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范文10篇

关键词：中美关系；全球影响；和平与发展

摘要：中美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它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为一对影响世界的大国关系。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举足轻重，中美关系的阴晴冷暖对世界将产生重大影响。

中美建交27年来，两国关系一直在跌宕起伏中向前发展。主席于2006年4月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期间，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定化为“建设性的合作者”，指出：“中美两国都有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在访问中，胡主席多次强调要从全局高度，用战略眼光来看待中美关系，看待中美关系取得的共识和存在的分歧。这刘。于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有着t分重要的意义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技信息化的世界大环境下，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大国，两国关系的阴晴冷暖对全球经济、政治、安全等产生着巨大影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影响全球

经贸关系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联系方式，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美国亚洲协会主席卜励德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载舱”，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而稳步前进，正是因为有了经贸这个压载舱。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步入21世纪的中美经贸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其增速之快、数额之大已远远超过双边经贸关系的范畴，具有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

(一)中美经贸关系推动美国产业国际分工的深化

九十年代以来，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充满摩擦与坎坷的时期。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什么重大的迹象表明中美之间的这种关系会在短期内出现实质性变化。为什么中美关系会出现这样一种状态？这种状态对于中美两国和世界政治的含义是什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美关系会采取何种走向？这些问题，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题。

本文的一个基本设定是：目前阶段的中美关系，是与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直接相关联的；我们必须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来理解当前的中美关系。简言之，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苏联东欧巨变，把世界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后冷战时代”。相对于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两个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既受世界战略格局的这一根本性变化的制约，又反过来影响着新的世界战略格局的形成。

在这个基本设定下，我们将把中美关系的变化与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联系在一起来考察。首先，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中美关系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的历史发展，判定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其次，我们将考察这一新的历史阶段上的中美关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第三，我们将给出一个分析当前背景下的中美关系的基本层次构架，从而进一步归纳后冷战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内容。最后，我们会结合目下的情势发展，来展望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一、从冷战到后冷战：中美关系的背景发生了什么变化？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简略地说，可以把这些发展变化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三个阶段上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是不同的，因此可以分别称之为“战略对立”阶段、“战略合作”阶段和“战略摩擦”阶段。以下，试对此三个阶段分别加以论述。

（一）战略对立阶段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引起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两国的经济利益:主宰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物质基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决定中美关系发展走向的群众基础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国家利益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从国家利益角度分析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有助于理解中美问题的真正症结、中美关系的改替缘于共同的国家利益需求、中美关系并没有破裂，没有走到全面对抗的地步、中美两国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又使得两国的利益冲突不断、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在短期内是难以避免、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矛盾是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国家利益中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全民利益的三个层次是各不相同的、小布什上台后，很快施展其鹰派作风、中美撞机事件后，中美关系跌至低谷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中美建交后，中美关系呈现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的哲学执连，从根本上说，这条发展执连是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矛质的产物。中美之间的经贾关系发展迅速，经贾合作潜力巨大，这是两国关系能够保持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中美关系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处理中美关冰应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

论文关健词:中美关系哲学思考国家利益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关系经历过多次重大的变化从新中国成立到70年代初，中美两国激烈对抗长达20年之久;70年代至80年代，中美两国形成准同盟关系近20年;冷战后，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在曲折中磨合前进;新世纪之初，两国关系再度紧张。中美两国何以冲突不断?中美关系的走向如何把握?本文拟对此略作探索。

一、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对抗性:引起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

国家利益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它包括满足民族国家需要的物质利益与精神利益，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国家利益是具体的、现实的，从其构成而言，有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和全民利益;从其内容而言，有政治利益、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文化利益等。国家利益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国家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国家内部条件的变化将导致国家利益的客观变化，而且其范围的变化不受一国领土界限所限制。

中美关系的国际大环境是：“一超多强”的大国关系基本稳定，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突出。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最平稳、最成熟的一年，脱离了“非敌即友”的简单逻辑。美国明确地把中国定位为崛起的大国，视为仅次于伊斯兰激进势力的战略对手。中美双边问题日益多边化，特别是在中日摩擦增加的情况下，中美日三边互动具有重要意义。台湾问题暂时不处于中美关系的中心位置，有利于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

