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企业范文10篇

摘要：福建省泉州市民营经济发达，经济总量连续19年居全省首位，贸易规模居全省第三，集型产品为主。2018年以来，受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影响，泉州市劳动密集型外贸企业受到较大冲击。人民银行泉州市中心支行通过走访市商务局、海关等政府部门，以及深入调查劳动密集型外贸企业，详细了解中美贸易摩擦对泉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影响，进而提出应对举措，以期提供有益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中美贸易争端；劳动密集型企业；贸易；影响

一、福建省泉州市对美贸易现状

福建省泉州市贸易规模位居全省第三，仅次于福州市、厦门市。2018年1-6月，泉州市进出口总额853.80亿元，占全省进出口总额14.26%，其中，出口总额544.80亿元、占全省14.94%，进口总额309.00亿元、占全省13.21%①。美国是泉州市第三大进出口市场，仅次于东盟、欧盟。从对美进出口总额看，2018年1-6月泉州市对美出口84.24亿元，同比增长21.33％，约占全市出口的15.46％，主要为纺织服装、鞋帽伞、箱包等劳动密集型商品；自美国进口17.05亿元，同比下降1.41％，占全市进口5.52％，主要是大豆、皮革、木浆等商品。从涉及企业数量看，泉州市涉及美国进出口企业共计1573家，占全市进出口企业总数的18.12％，其中，出口企业1252家、进口企业321家。倘若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将对泉州市进出口贸易造成较大冲击。

二、美国加征关税对福建省泉州市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的影响

（一）第一批500亿美。元加税清单对泉州市出口总量影响甚微，但对相关企业负面影响已初步显现美国第一批500亿美元加税清单涉及泉州市的园艺设备、钢铝加工和机械装备制造等企业。对相关企业负面影响已初步显现。据泉州市商务局统计，2018年1-6月，泉州市涉及第一批500亿美元加税清单产品的企业195家，出口额1.97亿元、占全市出口总额的2.34%。大部分企业反映增加25％的关税带来的成本上升，难以与客户共同消化。企业出口成本压力激增可能导致亏损，销量面临大幅下滑风险，甚至全面停止对美出口。如泉州某电子公司，2017年涉及清单商品对美出口3008万元，占公司出口全部商品的40％，贸易冲突将导致今年出口下降十几个百分点。美国独资企业泉州某工程车辆公司的工程车辆用履带，2017年对美出口2775万元，占公司出口80％，产品利润高达25％左右，征税后利润将损失殆尽。（二）第二批2000亿。美元加税清单生效时间尚未明确，但涉美企业订单已开始受到影响，市场开拓信心明显不足美国第二批2000亿美元加税清单覆盖泉州市大部分对美出口的皮革、家具等商品。2018年1-6月，泉州市涉及第二批2000亿美元加税清单产品的企业774家，出口额28.1亿元、占泉州出口总额5.15%。预计随着下半年中美贸易争端的持续扩大，相关涉美企业出口额或将下滑。从调查情况看，当前企业订单数量已开始受到影响，部分企业接单心理压力较大，开拓信心不足，大多企业处于不敢接大单、长单的状态。如某家居用品企业表示，美国是企业唯一出口国，2000亿美元加税清单中涉及企业铝制茶几、铝制三板桌、铝制摇沙发等产品。2018年上半年该企业出口美国915.14万美元，其中清单内有270.37万美元。受贸易战影响，目前美方客户迟迟未与企业签订新订单，企业极为被动。（三）对企业的实际影响。面比统计范围更广，对不同企业影响程度不一泉州市部分企业的产品订单来自厦门、深圳、福州等地出口商，外贸实际供货量远大于自营出口量，仅三分之一左右出口数据纳入泉州海关统计，加征关税受影响面实际上可能更广。据泉州市商务局对2500亿美元征税清单中涉及到的企业（出口额在3000万元以上）逐一开展调查，结果显示90％以上的企业表示加征关税后将削弱竞争优势，影响企业接单，但对不同企业影响程度不一。具有自主品牌、商品不可替代的企业影响较小。如泉州某集团公司，由于品牌附加值高、产品质量过硬，可以较快找到替代市场。再如泉州某机电公司，产品在美国具有不可替代性，申请关税豁免的可能性较大。市场单一、客户单一的企业影响巨大。如泉州某食品公司反映，美国市场占公司业务的85％，加税成本无法分摊给客户，将导致出口美国订单大批量减少。某游艇公司也表示，公司近90％的产品出口美国，关税提高后，产品在美国将失去价格优势，对公司影响可能是致命的。

