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证候范文10篇

摘要:慢性肾脏病的中医证候分类研究内容较多，除了对中医证候概念标准化分类外，在临床实验室指标、临床证候分型、证候分布规律以及系统生物学等方面开展了大量的、有效的研究工作，并且使用数学、蛋白组学、统计学、流行病学、计算机技术等手段开展了全面详实的研究工作，对慢性肾脏病中医证候分类学研究提供了较大的帮助。为了借鉴以往的研究成果，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尝试将中医证候分类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赋予创新、发展、科学、规范的思维方法。使慢性肾脏病中医证候分类研究更加详尽、真实、可信，具有较好的指导性和可操作性，从而使中医西医相结合，优势互补，融会贯通，充分发挥慢性肾脏病中医证候研究的理论指导作用和临床应用价值。

关键词:慢性肾脏病;中医证候;证候分类;证候分布

据世界卫生组织报道，2012年全球因慢性肾脏病(chronickidneydisease，CKD)死亡的人数为86.42万人，占疾病病死率的1．5%，位于全球主要死亡原因的第14位。近年来，CKD发病率在不断增加，已成为目前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据调查，我国普通人群中CKD的患病率为10%～13%，据此推算，我国CKD患者已经超过1亿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尿毒症患者为100～200万例，而真正接受透析或移植治疗的患者大约为22万例。

1慢性肾脏病中医证候研究沿革

传统的“证候”定义是患者在特定时间内所表现出来的能反映疾病的病位、病性、程度或发展趋势的一个或一组症状和体征。张仲景《伤寒论》有“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的描述;张仲景《金匮要略》则以“病脉证治”为主线;葛洪《肘后备急方》有“诸病证候”的记载;朱丹溪也有“脉因证治”的观点;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中提到:“医道在乎识证、立法、用方……识证尤为紧要”。可见，辨证论治得以实施的关键是准确的判定证候。自1949年以来，中医界人士对“证”的概念研究进行了不断深入的探讨，相继开展了很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其中包括证的实质、证候动物模型和证候规范化等研究内容。20世纪60年代初期，初步开展了证的实质研究，并且初见成效，比如，肾本质的研究、八纲证的实质研究等。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医界人士全面深入地开展了证的本质研究，其中“肾本质”的研究取得较大进展［1］。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中医证候规范”研究第二次会议提出了证候的定义和本质及演变过程，为辨证论治提供了依据，也为以后证候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2］。20世纪90年代以后，各界人士对证有了不同的观点，出现了很多不同的声音，对证本质研究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和诘问。进入21世纪，中医证本质研究有了新的转机，证的研究又重新进入大家的视野，受到大家重视，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中医证候模型的复制、病证结合、以病统证等。

2慢性肾脏病中医证候分类方法学研究

【摘要】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证候是中医研究的重要课题。文章简要介绍了用基因芯片探讨中医证候本质的研究近况，主要包括肾阳虚证、虚寒证、心阳虚证、肺虚证、脾虚证和寒热证差异基因表达谱的研究，从而为从基因水平上阐释中医证候的本质特征和进一步建立中医证候的基因组学做了有意义的探索。

【关键词】中医证候基因芯片生命科学

近年生命科学最热门的三大领域是基因组研究、细胞凋亡和细胞信号转导。相应地也有三大生物技术给予支持，这就是DNA测序、PCR技术和生物芯片技术。自1991年美国加州旧金山Affymetrix公司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块DNA芯片、1995年Stanford大学发表第一篇基因表达芯片文章以来，基因芯片技术已广泛地被用于基因功能的研究［1］。基因芯片是生物芯片中应用最广泛、技术最成熟的分支，又叫DNA芯片、DNA微阵列，其是在面积不大的基片表面上以点阵的方式有序排列一系列固定于一定位置的可寻址的识别分子（DNA和RN段），并以此作为探针，在一定条件下与样品待测的靶基因片段进行结合或反应，反应结果用同位素法、化学发光法或酶标法显示，然后用精密的扫描仪扫描记录，通过计算机软件分析，综合可读信息，最终实现对靶基因的存在、含量及变异等信息的快速检测。

