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范文10篇

摘要：用敦颐开显宋明道学之源头活水，世人对其研究甚多，却鲜有就其性别思想进行研究者。本文通过对《太极图说》和《通书》两书的分析概括其性别思想为：阴阳交感，化生万物；阳健阴顺，阳尊阴年；阴阳理而后和。显然，孔子以来的前儒家性别意识是周敦颐性别思想的重要思想资源，同时这些思想也对后世宋儒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性别意识

被尊为“道学宗主”的周敦颐开显宋明道学之活水源头，其重要的理论贡献在于构建儒学之形上本体，并以阴阳五行之理贯之天人，首发宋儒心性义理学之端。世人对其研究甚多，但极少有人涉及到他的性别思想。而实际上，他的两本主要著作《太极图说》和《通书》中蕴含着丰富的性别意识。本文旨在通过分析其两本著作来探讨其性别思想如何上承前儒，并具有自己的理论特征以及周敦颐的性别思想对后世宋儒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一、阴阳交感，化生万物

《宋史·周敦颐传》中言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明天理之根源，究万物之终始”。显然，《太极图说》探究的是宇宙的本源及万物与人的生成过程。其宇宙生成图式可用“太极——阴阳——五行——万物”来表示。从中可看出他所推测的宇宙生成是由最原始的“无极而太极”开始的，“无极而太极”是混沌而无形无限的原始物质，也是万物存有的最终根源。天地的本源是太极，而太极乃是无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根本，分化出阴阳二气。二气的交互作用就生出五行，五行相互配合而形成四时与天地万物。由此可看出，在这一图说中，上溯宇宙本源，下极天地万物，生生不息，变化无穷的整个宇宙变化过程被包含在其中。同时，在此过程中，离不开阴阳的交互感通作用，“有阴阳，则一变一合而五行具”，“‘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气交感，化生万物。”在这里乾与坤，阴与阳是作为对等的词而提出，孤阴，孤阳或阳与阳，阴与阴都是不能化生万物。即从宇宙生成论的高度和意义上谈阴阳因相互差异而相互需要，相互补充，即阴阳的相交相生，相生相济。

同时在《通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周敦颐不少这方面的思想。如在《训化第十一》中有“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成，义也。”《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中引用《易经》中的“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

论文关键词:周软颐;教育思想;伦理思想

论文摘要:我国古代教育家大多数人是以伦理为基础来论述其他们的教育思想的.理学莫基人周孰颐，虽然没有直接从事过教育工作，但他的教育伦理思想却十分丰富.因此.很有必要从教师职业伦理、教育目的伦理、道德教育伦理，教学伦理等方面对周孰颐的教育伦理思想进行概括和总结.这些思想中尽管夹杂着一些封建糟粕，但总体上是瑕不掩玉.，此外，关于周教颐的教育伦理思想的研究对于我们当今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周教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避英宗讳，改名敦颐。他于宋真宗天喜元年生于道州(今湖南道县)的营乐里波溪保，又名波溪。

周敦颐长期仕事主簿、县令、参军，州通判、提点刑狱等工作，每到一地都力主建学校，“个人亦收授生徒，讲论学术，培养人才，是一个官吏兼教育家。”周敦颐一生著述颇丰，留存至今的有《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以及少量的文、诗、赋、书集、题名等，皆收入《周敦颐集》中。

周敦颐改道教《无极图》为论证宇宙本体及其发展的《太极图》，建立了一个以孔孟正统思想为主的哲学理论体系，开创了理学的先声。周敦颐的教育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哲学理论体系中。笔者认为，周敦颐的教育伦理思想主要包括教师职业伦理、教育目的伦理、德育伦理和教学伦理等方面。

一、教师职业伦理思想

周敦颐的《爱莲说》从“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众”。开篇深沉大气，既点明了《爱莲说》之莲也属水陆草木之花，也点明了莲的可爱，只是“甚蕃”者里的之一罢了。这为他下文的“予独爱莲”埋下了顺理成章的伏笔。如此开篇，出笔皆成不凡，吸人眼球也。接下去周敦颐并没在甚蕃里纠缠，只是直接缩景，一句“晋陶渊明独爱菊”，更加明确了题意，陶渊明可以爱菊抒怀，我怎不可独爱莲呢？

