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范文10篇

执行终结的原因是指引起执行非正常终结的事实或理由。由于执行终结直接关涉执行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实现，所以执行终结的原因应由法律作出明确规定，不得随意增减。

执行终结的概念

执行终结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因某些特殊情况的出现，使执行程序无法或无须继续进行，因而停止执行，以后也不再恢复。

转交送达

转交送达，是指法院将诉讼文书送交受送达人所在单位，由单位转交受送达人。

转交送达的适用范围

[摘要]随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伟大事业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如何使各项政策适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充分发挥其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作用，是当前需要加以研究和解答的新课题；进一步认清过时、失效政策的现状和对和谐社会造成的不和谐影响，有利于从源头治理问题。从组织角度、伦理角度、团体角度等多种角度分析终结政策，具有理论上的逻辑性和实践上的可操作性。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终结；伦理视角；组织视角

一、问题的提出

《南方周末》在2006年8月10日和8月17日两期报道中分别刊登了《无户口婴儿之死》《活人上户难死人不消户》文章，读罢一直不能平静。《无户口婴儿之死》讲述了一个父亲亲手摔死了出生仅43天的儿子。不管婴儿的死是因为其父的个人心理问题，还是周遭环境所迫，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婴儿是无辜的，生命是可贵的。《活人上户难死人不销户》一文是湖北一位警察给《南方周末》的去信，以其切身的管理体验，对户籍制度中存在的弊端作了分析。据他工作实践调查发现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农村死人不销户现象比较普遍。原因一是销户需要10～20元的微机费；二是医学死亡证明的缺失，即派出所给居民办理销户手续需要以此为证，但农村居民大多数死在家里，没有医学死亡证明。第二，超生婴儿上户难。超生儿没户口，那就不能参加高考、参军、买房子，甚至没有办法结婚，当然对他们的管理也给公安机关和政府部门带来更大的麻烦。如果一个没有户口的少年参与偷盗摩托车，怎么处罚?确定真实年龄至为关键，因为法律规定对不满十四周岁的当事人可以免罚；年满十四周岁而未满十八岁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安机关就只好检查骨质判断年龄，但检查骨质不是所有地方都有，需要去省会城市的公安机关，而且骨质检查也未必完全准确无误，这对行政执法的高效性和司法审判的准确性都是考验。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同时也处于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许多不适合新体制的政策都应该予以终结。这里需要注明的是：政策终结并不仅是政策的终止、结束，而往往是伴随着新政策的开始。关于政策终结在政策过程中的地位，不同学者有不同的主张。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或项目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的政策或项目的一种政治(或政策)行为。政策终结具有强制性，因为政策终结会遇到利益受损者的反抗，需要靠强制力来进行；政策终结具有更替性，是新代旧的过程；同时政策更替也具有灵活性。但也有学者认为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如果把政策过程看作某种有序的活动的话，那么，它的最后一个阶段便是政策评价。政策终结位于政策过程的末端，对一项政策的终结意味着一项新的政策的开始，所以政策终结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环，是理性化政策过程的最后结果，但也被认为是承上启下的一环，它不仅是对一项政策的了结，而且也意味着修正或调整。政策终结是政策运行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公共政策的最后一个阶段用“公共政策实现”这一概念为好，即是指人们通过政策实施，使政策目标和功能解化，使政策转化为现实社会存在的政策活动。

党和政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也比较重视政策终结工作，尤其是我国加入WTO后，废止了一大批与WTO规则不符合的各种政策。事实上，类似户口政策(由于我国没有《户籍法》，公安机关实施的是1958年制定的《户口登记条例》)，我国还有很多政策都滞后现实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些不仅是学界探讨的焦点，也是实务界人士心思所在。

面对当今世界不断更新的艺术样式,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思考:艺术是不是如黑格尔所说已经终结了,艺术的任务已经完成,甚或说艺术已经死亡。这的确是令理论家们困惑的问题。而黑格尔所说的艺术终结,理论家们已争前恐后地进行了大量的解读,得出的结论却莫衷一是。在当今媒介变革的时代,艺术是不是还能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其职能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都需要我们站在媒介变革的背景下对其进行解读。

一、概念梳理

(一)何谓媒介变革?