1中医证候及其证候基因组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理论的特点之一，论治取决于辨证。中医的“证”是生命物质在疾病过程中具有时相性的本质反映。“候”的原意则是用以说明事物变化的情状，即所谓的疾病的临床表现。由于中医学对于疾病的认识侧重于整体、宏观、司外揣内，重视疾病某阶段机体的整体状态，辨证论治也即是通过对疾病表现在外的征象，进而推测演绎疾病的病因、病性和病位，由此归纳出证的概念［2］。用现代科技研究中医“证候”是中医研究的重要课题，证候病机及其与疾病和方剂的相关性是证候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3］。中医证候是中医药研究的核心，“证候”本质的研究是中医现代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如能获得突破性进展，必将使中医理论研究取得质的飞跃。应用现代医学理论和分子生物学技术阐明中医“证候”本质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具有重大科学意义。中医“证候”本质研究虽经历几十年至今未能实质性突破，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前没有一种像基因芯片那样十分有效地研究手段能同时检测许多机体、组织和细胞的变化，并比较变化以识别其规律［4］。中医证候的现代研究从以症状、疾病、组织、细胞等为主体，逐渐发展至分子水平、基因水平，并已由单个基因向多基因，由个别基因向基因组发展，由个别基因研究积累到研究基因表达谱，当今在引入基因芯片技术后，建立起证候的功能基因组表达谱［5］，旨在寻找一些与证候相关的基因，然后根据这些基因与证候的关系密切程度用于证候的基因诊断和疗效评价［6］。从中医理论看，证候的形成是由先天的体质因素和后天的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对证候的研究可能要绘制3张图谱：基因组图谱、单核苷多态性（SNP）图谱和蛋白质组学图谱。而SNP谱体现了不同人种和同一人种不同个体之间的基因组差异，并决定人类个体体质差异和疾病易感性，也可能是中医禀赋学说的基因组背景。

2中医证候的基因芯片研究

1中医证候及其证候基因组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理论的特点之一，论治取决于辨证。中医的“证”是生命物质在疾病过程中具有时相性的本质反映。“候”的原意则是用以说明事物变化的情状，即所谓的疾病的临床表现。由于中医学对于疾病的认识侧重于整体、宏观、司外揣内，重视疾病某阶段机体的整体状态，辨证论治也即是通过对疾病表现在外的征象，进而推测演绎疾病的病因、病性和病位，由此归纳出证的概念［2］。用现代科技研究中医“证候”是中医研究的重要课题，证候病机及其与疾病和方剂的相关性是证候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3］。中医证候是中医药研究的核心，“证候”本质的研究是中医现代化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如能获得突破性进展，必将使中医理论研究取得质的飞跃。应用现代医学理论和分子生物学技术阐明中医“证候”本质是实现中医药现代化的基础和关键，具有重大科学意义。中医“证候”本质研究虽经历几十年至今未能实质性突破，其根本原因在于以前没有一种像基因芯片那样十分有效地研究手段能同时检测许多机体、组织和细胞的变化，并比较变化以识别其规律［4］。中医证候的现代研究从以症状、疾病、组织、细胞等为主体，逐渐发展至分子水平、基因水平，并已由单个基因向多基因，由个别基因向基因组发展，由个别基因研究积累到研究基因表达谱，当今在引入基因芯片技术后，建立起证候的功能基因组表达谱［5］，旨在寻找一些与证候相关的基因，然后根据这些基因与证候的关系密切程度用于证候的基因诊断和疗效评价［6］。从中医理论看，证候的形成是由先天的体质因素和后天的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而对证候的研究可能要绘制3张图谱：基因组图谱、单核苷多态性（SNP）图谱和蛋白质组学图谱。而SNP谱体现了不同人种和同一人种不同个体之间的基因组差异，并决定人类个体体质差异和疾病易感性，也可能是中医禀赋学说的基因组背景。

