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文学范文10篇

在废名研究中，废名的小说创作对中外文学的借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话题，但废名怎样借鉴和具体借鉴了什么却很少有人深入、细致地论述。有鉴于此，本文选择其小说中的黄昏意象与《竹林的故事》和《桥•窗》作为个案来试做分析。

一、废名小说的黄昏意象

在废名的小说《桥》中，有一节的题目名为《黄昏》。它承接着上一节的《杨柳》，开头便写小林对于黄昏之美的“深思”:“三哑叔挑完了水，小林一个人还在河上。他真应该感谢他的三哑叔。他此刻沉在深思里，游于这黄昏的美之中，———当细竹去了，三哑未来，他是怎样的无着落呵。但他不知道感谢，只是深思，只是享受。心境之推移，正同时间推移是一样，推移了而并不向你打一个招呼。头上的杨柳，一丝丝下挂的杨柳———虽然是头上，到底是在树上呵，但黄昏是这么静，静仿佛做了船，乘上这船什么也探手得到，所以小林简直是搴杨柳而喝。……走过树行，上视到天，真是一个极好的天气的黄昏的天。”［1］(P488)在史家庄看过“打杨柳”的小林陶醉在“一个人”的黄昏里，他不仅体验到了黄昏的“静”，而且还要分辨出黄昏的颜色。他看树，观水，望山，直至“看见夜”，望到星，其间既有因为山的“看不见”而用“心”冥想，又有因为无法指出一棵树的“分际”而感动得突然流泪。可以说，废名对于这黄昏的描写非但是精细，而且还饱含深情!其实，同样“精细”和“饱含深情”的描写在废名的小说中并不罕见，他的《桥》之《落日》与《钥匙》中就都有一些精彩的片段:“下得牛来，他一跑跑到坝上去了，平素习见得几乎没有看见的城圈儿，展在眼前异样的新鲜。树林满披金光，不比来时像是垂着耳朵打瞌睡，蝉也更叫得热闹，疑心那叫的就是树叶子。一轮落日，挂在城头，祠堂，庙，南门，北门，最高的典当铺的凉亭，一一看得清楚。”［1］(P357)“对面原野一轮红日恰好挂在一个树林之上，牵引他了，简直是一个大果子，出脱得好看，不射人以光芒，只是自身好彩色，他欢喜着想到‘承盘露’三个字，仿佛可以有一个器皿摘取这个美丽之物了。接着他很是得意，他的神仙意境，每每落地于世间的颜色。终于是黄昏近来，他又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有意无意之间今天在这一个坟地里逗留得一个好时光?’其实他并不是思索这个‘为什么’，倒是有意无意之间来此一问，添了他的美景罢了。”［与《黄昏》一节相比，这里的景观发生了很大变化，即它们不再是静谧和昏暗，而是有了变幻的动感与鲜明的亮色。显然地，这是另一种黄昏，一种稍纵即逝、神奇而又壮观的“日落黄昏”景象。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静谧昏暗的“黄昏”，还是充满动感和亮色的“日落黄昏”，它们都是小林眼中的“自然”美景。质言之，作者对于黄昏并没有直接描写，而是通过小林的观察和体验来表现的。所以，对于小林这个人物来说，他既是黄昏之美的发现者与欣赏者，同时又是行动在黄昏里的人。说到“行动在黄昏里的人”，这可以说是废名小说中人物形象的突出特点。对此，周作人早在《〈桃园〉跋》中就已经指出，他说:“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在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2］(P104)很明显，周作人不但指出了废名小说中的人物所生存的黄昏环境，而且还指出了这些人物与环境之间的“亲近”、“和解”关系。确如所言，废名的小说中就存在着许多这种“行动在黄昏里的人”。