摘要：随着中美贸易变化的不断频繁化，使得全球贸易发展都处于不断变动中，而金融风险隐患也在不断加大，对贸易企业金融风险控制提出了重要挑战。本文主要以中美贸易为背景，对企业金融风险控制的必要性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策略以强化企业金融风险控制能力，实现贸易企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关键词：中美贸易；企业；金融风险；控制策略

1.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强化，中美之间的贸易往来不断频繁，其贸易状况直接影响着全球贸易的发展。而随着近来中美贸易的不断变化导致全球金融风险具有不断加大的趋势，因此强化企业的金融风险控制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在中美贸易背景下企业实施风险控制是十分必要的，是确保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是国际贸易稳定持续发展的必然。而当前企业在金融风险控制方面还存在诸多的问题，比如风险因素多且难以准确预测、受贸易政策影响十分明显、风险管控体系还不健全、缺乏专业化风险管控人才等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企业的发展。因此以中美贸易为背景制定有效的风险控制策略显得十分重要。

2.中美贸易背景下企业金融风险控制的必要性

2.1确保企业健康发展的关键。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实现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中美贸易的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的新亮点，而由于中美贸易近年来的变数较大进而引发了诸多的风险隐患，迅速波及金融行业，进而对贸易企业产生了重要的威胁。而在中美贸易背景下强化企业的金融风险控制能力可以使其在最大程度上减小由于中美贸易变动而导致的金融风险及其损失，这样一来就能够使得贸易企业尤其是中小贸易企业能够在现有的基础上实现健康长期发展，避免走向失败或破产。2.2国际贸易稳定持续发展的必然。中美贸易的发展时刻影响着全球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如果由于中美贸易的变动而导致全球金融风险，不仅会影响到贸易企业的发展，还会对整个国际贸易持续发展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在整个国际贸易中，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要实施全面的金融风险控制，这样一来才能确保贸易企业的顺利运营，以此确保全球贸易的稳定持续发展。

摘要：在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的背景下，作为我国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动力，中小企业应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呢？本文将对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应对策略。

关键词：中美贸易摩擦；中小企业；影响；对策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美国之后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中美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去年美国政府单方面对中国发起“301”调查，有针对性地对中国资本及技术密集型出口产品征收25%的高关税，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中小企业是我国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主力，正确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小企业的高质量发展而言意义重大。本文将对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中小企业的应对策略。

一、中美贸易摩擦的近况

1979年中美两国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受诸多因素的影响，经历了许多波折。目前美国与中国分别是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中美间迅速扩大的贸易往来，美国成了与中国发生贸易摩擦最频繁而且最激烈的国家。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表现出了一系列的特征，首先，涉及的金额巨大，2017年中美贸易顺差达2758亿美元，2018年中美贸易顺差达3233.2亿美元，同比增加17.2%，创下了破纪录新高，美国越发着急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进一步升温。其次，中美贸易摩擦涉及的金额占据比例居高，总体来看，中美的贸易摩擦涉案数额占中美贸易总额的比重常年保持在50%左右，这一比重说明了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然成了一种常态。再次，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涉及产品不断更新，20世纪初主要集中在初级产品，21世纪开始由初级加工品向深度加工制成品转变，自2010年以来涉及产品又由劳动密集型产品转向技术密集型产品。同时美国对中国的贸易摩擦手段日益多样化，使用最多的是反倾销与反补贴手段，近年来又开始转向于使用技术性贸易壁垒，包括卫生检疫规定、商品包装和标签规定、绿色贸易壁垒等。

二、中美贸易摩擦对我国中小企业的影响

摘要：中美贸易战严重阻碍了自由贸易的发展，对中美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中国进出口经营业务的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面临了巨大的外汇风险。企业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外汇风险规避手段在当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外汇风险；风险规避

中美两国历来作为双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彼此都具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但是自2018年上半年以来，美国极具单边贸易主义的一系列贸易措施，单方面地挑起了两国的贸易战争。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令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其中重点领域包括通信技术、航空、机械等。7月6日，贸易战持续升级，美国继续对进口中国的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政府为了维护正当的经济权益，采取了反制措施。2018年4月，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120项商品，在现有基础税率之上加征15%的关税，对原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减税义务，对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铝产品和钢铁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一、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原因分析

（一）“美国优先”战略的推行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喊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发展至今“美国优先”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美国一意孤行地扬起单边主义的大旗，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加重，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中国商品倾销。分析两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可以发现中美贸易具有较高的互补性。

摘要：中美贸易战严重阻碍了自由贸易的发展，对中美经济金融环境的稳定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中国进出口经营业务的企业在复杂多变的经济环境下面临了巨大的外汇风险。企业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外汇风险规避手段在当下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美贸易战；外汇风险；风险规避