2中医证候的基因芯片研究

2.1肾阳虚证

倪红梅等［7］对肾阳虚体质青少年差异表达基因的基因芯片研究，选取上海16～24岁青少年154例进行肾阳虚体质筛查，筛查出6例肾阳虚体质者，男性1例，女性5例，余148例为对照，分别采集两组的外周血，分离白细胞并抽提RNA。基因芯片采用上海博星公司的H80S型，可做人标本的8465点杂交,结果筛选出127条差异基因，其中63条上调基因，64条下调基因，其涉及免疫相关、细胞周期蛋白、发育相关、细胞生长、细胞凋亡相关蛋白、代谢、离子通道、转运蛋白、转录因子，以及信号转导系统。由此说明体质的本质是人体防御免疫功能、自我代偿修复和自我调节的反映，其物质基础是建立在人体各系统形态、机能及代谢活动之上的，其内在机理也是多系统多环节的。谭从娥等［8］对筛选出1例骨关节炎（OA）肾阳虚证行温针治疗（取穴：气海、关元、足三里、内外膝眼、阳陵泉），于治疗前后采集其外周血，做白细胞RNA抽提，以基因芯片研究其治疗前后的基因表达谱。结果：在70条差异表达基因中，上调基因49条，下调基因21条，并对34条基因初步分类分析：与免疫相关基因10条，主要表现为上调。如退火素A1基因（NM-000700），OA早期一些患者滑膜液中可有T细胞浸润，OA晚期某些细胞因子（IL-1,TNF-α）参与局部组织损伤，其与炎症免疫和自身免疫发生有关，致使关节软骨发生退行性变，故认为温针治疗后，免疫相关基因上调，提示温针治疗后可通过调节机体的免疫反应来干预OA的发病过程,还有热休克90KDβ链蛋白1基因（NM-007355）与基础代谢相关的基因5条,如II型cAMP依赖性调节蛋白酶β链基因(NM-002736),经针刺后上调了2.43倍,已知cAMP为调节新陈代谢的第二信使，其受cAMP依赖性蛋白激酶(PKA)调节，可诱导蛋白质酶，加速新陈代谢，升高体温，调节机体能量平衡。提示温针可调节与基础代谢相关基因表达来改善患者基础代谢低的临床症状。与肌肉运动相关的基因5条,主要为下调基因,如胆碱能受体、烟碱性、α多肽1基因（NM-000079），此基因是突触内神经信息传递的基础，与骨骼肌运动、肌肉收缩直接相关。与生长发育相关基因9条，人体各组织均有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诱导早期生长反应基因（NM-005655），上调了2.8倍，其可调节细胞生长分化。与信息相关的基因5条，主要表现为下调，如G蛋白信号调节因子1（RGS1）基因（NM-002922）下调了0.35倍，其是G蛋白结合受体复合物的重要调节和组成部分。温针可促进气血流通，使机体协调，起到全身调节作用。杨丽萍等［9］也以温针治疗肾阳虚骨关节炎,筛选出与免疫相关基因,其中上调基因5条,下调基因4条,上调基因主要有NCF1基因和CCR7基因,前者编码嗜中性细胞因子,后者编码G蛋白受体家族成员-趋化因子受体7。温针治疗下调基因CD97,其编码一个EGF-TM7家族成员,并存在于大部分活化的白细胞表面的糖蛋白,有G蛋白偶联特征。陈晓玲等［10］对一个典型的肾阳虚家系15个成员,以寡核苷酸杂交技术对其外周血单核细胞的差异表达谱分析研究,同时对血样本进行血液生化、免疫指标检测,还设正常人10人作为对照,比较二者结果。尽管存在普遍的血液生化与免疫学指标异常,但该肾阳虚寒证家族患者作为一个典型的阳虚寒证抽样,经统计学处理均未见显著性差异。此提示检测众多血液生化、免疫指标,对整体性失调的证侯群,其临床意义不大,故作为西医临床诊断所依仗的血液生化与免疫学指标,在诸如肾阳虚寒证等中医证的诊断方面,参考意义不明显。用5张北京博奥生物芯片中心生产的人全基因组表达谱芯片(2200个杂交点),来研究肾阳虚患者外周血红细胞基因表达谱,结果:①典型肾阳虚证/正常对照组:上调基因100条,下调基因33条;②肾阳虚证/正常对照组:上调基因148条,下调基因31条;③典型肾阳虚证治疗显效者治疗前/治疗后:上调基因12条,下调基因47条;④典型肾阳虚证/正常配偶:上调基因66条,下调基因44条。这些基因主要为：物质代谢、信号转导、能量代谢和免疫调节等,初步反映出肾阳虚证患者恶寒喜暖、肢冷倦卧、面色白等宏观证候在微观基因表达的分子生物学基础。

