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范文10篇

《周易》位居群经之首，语辞高古，华章粲然。《周易》由经传组成。传称“十翼”，即《彖传》、《象传》、《文言传》、《系辞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七种十篇，相传为孔子所作。《文言传》在《彖》、《象》二传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乾》、《坤》二卦的深沉意蕴。孔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

孔子极其重视语言的文采。“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朱熹解释说：“郑国之为辞命，必更此四贤之手而成，详审精密，各尽所长。是以应对诸侯，鲜有败事。孔子言此，盖善之也。”[2]P150因此，其《文言传》亦是斐然成章，文采出众。刘勰赞曰：“《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衔；龙虎类感，则字字相俪；《乾》《坤》易简，则宛转相承；日月往来，则隔行悬合。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3]P588阮元更进一步提出：“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4]P196前修高论，自然不是凭空臆造，而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独到之言。《文言传》确实有出色的文学特点：

一、骈偶争辉

骈偶是中国古典文学极为普遍而且极有特色的一种修辞现象。至于骈偶出现的原因，各有各的说法。刘勰认为：“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3]P588刘勰从自然现象的对称性出发，探讨了骈偶出现的必然性。刘师培说：“准声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单音，所施斯适。远国异人，书违颉诵，翰藻弗殊，侔均斯逊。是则音泮轾轩，象昭明两，比物丑类，泯踦从齐，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5]P231刘氏认为骈偶是由汉语言文字自身的独特性决定的。范文澜在《文心雕龙注》中论述道：“原丽辞之起，出于人心之能联想。既思‘云从龙’，类及‘风从虎’，此正对也。既想‘西伯幽而演《易》’，类及‘周旦显而制《礼》’，此反对也。正反虽殊，其由于联想一也。古人传学，多凭口耳，事理同异，取类相从，记忆匪艰，讽诵易熟，此经典之文，所以多用丽语也。凡欲明意，必举事证，一证末足，再举而成；且少既嫌孤，繁亦苦赘，二句相扶，数折其中。昔孔子传《易》，特制《文》、《系》，话皆骈偶，意殆在斯。又人之发言，好趋均平，短长悬殊，不便唇舌；故求字句之齐整，非必待于耦对，而耦对之成，常足以齐整字句。魏晋以前篇章，骈句俪语，辐辏不绝者此也。综上诸因，知耦对出于自然。”[3]P590范文澜主要从文学创作和接受的角度，指出联想、事证、易记、便言促成了骈偶的产生。汉字的外形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汉字是象形字，字形规范，都是一个个方块形的文字，不象由字母组成的拉丁文字，单词长短不一，短的只有一个字母，长的有十几二十个字母。因此，在外形上，骈偶可以构成整齐划一的建筑美，给人以美的享受。从内容上看，对偶的句子有的有较强的概括力，有的能形成鲜明的对比。从形式上看，对偶句结构匀称，句式整齐，朗读顺口，易于记忆。如果说追求艺术美是世界各民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而骈偶只有扎根于方块单音的象形文字的肥沃土壤中，才能开出娇艳之花。中国古典文学骈偶盛行，正反映了中国文学的民族特色，民族气象。阮元在《文言说》中指出：《文言传》“抑且多用偶。即如乐行忧违，偶也；长人合礼，偶也；和义干事，偶也；庸言庸行，偶也；闲邪善世，偶也；进德修业，偶也；知至知终，偶也；上位下位，偶也；同声同气，偶也；水湿火燥，偶也；云龙风虎，偶也；本于本地，偶也；无位无民，偶也；勿用在田，偶也；潜藏文明，偶也；道革位德，偶也；偕极天则偶也；隐见行成，偶也；学聚问辨，偶也；宽居仁行，偶也；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偶也；先天后天，偶也；存亡得丧，偶也；余庆余殃，偶也；直内方外，偶也；通理居体，偶也。”

