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羁押范文10篇

羁押是限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身自由，保证侦查和审判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同时羁押也是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它不仅完全剥夺了被羁押人的人身自由，把被羁押人完全置于侦查和审判机关的直接控制下，而且，羁押的期间在所有强制措施中是最长的。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确及时地适用羁押，可以有效地防止其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而滥施羁押，则会严重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违背法律的根本宗旨。“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日本的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建设是最成功的。因此，有许多先进的司法制度值得同为大陆法系的我国学借鉴。”本文拟将中国与日本的刑事羁押制度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评析两者的优劣短长，借鉴日本羁押制度中的合理因素，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圜的刑事诉讼制度有所裨益。

一、中日羁押制度之比较

国家权力具有扩张性的本能，为防止公民个人遭受国家权力的侵犯，必须通过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来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虽然基于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需要，允许国家以强制性手段侵犯公民权利，但是家对公民权利进行强制性处分，必须根据法定条件，经由法定程序而作出。羁押措施的采用，虽然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其实施以限制或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为代价，对公民人身自由与安全侵害非常严厉。根据“保障人身自由权才是保障一切人权的基础”的理念，中日两国法律对羁押这一强制措施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但两国对羁押(逮捕)的实施主体、羁押的要件、羁押的期限以及羁押的程序均有明显的区别。

其一，羁押的主体。羁押的主体包括决定主体和执行主体。1．关于羁押的决定主体。日本的羁押分为起诉前羁押和起诉后羁押。两者均是羁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的裁判及其执行。两者的羁押理由均相同，但程序有若干不同。②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规定：“法官收到前款(检察官)的羁押请求时，应当迅速签发羁押证。但认为没有羁押理由时，以及依照前条第2款④的规定不能签发羁押证时，应当不签发羁押证而立即命令释放被疑人。”起诉前羁押由检察官请求，法官决定。起诉后的羁押，至第一审判决之日前由法官执行，此后由法院执行。中国的逮捕主体与日本存在明显的区别，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见，我国有权决定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具体分三种情况：一是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人民检察院批准；二是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其自己决定；三是在审判阶段，需要逮捕被告人的，才由人民法院决定。换言之，除极少数在审判阶段的逮捕由法院决定外，绝大多数的逮捕均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2．执行羁押的主体。我国均由公安机关负责。而日本由于实行逮捕前置主义，所有检察官请求的羁押均由逮捕发展而来，因此执行主体等同于逮捕的执行主体，即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者司法警察职员。

其二，羁押的实质要件。羁押的实质要件，即必须具备羁押的理由与羁押的要件。1．羁押的理由。羁押是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必须具备法定理由。日本的羁押理由采取选择的方式，即羁押犯罪嫌疑人必须具备下列理由之一项：一是有足够理由怀疑犯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二是犯罪嫌疑人住所不定、有隐匿罪证的可能性或有逃跑迹象的。所谓“隐匿罪证和逃跑的可能性”，必须有具体的客观事实形成的“适当的理由”支持，仅具有抽象的主观可能性是不够的。犯罪嫌疑人没有作有罪供述或保持沉默不能看成隐匿罪证而轻率地决定羁押。2．羁押的必要性。日本《刑事诉讼法》第87条第1款规定，不再具备羁押理由或必要性的，必须解除羁押。由此可见，对于一开始就没有羁押必要的，不得予以羁押。所谓羁押的必要性指的是羁押的适当性和合理性。如果缺乏必要性，就不能实施羁押。譬如，对缺乏诉讼条件或没有追诉可能的、住所不定但有身份担保人的、犯罪情节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的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实行羁押显然违背处分均衡原则，惩罚度过于严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0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据此规定，我国的逮捕条件有三：(1)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有证据证明存在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三个条件：④有证据证明发生犯罪事实；②有证据证明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⑧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被查证属实的。(2)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逮捕作为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只能对性质较为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可能判处管制、拘役的犯罪分子由于其罪行较轻，一般不会逃避刑事追究，因此不需逮捕。(3)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不足以防止其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其三，羁押的程序性要件。即使具备了羁押的实质要件，如果不满足一定的程序性要件，也不能羁押。羁押的程序性要件主要有二，即羁押前逮捕程序先行与接受法官羁押讯问。1．逮捕前置主义。羁押请求的实施对象均是已逮捕者，即羁押犯罪嫌疑人必须先行实行逮捕或由检察官提出羁押申请，禁止侦查机关自行决定羁押，必须严格遵守逮捕前置主义。所谓逮捕前置主义是指羁押必须以合法的逮捕为前提的诉讼原则。逮捕前置主义的主要内容，是在逮捕时实施司法抑制，在羁押时也实施司法抑制，即保障双重检查。这项原则得到了多数学说和实务上的认可。采取这一原则的理由主要有：(1)从法律规定来看，日本的现行法律只规定了在逮捕后由检察官申请羁押的唯一运作方式；(2)先行实行限制人身期间较短的逮捕，在必要情况下进而实行羁押，有助于提高侦查效率和实现司法监控；(3)对犯罪嫌疑人实行逮捕后予以释放的可能性的存在。2．接受法官羁押讯问。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61条“羁押被告人，应当在告知被告人被告案件并听取其有关案件的陈述后进行。但被告人已经逃亡时，不在此限”的规定，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知情权和辩护权，羁押应当由法官告知犯罪嫌疑人嫌疑事实，在听取关于此事陈述后，再签发羁押证。这个程序即为羁押讯问。羁押讯问一般在法院讯问室进行。鉴于羁押讯问的司法抑制的重要性，作为羁押讯问的告知事项，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应该告知羁押理由、沉默权以及辩护人聘任权。经过羁押讯问，如果羁押申请程序违法或没有充分的羁押理由，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但书的规定，必须立即宣布释放犯罪嫌疑人；如果羁押理由成立，法官应当签发羁押证，其内容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住址、罪名和犯罪事实要旨等。在检察官的指挥下，由检察事务官、司法警察职员或监狱职员执行羁押。犯罪嫌疑人被羁押后，应当迅速通知其辩护人和家属，并将与拘押有关的资料移送检察官。

