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范文10篇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不但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而且极大地改变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在抗日战争中孕育和形成的伟大抗战精神，大大丰富和升华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为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撑。回顾抗日战争的悲壮历史，研究总结伟大的抗战精神，对于新形势下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一、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孕育了伟大的抗战精神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最壮烈的民族解放战争。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气壮山河的英勇搏斗。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核心，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杰出组织者和鼓舞者。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下，中华民族涌现出无数抗日英雄，孕育并产生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救亡图存、民族解放为主题，以自强、团结、牺牲、坚韧为基本内涵的伟大抗战精神。这种伟大的抗战精神，集中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华儿女的精神风貌和价值取向，我们认为，其主要内容应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奋起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九一八”事变之后，特别是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面对深重的民族危难，抵抗外来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中流砥柱，各党各派捐弃前嫌，一致对外；社会各界万众一心，同仇敌忾；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到处是“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叫儿打东洋”的悲壮场面；五洲四海，异国他乡，到处有华侨华人“御外侮、挽危亡，愿为后盾”的积极行动。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

第二，不畏强暴、敢于牺牲。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与帝国主义强国之间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自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等，割地赔款，受尽欺凌，积贫积弱；而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一跃成为帝国主义强国，在军事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方面占有明显优势。面对强大而残暴的侵略者，全国人民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投降论的干扰，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与敌人展开殊死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积极开辟敌后战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与日军英勇作战，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无数中华儿女，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毁家纾难，舍生忘死，前仆后继。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胜利的民族精神。

第三，百折不挠、坚韧不拔。抗日战争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算起，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时十四年；从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算起，中国人民全国性抗战历时八年。这期间，抗日战争经历了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性抗战的过程；经历了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最后到战略反攻的过程；经历了从单独抗战到与世界反法西斯盟国携手抗战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关于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为争取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全国人民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条战线上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懈斗争。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

［内容摘要］本文描述和分析了全球化语境下中华民族文化面临的生存环境，提出了中华民族影视艺术在挑战与机遇中如何发展的一些思考。文章分四个部分：一、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生存；二、电影电视的国际传播；三、用最现代的语言体现最传统的中国文化；四、民族影视如何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关键词］全球化；多元化；民族文化；民族影视艺术

一全球化语境中的民族文化生存

21世纪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全球化，可以说是当代社会生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于全球化问题的讨论，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最引人注目的话题之一。随着新世纪的来临，伴随着全球化的经济交往与信息传播的飞速发展，经济全球化、信息全球化的趋势日益加强。在全球化语境下，大众传播媒介（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因特网）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早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关于“地球村”的概念，正在成为现实。尤其是以电视和因特网为主导的传播界正在重构着人类的生存空间，全球被村庄化，人类被世界化，大众传播媒介深深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

在这种全球化进程中，我们不能不面临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全球化进程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能否得到保持？全球文化发展究竟应当“一元”还是“多元”？我们认为，全球化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也渗透到社会、文化等领域，改变着人类生活与全球面貌。从一定意义上讲，全球化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全球化就是人类社会整体化、互联化、依存化。所谓整体化，是指全球作为同一个整体而存在，世界各国之间的影响日益加强；所谓互联化，是指所有国家和民族在信息交往、经济利益、文化交流等多方面的普遍相关性；所谓依存化，是指国际合作与协调，对话与协商，已经成为任何国家与民族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全球趋同，更不能将其想象为一种“世界大同”的幻想境界。对于文化来讲，更要看到它既有时代性，又有民族性，既要看到现代文化的创造性发展，又要看到传统文化的批判性继承。“文化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世界上不存在超越时空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逐渐形成各具风格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养育了各种文化类型；同一民族又因生活环境的变迁和文化自身的运动规律，在不同历史阶段其文化呈现各异的形态，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前者是文化的民族性（或曰地域性），后者是文化的时代性（或曰阶段性）。文化作为有理性的人类的创造，与人类主观精神的能动作用有着密切关系，但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时代特征终究不是人的主观精神的随意作品，而只能是各民族在不断适应和改造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显然，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的特点，使得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保持文化多元化的态势。

