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范文10篇

内容提要：1956年到1959年是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决定性阶段。在这四年中，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因素很多，其中双方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是十分关键的一个。正是这四年中和赫鲁晓夫的矛盾从对斯大林的不同评价开始发展到对双方政策路线的根本分歧。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和两人的特殊地位使两位领导人之间的矛盾激化和扩大了中苏两国间的分歧和矛盾，造成了中苏关系裂痕的加深。本文试就和赫鲁晓夫关系恶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

关键词：赫鲁晓夫中苏关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以后迅速和苏联建立紧密的同盟关系，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极大的改变当时世界力量的对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中苏之间的合作关系是良好的，这种友好关系也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然而从五十年代末起这种友好关系急转直下，在短短几年内就走向彻底破裂，由盟友转变为剑拔弩张，怒目而视的敌人。这种双边关系的急速恶化不仅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损害，也对世界格局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造成这种剧烈的变化的矛盾是有其内在的积累过程，其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般认为中苏两国在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因素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而双方领导人个人因素在其中的作用在国内则较少被提及。然而事实上“中苏关系复杂化的原因之外，还鲜明地反映出苏联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情况：当领袖的个人喜好、兴趣和行为举止在两国的政权体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时候，政治心理因素应该引起研究人员的关注程度，不比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1]本文主要探讨作为当时两国，两党领导人的和赫鲁晓夫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起的作用。

一、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各种因素

国内一般认为中苏关系恶化的最主要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伤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自尊心。显然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的确是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但问题是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最严重的时候是斯大林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而赫鲁晓夫时期苏共的表现要温和的多，然而中苏关系却是在赫鲁晓夫时代破裂的。这说明苏共的大国大党主义固然是造成中苏关系恶化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对于意识形态因素在中苏关系恶化中其的作用现在越来越受到重视，但很明显在当时中苏两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各自国家意识形态和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双方最高领导人对对方意识形态的态度也会直接决定整个国家的态度。事实上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双方在实际行为中并没有坚持按自己在争论中的观点行事：苏联从没有拘泥于“和平过渡”，中国也逐渐缓和了包括美国，南斯拉夫在内国家的关系，事实证明在意识形态上的政策并不是僵硬的。正如邓小平后来评论中苏论战时所说的：“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过许多空话。”[2]可见意识形态因素不能完全解释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20世纪，中苏两国政府间曾经就涉及两国根本关系的问题，缔结过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条约。这就是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好同盟条约》，以及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三个条约的签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即签订条约的联政府始终如一，而中国政府却几经更迭。也正是由于苏联建国①后，论文中国的中央政府曾经三易其手，即由北京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再由国民党政府到共产党政府，因此也就有了这三个根本性条约的形成。比较这三个条约的形成经过与内容，当不难看出在中苏国家关系当中，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强弱对比等因素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情况。

（一）

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条件下缔结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仅积贫积弱，而且处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孙中山国民党便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北京政府的管辖范围及其代表性十分有限。但它在对苏问题上，却得到了列强各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虽一举战胜十四国武装干涉，成功地统一了广袤的国土，甚至将其军队伸入到外蒙古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然而其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革命的特性，却使它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因此对于中国这种同样受到列强欺凌的周边国家，它无论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善意，以设法取得同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中苏两国实力强弱明显，苏联政府却早早就向北京政府表明了善意。而权力有限的北京政府却在列强的支持下，面对苏联政府要求外交承认，一度采取了相对矜持和冷漠的态度。

不过，意识形态的目标和现实的国家利益通常是存在矛盾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简单提到苏联一方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到1920年9月《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再到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内容，就足以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政府行为中的极大局限性。

1919年7月第一次对华宣言时，苏俄势力仅及于乌拉尔，因此，它对沙皇在中国攫取的权益甚少，因而很痛快地向中国表示："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维埃政府愿将由沙皇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查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②但即使如此，这一宣言在其国内公开发时，仍然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上述文字删掉了。到一年之后，即1920年9月它再度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时，一方面红军已顺利挺进西伯利亚，另一方面为避免直接与日本打仗，它在远东地区成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则公开宣布俄国远东地区，包括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路区，均为该国领土。③基于这种情况，苏俄政府放弃沙皇攫取的在华权益的态度明显地有所变化。在这一新的宣言当中，它已明确表示，对中东铁路问题，中国应当同苏俄及远东共和国另订使用办法。