张善文教授在《易传的句式词章之美》一文中指出：骈偶句“句式的构成更是丰富多样：有单句式、双句式、多句式，句中的字数又有三言、四言、五言、乃至十一言不等。”[6]如三言单句式，“水流湿，火就燥”；四言单句式，“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五言单句式，“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六言单句式，“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六言双句式，“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七言双句式，“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八言双句式，“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等等。[6]P116-130论述得很详细，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在《中国文学的对句艺术》一书中，古田敬一详尽地分析对句的内涵。在形式上，从句位的角度，古田敬一归纳的对句句式为：当句对，单对，隔句对，三句对，长偶对，乱对等六种类型。[7]P46-52当句对，就是在本句中前后自成对偶。如，“云行雨施”。单对，就是上句与下句直接构成对偶。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隔句对，就是四句之间形成对偶，第一句对第三句，第二句对第四句。如“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三句对，就是连贯的三个句子之间构成对偶。如，“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长偶对，就是章与章之间构成的对偶。如，“潜龙勿用，下也。见龙在田，时舍也。终日乾乾，行事也。或跃在渊，自试也。飞龙在天，上治也。亢龙有悔，穷之灾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终日乾乾，与时偕行。或跃在渊，干道乃革。飞龙在天，乃位乎天德。亢龙有悔，与时偕极。乾元用九，乃见天则。”乱对，就篇章而论，单对与隔句对混用,以使叙述得以进行。如，“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在意义上，古田敬一则将对句分为：反型，同型，中间型。反型，就是刘勰所说的“反对”，即意思相反的语词构成对偶。如：“乐则行之，忧则违之。”同型，就是刘勰所说的“正对”，即意思相近的语词构成的对偶。如：“云从龙，风从虎。”中间型，就是难以从意义上分辨相反或相近的语词所构成的对偶。如：“贵而无位，高而无民。”如果单就以上的论述来说，后世对句的类型在《文言传》中大多出现了。难怪在“虽句字或殊，而偶意一也”这一点上，刘勰对《文言传》推崇备至。而阮元更以为《文言传》乃“千古文章之祖”。阮氏把骈文当作文章正宗，他的评价或许有夸大其词的嫌疑，但近代研究骈文的学者刘麟生以为《文言传》“不妨以最早之骈文视之。”

二、音律天成

本文作者：陈汉生工作单位：上海大学

《周易》是我国古代现存最早的一部奇特著作。《周易》成书于何时,作者为谁?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从郭沫若《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及《周易之制作年代》中可以得到一些启迪,他认为《周易》作者不必是一个人,也不必是一个时代。从其内容看,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他曾认为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后来又作了否定。对《周易》制作时间的认识可以分为西周初叶、西周时期、西周中后期、东周、战国初期、战国晚期等,至今未有定论。《周易•系辞下传》日:“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者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说的是伏羲画八卦,通过观天文,察地理,探索了宇宙、人生之变易.故后世诸多学者,视《周易》为我国古代的一部占卜之书。“卜户字乃龟甲焚烧裂纹而来,据《周礼》记述,周代巳专设太卜之官,职掌占卜,其依据也是《易经》。既然是占卜之书,在人们崇信鬼神的年代里是行得通,但为何孔子要化那么多时间去研究。《史记》记载:“孔子晚喜易,序象、象、说卦、文言,读易韦三绝”。并加以阐发,著作十篇,称为“十翼”呢,到了汉代,出现了经、传合编本《周易》,社会也崇尚经学,使它成为群经之冠,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来注家、著述老蜂起,这又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周易》所包括的领域甚广,其中所反映的法律制度也比较全面,但又体现出它的不系统性,本文仅就刑事法律思想和制度方面作一些叙述,以求同仁斧正。

