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轨范文10篇

社会主义国家的转轨是20世纪末人类最重大的事件，它涉及了三十多个国家，影响着大约16.5亿人的生活。从1989年柏林墙倒塌算起，转轨已经持续了十余年，而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已经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经济学界对转轨的评论和预测性文章可谓汗牛充栋。然而，其中的很多文献都存在着方法论上的缺陷，最明显的就是用一种想当然的理想模式与转轨现状进行以偏概全的比较，而不考虑转轨过程中各国所面对的不同的经济和政治约束，并且对转轨的目的也存在着很模糊的认识。本文尝试从方法论抽象思维和实证分析两个角度讨论转轨效益的评价问题，并对转轨的目的进行论证。

一、对转轨效益评价的方法论思考

转轨经济学在方法论上的缺陷一是由于经济学界对转轨的准备不足，而转轨的迅速推进又使经济学家们不得不立即做出反应，薄弱的沉淀产生的自然是经不起检验的理论；而且经济学家们在分析转轨问题时大多采用当代西方主流的经济学理论，然而无论是新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其产生的土壤和服务的对象都是当代西方后资本主义社会，而转轨需要解决的却是如何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前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模式变迁。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先天不足导致了转轨国家经济实绩和理论预期的巨大背离，其所引起的广泛困惑使人们对曾经极受尊崇的转轨经济学分析范式产生了怀疑。

经典转轨经济学分析方法的共同缺陷是都或多或少受到其理论基础局限性的影响，忽视转轨国家具体情况和转轨实践的历史特殊性，强调现象层面和具体特征，而忽视了对转轨目的本身的理性思考。理论和现实间的巨大鸿沟使传统的转轨经济学分析方法越来越难以为政策制定提供有效指导，转轨效益评价的合理性成为缘木求鱼。

2004年5月，基于国际主流媒体和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宣传和认可（Ramo，2004），“北京共识”问世，提出：对于转轨国家，不仅要解决体制问题，更要解决发展问题，转轨中的路径选择对两个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各国应该结合各自国情，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似乎预示转轨经济学在分析范式上要产生新的突破。[1]（P16-24“）北京共识”的内核实际上认同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分析转轨问题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的原理出发，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研究。“北京共识”实际上强调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即从本国的现有基础条件出发，“摸着石头过河”，通过政策试行中的实际效果确定政策的可推广性，在改革中不断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法，以保证转轨效益为前提，以生产发展，人民满意为目标，“小步快走”式的进行转轨。

中国学者根据本国国情研究了转轨过程中的“成本——收益”问题，这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学界对转轨经济学研究所做出的独创性贡献。转轨过程中实施成本与摩擦成本的区别、转轨中的成本最小化原则、转轨过程中收益的存在都体现了这种研究的深化。“成本——收益”分析方法被用于转轨过程的考查时，研究者发现节约成本和扩大收益的原因不仅来自转轨，同时还受到既有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约束。转轨过程中的利益冲突，都隐含着发展水平对转轨速度、路径的制约。

通过对董事长转轨改革报告的学习，我受到极大的振憾和振奋。董事长这次转轨改制的思想和举措，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全公司干职的心。登高壮观天地间，改革的战鼓催人奋进；大江东去势不回，改革发展迭高潮！

回首上半年，我感慨万千。虽然腾龙建材因市场、价格等客观原因没有取得理想的效益，但我还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大家有目共睹，也获得了相应的收获：企业的内部管理不断的加强；各项消耗费用不断的下降；销售陈欠款不断的压降……。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国家的宏观政策，市场不稳定因素的增多，腾龙受到了新的挑战。为了冲破企业发展的极限，居安思危，持续发展，腾龙就必须加快转轨改制。 首先，我对这次公司转轨改制表个态：我全力支持改制、参与改制、投身改制，服从安排，无论干任何工作对自身做到“五个增强”：

一、增强自身加快发展的原动力。在工作中做到“三防三树”，一防自满情绪，树立继续奋进的思想；二防畏难情绪，树立敢为人先的思想；三防工作上过得去的情绪，树立争创一流的思想。

二、增强自身开拓的创造力。一是观念创新。向董事长学习，用全新的思维，全局的眼光，对公司做全面的思考。二是思路创新。围绕运行、管理、效益，增新思路，加快发展。三是方法创新。以变应变，不断地研究市场对策，找出企业发展的新方法。