2.2虚寒证

【摘要】“证素”是“证候要素”的简称，由病性和病位两大部分构成，从“证素”研究成果和中医基础理论来看，“证素”即是“证候元素”，是构成病机和病名的组成部分，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所占的地位可能不相同。“证素”的基础研究和临床研究存在差别，侧重点不同，前者重在辨证体系的完善，后者重“证素”在临床各方面研究中的运用和结合。文章总结了近年来证素研究的主要内容，并进行评述，提出个人见解。

【关键词】证候病机证素

中医学所说的“证”是一个非线性的开放复杂系统，中医的“辨证”属于认知科学、思维科学，在揭示辨证原理与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以“证素”为核心的辨证新体系，是完善辨证方法、提高辨证水平的需要和有效途径。

朱文锋［1］在建立辨证新体系时引入“证素”的概念，初步制订了病位类约30项，病性类约60项，阐述了他们的特点和意义。王永炎等［2］也提出证素和证素靶位的提取具有重要的意义。张启明等［3］认为证候要素具有以下3方面的特性：组成证候的最小单元；每一证候要素都有不同于其他要素的特异性症状；临床所见的所有证候都可由证候要素组合而成。

“证素”是“证候要素”的简称，是证候辨识的病变本质，主要指辨证所确定的病性与病位，在文献中还有一个概念是辨证要素，是指确定某一证型或者“证素”的主要证候，两者存在差别，前者更具备元素的性质，在不同的研究对象中可能具有相对重要的“证素”，但“证素”的原始研究不应该具有轻重之分，因此称其为“证候元素”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其中病性与病位一起构成病机，也可以直接代表病机，与病位相比，病性更加复杂，在临床组合中，病位与病位，病位与病性之间有“1+1=2”可能，但病性之间的复杂关系采用线性理论往往不易解决。

“证素”的研究目前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并取得了一些成果，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很多经验。

类风湿关节炎中医证候分布的研究

【摘要】目的初步探讨广西地区类风湿关节炎（RA）中医证候的分布规律。方法从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收取RA患者106例，采用SPSS(10．0)建立数据库及统计研究其中医证候在年龄、性别、病程、发病年龄、关节炎的临床症状、类风湿因子（RF），血沉(ESR)，C反应蛋白(CRP)，IgA，IgG，IgM等方面的分布规律。结果RA的不同证候在年龄、病程上存在差异。中医证候在性别、关节炎的临床症状、相关实验室指标上差异无显著性。结论广西地区RA证候以湿热阻络最多见。在病程方面，肝肾阴虚病程最长。RA患者年龄较轻者证候主要表现为湿热阻络、寒湿阻络和寒热错杂证；年长者以痰淤阻络和肝肾阴虚为主。

【关键词】类风湿关节炎中医证候流行病学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ioidArthritis,简称RA)是一个累及周围关节为主的多系统性炎症性自身免疫病，其特征性的症状为对称性、周围性多处关节慢性病变，临床表现为受累关节肿胀、疼痛、功能下降,病变呈持续、反复发作过程。其病理为慢性滑膜炎，侵及下层的软骨和骨，造成关节破坏。本病属中医的“痹证-尪痹”“历节”“白虎历节”等范畴。本病病因未明，西医缺乏特异性治疗。祖国医学在防治RA方面具有较大的潜力与优势,其特色在于辨证论治,而证候机制研究一直是相关研究的重点与难点,对于全面认识疾病的本质、提高防治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有鉴于此，笔者在中医辨证论治理论及现代流行病学理论的指导下，收集106例广西地区RA病人的病历资料。并通过对资料进行整理、统计学处理和综合分析后，阐明广西地区RA中医证候分布及与性别、发病年龄、病程、关节炎的临床症状和实验室检查之间的关系，为开展进一步的临床研究,指导临床辨证治疗奠定基础。