一、刑法的起派

刑法起于何时?《汉书•刑法志》曰:“黄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前,未闻其制。’据此,上古之前有刑无法,故“刑”应以刑罚为本义,非后来刑法的意思。蔡枢衡先生认为,三皇五帝时代,惩罚违反风俗习惯行为的方法不外乎答、击和放逐。用竹制击具敲打身体,使违反者感到羞耻不再重犯,包含着教导他人不敢轻举妄动。而放逐就是驱逐出部落,其方法也是敲打,以违反者奔出境内为目的。所以说当时没有死刑和肉刑.《路史•前纪•卷八•祝诵氏》:“刑罚未施而民化”。《商君书•画策》也说:“神农之世,刑政不用而治”,都是当时情况的反映。到了黄帝、尧舜之时,关于死刑、肉刑的记载就比较具体。《商君书•画策》:“黄帝内行刀锯”。“帝尧命舜居摄,制五刑……”。《通鉴前编》:“帝尧七十有六载制五刑”。必须指出,古之为兵刑合一,正如《隋书•刑法志序》曰:“刑者,甲兵焉,斧铁焉,刀锯钻凿,鞭扑厦楚,陈乎原野,而肆诸市朝,其所由来,亦已久矣”。刑事法律应该说起源于刑罚,在刑罚基础上逐渐创立起来。作为阶级统治的刑事法律,是国家镇压和调整的职能表现形式的重要方面,它以国家的名义而制定,并以国家权力强制执行。因此,随着国家的出现才逐步制定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刑事法律,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而中国的刑事法规应该说开始出现于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和建立之时,则夏、商、周三代。《左传•昭公六年》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这里说的禹刑、汤刑、九刑到底是刑法典还是刑种,引起了学者的争论,主要是由于史料欠缺所造成。但从商代《官刑》中规定官吏犯“三风十想。罪,要处以墨刑。从《周礼》、《国语》中也可见“放轼其君罪”、“乱暴罪”、“犯王命罪”、“群饮罪”等罪名并处以一定的裂尸、诛、杀等刑罚,特别是三代还有关于诉讼的一系列程序及对证据、法官责任、审判方式、判决的执行等规定,说明如果没有在法规上进行具体规定,一整套诉讼程序又依据什么呢?《周易》中记载了不少关于古代一些刑事诉讼的程序、刑罚种类,它既反映了夏商周时期的刑事法律制度内容,又反映了比三代更早的痕迹。由此,使我们看到,奴隶制国家的起源和刑法的产生不是以那一天为界限,而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较长的历史过程,难怪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在从黄帝到虞舜时代,已经出现了国家的雏形并逐渐发展到初步完善的奴隶制国家的组织。为此,笔者认为,《周易》中反映的刑事法律正是这个时期,而又对三代奴隶制国家刑事法律的制定和奴隶制国家刑法制度的建立起了直接影响。

