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范文10篇

本文作者：倪婷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会通中西”思想的形成

中国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受到国外文化的入侵，教育领域也历经了一个对西方文化从完全拒绝到逐渐接受和吸收的发展过程。从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严复开始，历经了冯桂芬等人到洋务派，主张将中西学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结合，来适应时代的发展需要。张謇也响应时代的号召，结合自身对中西学的认识，在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知识和教育教学经验与中国传统教育的道路上锐意探索，形成了自己不同于“中体西用”的“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成长经历孕育“会通中西”教育思想张謇个人的成长经历是他形成“会通中西”教育思想的重要原因。张謇从小饱读儒家诗书，多次参加科举，最终于不惑之年中举状元，受儒家思想影响颇为深厚。状元及第后，张謇时任翰林院修撰，为清朝廷效力。儒家传统文化对张謇影响极为深厚，他自身十分关注传统道德的修养，把“忠孝礼义”作为为人处世的最基本的原则。张謇视野开阔，虽然没有出洋留过学，但是通过书本的学习，对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有一定了解。他很早就认识到教育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西方发达国家的强盛直接看来依靠的是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从根源上看先进的科学技术是由通过教育培养出的优秀人才所创造的，只有学习西方国家大力发展教育，才能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后又东游日本，考察其科技、工农商业、政制及文教的经历更是坚定了张謇效仿西方制度创办教育的信念。张謇的丰富阅历和长远眼光是他“会通中西”教育思想形成的必要条件。时代需求促成“会通中西”教育思想张謇“会通中西”的思想是适应新时期的社会需求，在对“中体西用”进行突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体西用”的思想从萌芽到最终定型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鸦片战争后，中国国门被迫打开，政治、经济、文化受到巨大的冲击。面对这种情况，爱国仁人志士纷纷献策，冯桂芬最早提出向西方学习的主张。他于1861年，在他所著的《采西学议》中，大胆地抛弃了中国根深蒂固的尊华攘夷的思想，开创性的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2]。历经郑观应、沈寿康，最终以洋务派代表张之洞《劝学篇》中提出的“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简称为“中体西用”定下型来。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前进的步伐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被束缚住了，仍然处于挨打受欺负的状态。就是这样的社会环境急需一种更为开放的中西文化观来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引导中国的教育改革。在前人基础上，张謇难能可贵地较为清楚地认识到仅仅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发达的科技只是皮毛，真正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制度，做到“会通中西”是要从更深层次上将中西方的精华融合起来，来达到发展教育，发展社会的目的。他身在朝廷之中，对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的清朝廷表现出的软弱无能痛心疾首，呼吁通过改革中国旧制度，学习西方建立新的社会制度。1901年，张謇向清廷上奏的《变法平议》中提及“法之拿破仑、美之华盛顿、德之威廉、日本之明治”进行制度变革。由“中体西用”发展到张謇的“会通中西”是一个对国外教育和中西学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的过程。张謇认识到洋务派主张的“中体西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培养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后备军，仍然有腐朽性。他对于西学特别是西方的教育制度采取了更为开放的态度，突破了洋务派“中体西用”对封建统治的顽固坚守，形成有利于民族资产阶级培养的“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