关键词：美国外交中美关系布什政府国际环境

近年来，特别是在，中美关系的国际政治环境和两国国内形势呈现出一些新特点。

在国际形势方面，“一超多强”的大国关系格局基本形成，大国之间合作与竞争并存，以合作为主。美国将长期保持其唯一超级大国地位。虽然在伊拉克问题上，在同欧盟、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中，都损耗了一些软实力，但美国的总体实力仍在发展，呈现出战略扩张的态势。1990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年和增长率估计都在4%以上）一直大大高于日本和主要欧洲国家。欧盟内部整合在曲折中发展，形成统一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尚需时日。俄罗斯依赖其自然资源优势和内外政策稳定保持着大国地位，但其国力的恢复和在外部世界的影响受到诸多因素的制肘。日本经济开始复苏，日美关系从地区同盟向全球问题上的双边同盟发展。印度国力增强，改善了同其他大国的关系。在“一超多强”的格局下，一方面，其他强国长期联合起来制约美国的局面很难形成；另一方面，美国在大国关系中“拉一个、打一个”的图谋也不会得逞。

在国际战略格局基本稳定的同时，全球范围内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进一步突出。在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下，无论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世界各国内部，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都在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社会各阶层分化严重，移民和流动人口迅速增加，传染性疾病蔓延，生态环境恶化，能源价格上涨，再加上频繁发生的大规模自然灾害，激化了各种类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威胁面前，各国政府必须加强跨国合作，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和管理机制，稳定民心，动员社会资源，引导公众舆论。在应付非传统安全问题方面的共同需要，有利于进一步稳定大国关系格局，降低爆发严重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和大国间竞争的烈度。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宣传自己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道路，提出建立和谐世界的理念，加大对外援助的力度，获得了良好的国际反响。与此同时，外部世界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关注，已经远远超出中国的发展道路是否“和平”的问题，而越来越多地涉及金融、贸易、知识产权、宗教、环保、旅游、公共卫生等内外互动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对中国涉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进一步树立起令世界“放心”的“负责任大国”形象，关键在于国内和谐社会的建立、民主法治建设、反腐倡廉的成效，以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各项改革、治理措施。此外，还应在国内充实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培养公民的文明意识和国际意识，防止过激民族情绪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社会稳定。

20世纪如年代初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已经走过了从“倒退”到“稳定”，再从“稳定“到“倒退”的循坏。这就是所谓的“中美关系坏不到哪里去，也好不到哪里去”主流说法的来源。但必须清醒地看到，每次“倒退”都是美国方面采取新的进攻性政策动议或政策的结果。“稳定”并不是说两国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而只是把冲突暂时压制或者往后拖。

中国应当怎么办?等待主义不是上策。冷战结束已十多年，现在也应当是严肃反思中美关系、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的时候了。中国要进行战略调整，就不能象从前那样光对美国的中国政策作被动的反应，或者说是摆脱眼前的危机达到两国关系的稳定化。这样的反应都会是救火式的，不会导向宏观战略的形成。战略的形成要跳出对具体事件的反应，要从更具根本性的问题人手。而正确认识中美关系的本质是进行战略调整的关键。本文是笔者对目前中国的国际环境和中美关系的一些思考，希望为关怀中国的国际关系的人们提供一种参考。限于篇幅，本文省略了大量的文献引述和对一些理论的繁琐的论述。

一．世界体系和美国新战略

1．世界体系的扩张性和国际关系的本质

现代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什么?简单地说，主权国家间的利益的不可调和性，由不可调和到冲突甚至战争，这就是现代国际关系形成以来的规律性现象。尽管随着时代的变迁，会有新因素的产生来调和国家利益或者遏制冲突，如国家问的相互依赖性和经济的世界一体化。但所有这些新生因素并不足以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冲突本质。

决定这一本质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形成现代国家关系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辅助于资本主义的则是现代形式的民族国家。从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到现代新马克思主义如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和民族国家这两种制度因素对于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独一无二的作用。

既不要孤立和放弃中国，又要中国服从美国的领导；既要中国的经济开放而从中国获得利益，又要防止中国的崛起而挑战美国。这需要小布什政府走一条与克林顿时代不同的路线。实际上，改变克林顿政府的以经济交往为主的中国政策已经成了布什新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已经开始全面反思克林顿时代的对华政策。简单地说，对小布什政府来说，旧式的“围堵战略”不太现实，而克林顿的“接触战略”又太理想。结果就是所谓的“第三条道路”(thirdway)的出台。

