法，以后修正为“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林的著作于八十年代在大陆出版后，随之而起的便有“创造性的理解”、“创造地阐释”、“创造性的解释”等类似的说法。“传统革命意识形态”，当然也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在“创造性的解释”之列。这一派的学者大多属于文化保守主义者或以传统文化的卫道士自居，很不满意中国传统的原典、文本及其精神在现实生活中遭到冷落，西化的思想观念乃至语言词汇充斥于学术文献上与日常交往中。他们决心以精卫填海之志，收女娲补天之功，给已经逐渐从历史前台隐退的传统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学者的真诚信念与奋斗勇气，如梁任公所称：“为两千年来翻案，吾所不惜，与四万万人挑战，吾所不惧”，那是永远值得人们击节赞叹的；但是在普通人的心头也有一个疑团需要解开：当社会文化蓬勃发展、具有一泄千里之势时，让正在死去的价值符号复活，意欲何为？传统的文化符号，是生活激流中的诺亚方舟还是经不起惊涛骇浪的个人救生圈？学者是在符号世界中安身立命的，如果他们自己把符号价值置于生命价值之上，那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他们要用符号的锁链拴住国家的航船，那就有点不自量力了。然而，对于符号形式的过分迷恋和对于符号权力的过分向往，有时会使人忘掉现实，陷入精神的痴狂状态。符号形式的迷恋者有一种幻觉，以为传统价值符号乃是民族生命之所系，无限生动的人的现世行为与心理表现反而不是。因此面对着鲁迅、茅盾、老舍等当代文豪的杰作，王新命等十教授于1935年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辟头第一句便说：“在文化的领域中，我们看不见现在的中国了。”民族传统犹如生物遗传，有基因型与表现型的区别。在人类庞大的基因库中，有许多基因过去或许有其对应的表现型，而现在则作为不被表达的DNA片断在染色体中螫伏着。以典籍等书面符号形式存在的传统是文明基因库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它们时下能否被人背诵，是否受人推崇。这样一种由基因型和表现型共同构成的文化宿命不会因一个或几个世代的传人适应环境的生存努力就完全改变。单个世系的遗传基因会因不同世系间的杂交而流变，而一个大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基因库却不会因杂交而遭受损失，反而会通过变异发生率的增加而更加丰富多样。十教授不懂得外表性状特征与内在遗传特征的区别，因而他们才会哀叹：“由这没有特征的政治、社会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渐渐不能算得中国人了。”亡国灭种，常常是道德家警醒世人的危言。然而，对于生物学家来说，人和猿究竟在何处分手，以哪一个世代的化石标本作为科属与物种的分界线，是一个至今无法解答的问题；同样，对于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来说，什么时候就开始算得中国人了什么时候就算不得了，更是一个无比棘手的难题。既然人与类人猿的生物遗传基因相差无几，将来的超中国人也断然不会完全抛弃中国人的文明传统。一般地说，人类意义系统中符号形式的变迁，一些过去的表现型文化退入文明遗传库暂时不再表达一些新的文化变异性状取而代之，正是文明进化之真谛，也是一个文明富于生机的表现。对于“迷失本性”的恐惧，乃是因为过于执着“小我”的特色而忘记了“大我”的境界。有些人尊崇传统价值符号是出于对其创制者的敬意，尤其是对孔子、孟子、朱熹、王阳明、孙中山、这些圣贤伟人的敬意。敬意的背后也难免有功利的考虑，即用我们阔的时候来与西洋比一比，压下他人的气焰，长自家的志气。但是，把圣贤之道作为传统的化身，以为保住伟人的地位就可以防止传统的嬗变，实际上还是鼓吹者自身的精英主义意识的表露。传统有大传统、小传统之分，精英文化不能涵盖或取代底层文化。朱熹自己就说过：“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真正在中国老百姓中间发挥作用的俗文化，眼下正是民俗学和历史学研究的热点。由于宗教不发达，中国历史上精英文化与底层文化的脱节一直比其他文明更为突出；进入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现代社会后，精英文化左右民众生活的能力更趋于削弱。因此，以主观的敬意态度来代替对社会演化的客观研究基础上的价值系统的适应性调整，立意虽高，却很可能于事无补。于国无补不等于就是于己无补。学者本来应当是无偏无党的，像孟子所要求的那样无恒产而有恒心，但事实上颇难做到。符号权力的追求者往往将思想的正统性视为自己的生命线。隋唐之际，中国的文化环境曾经非常的开放宽容，安禄山之变刺激了汉族士人新的夷夏之防的意识，在这种背景下，韩愈提出了道统的观念，欧阳修则将其应用于正史的撰写。