接下句“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像是重复，但实为加深语意也，而且此句入文，让对比感更为强烈，为其求莲之高洁铺下了引子。大意是周敦颐本人独爱莲与晋陶渊明的爱菊避世不同，为保持一份高洁，宁愿终老南山。他要在尘世中当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这种在污世保持清白与独自避世求真的心态，与众人皆羡富贵（牡丹）的从众心态是有着思想境界上本质的区别的。这为爱莲说所要表达的“出淤泥而不染”作了最好的铺垫。

下句周敦颐就直接进入了正题“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中通外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写莲之语，爱莲之心，喻莲之志，可谓一气呵成，看似是对莲的直观描写，其实字字句句皆是借莲之表像倾诉心衷也。此运笔之老到，实让人叹为观止。可说通篇读者都无一丝喘息之机。语言超凡脱俗，而回味却是隽永绵长，越品越有滋味。

收篇，周敦颐先用花进行比喻，让花的特性喻人，虽平淡，但比喻帖切，让人读来也别有一番滋味。“予谓菊，花之隐者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此平淡之句接上节“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可谓浑然一体，不着丝毫痕迹。而更重要的是，借花喻人，将陶渊明的避世，世人皆追求荣华富贵的心态描写的淋漓尽致，而无一言直接指责。

周敦颐通过这样的对比，将自已比喻为君子。君子难为，犹胜于避世也。从这一点来看，周敦颐有些孤芳自赏的意思。不过周敦颐也有些自知之明，接下去他发出了深沉的感叹“菊之爱，陶之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是的，滚滚红尘，又有多少人能避世以求一份真呢？晋有陶渊明，可现在却听都没听到还有人会这样做的。或是像我一样的，在尘世中能相守一份纯净的，有着我这样追求君子风范的，又有几人？大多数的人，皆在红尘世事中从众罢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敦颐是高傲的，他那种不从众只求纯净的心态，在碌碌尘世中是难能可贵的。他感叹，是因为世风日下，大多数人皆被世事玷染也。

此文高风亮节，清雅脱俗，精短，锒锒上口，实为古文中难得的精品短篇。而且一文双解，内容厚实而意境深远。加上其文近似白话，易读易解，所以成了流传后世脍炙人口的传世佳品。在赏析此文的时候，如果能感动于文中的志节，这也就是读此文的最佳所得吧。

周敦颐的《爱莲说》从“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众”。开篇深沉大气，既点明了《爱莲说》之莲也属水陆草木之花，也点明了莲的可爱，只是“甚蕃”者里的之一罢了。这为他下文的“予独爱莲”埋下了顺理成章的伏笔。如此开篇，出笔皆成不凡，吸人眼球也。接下去周敦颐并没在甚蕃里纠缠，只是直接缩景，一句“晋陶渊明独爱菊”，更加明确了题意，陶渊明可以爱菊抒怀，我怎不可独爱莲呢？

接下句“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像是重复，但实为加深语意也，而且此句入文，让对比感更为强烈，为其求莲之高洁铺下了引子。大意是周敦颐本人独爱莲与晋陶渊明的爱菊避世不同，为保持一份高洁，宁愿终老南山。他要在尘世中当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这种在污世保持清白与独自避世求真的心态，与众人皆羡富贵（牡丹）的从众心态是有着思想境界上本质的区别的。这为爱莲说所要表达的“出淤泥而不染”作了最好的铺垫。

下句周敦颐就直接进入了正题“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中通外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写莲之语，爱莲之心，喻莲之志，可谓一气呵成，看似是对莲的直观描写，其实字字句句皆是借莲之表像倾诉心衷也。此运笔之老到，实让人叹为观止。可说通篇读者都无一丝喘息之机。语言超凡脱俗，而回味却是隽永绵长，越品越有滋味。