1资料和方法

1.1病例来源选择200001～200612期间，在广西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住院的106例RA病人为研究对象。所有病人均在广西地区居住5年以上。

【摘要】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是中医治疗的两个法则，而同证异治的提法却很少见，在古籍当中也未见明确记载，但是无论是从理论的角度还是临床的角度，同证异治都是客观存在的，也应是中医治疗的法则之一。

【关键词】同证异治;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1同证异治的理论依据

对于同病同证异治，一鸣鸣［1］认为，疾病同，证也同，但由于地理、水土的不同。或素体的强弱，情志的喜忧，因而病机上有区别，治疗也就不同。张济民［2］则认为同病同证如异质或异因则应异治。孙世发［3］则从“证”与“治”的关系出发，阐述同证异治内涵。主为同证之所以异治是因为证形成中遗漏了许多与治疗有关的重要因素，诸如体质、性别、年龄、职业、居住环境、发病时令等。诸如此类，要求我们对相同“证”型的不同个体采取“同证异治”的方法。李顺民［4］提出，证同病不同治有不同，证同病同治有不同，病同人不同治有不同，亦主为同证异治分异病同证异治和同病同证异治两种情况。对于异病同证异治，是因为病变基本矛盾的不同，决定了传统辨证下的“同证”，在微观病理改变上必有不同之处。临床上也必然相应而异，从而必须异治。舒鸿飞［5］具体从病因不同、病理不同、病位不同、症状不同4个方面做了说明。认为这种异病同证异治实质上体现了异病异治的精神。《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提出:“证候的内容常由一种或多种病机要素所构成，这是一切证候赖以存在的基础。……临床所见的具体证候，多半以复合的形式出现。”构成证候的各因素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环环相扣，结为一体。故断其一个或多个环节，则可能导致证候解体，而针对不同环节的治法自不相同。证候既是多因素多环节之高度整合，就可能难以反映病情之全貌，仅反映疾病某一层次之本质，而更深层次之内部联系不能全面揭示。是故同一证候，其内部关系尚有差异，而治法因之各异。机体自身调节作用，作为治疗方案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临床过程中往往易被忽视……治疗不求除恶务尽、斩草除根，缘于机体自身之调节功能可赖也。而同证异治正是借此机能，在证候解体之后，以终其善［6］。

2同证异治的实验研究

实验结果表明，同证之间是有区别的。如上海中医学院于1979年发现同是阴虚火旺证，10例心火旺尿儿茶酚胺值高于正常值，尿17羟值正常，而11例肝火旺者尿17羟值高于正常，尿儿茶酚胺值正常;6例心肝火旺者，有4例尿17羟值和儿茶酚胺均增高［7］。有学者还从病与证的结合上，指出异病同证必须异治。如王阶［8］等提出，血瘀证因病种不同，症状体征和实验室检查都反映出差异。如舌质紫暗，舌下静脉曲张，口唇齿龈暗红等是血瘀证的共同表现，但显示该病特异反应和指导临床用药的却是另外的体征。如冠心病心绞痛是其特异症状;脑栓塞和脑出血，以肢体麻木，瘫痪为特征;干燥综合征则以口燥渴，但欲漱水而不欲咽为特征，妇科疾患以经血色黑而有血块为特征。在血液流变学检查上，同是血瘀证，因病种不同而有差异。如冠心病心绞痛多表现为全血粘度和血小板异常型血瘀;脑栓塞和脑出血多表现为血栓型血瘀，有的病人全血粘度，血小板正常，但体外血栓形成和血栓弹力图却表现异常;心肌梗塞前或梗塞初多为各类指标增高的血瘀的综合征，梗塞后粘度多降低。据报道［9、10］气虚血瘀患者在用参芪类补气药后，心功能明显改善，异常血液流变学指标亦有改善（二者分别是气虚和血瘀较特异的客观指标）;用活血药丹参后，临床心功能、气虚证与血瘀证分级均有改善，加用补气药黄芪后则进一步改善。血虚证，理当补血，治以四物汤，此乃正法正方。然气血相关，临床治疗亦有补血、补气养血、补气之剂。另有实验表明［11］对失血性血虚证，用八珍汤气血双补疗效优于四物汤之单纯补血，而用四君子汤补气与用四物汤补血疗效相同补气法尚能迅速改善脱血机体的虚弱状态。上述例证说明不同治法、方药对同一证候均有满意疗效，由此可见，同证异治是有客观物质基础的。