“第三条道路”就是一种介于“围堵”和“接触”之间的战略，或者说是“围堵性接触”(congagement)。这种理论提出后，经美国一些战略研究机构的研究和论证，已经比较系统化，也为小布什政府所接受。这种理论的大致内容是：在努力推动中国和世界经济体系的整合的同时不放弃使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方法来遏制中国，避免中国对美国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

在围墙中国的“威胁”方面，美国新政府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即发展自己的力量和结盟。美国要保持其霸主及其领导世界的地位，最重要的就是发展自己的力量，因为一旦美国国内的各个方面的发生衰落，其地位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美国会继续努力保持其在高科技方面的领先地位，用高科技来促进经济和军事的发展。在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美国会进行诸如建立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等项目。

结盟正在成为美国遏制中国的重要手段。结盟至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巩固原有的联盟，二是指建立新的同盟。结盟对美国的意义重大。第一，当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不再仅仅是美国的御用工具时，美国就要考量另外的手段来扩张其影响。自卷人世界事务以来，美国一直在组织国际秩序方面起着一个重要的角色，许多国际组织是在美国直接的参与和领导下产生的。同时这些国际组织也一直是美国用来扩张其影响力的重要工具。但是，这种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渐渐地，美国发现这些国际组织内部的“异见”声音越来越多，用这些组织来达到自己的目标并不象以往那样得心应手了。尽管美国还不会放弃利用这些国际组织来扩展本身的影响力，但是在一些很关键的问题上，美国很显然地向同盟政策倾斜，即通过和美国的盟友合作而非联合国来达到其目标。

第二，结盟是美国让其盟国分担新冷战所需要费用的重要手段。联盟对其受惠者来说就是一种公共物品(publicgood)，要维持这种公共物品需要大量的费用，但正是因为公共物品，各成员国都不愿意提供应当所分享的费用，而只想得到更多的服务和利益。对联盟盟主的美国来说，能否维持这种联盟，不仅取决于其是否有能力不断提供费用来支持公共物品，而且在于其是否有能力让其成员国来分担维持公共物品所需要的费用。在分派费用方面，美国迄今为止还是相当成功的。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亚洲，美国都是让其盟国分担着维持美国影响力的费用。如果美国要开始新冷战，结盟还会得到加强。

第三，结盟可以起到直接围堵中国的目标。美国的做法是想和中国周边所有的重要国家结盟(至少是改善关系)，并且考虑把军事重点从世界的其它地区特别是欧洲转移到亚太地区。这种新同盟一旦形成，中国势必成为美国的掌上之物。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已经确定了影响亚太地区安全的四个主要热点，即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中国海和南亚。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是直接的中国问题，而其他两个热点也直接和中国有关。要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保证该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就要解决中国问题，这是美国各方面的共识。

一、启发设计思路以人民版必修一专题四“现代中国的外交”