三、增强自身真抓实干的战斗力。一是讲实情况。根据实情办事。二是出新点子。及时向领导回报有益腾龙发展的好方法、好看法。三是提好建议。广开言路，集思广益，为腾龙谋发展。四是严把关口。严把分管工作的消耗关、指标关、效益关。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四、增强自身维护团结的凝聚力。一是坚持民主集中制，不违反原则。二是多通气交流，不随便猜疑。三是坚持公正办事，不因人而异。四是以诚相待，不阳奉阴违。五是相互支持配合，不分工分家。做到对外一张脸、一个声音、一个形象，形成一个团结战斗的集体。

一、问题的提出

行政垄断从形式上主要分为行业性行政垄断与地区性行政垄断，也就是通常说的“条条分割”和“块块分割”。行业性行政垄断主要是政府为保护特定的行业及其经济利益而实施的专营，意在排斥和限制潜在进入者参与竞争；地区性行政垄断则是地方政府利用其行政权力设立市场壁垒，限制产品、技术和劳务的自由流动。从本质上讲，行政垄断是将市场排斥在外，阻碍“无形之手”发挥作用，而以公共权力这只“有形之手”来配置资源。作为转轨经济中的一种特殊现象，行政垄断主要依靠公共权力来获取产业的独占地位或达到区域市场封锁的目的。行政垄断易造成资源配置低效、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封锁、市场分割等诸多问题，且直接影响完善统一的大市场体系形成，因而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行政垄断的形成可能跟历史因素和体制遗留问题有关，但其得以延续和存在的现实基础是什么？其内部的形成机理是什么？对以上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现阶段的行政垄断改革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通过梳理有关行政垄断成因的文献，主要分为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两个方面，系统探讨国家理论和政府角色，并重点剖析转轨经济中的政府的双重角色以及由此引发的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的两种偏离。基于政府行为对公共利益偏离的分析框架，分别对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方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进行分析，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予以经验解释，提出有关行政垄断改革的路径和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述评

由于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形成原因和运行机制有着较大差异，所以我们对两方面的文献分别进行梳理。对行业性行政垄断的探讨，学者们大多将政府机构假设为经济人，作为独立的利益集团与垄断厂商进行博弈的经济角度进行解释。于华阳、于良春（2008）把行政垄断定义为中国转轨经济体制下特定的制度安排，并从制度需求和供给的视角，对行政垄断形成根源与运行机制进行分析。张伟、于良春（2010）构建了规制机构与垄断厂商间的重复博弈模型以分析行业行政垄断产生及维持机制，如果规制机构更多考虑经济增长、规制机构与垄断厂商间存在旋转门以及规制权力相对集中的条件下，无论垄断厂商具备何种产权性质，厂商主动型行政垄断都有可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而出现。对地区性行政垄断的成因的争论主要集中于财政分权（于良春，2011）、政治激励（周黎安，2004）、政府职能几个方面。于良春等（2011）认为，地区性行政垄断形成的原因不在于政府竞争本身，而在于现行的政府竞争制度的不合理性和缺陷，现行财税制度下的事权与财权不对称、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财政支出不透明使得地方政府间的同质性较差，竞争的起点不公平，是导致地区性行政垄断的重要的现实原因。周黎安（2004）从地方官员的政治晋升博弈入手，强调地方官员的晋升激励对地区间经济竞争和合作的影响，认为地方政府经济职能的越位和失位是导致行政垄断出现的原因之一。现有文献对行业性和地方性行政垄断成因的解释，主要局限于规制经济学的框架内，基于对政府角色单一假设基础上，围绕利益集团、设租抽租、政治均衡等核心概念进行的，缺乏对政府角色的分析，忽视了政府同时具有仁慈、自私、公正的多重性格。下面我们拟对国家理论和转轨经济中政府角色进行深入探讨，并以此为框架来分析行业性行政垄断和地区性行政垄断的形成机理。

三、国家理论与转轨经济中的政府角色分析

有关国家和政府的论题向来就是学界争论的焦点，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洛克的《政府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再到布坎南《公共财政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政治家、哲学家、经济学家们一直都试图回答“国家何以出现”、“什么是好的国家制度”、“政府的职能边界在哪里”等一系列的基本问题。下面我们对国家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并分析转轨经济中中国政府的职能和角色。