二、《周易》中的刑法思想

l。刑罚的必要性:《周易•噬磕》曰:“亨,利于狱”。从卦名看,噬是咬,磕为合,上下颁合拢则可咬碎吃的东西,象征可除掉一切障碍物。狱犹言刑法。其意正如《王注》日:“凡物之不亲,由有,间也;物之不齐,由有过也。有间与过,啮而合之,所以通也。刑克以通,狱之利也。”此卦以口中“啮合”食物喻之,阐发了施用刑法的必要性。说明如果社会出现了犯罪行为,就必须施用刑法来铲除社会不良分子,因此,纵观《噬磕及卦,体现了惩恶的意思。为此,本卦《六二》日:“噬)k’灭鼻,无咎。”《六二》阴艾阴位得正,在下卦中位,体现出裁判公正,刑罚适当,那伯只处以割鼻子的刑罚,也会收到惩戒犯罪的效果,(注:割鼻刑是属于肉刑中之轻刑)所以此卦才说不会因刑罚不当而犯大过错(“无咎”)。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定是巩固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而刑事法律正是适合于统治者需要而制定,并成为镇压破坏社会秩序、危害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因此为历代统治者所重祝。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在强调“仁”、“礼”的同时,也不否定刑事镇压的必要性,不过他主张、“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2。君子议狱缓死《周易•中孚》:“《象》日:泽_七有风,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中孚”为卦名,象征信也,也就是诚信,《正义》曰:“信发于中,谓之中孚。”朱熹曾释“孚”字,认为孚字如鸟之爪抱子,中间实有物,所以人自信之。技“象传”解,以泽比为老百姓,而风喻为德教,故.泽上有风”引意为统治者要施德教于民。为此,《周易》在这里强调必须先施德教于民,刑罚宜减轻,如果教化无效,然后再杀之未晚。所以此卦本意为审议老百性的刑事案子,应效法“中孚”之象,广施信德,谨慎审议刑狱,不要急于处犯人于死刑。《周易》中的以德为主的刑法思想,到了西周得到了具体运用,并在理论上加以阐发。西周统治者在灭商之后宣称他们是受命于天,代商王朝来实行统治,而与商代不同的是周天子有“德”,故出现了“以德配天”的理论,在法律思想上则反映为“明德慎罚”。到了孔子时期,则提倡“以德服人”,反对“以力服人”,他认为‘折民惟刑”并非为有效的统治方法。他极力反对“不教而杀”,他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尧曰)})。在这里,他主张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儒家的这一主张,给汉代刑法思想以很大的影响,“德主刑辅”终于成为中国正统刑法思想的核心,最后形成为唐律中所体现的“礼法结合,以礼为主”思想。应该说明,以礼为主并非完全否定刑事镇压的必要性。3.明‘滇用刑不留狱《旅•象》日:“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旅》卦专门阐明“行旅”之理,也就是离开故居,外出旅行。《杂卦传》曰:“旅,亲寡”,言之旅行之时离开亲朋好友,显出孤独感。正如张衡《思玄赋》说:“颁(k几,独也)羁旅而无友兮,余安能留乎此”。由于羁旅充满孤独,愁郁易生,不可久留于外。而山上有火喻为无草木可依,不可能常在。另外山上有火也比人之明察,无论从那一个角度考虑,在处理刑事案件时,必须从速而明察地进行判决,不可拖延狱事。在《周易•责》中也有类似记录:“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狱”。说明君子用政之时,不可滥施刑罚,这一思想,程颐称之为“乃圣人之用心也,为戒深矣”(《程传》)。明慎用刑不留狱的刑法思想及实践中的贯彻,是从有利于统治者进行统治的立场出发,正如张英在《易经衷论》中所解释:“扦挂梗桔,淹滞拘留,或为无辜之株连,或为老弱之累系,动经岁时,宜仁人君子隐测于此。然非至明至慎,亦不敢轻言决狱。能明慎而不留狱,斯可谓祥刑矣,。使人犷1不致于把用刑仅仅看成是暴政,恰恰相反,用刑之时倒认为是一种吉祥的象征。从这里,也使我们理解了清代把中国古代刑法及刑罚编撰起来的书称为《祥刑典》的原因所在。关于不滞留刑狱,周代在司法实践中给予具体规定。周代把判决称为“欺”(劲),案件经过审理之后,一般在十天内要作出判决。《尚书•康浩》说:“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时,玉蔽要囚”。要囚就是审察犯人供词,经五、六天到十天就必须结案。唐律规定犯人判决之后,其执行也不许稽留,如果超过一天,司法官吏要处答三十的刑罚,三日加一等。4。轻刑的刑罚思想《周易》在多处反映了轻刑的刑罚思想。《噬磕》日:“上九,何校灭耳,凶”。“上九”为阳之极,喻为刑罚达到极限。何为荷,肩荷之意。校为木枷。灭耳应为刑刑,则割耳之刑。全意应为,即使罪恶较大也仅受戴枷割耳之刑,否则就会出现凶险。为什么要强调轻刑?其原因正如《蒙》卦所说:“发蒙,利于刑人,用说梗桔,以往咎”。说的是犯人施加刑具,目的在于教育人,使人免于重犯,对以往之事表示遗憾惋惜。因为卦中用脱(说)去栓桔,使之出狱,犹如从黑暗走向光明之境。“蒙”本为曦,目生臀则不明,必须加以医治使之复明之意。总之,说明刑罚的目的在于启发教育蒙昧,通过刑罚和给犯人戴上刑具,是为了纠正罪恶。所以《易经》中并不否认应有的刑罚,而仅为强调径刑,当然也不排斥死刑的必要性。

摘要：易学是晚明小品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之一。晚明小品家的人生观、生活情趣，晚明小品理论强调小品短小、简易、新奇、独抒性灵、自然而然，皆直接或间接地吸取易学理论资源。晚明小品创作多方面受到易学的深刻影响。晚明小品兴盛也促进了易学的“小品”化。

关键词：易学；晚明；小品；文化资源

IChinglearningandfamiliaressaysofthelateMingDynasty

OUMing-jun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Literature,FujianNormalUniversity,Fuzhou350007,China)

Abstract:IChinglearningisoneofthemostimportantculturalresourcesforthefamiliaressaysofthelateMingDynasty.ThetheoreticalresourcesofIChinglearninghaddirectorindirectbearingontheauthorsofthefamiliaressaysofthelateMingDynastyinregardtotheiroutlookonlife,theirtasteinlifeandtheirtheoreticalemphasisonproducingshort,simple,andoriginalessaysexpressingone’sfeelingsnaturally.ThecreationofthefamiliaressaysofthelateMingDynastywasdeeplyinfluencedbyIChinglearningwhiletheflourishoftheformerhelpedturnthewritingaboutthelatterintotextssimilartothefamiliaressays.