“会通中西”教育思想的体现

张謇充分地认识到，教育事业的发达，学校的勃兴是国力雄厚的前提条件。他指出：“窃惟东西各邦其开化后于我国，而至今以来，政举事业，且骏骏为文明之先导矣。掸考其故，实本于教育之普及，学校之勃兴。”[3]他在家乡南通广泛兴学，在办学过程中，张謇对教育宗旨的认识，对学校教育体制的构想，以及在课程和教学各个环节的教育实践中，既有“中”，又有“西”，都明显体现出了对中西方教育教学的相互吸收、融合的特点。“会通中西”在教育宗旨中的体现张謇通过学习，认真分析国外的教育，立足于中国教育实际，融合中西教育的精华形成了以“德智体”三育共同发展，培养有用的人的教育宗旨。张謇“会通中西”的教育宗旨中要培养的人是全面发展的，拥有从事实业本领的民族资产阶级人才，这与“中体西用”要培养的封建统治的接班人有着本质的不同。具体培养内容上，德育主要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操和爱国主义精神，保留和发扬了“中学”，智育则是更多地吸收和引进了“西学”，目的在于发展学生的智力来为中国实业发展储备人才，体育受到了日本重视对国民进行武备训练的启发，意在改善国民体质以抵御外敌。张謇“会通中西”的教育宗旨既有“中”又有“西”，将中西学的优势进行了合理结合，旨在培养“救国救民”的有用之人。张謇认为正确的、有实际指导意义的教育宗旨应该是一个融合中西教育之精华的教育宗旨。他融合中西方教育中最值得倡导的部分，形成了德智体三育的教育宗旨，通过促进学生德智体的全面发展培养出“救国救民”的有用之人。在各育的培养中，他认为德育是中国传统教育的最为重视的部分，道德精神素养是不能忽视的，是中华文化的魂，是绝不能完全丢弃的。1908年，他在师范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中，他将“德”“俭”二字提出，要求师生共勉。他希望学生在学生毕业后应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多为社会作贡献，成为一名好老师。张謇的对师范生的这些要求都来自于中国古代伟大教育家孔孟的教育思想。由此看出张謇对于中国优秀的民族品质并没有舍弃。在智育方面的要求，张謇是通过课程的安排设置让学生学习到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来实现的。他停止小学阶段的“读经”课，这是对“中体西用”的实质性突破。此外，他非常重视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的培养，强调一定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张謇十分重视体育，他认为体育是德育、智育的基础和保障。体育的真正目的是要“杜偏重学问而忽视体育之流弊，盖以强身即所以强国也”[4]，只有拥有健康强壮的身体才能抵御外敌。他产生这样的想法是一方面源于中国自古教育缺乏对体育的重视，读书人一直都是“文弱书生”的形象，而且近代以来，由于深受鸦片毒害，中国人更是被讥讽为“东亚病夫”，另一方面，他看到日本对青少年实行“军事训练”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推动了国家的进步和富强。“会通中西”在学制构想中的体现张謇的学制构想既留存了“中学”即中国传统教育对各级学校修业年限的规定，又吸收了“西学”即国外特别是日本所建立的各级各类学校相互衔接的结构，中西兼备，形成了包含基础教育、学前教育、高等教育、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体系较为完整的，兼顾升学和就业功能的学校教育体制。在当时看来，在张謇“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指导下形成的学制构想相比在“中体西用”的教育宗旨下颁布的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更具先进性。1．“会通中西”学制构想的内容张謇不满“中体西用”指导思想下新学制的腐朽性，力求为中国寻找发展教育的新出路，他的学制构想就是在“会通中西”思想下构建起来的。对于壬寅学制和癸丑学制，张謇认为这两个在“中体西用”的指导思想下形成的学制，仍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张謇对于国外学制的学习不是生搬硬套，而是建立在深刻分析各国学制的特点基础上。张謇于宣统元年上呈学部的文章中详细的总结和比较了他国教育的特点。他认为各国的教育因为各自的风俗和文化的不同，有着各自的特点，例如，英国教育相对比较严整，美国的教育比较灵活，法国的教育比较奢侈些。如果直接把其他国家的拿来，就好像拿他人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很难合适的。经过考察和研究，张謇认为由于日本的语言、地理位置、文化与中国相近，那么日本的学制对于中国最有参考价值。他认真分析了日本的学制，结合亲自前往日本考察的体会，认真地吸取融合了中西方学制的优点，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会通中西”的学制构想。张謇的整个学制构想的内容在他1901年上呈的《变法平议》中有具体论及。把学制大体划分为三级制，从兴学次第上看，先立小学师范，次立中学，再办高等学堂，最后创立大学堂，使高一级的教育建立在低一级学校的基础之上。他把教育事业的内部相互关系比作河流“师范启其塞，小学导其源，中学正其流，专门别其派，大学会其归。”[5]普通教育体系之外，张謇还将学前教育、实业教育等纳入学校制度体系。各级各类学校相互衔接，兼顾了升学和就业的双重任务。2．学制构想保留“中”学在学制构想中体现对“中学”的保留之处在于张謇主张应参考中国古代学制中规定的修业年限，不应急功近利，随意缩短。他以古代《学记》为依据，认为“学制宜仿成周教法师孔子说”从传统的教育经验出发，批评了当时一些人主张将接受国民教育的年龄提前并大大缩短学制年限的操之过急的观点。[6]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从壬寅学制开始，清政府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宗旨的指导下，配合新政在教育方面颁布了两次新学制。张謇一方面对中国能够积极改进学制系统来促进教育的近代化感到十分的欣喜，但另一方面他在办学过程中发现了清末民初一系列新学制中突显出了许多问题。新学制为了加快教育发展的步伐，提早了儿童入校学习的年龄，缩短了基础教育的年限。张謇赞同《学记》中记载的中国古代学制体系对基础教育修业年限的规定，认为教育不应操之过急，否则会影响教育质量。3．学制构想体现“西”学张謇的学制构想的最为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理智地学习“西学”的部分。他积极学习国外建立的先进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设想建立起各级各类相互衔接的学校教育体制。⑴师范教育张謇主要借鉴日本开设师范学校的类别和方法，并结合国内实际的教育现状，设置了合理的师范教育体系。他认为师范教育是“教育之母”，在他所设想的整个学制体系中，他最为重视师范教育，他在实际办学过程中，张謇认识到在整个教育的兴办过程中最离不开的就是教师，要想办教育，办好教育，众多合格的师资是办学的先决条件。他于1902年在南通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学校，南通师范学校，就以当时日本所颁布的《师范学校令》、《师范学校学科及程度》等章程建校之蓝本。在师范教育体系内，张謇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将师范的学制年限分科设立为本科、速成科和讲习科。本科学习期限为四年，速成科为二年，讲习科为一年。而且难能可贵的是，张謇根据当时求学者家境的情况，特别提出可以根据家庭经济情况来选择所学的科类，在当时创设性的开创了“弹性学制”。他曾提出：“年长而家贫愿就讲习者，学期为一年为一班，年长而家贫或不贫而愿速成者，学期为二年一班，年富而家不贫而愿就读本科者，学期四年为一班。”[7]⑵基础教育张謇十分赞同西方近代学校教育体制重点发展和普及基础教育的特点，他的学制构想中对基础教育给予了足够的重视，这是其学制构想融“西”的具体体现。为了达到真正促进中国教育的近代化目的，他在师范教育的基础之上，创设了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使得师范教育和基础教育相辅相成，相得益彰。1902年，在创办师范时就计划设立附属小学，后来女子师范成立又建了女子附小。“卒寻常师范学业，乃充小学教员，而寻常师范中，亦必成立小学校，为师范生实践教授之地。”[8]张謇倡导发展基础教育表明在“会通中西”思想的指导下，张謇形成的学制构想更具有先进性。⑶高等教育张謇的学制中还包含着高等教育，而现代的高等教育体系正是起源于西方国家，因此，这同样体现了张謇的学制构想吸收了西方先进学制的精华。他所参与创办的高等教育院校极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发展。当时部分教育改革家们的思想仍然囿于中国传统学制体系，始终没有大胆迈开跨进近代教育体制的步伐，而且许多政界官员仍持旧观点，主张办学应该从大学办起。张謇尖锐地指出朝廷所办的“大学”与政界相近，这种只重视发展高等教育的主张说明“中体西用”还是以中体为根本，没能学到西制的精要所在。他认为高等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延续，是为了培养更为专业的，高素质的人才。应该从基础教育办起，先打好基础，再根据社会需要设立培养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高等学校。在他的带领下兴办和发展起来的高等教育院校有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南京三江师范高等学堂、上海纺织大学、暨南大学等，是中国现代多所重点高校的前身。张謇对高等教育的巨大贡献加快了中国教育体系近代化发展的前进步伐。张謇所构想的学制还涉及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职业教育等未曾在中国传统学制中的教育类别，这也是张謇在学习吸收西方学制的结果。张謇仿照国外的学制体系，对幼儿教育亦给予充分注意，举办了不少幼稚园及保姆传习所。他还特别关注特殊教育，为盲哑儿童创办了提供特殊教育的盲哑学校。在职业教育方面，张謇为实业发展的需要开办了多所职业学校，形式多样，包括全日制职业学校，补习学校，员工培训学校。南通农业学校、南通私立甲种商业学校、私立南通医学专门学校、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商业学校，农业专门学校，纺织专门学校，医学专门学校，蚕桑讲习所，工商补习学校，女工传习所，保姆传习所，俭工学社，艺徒学校，镀镍传习所等，无不是包含日式在内的西式学制。综上所述，从张謇的学制构想中可以看出，各级各类学校的修业年限是保“中”，普通教育体系中各级学校的相互关系和衔接，以及各类学校的体系化和正规化更多是学“西”，是对西方近代学制的吸收和融合。值得赞扬的是，张謇在对学制进行构思和试实行的时候，“中”与“西”不是随意和机械地胡乱拼凑，而是立足与中国当时的教育现状和可行性，将“中”与“西”合理巧妙地“会通”起来，这使得他的学制构想相比之前所颁布的学制更具先进性。“会通中西”在课程上的体现在学校课程的设置上，张謇根据学生需要安排和分配课程中的“中”“西”内容。张謇秉着“会通中西”的教育指导思想，特别提出应该根据各级各类学校性质和教学任务的不同，学生学习程度的高低，年龄段的区别，以及先天禀赋的差异，设置相应的中西兼备的课程。“夫课程之订立，既须适应世界大势之潮流，又须顾及本国之情势，而复斟酌损益，乃不凿圆而柏方。”[9]这句话很明确地表现了张謇在设立课程时，“中”与“西”结合的指导思想。张謇在在师范的课程设置方面，他参考世界各国主要是日本的教育计划，将癸卯东游日本实地考察了解到的日本教育计划与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并经过与相关人员经过反复磋商，制订出通州师范的教学课程。“张謇为师范学校安排的课程有修身、历史、地理、算术、文法、理化、测绘、体操等。”[10]为了扩大师生的知识面，张謇在师范学校还仿照日本开设了诸如政治、经济学、农艺、化学、英语等科目，供有所侧重的本科生选修。南通师范学校的课程中西兼备，古今结合，既设文化课又设专业课，在文化课中重视科学知识教学，尤其重视工具科。在课程比重上，师范院校对中文的修养要求比较高，要求学生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准确地描述事物和事情。修身，文法是中国传统的课程，西方的自然科学课的学习也受到了重视，这充分反映了张謇的“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在张謇所创办的初等和高等小学中，同样是以张謇的“会通中西”的教育思想作为指导，进行日常的教学活动。张謇指出了癸卯学制所规定的课程中封建中学传统遗留痕迹过重，中西学的比例严重失调。“读经讲经”课的比重过大，传统儒经的晦涩难懂，不符合儿童心理生理，非小学生所能理解，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对西学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教授只是皮毛，不够系统。为解决这一问题，张謇于1910年在江苏教育总会《呈学部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主张废除读经科，多习国文，实用的自然科学的比例应适当加重。除此之外，张謇还带领教育人员共同编写教材来把握中西学在课程中的比例，来保证教育教学的质量。虽然在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指导下进行的教育改革也主张“废科举”，改革旧中国以八股文为主要的教育内容，但是在实际的教学中，小学校的学生每日还是要上大量的晦涩难懂的读经课。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创办的小学中不准开设“读经”课，为了防止腐朽思想的复苏，他还亲自组织人员制定了初、高两等小学和中学的教材，不仅统一了教材，还设置了评价标准，保证了教学质量。在当时，张謇敢于冲破“中体西用”的权威并提出有全局性和实践性作用的解决方案，具有难能可贵的先进性，而且此举在课堂教学一环上直接地保证了张謇中西学并重教学要求的实现。以上就是张謇在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过程中，通过“中”，“西”课程的合理安排和设置，将中学和西学的精粹巧妙地在各个不同的教育阶段进行了合理的融合，促进学生发展成为具有改变中国命运、带领中国发展的有用人才。“会通中西”在教学上的体现在教学手段和方法上，张謇引进西方的教学法和教学仪器来改进中国传统的教学，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他大胆地向师范学校的学生们推广了国外先进的教学方法，如“设计教学法”和赫尔巴特的“五段教学法”，并鼓励师范生们将这些教学方法和教育手段合理地运用到教学中，提高教学效率，帮助学生们有效地学习。为了使学生们能够最直接最快的学习到国际上先进的科学技术，他还引进国外先进的教学仪器，聘请了外籍教师和归国留学生到南通任教“如河海工程学校特聘留美学习工程的许肇南为校长，水利专家李仪社为教授；德国的夏德门和替尔博士分别被他聘请到医科任教和工业化验室任教；他还延聘日本人村忠治郎、西虎谷二等为通州师范学校讲习，甚至在家塾中也曾招聘日本女教习。”[11]这就是张謇将“中”、“西”教学合理结合、应用的具体体现。