中美两国历来作为双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彼此都具有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但是自2018年上半年以来，美国极具单边贸易主义的一系列贸易措施，单方面地挑起了两国的贸易战争。2018年3月2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总统令宣布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其中重点领域包括通信技术、航空、机械等。7月6日，贸易战持续升级，美国继续对进口中国的价值34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政府为了维护正当的经济权益，采取了反制措施。2018年4月，中国对从美国进口的120项商品，在现有基础税率之上加征15%的关税，对原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减税义务，对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铝产品和钢铁启动争端解决程序。

一、美国发起贸易战的原因分析

（一）“美国优先”战略的推行

特朗普在竞选时就喊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发展至今“美国优先”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美国一意孤行地扬起单边主义的大旗，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明显加重，认为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来自于中国商品倾销。分析两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资源禀赋、发展阶段可以发现中美贸易具有较高的互补性。

中美消费行为差异分析

针对中美两国的消费行为差异,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视角对其成因进行分析,提出了诸如经济发展阶段、东西方不同的价值观念以及传统文化习俗等多种原因。然而,上述观点大多直接从消费行为出发,只关注直接影响消费需求的各种因素,而对来自市场供给方面、间接制约消费者需求的企业营销行为则分析不多。本文认为,作为市场供给一方的企业营销行为,影响和制约消费者行为。

分析需求差异产生的原因,只关注需求本身的影响是不够的,因为,就人类自身需求而言,共同之处多于差异,要发现导致需求差异的原因,需要在需求之外找原因。例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指出,人类需求具有大致相同的规律,都需要首先满足基本的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而当这些基本需要得到满足后,社会交往的需要、归属感、获得尊重与自我实现等更高级层次的需求又将不断出现。这些人类需求所具有的基本规律并不会因为文化的差异而有本质的改变,如果只从需求角度进行分析,并不利于发现导致消费行为差异的真正原因。

另外,与美国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营销管理上确实存在较大差距,这在客观上也导致了中美两国消费市场供给方面的明显差异。例如,与美国市场相比,在中国消费品市场上,无论是产品品种、数量、质量、款式、价格组合、促销方式还是售后服务,在很多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难于满足顾客的现实需求,更不用说挖掘潜在需求了。而美国的消费市场恰恰相反,企业向市场提供大量产品和服务,利用各种营销手段,不仅可以有效地吸引消费者的现实消费,而且通过分期付款等金融服务方式充分挖掘潜在需求。人们通常忽视企业营销差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企业的营销水平发展很快,如果只是与自身的过去做纵向比较而不是深入到发达国家的现实市场中做横向对比,很多问题是难于发现的。

中美企业营销差异分析

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美国的消费市场高度成熟完善,各种产品供应极其丰富。虽然近年来中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消费品市场不断成熟,但是与美国相比,市场营销方面的差距依然十分明显。下文以服装市场为例进行具体比较。

古今中外的管理者都很注重管理当中的决策，因为在很大的意义上，决策就意味着领导的成功与失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决策的正确与否更成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企业的决策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外部条件制约外，主要是由企业领导者的决策行为所决定的。企业领导者的决策行为，包括判断能力、组织能力、预测能力、协调能力以及领导者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等。其中领导者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对其决策行为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

而文化是对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因素，由于中国和美国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底蕴，这种差异必然会体现于其管理者的决策行为之中。文化对于决策行为的影响，通过一份对中美合资企业双方管理者进行的调查访问可以得到说明，该访问访谈了北京地区10个中美合资企业中的17位中方、14位美方高级管理者，结果显示，双方管理者对对方都持有某些偏见，这些偏见尤其体现在对对方决策风格的消极评论上，这里我们陈述一下该访谈的结果：

第一，美方管理者对中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1）不作决策。他们认为在"中国，员工把经理看得很高，奉为上人，所以每件事都要由大老板来决策，其他人只是需要等待指示。（2）一致决策。他们认为与美方管理者相比，中方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达成一致，倾向于分散决策的责任，而不是勇于来承担责任。

第二，中方管理者对美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他们认为美方管理者过于专断，不爱听取下级意见。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双方管理者在涉及到决策问题时，大都感到很不愉快。因而，我们认为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对合资企业领导者决策行为的影响，从而对上述决策问题上的跨文化冲突做出一些解释。

