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范文10篇

摘要：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早种植茶叶的民族，早在四千多年前中国就已经开始种茶饮茶了。茶叶在中国不仅仅是一种重要的饮料，更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经济作物，在两千多年前的时候，中国人就已经通过古丝绸之路进行茶叶贸易了，到了唐宋时期茶叶贸易进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中国的茶叶传到世界各地，受到广泛欢迎。以日本为首的很多国家都派人来中国学习茶道，这进一步促进了茶叶贸易的繁荣，作为睦邻友好的两个国家，中国也与日本建立了长久的茶叶贸易关系。

关键词：中日茶贸易；商务日语交流；策略研究；沟通技巧

作为自古以来睦邻友好的两个国家，中国和日本在历史渊源和文化渊源上都存在着很多相似的地方，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就交往不断，关系十分密切。在唐宋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十分开明，大量的日本使者来到中国学习交流[1]。在宋代的时候，中国的茶文化流传到日本，受到日本人民的广泛欢迎，大量的日本人前往中国学习中国的茶文化，将中国的茶叶带往日本，茶叶在这个时候已经成为联系中日关系的一个纽带。通过茶叶贸易，中日两国一直在经济文化领域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到了现代，中国不断进行改革开放，中日两国在经济领域的交流不断加深，其中茶叶贸易占据大量比重，但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矛盾冲突经常发生。因此，在两国之间进行茶叶贸易的过程中，了解基本的商务日语交流技巧显得十分重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到日本的历史文化特点，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寻找两国文化上的共同点，求同存异，避免在贸易过程中的冲突和矛盾，以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增进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

1商务日语在中日两国茶叶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1商务日语和商务英语在茶叶贸易中的地位分析

英语是在国际贸易中应用十分广泛的一种语言，是一种最为流行的国际商贸用语，但是在区域间的国际贸易中，很多国家都会采用贸易国的语言。中日两国在文化背景上存在很多的相同点，因此在茶叶贸易过程中大都是用商务日语。在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我国大力重视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在语言教育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教育资源，培养了大量的语言人才。我国的高等教育中，很多高校都普遍开设了日语专业，每年培养大量的日语专用型人才，我国的商务日语应用型人才不断增多。但是就目前的贸易市场情况而言，很多企业在进行贸易的时候还是普遍采用的商务英语，因为这些企业缺少日语专用型人才，在贸易过程中缺乏必要的日语交流能力。就英语和日语在茶叶贸易中的便捷性而言，日语在作为饮茶大国的日本和中国之间进行贸易更加准确和便捷，这是由其历史文化因素决定的比较优势

摘要：随着近年来我国物质水平和大众审美观念的提高，现代生活陶艺越来越受到大众关注。笔者首先对生活陶艺的概念进行诠释；其次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对比研究中日现代生活陶艺在实用美、形式美和工艺美方面的个性与共性，从而挖掘影响二者异同的造物观；最后对当下生活陶艺提出新的时代命题。

关键词：中国；日本；现代生活陶艺

中国现代生活陶艺与日本有着深厚的渊源。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快节奏的现代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文化转型随之由传统向现代迈进，长期过度的理性束缚了人的情感，人的个性不能自由的发挥。随着现代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在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大众消费观念和审美观念也随之提升，人们生活方式逐渐改变，中国的现代生活陶艺与大众生活的联系更加紧密。在陶艺家爱好者和设计师积极参与和引导之下，为中国现代生活陶艺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中国的现代生活陶艺起步较晚，生活陶艺的概念最早是由高校陶艺工作者从日本传入中国，过去由于我国艺术交流的相对封闭性，我国现代生活陶艺的发展较于日本与西方国家而言，一直处于滞后状态。接下来笔者通过对生活陶艺概念的诠释，从审美的角度出发，基于实用美、形式美、工艺美等方面去对比研究中日现代生活陶艺个性与共性，从而挖掘影响二者异同的背后民族造物观。