【内容提要】俄经济转轨的基本内涵是私有化、自由化、西向化和休克化，基本特点是官僚性、强制性和政治性，它是由西方国家策动，少数人出于政治动机，打着改革旗号，利用政权强制推行的官僚买办垄断经济模式。休克疗法造成4大恶性循环，成为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私有化使国有资产大流失，其破坏程度远远超过了希特勒侵苏战争所造成的损失。西向化造成资金大量外流、企业破产、对西方国家的严重依赖。这种模式祸国殃民，使国力衰竭。摆脱这种模式，寻求经济振兴新途径，是俄新政府的迫切任务。

【关键词】俄罗斯经济转轨金融危机西向化休克疗法

【作者简介】王金存，1936年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北京100732)

俄罗斯金融危机引发了更为全面、激烈的经济、政治、社会危机，同时也引起了俄罗斯国内对其社会经济转轨道路和模式合理性的反思。本文拟就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主要矛盾及其与金融危机的关系做些概略分析，以就教于读者。

(一)俄罗斯经济转轨模式的基本特征

1992年初，由激进民主派代表人物盖达尔等人主持的俄罗斯新政府在其西方顾问的协助下，提出了内容庞杂而激进的经济转轨规划，其基本内涵大体可概括如下几个方面：

「内容提要」中俄两国在从计划体制向市场制度的过渡中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和方式，也因而取得了不同的成效。本文主要探讨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两国改革选择不同道路的原因，从宏观和微观视角分析两国改革的绩效差异以及普京时期所进行的政治经济调整是否意味着对前一时期俄罗斯改革道路的否定，希望通过对俄罗斯转轨道路的反思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借鉴。

「关键词」中国/俄罗斯/转轨道路/比较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继承者和中国一样都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国家，在相同的国际环境、相似的制度背景下两国却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改革道路，分别成为“激进”与“渐进”改革方式的代表。俄罗斯以叶利钦总统为代表的自由派掌权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推翻了苏维埃政体，建立了议会民主、多党制、三权分立的西方式民主制度；在政治民主框架确立后，立即推行了以“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运动为标志的激进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短短的时间内包括所有制结构的转换、价格、工资和汇率机制的自由形成、卢布的内部可兑换等市场经济的基本结构初步形成。而中国则是在坚持了共产党领导和既有的政治格局的情况下，保持强有力的宏观控制体制，逐渐地进行经济改革的各项试点和推广工作，市场经济制度的框架在不断地摸索中逐步建立起来。两国不同的改革道路和方式产生了不同的效果，也因而引发了国际国内政界和学界广泛的关注和探讨。

一、两种改革道路选择的原因分析

转轨以前中俄两国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可以说两国的转型有着极为相似的制度背景。但事实上两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是有很大差异的，而正是这种差异决定了两国改革道路选择的不同，俄罗斯在进行经济转轨以前的苏联时期，已经经历了50-60年代赫鲁晓夫时期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60-70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80年代后半期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彻底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几十年的改革探索没有触动旧有管理体制的根本，没有解决苏联经济的滞胀问题，到了80年代中后期，不只是经济陷入负增长，苏联的国际经济政治地位也呈下降态势。在苏联解体前夕，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民族矛盾的漩涡之中。如果谈到激进与渐进的问题，苏联后期几十年的改革探索应该是渐进改革的一种实践，但显然是失败了。在这种背景下作为苏联继承人的俄罗斯，尽管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改革计划，但实际上面临的可选择的道路是有限的。

苏联后期戈尔巴乔夫实行自由化和公开化方针，一时间西方各种经济政治理论和思潮纷纷涌入，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精神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向往成为社会的一种潮流，市场和民主的观念深入人心，迅速替换掉旧有的僵化体制步入现代西方文明成为苏联知识分子和一部分政治精英们的梦想。

摘要：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速膨胀，债务风险凸显。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特别是隐性债务风险已经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研究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表现，并提出防范与控制的对策，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地方政府债务；债务风险；防范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债务的形成在我国经济转轨时期有其特殊的诱因。当前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急速膨胀，债务风险凸显，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已经成为威胁我国经济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一、地方政府债务概念、范围界定及其形成机理

所谓地方政府债务是指地方政府作为债务人由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而引起的将会导致经济资源外流的政府现有责任。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主要包括省（以及省级政府）、地（或地级市）、县（或县级市）、乡（镇）四级政府负债。目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普遍，表现形式多样：地方财政应支未支，应拨未拨，应补未补；地方债务担保，国企改革支出，对下级财政救助；超越正常权限发生的担保或允诺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其中包括部分外债和对国内金融机构的债务；在地方政府直接干预下形成的国有企业、国有政策性投融资机构债务；地方政策性投融资公司的呆坏账损失和投资损失等。从总量上看，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数以万亿元计，并可能随时间推移而继续放大。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全国近40%的县一般预算呈赤字状态，乡镇基层债务额已超过5000亿元，其中乡镇一级净负债超过2300亿元，村级负债则超过2500亿元。此外，乡镇政府的债务每年还以200多亿元的速度在递增.