1921年，随着苏俄取得了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胜利，其争取周边国家同情的和平心态已经逐渐让位于以强力捍卫自身安全的战略意图。红军出兵外蒙古，就典型地反映了苏俄领导人心态上的这种重大变化。尽管惧于国际上以及外交上的压力，苏俄这时尚不能公开否认中国这时对外蒙古享有主权，但在苏俄领导层内部，外蒙古特殊的地理位置既然可能被敌对势力用来造成对苏俄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那么用强力造成外蒙古与中国事实上的分离，在那里扶植政府，并与之签署条约与协议，从而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安全体系之内，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外交选择。

[摘要]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是深刻的、复杂的。由于中苏关系的重要性，学界对于中苏关系恶化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迄今为止，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申苏关系恶化原因的文章却没有见到。层次分析法为进一步深入研究中苏关系、揭示其演变因素，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良好的分析工具。在层次分析的视角下，国际系统、国家、决策者个人三个层次均发挥重要作用，从根本上决定了中苏关系的发展和走向。

[关键词]层次分析；中苏关系；中苏关系恶化

国际关系纷繁复杂，中苏关系也概莫能外，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推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迅速与苏联建立同盟关系。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出兵朝鲜半岛，进一步巩固了中苏同盟。1950年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然而，在1950年代末期，双方的分歧与矛盾逐渐呈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争端愈演愈烈，矛盾不断恶化，至1969年3月已濒临战争的边缘。由于中苏关系的重要性，学界对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已经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迄今为止，运用层次分析法研究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文章却没有见到。层次分析法是国际政洽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本文尝试运用这一理论工具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层次分析法

层次分析法(levelsofanalysis)与科学行为主义的发展和兴盛是联系在一起的。戴维·辛格于1961年发表了影响深远的学术论文《国际关系的层次分析问题》，提出应用层次分析法分析国际关系。该文断言现实主义存在混淆国际政治和对外政策的固有缺陷，“而层次分析把国际政治与对外政策加以区分——国际政治是以国际系统作为分析层次，对外政策是以民族国家作为分析层次”。辛格认为，国际关系研究包括国际系统和国家2个层次。这与肯尼思，华尔兹有所不同。华尔兹在其名著《人、国家与战争》中提出了3个层次：决策者个人因素、国家内部因素、国际系统因素。由于辛格和华尔兹研究方法的相互兼容和互补性，学界也把层次分析法称之为“华尔兹一辛格研究方法”。西方学者对于层次的划分有着不同的看法。詹姆斯·罗斯诺把分析层次界定为个人、角色、政府、社会、国际系统等5个层次；而布鲁斯·拉西特和哈维。斯塔尔则提出了世界系统、国际关系、国内社会、国家政府、决策者角色、决策者个人等6个层次。在实际应用中，通常从宏观到微观运用华尔兹提出的3个层次，即：国际系统因素、国家内部因素、决策者个人因素。本文即从这3个层次来分析中苏关系。

二、中苏关系恶化的国际系统因素

【内容提要】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人的性格冲突。如果说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或者其中的任何一方从一开始就希望把双方的关系彻底搞坏，那显然是有悖于史实的。事实上，双方都曾为相互关系的日益恶化而感到焦虑不安，并为阻止这一趋势进行过艰苦努力。但大多数时候，努力的结果却往往适得其反。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有当时的客观因素的作用之外，两人鲜明的个性因素也是不能忽略的。

【摘要题】研究综述与方法

【关键词】/赫鲁晓夫/性格冲突/中苏大论战

【正文】

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国内政治生活中都举足轻重甚至一言九鼎，大论战带有他们鲜明的个性化的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人的性格冲突。当年曾在苏共中央联络部工作的俄国学者杰留辛回忆说：当时我和同事们曾经议论过，大家都认为，双方在互相争吵、互相骂的时候，中国方面骂苏联可以，骂苏联共产党也可以，就是别骂赫鲁晓夫本人，骂他本人就完了，就无法挽救了。（注：参见丁明《回顾与思考——与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据说，当赫鲁晓夫得知中国的宣传者在苏联专家面前把他称之为“赫秃子”时，他也感到深受伤害。有学者认为，这也可能是赫鲁晓夫决定撤退专家的原因之一。参见［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另据知情者回忆，邓小平在同苏联人的一次谈话中也曾表示，苏方可以批评他本人，批评刘少奇或，这都有可能再和解，“但你们直接攻击的威望，这是不能补救的”。（注：［德］迪特·海茵茨希《中苏走向联盟的艰难历程》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676页。）种种迹象表明，在当年的那场论战中，赫鲁晓夫与个人的作用是不能忽略不计的。