熊十力(1885-1968)是中国现代最富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是现代新儒家的著名代表。他以思想精深、逻辑严密、议论独特而著称于世。他的思想在其生前和死后都引起了不少学者的浓厚兴趣。稍一留神他的思想体系的人都会发现：他的思想体系与《周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方面，他的许多学说、范畴都渊源于《周易》，另一方面他对易学有独到的看法和精彩的阐发。这说明他受益于《易》又有益于《易》，《大易》给予他以最好的思想样式和养分，他给《大易》注入了新的生机。下面就熊十力的易学思想作以概要介绍，以就教于方家时贤。

一、出入百家，以《易》为归

熊十力习《易》研《易》，最终以《易》为宗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是他长期潜身学问，孜孜以求，贞定探索的结果。他在许多著作中论及了这一过程。他说：“余伤清季革命失败，自度非事功才，誓研究中国哲学思想，欲明了过去群俗，认清中国何由停滞不进。故余研古学，用心深细，不敢敬且。少提时读五经，詈孔子为宗法思想、封建思想。便舍之弗顾。后来专心佛学多年，又不敢苟同，而自有所悟，回忆大易一经，早已开我先路，于是又回到孔子六经”。（《乾坤衍》第15页）熊十力形象地描述了自己由倾心革命，转向学术，由反孔经研究佛学又走上尊孔的思考过程。熊早岁曾参加反清革命，革命失败后，念党人竞权夺利，革命终无善果，又虑自己非事功才，故而转向学术，虚心探中、印两方学，另辟一条学术救国的道路。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问佛法于当时著名大师欧阳竟无先生，渐觉佛法专从黑暗、污染的方面看人生，毅然搞拒造化，认为用此道度尽众生，终成虚愿，又觉自己的思想与《大易》甚相密契，故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出发点，即孔子的六经处，尤其是《大易》处。当然熊的学术回归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经过思考，自我思想逻辑展开的必然结果。熊由读六经，走向反六经，由反六经再走向崇信六经之意蕴，在他那里都具有内在的必然性。熊的思想轨迹是近、现代许多思想家共有的思想轨迹。

熊十力由佛归儒，归《大易》是一种自觉自为的活动，他的思想体系是以儒为宗旨的。他虽然把其代表作称之为《新唯识论》，但他否认其哲学体系是援儒入佛的。他说：

有人说，我的哲学是援儒入佛的。这话，好象说得不错。其实，个中甘苦，断不是旁人所可知的。我从前有一个时代，是很倾向于印度佛家思想的。我的研究佛家学问，决不是广见闻，矜博雅的动机，而确是为穷究趔，以作安心立命之地的一大愿望所驱使。我尝问无著和世亲一派之学于欧阳大师，也曾服膺勿失的。其后，渐渐素开百家之说，佛家和其他（连孔子家在内），一概不管，只一意反己自求。……久之我所证会者，忽然觉得孔门传授之《大易》的意思，若甚相密契。……我之有得于孔学，也不是由读书而得的，却是自家的体认所至，觉得和他的书上所说，堪为印证。”（《新唯识论．转变》）

熊对于那种认为他是援儒入佛的论调给予以坚决的否定，认为“这等论调全不知道学问的意义和甘苦”。当然，熊并没有把佛、儒两家绝对对立起来，反击认为佛家的经典如《阿含经》、《大般若经》、《涅经》、《华严经》等与儒家的《大易》，“有可以融会贯通的地方”，（参阅《新唯识论．转变》）熊的思想体系就其渊源而言，是融合儒释，自成一家，但就其思想归宿而言，是独崇孔学，归宗《大易》。他说：“余独宗《易》，究与二氏（道家、佛教）殊趣。”（《原儒．内圣章》又说：“得孔氏意思，便悟得人生有无上底崇高的价值，无限的丰富意义，尤其是对于世界，不会有空的感想，而自有改造的勇气。”（《新唯识论．转变》）总之，熊的价值取向，人格风范、理论骨髓无一不打上了儒家、尤其是《大易》的印迹。

摘要：易学研究是当代国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在新世纪里，易经文献整理如何发展和继续，这是从事易学研究的文献学者需要首先思考的问题。文章针对学科的走向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个人的见解和主张。

关键词：易经；文献学；发展走向

ProspectsofYijingphilologicalstudyforthe21rtcentury

Abstract:ThestudyofYijingisoneoftheimportantissuesintoday’sstudyofChinesenationalculture.Inthe21rtcentury,itisthefirstquestiontobethoughtforthephilologisttodevelopthephilologicalstudyofYijingandotherancientbooks.Thispaperattendstoputforwardaseriesofindividualopinionsinviewofthedevelopingtrendofthissubject．