收篇，周敦颐先用花进行比喻，让花的特性喻人，虽平淡，但比喻帖切，让人读来也别有一番滋味。“予谓菊，花之隐者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此平淡之句接上节“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可谓浑然一体，不着丝毫痕迹。而更重要的是，借花喻人，将陶渊明的避世，世人皆追求荣华富贵的心态描写的淋漓尽致，而无一言直接指责。

周敦颐通过这样的对比，将自已比喻为君子。君子难为，犹胜于避世也。从这一点来看，周敦颐有些孤芳自赏的意思。不过周敦颐也有些自知之明，接下去他发出了深沉的感叹“菊之爱，陶之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是的，滚滚红尘，又有多少人能避世以求一份真呢？晋有陶渊明，可现在却听都没听到还有人会这样做的。或是像我一样的，在尘世中能相守一份纯净的，有着我这样追求君子风范的，又有几人？大多数的人，皆在红尘世事中从众罢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敦颐是高傲的，他那种不从众只求纯净的心态，在碌碌尘世中是难能可贵的。他感叹，是因为世风日下，大多数人皆被世事玷染也。

此文高风亮节，清雅脱俗，精短，锒锒上口，实为古文中难得的精品短篇。而且一文双解，内容厚实而意境深远。加上其文近似白话，易读易解，所以成了流传后世脍炙人口的传世佳品。在赏析此文的时候，如果能感动于文中的志节，这也就是读此文的最佳所得吧。

【摘要】湖湘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注重教育，投身教育的先驱者，他们的教育理念历时千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传统：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这对湖湘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影响。

【关键词】湖湘文化；核心精神；本土教育

湖湘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注重教育，投身教育的先驱者，他们的教育理念对湖湘文化甚至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重视学思并重与知行统一，重视独立思考与理性批判。其中周敦颐、王船山、魏源、曾国藩等人都是湖湘本土教育的开拓者与践行者，而岳麓书院更是此传统的见证与代表。下面就几位湖湘文化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对本土教育的影响进行研究探讨：

一、周敦颐纯心修身，自学为主的教育思想对湖湘教育的影响

周敦颐（1017年-1073年，湖南省道县人）的教育思想明确而突出，他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教人向善，同时教育又是一种己立立人的事业，要求施教者先要有所立、有所达，才能够去立人、达人。因此教学过程应该是一个人格感化、以德服人的过程。所以优秀的教育者不仅是向学生传授知识，还要以身作则，注重个人品德才能让学生崇敬，从而达到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教育效果。周敦颐的教育内容概括起来就是“纯其心以修身”。他认为要以仁义礼智为根本才能做到纯心。周敦颐一直提倡“自学为主，重在启发”的教学方法，教导学生以自学为主，鼓励多进行思考，采用启发式教学，并邀请当时的学界名流来进行讲学，始终坚持开明的教育方法。周敦颐这种讲究人格气节与操守的教育理念，对湖湘文化的发展和学子的成长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周敦颐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建立了“景濂书院”，收徒众多，其中包括程颢程颐兄弟俩，这是他在人才培养上最为突出的贡献。周敦颐的一代代弟子们纷纷在湖南讲学授徒，开创了湖湘地区教育鼎盛的局面。两宋时期湖南书院达到了近70所，其中岳麓书院和石鼓书院是当时中国四大书院之二。周敦颐的三传弟子胡安国父子在衡山创建的碧泉书院成了湖湘学派的教育基地，开启了湖湘学派的源流。周敦颐所开创的教育事业繁荣局面为湖湘文化的鼎盛和湖南人才的鹊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湖湘地区第一个本土大思想家，在他之前湖南人才“罕见史传”数量上并无任何优势，由于他对教育的推动，在他之后湖南逐渐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人才大省。周敦颐仿若湖南人才发展史上的一盏明灯，照耀着一代又一代的湖南学子不断前行。在他的教育思想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湖湘地区在南宋、明后期和清朝中期涌现了三个人才高峰期，并且出现了湖南近现代史上著名的五大人才群体。