第二课“外交关系的突破”为例，这一课本身也存在教学思路，即70年代外交关系突破的三个表现，也就是三个目标题的呈现：“重返联合国”“中美关系解冻”和“中日邦交正常化”。从外在看，三者作为70年代外交关系突破的表现是一种并列关系，从教材表述看，二三两个目标题联结较为紧密，即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而一二两个目标题关联性却不甚紧密，如果存在联系的话，表面上看都是美国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是否有更紧密的知识联结和更流畅的设计呈现呢？此前，我恰巧阅读了英国学者菲力普·肖特著的《传》，被评为“迄今为止西方最新、最具深度的一部全传”。当我尝试进行这一课的教学设计时，相关中美关系缓和的内容叙述就从其他叙述中凸显出来，我再次阅读了书中关于中美关系缓和的叙述后，灵感一现，决定以中美关系的缓和为主线，切入“中国重返联合国”和“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两个目标题内容。在突破的三个表现中，以中美关系的缓和为主线并不突兀，因为中美关系的缓和是70年代中国外交三大突破的关键，于是我把这种并列关系进行转换，采取三合为一的教学思路，使三者成为彼此联结一个教学整体。而同时，电影和小说的叙事结构也给我启发，这一课的教学何不双线交叉进行，以中美关系缓和为主线同时，再以《传》的文本材料作为另一推进线索。当然，为进行这一课的教学设计，我浏览了一些与此课有关的文章，材料引用不止于《传》的文本叙述。如此，对教材内容的整合也成为题中之义。于是，整个教学思路和轮廓是，从教材的课标题“外交关系的突破”了解三大突破事件，其中明确三大突破的关键是中美关系的缓和（课前提示有说明），以中美关系的缓和为主线进入教学，从《传》的乒乓外交文本叙述提出设问“哪些因素促成友谊谱写？”引入中美关系缓和的原因。从乒乓外交之后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相关材料：“随着基辛格在第二次访问结束后返回国内，联合国大会投票驱逐了台湾并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战后政治的一个时代宣告结束了”。①转入“中国重返联合国”的目标题内容，之后回归基辛格访华对于尼克松访华的意义。从尼克松访华的材料，即“对毛而言，尼克松的访问是一个胜利。在中国民族历史上的作用并不稍嫌逊色的另外的一切也都会接踵而至：田中角荣，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②进入“中日邦交正常化”目标题的知识学习，此后再回归到中美关系缓和之路的进程，直至中美正式确立外交关系。并让学生在此前是什么的基础上思考，为什么三大突破的关键是中美关系的缓和作为呼应。最后以美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研究的三个领域的综述作为收笔。如此，既突出重点，又彼此联结，整个设计一气呵成。历史文献的阅读和运用除了对教师设计思路形成的意义外，教学设计促成的教学内容的合理整合有助于学生进一步理解教材知识之间的联系和对问题的思考，以历史文献为教学载体，有助于拓展学生知识面、培养学生阅读史料、提炼信息能力，以及阅读历史读物的兴趣。历史文献的运用对于教师教学设计的启发在于，历史教师平时需要多些阅读、把阅读内容与教材以及设计相联结，多行思考和笔记。如此，教师平时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自然会更多一些教学想法，无论是思路的形成和结构的处理，无论是知识的深入理解或是知识拓展，总之，对教学和教师专业成长大有裨益。

二、填补教学空白

教材由于篇幅的限制，对事件的叙述难以充分展开。教师在教学设计过程中，鉴于教学的需要而进行随机处理，若有些内容教材没有叙述，未必也可以忽略，如果觉得某块内容的讲解需要增补，则补充之。笔者在进行中美关系缓和原因的备课过程中，发现有一个问题是绕不开的，那就是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教材只在提及中国为何要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时表述“中国要牵制和对付来自苏联的威胁”，但是中苏关系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是相当友好的，作为学生来说，从教材的叙述中可知中苏关系已然发生了变化，但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中苏关系由友好兄弟同盟走向交恶乃至兵戎相见的程度，学生是很想了解的。当然，教学的重点依然是中美关系的缓和，此处教学内容的补充不宜喧宾夺主。关于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的材料，笔者取自《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简析》一文，作者认为，中苏关系的破裂发生在赫鲁晓夫下台（1964年）之后，但早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前，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对后来双方关系的破裂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笔者在进行教学设计时，从《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简析》一文中选摘了部分原因，为了节省时间和提升效率，考虑用分组的方式让学生阅读其中几则材料，并尝试培养和提升学生提炼和概括材料信息的能力。通过材料的阅读和师生问答，学生明确了中苏关系恶化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中美关系改善的原因会有更进一步的理解，意识到中国在60年代末70年代调整外交政策是基于国家利益的考量。这样的设计会显得丰满，学生的欲求得以满足，并使教学程序更流畅，也有助于突出中美关系缓和的重点和突破这一难点。