Keywords:Yijing;Philology;developingtrend

近两年来，全国各大报刊杂志上，有关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民族文化走向的讨论性文章纷呈并出。的确，这正是我们现时代的热门话题和重要话题。众所周知，我国已经在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正式加入了WTO，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正式步入一个新阶段，融入了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行列之中。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也必将会加速其各自互相渗透、互相影响、取长补短、升华吸收的过程。《周易》古经是我国古代的一部占筮用书，其《易传》是一部充满丰富哲理的古代哲学著作，它们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上古社会史料，汉代以后一跃而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著作，因而被赋予了中国传统文化重要代表的身份，并成为历代学者长期研究的对象，为全世界的华人和各国汉学家们所研读，形成了一股彪炳灿烂的“易学”热潮。20世纪以来，对《周易》以及与其相关的历代易学著作的研究，在国内外得到了极大的重视和长足的发展，可以预见的是，在这个新的世纪里，易学的研究自然将会不断取得新发展、新成果。易学的研究是多方面的，涉及到现代多个学科门类，如哲学、历史、语言学、天文学等。同样，它也是当代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非常关注的治学对象。作为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学者，我们对易学著作的研究，显然更多的关注于易学文献本身的爬梳和整理，执着于通过运用目录、版本、校勘、训诂、编纂、辨伪、辑佚等一系列文献整理研究手段，为其它相关学科层面的研究提供基础性的研究资料。因为不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只有立足于研究对象文献整理的基础上，然后才能进行哲学的、历史的以及其他方面的深入研究。关于21世纪易经文献整理工作的发展走向，我们认为，可能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体现和反映。

一、关于“《鲁》读”问题

孔子是否对《周易》曾有精深研究？本来，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汉书·儒林传》称，孔子“盖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尤其是被公认的最可靠的孔子文献《论语》亦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述而》）但是，《论语》此处有异读。陆德明《经典释文·论语音义》说：“《鲁》读‘易’为‘亦’，今从《古》。”就是说，《鲁论语》此章原为：“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样，此章就没有反映出孔子和《周易》的任何关系。各种对孔子与《周易》关系的怀疑由此而起，以至形成中国学术史上一个著名悬案。

我认为，既然这种异读现象是由不同的《论语》版本造成的，那么，解决问题的最根本、最可靠的途径，是考察《论语》的版本源流，搞清《鲁论》与《古论》之间的关系。按照笔者的考察，《鲁论》和《古论》属于同一来源而晚出，前者是由鲁人伏卿以后者为底本进行改编而成的。在改编过程中伏卿曾参考过《齐论》，后来张禹在对《鲁论》进行改编时也曾从《齐论》吸收了一些内容。

自景帝时发现《古论》至郑玄时代，已有三百年左右。在这漫长的流传过程中，《鲁论》一定会不少讹误，其所吸收《齐论》的部分，也一定会与原文有出入。在这种情况下，郑玄在编校《论语》时便自然地要参考《古论》和《齐论》以纠正《鲁论》的论误。据陆德明讲：“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经典释文·论语音义》）但陆氏所引郑玄“《鲁》读”，皆曰“从《古》”，未有“从《齐》”者，这是因为《古论》毕竟是《鲁论》的祖本，而《齐论》只是当时《鲁论》的一个次要来源。

鉴于《鲁论》只是《古论》的改编本，当然《古论》更原始、更可靠。“加我数年”章的“《鲁》读‘易’为‘亦’”，只是《鲁论》在流传过程中出现的一个讹误，所以郑玄将其改正：“今从《古》”。至于后人对这个讹误大加发挥，甚至因此而怀疑孔子与《周易》的关系，实在是一个本可避免的误会。

《鲁论》将“易”写作“亦”，当系笔误。将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相互替代假借以至造成笔误，是中国早期手抄本的常见现象，如马王堆汉墓帛书常将“功”写作“攻”、“配”写作“肥”、“爻”写作“效”、“动”写作“童”等等。这种现象至迟在唐代还很普遍。如唐写本《论语》郑玄注《为政篇》将“问”写作“敏”、《八佾篇》将“臣”写作“辰”等等II。“易”、“亦”二字古音相近，正属于这种情况。