二、王船山“经世致用”教育思想对湖湘教育的影响

摘要：情感是孔子仁学的第一原则。理性和情感的关系是孔子仁学的主要课题。孔子以“仁是理性的普遍情感”这一论断解决了理性和情感的统一。宋明新儒学以“生生”为核心，重新肯定了被佛学消解的理性和情感，在自然目的论中理性和情感完成了统一。

关键词：理性；情感；仁；生

成德践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儒家的不易信条。“亲亲、尊尊”的德性伦理，是儒家义理的核心内容。在先秦，孔子首次为儒家的德性伦理提出了一个合理可靠的论证，其核心在于情感原则。在孔子之前，“人为什么要过道德生活”这个命题是和具有人格神色彩的天、帝关联在一起的。孔子的仁学，以情感为第一原则，以理性和情感的统一为主线，开创了以“道德何以可能和何以必须”为根本课题的儒家哲学。孔子的仁学中，天的人格神意味淡化，而道德实践的主体－人的作用凸显，以亲情为起点的情感原则和有别于认知理性的实践理性原则双翼并举，最终指向一条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成圣之路。道德何以可能？何以必须？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孔子从孝、悌这种真真切切的可感可验的家庭亲情为出发点，为他的仁学体系建立了一个普遍性原则－情感。孔子认为，人是有情感的生灵，每个人从一出生，就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1]，从出生到老死，时时刻刻都处于父母、兄弟、朋友等五伦的情感互动之中。情感生活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人又是有理性的生灵，每个人都能从“有限”的爱亲推广到“无限”的爱人。既然情感是必须的，而且又可以是普遍的，因此，德性伦理就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有共同的，不因人、因时、因地而变的标准。这样，孔子的仁学就为“人要过有德性的日常生活”提出了一个合理的论证。还应该强调的是，情感原则，是内在的。因此儒家哲学注重体验、体证。孔子为儒家哲学建立的主体性原则，以情感为核心的情感和理性相统一的原则，对后世儒学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孟子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实际上就是指恻隐之情人皆有之。孟子的“义在内”，“仁义内在”的论述，是对孔子建立的情感原则的内在性和普遍性的进一步论证，而且有了新的内容。孔子建立的情感原则，是从孝、悌的亲情而来的，其主要特点是真实无伪，孔子是用“人之生也直”[1]这一说法来说明此点的。真实的情感在理性的提撕下成为“爱人”的普遍情感，并在实践过程中，无过无不及地表达为礼仪，也就是外王层面。在孟子的时代，对“情”的讨论进一步深入了。（郭店竹简有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孟子承继了孔子的义理规模，认证了情感原则的内在性和普遍性，但他比孔子更进一步，他在源头上，把情感认定为是“善”的，以“恻隐之情”来讲“情”，就是说，情之本是善的，这体现在他的性本善的说法中。“性本善”就是“情本善”。爱是情，但是，爱也有个是非对错，“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2]这样的恻隐之情，已经是知是知非的理性的情感了。也就是说，孟子把在孔子处必须交付给理性的，要在实践过程中予以调节才得以无过无不及的情感简洁地浓缩到他的本善之情中。因此，在孟子的理论中，他很少言及“中庸”，很少言及在孔子处时时要言及的以理性调节情感。因为，孟子的本善之情已经具有理性的品格，即无过无不及的中庸品格。这样，在孟子处，重心就着落在如何把这个本善之情“扩而充之”了。当然，扩而充之，这也涉及到了人的理性的作用。儒家义理的核心是情感和理性，即便象孟子，已经把理性品格内化在本善之情中，他也同样强调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理性是不可或缺的。《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当然是情感。这是强调了情感的内在性和普遍性。用“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表述把孔子仁学的核心原则－情感原则完全肯定下来，并做为成人之“道”的出发点，同时，强调“发而中节谓之和”，也就是说，在成德践履的过程中，理性的调适功能同样不可忽视，所以才要“修道之谓教”。《中庸》的思想和孟子的“性本善”的学说，都是在孔子开出的义理框架内的，核心在于情感原则，理性和情感的关系是其中的主线。通常把“天人合一”做为先秦儒学的指归，似乎并不确切。先秦儒学是基于内在情感的主体性道德哲学。先秦道家，基于批判人的理性的有限性，以“形而上的负的方法”实现人对自身理性的否定性的超越，才是一种天人合一的理路。而先秦儒学，从孔子开始，把情感作为道德实践的出发点后，天就基本上只是个虚位，而同时，对人的理性是作正面的评述的，不然，何以言“克己复礼”？何以言“修身”？如果说在孔子处，还有“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1]的感叹，到了孟子和《中庸》，就只讲知天、事天，讲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之交是天下之达道，进一步把情感原则作为道德践履的出发点和核心，并把这一内在而普遍性的原则完全肯定下来。正因为情感原则，儒学才要讲体验、体证，它有别于思辨的道家智慧，不需要形而上的体系的完美构造；正因为实践理性原则，儒学才需要修身，才需要道德践履，由此成圣之道是个死而后已的永无止境的过程，需要慎思，明辨和笃行，需要不断学习和反省。而先秦道家则是种境界形态的思辨哲学。