从整体上看，这些人物虽然未必都像小林那样有发现和欣赏黄昏的自觉，但他们行动在黄昏里，又各自有着实实在在的生活与感情。我们先来看《浣衣母》中的那一群妇人与孩子:“傍晚，河的对岸以及宽阔的桥柱(石)上，可以看出三五成群的少年，有刚从教师的羁绊下逃脱的，有赶早做完了工作修饰得胜过一切念书相公的。桥下满是偷闲出来洗衣的妇人，……有带孩子的，让他们坐在沙滩上;有的还很是年青。一呼一笑，忽上忽下，仿佛是夕阳快要不见了，林鸟更是歌啭得热闹。李妈这时刚从街上回来，坐在门口，很慈悲的张视他们;他们有了这公共的母亲，越发现得活泼而且近于神圣了。姑娘们回家去便是晚了一点，说声李妈也就抵挡得许多责备了。”［3］(P56)其他如《菱荡》里解开褂子“兜风”的张大嫂、《桥》之《杨柳》中“在河岸打杨柳”的孩子们……他们都是清一色的乡下人，又都自然地“行动”在黄昏里。无论是洗衣，还是休息，抑或是游戏，他们都能够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热闹与欢快。当然，在黄昏里得到欢快的还有那些自外归家的“游子”们。他们中如《我的邻舍》和《桥•巴茅》里的“我”，都一律的离家多年，又总是在黄昏日暮里回乡到家，故乡熟悉的街道和前来迎接的亲人都让他们顿感兴奋与欢喜。然而，对于这些游子来说，这种兴奋与欢喜往往并不能持久，它就“好象学校里踢的足球，吹得紧紧，偶然刺破了一个窟窿”［4］(P77)，很快便会被亲人的不幸或者又将来临的离别所替代。所以，在废名的小说里，游子们在黄昏里所产生的伤感与离愁要远远多于他们的兴奋与欢喜。对此，我们且不说《我的邻舍》中“我”的欢喜在刚到家时就被迅速“刺破”，也不说《桥》之下篇中“我”与小林的无所不在的悲情，仅就《柚子》与《我的心》来看就足以能够证明。《柚子》写“太阳落山的时候”，姨妈送“我”出门，“我”一边看着外祖母“那饰着圆碑的坟”，一边又想念着“那羞红了脸的柚子”;《我的心》叙述“我”的离家，也是在“黄昏的时候，我的妻代我把行李收拾”，她“坐在靠窗的椅子上，狠没气力”地说话……这两篇作品一篇写“我”对表妹身世的回忆、感叹，一篇表现“我的心”的浮躁以及“我”向妻子的忏悔。两者的内容虽然有较大差距，但游子黄昏告别的伤感、眷念与离愁却是它们基本的情感取向。这样，我们就看到，从小林到“我”再到众多的妇女和孩子，他们都在黄昏里“行动”，而黄昏既构成了他们的活动背景，同时又催生了他们各自的感情，并且，人、景、情三位一体，共同营造出废名小说独特的黄昏意境。至此，我们也就可以明显地感到废名小说中浓厚的传统文化气息，因为对于“黄昏”这个意象符号来说，它承载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文人的情感寄托。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李商隐)到“寒鸦闪闪前山去，杜曲黄昏独自愁”(唐彦谦)，再到“黄昏独立佛堂前，满地槐花满树蝉”(白居易)等等，它就渐渐具有了惋惜、离愁与禅思的丰富内涵。而废名作为一个喜好传统、特别是喜好晚唐诗的作家，他自然会从他们的传统中受到濡染和启发。所以，当他用“唐人写绝句”［5］(P3268)的方式来写小说的时候，也就很容易把黄昏诗的意象、意境移植到小说。同时，废名小说中的黄昏意象还与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特别是童年生活记忆有关。我们知道，废名一贯强调文学创作中的“事实”与自我经验，他不仅把《竹林的故事》、《河上柳》、《去乡》等作品看作他“过去生命的结晶”［6］(P1152)，而且还渴望用“简短的笔记，把那些事实都追记下来。”［7］(P1453)关于黄昏，他在谈论《浣衣母》与《河上柳》的创作时曾经提到:我们小孩子只知道白天，不知道夜晚，知道白天城门外的热闹，即婶母家的热闹，从不知道夜晚是婶母一个人在她的城外茅草屋里了，也不知道那里有灯光没有。黄昏时在那里也是热闹的，我们每每关城门的时候才进城回到自己家里去，舍不得进城，巴不得晚一点儿关城门。‘河上柳’我记得是一个黄昏时候婶母的大儿子将一枝柳条插在土里的，难怪以后‘终古垂杨有暮鸦’!即是说黄昏时柳条可爱。”［7］(P1456)很明显，这些儿时的黄昏记忆不仅直接促成了《浣衣母》、《河上柳》等小说的创作，而且也构成了包括《桥•杨柳》等在内的众多小说的黄昏叙事与描写。此外，还应该看到的是，由于废名的创作往往是“从中外文学里涵养他的趣味”［8］(P102)，所以，他的黄昏意象也带有明显的外来成分。在《说梦》中，废名就说:“我有一个时候非常之爱黄昏，黄昏时分常是一个人出去走路，尤其喜欢在深巷子里走。《竹林的故事》最初想以《黄昏》为名，以希腊一位女诗人的话做卷头语———‘黄昏呵，你招回一切，光明的早晨所驱散的一切，你招回绵羊，招回山羊，招回小孩到母亲的旁边。’”［6］(P1154)如果再对照《浣衣母》中对“公共的母亲”“张视”孩子们的描写、《桥•落日》中对三哑送小林骑牛回家的描写，以及《桥•钥匙》中对小孩携寡母之手自己牵羊回家的描写，我们就不难发现这些小说明显带有希腊女诗人萨福的《黄昏》的影子。因此可以说，是童年的生活记忆加上中外文学的涵养共同培育和强化了废名的黄昏“趣味”，并且，这种“趣味”不仅直接玉成了他的某些小说，而且还普遍影响着他的审美标准。所以，只有了解了这一点才会完全明白:废名为什么把郭沫若的《夕暮》看成是中国第一的“新诗的杰作”。

二、《竹林的故事》、《桥•窗》与波特莱尔的《窗》

考察《竹林的故事》的创作、发表与出版历史可知，废名既没有把小说《竹林的故事》命名为《黄昏》，也没有把萨福的《黄昏》一诗放在卷首，但他却把自己翻译的波特莱尔的散文诗《窗》放在了小说集里。①这就提示我们，《竹林的故事》肯定与波特莱尔的《窗》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说到废名《竹林的故事》与波特莱尔《窗》的联系，首先让人想到废名与波特莱尔的关系。众所周知，废名是一位深受中外文学“涵养”的作家，他对于自己所受的“涵养”从来都不讳言。他曾经说自己“写小说乃很像古代陶潜、李商隐写诗”，在表现手法上“分明地受了中国诗词的影响”，也曾经说自己“从外国文学学会了写小说”，［5］(P3269)并详细列举了契诃夫、莎士比亚、哈代、艾略特、塞万提斯、莫泊桑等一大批影响了他的外国作家，但他对于波特莱尔却很少提及。就现在所见的资料来看，除了《说梦》中关于波特莱尔论述诗人与批评家关系的那一小段文字之外，也就只有废名在《竹林的故事》发表时写下的“赘语”。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历史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许多外国作家、特别是现代主义作家都曾经遭遇过被故意遗忘的经历。所以，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虽然废名之于波特莱尔未必完全是这方面的原因，但少提或者不提也并不意味着没有影响或者缺少联系，我们通过废名的“赘语”和小说以及波特莱尔的散文诗《窗》，仍能找到两人关系的蛛丝马迹。所谓废名的“赘语”，是指与《竹林的故事》同时发表在《语丝》第14期上的那一段话:“近来有一二友人说，我的文章很容易知道是我的，意思是，方面不广。我承认，但并不想改，因为别方面的东西我也能够写，但写的时候自己就没有兴趣，独有这一类兴趣非常大。波特来尔题作《窗户》的那首诗，厨川白村拿来作鉴赏的解释，我却以为是我创作时的最好的说明了。不过在中国的读者看来，怕难得有我自己所得到的快乐，因此有一个朋友加我一个称号:‘寡妇养孤儿’。一个母亲生下来的，当然容易认识，那么，方面不广似乎也就没有办法了。”［10］在这段话里，有三点需要引起注意:一是“波特来尔题作《窗户》的那首诗”，就是废名亲自翻译并放在小说集《竹林的故事》中的散文诗《窗》;二是虽然废名的创作“方面不广”，但他还是坚持只写自己熟悉和感兴趣的东西;三是厨川白村用波特莱尔的《窗户》来论证其文学鉴赏观的“解释”是废名创作《竹林的故事》的“最好的说明”。其中特别是第三点，废名虽然明确指出了《竹林的故事》与波特莱尔的《窗户》存在着关系，但中间却又经过了厨川白村的“解释”。所以，要想弄清两部作品之间的关系，必须首先了解厨川白村对于《窗户》的运用性解释。根据王风的考察推断，废名在1925年初发表《竹林的故事》时尚未亲自翻译波特莱尔的《窗》，他所说的“波特来尔题作《窗户》的那首诗”乃是在鲁迅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中所见。