内容提要以周易为首的易学对道教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其在细枝末节上的渗透，最为重要的是：易学从根本上决定了道教关于宇宙论、生命观、炼养术等重要内容的思维模式。本文从"法天象地，天人合一"、"易分阴阳，顺天而行"、"顺则成人，逆则成仙"三个方面粗略地勾勒出易学对道教思维模式的影响，并且指出：在道教的发展成熟过程中，易学由于决定了其重要内容的思维模式，因而地位显得尤为重要。

关键词：易学道教影响思维模式

道教自其产生始就以杂而多端著称。在道教的发展成熟过程中，受到过来自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其中以周易为首的易学对道教教理教义的方方面面多有影响。笔者认为：易学对道教的影响决不仅仅止于其在细枝末节上的渗透，更为重要的是，易学从根本上决定了道教关于宇宙论、生命观以及炼养术等重要内容的思维模式。而易学对道教的这一影响，才是最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本文拟就这一问题粗线条地勾勒出易学在思维模式上对道教影响的大致轮廓，从而揭示出易学在道教成仙理路形成过程中的重大作用。

一、法天象地、天人合一

早在远古时代，中国的先民们就对天地日月、鸟兽虫鱼、四季寒暑等自然现象有着浓厚的兴趣。先民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俗无不是对自然的模拟和再现。而这种与自然息息相关的亲和力在《周易》里得到了最大的汇聚和发挥。《周易．系辞下》说："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见，这种观物取象的思维模式是八卦之所以成立的根本依据。《周易．系辞下》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又《周易．说卦》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quot;在《周易》里，天、地、人是它所要阐发的主要内容，天、地、人都遵循同一法则，而人道是取法于天道和地道的，换言之，法天象地，天人合一是易学的基本思维模式。

在道教中，这种法天象地、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贯穿始终。魏晋神仙道教的著名宗师葛洪说："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邪？夫金丹之为物，烧之逾久，变化逾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青铜之外傅也。"⑴葛洪的"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的成仙理路可谓丹鼎派的典型思维模式。他认为，在自然万物中，唯有黄金能入火不消，埋地不朽，如果能够服用它们，那么人身就能得到黄金这种不消不朽的特质，人自然也就能肉身不坏，长生不死了。对于这种成仙理路我们暂且不作任何价值判断，在此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理路正是易学中法天象地、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继承和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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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加强周易基础理论的研究，向大家介绍《周易》基础知识，从元旦起，陆续在网上上传内容，供大家学习，公司将来继续把周易、四柱、风水面授班，函授班办好，高度重视周易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是××年工作重点之一，因为周易是中国传统文化之首，中国文化之根，中国文化之魂，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

周易文化产生的历史悠久，它是人类科学的大纲，计算机，电脑产生离不开它，人类破译基因密码离不开它，许多先进的科学思想都从《易经》里受到启发。它是世界文化的无价之宝，邵老师用天干地支研究基因，受到了世界科学的高度重视和赞誉。易经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被功代帝王称之为帝王之学。同志非常重视《易经》，在《选集》中处处可以见到《易经》的许多哲学思想。在电视剧《长征》中，可以看到率领红军到延安生门（延安在征收尔盖东北方）。高举手号召大家向生门前进。中国加入以后，怎么把周易推向世界，国际化，让周易文化传播到世界是我们的责任。公司欢迎全国各地的易经爱好同仁，加强合作，互相学习，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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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易经文化将发挥它的作用，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中，我们易经研究者要志高才智，把《周易》应用于现代科学和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当中，让易经走向世界。

摘要：本文通过检讨王弼以老解易，以《易》解易两种观点，认为王弼的老学与易学共同构成王弼的玄学。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才能揭示王弼玄学的实质。

关键词：老学易学玄学

从王弼注释了儒家与道家最重要的经典《周易》与《老子》后，王弼易学与老学的关系就始终是学术史上有争议的一个问题。一个普遍性的看法是王弼以老解易。何晏、王弼的玄学思想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时人管辂在评论何晏的易学时说："夫入神者，当步天元，推阴阳，探玄虚，极幽明，然后览道无穷，未暇细言。若欲差次老庄，而参爻、象，爱微辩而兴浮藻，可谓射侯之巧，非能破秋毫之妙也。"管辂认为何晏以老解易，并对此不以为然。管辂的批评代表着主张汉象数易学的人对玄学派易学的批评。