汉代董仲舒以天人感应说来重建儒家的纲常伦理，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原因的。在董仲舒的理论中，天是赏善罚恶的绝对至善的人格神。这是一种神学目的论思想。从儒学内部的发展来看，他的这一理论是和孔孟儒学异质的，关键之处就在于他不象孔孟那样把情感作为纲常伦理的出发点和核心原则。因此，他就必须张扬人的理性。在神学目的论的大框架下，他同时极力张扬了作为道德实践主体的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并没有背离儒家，而且，还作出了他的独特贡献。同时，他的目的论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为宋明理学的自然目的论提供了思路。

魏晋间玄学思潮起。有无之辨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课题。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儒家的纲常伦理并没有受到大的挑战。而如果纯粹从思想史的层面看，玄学反倒为儒家的道德伦理作了形而上的论证。这是一种时代背景下的儒道合流。玄学为儒家道德哲学提供了一种思辨的方法论，到了宋明理学时期，就发展为儒学的体用论了。郭象的理论，认为名教和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裴頠的崇有论则认为名教不可越，而王弼的贵无论是最具有形而上的理论色彩的，认为必须越名教而任自然，但是，王弼仍然声称孔子是圣人。圣人有情无情论，也是当时论争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孔孟儒学的两个基本要素理性和情感，在玄学思潮中都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讨论。贵无论和贵有论，实际上都对人的理性能力进行了深入探讨，再加上情感问题的重新提出，自然这一概念的重新阐释，这些都开启了有宋一代新儒学的先驱者们的思路。

真正对儒学义理构成挑战的是佛学。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魏晋期间有个大发展，而到了隋唐，是其鼎盛时期。华严宗、唯识宗、天台宗，尤其是禅宗的盛行，使得儒家道德哲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现实的社会政治层面，儒家的纲常伦理依然是占统治地位，但是，有识之儒者清醒地看到，如果儒家仁义的内圣之学已然动摇，那纲常伦理的外王层面的大厦就岌岌可危了。韩愈、李翱等人作了重建人文价值体系的尝试。韩愈的《原道》辟头就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他在《原性》中进一步提出性三品说，认为性是与生俱来的，情是接于物而生的，性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情则包括喜怒哀惧爱恶欲。李翱在《复性书》中，则明确提出，要为儒家义理立性命之源，他说，“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他们试图找到一个内在的普遍性的原则，重新来论证儒家德性伦理。他们在儒家经典中以《大学》和《中庸》为据，这也是一个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是上承先秦儒学，而下启宋明理学的。然而，他们对孔孟儒学的义理核心并没有把握住，对佛学之于儒学义理的真正挑战之处看得不清，因此，他们没能建立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儒学。这个历史性任务有待于来者。