一

20世纪，中苏两国政府间曾经就涉及两国根本关系的问题，缔结过三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条约。这就是1924年5月31日签订的《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好同盟条约》，以及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三个条约的签订有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即签订条约的联政府始终如一，而中国政府却几经更迭。也正是由于苏联建国①后，中国的中央政府曾经三易其手，即由北京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再由国民党政府到共产党政府，因此也就有了这三个根本性条约的形成。比较这三个条约的形成经过与内容，当不难看出在中苏国家关系当中，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强弱对比等因素相辅相成，互为作用的情况。

（一）

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在一个相当特殊的条件下缔结的。一方面，当时的中国不仅积贫积弱，而且处在军阀割据的条件下，孙中山国民党便在广州另立中央，因此，北京政府的管辖范围及其代表性十分有限。但它在对苏问题上，却得到了列强各国政府的有力支持。另一方面，苏联政府虽一举战胜十四国武装干涉，成功地统一了广袤的国土，甚至将其军队伸入到外蒙古地区，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然而其反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革命的特性，却使它在国际上十分孤立，因此对于中国这种同样受到列强欺凌的周边国家，它无论基于意识形态的目标，还是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都必须表现出最大的善意，以设法取得同情。这也就是为什么尽管中苏两国实力强弱明显，苏联政府却早早就向北京政府表明了善意。而权力有限的北京政府却在列强的支持下，面对苏联政府要求外交承认，一度采取了相对矜持和冷漠的态度。

不过，意识形态的目标和现实的国家利益通常是存在矛盾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简单提到苏联一方从1919年7月《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对中国人民及中国南北两政府的宣言》，到1920年9月《苏俄政府第二次对华宣言》，再到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的谈判内容，就足以了解意识形态的影响在政府行为中的极大局限性。

1919年7月第一次对华宣言时，苏俄势力仅及于乌拉尔，因此，它对沙皇在中国攫取的权益甚少，因而很痛快地向中国表示："苏维埃政府已放弃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苏维埃政府愿将由沙皇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及霍尔瓦特、谢米诺夫、高尔查克匪帮、俄国前军官、商人与资本家掠夺所得的中东铁路及其所有租让的矿山、森林、金矿与他种产业，无偿归还中国人民。"②但即使如此，这一宣言在其国内公开发时，仍然不能不考虑到国内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将上述文字删掉了。到一年之后，即1920年9月它再度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时，一方面红军已顺利挺进西伯利亚，另一方面为避免直接与日本打仗，它在远东地区成立了一个远东共和国，而这个共和国则公开宣布俄国远东地区，包括位于中国东北的中东铁路路区，均为该国领土。③基于这种情况，苏俄政府放弃沙皇攫取的在华权益的态度明显地有所变化。在这一新的宣言当中，它已明确表示，对中东铁路问题，中国应当同苏俄及远东共和国另订使用办法。

1921年，随着苏俄取得了对十四国武装干涉的胜利，其争取周边国家同情的和平心态已经逐渐让位于以强力捍卫自身安全的战略意图。红军出兵外蒙古，就典型地反映了苏俄领导人心态上的这种重大变化。尽管惧于国际上以及外交上的压力，苏俄这时尚不能公开否认中国这时对外蒙古享有主权，但在苏俄领导层内部，外蒙古特殊的地理位置既然可能被敌对势力用来造成对苏俄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那么用强力造成外蒙古与中国事实上的分离，在那里扶植政府，并与之签署条约与协议，从而把它纳入到自己的安全体系之内，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外交选择。

中共建国后在农村强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实行化，随后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制度实践是中国自己的创新，还是模仿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的结果？中国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对20年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惨痛教训一无所知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中苏两国农业集体化的成败得失应该如何评价呢？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