王弼以老解易在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主流的看法。当然，也有不同意这一观点的，明末的黄宗羲认为："有魏王辅嗣出而注易，得意忘象，得象忘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摈落，多所不关，庶几潦水尽寒潭清矣。顾论者谓其以老庄解易，试读其注，简当无浮义，何曾笼络玄旨。故能远历于唐，发为正义，其廓清之功，不可泯也。"现在有学者不同意王弼以老解易的传统观点，认为："仅仅说王弼易学是以老解易，或以儒解易，都不是完整全面的评价，而应该说王弼的《周易注》是以《易传》和象数易学解释《易经》。"

笔者以为，王弼老学与易学的关系问题与对王弼玄学思想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身是一个问题。

人们常引这句话作为对王弼玄学思想的一个概括："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笔者以为把王弼的玄学思想概括为"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是准确的，但认为王弼"祖述老庄"把王弼的玄学思想归于老庄一系则不能成立。何劭的王弼传记载："弼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父业，为尚书郎。时裴徽为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见而异之，问弼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从裴徽的发问看，裴徽一方面叹服于王弼的以无为本的玄学思想，另一方面认为王弼的贵无论的思想合于老子而不合于孔子的思想，有崇老抑孔之嫌，似不妥。从王弼的回答看，王弼对裴徽把自己的思想归于老子不以为然，同时认为，自己的贵无论思想并不悖于孔子的思想。裴徽的发问并非没有根据，依照当时一般的看法，儒家的孔子偏于讲有，道家的老子偏于讲无。有无代表着孔老、儒道两家不同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取向，就象有无的对立一样，儒道、孔老的思想是对立的。显然，王弼对孔老的看法不同于常人。照一般的看法，说孔子体无还可推敲，说孔子的思想以无为本无法让人接受。王弼认为老子并没有体无，还没有真正达到以无为本的境界。显然并不自认与老子同道。对王弼来说，有无对于孔老不再象通常所理解的代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或理论观点，并成为儒道学派划分的依据。王弼玄学思想创建的出发点就在于他自觉地超越了学派人为的设定，而去追寻天人关系的至理："夫途虽殊，必同其归，虑虽百，必均其致"至理是相通的，惟一的。如果是某一学派专有的，就不会是至理。

摘要：文章认为焦循通过“旁通”、“当位失道”、“时行”、“八卦相错”、“比例”五图，编织了一套表现为象数形式的逻辑类比推理的思想构架，并将自己的道德理想尽数纳入构架之中。这样，焦循一方面确立了研究易学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也具有以“旁通”为主体的哲学意义。焦循易学的方法论，标志着清代中期易学的重要转向，它已迈出象数与义理诠释易学的旧轨。然而将易学的探求严格限定在各种法则的框架之内，因而也就混淆了易学的象数系统与义理系统的各自独立性。因此，易学的哲学意义也就被逻辑推理的工具价值所取代。

关键词：焦循；易学；易图略；方法论

PhilosophicalsignificanceofthemethodologyofJIAOXun''''sYilearning

Abstract:BythediagramssuchasPangtong(laterallylinkedhexagrams),Dangweishidao(matchingpositionsbutlosingDao),Xiangcuo(interchanginghexagrams)andproportionillustratedinhisYitulüe,JIAOXunfoundedalogicalanalogousinferringimage-numberstructureandfusedhismoralidealintoit,havingestablishednotonlythemethodologyforthestudiesoftheYilearningbutalsoaphilosophicalsignificancedependedmainlyonthetheoryofPangtong.ItspositivesignificanceisshownasthatitrunsoutoftheoldtrailofinterpretingYiwithphilosophicalconnotationsorimages&numbers,markinganimportantdiversionofthestudiesoftheYilearninginthemidandlateQingDynasty(1644-1911).Yet,itsnegativeinfluencesareshownasthatitmixedtheindependencebetweentheimage-numbersystemandthatofphilosophicalconnotationsoftheYilearning,philosophicalvaluesoftheYilearningbeingreplacedbythetoolvalueoflogicalanalogyofit.

Keywords:JIAOXun;Yilearning;Yitulüe;methodology

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江苏甘泉（今扬州邗江黄珏）人。清代乾嘉之际著名易学家。所著《雕菰楼易学三书》（《易通释》、《易章句》、《易图略》）曾引起当时学界的振动，被推崇为“石破天惊”之作。焦循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突出的成就，与其所运用的独特哲学方法是分不开的。本文拟就焦循易学研究中所凸显出的哲学方法论思想作一探讨，以求正于专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