摘要：中医药对疾病的治疗强调整体观,不仅仅是针对“病因”治疗,更注重调整和改善人体脏腑、气血功能,着眼于患病的“人”,而非人患的“病”,这更符合现代医学模式和人们对于健康的认识。如何将中医临床疗效体现出来,现已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

关键词：中医临床；疗效评价；证候疗效评价；评定量表

1现行中医临床疗效评价体系概况

1.1临床疗效评价指标由于生物医学模式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西医学对疾病的疗效标准,着重于评价病因学、解剖学、病理损害、生化等指标的改变。过去在中医临床疗效评价中,也多数自觉或不自觉地照搬了西医过去生物医学模式的疗效评价方法和标准,从单侧面、单生物学因素进行疗效评价的研究。由于临床常会遇到患者“病”的指标恢复正常,而主观不适症状仍然存在的现象,因此对于疾病的疗效评价,只重视疾病的生物学指标是不够的,还应该重视患者“人”的一面。随着医学模式和疾病谱的改变,现代医学逐渐认识到患者自身心理感受在临床疗效中的意义,临床疗效评价体系中也开始重视对于人体功能活动和生存质量的整体评价。

近年来,中医药治疗相关疾病的疗效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疾病疗效评价；②证候疗效评价；③临床主要症状、体征的疗效评价；④理化检查(如影像学指标、生化指标、病理指标等)；⑤生存质量；⑥合并症的发生；⑦安全性评价：包括不良反应的症状、体征及理化检查；⑧卫生经济学评价：包括治疗成本的计算、成本-效果分析等。

笔者认为,在具体指标的选择上,应结合各病种的具体病情,选择具有代表性、确定性、区别能力、互相独立的指标,从而初步建立既体现中医特色优势,又与现代诊疗模式相适应的临床疗效评价指标集。例如,对功能性疾病,以现代化功能性检查和中医证候学、生存质量的评价指标为主；对疑难疾病,则应采用宏观和微观、整体和局部、近期和远期相结合的综合指标；对于一些慢性迁延难愈的疾病,则不能仅从近期证候学改变判断,更应重视结局指标的意义。