摘要:文化自信来源于对自身文化历史的认同，民族共同体认同来源于对同宗文化的认可和遵循。二者相辅相成，只有建立文化自信才能够在民族共同体建设中形成更为广泛的认同，而只有形成共同体认同才能够在文化体系建设中更为自信。文化自信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积极作用和贡献毋容置疑，但在实践操作层面还需进一步寻找可行路径，江西省也在努力探索通过文化建设事业来推进本地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方式方法，以期为完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伟大事业提供“江西智慧”。

关键词：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建设

文化自信的历史文化根基源于五千年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民族共同体则源于对中华民族共同文化的理解与自信。事实上，区别民族特性的关键点更多时候并非血缘、语言、信仰等因素，而是对文化的认同。这一观点在我国历史发展尤其是近现代历史观中得到了显著的体现。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王朝，在其认同了中华文化之后才真正意义上地成为了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就是这一历史观与文化观的有效认证。从当代文化发展建设的角度来看，文化自信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

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体量，提高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对比现阶段的世界各国，国际话语权并不完全由人均GDP或其他人均指标所决定，更需要从工业体系完整度和经济总量等总体数据层面上来确立。而保持总体体量的先进性不仅仅从经济维度着手，文化维度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强盛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所以，必须要有效地解决国内民族问题和民族矛盾，形成行之有效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从而长远地推进国家发展、民族复兴，进而提高国际地位，掌握话语权。具体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必要性表现在如下四个层面：一是整合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逻辑前提。在多民族国家中，由于认同客体出现差异，个体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逻辑上的冲突。这种逻辑上的冲突也会衍生现实的冲突，进而严重危胁到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破坏整个社会的稳定。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数千年来不断吸收愿意进入中华大家庭的民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发展的主流特性。因此，需要通过建构一种上位概念的共同体意识或认同，来兼容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个共同体认同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二是整合国内各民族利益的重要机制。整合各民族利益是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多民族国家处理民族冲突问题的重要思路。民族利益的整合关键在于如何认知本民族的利益。只有在共同体认同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达成共识。三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抓手。应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所面临的风险，不仅要依靠物质利益手段，也需要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正所谓“解决好民族问题，物质方面的问题要解决好，精神方面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民族认同和尊崇的心灵寄托、灵魂安顿之所和精神归宿，是民族生命力的精神之母、创造力的精神之源。四是促进少数民族融入现代城市生活的精神支撑。工业化时代的快速发展，任何人进入城市寻求美好生活，必须成为工业城市的一颗“螺丝钉”。在农村剩余劳动向城市转移的过程中，少数民族传统的风俗习惯、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与城市生活存在一定差异。任何公民只有从政治上认同这个国家，接受国家的法制秩序，才会愿意以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采取反社会的行为。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少数民族进入城市，面对现代化带来的冲击所引发的文化危机意识，有可能进一步加大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距离。现阶段，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在科学的民族政策指引下，我国民族共同体认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不可否认依旧存在一定的底层民族矛盾，这一矛盾在部分地区表现较为突出。如近年来的“台独”、“疆独”、“藏独”等活动频发便是表征之一。这其中虽然存在一定的境外势力的干预与鼓动，但是也同样需要我们从民族共同体认同层面上来找寻解决之道。建立更广泛文化认同与更坚定的文化自信是解决现阶段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紧迫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和路径。

二、文化自信对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作用

长期以来，中国伦理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论述中国原始社会的道德时，都比较空泛，没有具体的资料，一般都是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著作来论述的。这些著作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及其道德是十分重要的，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但是，如果不结合中国原始社会具体的伦理道德资料，那么，这种研究只能停留在一般地、抽象地议论上，不能给人们真正展示出中国原始社会先民们的道德风貌。

那么，在我国有没有记载中国原始社会及其道德的资料呢？最近，我抱着这一问题，翻阅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神农氏的一些资料。我感到，资料是相当多的，遍布于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当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有《逸周书》、《国语》、《周易》、《左传》、《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世本》、《新语》、《淮南子》、《史记》、《山海经》、《帝王世纪》等50多本。另外，陕西省宝鸡、岐山、扶风等地发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大都和炎帝的史料有关，把这些资料梳理出来，估计有十多万字。如果我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整理、研究一下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认识、填补中国原始社会先民们的道德面貌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丰富炎黄文化的内容，总结、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早期的传统美德，搞好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