1生活陶艺的概念

生活陶艺分为传统生活陶艺与现代生活陶艺。“其实生活陶艺是传统手工生活陶瓷的延续，或者说是在现代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主导下的生活陶瓷艺术。”[1]就这个概念来讲，我们可以认为生活陶艺等同于手工生活陶瓷的概念，传统生活陶艺即所谓的传统手工生活陶瓷。“手工生活陶瓷，顾名思义就是指以陶瓷为材料，依靠手工制作的、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具有实用功能和审美功能的陶瓷，以满足生活使用为第一原则。”[2]表明手工生活陶瓷具有物质功能与审美功能属性，实用性为第一性原则。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传统的手工劳动生产遭到机械化威胁，一部分手工生活陶瓷的生产开始被机械生产所代替，使手工生活陶瓷的生产面临着巨大挑战。于是根据生产方式把生活陶瓷区分为手工生产和机械生产两种，即前者凭借手工生产方式制作完成，而后者依赖于机器生产手段完成。从理念形式与发展脉络上来讲，现代生活陶艺也与传统生活陶艺有所区别，现代生活陶艺是传统手工生活陶瓷的延续，是在当下时代生活与审美观念的主导下对传统生活陶艺的继承与发展。最早生活陶艺的概念诞生于日本，日本向来注重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同时又极具善于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所以日本在深受美国、德国等国家现代陶艺影响下，结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逐渐诞生活陶艺的概念。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生活陶艺概念由高校一批先进的陶艺工作者从日本带入中国，打破了中国传统陶瓷艺术氛围，给中国的陶瓷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2实用美

一、扩大中日贸易是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

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的贸易关系对彼此来说都非常重要，双方贸易互补性极强。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既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了双赢，使中日双方的经济互补关系在双边贸易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两国在自然禀赋、要素相对价格方面的差异、产业结构发展层次方面的差异既是双边贸易得以发展的内在机制，也使优化双边贸易结构。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

二、中日两国贸易现状

1.双边贸易增速有所放缓

从《中国海关统计年鉴》历年统计数据中可知：中日贸易总额从1980年的只有89亿美元发展到2006年的2073亿美元，增长了将近23倍。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统计数据2007年日中贸易额达到了2367亿美元，首次超过对美贸易额，中国已经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比2006年将近增长了12%，连续9年更新历史最高纪录。1980以来，中日两边的贸易额一直呈增长趋势，除了1998年有些例外。2002年中日贸易首次突破了1000亿美元大关，2006年突破了2000亿美元大关。

1993年至2003年的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易伙伴。但自2004年以来，美国和欧盟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05年开始贸易增长速度有所缓慢。2005年、2006年、2007年中日贸易额的增长率分别下降至9.8%、12.4%、11.9%。这其中不乏因为全球或地区经济动荡、政治关系多变、国家政策制定等因素的影响，造成了增长曲线中的断点和增长趋势的不连续。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高速步伐稳定发展，继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又一个“10万亿美元俱乐部”成员。日本经济不甘落后仍稳居第三，作为经济实力举世瞩目的亚洲经济规模最大的两个国家，其经济合作关系一直是国际焦点。本文通过分析中日贸易数据及两国贸易现状，指出两国经济合作中的影响因素，提出深化贸易的合理性建议。

关键词：中日关系；经济贸易；现状；影响因素

一、中日贸易现状

纵观近年来各国间国际贸易蓬勃发展，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可谓是如日中天，发展势头锐不可当！在诸多贸易伙伴国中，日本一直是我国的重点关注对象。作为我国近邻，自1972年9月两国经济破冰以来，中日两国就开始建交开展全面的经济合作，截止到2014年日本已成为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外资来源地，中国则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进出口贸易额均位列第一。

（一）双边贸易规模扩大

从商务部2001年到2014年数据分析，中日经济发展十分稳定，形成良好的贸易合作趋势。总体来说，以2012年为界，2012年以前总量规模都是逐年增加，常年保持20%之上的贸易增速。在2009年，受到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出现偶然年度的负增长，但金融风暴过后的2010年双边贸易焕发强大动力，进出口分别增长35%、23%，总体来看，2001年到2012年的12年间，中日双边贸易总额增长到近4倍。自钓鱼岛事件发生后，导致中日政治关系几近断交，这种政治冷气候明显蔓延到经济领域，两国双边贸易量在此之后每年缩减，中日贸易关系出现明显下滑信号，态势萎靡。