1病证结合及以方测证是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主要思路

中医认为“证”是病的某一阶段的主要矛盾的概括，它受病的基本矛盾的干扰，两者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证候诊断离不开具体疾病的诊断，证候诊断的规范化研究应采用病证结合的研究思路，这样才能对疾病过程中各个发展阶段的证候作出正确的诊断，才能将中医的证候演变规律更清晰地凸现出来。由于相对于中医学病名而言，西医学病名往往诊断明确，机制比较清晰，所以应选择西医诊断明确，而中医治疗有优势，又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临床常见病和多发病，采用西医辨病，中医辨证，以病为经，以证为纬，病证结合的研究思路。“方”与“证”密切相关，方由证立，证随方名，方能测证，证能验方。很多有效的经方、名方是结合了中医理论精华和长期临床实践经验配伍而成，与其特定的证候有较明确的对应关系。而且，临床疗效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和关键问题，证候分类在一定程度上应建立在方剂疗效观察的基础上，通过以方测证还可以对“证”进行动态的研究。所以，有课题组提出“以候为证，以象为素，病证结合，方证相应，是建立辨证方法新体系的依据”［2］;也有学者提出“围绕证候病机及其与疾病和方剂的相关性这一中医证候研究的重要科学问题，突出中医学思维特征与现代科学设计融合的研究思路，以方剂干预治疗效果作为比较参照系统，基于中医以方测证的逆向思维的认‘证''''方法，不断积累、完善，由此构建出具有坚实临床科学基础的证候标准，应该是病证结合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3］。但是，近10多年来，由于对“方证相对”的理解存在歧见，故有学者提出“以方测证”作为一种证候研究的方法并不可行。有的认为:每个汤方都有相对应的证，只要有此证即可用此汤方，常称为“汤证”，汤证（方剂辨证）不同于八纲、病因和脏腑辨证，是指以汤辨证，相符即可应用，其实质是找出汤方的适应证［4］。有的引用柯韵伯《伤寒来苏集》的话说:“合是证便用是方”，即某证只能用某方，某方只能治某证，处方用药必须与病证对应，才能取得最佳的临床效果［5］。这种观点后来被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们继承下来，被概括为“有是证用是方”。持有这种观点的学者们认为“方证相对”及“以方测证”不能对“同证异方、同方异证”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应改称为“方证相关”。还有学者认为“方证相对”应理解为“对症治疗”、“方病相对”等等。朱邦贤教授在分析上述观点后则提出，中医所讲的“方证相对”是指方剂的药物组成与配伍，与其主治病证所内寓的基本病机具有高度的针对性或相关性［6］。应当明确的是，“方证相对”中的方证或汤证，是指某方与某一特定病证间所存在的直接对应的主治关系，这一关系是建在该方内涵的“理”（该组方所针对的基本病机）和“法”（根据基本病机所确立的治疗大法或具体治则）之上的。笔者是这样认为的:“方”与“证”密切相关，如朱教授所述两者是通过理与法相关联，但由于关联的程度不同，可以是多方对应于一证，也可以是一方与多证对应，其对应的程度取决于临床疗效，所以，根据临床疗效可以求得最佳对应的方证，以最佳对应的“方”来测最佳对应的“证”，这是目前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主要思路。

2在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及病例回顾的基础上，遵循临床流行病学原则，进行多中心、大样本的临床前瞻性研究，运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对证候诊断标准进行系统评价和完善，是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重要途径

早期的中医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是以文献调研与专家咨询为主要途径。所以，由此而建立的证候诊断标准必然会受到医者水平、学术流派等影响，出现标准之间互不相同的现象。临床流行病学的核心内容是设计、衡量和评价（design，measurement，evaluation，DME）。它把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强调在临床医学研究中应用科学的方法学，强化科研设计，排除各种偏倚和干扰因素的影响，确保研究结果的真实性和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所以，为提高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应在文献调研、专家咨询和病例回顾的基础上，遵循临床流行病学的原则，开展多中心、大样本、前瞻性的临床研究。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则强调从系统研究中获取证据，并重视临床实践中个人经验与系统研究中获得的科学证据相结合，对患者个体做出合理的临床医疗决策，是临床流行病学和现代信息学与临床医学结合的典范。赖世隆教授［7］评价说:“临床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是当今医学界公认的进行临床研究最为科学的方法学。”所以，应该运用循证医学的研究方法对证候诊断标准进行系统评价和完善，包括对证候诊断标准建立方法和研究质量、诊断标准的诊断效能和诊断标准在临床应用中的系统评价［8］。但运用EBM与DME方法时需要克服样本量大，时间周期长等困难，解决出版偏倚（发表偏倚）、伦理和资金等问题。

3加强四诊客观化研究，在系统生物学的引领下，开展组学研究是证候诊断规范化研究的重要环节

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以经验为基础的中医学缺乏还原论的研究方法。所以，它无法解释系统内部的组成成分和相互作用的关系，不能对信息进行量化。因此，必须将中医思辨性的经验描述和宏观性概括过渡到高层次的分析与综合相结合，这是中医学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其实质是解决客观化与定量化问题［9］。