大约从170万年以前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子孙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先后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这充分说明我国从很早的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在十分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开始只会简单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学上叫做“石器时代”，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就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过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会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达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无论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妇女为中心进行。再经过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即从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龙山文化时期转变，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据历史文献记载，炎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东汉初年的《说文解字》进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长于今扶风县内的记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随后，不少文献都有关于炎帝活动在姜水一带的记载，即今宝鸡市辖境内。《世本·帝系编》说：“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西晋皇甫谧撰的《帝王世纪》说：“有＠①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我焉。”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他认为，《国语》、《世本》、《帝王世纪》中所说的“炎帝长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括地志》、《雍录》等书认为姜姓原始氏族活动地区在古邰国，即今扶风揉谷乡一带。上述所有记载都说明，炎帝是出生、活动在今宝鸡、岐山、扶风、武功一带。

没有人愿意看到灾难，更没有人愿意经受灾难。但灾难不因为人们的不愿意接受而消失。因而，我们必须学会正确面对灾难。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走向成熟，必然要经历灾难的考验，可以说，灾难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必修课。“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一

个颠扑不破且历久弥新的真理。

正当人民喜迎奥运圣火的时候，一场罕见的大雪灾发生了，雪灾刚刚过去，奥运圣火也顺利登上了世界之巅，不料一场8级强烈地震不幸发生，数万人死亡，22万人受伤，480万人受灾，严重受灾面积达10万平方公里。惨烈的程度震惊世界！

但透过灾难的另一面，我们也欣慰地看到，我们的总书记、总理第一时间亲临一线，冒着余震危险指挥军民开展快速高效的抗震救灾行动。人民子弟兵在第一时间以各种方式开赴灾区，冒险挺进，不顾疲劳，连续作战。全球华人更是空前地团结，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短短几天近百亿巨资捐向灾区。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民间友人也向地震灾区伸出了援助之手。

面对灾难，我们的党和政府与人民真正实现了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我们的军队再显英雄本色，被人们誉为带来生的希望的天神，依然是新时期最可爱的人。我们的港澳台胞、华人华侨，血浓于水的深情表现得那样至真至切，那样自然而然。我们与各国人民的交流也显得那样真诚和珍贵。严重地震灾害让我们心和心连在一起，手和手拉一起，肩和肩并在一起。如果说，我们在震灾中失去的有亲人的生命、有我们的家园，那我们在震灾中却更多地得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真情，一份敢于面对灾难的勇气，一份众志成城的空前的团结，一种从容应对各种复杂情况的成熟！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天降复兴大任于中华民族，必先经受起灾难的考验！事实证明，我们经受住了这次特别重大震灾的考验！中国人以实际行动告诉世人：中国人好样的！

汶川特大地震令人怵目惊心，其破坏力超过上世纪70年生的唐山大地震，实在是一场罕见的人间灾难。然而，自5月12日以来的抗震救灾实践却庄严地向世界昭示：地震可以震坏道路、震毁家园，但震不垮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抚今追昔，浮想联翩。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屡经艰难困苦和外侮内辱中，不断磨砺，沉淀升华，薪火相传，孕育成了历久不衰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极其宝贵的精神，包括爱国主义精神、不畏艰险精神、自强不息精神、无私奉献精神、团结协作精神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植根于华夏大地的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发扬光大，更加熠熠生辉。特别是在这次空前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处处闪耀着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辉。

党中央、国务院对汶川大地震的高度关注用语言难以表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都飞往灾区，冒着余震不断的危险，走进基层指导抗震救灾并看望抢险救灾人员，走进帐篷和救助站慰问受灾群众。地方和军队的各级领导干部都靠前指挥，身先士卒。这一切所彰显的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理念，均赋予了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内涵。