众所周知，自信对于女性来说十分重要，尤其是对于成功女性。对于如何提升女性自信，很多人都会首先会想到那些美丽漂亮的服饰，因为女性是爱美的，也是美的象征，这样一来，通过服饰的美来展现女性的美或是提高其自信便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却很少人来论证他们的关系。本文采取文献法，通过对《红楼梦》《飘》《简•爱》《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五部中外文学名著中对女性服饰描写的收集整理，论证女服饰对女性自信有显著影响。

一、《红楼梦》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王熙凤在书中是一个重头戏的人物，作者为了刻画她的人物形象，可谓是用尽了心思。令人们难忘的可能要数她的第一次出场，她出场的背景是在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她是最后一个到场，还是慢慢悠悠的，未见其人，先听到她的笑语声。书中是这样描写的“只听到后院中有笑语声，说：‘我来迟了，没得迎接远客！''''黛玉思忖道：‘这些人个个皆敛声屏气如此，这来者是谁，这样放诞无礼？’[1]”在众人及权威的贾母面前，她可以毫不避讳的迟到，谈笑自如，这种超众的自信从何而来？作者紧接着对其进行了服饰的描述“这个人打扮与姑娘们不同，彩绣辉煌，恍若神妃仙子。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绾着朝阳五凤挂珠钗；项上戴着赤金盘璃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褃袄，外罩五彩刻丝石青银鼠褂；下着翡翠撒花洋绉裙。[1]”多么华丽的服饰啊！这些描写突出了她在贾府的地位不同，此外，服饰的描写又如此复杂繁琐，让人眼花缭乱，这些都折射出此刻凤姐的志得意满的心态，显示出她在众人面前的自信。作者为了表达她在众人面前的自信，对其服饰进行了如此繁多的描写，光颜色就有“金”“赤”“百”“红”“五彩”“石青”“翡翠……”“头上戴着金丝八宝攒珠髻”“项上戴着赤金盘璃缨络圈”“身上穿着缕金百蝶穿花大红云缎窄褃袄”服饰多处用“金”来表现王熙凤的虚荣炫耀，同时也突显她的自信与高傲。

二、《飘》

《飘》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所著，读者们大都被作者所刻画的斯佳丽所打动，作者为了表现斯佳丽的美丽，高贵与自信，多次与其服饰相联系。斯佳丽在得知心上人希礼要和媚兰订婚之事，消沉沮丧，但后来计划着在野餐会上展现最美的自己，让心上人回心转意，她认为“漂亮的衣裙和清秀的面孔便是征服命运的武器。[2]”在野餐会上，她该穿什么衣服好呢？“什么衣服最能衬出她的妩媚，使她对希礼产生不可抗拒的魅力呢？从八点开始，她就一直在试穿衣服，可没有一件令她感到满意的。[2]”可看出作者认为女性自身的魅力需要服饰的衬托！最终她选择了一件“有点蓬秀，领口开得很低的，有枝叶花型的平纹布绿裙子。[2]”在会上，她虽然没能让希礼回心转意，但她的自信与美丽在服饰的衬托下大放光彩，引起了在场的许多男士的轰动和女孩的嫉妒。书中还有一处值得一提的是，斯佳丽为了交三百美元的税款，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想到了白瑞德，她知道瑞德喜欢穿着打扮时髦而漂亮的女人，她认为“如果她在最漂亮、拥有最靓丽的服饰的时候都无法硬从他嘴里逼出求婚的话语，那现在的她又难看，衣服又破旧不堪，她怎么能指望他会向她求婚呢？[2]”作者把女性的美与服饰联系在了一起，似乎没有靓丽的衣服就不漂亮，同时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斯佳丽的严重不自信，甚至有些自卑。但是为了税款，她可谓是费尽心思的将母亲的窗帘布扯了下来，在众人的帮忙下，总算有自信去见白瑞德了。白瑞德见了打扮靓丽的斯佳丽也不禁赞叹“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穿着天鹅绒裙子、插着羽毛头饰、戴着海狸毛手筒。思嘉，你看上去太漂亮了！[2]”他让斯佳丽转过身让他好好看看时，“她笑了，隐隐有些激动，踮着脚尖转了个圈，手臂张开，裙环往上旋转起来，露出了镶着花边的裤子。[2]”从她的“笑”“激动”“踮着脚尖转了个圈”可以看出她在漂亮服饰的装扮下，显得格外的自信。

三、《简•爱》

一、问题的提出:无可回避的翻译文学事实

长期以来，在对文学史的一般印象与历史叙述中，相对于处于文学研究核心的中外创作文学而言，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一直被认为是派生的、模仿性的、第二位的文学形式，处于民族文学研究的边缘地带，极少受到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的足够重视。正如以色列文论与译论家伊文•佐哈尔(Even－Zohar)所说的那样:“作为惯例，文学常常只在无法回避的时候才会提及翻译”(9－26)。伊文•佐哈尔所言主要是针对欧美文学的研究状况，但它也是世界文学中普遍存在的情形。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近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更是如此。不过若在中国文学空间里往前追溯的话，情况却并非从来这样。从学术史演变角度看，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一批早期中国新文学研究者就不约而同地将翻译文学纳入文学史叙述视野。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设有翻译文学的专章论述。但在之后的文学史著述中，就很少涉及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专门考察了。