摘要：传统之“乐”认为，“乐”是“安而不忧”、“善美愉悦”与“自然顺适”心理体验；也是“生生不息”、“云淡风轻”、“率性而为”人生状态；还是过程的、信仰的、指向未来的幸福，甚至“幸福”本身就是理想与信仰。在传统之“乐”这种理想与信仰包括两个方面：“天人合一”与“各得其所”。通过分析，传统之“乐”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包括四个方面即“静底”、“善底”、“天底”、“和底”。

关键词：传统之“乐”；人生幸福

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乐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乐也。

暂且不论此“乐”因何而来，先看此“乐”以什么样的形式，或在什么样的形象进入到我们心中。这“乐”既不是突然到来，也不是猛然闯进，而是“天然自有”的，可谓“真乐天成”。似飘然而至，但又不够确切，因为此“乐”乃我自有之，非从外来。同时，也说明并非由人在心中生一个“乐”来，而是本来就以某种形式潜在着，只是没到一定时候不会显现。

依曹端所说：已经有一个“乐”存在于心中了，想要幸福就只要想法子把心中那个“乐”找出来就行了。曹端所说的这种“乐”真得存在吗？

实际，这正是儒家之“乐”的一个重要特点：幸福往往不在于外在客观物事，而在于内心，只要养性就可以获得真乐。这正是一种“乐”的一种即境界之乐，一种非物质欲望之满足式的幸福，也正是我们要谈论的“乐”或幸福。

宋代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另一个繁荣的时代。理学是宋代哲学思想的最大成就。魏晋以来，传统儒学不断受到来自玄学、佛教的挑战；隋唐时期佛教和道教盛行，成为当时主导的思潮。于是，宋代儒学家便在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的基础上，对古典儒学作了新的诠释、发展和重建，创立了理学。理学在宋代也称“道学”，近代以來则称为“新儒学”。理学的基本特点是把儒家的价值理念本体化，并贯穿至心性理论和为学功夫。理学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有其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礼》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的影响。南宋晚期，理学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自此支配中国文化数百年之久。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宋太祖立国后，为了避免北宋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积极推行“重文轻武”政策，防止军人夺权或割据。而读书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也就进身士大夫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于是弃武习文成为社会风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兴办各级官学，带动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但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会需求远不能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发展起来。同时，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理学家批评科举与官学教育只引导学子追求功名利禄，他们大兴书院讲学之风，以书院为宣传理学的基地，从而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导致了南宋书院的鼎盛。南宋的书院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当时的主要教育机构。书院，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以后，官办的书院只是藏书与修书的场所。宋初有六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的睢阳书院、河南登丰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宁茅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创建于宋开宝九年（976年），淳熙6年（1179）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兴学讲授；绍熙五年（1194），朱熹又复兴岳麓书院，积极讲学，对当时书院的发展其了直接的作用。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拟定的学规，成为各书院的标准规范，为书院的制度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朱熹知南康军的三年中，多次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时，在岳麓书院讲学授徒，虽为时仅两月，但影响极大。由此可见理学家对书院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北宋中期以后，州县官学兴起，书院的发展一度消沉，据不完全统计，北宋时期建立的书院，约140所。到了南宋，在理学大师书院讲学的影响下，仅江西的书院便达160余所。有人根据各省方志统计，两宋书院的80%建于南宋。

唐宋是中华文明的成熟期，而中唐以来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变迁的新阶段。北宋文学的古文运动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都肇始于中唐。宋代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发展是理学，它特别重视古典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加以新的解释和发展，并最后由朱熹把这四种著作合编为《四书》的新经典体系。理学吸收了佛、道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弥补和发展了古典儒家的薄弱环节，使得儒家思想可更有力地应对佛道的挑战，故理学的兴起标志着唐代以来儒、佛、道鼎立的多元文化结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也是理学的创立者。南宋时期，朱熹继承了程颢、程颐“洛学”，又吸收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等理学学派的思想，集北宋理学之大成，形成了“理学”的主流；陆九渊则建立了“心学”的体系，也有很大影响。宋代所开创的理学，后来成为元代至清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学术体系，构成了11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史的主流发展。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太极图》的解说，这是一个写意图，最上圈是表示世界“自无极而为太极”的最原始的本体状态；第二个圈是坎离二卦的交合图式，表示阳动阴静，也就是阴阳二气的分化；第三个圈表示水、火、木、金、土，即“五行”的生成；第四个圈表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就是人类的产生；第五个圈表示万物化生。此图从总体上显示了“太极”产生世界的整个过程。