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政府对工业实施监督，实施劳动义务制以及粮食贸易垄断和余粮收集制，在农村组织“公社”及其他集体农庄。1921年后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同时着手恢复工农业生产。当时有些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倒退了一步。为此，列宁不久后就声言“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口号要“准备向私人经济的资本实行进攻”。这表明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暂时过渡，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动社会主义的“正面进攻”，把“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于是在1929年左右就开始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1]

苏联处理农业经济体制的做法对中共建国后的农村政策选择确实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下面从几个方面来介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并适当地与中国的情况作某些比较，以分析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十月革命”过了11年之后，经济仍然走不出“恢复时期”，工业刚超过一次大战前的水平，农业则还低于战前水平，社会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当时苏联的农业总产量虽比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之初有所提高，但商品率即“上市量”却有所减少，农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战前的73.7％下降到1928年的46％；在国家进口机械和各种原料主要依赖农产品出口的情况下，工业建设的目标严重受阻；在农产品出口减少的同时，城市和工业中心地区粮食供应不足的现象日趋严重，这使“五年计划”的主要支柱有垮台的危险。[2]斯大林于1928年决定加速农业集体化，其实是力图从这种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手段。但当农业集体化完成后，苏联却把当初的这种真实意图遮掩起来，而声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做法。后来中共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

俄共（布尔什维克）是个城市“无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走的是一条先占领城市再占领乡村的道路，俄共向来对农民不信任。在1917年的革命中，没收了地主及皇室、教会的土地重新分配，并在1918年夏的第二次土地重分中又没收了旧式富农的多余土地，相当于完成了“”。虽然布尔什维克出于政治考虑，为了争取农民在内战中对自己的支持而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即指出，农村在革命后会更加小资产阶级化，这种农民“在地主和资本家被击溃并被放逐以后，是能够向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的专政挑战的唯一残存的独立阶级”。以下两段话则更为着名：“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能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呢？不，不能。”（斯大林）[3]显然，对苏共而言，农村集体化不仅仅是为了“工业化”，而且也是为了打击个体农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中共与俄共本来有很大不同，与乡间的农民有密切联系，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政权的，若效法俄共推行农业集体化，势必严重伤害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

共建国后在农村强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实行化，随后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制度实践是中国自己的创新，还是模仿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的结果？中国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对20年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惨痛教训一无所知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中苏两国农业集体化的成败得失应该如何评价呢？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

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政府对工业实施监督，实施劳动义务制以及粮食贸易垄断和余粮收集制，在农村组织“公社”及其他集体农庄。1921年后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同时着手恢复工农业生产。当时有些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倒退了一步。为此，列宁不久后就声言“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口号要“准备向私人经济的资本实行进攻”。这表明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暂时过渡，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动社会主义的“正面进攻”，把“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于是在1929年左右就开始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1]

苏联处理农业经济体制的做法对中共建国后的农村政策选择确实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下面从几个方面来介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并适当地与中国的情况作某些比较，以分析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十月革命”过了11年之后，经济仍然走不出“恢复时期”，工业刚超过一次大战前的水平，农业则还低于战前水平，社会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当时苏联的农业总产量虽比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之初有所提高，但商品率即“上市量”却有所减少，农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战前的73.7％下降到1928年的46％；在国家进口机械和各种原料主要依赖农产品出口的情况下，工业建设的目标严重受阻；在农产品出口减少的同时，城市和工业中心地区粮食供应不足的现象日趋严重，这使“五年计划”的主要支柱有垮台的危险。[2]斯大林于1928年决定加速农业集体化，其实是力图从这种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手段。但当农业集体化完成后，苏联却把当初的这种真实意图遮掩起来，而声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做法。后来中共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

俄共（布尔什维克）是个城市“无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走的是一条先占领城市再占领乡村的道路，俄共向来对农民不信任。在1917年的革命中，没收了地主及皇室、教会的土地重新分配，并在1918年夏的第二次土地重分中又没收了旧式富农的多余土地，相当于完成了“”。虽然布尔什维克出于政治考虑，为了争取农民在内战中对自己的支持而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即指出，农村在革命后会更加小资产阶级化，这种农民“在地主和资本家被击溃并被放逐以后，是能够向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的专政挑战的唯一残存的独立阶级”。以下两段话则更为着名：“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能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呢？不，不能。”（斯大林）[3]显然，对苏共而言，农村集体化不仅仅是为了“工业化”，而且也是为了打击个体农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中共与俄共本来有很大不同，与乡间的农民有密切联系，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政权的，若效法俄共推行农业集体化，势必严重伤害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