一、中国文化对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影响

古今中外的管理者都很注重管理当中的决策，因为在很大的意义上，决策就意味着领导的成功与失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企业决策的正确与否更成为企业兴衰成败的关键。企业的决策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外部条件制约外，主要是由企业领导者的决策行为所决定的。企业领导者的决策行为，包括判断能力、组织能力、预测能力、协调能力以及领导者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等。其中领导者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对其决策行为起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作用。

而文化是对个人的价值观和行为偏好具有很大影响力的因素，由于中国和美国有着很不相同的文化底蕴，这种差异必然会体现于其管理者的决策行为之中。文化对于决策行为的影响，通过一份对中美合资企业双方管理者进行的调查访问可以得到说明，该访问访谈了北京地区10个中美合资企业中的17位中方、14位美方高级管理者，结果显示，双方管理者对对方都持有某些偏见，这些偏见尤其体现在对对方决策风格的消极评论上，这里我们陈述一下该访谈的结果：

第一，美方管理者对中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1）不作决策。他们认为在"中国，员工把经理看得很高，奉为上人，所以每件事都要由大老板来决策，其他人只是需要等待指示。（2）一致决策。他们认为与美方管理者相比，中方的管理者更倾向于达成一致，倾向于分散决策的责任，而不是勇于来承担责任。

第二，中方管理者对美方管理者决策风格的评论：他们认为美方管理者过于专断，不爱听取下级意见。

由于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双方管理者在涉及到决策问题时，大都感到很不愉快。因而，我们认为有必要研究一下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对合资企业领导者决策行为的影响，从而对上述决策问题上的跨文化冲突做出一些解释。

一、中国文化对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影响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深入进行企业改革,使之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和利益主体。与之相适应,企业财务管理也应从“被动型财务”向“自主型财务”转变,建立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制度。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企业财务管理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和完善，已经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体系。通过比较中美两国企业在财务管理方面的差异及其原因，有助于我们认识财务管理发展的规律，借鉴美国先进的理财技术方法，以丰富和发展我国的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一、中美企业财务管理内涵和外延的比较我国的财务管理是在建国初期从原苏联引进的，其基本内容是将财务作为国民经济各部门中客观存在的货币关系包括在财政体系之中。

1963年后，我国财务理论界打破了原苏联财务理论框架，以“企业资金运动论”代替了“货币关系论”，之后又提出了“价值分配论”、“财富事务及生产关系论”。改革开放后又提出了“财务职能论”、“本金投入及收益论”、“所有者———经营者财务论”等。我国过去探讨财务管理理论一直是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和周转”理论，认为财务管理分为宏观财务和微观财务两个层次，并把微观财务纳入宏观财务体系，以财政职能替代财务职能。由于长期“政企不分”的“二元经济结构”，使企业过度依赖财政，造成企业责任不清，效益低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借鉴西方财务理论，确立了企业财务管理的主体地位，逐渐实现宏观财务与微观财务的分离。

美国财务管理思想来自于西方微观经济学，产生于企业，服务于企业。美国对财务也有不同的定义，主要有：“企业是一个现金流程的体系，财务是关于现金流的管理”、“财务就是核资、筹资和投资”、“财务就是如何使一笔当前的定量现金转变为一笔未来的(或许是)不定量现金的研究”等。但总的说来，美国的财务都是指企业财务，财务管理以资金管理为中心，以经济求利原则为基础，着重研究企业当局如何进行财务决策，怎样才能使企业的价值或股东财富最大化。美国财务管理与公共财政完全分离，是一种实效性的企业财务，属于企业经济范畴。

二、中美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比较

财务管理目标决定着财务管理的发展方向及其运用的技术方法，因而确立财务管理目标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企业财务目标有3种主要的观点：利润最大化、每股收益最大化和股东财富最大化。利润最大化没有考虑利润取得时间及取得的利润与投入资本的关系，每股收益最大化没有反映风险，而股东财富最大化则充分考虑企业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目前和未来的营业盈利能力、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等因素，成为目前美国最流行的观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经历了3个阶段：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总产值最大化、经济体制改革后一段时期的利润最大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本增值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前两个阶段的财务目标都与国家对企业的考核指标相联系，是为国家服务型的财务目标。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企业拥有自主的财权，要求企业财务目标为企业服务，转化为资本增值最大化及企业价值最大化。