张謇“会通中西”教育思想的历史意义及现代启示

本文作者：岳世川工作单位：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中西方思维方式比较

思维方式方法的产生离不开人类的生存环境。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方法的产生各自与自己所在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制度等密切相关，也因此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方法方面的价值观念、心理特点等也各不相同。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各具特色：中国的思维方式特点是多向度的，立体性的，辐射四周的。西方的思维思维方式特点则具单线性和分析性的，是容易诱导出的，流线型的。分析发现认为，中式的思维方式特点是阴阳互补性的，而西方的思维方式特征为二元对立性。文化方面，宏观方面概括，中国文化是性理科学，西方文化是智性科学。体现在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方面也互为迥异。“中方是用心观察和认识世界，西方是用脑认识世界的”[1]。下面从两个具体方面加以比较。中国古代的思想家都注重通过感性经验，运用朴素的辩证思维，从整体上把握世界。在中国，对世界的认识：认为客观外在世界是从混沌状态、虚空中演化。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生成过程的描述是粗线条的，是没有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论证和严格考察的，只是思维者们经过感性直观想象的。中国的典籍中大多探讨伦理、政治等问题，很少涉及科技方面的知识，以墨家、名家为代表的逻辑学派在历史的长河中昙花一现，虽然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但并未在社会中产生什么实际影响。《墨子》对科技知识稍有涉略，如“力，刑之所以奋也。法，所若而然也”[2]。但这些记述主要限于感性的层次内，是观察性的，是对力学、光学等某些现象的具体描述而非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没有形成更高层次的系统的理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观察，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3]，“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之也”[4]。另外还有少部分是关于顺应农时、不涸泽而鱼的可持续发展思想，如“：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3]这些论述通常是与人、与治理国家混杂在一起，没有形成单独的体系。西方的思想家注重理性在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在他们眼里，世界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系统，从第一个思想家泰勒斯开始，他们就积极探索世界的本源。早期的思想家们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具体的土、气、水、火等物，后来德莫克里特将其发展到原子这一肉眼看不到的元素，把对世界本原的认识转移到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层面上，树立了理性在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活动中的主体地位。毕达哥拉斯更认为“数即万物”，把整个世界还原到一个绝对抽象的、规律性和逻辑性极强的体系里，完全脱离了感性的直观，充分显示了理性的作用。早期西方的大思想家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往往都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中包罗万象，除了哲学、逻辑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外，还包括了对数学、几何学、物理学、天文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专门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他们对感官观察到的现象进行分析和综合，找出其中的规律，努力让世界呈现出规律性和有序性。理性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发挥出来。探讨中国的思想产生之源头，可以认为，中国的思想产生伊始即是与政治、伦理等问题紧密相关联的。中式思维方式方法形成独特的自己体系，到儒家一统思想后，名、墨等诸家等逻辑学派渐微，形成儒家主宰局面，思想界的主流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思想家们主要关注治国、修身平天下大事，对科技的发展则漠不关心，现实科技活动中中，只有工匠和手工艺者在实践中对技术不断加清和改进，并将改进后的新技术和新发明等通过口授等方式传给后人，但是由于工匠和手工艺者缺少外在方面缺少物质条件，内在方面也无文字传承意识，致使这些成果少有载于典籍，即使有，“中国传统思维也限于直观体验的范畴；有许多重要的、伟大的发明，但很少上升为更高层次的理论。当思维形成定势以后，对西方科技、文化的吸收也往往限于技术应用的层次，难于接受甚至排斥其内含的逻辑思维成果”[5]。在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方面，中式思维方式重要表现为体验和顿悟，人们相互间的交流主要赖于彼此间共同感性经验基础，彼此间心灵互通等，而非赖于理性的、逻辑推理和分析判断的解释。中式的思维方式中既无三段论模式的大前提、小前提的，也无因果模式的“因为”、“所以”，他们在相互交流时采取的方式是陈述现象或内心所想，由对方去理解和揣度，中式的思维方式者追求的是刹那间的理解和领会，这样的思维方式需要的是交流者间心灵相通，是知音。中式的思维方式者交流无需要对具体细节的描述、分析和解释，因而，中式的思维方式者有自己的优势，那就是善抓事情的宏观，善于统领全局，缺陷是对于具体细节缺乏把握。西方思想在产生的时候就重视理性思维，用理性来认识世界，他们认为，世界是在按照一定的规律在理性的模式产生和发展变化的。在科技方面，早期，因客观方面的条件限制，中式思维者们在视野范围观察到的视界有限，因而这时他们是以有限的观测事实为起点推理，用理性和逻辑推理和判断思维方式去探究世界的法则。近代以来，西方科学家们发现了精确性对认识世界的重要性，他们崇尚科学实验，运用实验手段和器具，观测分析自然现象，并将这些现象带回实验室，开展模拟实验，对观察对象作精确的定量、定性的研究和分析，总结出自然界中的规律，再把这个规律应用到自然界中去。实验的方法逐渐深入人心，成为西方思想界的又一传统。西方在理性+实验的思维方式下开创了近代科学，思想界也随之蓬勃发展，各家各派层出不穷。但无论是在科学界还是在思想界，都少有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和学者出现，科学的分类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越来越细，科技思想者也由于各自研究的领域不同而分为各自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分析其原因，除与当今知识的科技知识极大丰富外，还与人们的思维方式方法有紧密关联。科学实验中人们对精确的追求越来越细，这也促使科技工作者们的研究向着纵深的方向发展，但在全局把握上就有所不足，不那么周到全面了。经过上面两点的比较，中、西方的思维方式方法间的差别至为明显。中式的思维方式其主要任务是宏观的观测和判断世界，宏观地把握世界，目的是解决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间的关系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人类社会方面的思考，对伦理问题和人与自然和谐如何相处的思考，而非思考科学技术方面的具体和微观问题。西式的思维方式方法的主要任务主要相对中观或微观的，目的是征服自然界，表现形式为对自然和社会现象思考是抽象的、严密的和逻辑的。由于任务的不同，思维方式方法也就迥异。故而中式的思维方式者以体验和顿悟的方式来认识社会伦理问题、政治问题等，不用抽象的逻辑关系。中式的思维方式者用感性直观的观察分析世界，优势是运用直觉把握总体关系，缺陷是由于从整体上对世界形成综合的看法，不深究具体细节，缺少深刻的洞察而明确的体系，达到的是一种“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境界。西方思维的任务是认识自然和社会现象，这些认识任务是形而下的，可以通过实验来获得对其的了解，再通过理性把得到的知识串在一起，形成条理清晰的体系。这种思维方式的特点是追求精确，运用实验和理性从具体细节上完成对事物的认识，具有明确的体系但缺少深刻的洞察。因此，中国人能留下关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记载却不能发现天体运行的规律，能极其精确的计算出圆周率的数值却不能据此提炼出更高层次的理论，而西方人对自然规律和抽象的定理能够做出伟大的发现、给出周密的证明、总结出完整的体系，但却因为缺少对人世的洞察而常常与现实的一切脱离甚远。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因为所侧重的方向不同，因而表现出比较大的差异。近代科学中心转移到西方，西方大国引领了科技的发展方向，在古代风光无限的中国落在了后面。对此现象我们要有正确认识，这种现象并不能能说明西方的思维方式优越、层次高于中式思维方式，而中式思维方式落后、层次低了，实际上，中国的思维方式在科技的积累和创新中同西方思维方式一样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当代中国的科技实力不容小觑这一事实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传统思维方式对科技创新的指导作用