「内容提要」作者对软实力的理论特征进行了抽象概括，提出了其"非契约性交换"的特征以及国家间软实力的相对论关系，并通过对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分析，指出提升对"人"的认知程度在构筑国际形象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论证日本软实力主要来源于日本战后经济复兴，作者建议中国仍然需要积极推进企业"走出去"战略，同时强调了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制度化建设的战略在中国提升软实力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软实力；非契约性交换；净依赖；替代依赖；软实力形成过程

一、导言

随着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进展，"相互依赖"下的国际机制构筑思维日臻成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德服人"、"不战而屈人之兵"式的所谓的"软实力（softpower）"成为国际关系研究以及国际协调政策中的新焦点。

虽然"软实力"这一概念频频见诸报刊，逐渐成为人们熟知的词语之一，但它本身所包含的理论性内涵并没被明确化。由此而产生的所谓的"提升软实力"往往陷入一个经验主义的误区。比如，软实力的倡导者约瑟夫。奈把"软实力"定义为"一个国家对另一国的价值观念产生憧憬、并以该国的先例为模式、企图达到该国的繁荣与开放水平"的"权力的第二个侧面".奈又把其来源总结为三个方面：一是拥有使其他国家感到魅力的文化资源；二是拥有使人向往的国家政治价值观；三是能获得尊敬的外交政策。这种"通过让他人做他人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无疑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

摘要：家庭是孩子的第一学校，而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在家庭中对孩子的教育是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都不可能替代的。良好的家庭教育直接关系着孩子的素质和品德，更关系着国家的未来。本文通过对比中日两国孩子家庭教育的现状、内容、方式等，旨在寻找一种科学的教育方式，以促进中国的家庭教育。

关键词：家庭教育；教育现状；教育内容

中国在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城市每个家庭只允许要一个孩子。虽然现在已经出现了政策上的调整，允许夫妻中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胎。但是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上独生子女时代对孩子的培养观念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因此中国的“小皇帝”依然大量存在。家庭教育对儿童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众所周知，日本人的国民素质较高，电视上、网络上屡屡对此都有很高的评价。那么这种素质是如何而来的呢？毋庸置疑，是通过教育而来的。因此，有必要将中日两国的家庭教育进行比较，从而借鉴其优点，以改善我国家庭教育的现状。

1中日家庭教育的现状

在中国，大部分父母都要上班，就把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带。这样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孩子优先”的观念非常普遍。吃饭时要让孩子先吃，看电视要让着孩子，孩子是一家的宝贝。有学者指出：“中国儿童吸收了过量的营养，以至于造成身体上的肥胖，而精神上是非常脆弱的”。孩子是家庭的中心，一切围着孩子转。要什么给什么，即使很多事情孩子能做，家长也要代替孩子做。家长对孩子的能力训练以及精神教育的认识不足。在这种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孩子，不懂得分享，自私、任性。或者干什么都听大人的，没有自己思考的能力。独立性也不强。做事总是不积极，处于被动地位，容易胆小怕事。另外，由于“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观念，孩子身上担负了全家人的重托。只要学习成绩好，什么也不用做。孩子只能为了全家人的梦想去学习，在学习中度过自己的童年。近些年，总能看到父母带着孩子到处参加兴趣班。即使是两岁的孩子也要送到早教班去。实际上，孩子是没有什么童年的。有人批判中国教育是偏重知识的教育，也就是所谓的“填鸭式教育”。为了孩子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能够在激烈的考试竞争中获胜，孩子的学习通常被放在第一位。孩子每天除了奔波于学校和家之间以外，还要去培训班学习。数学、作文、英语等培训班非常受家长欢迎。除此以外，孩子还要学习各种各样的技能，比如游泳、棋类、弹琴等等，而这些通常和孩子的兴趣爱好无关。当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样的。有一部分家长是因为从小没有给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了避免孩子放假在家一味地看电视、玩电子游戏，从而给孩子报兴趣班，既能学习又能消磨时间，一举两得。大部分家长还是从社会竞争的角度考虑，希望孩子有一技之长才报兴趣班的。日本家庭更重视对孩子素质方面的教育。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重视孩子的独立性的培养，要求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比如自己整理房间，帮忙做家务等。此外，还注重培养孩子坚韧、顽强的精神品质，培养对集体对国家的忠孝。这和日本人崇尚的“武士道精神”有着相同之处。在道德教育方面，日本父母从小就教孩子要懂礼貌，即使是很简单的打招呼，也要求孩子必须认真学习。在学习方面，日本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是围绕孩子的兴趣爱好进行的。让孩子选择自己喜欢的，父母干涉比较少。比较注重孩子的创新意识的培养，注重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和冒险精神。母亲们为了能够更好地教育孩子，还参加各种学习。比如日本有自发形成的“母亲读书会”，妈妈们通过读书，互相交流教育经验来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还有“家庭教师协会”，家长们按地区组织起来，老师们自愿参加，通过互相交流学习来提高教育孩子的能力。