媒介又称媒体,英文为media,原意是居于中间之物,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传播意义上的媒介,是指用以承载并传递信息的物理形式(包括物理材料和技术手段)和通道。传播学“鼻祖”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1](P144)马歇尔•麦克卢汉亦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譬如,印刷品相当于眼睛的延伸;广播、扩音系统相当于耳朵的延伸;录像机、录音机的信息储存功能,电子计算机的逻辑运算功能相当于人脑部分的延伸等等。[2](《引言》)一场话剧或音乐会,观众最多不过千人,但媒介的延伸作用,可以把文艺传播范围大大扩展。从人类生产力发展角度可以将媒介变革划为为三个历史时期。即自然经济时期、商品经济时期、知识经济时期。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人类开始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媒介的第三次变革相伴而来。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使信息量和传播渠道急剧增加,人们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各种知识和信息的狂轰烂炸,大众媒体网络四通八达,公共传媒通过卫星传输,电子信号畅通、快捷。[3](P45)当下,我们正处在媒介变革的第三时期,即“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之中,对此再也不能有任何怀疑了。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革命,而且,它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展。”[4](《序》)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称我们当今的电子媒体的强大功能为“人工天堂”,声称“依靠电子技术,我们似乎正在不仅同天使,而且同上帝变得平等起来”[5](P235)“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网络,于是不必重复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编辑,等回音,修改等等复杂的工艺了。想到什么,打开电脑,输入、发送———就OK了。你甚至可以在几分钟之后看到读者给你的回应。”[6]

(二)何谓艺术终结?

19世纪黑格尔将艺术纳入到广阔的实践范围内,深刻地说明艺术的需要源自于人类认识自己的强烈愿望,艺术既是一种实践活动,亦是一种认识活动,是成为满足人的“一种较高的需要,有时甚至是最高的、绝对的需要”[7](P38)的活动,一种和日常劳动、日常生活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活动,而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偶然事件和幻想的游戏”。[7](P38)人的自由理性、人类心理的自由需要乃是艺术最根本和必然的起源。1817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开始了后来被誉为“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之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8](P300-310)的美学讲演。在此讲演中,他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艺术已经走向终结。他说:“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的地位,毋宁说,它已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去了。”[7](P15)黑格尔眼里的艺术终结,只是终结了“时代的”艺术,并非“一般的”艺术。换言之,黑格尔是紧密联系时代及艺术实践来感叹其心目中的“经典艺术”的不断衰落乃至消亡,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死亡,他并没有给所有的艺术下达死亡通知书。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即《哲学对艺术的剥夺》)中,重新讨论了黑格尔的命题,直接提出了“艺术终结”是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被称为艺术的“二次终结论”,艺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已衰老了,结果又会怎样呢?”[9](P78)

1986年，美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阿瑟?丹托《哲学对艺术的剥夺》文集问世，其中《哲学对艺术的剥夺》(后简称《剥夺》)与《艺术的终结》(后简称《终结》)两篇论文备受关注。前者追溯哲学对艺术的剥夺历史，企图从本体论上赋予艺术身份，进而把艺术与哲学分别解放出来;后者则通过对以往艺术史模式的否定，重新处理艺术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从而让艺术获得真正的解放。两篇文章，不仅是丹托早期“艺术界”思想的投射，也为日后极简主义的艺术定义铺平道路。本文力图发现《哲学对艺术的剥夺》与《艺术终结》间的必然联系，由此追踪丹托早期艺术哲学发展思路。