80年代以后，再一次掀起外国文学的译介高潮，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当代中国文学的批评，中外(特别是中西)之间的文学关系，也重新开始成为文学史叙述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无论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3－13)和《中国新文学整体观》(陈思和)的整体理论描述，还是《中外文学比较史》(范伯群朱栋霖)等史著的问世，都表明对文学史的叙述，开始更多地注意中国文学对外来文化与文学资源的汲取与创造性转化。但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话语实践的存在，仍迟迟没有纳入文学史研究的框架中，在中国本土学术的话语中，一般更多地把它与所谓“外国文学”，即在异域空间、以原语方式存在的他民族文学直接划上等号。一直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情况才逐步得到改变。这种改变，首先发生在“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作为一种文学史研究的断代方式，“近代文学”的划分虽然已经逼近了现代文学史之上溯下拓的挑战(当然还没有遭遇后来的“中国文学古今演变”①等叙述的整合)，但一些敏感的文学史研究者，基于对大量翻译文学的文本与实践的存在，以及无可回避的翻译文学与本土创作文学的种种难以割舍的联系，已经开始认真对待汉语空间中这一重要的历史存在，并尝试做出相关论述。比如，大型文选《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就有施蛰存主编的三卷“翻译文学集”，尽管施蛰存在导言附记中声明，翻译作品不是中国近代文学，不过外国文学的输入与后者的关系密切，因此编选翻译作品是《中国近代文学大系》“独有的需要”(施蛰存1990年);由贾植芳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也编列了大量翻译文学书目。他在编辑过程中竭力主张把现代外国文学翻译书目编入其中，与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体创作书目并列，并在序文中明确指出:“外国文学作品是由中国翻译家用汉语译出，以汉文形式存在的，在创造和丰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其贡献与创作具有同等的意义与价值”，进而把创作与翻译比作“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贾植芳3－4)。

这在事实上已经把翻译文学及其实践提升到与创作文学同等重要的地位了。这是否与他们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部分历史进程，同时又长期生活在上海这个近代以来的开放城市有关?这样看来，从近代文学研究到当代文学批评，学术界其实都已开始正视翻译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独特部分的存在了，不过，试图对此现象存在从理论上给以界定和阐释，则是从比较文学领域开始的。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复兴，几乎与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反思与范式更新同步展开，它们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具有广泛的交叉地带，更共享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对几十年来传统文学史模式和单一民族文化视野不断突破的时代思想资源。而比较文学传统中的法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正是在文学关系史研究基础上提升出来的一种研究模式。从比较文学学科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来说，中外文学关系领域也是参与者最多，也最早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宋炳辉127－31)，因此对这一学派的理解最深，也最有可能从它的研究转换出新的方式来。如果说法国学派创始期的文学关系研究重在梳理法国文学外传及其影响的过程，因而被后来的美国学派代表韦勒克指责为“文学贸易”学(Wellek56)，带有浓厚的法国(欧洲)中心主义倾向的话，那么，这一学派的理论方法在现代中国，更多地被用来研究近代以来的外来思潮如何被中国文学所汲取，并催生出新的中国文学来。这种理论方法的扭转式运用，一开始与其说是经过有意识的理论反思，毋宁是基于近代以来的中外(特别是中西)文学交流中明显的“入超”事实。因为事实上谁也无法回避百多年来汉语空间中大量存在的文学翻译及其广泛深远的影响，这种自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所具有的特定的经验事实，必定期待着一种历史的界定与理论的阐释。不过，承认事实的存在与从理论上对这一事实给予界定和说明之间，却仍有一段不短的路要走。面对这一跨文化、跨语际的实践存在，比较文学的跨界意识和思想方法，理所应当地承担起这一职责。结果，仍是法国学派影响研究理论中的流传学理论，借助于70年代以来西方翻译文化研究理论的启示，在中国的比较文学、现代文学与翻译学的结合点上，慢慢聚集起围绕翻译文学的文本与实践的一系列问题域，并逐步提升出一种基于接受语文化、以文学的文化功能效应为核心的新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这就是以谢天振为代表的基于翻译理论的新阐释和译介学概念的系统化论证，对文学翻译的文化定位和历史意义的确认。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1999年《译介学》问世，谢天振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了从译介学命题的提出到理论体系建立的过程。该书概括了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研究中的尴尬处境———它在中国文学研究中被当作外国文学，而国外文学视野中它又完全被视为中国文学的范畴———并在理论上分析了作为国别文学之独特存在的翻译文学的性质。明确提出，现代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对国别文学的意义应该在比较文学、国别文学等多个学科中予以更多的重视和研究，并率先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与“外国文学翻译史”进行概念区分的基础上，在翻译史领域进行独立的史述建构的尝试。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而言，来自相邻学科的这一问题意识和学术反思具有别样的意义和启示，它不仅更凸显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也进一步推动学科视野与理论方法的多元借鉴之势。同时，包括谢天振在内的一批来自中国现代文学、近代文学、比较文学乃至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先后出版了多种中国翻译文学史和大量的专题研究著作，②一时间有关翻译文学的历史还原和文本勘疏，成为近二十年来文史学术界最为热闹的领域之一。