三、触摸历史细节

历史本身不全是抽象和理性的，在历史硬币的另一面，她是由具体的细节汇成；历史人物不总是高大上的，历史人物是人而不是神，总有人性的表现和特点；历史事件的发展也不是直线铺就的，曲折是其本性，这也是历史的真实。教师通过历史文献片断的提供，可以带领学生去触摸，去感受，去理解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如此的历史才是可触摸的真实的历史，也是丰富而生动的历史。乒乓外交是中美关系改善之路上的一个传奇故事，它对于中美关系缓和的意义重大。书中乒乓外交决策的叙述展现了一位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晚年的国家领袖，既有其年龄特色，又担负国家的责任，还具有历史的敏感性，让读者感受到历史人物的真实性。历史文献中这般细节性描述的呈现，对于中美关系改善过程的传奇性无丝毫影响，反而更增添了其传奇、瑰丽、柔和的色彩。而从文献的细节描述中，我们亦可抽丝剥茧，见诸当时的政治体制的专制和高效。卷起风暴的乒乓外交并非是中美关系改善进程中的首步，在乒乓外交之前，中美两国领导人为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已经在小心翼翼地展开接触，这是历史的渐性；在接近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其中有中美接近的障碍，这是历史的曲折表现。中美双方由于意识形态的对立、文化传统的差异、长期的政治对立所带来的隔阂，使中美双方领导人行动起来都小心谨慎、小步前行，有时，信号的释放和接纳会存在一些障碍，上述材料就体现了这一点。文献的叙述可见中美双方为改善关系的试探、困境以及努力，以理解乒乓外交既具历史的偶然性，又体现历史的必然性。也为中美关系于1972年开始正常化，一直到1979年最终实现正常化作一伏笔。历史教学和历史学习需要有对历史细节的触摸，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过程中加入历史细节的环节，是对刚性历史和抽象历史教学的补充，也是一种人文性的教学观念和方法的体现，因为，人是理性和感性的同一体，教师本身和教学对象的学生都如此，教学设计中自然也应有所体现。从工具论的角度而言，“即把历史描述的研究方法与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相结合的一种认识方法”。②我们可以把这种观点和方法使用在历史教学设计上。当然，教师在教学设计中增添的历史细节需要把握其真实性和科学性，一般而言，文学类的材料较历史类的材料，其真实性和科学性是有差异的，历史类的文献材料本身，也需要考查其整体风格特点和文献材料本身的可靠性，教师需要选择适合历史教学的合理而科学的历史细节，以体现历史的感受力。

〔内容提要〕本文对1977年之后至90年代初，邓小平在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进行考察和评估，认为邓小平的决断是促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因素之一，他从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出发，努力促进中美经济贸易的发展，不仅为中国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而且为稳定中美关系的大局构筑了一个新的战略支点。邓小平在1989年中美关系跌入低谷后所采取的一系列对策，使中国在西方的制裁面前，稳住了阵脚，并成功地把中美关系稳定在一定的战略水平之上。

关键词：外交/中美关系/中国对美政策/邓小平

邓小平自1977年在中国政坛再次复出后，即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对美政策的主要决策人。从对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作出决断，到积极促进两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直至处理1989之后的棘手事件，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起伏不定的中美关系，他探索出的一整套对美战略和策略思想，不仅对促进和稳定当时的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人们从更高的层次上认识和处理当今的中美关系具有深刻的启示作用。本文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对邓小平与1977之后的中美关系进行考察，并试图总结出一些具有规律性的历史经验。

一、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但双方因为台湾问题，一直未能建交。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曾对中方做出承诺，要在其第二届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但尼克松连任总统后，因受“水门事件”的影响，无法实现诺言。福特继任总统后，在台湾问题上仍然是举棋不定，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陷入了僵局。这种局面直至卡特总统上台初期仍然未有根本性的改观。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以维持中美关系的现状，构成了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1977年，随着邓小平在中国政坛的再次复出，打开对美谈判僵局的艰巨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在了他的肩上。

1977年8月，为寻求解决久拖不决的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美国总统卡特派遣国务卿万斯（CyrusVance）对中国进行一次“探索性”的访问。8月23日，万斯在北京向中国外长黄华提出，美国准备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但中美建交后“必须通过一项非正式协定，让美国政府人员继续留在台湾”。万斯还表示，在适当的时候，美国将公开声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希望中国“不否定这一项声明，也不要发表任何有关以武力解放台湾的声明”。CyrusVance，HardChoice：CriticalViewsinAmericanForeignPolicy（SimonandSchuster，1983），pp.82-82.