中共建国后在农村强力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并实行化，随后造成了严重后果。这种制度实践是中国自己的创新，还是模仿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的结果？中国推行农业集体化时对20年前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惨痛教训一无所知吗？从历史研究的角度，中苏两国农业集体化的成败得失应该如何评价呢？这些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

苏联十月革命后曾经历了一个短暂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政府对工业实施监督，实施劳动义务制以及粮食贸易垄断和余粮收集制，在农村组织“公社”及其他集体农庄。1921年后又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医治战争带来的创伤；以粮食税取代余粮收集制，同时着手恢复工农业生产。当时有些反对意见认为，这是从战时共产主义倒退了一步。为此，列宁不久后就声言“退却”已经结束，并提出口号要“准备向私人经济的资本实行进攻”。这表明新经济政策只是一种暂时过渡，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动社会主义的“正面进攻”，把“新经济政策的俄罗斯变成社会主义的俄罗斯”。于是在1929年左右就开始国家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全盘集体化。[1]

苏联处理农业经济体制的做法对中共建国后的农村政策选择确实具有巨大的示范作用。下面从几个方面来介绍苏联的农业集体化道路，并适当地与中国的情况作某些比较，以分析苏联农业集体化的经验教训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十月革命”过了11年之后，经济仍然走不出“恢复时期”，工业刚超过一次大战前的水平，农业则还低于战前水平，社会中充满了各种矛盾，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当时苏联的农业总产量虽比布尔什维克建立政权之初有所提高，但商品率即“上市量”却有所减少，农产品在出口中的比重从战前的73.7％下降到1928年的46％；在国家进口机械和各种原料主要依赖农产品出口的情况下，工业建设的目标严重受阻；在农产品出口减少的同时，城市和工业中心地区粮食供应不足的现象日趋严重，这使“五年计划”的主要支柱有垮台的危险。[2]斯大林于1928年决定加速农业集体化，其实是力图从这种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手段。但当农业集体化完成后，苏联却把当初的这种真实意图遮掩起来，而声称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然做法。后来中共完全接受了这一观点。

俄共（布尔什维克）是个城市“无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走的是一条先占领城市再占领乡村的道路，俄共向来对农民不信任。在1917年的革命中，没收了地主及皇室、教会的土地重新分配，并在1918年夏的第二次土地重分中又没收了旧式富农的多余土地，相当于完成了“”。虽然布尔什维克出于政治考虑，为了争取农民在内战中对自己的支持而承认农民的土地私有权，但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即指出，农村在革命后会更加小资产阶级化，这种农民“在地主和资本家被击溃并被放逐以后，是能够向无产阶级的政治上的专政挑战的唯一残存的独立阶级”。以下两段话则更为着名：“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能不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就是说，建立在最巨大最统一的社会主义工业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农民小商品经济基础上呢？不，不能。”（斯大林）[3]显然，对苏共而言，农村集体化不仅仅是为了“工业化”，而且也是为了打击个体农民、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需要。中共与俄共本来有很大不同，与乡间的农民有密切联系，是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政权的，若效法俄共推行农业集体化，势必严重伤害党在农村的社会基础。

亲爱的朋友们，首先热烈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个晚会!我们的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在这里我要向朋友们报告一个好消息：我国著名的音乐学家和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中俄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薛范先生，通过朋友的帮助，今晚将在上海收听我们晚会的现场实况，由于薛范先生的电脑还不能直接登陆UC，所以只有请他的朋友在晚会现场将晚会全程转播给薛范先生，薛范先生也将在晚会中通过电话给我们现场的朋友们讲几句话，对此，我们向薛范先生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把麦克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大家！

（男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朋友们来到《莫斯科郊外》，参加《纪念中苏（俄）建交五十五周年音乐晚会》！

55年前的1949年10月1日，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结束了封建剥削阶级统治、帝国主义奴役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当家作主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的历史开始了新的纪元！年轻的共和国百废待兴，友好邻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立即于49年10月2日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互派大使。由于友好的苏联率先在华设立大使馆，东欧许多国家相继同新中国建交，这有力的挫败了西方国家孤立中国的企图！