［摘要］目的:观察通窍健步汤联合依达拉奉治疗脑梗死气虚血瘀证的临床疗效。方法:将80例脑梗死气虚血瘀证患者随机分为2组，每组各40例。2组均予以基础治疗，对照组在此基础上采用依达拉奉注射液治疗，治疗组在对照组基础上加用通窍健步汤治疗。2组疗程均为21d，比较2组综合疗效、中医证候积分及生活自理能力(Barthel指数评分)。结果:总有效率治疗组为100.00%(40/40)，对照组为87.50%(35/40)，2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中医证候积分治疗前后组内比较及治疗后组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2组治疗后Barthel指数评分比较，治疗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通窍健步汤联合依达拉奉注射液，能够有效改善脑梗死气虚血瘀证患者的临床症状，提高其生活自理能力，值得临床推广。

［关键词］脑梗死;中西医结合疗法;通窍健步汤;依达拉奉注射液

脑梗死作为一种常见、多发的脑血管疾病，具有高发病率、高致残率与高病死率的特点。据报道，约有70%以上的脑梗死患者存在后遗症，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负担，且脑梗死的发病率呈逐年上升趋势，严重威胁着患者的身体健康［1－2］。中医药治疗脑梗死有其独特优势，基于此，本研究采用通窍健步汤(本研究团队根据补阳还五汤化裁而成)联合依达拉奉治疗脑梗死40例，疗效满意，现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选取我院神经内科2020年4月1日至2021年4月30日收治的脑梗死患者80例作为研究对象，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2组，每组各40例。治疗组中，男21例，女19例;年龄44～76岁，平均(60.16±2.78)岁。对照组中，男22例，女18例;年龄46～78岁，平均(59.37±2.14)岁。2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本次临床研究已经本院伦理委员会批准。1.2诊断标准1.2.1西医诊断标准符合《神经病学》［3］中脑梗死的诊断标准。1)多为安静状态急性起病，突发肢体乏力、活动障碍、感觉障碍、言语不利等，于数小时或者1～2d内达到高峰;2)脑CT和MRI能明确脑梗死的部位、范围、数目及性质，复查符合脑梗死影像特征性动态演变。1.2.2中医辨证标准符合《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4］中中风病气虚血瘀证的辨证标准。1)主症:半身不遂、口眼歪斜、言语謇涩或不语、感觉减退或消失;2)次症:气短乏力、自汗出;3)舌脉:舌质暗淡、苔白腻或有齿痕，脉沉细等。1.3纳入标准1)符合上述西医诊断及中医辨证标准;2)年龄18～80岁;3)自愿参加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1.4排除标准1)有严重心、肝、肾脏疾病;2)有癌症等重大疾病;3)妊娠或哺乳期妇女;4)对本研究药物有过敏史。

2治疗方法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1）中国生物医学文献光盘数据库（CBMdisc），计算机检索1980年1月～2004年8月的文献题录。（2）《医学论文累积索引・肿瘤分册（19491979）》和《中文科技资料目录（医药卫生）》，手工检索1949年1月～1980年12月的文献题录。（3）重庆维普咨询有限公司中文科技期刊全文数据库。（4）清华同方中国期刊网。（5）第二军医大学图书馆、上海中医药大学图书馆和中华医学会上海分会图书馆馆藏过刊合订本。

1.2检索式肝肿瘤［展开全部树］/中西医结合，中医药疗法，中药疗法，中医疗法。

1.3检索结果共检出题录1110条，除去个案报道、单方验方等文章，共检出文献978篇。

1.4分类汇总记录978篇文献中所记录的原发性肝癌中医分型、治法、方剂和中药；将各项目输入MicrosoftExcel2000电子表格；按照我们以往的研究结果［1］，将原发性肝癌中医辨证分为血瘀证、气滞证、湿证、热证、气虚证、血虚证、阴虚证、阳虚证等8个类型，将中医治法、方剂和中药按照活血、理气、祛湿、清热、补气、养血、滋阴、温阳等8个类别进行分类汇总。

2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