2中日儿童家庭教育的比较

一．世纪末的中日交往

（一）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中日政治冰点的导火索

小泉自2001年上台后，先后于同年8月13日、2002年4月21日、2003年1月14日、2004年1月1日、2005年10月17日和2006年8月15日六次参拜了靖国神社。由此，中日之间的关系达到自中日正常化邦交以来最为冰点的时期。中方反复提出我国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则立场，但小泉依然是我行我素，致使双方领导高层的会晤由此出现长时间的中断。

中日政治之间达到前所未有的冰点与在日本的政治界中不断传出中国威胁论，进而具体到中国军事威胁论等等一些防华、反华的言论；日本政府一再做出伤害中韩两国人民感情的事情等等，就笔者分析有以下几个因素：

（1）历史、地理原因：岛国视野与心里的强烈不安

在研究了些日本文献与现在日本文化后，笔者深刻认识到：日本的中国威胁论等反华言论从是出于：岛国视野与心里的强烈不安。

摘要：主权融资是当代国际融资的重要方式。中日主权融资关系是建立在冷战背景下和两国政治关系正常化的基础之上的。两国融资关系历时时间长、融资规模巨大，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并有其自身的特点。近几年来，中日主权融资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日本政府对华日元贷款规模不断下降，并对两国政治经济关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分析其变化的原因主要是两国政治上的分歧，日本总是将日元对华贷款同中国核试验挂钩向中国施加压力；并对贷款的用途无端忧虑，利用贷款这张王牌来影响中国的发展进程等等。

关键词：主权融资；日元贷款；开发援助

主权融资是以政府信用为担保的国际融资方式，主要包括政府与政府之间双边、以及政府与超国家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资金融通。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大量的日元贷款，其融资属性为主权融资。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经历了曲折发展历程，尤其是近几年来，中日主权融资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笔者在此主要探讨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形成、演变、影响及其对策。

一、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中日主权融资关系确立有其特定的国际环境、政治基础和特殊历史原因。两国融资关系建立和发展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

．中日主权融资关系建立的历史渊源

从历史背景看，中日主权融资关系是在战后国际关系框架中形成的，并随着国际环境和中日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的变化而不断发展演变。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30年，30年来中日两国贸易合作关系作为中日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可喜成果。日本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对日贸易在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比重逐年上升。日本对华出口也不断增加，使对华贸易在日本外贸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既促进了中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的调整，实现了双赢，使中日双方的经济互补关系在双边贸易发展中得以充分体现。两国在自然禀赋、要素相对价格方面的差异、产业结构发展层次方面的差异既是双边贸易得以发展的内在机制，也使优化双边贸易结构、进一步发展双边贸易，具有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潜力。

扩大中日双边贸易的有利条件

（一）中国加入WTO为发展和扩大中日双边贸易关系提供了良机

中国加入WTO可使各国企业获得更多市场商机，而对以“贸易立国”起家的日本来说，加上地缘优势，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据世界银行的专家分析，中国加入WTO为日本带来的年受益额将达610亿美元左右，使日本成为扩大对华出口和投资的最大的受惠国。目前，日本经济正处于滞缩时期，与上世纪70年生过的以高通胀、高物价、高失业率、高油价、高地价、低增长率或负增长率为特征的滞胀相比，经济发展出现了低通胀或无通胀、低物价、低增长率或负增长率、低地价和高失业率问题，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大的货币和“零利率”等一系列刺激经济景气的政策，但效果甚微。日本经济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有待于日本突破传统的自我封闭、自我发展的经济政策的障碍，正视其国内市场狭小对经济发展的障碍，顺应经济国际化大潮的发展寻求出路。中国加入WTO后，3462项商品已大幅度降低关系，各种非关税壁垒也大量减少，这有利于日本商品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而且，中国为加入WTO在与日本签订的中日双边协议中，承诺开放国内流通、金融保险、IT产业、部分建筑和内需工程，这些都是日本国内目前遇到困难最多的行业，倘若日本能吸取以往的教训，抓住中国加入WTO后扩大中日双边贸易的良好机遇，充分发挥其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加快双边经贸合作的发展，对日本国内的最不景气行业走出困境及促进日本经济走出滞缩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来讲，日本企业增加对中国的投资、扩大技术和设备对中国的出口、带来经营管理经验，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及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等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创造了中日双边贸易进一步扩大和发展的空间