【论文关键词】羁押；保障人权；司法审查；救济措施

【论文摘要】羁押是限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身自由，保证侦查和审判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同时羁押也是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保障人身自由权是保障一切人权的基础，应当借鉴日本羁押法律制度的成功经验，完善我国的羁押法律制度：设立羁押司法审查制度，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辩护权，缩短羁押的期限，建立我国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救济制度。

羁押是限制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人身自由，保证侦查和审判顺利进行的重要手段，同时羁押也是最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它不仅完全剥夺了被羁押人的人身自由，把被羁押人完全置于侦查和审判机关的直接控制下，而且，羁押的期间在所有强制措施中是最长的。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正确及时地适用羁押，可以有效地防止其逃跑、自杀、毁灭罪证或继续犯罪；而滥施羁押，则会严重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违背法律的根本宗旨。“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日本的司法制度的现代化建设是最成功的。因此，有许多先进的司法制度值得同为大陆法系的我国学借鉴。”本文拟将中国与日本的刑事羁押制度进行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评析两者的优劣短长，借鉴日本羁押制度中的合理因素，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圜的刑事诉讼制度有所裨益。

一、中日羁押制度之比较

国家权力具有扩张性的本能，为防止公民个人遭受国家权力的侵犯，必须通过立法机关所制定的法律来约束和限制国家权力的扩张。虽然基于保障社会公共秩序的需要，允许国家以强制性手段侵犯公民权利，但是家对公民权利进行强制性处分，必须根据法定条件，经由法定程序而作出。羁押措施的采用，虽然有利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但其实施以限制或剥夺公民的人身自由为代价，对公民人身自由与安全侵害非常严厉。根据“保障人身自由权才是保障一切人权的基础”的理念，中日两国法律对羁押这一强制措施都作了相应的规定。但两国对羁押(逮捕)的实施主体、羁押的要件、羁押的期限以及羁押的程序均有明显的区别。

其一，羁押的主体。羁押的主体包括决定主体和执行主体。1．关于羁押的决定主体。日本的羁押分为起诉前羁押和起诉后羁押。两者均是羁押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的裁判及其执行。两者的羁押理由均相同，但程序有若干不同。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07条第2款规定：“法官收到前款(检察官)的羁押请求时，应当迅速签发羁押证。但认为没有羁押理由时，以及依照前条第2款的规定不能签发羁押证时，应当不签发羁押证而立即命令释放被疑人。”起诉前羁押由检察官请求，法官决定。起诉后的羁押，至第一审判决之日前由法官执行，此后由法院执行。中国的逮捕主体与日本存在明显的区别，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9条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经过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决定，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见，我国有权决定逮捕的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具体分三种情况：一是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人民检察院批准；二是人民检察院直接立案侦查的案件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由其自己决定；三是在审判阶段，需要逮捕被告人的，才由人民法院决定。换言之，除极少数在审判阶段的逮捕由法院决定外，绝大多数的逮捕均由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2．执行羁押的主体。我国均由公安机关负责。而日本由于实行逮捕前置主义，所有检察官请求的羁押均由逮捕发展而来，因此执行主体等同于逮捕的执行主体，即检察官、检察事务官或者司法警察职员。