西方“理性+实验”的思维方式对具体知识的积累、知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有着重要的作用，中国“感性+顿悟”的思维方式在这方面的作用有所逊色，但与此相对，中国的思维方式也有自己的优势，如在对知识的宏观把握上，形而上思考方面等，西方思维方式有比较弱势，明显就不如中式思维方式表现准确、深刻。中式的思维方式宏观方面对事物的判断注重综合，思想家们视野所见到的是某事物的整体，然后从事物的整体，用朴素的辩证方法去观察分析其内部间结构相互关系，开展的形而上的分析和判断。西方的思维方式更注重分析，科学家们从具体现象入手，积累丰富的材料，用逻辑推理对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加工，找出其中存在的规律，再与其他规律一起形成某个领域的体系；思想家们构建自己的理论则更多地靠的是在事实基础上的推理，他们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据，一步一步严格按照逻辑规律来论证，最终推导出自己的结论并形成体系。以中西方对世界起源问题的不同看法为例子来看中西方思维方式在对科技的作用上的差异。中国的典籍多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来源于混沌的，虚无的状态，如：中国的神话传说认为本是客观外在的物质世界是从混沌状态中产生；而道家却认为，自然界源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6]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从虚无、混沌中来，形成的新世界内部间又互有联系，“阴阳相生，有无相成”，五行互存又相克。由此可见，中国人一直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看待，中国的思维方式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起的是指导的作用。西方正与此相对，无论是泰勒斯的“万物起源于水”，还是恩培多克勒的“原子论”，思想家们都把着眼点放在某个具体的事物上，这些具体的事物通过不同方式的组合构成了整个世界，即使后来微观粒子的出现也没有改变这种模式，不同的只是世界改由更小的、肉眼看不到的粒子而不是某一具体事物组合而成。西方人把世界拆分开一点一点加以精确地研究，西方的思维方式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起的是推证的作用。通过分析，可以认为，中式思维方式下眼中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整体的，抽象的，而西方思维方式下眼中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部分的，具体的。结语通过分析，由于中、西方思维方式在科技创新作用不同，因此我们在开展科技活动过程中要合理利用中西方两种不同思维方式的优势，优势互补，开展科技创新。即：运用西方的思维方式的优势，“理性+实验”的思维方式对具体知识进行积累，完善知识结构，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开展科技理论创新；运用中式的思维方式即“感性+顿悟”的思维方式对知识的宏观把握方面，开展形而上思考，积极探寻科技创新的方向。比较视野下认为中西方的思维方式各有优势，互有所长。在科技引领世界发展的今天，探讨传统思维与现代科技创新话题，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西的思维方式以及各自的特点，在科技活动中合理发挥双方优势，对科技创新来说有十分重要意义。

共财政是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类型或运行模式。同时，它又是保证市场经济得以存在和顺利运行的根本条件。在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我国财政模式也相应地由计划型财政转向市场型财政，即公共财政模式，在此过程中，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西方公共财政，直接构成了我国财政模式改革的借鉴对象。因此，准确地把握中西公共财政的异同，对于我国正在构建之中的公共财政来说，显然有着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西公共财政的相似点

我国和西方的公共财政，都是建立或基本建立在现代经济基础之上的，是国家或政府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的分配活动或经济活动，它们都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类型。因此，两者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特征和内涵。

1.弥补市场失效。市场经济下，在市场有效的领域，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以达到帕累托最佳状态。但是，在某些具有共同消费性质的领域和场合，就产生了所谓市场失效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公共产品、外溢性、自然垄断、风险及不确定性等现象的存在，以及社会分配不公和宏观经济总量失衡等。此时，大体上就要求政府通过公共财政的收支而为市场提供公共服务，从而直接弥补市场失效。

2.为市场提供一视同仁的服务。等价交换是市场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这一准则决定了政府为市场提供的服务必须是“一视同仁”而不能是“区别对待”的。市场的统一性，决定了政府作用于某个或某些市场活动主体的过程，就是影响所有的市场活动主体的过程。现实地看，财政收支对各市场活动主体有时候还是“有所差别”的，但这只是政府安排公共服务的一个手段而已，是为了保证市场与资本的正常运行，因此，从根本上看，仍是“一视同仁”的，这与“区别对待”有着本质的差别。“区别对待”的原则否定着等价交换准则，进而否定了市场经济，它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

3.不以赢利为目的。赢利性是人们参与市场活动的直接动力，之所以会产生市场失效问题，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无法保证正常的市场赢利。作为公共财政主体的政府，是以政权所有者和社会管理者身份而展开各种弥补市场失效的活动，其活动具有非赢利性。如果作为公共财政主体的政府，其活动以赢利为目的，结果必然是经济活动政治化，从而导致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崩溃。