处于我国中原地带的河南古代书院,都很讲究选址,刻意营造一种恬静宜人的意境,如阳明书院建在大山、紫云书院建在紫云山、百泉书院建在百泉；至少也要符合闹中取静的要求。再如灵芝书院建于新安城北芝泉之畔、弋阳书院建于潢川城南原清真大寺废墟、寡过书院建于长垣县城东南隅。

白鹿洞书院的山水环境是古代文人仕子孜孜以求的理想境地。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字考亭，号紫阳）。第一次来到白鹿洞书院时，对它所处的环境赞美有加，感叹“白鹿洞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之所”，并自任洞主，广招门徒，制定学规，致力于白鹿洞书院的振兴。

当时间的跨度进入九十年代，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评估庐山申报世界遗产，首先考察的就是白鹿洞书院。他们对书院古建筑优美的自然环境赞不绝口，认为它最能代表庐山“以其独特的方式，融会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联的世界文化景观”的特征。

儒学崇尚天人合一、自然比德、人与自然的亲和。儒学之祖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以自然山水来比喻君子“智”和“仁”的品德。山水本无情，而从儒家道统上来说，山水映照人之智和仁，山水即文章，充满了哲理和寓意。

北宋欧阳修《醉翁亭记》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一句，把欧阳修这一文人仕子寄情山水，安民乐丰的内心世界描写得淋漓尽致。醉翁亭因欧阳修及其《醉翁亭记》而闻名遐迩，数百年来虽然历遭变劫，但终不为人所忘，正如醉翁亭中一副对联所言：“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明代文震享的《长物志》称“居山水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白鹿洞书院“傍山带水，尽幽居之美”，其间充满诗情画意，是隐逸清淡之士咏颂的绝佳境地。

处于我国中原地带的河南古代书院,都很讲究选址,刻意营造一种恬静宜人的意境,如阳明书院建在大山、紫云书院建在紫云山、百泉书院建在百泉；至少也要符合闹中取静的要求。再如灵芝书院建于新安城北芝泉之畔、弋阳书院建于潢川城南原清真大寺废墟、寡过书院建于长垣县城东南隅。

白鹿洞书院的山水环境是古代文人仕子孜孜以求的理想境地。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字考亭，号紫阳）。第一次来到白鹿洞书院时，对它所处的环境赞美有加，感叹“白鹿洞四面山水，清邃环合，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真群居讲学遁迹之所”，并自任洞主，广招门徒，制定学规，致力于白鹿洞书院的振兴。

当时间的跨度进入九十年代，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专家评估庐山申报世界遗产，首先考察的就是白鹿洞书院。他们对书院古建筑优美的自然环境赞不绝口，认为它最能代表庐山“以其独特的方式，融会在具有突出价值的自然美之中，形成了具有极高美学价值、与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紧密相联的世界文化景观”的特征。

儒学崇尚天人合一、自然比德、人与自然的亲和。儒学之祖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以自然山水来比喻君子“智”和“仁”的品德。山水本无情，而从儒家道统上来说，山水映照人之智和仁，山水即文章，充满了哲理和寓意。

北宋欧阳修《醉翁亭记》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一句，把欧阳修这一文人仕子寄情山水，安民乐丰的内心世界描写得淋漓尽致。醉翁亭因欧阳修及其《醉翁亭记》而闻名遐迩，数百年来虽然历遭变劫，但终不为人所忘，正如醉翁亭中一副对联所言：“翁去八百载，醉乡犹在；山行六七里，亭影不孤。”

明代文震享的《长物志》称“居山水为上，村居次之，郊居又次之。”白鹿洞书院“傍山带水，尽幽居之美”，其间充满诗情画意，是隐逸清淡之士咏颂的绝佳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