一、哲学对艺术的剥夺———艺术哲学产生的必然

西方从柏拉图开始，就通过“模仿说”把艺术定义为无用之物，从而置于体系之外。丹托对此深有体会，直接谈到“艺术史就是压制艺术的历史”［1］(P4)。《剥夺》就是围绕艺术与哲学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艺术长期以来的处境是由哲学给其指派身份［1］(P13)。为了清楚地展示艺术与哲学这种古老而又复杂的关系，一种“类似精神与肉体间的关系”［1］(P5)，丹托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一剥夺理论做了考古学的研究。在丹托看来，作为政治家的柏拉图，其艺术理论就是他的哲学，是服从于政治需要的，而压制史正是来自其艺术理论。丹托一针见血地指出自古以来的哲学都是替柏拉图遗嘱添加的附言，哲学本身就是对艺术的剥夺［1］(P8)。柏拉图对艺术的抨击基于两方面:首先，依照“理式”论，他认为艺术是模仿的模仿，同真理相隔两层，以“影子说”建构了一种排除艺术的本体论。其次，就是用理性解释艺术，通过把艺术看做是与哲学相似的东西从而赋予艺术以合法地位。而这两方面使得艺术要么从本体上被排除，要么成为变形的哲学，自始至终没有独立地位。到了康德，对艺术的态度就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然而，这种思想依旧是来自柏拉图，在选择对“形式”赞美与关注时，艺术由于无功利性，而不与社会生活发生关系，从而离开有用领域，远离了人们的关注，从而在整个体系中被中立。之后，叔本华还是继承了康德，认为艺术不会影响世界秩序，艺术仅仅成为了一种把人们带向自由乌托邦的精神鸦片。甚至到了今天的迪基，艺术也只是被动地等待阐释的对象，它本身没有一种哲学自觉性。通过这种追踪，丹托让我们确信的是一直以来都是哲学在给艺术指派哲学身份，而哲学最终并不是要处理艺术事物，因此，艺术史就是艺术被压迫和被边缘化的历史。据此，艺术、生活与美事实上被隔开了，自柏拉图以来诸如艺术定义的艺术理论，都是服务于某种政治意图，通过揭示艺术在形而上层面的缺陷，从而取消艺术在本体论上的合法地位。而黑格尔的做法则是以认识论为中心，设想精神的发展经过了艺术、宗教和哲学三个阶段，其中艺术是认识的一个必经阶段，最终的目标是走向哲学，实现哲学对艺术的取代，是另一种柏拉图对艺术哲学接管的翻版。黑格尔认为“历史的终结”是精神实现了对其精神身份的了解［1］(P18)，是对意识的意识，而艺术的历史使命正是在于让哲学成为了可能［1］(P18)。丹托认为杜尚的《泉》正好吻合黑格尔的这种思想，在那里艺术成为了形式生动的哲学［1］(P18)，它不是靠某种外在的强制，而是一种自觉的意识实现了对其哲学本质的揭示，所以艺术的使命得以完成，它让哲学来接管它自己提出的问题，艺术最终将获得的实现和成果就是艺术哲学。丹托意识到艺术哲学所依据的依旧是属于柏拉图的艺术取代哲学，“艺术的终结”是因为艺术对历史有了自我意识，而这种意识又是成为了艺术自身性质的一部分，所以艺术不可避免成为哲学。现阶段，艺术已经被哲学渗透了。丹托再次机警地利用了柏拉图的短暂化策略实现对艺术的辩护:既然传统的“艺术哲学史”是通过阉割或者替代艺术，去除艺术的危险性进而服务某种政治意图;那么，批判艺术无用的哲学，自己也深陷两难的境地，因为短暂化策略试图将哲学强加到艺术之上，从而取消艺术，其最终会质疑哲学本身。而通过本体论上对艺术的恢复，也是可以治愈哲学的。丹托从艺术界自身来考察艺术的“接管”，暗示着艺术在某种程度上充当着自身被压迫的帮凶。其目的是为了重新评估艺术的潜力和提出“艺术为何”的本质。艺术史因此可以被解读为艺术逐渐变形为哲学的历史，这一过程伴随着艺术提出它自身本质的哲学问题而结束。需要注意的是，丹托敏锐地察觉到尽管艺术被哲学渗透，然而将艺术视为变形的哲学却是对黑格尔的巨大反讽。所以，他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让艺术卸下艺术哲学的重担，转向一种自由的存在，而这在《艺术的终结》中得以继续进行。