两年来世界经济疲软，全球资本流动放缓，世界贸易遭受到致命打击。在此情况下，中国经济与对外贸易2001年以年增7.5%的速度同步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亮点。我国政治稳定，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形成了有利于外国企业投资的环境。据英国《经济学家》集团的商业信息机构发表的“全球商业成本比较”报告显示，在所调查的3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第28位，近于投资成本最低国家，而日本、美国、德国和英国是投资成本最高的国家。中国良好的投资环境，形成了在世界资本流动放缓的情况下，对中国的投资仍大幅增加的局面。2000年我国引进外资项目22532个，比上一年增长31.8%，是六年来第一次高于上年的水平（注：《国际贸易》2001年第3期第20～21页。）。日本企业对我国的投资也止跌回升。2001年上半年仍呈增加之势。据日本贸易振兴会对300家日本企业进行的调查显示，今后三年间，95.7%的日本企业增加投资的对象国是中国（注：《经济日报》2001年12月13日。）。

本文作者：范维哲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在阅读两篇文章时，总体来说相似之处可概括为以下三点：（1）村落关于桃花源中的村落生活有如下描写：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中华书局2011年3月）世界尽头的村落与桃花源颇为相似：穿过桥南岸零零星星的人家，路右侧映入眼帘的便只有农田了，石子路也随之变成了狭窄的泥路。田垄之间，几道结冻发白的积雪如搔伤遗痕似的存留下来。左边河岸排列着柳树，柔软的枝条依依垂向河面。小鸟落在弱不禁风的枝上，为保持平衡而晃动了几次树枝，终于改变主意，往别的树飞去。阳光淡淡的，轻柔而和煦。（《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经比较不难发现，两文都落脚于乡村生活的描绘，仙境这一概念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非凡神仙所居之地，而是一种理想化的原始农耕生活。农耕文明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自古以来北种粟，南种稻的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而日本主要的粮食来源稻米，是由中国长江以南地区经由朝鲜传入的，所以在重视农耕这一社会传统上，中日两国不谋而合。另一方面，魏晋时期的中国，“隐逸”盛行，隐士这一群体逐渐成为文人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对城市生活的厌倦，以及返璞归真的人生追求在《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我”身上也得到了印证，作为计算士的主人公厌倦了冰冷，过于理性的城市生活，选择了世界尽头这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状态。可见，《桃花源记》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两文都受到了道家“出世”思想的影响。（2）屏障仙境的存在基于高度封闭的可能性和难以寻找的神秘性，正如桃花源以山为屏障，阻隔了仙境与人间世界。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孔，仿佛若有光。（《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中华书局2011年3月）这层屏障不仅阻隔仙境之外的人进入，也可以阻拦外界文明的干扰，同时由于内部人员不能自主的吸收外部信息，所以造成了“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局面。世界尽头的围墙同样是不可入，不可出的象征，人的自我、欲望之心被弃于围墙之外，正因如此，仙境的纯洁性才得以保持。围墙附近大多是茂密的竹丛、树林或嶙峋的怪石，很难近前察看清楚。人家全都集中在流过镇中心的河的西岸，甚至偏离一步都不容易找到路。仅有的一条可以摸索前进的小路也半途而废，被密密麻麻的荆棘丛吞得无迹可寻。每当这时我就得不辞劳苦地绕道而行，或折回原路。（《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围墙之内的人都无私心，不再有形形色色的欲望，达到“无所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能够和谐。此处并非宣扬荀子的“性恶说”，不妨用基督教中的原罪解释。“人虽有良知，亦有趋恶的种种可能，无法达到绝对的善。”这也就证明了屏障的重要性，在仙境中屏障起着双重作用：阻隔外界的侵入和防止内部人员偷食外部“禁果”。正是由于这种双向的吸引，强烈的异域氛围及未知世界的吸引造就了人们对仙境的不断追求，屏障在其中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3）无从考证关于桃花源是否存在，后人做出了诸多考证，第一批探秘者当属武陵太守与南阳刘子骥。当他们企图再探桃花源时，结果并不如意。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中华书局2011年3月）可见，捕鱼人进入桃花源是偶然也是必然：无目的性的探险和所谓“仙分”成就了这次奇遇。陈寅恪先生在《桃花源记旁证》中指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寓意之文，亦纪实之文也。”因此，历代人不断探求桃花源到底在哪里这个命题，虽有不同假说，但也多为附会之辞，并无真实可考的依据。世界尽头这一仙境的不可考性给予了桃花源新理解的可能：仙境是由人的意识创造出来的。至于我是何以抛弃原来世界而不得不来到这世界尽头的，我却无论如何也无从记起，记不起其过程、意义和目的。是某种东西、某种力量--是某种岂有此理的强大力量将我送到这里来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主人公“我”并不知道如何来到潜意识生成的世界尽头，换言之，武陵捕鱼人在回到现实社会后再寻桃花源无果，也同样存在着桃花源本就为捕鱼人潜意识创造出来的可能性。“镇中有我，我中有镇”，存在于个人意识核中的世界，其他人无法进入，更无从考证。如果说现实世界是人有意识的在脑中映照出来的，那么“梦幻”的仙境世界就是由潜意识在脑海中自动生成的。通过对梦的解析，实际上，可以发现人们隐藏在内心的真正愿望，甚至原始的冲动。在中国，“梦幻”被诠释为“神游”，《列子》中提到的华胥国就是如此：“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从这方面看，桃花源可以不真实存在，捕鱼人“神游”所见的桃花源只存在于个人意识中，他人寻而不得也可以得到解释，捕鱼人通过潜意识中的世界反观现实，寄托了一种追求抱朴归真的社会理想。亦需亦实，遥远而又近在咫尺的仙境引无数人探求，却又都无获而终，仙境是否只存在于当事人的梦幻与神游之中呢？这同样无从考证。