习语是指在一种语言的漫长演变中形成的特有的、固定的表达方式。每种语言都包含了十分丰富的习语，它们具备强烈的民族、历史和地域特征。从广义来看，习语包括固定短语、谚语、通常用语、谜语和名言警句，等等。

习语是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体现了一个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所有语言的习语能够最佳诠释其语言的特点，与此同时，习语的翻译又是最有难度的。本文结合语言文化背景旨在探讨以下问题：中英文习语的不同之处；中英文习语翻译的规则及方法。

一、中英文中习语的不同

1.比喻的不同。译者在翻译习语时，必须考虑到一些因素，比如，读者的文化习俗、思维方式、知识层面等。例如，中国人通常使用“雨后春笋”描述某事物的快速大量的发展。但在英语中，同一件事物人们用“bejustlikemushrooms”比喻。因为竹子不是英国当地的本土植物，即使“竹子”一词是外来词，英国人还是很难接受用竹子来比喻上述语意。

2.习俗的不同。最关键的不同点是对于“狗”一词的所持的态度。狗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献谄的动物，在汉语中有很多对狗含有贬义的习语。例如，“狐朋狗友”、“狗急跳墙”、“狼心狗肺”等。在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狗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因此，英国人生活中有很多含有狗的习语。例如，Everydoghashisday（凡人皆有得意的日子），Todogone’ssteps（跟某人走），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等等。3.自然环境的不同。习语的诞生与人们的生活工作紧密相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东风”是指“春风”。如李煜《虞美人》：“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其中的“东风”就指“春风”。但是，英国地处西半球，属于海洋季风气候，因此在英国刮西风预示着春天的来临。因此，他们的“西风”来指代“春风”或“春天”。

4.宗教信仰不同。在汉语和英语中，大量的习语体现了与宗教信仰的关系。佛教在中国有超过一千多年的历史，信仰佛教的中国人相信佛控制着世间的万物。例如，“借花献佛”、“闲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等。在许多西方国家，人们信仰基督教，因此人们视圣经为其为人处世的指导原则，许多英语习语来自圣经。例如，“sellone’sbirthrightforamessofpottage”（因小失大、见利忘义）。

摘要：何谓“时间”？时间的所谓“本质”是什么？何谓“时间意识”或“时间观念”？它们的所谓“本质”又是什么？这篇文稿并无这样的意图，对诸如此类既古老又“纯粹”的时间哲学问题进行求索和提供答案。

本文将集中研究以下几组同时间哲学有联系的理论专题。第一组是与人的“时间观念”相关联的理论专题。其中包括：如何“还原”出时间观念的问题；时间观念中的时间样式的划分问题；时间观念形成的渊源问题；时间观念中的时间维度问题。附带说一句，此处提到的“时间观念”是超地域、跨文化的，对任何民族均一视同仁。因此，它可以为研究和比较中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奠定一个普遍适用的理论基础。第二组理论专题是：首先纵览中西方时间观的概貌，然后分别介绍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中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时间观。其中包括三个理论专题：（1）综述中西方哲人对时间观念作出的不同解释。（2）综述中国传统哲学中从《易经》开端的某些学派的时间观，这个专题主要涉及先秦时期的《易经》、儒家（孔子和孟子）、道家（老子和庄子）、墨家和《易传》中独具特色的时间哲学及其时间观，力求做到“见一斑而窥全豹”。既然只见“一斑”，战国后期的“诸子”，两汉以降的董仲舒、王充、魏晋玄学、中国佛教和宋明理学……的时间哲学及其时间观皆付之阙如。至于设定超越时间之流的时间观，如董仲舒所云“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天道不变说”的超时间观，又如《大乘起信论》标榜的“一心二门”论，其中涉及与“心真如门”相关的“真如不生不灭”的超时间观，由于篇幅所限，不得不或者割爱或者点到为止。（3）综述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某些类型的时间观，重点介绍延续两千余年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圣·奥古斯丁到牛顿、康德等为数不多的几位先哲的时间哲学。比方说，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哲学涉及的某些时间问题，例如，是上帝在现成的时间流程中创造世界万物？还是上帝既创造了世界万物，又创造了用来创造万物的时间流程和万物演变的时间流程？均在略加点染之列。第三组理论专题是：对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的时间观中几个发人深省的方面作一些对比研究。笔者概括出了以下五个方面：（1）观察时间与体验时间；（2）时间之“体”与时间之“用”；（3）依存时间（相对时间）和纯粹时间（绝对时间）；（4）实在性时间和非实在性时间；（5）线行性时间和周行性时间。要作两点说明：其一，为了设定以上五个可资对比的方面，笔者不得不自创了一组同中西方时间哲学有关的术语。其二，中国和西方传统哲学中各自的时间观的独特之处远不止以上几个方面，笔者不过是列举出其中的较为醒目者而已。

一、事象世界及其时间流程时间是流动不已的。时间之流总是事象的运动变化中的时间之流。换言之，事象世界的动态过程或行为过程中蕴涵着时间进程。既然探讨时间之流的问题牵涉到事象及事象世界，所以有必要对后者作一些简要的说明。所谓事象，包括有形体之象的各式各样的物体，有相状之象的声音、气味、味道、硬度、温度、湿度等等，有动态之象的位移、运动、变化、发展、动作、姿态等等。凡事象皆有形象，都是可观察感知的。(参见拙文《事象·关系·过程--兼论“物”、“心”和“人”》，载《思想战线》2001年第5期。〖ZW)〗从某种事象哲学的视域去审视，即可认定，事象及其形象均为“合成性”的，因此有可能在事象哲学的视域中对它们作出相应的“分解”。同理，从上述事象哲学的视域去审视，还能认定，事象世界内的时间之流也是“合成性”的，对任何样式的时间进程也能进行相应的“分解”。分解事象世界内的各种时间之流，需要寻找一组既相关又合适而且可操作的术语，笔者选择了胡塞尔在阐释现象学方法时创立的“悬搁”、“还原”、“剩余”等可操作的术语。应该作一点声明：当我使用此类术语时，已经在不同程度上离开了胡塞尔赋予它们的原义。事象及其形象在事象哲学层面上的分解可以采取几种方式，其中的一种方式只涉及事象的可观察感知的形象。运用这种方式可将事象的形象中属于或被称为“物象”的方面“悬搁”起来，“剩余”的则是属于或被称为“实象”或“映象”的方面。倒过来讲，将事象的形象中属于或被称为“实象”的方面“悬搁”起来，“剩余”的就是属于或被称为“物象”的方面。打个比方，如果事象及其形象是个硬币，其一面是“物象”，翻过来，另一面就是“实象”。说到底，“物象”、“实象”云云，不过是同一形象的两个不同的“显示面”或两种不同的“说法”而已。举个例子，被我们叫做“书桌”的那个事象有形体之象，桌面是长方形的，有四条桌腿……如此种种，从一个方位去审视，这里有一个名为书桌的事象及其形体之象的“物象”，至于它又是视觉之内的“实象”就不作考虑了（已经“悬搁”起来了）。换一个方位去审视，我们看见了一个名为书桌的事象及其形体之象，在视觉中有一个关于书桌的形体的“实象”，至于这个“实象”是否来自它之外的“物象”则勿须过问了（已经“悬搁”起来了）。对事象世界内蕴涵于各种形象中的时间之流，也可运用上述方式作出相似的“分解”。还记得古希腊哲人赫拉克里特说过的一句名言：“你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河水中的水是不断更新的”。其理由是，一切都在变动，河水也潺潺流动，第二次涉足的河水不再是第一次涉足的河水了。河水流动暗示时间流动，时间流动潜藏于河水流动之中。时间之流像河流一样滚滚向前，因此第二次涉足的时间段已经不同于第一次涉足的时间段。流动的河水之象以及相关的时间之流，从一个方位上讲，它是“物象”中的时间之流。换个方位讲，它又是赫氏观察感知着的“实象”中的时间之流。其实，事象的形象中的时间流程在传统的本体论意义上是“中性”的。区分“物象”中的时间流程和“实象”中的时间流程，区分“客观时间”和“主观时间”，不过是按照事象哲学的要求，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同一个事象世界及其形象中的时间流程而已。这种区分并不包含传统的“唯物”或“唯心”之类的本体论或认识论的预设或承诺。之所以对“中性”的时间流程作出上述区分，是因为笔者筛选了“实象”中的时间流程作为思考与时间有关的哲学问题的基石。感觉知觉的“实象”经常潜入记忆之中，在回忆活动里转化为与“实象”对应的“心象”。同理，“实象”中的时间流程也经常转化为回忆中的与“心象”相关的时间流程。“实象”和“心象”中的时间流程，再加上想象着和思考着的时间流程，构成了“时间意识”或意识到的时间流程。时间意识经过提炼、整合萌生了“时间观念”。时间观念是笔者选取的研究某些时间哲学问题的起点和支点。古今中外的哲人直接面对的是自己的或他人谈论着的时间意识或时间观念，然后推演并建构他们的时间观和相应的时间哲学。正因为如此，由事象世界中的时间之流“还原”而成的时间观念，同样可充当对中西方传统哲学中的时间观进行比较研究的起点与支点。