二、艺术史———艺术终结的必然

在《终结》前言中，丹托给出一个重要的提示即“艺术史模式”代表了一种剥夺“艺术权利”的形式［1］(P92)。因而，陈述“艺术的终结”必须同“艺术史模式”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其具体的论证也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的。首先，“艺术的终结”来自于丹托所归纳的两种艺术史模式，它们分别是再现的艺术史和表现论的艺术史，代表是艺术被剥夺的两种形式，但也让艺术哲学成为可能。对此，丹托明确分析了这两种模式的局限，丹托认为现阶段艺术发展的现状是符合黑格尔的体系理论的，在黑格尔看来，哲学在本质上就是反思的，它自身的性质也是它自己的主要难题之一，因此艺术的重要性在于它使得艺术哲学成为可能和重要了［1］(P125)，而理论本身也成了艺术的一部分。这个历史阶段完成的重要性也正在于艺术提出了关于自身的哲学问题，但不能回答;而哲学虽然能够回答，但它必须依靠艺术来提出这个问题。既然“艺术哲学”已经产生了，那么丹托所谓的后历史时期艺术创作者的目的就不再是创作历史重要性或者意义［1］(P126)，因为历史本身已经结束了。其次，“艺术的终结”的目标不是让哲学取代艺术，而是艺术的一种自由实现。借用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精神的成长模式，丹托认为历史的终结在于黑格尔所说的关于绝对知识的出现时相重合的，艺术家的努力就是为哲学铺平了道路，把关于自身定义的任务交给哲学，这其实正是对其自身的一种解放。在这里，丹托表现出他的黑格尔的倾向，后者认为艺术因为理论而拥有光亮的价值，从而消除主客体间的分裂。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就不用承担受制于历史所要承担的精神任务，可以追求任何风格或形式，标志着一个多元主义时代的到来。最终，艺术的目的远离了历史的范围。“艺术的终结”在很大程度符合黑格尔的关于生活在最高阶段的人的历史解释。但是丹托对此有了更正，认为历史已经变成哲学，并且让艺术继续。显然艺术的终结不是艺术创作已经停止，而是艺术依据某种风格定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因此，历史的终结和艺术的终结是不一样的。丹托为了阐明艺术不是停止而是终结，把艺术看做是进入了一种自我意识，再次成为自己的哲学。但是对后历史时代艺术的“多元主义”模式，丹托没有明确的构想，造成暧昧的态度。简言之，艺术的终结就是艺术通过提出自身的哲学问题，打破了以往的艺术史模式，达到一种黑格尔式的认知上的进步。

三、艺术的剥夺与终结———艺术的自由之路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探讨了黑格尔和丹托的“艺术终结”理论，指出“艺术终结”的根源是18世纪以来确立的“审美自律”。“为艺术而艺术”导致艺术只与自身相关，艺术的创新就意味着对以往艺术的颠覆，现代艺术正是在这种创新的压力下穷尽了所有的可能性而走向终结。要摆脱艺术终结的命运，首先要将艺术从自律中解放出来，重新恢复它的各种社会功能，尤其是其对现代文明的批判功能。中国当代艺术表明，多元的艺术观念、混杂的社会形态和独特的艺术传统，是艺术在现代文明中获得新生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黑格尔丹托美学独立艺术终结艺术重生

艺术的终结是20世纪西方艺术哲学中引起广泛讨论的一个主题。事实上，这个主题早在19世纪就由黑格尔明确提出来了，只不过由于丹托等人在20世纪的重提，它才变得如此引人注目。鉴于艺术从来就没有真正终结过，那么黑格尔和丹托等人做出如此断言就更加令人深思了。黑格尔为什么会做出艺术终结的预言？丹托如何论证艺术业已终结？终结之后的艺术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这些是任何一个对艺术感兴趣的人都迫切希望理解的问题。

一、黑格尔的艺术终结论

如果将1734年鲍姆加通发表的《关于诗的哲学默想录》看作现代美学的起点的话，那么在经历了大约八十年之后，美学不仅发展成熟，而且被宣布终结。从1817年起，黑格尔开始讲授美学，并提出了“艺术终结”的惊人论断。艺术终结实际上意味着美学的消亡，至少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就是如此，因为在黑格尔看来，美学这门学科的正当名称不应该是感性认识的科学，而应该是“‘艺术哲学’，或更确切一点，‘美的艺术的哲学’”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艺术，以艺术为研究对象的美学当然就会面临存在的危机。

黑格尔为什么会做出“艺术终结”这种奇怪的预言呢？因为事实上在黑格尔时代，艺术正处于蓬勃发展的阶段。可以这么说，艺术终结，与其说是黑格尔从当时的艺术实践中观察到的现象，不如说是黑格尔从他的理论体系中推导出来的结果。根据黑格尔的理论，艺术、宗教和哲学都是对绝对精神的表现，“艺术从事于真实的事物，即意识的绝对对象，所以它也属于心灵的绝对领域，因此它在内容上和专门意义的宗教以及和哲学都处在同一基础上”②。这里所说的“真实的事物”，并不是指现实中的具体事物，也不是理想中的抽象概念，而是指现实和理想相结合的事物，是有普遍性灌注其中的具体事物。“心灵就其为真正的心灵而言，是自在自为的，因此它不是一种和客观世界对立的抽象的东西，而是就在这客观世界之内，在有限心灵中提醒一切事物的本质；它是自己认识到自己本质的那种有限事物，因此它本身也就是本质的和绝对的有限事物”③。

面对当今世界不断更新的艺术样式,我们不得不做出这样一个思考:艺术是不是如黑格尔所说已经终结了,艺术的任务已经完成,甚或说艺术已经死亡。这的确是令理论家们困惑的问题。而黑格尔所说的艺术终结,理论家们已争前恐后地进行了大量的解读,得出的结论却莫衷一是。在当今媒介变革的时代,艺术是不是还能一如既往地存在下去,其职能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都需要我们站在媒介变革的背景下对其进行解读。

一、概念梳理

(一)何谓媒介变革?