到了近现代，权谋之士仍然常常利用道统来为政统服务，或者以之与旧政统抗衡，或者以之为新政统开道。前者如康有为把孔子打扮成变法的教主并以素王自居，后者如戴季陶在孙中山逝世时写的挽联中赞其“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其实，在本世纪的现实政治角逐中，几千年一脉相承的道统已经不大灵光了。南海圣人在清末民初筹建孔教会的努力一再受挫，即使有达官贵人相助也是枉费心机。三民主义虽然由中山信徒加冕登基，受到顶礼膜拜，终究竞争不过外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符号权力的规则似乎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布迪厄在他最近的一本新书《语言与符号权力》中指出：拥有符号资本的人，便具有一种把某种认知工具和社会现实的表达强加给弱势群体的力量，这就是符号权力；它使得共同体就这个社会世界的重要意义达成共识成为可能，它还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再造，使支配关系合法化，确定社会空间，它通过构造既定世界，确定或改造世界观，乃至改造世界本身。“创造性的解释”作为对道统观念的一种修正模式，是不是取得符号权力的捷径呢？对此否定尚缺乏足够的根据，这里只能提出它所面临的若干困难。一种传统观念或者一种意识形态能够在民众中发挥作用，并非总是理性思考的结果，通常反倒是非理性的产物。它们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成为人们头脑中的思想预设。例如决定论的思想就是许多人都不知不觉地具有的一种思想预设。当理论家进行反思，试图“创造性的解释”传统的时候，往往却成为对传统观念的一种解咒，使其对群众的魔力完全丧失。西方社会中的各种新马克思主义流派，可以视为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创造性的解释”，但是，这些流派现在只是大学校园中的学术异端，与三十年代以前或者六十年代以前那种群众性的社会思潮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意识形态的兴衰与学术流派的传承嬗变有一定的关联，又有各自的规律，后者主要取决于学术内在的理路，诸如逻辑性、系统性、精确性等等，前者却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严重影响，与社会心理、集体无意识绑在一起。当群众的热情减退，信仰出现危机时，无论怎样“创造性地解释”，恐怕都很难奏效。一种生活中真实存在而非仅仅纸面上概括出来的思想传统，必然要有一些核心观点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而不是靠打强心针来维持生存。基督教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因为它已经大大地简化了教义体系，弱化了概念指涉，退缩回由那些不受可证伪的科学规律直接攻击的信念所筑起的坚固堡垒中去了。海内外的新儒家如果真想振兴儒家传统，就不能奢望用元典精神改造现代中国人，而只能着力于提升与弘扬那些普通人仍在身体力行的生活智慧。而所谓“传统革命意识形态”由于其政治现实性太强，体系结构太僵化，过去口气太大太满，“创造性的解释”难度更大。创新者必须能够从中抽出迄今未受触动、未被证伪，仍旧完好无损的支柱性观念，在此基础上重建意识形态的高楼大厦。显然，早已千创百孔的那几根顶梁柱肯定经受不起这一重负。“新型权威政治”的脚本中，必须有一个类似于上帝的全能者的角色，因此，其鼓吹者往往把政治上的“新权威”与意识形态上“创造性的解释者”视为一体。事实却并非如此。“实效合法性”与“符号合法性”常常为不同的政治派别所掌握和利用，这一点在中国近十五年改革进程中可以一目了然。关注“实效合法性”的人对“创造性的解释”毫无兴趣，主张“不争论”；把“符号合法性”视为命根子的人拒绝任何“创造性的解释”尝试，时刻警惕着一切潜在的符号权力竞争者。因而好心常常得不到好报。“创造性的解释”“传统革命意识形态”，不仅不能“守护改革所要求的安定环境”，有时反而成为激烈政争的诱因。实效合法性意识的产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政治文化走向成熟的一种表现。实效政治并不意味不需要意识形态的屏护和解释，不需要一种“合法性的外廓”。但这种意识形态绝不是“传统革命意识形态”。新的意识形态霸权的形成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取决于国内外大形势的走向，也有赖于思想家的创造性工作。所有传统的思想资源都可以成为创作的素材。然而，建议把“传统革命意识形态的某些具有镇制功能的价值符号”“保留下来”，实在算不上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