二、时间观念的样式之划分

时间观念中的时间样式的划分，是我长期反复思考的有关时间哲学的理论问题之一。我考虑的是，最基本的时间样式到底是二分的、三分的、还是四分的。“二分法”是研究者对时间样式进行分类的最常见的模式。麦克塔嘉特（JMEMcTaggart，1866～1925）的模式颇有代表性，他提出将时间划分为A系列和B系列。时间的A系列以先后为标志；时间的B系列以现在、过去和未来为标志。这样的“二分法”模式颇有道理，而且简便可行。不过，此等时间流程的二分模式，尚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我也考虑过“三分法”的问题，这就是自然时间、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物理时间推广一步就是自然时间；人文时间的核心部分是历史时间；心理时间的核心部分是体验时间。把上列时间划分的“二分法”和“三分法”模式结合起来，不难形成如下的看法：所有的时间流程都有个先后的问题。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除了有个先后问题之外，还包括有“现在”、“过去”、“未来”的问题。何谓“物理时间”、“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在何处起步去划分时间观念中的三种时间样式？用什么方式才能在时间观念中凸显出这三种时间样式？回答上列问题之前，先讨论另一组更具有基础性的问题。

前文已经谈到，事象哲学认定，事象或事象世界是“合成”的，因而可以进行“分解”。另外还谈到，用某种方式将事象的形象分解为“物象”方面和“映象”或“实象”方面，是切实可行的。除此之外，还能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对“合成”的事象或事象世界进行有别于前一种方式的“分解”。二者不同之处在于，第一种方式针对事象的形象，第二种方式直指事象本身。运用第二种方式对事象进行分解必须设立两个前提：其一，任何事象或整个事象世界都是由“物”的要素、“人”的要素和“心”的要素化合而成的，所以有可能从事象或事象世界内分解出物理事象、人文事象和心理事象。其二，对三类事象的“悬搁”与“还原”，仅仅涉及审视方位的转换，而勿须作出传统的一元论，二元论或多元论的本体论预设。（为了节省篇幅，有关如何分别“悬搁”与“还原”出三类事象的过程问题，姑且存而不论。）前文亦曾谈到：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同样是“合成”的，同样可以进行“分解”。现在有条件来讨论本节开头部分提出的问题了。根据刚才列举的两个前提，我们也能按第二种方式对进入观念中的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进行“分解”，分解出自然时间或物理时间，人文时间或历史时间，心理时间或体验时间。“分解”的步骤可作如下的简述。其一，将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的物理时间和人文时间“悬搁”起来，不加考虑，可“还原”出心理时间，即心理事象中的时间流程。时间观念中的心理时间是时间哲学或心理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所谓心理时间大体上涵盖以下几个方面：⑴感知到的与“现在”有关的时间流程；⑵回忆中的与“过去”有关的时间流程；⑶预期中的与“未来”有关的时间流程；⑷想象中或思考中展现的时间问题。其二，将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的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悬搁”起来，不加考虑，可“还原”出人文时间，即人文事象中的时间流程。时间观念中的人文时间是时间哲学或人文学科的重要研究领域。所谓人文时间大体上涵盖以下几个方面：⑴人的行为或人的实践活动中含有的时间流程；⑵社会生活、历史发展和人生经历涉及的时间流程；⑶人的说写活动谈论着的时间问题。其三，将事象世界的时间流程中人文时间和心理时间“悬搁”起来，不加考虑，可“还原”出物理时间，即自然事象中的时间流程。时间观念中的物理时间是时间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重

首先我想说的是电影形式，即form.电影形式是指观众在看电影时所认知到的整体结构，也就是电影中各元素的整体关系系统。通常观众通过辨识电影中的元素来了解电影的意义。他影响着观众经验电影作品的方式。电影的形式中包含了诸多元素，有结构，内容，意义，表达内容的功能，执行形式的原则及叙事方式。这些构成了电影形式的整个关系系统。

纯粹形式的特性以不同的方式影响观众。例如，以字母A开始的字序可能按照英文字母顺序出现，于是出现AB，那么观众的期待往往被证实。那AB之后呢？许多人会说是C。一般的形式结构常以如此顺序下去。若是出现ABA了呢？这也许会让我们吃一惊他会使我们踌躇。但我们被这种形式所困扰时，同时会调整出新的期待。ABA之后呢？这里只有两种可能性ABAB或ABAC。猜中后者可能观众的期望得到满足，于是便自信的预测下一个字母。而猜中前者的就应该再放胆猜下。这个简单的游戏说明了形式吸引人的力量，一般观众绝不会让艺术作品的任何部分在眼前溜过，你会主动参与并合作，提出看法，在发展经验的同时，重新调整对形式的期待

我们不妨举个例子来说明，中国早期电影里程碑之作《小城之春》出自诗人导演费穆之手，全片时间跨度只有5天，人物也只有5人。讲述了妻子玉纹出于道义照顾长期重病在床的丈夫礼言，不期与旧时情人志忱相遇的故事。从其结构内容来看，都很朴素简单。但该片打破了以前中国电影的叙事方式。尤以结尾志忱离开，而玉纹站在有着象征意味的城墙上，礼言蹒跚着来到他的身后，就这样，每个人都在自我和责任之间做出了痛苦的选择。结局貌似确定实际上又是开放的，是伤感的也是光明的。在1948年，这部片子的拍摄展现了费穆独特的视角以及对于电影所反映的深层次的探讨，虽然并不迎合当时主流思想，在今后却难以掩盖其光辉。