武陵捕鱼人在桃花源中挺数日后选择“辞去”，回归现实社会。《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我”经过在两个平行世界间的挣扎，放弃了与象征现实生活的影子一起逃回现实社会的机会，最终选择了停留在潜意识世界中，这意味着舍弃了肉身，获得精神意志的永存。我转身离开水潭，冒雪向西山冈行进。西山冈的另一边应该有镇子，有河流，有她的手风琴在图书馆等我归去。（《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由最初的相同的出世选择，到最后捕鱼人和读梦者“我”入世和出世两种的两种道路，陶潜和村上春树展现了两种不尽相同改造社会的道路。首先，魏晋时期，儒道释“三教合一”形成玄学。东晋时期，文人崇尚自然，追求能够达到超生死，得解脱的境界。陶潜深受玄学影响，在探求隐逸生活时描绘了与世无争的仙境，而在结尾捕鱼人选择回归现实社会，企图在“此岸”实现现实世界的改变，使之成为理想世界。这其中仍保有对现世生活的留恋，充分享受生命，在世俗生活中寻求超越，回归人间社会是因为黑暗的现实还可以被改变，精神寄托只是一时的，一切都要从现世道德的改变出发。而佛教将肉身视为超脱的阻碍，只有神与形相离，脱离轮回之道，人才能脱离苦海得到解脱。进入思维中的人是不死的。准确来说纵使并非不死，也无限接近于不死，永恒的生。（《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精神不灭，当灵魂脱离肉体，才得以永恒。死对于佛教而言是拯救，是灵魂重获新生的途径，他们将之成为“圆寂”，所谓“寂”意为诸恶寂灭，只有在此时，人才能走进悟的精神境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主人公“我”的肉身在现实社会中成为了一具尸体，但精神却得以在潜意识世界中永生，从现实社会出走成为必然的选择。这看似荒诞的逻辑实际上也是佛教对涅槃的追求，佛教理想与日本文学的唯美主义同样契合，唯美主义主张一种超越物质的力量，当人们放弃了并不完美的躯壳，才能实现精神的提炼与升华。《桃花源记》中的捕鱼人和《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主人公“我”传递了两种从现实世界逃离的选择：回归与出走。对生与死，肉身与灵魂，入世与出世的不同看法造成了主人公们不同的选择。