媒介又称媒体,英文为media,原意是居于中间之物,是传播学的核心概念之一。传播意义上的媒介,是指用以承载并传递信息的物理形式(包括物理材料和技术手段)和通道。传播学“鼻祖”施拉姆认为:“媒介就是插入传播过程之中,用以扩大并延伸信息传递的工具。”[1](P144)马歇尔•麦克卢汉亦认为,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譬如,印刷品相当于眼睛的延伸;广播、扩音系统相当于耳朵的延伸;录像机、录音机的信息储存功能,电子计算机的逻辑运算功能相当于人脑部分的延伸等等。[2](《引言》)一场话剧或音乐会,观众最多不过千人,但媒介的延伸作用,可以把文艺传播范围大大扩展。从人类生产力发展角度可以将媒介变革划为为三个历史时期。即自然经济时期、商品经济时期、知识经济时期。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人类开始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媒介的第三次变革相伴而来。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使信息量和传播渠道急剧增加,人们受到来自四面八方各种知识和信息的狂轰烂炸,大众媒体网络四通八达,公共传媒通过卫星传输,电子信号畅通、快捷。[3](P45)当下,我们正处在媒介变革的第三时期,即“我们正处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革命之中,对此再也不能有任何怀疑了。这是一场全球规模的革命,而且,它正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扩展。”[4](《序》)德国美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称我们当今的电子媒体的强大功能为“人工天堂”,声称“依靠电子技术,我们似乎正在不仅同天使,而且同上帝变得平等起来”[5](P235)“现在我们有了这个网络,于是不必重复深更半夜爬格子,寄编辑,等回音,修改等等复杂的工艺了。想到什么,打开电脑,输入、发送———就OK了。你甚至可以在几分钟之后看到读者给你的回应。”[6]

(二)何谓艺术终结?

19世纪黑格尔将艺术纳入到广阔的实践范围内,深刻地说明艺术的需要源自于人类认识自己的强烈愿望,艺术既是一种实践活动,亦是一种认识活动,是成为满足人的“一种较高的需要,有时甚至是最高的、绝对的需要”[7](P38)的活动,一种和日常劳动、日常生活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活动,而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偶然事件和幻想的游戏”。[7](P38)人的自由理性、人类心理的自由需要乃是艺术最根本和必然的起源。1817年,黑格尔在海德堡开始了后来被誉为“西方历史上关于艺术之本质的最全面的沉思”[8](P300-310)的美学讲演。在此讲演中,他提出一个振聋发聩的观点:艺术已经走向终结。他说:“就它的最高的职能来说,艺术对于我们现代人已是过去的事了。因此,它也丧失了真正的真实和生命,已不复能维持它从前的在现实中的必需和崇高的地位,毋宁说,它已转移到我们的观念世界里去了。”[7](P15)黑格尔眼里的艺术终结,只是终结了“时代的”艺术,并非“一般的”艺术。换言之,黑格尔是紧密联系时代及艺术实践来感叹其心目中的“经典艺术”的不断衰落乃至消亡,而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死亡,他并没有给所有的艺术下达死亡通知书。一个多世纪之后,美国学者阿瑟•丹托在《艺术的终结》(即《哲学对艺术的剥夺》)中,重新讨论了黑格尔的命题,直接提出了“艺术终结”是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被称为艺术的“二次终结论”,艺术,作为“一种生存方式已衰老了,结果又会怎样呢?”[9](P78)

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倍受青睐。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滥觞。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

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

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

在德国哲学家眼中，“批判”一词倍受青睐。自从康德用“三大批判”构建起哲学大厦以来，批判就成了哲学家手中的法宝。在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曾使批判滥觞。在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再一次滥用批判，把哲学批判发展到顶点，以致于再也无路可走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是批判的终结，因为，这种批判对现实中的一切存在所作的绝对否定，使哲学不再是人类的理性，而完全成为哲学家愤世嫉俗的牢骚。