世界银行专家哈纳·波拉科瓦（HanaPolackova）把政府承担的所有债务分为两类：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直接债务是指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承担的债务，是可以根据某些特定的因素来预测和控制的债务。或有债务是指由某一或有事项引发的债务，是否会成为现实要看或有事项是否发生以及由此引发的债务是否最终要由政府来承担。直接负债和或有负债又可以从债务风险的角度进一步划分为两种类别：显性债务，即被法律或者合同所认可的政府债务；隐性债务，即政府反映公众和利益集团压力的道义上的义务。这种划分，实际上表明了两类债务风险：一是直接债务风险，由财政直接承担的风险，相当于世界银行所讲的直接显性债务；二是间接财政风险，由财政间接承担的国家预算体系以外的债务。根据这一分类方法，可以粗略归纳出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矩阵，如表1所示.

一、中俄体制转轨路径选择的历史考察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问题，多数经济学家已达成一致看法，即中国体制转轨踩出了一条“渐进”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径的选择行为本身，经济学家们存在着认识差异。实际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道路，其初始阶段压根儿谈不上关于改革模式的鉴别与自觉选择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设计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为设计过程。改革来自于食不果腹的农民，之所以改革是因为原农业体制下的作业方式已不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是穷则思变。在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前，各个改革阶段的改革方略，与其说是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产物。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这种非人为设计的改革进程，成为中国改革绩效突出的原因。因为非人为设计的制度演进，正符合市场体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质[2]。即便是“渐进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绩效引发中外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之后，在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比较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也表明了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并不具备事先的设计和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点、缺乏理论指导的改革实践、制度创新从旧制度中孕育并诞生等等特征，都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道路的自发性、非主观选择性。

但俄罗斯的体制变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罗斯体制变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变革，还包括政治体制变革，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一方面是对渐进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试错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结果。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俄罗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非从选择“休克疗法”才开始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无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极端否定，还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经济体制”，直到戈尔巴乔夫修修补补的经济体制变革，前苏联各届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推行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在计划体制内调整的渐进模式改革。但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改革，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滞不前或者左右摇摆，不仅没有实现经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维”等意识形态冲击下引发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大推进的业绩为市场化模式改革奠定坚实基础之际，前苏联还深陷于经济改革的摇摆之中而不能自拔。

劳而无功的前苏联体制内改革，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是改革目标与苏联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结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以彻底地否定旧体制为前提，而对体制的彻底否定，不可能在旧体制中进行，而激进的“休克疗法”正是否定旧体制的理想途径。以戈尔巴乔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维”为转折点，前苏联政府在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把政治体制的变革作为经济变革的前提，最终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台和“休克疗法”的实施。

二、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行动集团的目标差异

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力量上，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门，但传统体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给者是政府，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只能是政府。中国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变革，其第一行动集团具有二元目标：既要通过变革摆脱经济贫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要维护现存体制的安全与稳定。二元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变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旧体制之后的体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现存体制内的调整，而只能是不威胁现存体制的增量经济变革。该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表现为制度需求群体的自我满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并给予合法地位后，依靠传统的制度装置[3]对创新制度加以推广的过程，其中只有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不变动现有体制的制度变革才会生存、壮大和发展。

一、俄罗斯1990年代经济转轨的矛盾与结果

俄罗斯10年的改革从本质上改变了国家的性质和制度以及所有的经济关系，可以说，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是另外一种国家了。这10年当中，经济转轨的目标和任务与实现机制经常发生矛盾。