桃花源中的村民讲述先祖是为躲避战乱，所以来到仙境隐居：自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中华书局2011年3月）秦末社会动荡，战乱频繁，东晋刘裕弑帝篡位，战火纷纷。在如此社会背景下，百姓疾苦，天下苍生无家可归。魏晋时期属“冷兵器时代”，战争直接影响着人民的物质生活，陶潜构建的精神世界中首先就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要求，其次崇尚自然，渴望归隐山间的个人理想才得以实现。村上展现的世界尽头是搭建在知识饱和，科技大爆炸的东京都之上的仙境，知识的蓬勃发展本来是推进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但现代社会中知识的发展速度已远远超过了可控的限度。大量科技不断被用于战争，违背人道的研究中：若在飞机上安装除音器，机场附近的居民必然欢天喜地。问题是，除音增音这项成功同时势必以各种形式用于军工生产和犯罪活动。显而易见，无声轰炸机、消音枪、以惊人音量破坏人脑的炸弹将接二连三诞生出来，有组织的大屠杀也将以更为巧妙的形式出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现代意义上的战争是知识与科技的战争，本来可以用于服务人民的科技却被战争分子当作推动科技化战争的工具。如果说陶潜所处的社会背景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的话，那么村上就正处于“科技的战争”的风口浪尖之上。虽然人们的生活可以一切自动化，简单到只按下按钮就可心想事成，声音，味觉，视觉更是可以被随随便便的去除，但这种去除是发展还是倒退，是值得人们思考的。我在能想起的范围内一个接一个弹奏和弦，并用右手指探索似的按动音阶。旋律固然无从记起，但无所谓，只消像风一样让她听手风琴声音即可，像鸟一样把心交给风即可，别无他求。（《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村上春树著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7月）世界尽头中有最自然的声音，乐器其实是自然声音的再现，人类对自然声音的改造或者诠释不该忤逆或者妄自摧毁自然，而应在顺应自然。人和自然的和谐是中国道教文化的核心，日本人也一直在追求环境与发展的平衡，科技的战争导致的人类社会迅猛发展，而环境急剧倒退，这种现象是村上不愿看到的，唯有世界尽头才能让人与自然和平相处，这与陶潜的“复得返自然”是同一个道理。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杀戮，另一种是科技对人性的摧残，不同的战争，陶潜和村上都选择了仙境的出路，对于自然(下转第86页）的崇尚和回归原始乐园的追求在两人身上有相同的体现。中日文明在同源的道路上相互依存影响，在社会、思想与文学等多方面都有所体现，如图腾崇拜及神话传说。由此看来，“复得返自然”是中日文化的共同追求。有关仙境的文学作品大多是为了刻画一个理想社会，居民无所求，社会能够达到一种和谐的状态。儒家倡导的和谐社会，天下大同也可基于这种理想世界实现。但值得思考的是，社发展进步的推动力实际上是人们源源不断的欲望，如果离开欲望和对更加先进时代的追求，人类社会势必止步不前。因此仙境作为理想社会很难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这也许就是“彼岸”追求的意义，虽然无法达到，却永远有人探寻，正是有了“彼岸”的存在，人们才不会在“此岸”迷失。分析《桃花源记》与《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两篇有关仙境的文章可以看出中日文化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中国文明与中国思想文化是日本文明之源头。无论是农耕经济的社会形态，还是儒道释三教在思想上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日两国有着相似的文明背景。从另一方面看，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接受了大量的欧美文化，这使其在东西方文化融合后形成了中，日，西三种文化镶嵌的现象。单一的中国文化与复合型的日本文化展现在文学作品中体现的不同文化追求正是应该被关注的，建立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解读日本文学作品，反观中国文学，才有获得新观点的可能。仙境作为东西方文化兼有的意象仍存在着多种被解读的可能，这种超现实的文化概念映射出了民族心理及民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解读，重释成为了推敲文化关联及差异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