一.把“批判”写在旗帜上

法兰克福学派是由众多理论家组成的一个思想流派，不同思想家的理论观点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激烈的批判精神使他们在社会批判理论的旗帜下聚拢在一起。

社会批判理论对现存社会进行的激烈批判涵盖了现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这令以往一切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们都难以望其项背。具体地说，社会批判理论是一种致力于现代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在总体上认识和理解社会生活、全面把握社会发展的泉源。在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从一开始运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现成结论去度量现代资本主义，到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等现代西方社会思潮结合在一起，再到最终形成一套独立的社会批判规范和方法为止，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下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尽管远非彻底但却非常全面的批判。

早在法兰克福学派奠基时期，霍克海姆在题为《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这篇社会批判理论的纲领性宣言中，就提出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以坚决的批判，努力使它成为一个更加正义、人道的社会。霍克海姆认为，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而批判的时代所需要的是批判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所致力于建立的理论就是适应批判的时代要求的批判理论。

在霍克海姆看来，传统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并把现存社会制度作为自然的、永恒的东西接受下来的理论，它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为宗旨。它在对历史事件加以解释时，以为与操纵物理自然过程相似，都要求积累一大批知识，甚至是一套经过整理的假说提供的知识。由于积累知识的需要，理论的概念总会被绝对化，变成了具体化的意识形态范畴，而理论的批判功能却因此与它绝缘了。传统理论的理论活动特点“不管是象在历史学和其他具体的描述性学科里那样，问题在于综合大量资料并获得普遍规律，学者特有的主动性(即理论活动)都是接受、改造实际知识，使它合理化。”[1]因而传统理论对于现存的社会制度有着修补功能，善于发现现存社会枝叶上的不和谐因素并提出修改方案。而现存社会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却被作为先定的合理形式，并且被作为检验和排斥任何新产生的不谐和因素的标准。

摘要:公共政策终结发挥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一个完整的政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是政策自我调整的重要手段。可以说，政策终结是一种政策的淘汰机制，是一种积极的政策选择行为。它是将无效的或已过时的公共政策予以废除，其目标是提升政府管理水平与管理能力，促进政策的科学性及合理性，实现社会与政府和谐发展。本文选择了近几年来中国终结的政策案例，从公共政策终结原因方面对其终结进行探讨。

关键词:公共政策;政策终结;原因分析

一、政策终结

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发展，公共政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会出现终结现象。政策终结是指公共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进行审慎评估后，采取一些必要措施来终止那些错误的，过时的，多余的或无效的政策，政策功能，政策工具或政策组织的一种行为。正如最近我们大家热议的取消晚婚假政策一样，根据全面两孩政策的新形势，符合政策生育的夫妻可以获得延长生育假的奖励或者其他福利待遇。同时，晚婚晚育假和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规定被删除，也意味着“晚婚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等带有时代特色的公共政策也将走向终结。也就是说，我们的政策也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着。学者陈振明指出:“政策终结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进行慎重的评估后，采取必要措施以终止那些过时的、多余的、不必要的或无效政策的一种行为”。因此，政策的终结，既是一个政策的终点，也是一个政策的起点。政策终结过程是一个节约政策资源、优化政策资源结构、提高行政效率和政策质量的过程。政策终结既要剔除不合时宜、存有瑕疵的政策，也要对品质不高、不合时宜的政策资源进行淘汰。