但文学翻译史的叙述与建构毕竟不能替代文学发展史的整体叙述本身。因为，文学翻译史可以围绕这一相对独立的文类系统，在兼顾作为成因与效应的时代文化背景的条件下，进行文本生成和历史演变的系统描述与评价。而要将文学翻译纳入民族文学发展史的整体叙述，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和推进。如何将翻译文学在近代以来的历史存在及其持续性影响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之中?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完成对翻译文学的叙述与阐释，才能真正确立其在民族文学与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与价值。但是，至少在目前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叙述中，翻译文学这一存在仍然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或者说，在其重要性得到不断确认的同时，如何与原有的文学史叙述进行有机组合，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方面，学者们不愿简单地重复当年陈子展、王哲甫和朱自清们的做法，他们虽说在文学史中将翻译文学独立成章，但与整体文学的历史叙述仍然存在明显的裂隙;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虽然对翻译文学的重要性有着明显的共识，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没有解决。与翻译文学史或者外国文学翻译史相比，民族文学史中的翻译文学叙述，不仅需要在一般意义上确认翻译文学的文化归属问题，而且必须进一步解决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特殊文类的性质界定;必须在与本土创作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对照中，区分翻译文学史叙述与在民族文学史中叙述翻译文学之间的不同;进一步还应该探讨这种叙述将如何展开?可以开辟出怎样的论述空间?有哪些需要并且值得重点展开的论题?对既有的文学史叙述格局有什么意义?如何在更广泛的世界文学的背景下，进行科际交叉整合，进而反思对文学的认知方式，拓展对文学历史的叙述空间，并激发当下文学与文学创造的可能性?等等。笔者愿意就这些问题，进行一些尝试性的探讨。在讨论展开之前，还是先就有关翻译文学的存在方式给以一个概括性的描述。对于这些已经达成基本共识的事实及其评价，是展开进一步讨论的前提，是本文提出这一论题的最原初的必要性体现。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与文学空间里:1．翻译文本的存在作为一种历史事实。近代以来出现的大量外国文学中译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本事实;2．文学翻译及与此相关的介绍、出版等实践活动，持续贯穿整个现代文学的发展史。3．在文学接受的层面上，翻译文学的阅读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流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4．作家的接受与借鉴。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写作中，汲取和借鉴外来文学是一个广泛的不争事实，而除部分作家从原文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外，更多是经过译本接受的;新时期作家更是大部分通过译本接受外来文学。这就意味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与文学创作之间有着特定的内在关联，不论是对外来文学的模仿、借鉴还是对话、独创，都体现了最深层次的中外文学关系。因此，在面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时候，如伊文•佐哈尔所言，“任何人，若不是采取作家或者读者的角度，是无法讨论文学的”(9－26)。5．中国作家的大量翻译实践，既是翻译与创作关系的体现，同时这些翻译文本借助于译者特殊的身份而大大强化了其影响力，因而更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特殊现象。总之，近代以来大量外国文学翻译文本、连续不断的翻译实践、无处不在的中译本阅读的发生以及翻译文学与整个华语创作之间的广泛深入的关联，所有这些事实都提醒我们，必须在多元立体的文学史视域中，重新审视翻译文学这个庞大的文学实体。而要将翻译文学真正纳入文学史叙述，有两个前提必须在理论上给以辨析和论证。

二、前提之一:对文学权属观念的反思

摘要：文化是人类精神活动及实践活动的产物，具有传承、创造和发展的特征，而绘画艺术是一种常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文化的产物与载体。本文首先梳理了中西绘画艺术在风格上存在的差异，其次分析导致绘画艺术风格差异的文化基因，最后提出通过跨国交流与融合来减小中外文化艺术隔阂，从而顺应全球化思潮发展趋势。

关键词：绘画艺术；国画；油画；文化基因

中国传统文化是来自于古代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形成了由语言、风俗、艺术、信仰、伦理、价值观等组成的文化体系。西方文化主要指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其在工业革命之后变得强势，逐步向全球各个角落扩张，并在近现代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过持久的碰撞与交流，但并未实现深度融合，尤其表现在绘画艺术方面，两种绘画风格的差异性远大于共性。

一、中西绘画艺术风格的差异

中国的绘画艺术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与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审美观、价值观和艺术方法相联系。虽然西方绘画更接近现代艺术，但其本质上是以欧洲文化为底蕴，是世界文化艺术的一个子类别，与中国绘画艺术的风格存在明显差异，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思维方式与审美

一、体悟人文内涵，重视文学教育———语文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强调:“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对人们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应该重视语文的熏陶感染作用。”20世纪世界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曾指出:语文教育的首要任务在于培养学生的文学素养，这是语言教育和文学教育共同承担的不可推卸的责任。过去的语文教学特别强调其工具性，而很少谈及它的人文性，对于人文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文学教育十分漠视，因此造成了教师在教学中一味地对文本进行大量的辨析和阐释，对生动活泼的语言材料进行琐碎的切割、剖析，而对蕴藏于文字背后丰富的人文内涵却缺乏感觉、更难以传达。对此，包括高层政要、教育专家、文学巨匠在内的许多人都呼吁要关注语文教育的人文性，重视文学教育。例如，总理就曾经在北京市35中的讲话中引用钱学森的话质疑:“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总理特别提到了文学艺术教育的问题，他引用钱老的话:“我现在的科学成就和小学时候学美术、学音乐、学文学是分不开的”，来印证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温总的话是极有见地的。记得钱老还曾经说过: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家的知识结构中应有艺术。他强调:大科学家尤其要注意“性智”(1980年，钱学森把智慧分为性智和量智加以阐述，文学艺术活动归于性智，科学活动归于量智)。我们知道，大才总是通才，通才才有可能成为大家。融会贯通是非常重要的。仅仅做什么学什么，是坐井观天，把自己限制住了。理工科的创造性和文科一样，依赖于想象能力、推理能力等等。而想象(包括联想)能力、推理能力的形成都有赖于人文教育。