而在中国电影里另一个具有特色的电影形式便是武侠片。相比于内地，港台地区的武侠片可能更令人印象深刻。上世纪60年代武侠片开始展现出辉煌并在随后几十年中长盛不衰。期间诞生了胡金铨，张彻，等武侠片大师。而邵氏公司对于武侠片的运作模式也对其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港台经典武侠片上，往往融合了中国传统山水画风格和多种戏曲元素。在武侠片中内容多以惩恶扬善，锄强扶弱为主，故事情节一般以顺序展开。背景及音乐融合于武术的阳刚美中，展现了独特的画面美感。如胡金铨的《大醉侠》《龙门客栈》都是非常经典的武侠片。

尽管如今一些武侠片也已被盖上商业片的标签，经过眼花缭乱的包装，成为充斥在人们面前的爆米花电影。其空洞的内容，低俗的品味及毫无特点形式仅供观众娱乐消遣而已。这一现象其实商业化浪潮中难以避免的。

而相对于国外，好莱坞，欧洲电影及日韩电影引起我相当多的关注。由于生活方式，思维习惯，语言使用等的差异，中西方的电影不免存在着差异。电影风格的差异是在所难免的，而形式上的的体现值得探讨。

【关键词】/中西文化观特征

【正文】

的中西文化观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诸因素的影响下形成的：受民族传统文化长期的深刻的影响和塑造，使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熟悉、把握和运用的能力达到了不可比拟的程度；紧跟时代步伐，及时地了解和大规模地学习研究西方文化，使视野开阔，并有了中西文化对比的依据；地域文化——湖湘文化更直接地培育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伟大的民族气节、忧国忧民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辩证的思维逻辑力、自强不息的创新精神；受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严复及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杨昌济等人思想的影响，使成了进步文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对新文化的强烈追求和长期的丰富的革命实践活动，特别是掌握并科学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人类优秀文化成果，使能够对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论争做出科学的总结。上述这些原因和条件，造就了中西文化观以下几个突出的特征。

1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与开放精神有机结合

表现在文化选择和文化创造中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就是尊重本民族的历史，肯定本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自觉地从传统出发，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所谓开放意识，就是面向世界，勇于承认其它民族文化的长处，积极地吸收和借鉴外来文化；而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遵循继承民族文化遗产与吸收外来进步文化同步进行的原则，既不由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而倒向闭关自守、抱残守缺的保守主义，又不因向外国学习而倒向“全盘西化”论。

纵观中西文化观的全部内容，便可清楚地看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并同时吸收外来进步文化的思想是中西文化观的主干。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又反对闭关自守、排斥外来文化的主张，是贯穿于中西文化观始终的一条基本原则。而围绕这一主干和基本原则所阐发的全部思想，处处吐露着对养育自己的这个民族所拥有的文化的酷爱和尊重，即民族的伟大情怀；同时又表现了他放眼世界、正视现实的伟大开放精神。这是中西文化观最突出的一个特征。

一、南京中山陵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大力倡导“吾国固有之建筑形式”的背景下建造起来的官方建筑，此类民族形式的建筑同样受到西方建筑的影响。主持设计的吕彦直曾在清华大学攻读建筑，后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师从墨菲，吕彦直绘制的中山陵墓的手稿，融汇了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同时吸取西方建筑元素。同样，后来他设计的广州中山纪念堂的主体建筑都依传统建筑形制，但建筑形式构思借鉴西方集中制建筑的设计手法、结合建筑的功能要求来设计的。中西方建筑交融的前提是存在不同之处，在谈中西方建筑的融合之前，先比较不同之处，中西方建筑风格的不同，从本质上来讲是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二、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尊崇自然，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中国崇尚意境，对形式有一定认知和把握。如中国的山水画，以自然山水景色为母题，又如中国古代园林设计，将绘画中描绘的意境融汇到园林设计中，因地制宜，利用自然环境，组织造景，布置建筑、花、木，“借景”之法无固定程式，追求诗情画意境界的创造。而西方则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西方有极强的数理观念，人体比例关系、构图上的黄金分割比例关系等模数化的理论，都是在数学逻辑的引领下完成。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认为：“就基本性质而言，一切事物都是以数字为模型的，数字是整个大自然的源泉，它们意味着，数的原理是一切事物的本源，整个宇宙就是一个数字，可以用音乐的音列或音阶来表示。”“没有比例就没有艺术，而比例又只存在数字之中。”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维斯指出，一个好的建筑师，“应该是一个学者、一个记忆熟练的工匠、一个数学家，博古通今，钻研哲学，懂得音乐，略通医术，通晓法律，熟悉天文”。公元4世纪美学家奥古斯丁指出建筑是“数字的产物”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数理关系，特别是比例关系上的。

三、中国古代建筑设计受制于“礼”之规则，建筑是“器”，并且在古代中国，没有建筑师之称，人们将从事手工艺生产的称为匠人，技艺的传授方式是师徒相授或家族相传。而在西方，建筑与雕塑、绘画被归为艺术的三大门类。中国建筑体系以木结构为主，突出皇权至上原则，有极强的等级观念，建筑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中国伦理观、自然观、审美观的深刻体现。古代中国宫殿、都城的规划，注重群体组合、中轴对称布局、尊重自然。如：北京故宫，布局严整、主次分明，体现着王权至上的设计思想。中国建筑设计是中国人的伦理观、价值观、审美观的深刻体现。西方建筑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建筑布局以开放性、单体建筑为主。中西方建筑形成截然不同的设计风格，但是双方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历史的发展中，中西方建筑设计曾有过多次交融，互相影响，对设计的多元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中西方建筑的交融经历了从被动、被迫接受到自主学习、“洋为中用”、发展创新的过程。

四、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欧洲人开始进入中国沿海，由此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中西设计实践和思想的相互影响和融合。17世纪，耶稣教会传教士进入中国，中国的设计及其理论与西方的设计理论融汇在一起。这种融汇在18世纪的西方设计实践中可以看到：18世纪出现了“洛可可”艺术和自由布局的“自然风景园”、“英中式”园林。同时，中国也接纳了西式建筑，圆明园西洋楼创作时达到顶峰。鸦片战争后出现了新一轮的影响，各地通商口岸被迫开通，各国列强纷纷在通商口岸开辟租界，殖民建筑、教堂建筑成为通商口岸城市的独特风景线。商埠城市以及租界区的建立，对中国近代建筑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影响了中国城市和建筑近代化的发展进程。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政府宣布变法，举国掀起学习西方热潮，北京建造了新式官署建筑，如陆军部、大清银行、大理院等。同时期，上海城市与建筑发展进入兴盛期，联排式住宅石库门里农民居、独院式花园洋房、办公楼、银行、饭店等大量建造，此时的上海有“万国建筑博物馆”之称。