二、政策终结原因分析

(一)政策主体间的利益博弈

一、政策变迁论途径

在20世纪80年代末之前，政策过程作为政策领域研究的主要工具，但是在此之后，公共政策学者开始质疑其是否为一种典型的模式。Sabatier指出政策过程不能当作一种模式，甚至是一种架构，认为政策过程可以作为一种阶段论，但并不是一种因果理论，而是基于自上而下的过度简化的理想型理论。Sabatier和Jenkins-Smith提出政策过程的倡议联盟架构，认为应该以政策行动者的观点来观察政策变迁，政策终结是不同倡议联盟之间在对话过程中互动学习，导致其核心信念体系变化的结果。在此架构中，政策变迁的发生受到三种过程影响，即政策次级系统内相互竞争的倡议联盟的互动关系，这些倡议联盟的行动者是来自公、私部门不同阶层中持有相同的政策信念（包括价值观、因果假定和问题认知等）的人组成的各种群体，为实现目标或利益而确定各种行动策略，企图操纵政府机构的规则、预算和人事的安排，以影响与其相关的公共政策；社会经济条件的次级系统、系统治理联盟以及对相互竞争的联盟提供机会或障碍的其他次级系统等发生的变化，直接或间接对政策产生影响；涉及政策稳定的次级系统，诸如社会结构和宪政规则的安排、自然资源的配置以及社会基本价值信念的影响，对各个次级系统内部的行动者的行为提供资源或限制。这三种过程相互作用决定了政策变迁的过程，也决定了政策的命运。Sabatier和Jenkins-Smith认为，在倡议联盟架构中，不同倡议联盟之间对话过程中的相互学习，倡议联盟成员接受新的观念而改变旧有的观念，导致核心信念的改变，政策就会随着发生改变；如果核心信念差异过大，那么只有等到外在条件的改变或重大事件的发生，原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倡议联盟可能因为支持者或拥护者增加而扭转劣势，改变原有的权力和资源的分配方式，导致政府的行动方案必须依据其核心信念来重新规划，政策终结由此产生。然而，Sabatier和Jenkins-Smith的倡议联盟架构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即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倡议联盟的数量和影响力有所差异。有些政策领域内有一个势力独大的倡议联盟，垄断政策参与的机会；有些政策领域内存在两个势均力敌的倡议联盟；有些则是同时存在多个倡议联盟，联盟之间势力此消彼长对现有政策的影响力，自然影响政策终结的速度与形态。如果再加上时间序列的考虑，联盟的动态性将会更加复杂，这也是政策终结的重要因素。虽然如此，他们的倡议联盟分析架构对于探索政策终结是一个很好研究视角。它不仅包括了稳定的系统构成，而且也纳入动态的外在因素，尤其是政策次级系统内的行动者采取策略和方法，使自己的信念注入政策的决策中，以影响政策的产出，同时也可根据内外因素的影响，重新调整政策信念或资源配置，从而，政策终结过程展现出来。

二、政策机会论途径考夫曼

在1987年的著作《时间、机遇和组织：危机环境中的自然选择》中，阐述了时间、机遇和组织在政策终结过程中的关系。考夫曼假定组织死亡是因为保持组织正常运行和发挥作用必需的能量和其他资源流入已经枯竭。而且他进一步提出组织演化的概念，组织终结是系统维持的失败和组织发展不能适应新的环境条件，即组织不再适应它们的环境，丧失组织发展的能力，最终组织死亡。然而，考夫曼指出，机遇在组织终结中发挥重要作用，终结的时机并不是组织自身的死亡，似乎是随意的，由时机和碰巧的运气决定。金登在Cohen、March和Olsen提出“垃圾桶决策模式”的基础上，提出了政策流和政策视窗概念，并形成多源流分析框架。金登指出，政策的形成是一个流动的过程，它是由三个流程形成的，即问题流程、政策流程和政治流程。问题流程中，政策行动者利用其所关注问题的重要性、提供所偏好的问题界定方式、制造焦点事件、将信息和政策绩效反馈给决策者等方式，以影响政策议程；政策流程中，他们通过发表言论、动员舆论、游说等方式，推销其政策理念和政策方案；政治流程中，他们利用政治手段和策略，与其他行动者相互竞争和合作。三个流程在大部分时候彼此是相互独立发展的，各有其独特的行动和规则，当问题、政策和政治三个流程交织在一起时，政策行动者会将其所支持的政策或所关心的问题置于有利的地位，问题、政策和政治三个要素组合的时机，就是政策视窗，也是政策变化的时候。政策行动者被称为政策企业家，他们在政策过程中并不居于主导或决定的地位，但他们会影响政策议程。金登认为，政策议程并非自动的反应政策过程参与者的权力，政策形成不仅在于意图，还要依赖运气或机会。Jones和Baumgartner等提出的间断均衡理论，认为政策变化的模式是无规律可循，不单纯受稳定和渐进逻辑影响，政策变化大部分是渐进的方式，甚至是处于停止不变的状态，但有时会出现不连续的剧烈的变化，至于何时会出现难以预料。同时，当公共问题的新思考方式、新支持者的急剧动员、制度结构的改变等集聚在一起，都可能引起政策制定者关注现有问题的不同层面，改变原有渐进的政策调整方式，破坏政策均衡稳定发展，产生急剧和不可预测的政策变化。他们认为，问题界定和议程设定是政策过程的关键因素，问题在公共对话中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问题在议程中是否出现，会对现行的政策产生促进或抑制作用，即与现行政策一致的论述处于优势时就会强化政策的正面意象，从而维持现行政策的稳定性；与现行政策不一致的论述处于劣势时，政策垄断就会遇到挑战，激烈的政策变化就有机会产生。由于政治的变化并不完全是外力所导致，而是内在和外在因素复杂的融合，所以下一次的断裂性决策的发生时间和范围是难以预测的。然而，把政策终结归因于机遇，很难具有预测性。也许是决策者在不确定的情况下，缺少对政策问题信息的准确掌握，缺乏对政策后果的精确预测能力，制定的政策可能导致社会公众对此问题的无知、漠视或恐惧，这也是政策终结难以发生的原因之一。另外，政策终结需要考虑错综复杂的因素，作为一定任期的决策者终结一项政策，需要具有一定观察和掌握终结时机的能力。