二、语文教师要努力具备深厚的文学素养

成功的语文教育的关键就在于语文教师自身的文学修养和文化积淀。语文教师要想具备丰厚的文学素养。具体应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追求、有所修炼。首先，加强自己的人格修养，具有相应的人文关怀。教师要让自己的心灵变得丰富而深刻。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著名评论家李星先生最近在接受“新课程语文教育网”记者采访时，就强调“教师本身应当是具有人文关怀的人，是一个善良宽容的人。教师要培养自身的文学修养，关怀学生，爱护学生。”他主张:有意识地修身、养性，强化自己的人格历练，具有相应的人文关怀，应该成为每一个语文教师的职业自觉。第二，通过阅读、吟诵经典名作增强文化底蕴，强化文学素养。源远流长的文学经典作品蕴含着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思想，蕴含着历史、哲学、宗教、民俗各门类的系统知识和信息。对中外文学经典的系统学习和深入浸染，是形成语文教师文学素养的有效渠道和坚实基础。但由于在基础教育阶段和专业学习阶段的积淀薄弱，当前很多语文教师阅读数量严重不足，文学修养比较浅薄。多种调查表明，大多数中小学语文教师在从业后都没有读书的心情和习惯。北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院韩军调查数千名中小学语文教师，发现竟然无一人全部通读过《论语》、《史记》和“四大名著”。看来，语文教师加强自己的文学素养是当务之急。语文教师重视对经典文学名篇的诵读、研习，专业修养方能够炉火纯青。如果语文老师只是先学生一步熟悉课文、只是根据教学参考书预先准备好上课内容，而缺少对原著、对相应的文学思潮的研究和考察的话，他就只能是一个人云亦云的教书匠，很难带领学生进入文学经典那高深、优美的殿堂。第三，关心和研究当下文学现象是语文教师形成良好文学素养的有效途径。语文教师对于语言文学的发展动态、最新文学现象的表现和影响应该时时关注。有的教师已没有兴趣对文学发展予以关注，他们对文学创作的新情况、文学研究的新进展地了解，甚至还不如学生，不知道韩寒、郭敬明是何许人。很难想象那些缺乏专业敏感，漠视新世纪文学发展现状的语文教师能在语文教学的课堂上推陈出新。第四，形成开阔的知识视野和良好的阅读习惯。优秀的语文教师应该是杂家，应该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葆有广泛的兴趣和足够的敏感。在加强古今中外文学修养的同时，还应该广泛地阅读、广泛地浏览、广泛地关注，对各种报刊杂志、各种社会新闻、各种流行的影视和网络作品，都应具有好奇心，都要适当地了解。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的学问，应该是语文教师的文学素养的有效外延。语文教师的阅读积累越丰富，对社会关注了解的面越广泛，驾驭课堂、解读文本的能力就越高。只有博览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而又“世事洞明”的语文教师，才会有在课堂上神闲气定的自信、旁征博引的机智和信手拈来的潇洒。第五，乐于动笔、勤于写作，具有较为高超的文字表达功夫，是语文教师良好文学素养的重要方面。能读和善写是优秀语文教师生命形式的两极，写作和阅读一样，是一种生命的运动形式，也是语文教师自我丰富与自我发展的良性过程。语文教师要形成、葆有良好的文学素养，保持较高的专业水准，就要养成勤于动笔的习惯。唯有在写作过程中，才能不断提高写作水平，也才能有效地促进专业阅读。

语文教师不仅要会写下水作文、教学论文，还要尝试写散文小品、诗歌，甚至小说。只有感受到写作的艰辛，体会到写作的门道，对学生的指导才会有的放矢，才能让学生心服口服。同时，尝试写作的过程，也会对阅读教学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以便日后指导学生有针对性地阅读和思考。

考点指南

1、科学技术

掌握天文历法、数学、医学、造纸术的成就。

2、哲学与宗教

认识两汉时期思想的特点;哲学成就(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王充的《论衡》);宗教新格局(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

3、史学与文学

论文摘要：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在其具体应用中，因不同的情景和文化而产生不同的言语行为，具有不同的文化意义。在现行高中英语教材中，“大文化”语篇多于“小文化”语篇，目标语(英语)文化语篇多于中国文化语篇。因此，培养学生在语言学习中的跨文化意识及其对中外文化的学得途径应该是：在教材中增加“小文化”和中国文化的内容；文化内容应纳入考试范围；补充有关文化内容的阅读材料，观看影片，听专题讲座。

论文关键词：高中英语；英语教学；英语教材；跨文化意识；文化学得

文化以语言为基础。语言是我们借以规范我们的社会生活的最主要的手段。每当语言用于交流语境中，它就在多方面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过去的英语教材内容更多关注语言形式，而不关注语言交流过程中的文化因素。在目前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阶段，由教育部在2001年制订并颁布的全日制义务教育普通高级中学《英语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提出的总目标是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其中特别强调交际能力。正如“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是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基础，文化意识是得体运用语言的保证。”为了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有效交流，我们需要具备跨文化交际的能力。现行高中英语教材中的课文涉及到许多文化内容以及其中外文化差异，这就必然需要我们的教师正确引导学生去学习和理解，从而培养学生跨文化的意识，提高学生得体地运用语言的能力。以下是笔者针对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03、2006、2007年出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必修)《英语》第一至二册(上、下)课文中出现的文化内容进行分析研究，同时结合教学实例提出一些培养学生在语言学习中的跨文化意识及其对中外文化的学得途径。

一、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含义

在日常生活和语言教学中，我们经常会谈到语言与文化的话题。针对“语言”与“文化”这两个概念，许多中外专家早已从不同的角度给它们下了很多定义，在此不必逐一陈述。其中，下面的解释已经成为共识。譬如，语言是什么?语言最基本的含义是一套符号及其与那些被广大公众利用和理解的，与符号相结合的规则。文化是什么?文化是供人们分享的总的生活方式。文化可以被划分为“大文化”，即“成就文化”(achievementculture)和“小文化”，即“行为文化”(behaviorculture)。前者在大多数西方国家指的是教育、历史、地理、法律惯例、文学、艺术、音乐等因素；后者指的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目前其内含已经被扩大到指价值、信念、感知。Ⅲ其中“小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本因素，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现行高中英语教材中的文化内容