五、20世纪20年代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建筑师，成立建筑事务所，形成中国第一代建筑师，他们运用在西方学到的理论知识，自主地进行西方建筑形式的探索，并与中国传统建筑相结合，建造了一批非常有特色的建筑，有的至今仍在使用。杨延宝、梁思成、范文照、陈植、王华彬、吴静安等人都毕业于国外建筑系，他们将创作思想传授给在中国建筑院系毕业的第二代建筑师，这种影响一直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代，直到20世纪80年代。他们中许多人成为中国近代建筑设计及建筑设计教育事业的先驱。民国时期中西方建筑设计的交融是历史条件的产物，但是对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的探索，对西方建筑形式的借鉴，同样是中国当代建筑师吸取营养的来源之一，对于当代中国建筑的发展出路的探索，有积极地促进作用。

《易》曰“变则通，通则久”；“事贵善因，亦贵善变。”中国画家黄宾虹曾如是说。中国的建筑设计在长久的发展过程中，正是因为吸收、融合与变通，才发展到现在的局面。今天国内的建筑设计良莠不齐，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设计应立足本民族文化、吸收中国传统建筑的精华，并借鉴西方的艺术特色，形成真正属于自己的风格流派，这或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任重道远

1西医治疗进展

干燥综合征(sjogren’ssyndrome，SS)是一种以侵犯泪腺和唾液腺等外分泌腺为主且具有高度淋巴细胞浸润为特征的系统性自身免疫疾病。临床表现不一，以口、眼干燥为常见症状，但多数情况下常伴有多系统损害并出现多种临床表现。有报道称SS在我国发病率为0.3%～0.77%[1]。本病多起病隐匿，病情差异较大，但临床发病主要可分为外分泌腺受累表现和系统病变导致的血管炎表现。故西医在治疗上常以治疗外分泌腺如口干燥症、眼干燥症及合并系统损伤而有所侧重。

1.1干眼症的治疗常规治疗干眼的药物种类较多，如进口的人工泪液，国产的视黄酸，以甲基纤维素、硫酸软骨素和复合维生素为主要成分的干眼滴剂等，均有一定疗效。其治疗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病人痛苦，但基础疾病未得到有效控制，治疗价值有待商榷。同时长期使用该类药物导致外分泌腺体依赖性增加，药物的疗效减低。

除外用药物之外，近几年来，口服药物也逐渐为临床所应用。如拟胆碱药匹鲁卡品（PilocarpineNitrate）能明显改善口干、眼干和其他干燥症状，且用药后耐受性好。最新应用于临床的西维美林(cevimeline)属胆碱酯能受体的激活剂，与匹罗卡品相比较，对M3受体的选择性高10倍，半衰期长8倍，副作用也更少，临床应用表明其对口干、眼干都有作用。Fife等[2]通过双盲、随机对照试验报道了患者使用西维美林后可以很好地耐受并且口干症状显著减轻。

1.2系统损伤的治疗SS是以淋巴细胞浸润为主的炎性病变，一旦明确诊断，其临床症状都已经较明显，应考虑使用中、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这有助于提高体内多种腺体的分泌功能，改善病情，延缓病程进展，同时控制炎症。控制炎症反过来既有利于腺体最大程度的分泌，又可以中止炎症的活动。当患者出现较为严重的脏器受累时，如肺间质性病变、神经系统病变、血管炎、溶血性贫血、血小板减少、肝脏损伤、肾小球肾炎、肌炎等，需要使用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和环磷酰胺等免疫抑制剂治疗。曾小峰[3]报道一诊断干燥综合症的27岁女性患者使用环磷酰胺、阿霉素、长春新碱、泼尼松联合化疗一个疗程后淋巴结、腮腺肿大消失，其他症状也明显缓解，疗效确切。

2中医治疗进展

一、中西方当代平面设计概述

设计是社会经济、科技、生活的晴雨表，它既不能超越其上，也不可能处于其外，它一直被困在经济、科技和生活的时代列车上。社会发展的进步的历史也是设计发展成长的历史。当代平面设计从早期插图样式的唯美风，到现代主义设计强调机器美学在平面设计中的表现，进入后现代以来的德国“视觉诗人”、日本平面设计兴起……平面设计的发展清晰地显示了内在的作品结构与外在系统的互动关系，但与这种实践相并行的认识并未能在这两者之间获得有序的发展。

二、中西方当代平面设计的表现形式的共同性

视觉传达作品中，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是希望通过平面设计元素来达到视觉的传达产生心里的一种重要的作用。中西方在视觉传达的过程中采用的形式大都相同，例如文字的采用，图形、色彩等等。比如绿色意味和平、平静、春意盎然、勃勃生机这在东西方文化视觉传达作品中的应用相似，这些相同或不同的文化元素冲击着我们的视觉世界，也给予我们的生活世界以源源不断的意义之流。平面设计作品中表现形式非常重要，在中西方视觉传达作品中，由于受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的影响，人们对图形的表现运用也各不相同，西方平面设计作品中更注重画面视觉张力的表现，中国的视觉传达作品则喜欢“心境”的传达。如1986年德国奔驰汽车公司为纪念汽车诞生100周年，英国图形设计大师艾伦•弗莱彻在设计中将“100”进行了形象的调整和变化，以“0o”构成放大的圆圈，形成轮胎的图像。西方设计师巧妙运用图形符号直观明确的意谓，两个圆形在此具有了更多的符号意义，譬如深邃的眼神，现代的速度，时代节奏和风格等。如果说西方设计师注重的是图形张力的表现而中国设计师也更注重挖掘图形符号的深层含义去更好的表现作品所要传达的意义，例如陈楠的《装饰》杂志封面设计就是挖掘传统图像深层次意义并进行有效设计表达的优秀之作。中国当代的视觉传达设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广泛深入中国传统的图像系统，通过图像的符号构成形成当代设计创新和语义的表达。平面设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色彩的设计，色彩表现l合当与否直接关系到作品信息的有效传达。中西文化的差异使人们在考虑色彩语义所传达的宗教、文化、审美等可能涉及各种心理感受不同，因为由此带来的后果也不同。在中国古代，蓝色象征着不朽，但同时传统艺术中的蓝脸不是鬼怪神灵，就是理想破灭而自杀的文曲星。汉语原本没有具体的字词表示蓝色，而是用“青”来指从深灰到蓝到绿的各种颜色，中国的古代青花瓷即是如此，同时也指在油灯下苦读的学子们的清贫生活。在西方，蓝色意味着信仰。在欧洲，浪漫主义者心中的“蓝色花朵”暗示精神上的最大灵感。世间色彩万千种，每一种都在历史的变迁中，烙上了各种象征的印迹。

三、中西方当代平面设计的交流与融合

在中西方艺术设计文化方面运用出色的要提到设计师靳埭强，他将中国的传统图像运用在设计中，在西方文化不断冲刺的现代社会能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设计出自己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一个真正的设计师需要学习借鉴的地方。他在国际上也获得许多赞许的声誉。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探索和表达方面有着特殊的理解和创新。如他的亚洲艺术节系列海报，就是利用传统资源而创造出的多个富有民俗风格的形象，比如第三届亚洲艺术节的海报通过对于东亚四国艺人的经典化妆的组合而成的面谱图形形成意义表达，第十届亚洲艺术节把各种演绎器具融人中国传统的七巧板中，构成了具有亚洲典型文化意味符号图像。在中西方文化国际化的交流中，国家与国家之间有相容的地方也必然有冲突的地方。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文明开化最早的国家之一。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而西方国家很早进入工业化时代，这些文化差异的不同在设计领域也会产生冲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