1.经济转轨目标与实现手段的矛盾。关于经济改革的目标，“休克疗法”的设计者和拥护者们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以私有制和竞争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直到现在俄罗斯部导人为了取悦于西方仍要求使“经济进一步自由化”。这种提法本身就混淆了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提高经济绩效，在现有的生产资源条件下生产出最多的物质产品来满足社会的需要，这对任何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国家来说都是一样的。尽管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证明了它不能有效地实现这一目标，但也不能由此认为市场本身就是经济改革的目标。此外，“休克疗法”的实质是反危机，并非单纯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措施，这是导致俄罗斯1990年代经济灾难的主要原因。

2.价格自由化的矛盾。把价格从各种形式的计划管制当中解放出来被认为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奠基石，所以俄罗斯经济改革的出发点就是全面的自由化。自由价格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要素，但这一要素是与另一要素——竞争有机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完善的竞争制度下的自由价格才能不依赖于市场交易主体的意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看不见的手”。而在俄罗斯普遍存在垄断，没有建立有效的竞争机制之时，价格自由化实际上只是变成了生产者对自己商品任意规定价格的自由，结果使俄罗斯人民饱尝物价飞涨和生产崩溃的恶果。

3.反通货膨胀与货币政策的矛盾。按照弗里德曼的说法，“通货膨胀一般总是货币现象”，所以反通胀措施一般总是货币政策问题。实际上，控制货币量远不能解决问题，流通中的货币量与价格水平之间的关系远比货币主义者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俄罗斯通货膨胀的根源应该是畸形的经济结构，军事工业恶性膨胀，原料部门和加工部门比例失衡，消费品生产严重落后并且残缺不全，商品极度短缺。在这样的经济结构条件下，价格自由化只能导致价格螺旋上升，引发通货膨胀，而控制货币量的结果也只能是生产的崩溃。

4.在私有化问题上，理论上的误区造成了实践上的失误。俄罗斯变形的私有化在理论上没有划分清楚所有权的法律意义及其经济实现之间的界限，实质上忽视了所有者对使用所有权的条件及其应负的责任问题。当人类社会走出小封建主的田园农庄，所有权与使用权、支配权、管理权等相分离成为可能。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民作为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使用的则很少，民主管理更流于形式。如果所有者不能选择有效的使用者或管理者，不能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利益，那么其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也就变成了一纸空文。而俄罗斯1990年代首先是从效益好的经济部门放弃所有权的，正是最有利的生产部门成了首先私有化的对象，这与起初的假设相矛盾：国家应当退出它不能保障经济绩效的领域。同时，庞大的国有财产被少数人廉价地得到支配权，他们对如何有效地使用以及保护生态平衡和雇员的社会保障等问题不负任何责任。

现代社会竞争激烈，语文学习对素质能力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如何避免语文学习继承和创新过程中的盲目性，并将传统的成功做法与现论相结合去适应社会发展，语文“转轨”就显得十分重要。

我国传统语文教学十分重视传授知识和思想教育相结合，强调文道统一。这种思想使得传统语文教学本身就具有浓重的教育氛围，无论是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还是卷帙浩繁的学术典著，都记录着民族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和斗争历史，表现着民族的思维方式、思想感情和精神气质，其中蕴蓄的民族哲学观、历史观、人生观、伦理观、文化观和朴素辩证的思维方式，正是通过语文教学的一点一滴，逐步渗透到学生心中，影响着学生的一言一行的，这种文道合一的思想如今仍具有现实意义。但在现实语文教学中，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干扰，也出现了令人忧虑的现状：有部分人追求近期效果摒弃传统教学的精华，不讲涵咏、品味，而是靠喋喋不休的先入之见去诱导学生作机械的被动的理解、模仿，一篇课文下来，学生只记得几个句式、修辞格，几项文学常识，整个教学失去了应有的文化氛围和艺术韵味。不但有违“为学之道，必本于思”的教学规律，而且与今天培养积极思维素质人才的要求也是相悖离的。传统语文教学思想，有许多合理部分，最有价值的是“启发性”原则。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求学生自行阅读、品味、领悟、熟记。老师“待其人心愤愤，口悱悱，乃后启发为说之”，从而把握一篇文质兼美文章的真正意蕴和表现手法。

传统语文教学非常重视语文能力的培养。如集中识字、强化阅读、整体感悟、注重体验、强调隅反、因文悟道、词意并重、训练偶对等都是宝贵的经验。即在基础阶段重视学生对经典语言材料的积累，利用儿童记忆力好理解力较差的特点，让学生大量阅读、熟记课文，再反过来咀嚼、消化和吸收。提高阶段重视对语文材料的自悟、熟读、精思、博览、多习作。这一教学思想与“死记硬背”有本质不同，它既符合学生年龄特点的遗忘规律，又有助于学生阅读和写作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学生道德修养、文化素质的培养。“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就是这个道理。应当发扬这一传统，课堂上少一些无的放矢、舍本求未的说教，多一些阅读、熟记，让学生在认真读书上下功夫。