一、英语教学中德育的最佳切入

点针对英语教学偏重工具性忽略人文性教育的现状，像许国璋教授这样的众多外语界专家学者呼吁人们应该重新认识英语这门学科的人文学科特性。外语既是教学的内容又是教学的语言工具。语言一旦用于交流或交际，就必然承载着思维、文化、世界观和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影响力的内容，这些内容无不体现了人文性特征，充分具备进行人文性教育的条件。英语教学要达到英语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双重目的。语言教师要把语言教学和中外文化对比相结合，决不能“中英文两张皮分开教”。（吴鼎民）为此外语教师应该做如是思考：基于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任何文化都有着潜移默化的意志影响力，那么就决定了外语教学过程首先是中外文化对比过程：通过对比外语文化与母语文化，从而达到对比中外道德观的目的。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以母语文化经典即中国传统文化精微起航英语教学中的德育之旅，最为恰切。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母语文化，凝聚着道德教育的精华，引导他们把中外文化加以对比、分析和评判，使学生既理解、欣赏、包容异国文化，又加深对本国文化的学习，使学生更加热爱本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而弘扬传统美德，最终达到道德提升的目的。这样的对比学习，让学生学有所思，思有所得，得有所用，让学生从此忘却学习英语的痛苦，不再感到英语离自己很遥远，实现英语综合运用能力和学习者人格、素质的同步提升。比起教育者的苍白说教、强硬施压，有着更好的润物细无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精微的学习能培养学生有理、有据、有礼、有节的思辨能力，培养其对异国文化的思辨能力。通过外语课堂教学，学生既汲取西方价值文化精髓，又吸收我国传统价值文化中的先进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这样在传播中国文化中会信心十足，有效避免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和贬低自己国家优秀传统文化等极端行为。不可否认，一些学生在道德选择和追求中，由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转化，倾向于追求眼前利益、追求生活享受。他们年轻气盛，其情绪、认识观念还很不稳定，做事随大流，缺乏自己独立的思考和选择判断。

二、英语教材的德育案例

新课改形式下的英语教材，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性教育资源，语言鲜活而又贴近真实的生活，英语教师要充分利用优秀作品鼓舞学生、用其高尚的情操感染学生，同时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精微，帮助学生进行道德判断和道德评价，进而满足学生的道德需求，真正达到“以文化人”的目的。这比起机械的、强制性的说教更容易打动学生的心弦，而更容易使学生产生道德认同，使学生的道德认知有效地转化为道德行为，实现语言学习和道德情感、道德意志培养的有机结合。比如学习课文中的有关友谊的话语时，教师适时导入中国古代圣贤的友谊观：大教育家孔子在《论语》中把朋友分为两类：“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生我者父母，成我者朋友，孔圣人教育人们选择善友是人生成长的大事。《易经》告诉人们：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即善人会跟善人在一起，人有善的本性才能吸引善的朋友。通过文化对比教学，学生们会发现，中外优秀文化对美好事物和品德的认同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而中国传统文化精微，丝毫不逊色于外国文化的精华。在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基础上，自觉地扎根于自身的文化，那么英语课堂教学就大大提升到这样的境界中：学生们不仅得到语言知识和技能的训练，更重要的是收获了有关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

三、英语教学中德育理性回归的思考

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在基本生理要求满足后，还有强烈提高智慧、满足情感、满足精神的高层次需求。在英语课堂上，如果还是机械地讲语法、分析句子结构、用单词造没有任何语境的句子，不仅学生感到痛苦，而且有辱学生智力。渗透着德育的英语课堂教学会充满智慧和思想的火苗，学生们欢迎，教师的教学视野也会得到极大的拓展。为此，外语教师要把握好机遇，挑战传统的教师角色和传统的教学模式，积极学习和积累百科知识，从增强自身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修养做起，要做一个出色的优秀文化传播者，从而为实施德育打下坚实基础。外语教师要加强教学内容的文化含量，不断充实启迪学生智慧的内容，使传授给学生的知识充满智慧。这是身处转型期的外语教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的明智之举。外语教育家Stern指出，外语教学若是失去教育视角，则会沦为孤立且苍白无力的教条，毫无意义。英语教师要爱生如子，关注他们的英语学习，更关注他们的成长，利用各种途径提升其道德品质，为社会培养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摘要：内容体系的构建是开发一门课程的关键部分也是教学的核心部分。根据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学生专业特点和职业岗位所需的语文能力构建合理的教学内容体系不仅能够提高学生语文听说读写、文学鉴赏、人文素养等语文综合能力还能培养学生岗位适应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艺术设计类专业；语文课程；教学内容

一、明确课程性质

在高职艺术设计类专业开设的大学语文课程，一般是一门以人文素质教育为核心的文化必修课，它应当具有工具性、知识性、基础性、思想性、审美性、人文性的基本特点。语文是人类思维和交际的重要工作，大学语文教学最根本的目标就是培养学生运用母语的能力，因此工具性是最根本的要求。此外，语文是思想、情感传达的载体，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文学作品中的思想情感都是通过语言文字来传达的，因此人文性、思想性和审美性更是大学语文应当重视的。针对艺术设计专业性质，大学语文课程尤其应当注重审美性和人文性。大学语文课程还应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吸收人类的进步文化，提高国民素质，铸造一定的人文精神为主旨，通过课程学习能够增强学生的语文知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鉴赏能力、审美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进一步增强文学素养，进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专业学习、为今后就业和终身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1]。

二、确定课程目标

根据现代高职艺术设计专业教育理念要求，大学语文的基本目标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语文知识指语文这一学科中关于言语及语言的知识。根据艺术设计职业岗位特征，大学语文课程知识目标要求学生掌握必要的语言文字、文学基础知识，了解中外文学的发展历程；进一步掌握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等文学体裁的欣赏常识和技巧；学习并掌握艺术类（如电影欣赏、美术欣赏、音乐舞蹈欣赏、创作随笔等）文章的欣赏常识与技巧；掌握一定的口语交际常识与技巧；学习并掌握文学艺术评论类（如小说和诗歌、电影等）文章写作的常识与技巧[2]。语文能力是指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以语文的专业知识进行言语表达交际的收提箱出的一种综合能力。根据艺术设计职业岗位特征，大学语文课程能力目标要求学会如何去分析、赏评文学作品，进一步提高文学审美能力；进一步提高阅读理解能力（主要是文学作品、艺术欣赏、学术类著作及难度适中的文言文）；锻炼并提高学生文学艺术评论类（如小说和诗歌、电影等）文章写作能力；锻炼并提高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如演讲、辩论等）；以语言、文学学习为基础，奠定学生终身学习的能力。语文素质是指在进行言语表达交际时所体现出来的思想性、审美性、人文情怀等综合的素养。根据艺术设计职业岗位特征，大学语文课程素质目标要求了解和学习中外优秀文化，接受现代人文意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通过文学艺术作品的熏陶，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高尚的思想道德情操；使学生具有较高的文艺审美意识和较宽的文化视野[3]。