三、政策比较论途径

政策终结研究虽然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有像德利翁、考夫曼、本恩和丹尼尔斯等政策学者发展其理论，同时他们的理论也获得后来如Frantz、Har-ris和Daniels等证实和认可，但政策终结长期以来受到学界的忽视。而且巴达克和德利翁却仍质疑其理论产生的基础，他们指出，政策理论的产生不能在不同的研究个案主体中推断出理论主张，即使在政策终结的个案中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案例，但是仍然没有从相似的案例中推论出一般性的政策终结理论。尽管这些模式或理论已经得到部分学者的认可和证实，但是当前的终结模式却不能作为一个可以接受的理论基础，甚至作为一种模式都有问题。对此政策终结理论发展的问题，他们认为原因在于，研究个案大多是限于美国环境中的典型案例讨论和分析，而且每项个案的独特性难以获得理论的普遍认同，因此不能作为评价政策终结的理论框架。德利翁进一步指出，政策终结研究者面临三大任务：其一，汇编终结案例；其二，需要理解导致终结因素和建构理论；其三，发展策略和方法以成功终结。因此，要想进一步理解政策终结理论必须对个案进行比较研究，这不仅可以丰富和发展政策终结理论，而且这些理论更能适用于不同的政策情境，而这些政策情境能够改变和影响政策或政策产出。不同的政策处于不同的政策情境中，而且政策有其特定的环境、资源、主体和对象等，也会形成个别具体的政策情境。如果要发展普遍适用的政策终结理论架构，无疑需要从比较研究做起，使用比较的观点，不仅能从中获取不同的发现，同时可以更深入地检验政策终结理论的适用性，这样使政策终结理论能够针对真正的公共或社会问题，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或途径。至于政策终结理论的发展，一方面需要理清美国的治理情景，以探求理论产生的环境和条件，理解或判断政策终结理论发展的动力、前景和趋势；另一方面需要梳理对政策终结的影响内外因素，不同因素的影响范围、程度或趋向等；最后，需要对不同情境和不同政策终结影响因素进行分别或综合比较，以求理论的发展和建构。然而，比较的同质性和可比性、参照系的选择，如何标准、客观、执中和理性进行比较，尤其是文化之间的理解和会通，这些都是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不然，可能容易犯“简单类比”错误，不仅对政策终结理论框架发展无益，而且也无助于处于不同情境中政策终结问题的解决。综上所述，政策终结的研究途径各具不同特性，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批判意见，根本原因在于其分析模式或框架过分简化或理想化。因此，政策终结研究需要整合不同的研究途径，利用彼此不同的特性，以进一步理解和发展政策终结理论。鉴于此，基于先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提出政策终结的三阶段论，即从政策终结的启动、执行到政策终结的关闭阶段。在政策终结的启动阶段，政府终结特定的政策都需要经过一番评估及思考，这必须提出需要终结的理由，即使终结者强调政策不得不终结的原因，然而，维持政策自身存续的能力，会给政策终结的开启带来巨大的阻力。在政策终结的执行阶段，政策行动者对政策终结执行有着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同时也会组成政策终结联盟和反政策终结联盟，并针对政策终结的执行活动，采取相应的行动策略，以维持或促进政策终结的执行，是政策终结研究的核心。在政策终结的关闭阶段，根据政策终结的去向，政策持续、政策转移和政策产生作为政策终结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