摘要：在中美贸易中，国有企业法律地位的中美分歧包括豁免、反补贴措施适用等。近年来，美国在其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中也频频将国有企业相关竞争规则问题设单章进行规制，国有企业问题已经成为中美贸易中的一个热点。一方面，美国不承认中国国有企业商业行为享有豁免待遇，却又坚持以政府控制标准认定国有企业属于公共机构，频繁对国有企业相关产品发起反补贴调查；另一方面，美国又试图通过其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建立新的国有企业竞争规则。面对上述困境与挑战，可基于全面视角分析、提炼美国相关法律及贸易政策在认定中国国有企业身份方面的矛盾之处，即对国有企业可归因为国家行为判断标准的飘忽不定，以及对反补贴规则与非商业援助主体规制的混淆。考虑到中美两国在国有经济体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导向，美国相关规则难以改变。鉴于此，从战略层面看，建议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以国际法视野完善国内相关法律规则；从战术层面看，建议中国国有企业在面临来自美国法院的诉讼时，应对绝对豁免的立场和提出豁免权抗辩的诉讼策略进行区分，主动利用美国法律进行抗辩，同时中国应努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并积极参与国际新贸易规则建设。

关键词：中美贸易；国有企业；豁免；反补贴；非商业援助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2017年和2018年的《中国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情况报告》中重复提到，与中国国有企业相关的令人烦恼的问题的数量正不断上升[1-2]。由此可见，国有企业尽管不是中国特有的企业所有制形式，但中美贸易中美国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指控却一直是中美贸易摩擦方面的热点话题。

一、问题提出：中国国有企业因其“国有”身份在中美贸易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美国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指控，首先体现在国有企业相关豁免权诉讼与反补贴措施中。在国家豁免层面，随着中国国有企业的不断发展，不断有中国国有企业遭到来自美国原告在美国法院提起的诉讼。中国国有企业常常基于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SovereignImmunityAct，FSIA）的规定，向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却又常常因案件所涉及国有企业行为属于《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商业行为例外而不能享受豁免待遇。此外，在美国对中国的反补贴措施上，即使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上诉机构已经在DS379案中澄清了其《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AgreementonSubsidiesandCountervailingMeasures，SCM）中认定公共机构的标准并非美国主张的政府控制标准，但美国仍然坚持中国国有企业因政府控制相关因素属于公共机构对中国国有企业发起反补贴调查。其次，基于对现有世界贸易组织相关国有企业规则的不满，近年来美国在其主导签订的区域或双边贸易协定中均将进一步规制国有企业竞争规则作为贸易政策的目标。以美国为主导谈判确定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Part⁃nershipAgreement，TPP）就对成员国的国有企业相关问题以单独设章的方式进行了规范。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正式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体现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试图建立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的趋势已经难以改变。综合来看，中国国有企业的身份不但没有为自己在美国市场的发展提供便利，反而频频遭到诟病。目前，关于中美贸易中国有企业困境的研究主要是将豁免、反补贴及美国主导的贸易协定中的国有企业专章作为单独问题分别进行研究。例如，在国有企业的豁免问题上，不同的学者因研究重点不同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相关豁免法律与《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不同，其直接将国有企业视为主权豁免的主体，却又再通过其商业行为例外条款排除国有企业的豁免待遇，具有明显的法律缺陷。而我国国有企业若提出豁免申请，与我国绝对豁免的立场不符，因此建议中国企业放弃国有企业主权豁免以换取自身在美国的公正待遇[3]。另一种观点在对我国国有企业成功引用美国豁免法的案例进行分析以及《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国有企业在面对美国民事诉讼时应当出庭抗辩管辖权的建议[4]。在反补贴措施问题上，美国与中国的分歧被学者梳理为以上诉机构为代表的政府权力说与以美国为代表的政府控制说之间的分歧[5]，这种分歧看似属于不同解释方法的冲突，但其本质却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之间经济体制理念的碰撞[6]，美国的相关反补贴措施是对中国所有权制度的歧视[7]。就应对措施而言，大部分学者建议运用现有规则，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维护自身利益。在美国主导的对外贸易协定中的国有企业专章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竞争条款来源于竞争中立理论[8]，且竞争中立规则在国际上已经呈现出法律化趋势，目前被分析较多的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andProgressiveTrans-PacificPartnership，CPTPP）的竞争规则，与国有企业身份关系最密切的一点即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舍弃了公共机构的概念[9]，直接规定非商业性援助的提供者可以是国有企业。随着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生效，必然会倒逼国内国有企业改革，因此应积极加以应对[10]。各学者研究均有所长，但由于研究范围单一，缺乏对以上三个问题之间联系的分析，其提出的对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缺乏解决美国国有企业偏见的整体性对策。因此，本研究将通过对相关判例的分析，结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世界贸易组织案例以及美国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方面的规定，梳理上述三个层面的困境来源，分析美国在处理国有企业身份问题时的相关观点，并从国际法层面提出纾解中国国有企业身份困境的方法。

二、美国关于国有企业地位的法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