（女主持人）：以斯大林同志为首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了中国党、政府和人民极大的支持。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仍然使我们为中苏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激动和骄傲！今天，我们来纪念和歌颂中苏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用歌声来表达我们对俄罗斯人民的友好情感和对俄罗斯文化艺术的热爱！

下面，晚会正式开始。

摘要：教学方法一直是美国法学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核心问题。近二十年来美国法学教学方法一直存在着争议与反复，在这一过程中，传统苏格拉底教学法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判，似乎正在逐渐退出历时舞台。但通过对这种教学法进行经验考察与理论分析可以发现，苏格拉底教学法在源流、结构以及功能等多方面与美国法学教学的核心内涵存在对应与密接关系。虽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美国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运行机制与课程设置等多方面都面临改革，但改良基础上的苏格拉底教学法仍将在可以预期的未来成为美国法学教育所采用的主流教学方法之一，并可以为我国法学教学方法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高等教育；法学教育；美国法学教育；苏格拉底教学法；案例教学法

一直以来，美国法学教育凭借其出色的教学质量与独树一帜的教学方法，二战以降便引领着世界法学教育的潮流。考察不同历史时期美国法学教学方法的特点，探求其发展规律，并对其加以理性反思，无疑将有助于我国法学教学方法的完善与发展。

一、美国法学教学方法的历史演进

19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很少有律师或者法官受到过系统、正规的法律教育，主要通过自学或者跟师学徒的方式获得专业知识。后来，随着专业法学教育的逐渐成型，如何经济、高效且有针对性地完成法学专业教学，就成为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当时美国法学院系的教学方法与其他专业并无太大区别，教师照本宣科，学生死记硬背，二者之间互动较少。学生最后往往要通过自己在律师事务所中的见习才能掌握法律执业所需的理论知识与实践技能。例如，19世纪中期约翰•怀特•布罗肯布罗夫（JohnWhiteBrockenbrough）筹建的列克星顿法学院，选用的就是此类“教义法学式问答法”（Catecheti⁃calMethodofInstruction）。与此相对，约翰•麦克斯（JohnLomax）于1833年至1844年在弗莱德里斯可堡（Fredericksburg）创办的法学院以严格的“苏格拉底教学法”著称。这种法学教学法上的对立一直持续到1870年，时任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德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l）有感于法学教学方法的粗陋与简单，下决心采取措施提高法学教育的专业水平与学术地位，扭转当时还算新兴学科的法学教育相对于其他高等教育专业所处的劣势。兰德尔认为，法学教育不应局限于法律技巧的培训，而应上升到法学理论培训，或者说法学科学的高度。因此，他推行了包括三年制法学专业教育、入学考试制度、专职教师制度、案例教学模式以及学分制度等一整套的法学教改措施，目前这些措施仍然属于美国法学院的基本运作模式。在上述改革措施当中，教学方法的改革无疑最为复杂，也最为重要。也正是因为这样，法学教学方法一直被视为美国法学教育的核心与关键。

有鉴于此，在很大程度上，兰德尔摒弃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突出教学过程当中学生与任课教师之间的互动。具体而言，学生课前需要认真预习教师事先布置的案例，同时任课教师需要提前归纳、整理这些案例中包括的事实与法律原则，设计相关问题，借此涵盖所有法律要点。授课过程当中任课教师随机选取一名或者几名学生，就案例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提问，并且根据学生的回答进一步进行追问。这种由“问”“答”构成的互动过程，对于教师的教学能力要求很高。换句话说，任课教师必须能够从具体个案出发，引导、控制与学生的互动过程，使其能够从零散的片段中抽离出相关的法律原则，并在课程结束时将这些原则组合起来，获得对于法律的系统、全面认知。这种建立诘问模式的教学方式就是所谓的“苏格拉底”（SocraticMethod）教学法。但准确地说，这种教学法与苏格拉底本人所擅长的诡辩术关系不大。真正的苏格拉底哲学杂糅了哲学意味上的不确定性与特定方法论的确定性。事实上苏格拉底诡辩术是辨证的，也就是说，辩论双方都不知道事实真相，辩论的最终目的也不在于求证真相。兰德尔所倡导的诘问式教学法与苏格拉底诡辩术存在根本性不同。任课教师作为互动的参与者，主导着互动进程，并且掌握问题的正确答案。法学课堂适用苏格拉底教学法的主要目的也主要在于引导或者启发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