文学翻译作为中外文化有效交融路径，对文化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积极作用，我国翻译历史久远，从古代就致力于了解国外文化，相较于本土文化，翻译文学或文学翻译作品属于模仿性、派生、第二位文学，受关注程度相对较低，在众多翻译文学中，那些置于文化交融边界、民俗文学、民族文学的翻译内容，更容易受到文学研究人员的忽视。然而，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文学交融在“地球村”中已属于常态，越来越多的国外翻译文学涌入我国，为我国打开一扇认识世界的窗户，透过这扇窗，人们可追溯文学的起源，在优秀的文学作用中，感悟先贤先进的思想觉悟，供养当代人的灵魂，填补灵魂成长的饥渴，使文学的芬芳永伴人们身边，为此现代翻译文学正以一种世人瞩目的姿态融入人们的文学知识体系中，其对推动文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积极作用。基于此，为使我国文学研究更富成效，思考作为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相关内容进行探析显得尤为重要。

一.作为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地位

我国文学翻译历史久远，早在古代就有翻译他国文学的行为，例如翻译佛家经典著作，这位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繁荣埋下伏笔，介于“”为新文化运动，从该历史事件为节点的翻译文学称之为现代翻译文学，他们在学习中国文化基础上，不断扩展文学视野，不断践行翻译事业，在《中国新闻学研究纲要》（朱自清）、《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陈子展）、《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家孜孜不倦的研究下，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数量越来也多，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形成一股强劲力量，涌入文学史中使翻译文学成为文学史一部分的势头越发明显，然而翻译文学受传统教育理念影响，还未受到较为广泛的关注，在文学类别中仍属少数派。文学史中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地位崛起是在改革开放后期，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贸易、文化交融越来越紧密，为有效了解外国文化，翻译成为掌握多元文化的重要路径，随着世界交融态势的繁荣，文学翻译内容也逐渐增多，这些从东方人视角落实国外文学翻译的成果，逐渐在文学史中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并在发展过程中变得更加系统，这个系统表现在，除关注外国文学本身，依据外国文化背景、语言习惯、思想价值客观翻译文学外，人们也在文学史叙述中越发注重中国文化及背景，对国外文学的再创造能力，继而形成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虽然，在当今文学是中，仍有许多人将翻译文学视为外国文学，将其视为代表外国文化的符号，但是其与本土文学相互交融且难以割舍的现象却极为明显，以满足我国阅读习惯为前提，展开的文学翻译越来越多，成为充实现代文学史重要内容。作为下现代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同步得以发展，并在文学史中不断累积，提升自身文化影响力，逐渐成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中不可小觑的文学力量，显现出中国文化与国外文化相互交融，所激发的文学包容力与发展活力。同时，作为展开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工作的学者，也在改革开放后不断吸纳先进文学，提高翻译能力，使翻译内容与文学原著内容相差无几，使人们越发认可翻译文学，并成为吸纳国外先进理念重要途径之一，此外中国文学也通过翻译流向国际，实现文学交互目标[1]。

二.论作为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权属观念

伴随时展，文学翻译作为人们了解世界重要路径之一，其翻译成果不断累积，成为一股强劲力量冲击文学史，从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国外文学自发关注的文学觉醒，到改革开放后期人们了解世界的自主探究，现代翻译文学始终在文学权属观念层面较为模糊，并在翻译文学数量与日俱增态势下，推动相关文学权属观念的发展，作为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权属观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文本形式。我国以汉语为基准进行名著翻译，这表明翻译事实依托为汉语言文学，以中国语言文本为基础落实文学翻译；二是翻译文学流通场所。以汉语言为基础的文学翻译，其流通场所仍在中国，用以满足中国人汲取国外文学养分的需求，因此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始终在中国以汉字形式向国人传播，与我国文学协同发展并发挥自身文学价值，为人们了解外国文化奠定基础；三是是否属于原语文学。介于我国现代翻译文学所产生的文化氛围、文学翻译需求、翻译文学价值均在汉语翻译基础上产生，其与原语文学存在一定差异，旨在满足我国读者阅读需求，因此会在国外著作基础上，依据我国对翻译文学的需求展开具有针对性与个性化的翻译，使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与原语文学形成差异，已经不属于原语文学[2]。通过对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是翻译文学进行权属观念进行分析可知，以汉语言为载体，以中国文学发展需求为核心，以国人对翻译文学需求为出发点，中国现代翻译文学越发具有“非外即中”发展势头，介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已经跳脱原语文学形式，与中国文化深切交融，并在文学史发展进程中不断累积，使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已经向中国文化文学一方靠拢，然而在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中，存在一大部分极具民族风情与宗教特色的翻译文学，针对这部分文学产生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权属盲区，需依据客观实际，对文学内容进行考量，对其所属程度进行系统分析[3]。基于此，中外文化在改革开放后期出现极为繁复的交融状态，在交融过程中成为文学实体，为此人们需在明晰文化权属基础上，进行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是否属于文学史叙述整体，在此基础上，有关所属权的分析与论证需具有针对性与深入性，使其得以经得住重重考验与种种质疑，能以最佳姿态解答一切疑虑，使其得以成为中国文学史中重要组成部分[4]。

三.论作为文学史叙述对象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概念的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