传统语文教学还十分重视教学方法和技巧的研究，总结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如《学记》中提出的问答法、讲解法、练习类比法等，我们从中可以领略到古人论述“教”与“学”的辩证关系。现今课堂教学中摒弃传统“满堂灌”的布道传经是时代所需，但变“受之于鱼”为“授之于渔”的精讲是不能忽视的。今天谈的“学法”问题，其立足点大多在教而不在学，有的谈到学也是为了教或为教服务。而古人研究的“美读、遵路、入境、悟文、勤笔的学法至今仍在生辉。

语文教学既有继承性，又有时代性、通用性和个性特征。传统教育是应试教育，压抑创造性，抹掉了个性；传统教学是封闭式教学，模式单一，多是灌输与聆听，磨灭了学生的自觉性、主体性。因此在借鉴传统教育宝贵经验，吸取精华，结合时代需要加以改造和发展的同时，迅速向素质型教育转轨，即要有“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外延相等”的现代语文意识，积极开放，从课内走向课外，从课外回归课内，注意教学模式的变通性和过程性，以学生为主体，“知行合一”。既训练个体，又提高整体；既有教学指标，又有自学创造。要站在传统与现代新旧契合点上去审视语文教学的走向，既不要视古人语感教学为至宗至本，一味强调模糊感知，混沌体验，也不要照搬现代语言学或西方语言学理论，刻意模式的制定和操作。完全可以在古今、中外结合的基础上继承发展并加以构建。

我们在对改革过程的回顾中，通常注重从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国有经济的规模、国民经济的运行与调控方式等角度来分析。这些分析的主要着力点在于制度变迁的宏观层面。不确定性是转轨经济中的一个基本特征。从宏观层面来看，主要表现在目标的体制模式由于受到转轨的初始条件与路径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不确定性；从微观层面来看，由于经济中的微观个体难以预料未来的体制走向，从而难以对个人在将来可能发生的收支状况做出准确的判断。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的宏观经济虽仍保持了平稳的增长趋势，没有出现类似于俄罗斯、东欧的大起大落。但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大量职工下岗，收入水平下降；原有的社会福利政策被打破，新的社会保障体制尚欠完善。这就意味着对居民来说，经济中的风险因素有所增强而不是减弱。

经济体制的转轨同时也就是对微观主体经济利益的调整，即个人收入与支出的相对增减。中国的经济改革主要导源于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低效率。改革的方式是渐进式的，由增量调整逐步过渡到存量调整。在增量调整时期，新的体制是在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不受损的条件下产生的，新体制的建立也不直接触及原有的体制，也不对原体制覆盖下的居民利益产生不利影响。新的体制对经济效率的释放在一定时期内几乎可以提高经济中所有个体的收入，这一过程表现出帕累拖改进特征。而存量调整阶段，原有的某些体制逐步被淘汰，这就意味着原体制覆盖下的个人的利益也逐步丧失。这一过程已不具备帕累拖改进性质。

在经济改革过程中，居民的支出形式与支出范围发生深刻变化。收入分配的形式逐步货币化；为减轻企事业单位的社会负担，原有的社会职能逐步剥离，导致职工原来所享有的暗中补贴等逐步取消，相关部分的隐性收入被逐步取消、甚至转化为居民的支出内容。相应地，从居民收支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转轨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特点是居民收入增加，但居民支出福利基本上没有减少，居民对收入的增加具有稳定的预期；在后一阶段中，虽然居民的收入水平整体上仍在增加，但对收入的增加存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与此同时，居民支出福利被逐步取消，实际的支出项目和内容有所增加，并可能导致实际支出水平有较大幅度上升。

Friedman曾从收入的非预期性下降与支出的非预期性增加的角度来理解不确定性。本文将基于这种对不确定性的理解，以城镇居民的收入支出状况变化为依据，从居民这一微观角度描述中国经济转轨中的不确定性的演变。本文的讨论仅限于收入、就业、教育和医疗方面。

一、居民收支的基本特征

1.居民收入的总体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