论文关键词：中美关系；全球影响；和平与发展

论文摘要：中美两国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最特殊的一对双边关系，它远远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畴，成为一对影响世界的大国关系。中美经贸关系，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举足轻重，中美关系的阴晴冷暖对世界将产生重大影响。

中美建交27年来，两国关系一直在跌宕起伏中向前发展。主席于2006年4月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期间，将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定化为“建设性的合作者”，指出：“中美两国都有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强烈愿望，都认识到中美关系已远远超出双边关系的范畴，越来越具有全球意义。”在访问中，胡主席多次强调要从全局高度，用战略眼光来看待中美关系，看待中美关系取得的共识和存在的分歧。这刘。于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和科技信息化的世界大环境下，中国和美国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的两个大国，两国关系的阴晴冷暖对全球经济、政治、安全等产生着巨大影响．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影响全球

经贸关系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联系方式，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美国亚洲协会主席卜励德认为，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载舱”，中美关系之所以能够经历政治上的风风雨雨而稳步前进，正是因为有了经贸这个压载舱。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步入21世纪的中美经贸关系有了进一步发展，其增速之快、数额之大已远远超过双边经贸关系的范畴，具有越来越大的全球影响。

(一)中美经贸关系推动美国产业国际分工的深化

一、中国经济转轨的环境: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首先在世界上推行的是废除殖民地政策,同时致力于建立以法律规范的国际秩序。例如,在国际贸易上不再允许以武力解决利益冲突,而是由律师协商解决纠纷。比如说,当年的英国跨国公司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军队,而今天美国的跨国公司则以律师当道。虽然伊拉克战争使人感觉当年大英帝国的武力行为似乎大有再现的势头,但至少在整个20世纪,美国的势力与其说是来自其武器的“硬实力”,倒不如说是来自其以“民主与自由”为核心价值观所带来的“软实力”。如果说美国帝国今天已经存在的话,那么以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主要是建立在那些无形的制度与社会价值观上。因此,美国主导的秩序至少比当年英国、西班牙主导的单极秩序更“讲理”。在诺斯的制度变迁模型中,制度变迁是一个系统的转变过程,不管是渐进式变迁还是激进式变迁,结果都是由国家的内在制度决定的。中国的渐进式转型既不是完全通过国内制度调整来适应国际力量,也不是事先有着非常缜密的制度设计,完全是国内制度设计的结果,而是更贴近于“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但中国的经济转轨是在全球化的条件下的重大事件,美国是全球秩序的主导性国家,因此,不可避免地受到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环境的影响。几乎同时进行转轨改革的俄罗斯也不例外,张丽认为:“在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启动与演进过程中,政治因素及国际因素如影相随,影响着转轨方式的选择,其中,美国因素成为俄罗斯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参照物。”

中国在20世纪60-70年代长期处于经济停滞之中,原因有两个:一是体制缺乏激励机制,二是与世界市场相隔绝。要改变这种状况是困难的,原因在于:一是制度的变化受到国内政治约束,二是利用世界市场必然要突破美国防线。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邓小平进行了尝试,从政治体制开始进行改革,改变对美国的对外政策,逐步使经济改革走上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轨道。

一个时期以来,“经济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文献中被使用的频率愈来愈高,而且受到各国政界的高度重视。这些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通常仅从技术层面理解经济全球化,而忽视它事实上还包含另外一个重要层面——制度的融合。对后一层面的理解,离不开计划经济国家市场化取向的制度转型。这种转型是经济全球化真正得以实现的基础性因素。沿着这一逻辑思路,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也只能从制度的层面给出。经济全球化的本质特征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正被愈来愈多的民族国家采纳和应用,在这种情形之下,正在出现世界范围内经济运行“游戏规则”的同质化进程。这两者互为依托,相互促进。中国经济转轨尽管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仍然是这种同质化进程的一部分。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传统的计划经济国家陆续启动市场化的经济转轨进程,人类社会进入到经济全球化时代,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日益成为普适制度。面对新的外部经济环境,面对新形势提出的新要求,旨在顺利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中国,最终也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作为自己的转轨目标。如此一来,中国以及在此时代进行经济转轨的国家就不可能是一种完全自主的行为,改革过程中的制度建设和策略设计就不能完全以我为主。因为,要融入全球化经济体系,中国就必须接受以美国为首制定的全球经济规则,国内的经济制度必须与全球普适的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接轨。因此,与俄罗斯一样,美国因素对中国经济转轨的重要性益发显要。

二、美国因素对中国经济转轨的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