【论文关键词】侦查讯问；制度；问题；改革完善

【论文摘要】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在揭露罪犯、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实施以来，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侦查讯问程序和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相关制度配套不健全。要进一步完善侦查讯问制度，就要建立完善侦查讯问相关的配套制度，规范侦查讯问程序，明确侦查讯问的原则及相关规则。

一、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诉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

其立法精神在揭露犯罪、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刑诉法》的修改，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和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立法、司法领域发生的观念变化，不仅为实现司法公正提供了重要的立法保障，同时也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朝着民主、文明、科学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这次《刑诉法》修正涉及的许多内容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如：完善了强制措施，取消收容审查；强化了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确立了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定罪原则；将律师参加诉讼活动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增设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加强对刑事诉讼各个环节的监督等。这些修改，一方面强化了对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护，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中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称谓由“被告人”改为“犯罪嫌疑人”。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申诉、控告”等。另一方面，对侦查讯问程序进行了技术完善，增强了可操作性。取消收容审查制度，完善刑事强制措施，限制运用传唤、拘传手段进行讯问的时间和地点等，使我国侦查讯问制度更趋理性和规范。修改后的《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继续确认“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明确规定“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这一时期的司法实践中，法庭审理否定“非法口供”的案例逐渐增多。表明我国刑事诉讼“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实施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初步跨越，显示了法制的进步。

二、修改后的《刑诉法》实施已近十年，在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的实践和研讨中，侦查讯问程序仍是受到社会公众批评和质疑最多的程序之一。

本文作者：钟国定工作单位：上海海运学院国际筑运系

O前言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政策以来,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党的十四大,又进一步明确了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党和国家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的重要举措。现在,我国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在即,可以预见,在今后若干时期内,我国与外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必将日益增多,形成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与此同时,各种经济纠纷甚至涉及刑事的案件也会不断出现。一般而言,各国为维护和保障本国公民与法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权益,不仅要根据现行法律中实体规范和冲突规范等法律原则,而且还得依据国内诉讼程序法的规定和国家法律体制来解决或弥补各种争执或因纠纷所造成的损害。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民族习惯、宗教信仰的差异,各国关于诉讼程序的法律规定和有关法制往往带有较浓的地域性色彩。因此,仅仅依靠一国司法机关的努力,往往难以保护本国当事人应有的合法权益,而必须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的途径,借助外国司法机关的配合来满足国内当事人的合法请求,从而有效地达到制裁违法或犯罪的目的。凡此种种都是以法律手段来保障本国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为此,我国有关司法协助这一法律课题已在1982年颁布的《’1,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作了专门规定。此外,我国还与一些国家签订了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同时,在我国所参加的有关国际条约中也不同程度地含有司法协助的若干内容。当前,我国不少法律专家、学者对此曾作过专题研究,并且发表了一些有水平的专题报告和学术论文。但是,笔者认为,在总体_L司法协助的理论研究尚跟不上司法实践的需要,理论和实践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对外经济发展的步伐。譬如,国际司法协助的概念与范围均不涉及刑事领域即为典型的一例。笔者试图对该问题作一探讨,纯属一管之见,但愿能得到专家们的批评和帮助。

1国际司法协助的概念与范围

关于国际司法协助的概念与范围问题,在我国法学界,对传统理论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概括起来不外乎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所谓狭义的国际司法协助仅指一国法院接受另一国法院的请求,协助送达诉讼文书、传询证人和收集证据。广义的国际司法协助除上述内容之外,还包括对外国法院的判决和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我国高等学校的一些法学统编教材,如《国际私法》即采取广义理解的观点。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曾就国际司法协助作出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人民法院和外国法院可以相互请求代为送达文书、调查取证以及进行其他诉讼行为。”(见该法第262条)。结合《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也采用广义理解的观点,而且也和其它法学著作一样并没有涉及到刑事领域。如果说这种观点在改革开放前的我国并没有产生多大不便的话,但在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四大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内经济体制逐步与国际终济体制接轨后,显然是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的。新的经济运行体制要求我们调整传统国际司法协助的理论,即加入刑事领域的内容。笔者认为,国际司法协助的概念可以这样概括:国际司法协助系指根据我国所缔结或所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双方在互惠的基础上,人民法院或其他司法主管机关根据外国司法机关的请求,在民事和刑事方面,代作某些诉讼的行为。其理由是:

1.1在传统国际司法协助领域内加入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内容,是贯彻实施我国刑法所要求的。我国《刑法》第4、5、6条对我国公民在外国以及外国公民(除享有外交特权与豁免权的人之外)在中国领域外对我国国家和公民的犯罪处罚作了专门规定,如果这些规定一旦被违反,单靠我国司法机关的力量是不可能充分、及时、有效地适用刑法,追究犯罪分子的刑事责任的,这就需要我们借助外国司法机关的协助,才能确保我国刑法的贯彻和实施。

本文所讲的“死刑犯”是指已经被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的在押犯。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员工罗某因琐事与经理发生争执，失去理智将对方当场打死，被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在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期间，他的新婚妻子向当地两级法院提出了一个在传统司法实践看来很荒唐的请求：“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为丈夫延续香火。”两级法院分别以“从来没有过类似的先例”、“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该死刑犯妻子的生育请求。2002年1月18日，罗某被执行死刑{1}。该案一经媒体报道，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的大讨论。

死刑犯妻子的生育请求闯入了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个盲区，即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后，其生育权是否依然享有？如果享有，通过何种途径实现？

一、生育权的法律属性

生育权属于人身权，法学界已无异议，但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却争执不下。目前身份权说为学界通说。理由是：“生育权是基于夫妻之间这样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权利，属于配偶权的一部分。生育权只能在合法婚姻的基础上产生，由双方共同享有。”{2}

笔者以为，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以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民事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民事权利。生育权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儿育女不仅是人类延续的前提，也是自然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生育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是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及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是基本的人权与重要的民事权利，与民事主体的存在共始终。生育的权利无需法律赐予，只需法律确认并在一定条件下予以适当规范、引导和限制。联合国197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1]，联合国198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墨西哥城宣言》及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2]，中国1992年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3],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4]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的国际承诺都明确了生育权的人格权法律属性。

二、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

本文所讲的“死刑犯”是指已经被判处死刑但尚未执行的在押犯。2001年5月29日浙江省舟山市某公司员工罗某因琐事与经理发生争执，失去理智将对方当场打死，被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在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期间，他的新婚妻子向当地两级法院提出了一个在传统司法实践看来很荒唐的请求：“让我借助人工授精怀上爱人的孩子！为丈夫延续香火。”两级法院分别以“从来没有过类似的先例”、“无法律规定”为由拒绝了该死刑犯妻子的生育请求。2002年1月18日，罗某被执行死刑{1}。该案一经媒体报道，迅即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关于“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的大讨论。

死刑犯妻子的生育请求闯入了我国现行立法和司法实践的一个盲区，即夫妻双方中的一方失去人身自由后，其生育权是否依然享有？如果享有，通过何种途径实现？

一、生育权的法律属性

生育权属于人身权，法学界已无异议，但属于人身权中的人格权还是身份权却争执不下。目前身份权说为学界通说。理由是：“生育权是基于夫妻之间这样特定的身份所享有的权利，属于配偶权的一部分。生育权只能在合法婚姻的基础上产生，由双方共同享有。”{2}

笔者以为，生育权是一种人格权。人格权是指民事主体依法固有的，以民事主体的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民事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民事权利。生育权是人与生俱来的权利，生儿育女不仅是人类延续的前提，也是自然人最基本的精神需求；生育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是人格平等、人格独立、人格自由及人格尊严的必然要求，是基本的人权与重要的民事权利，与民事主体的存在共始终。生育的权利无需法律赐予，只需法律确认并在一定条件下予以适当规范、引导和限制。联合国1974年《世界人口行动计划》[1]，联合国198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会议通过的《墨西哥城宣言》及1994年《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2]，中国1992年颁布的《妇女权益保障法》[3],2001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4]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的国际承诺都明确了生育权的人格权法律属性。

二、死刑犯是否享有生育权

本部分包括两种类型的试题：

一、数字推理：共10题。给你一个数列，但其中缺少一或二项，要求你仔细观察数列的排列规律，然后从四个供选择的选项中选出你认为最合理的一项，来填补空缺项。

【例题】1，3，5，7，9，（）。

A.7B.8C.11D.未给出

【解答】正确答案是11，原数列是一个奇数数列，故应选C.

请开始答题：

这项测验共有五个部分，135道题，总时限为120分钟。各部分不分别计时，但都给出了参考时限，供你参考以分配时间。

请在答题卡上严格按照要求填写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涂写准考证号。

请仔细阅读下面的注意事项，这对你获得成功非常重要：

1.题目应在答题卡上作答，在题本封面上填写姓名和准考证号。

2.监考老师宣布考试开始时，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3.监考老师宣布考试结束时，你应立即放下铅笔，将试题本、答题卡留在桌上，然后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