面对巨大灾难，我们举全国之力沉着应对。国家众多的有关部门竞相在第一时间，派人的派人，拨款的拨款，调物的调物；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公安干警、预备役民兵和专业救援队伍等10多万人，争分夺秒地抢救受灾群众；食品、饮用水、药品、帐篷、防寒衣被等救灾物资正源源不断地运往灾区，确保灾区群众有饭吃、有衣穿、有干净的水喝、有临时住处。抗震救灾工作在短时间里开展得有力、有序、有效，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使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新的升华。

读报纸，看电视，听广播，我们每天都会为灾区人民正视灾难、自强不息的事迹所感动。一位教师在地震发生之时毅然组织学生撤离，把死亡留给自己，成就了生命的永恒；一位女民警，在得知父母及女儿在地震中遇难的消息后，挺住不哭，依然坚守工作岗位；众多遇险群众挑战生命存活72小时的极限，在废墟下掩埋100多个小时之后被救出时，依然顽强地活着，创造了世界上生命的奇迹……面对灾难，选择坚强。这些举不胜举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真的催人泪下。它所折射出的灾区人民不怕艰险、坚强不屈的精神，可以从中华民族精神宝库里找到渊源。

地震无情人有情，大灾降临有大爱。牵挂灾区，爱心如潮。尤其是一些志愿者，给人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在成都双流机场帮助装卸货物的，90%的人是志愿者，其中活跃着一支100多人的老兵志愿队；安徽省蚌埠市的刘氏四兄弟，自带两台重型挖掘机，奔赴四川灾区救灾……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华民族的团结协作精神在抗震救灾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这次中华民族在汶川大地震面前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是对民族凝聚力的又一次考验，“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民族奋进的行动，又一次以雄辩的事实向全世界昭示：以民族精神凝聚起来的民族，具有一种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精神力量

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国家的脊梁。在前进的道路上，尽管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挫折，甚至存在许多人力所无法征服的自然灾害，但都不会压垮我们的民族。民族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在抗震救灾中，这种爱国主义突出表现为以人为本、一切为民，把人民的生命、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时代精神。为了人民的生命，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民族凝聚力可以化为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的全国大团结、大协作精神。汶川大地震带来的灾难现状是残酷的，但全国军民对灾区的火速支援，特别是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团结互助精神却让人温暖、令人赞叹。正是这种精神，给灾区人民带来了希望，激励人们擦干眼泪，奋勇前行，用信心去创造美好的新家园

三天全国哀悼日，那山川同悲、万民齐哀的国殇气氛，是如此庄严、凝重、悲壮，感染着每个中国人。特别是亿万人民在同一时刻的肃立默哀，更是让我们彼此听到了心音：送别逝者，擦干眼泪，挺直脊梁，奋力前进！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中华民族精神，也在高昂的“四川，挺住！中国，加油！”的呐喊声中，得到了最明显的印证。

5月12日，一场空前的大地震撼动了大半个中国。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中国紧急行动起来，万众一心地打响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震救灾的战斗。气吞山河的生死营救，感天动地的举国援助，无私奉献的爱心涌动，每一个画面都使我们冲击般地感受到了13亿人民团结起来所表现的强烈爱国之心、浓浓同胞之情、团结奋进之力。全国军民，上至党中央、国务院，下至普通百姓，无一不用自己的骨肉亲情和血肉之躯，铸就着一座生动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丰碑。

在抗震救灾的第一时间，党中央、国务院立即向全国发出抗震救灾的号令，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影就出现在救灾最前线；中央各部门和各地政府紧急行动起来，尽职尽责，全力以赴，齐心协力，救援灾区；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迅速组成紧急救援队，披荆斩棘，强行突破，直奔抗震救灾第一线，创下了短期内运兵10万的纪录；全国人民火速行动起来，在危急之际，纷纷奉献爱心，伸出援助之手。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到处洋溢着爱的暖流，这更是举世罕见的一个民族以整体的力量与巨大的自然灾害相抗争的壮举，如果没有昂扬的民族精神支撑，是无法想象的。

长期以来，中国伦理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在论述中国原始社会的道德时，都比较空泛，没有具体的资料，一般都是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摩尔根的《古代社会》等著作来论述的。这些著作对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及其道德是十分重要的，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但是，如果不结合中国原始社会具体的伦理道德资料，那么，这种研究只能停留在一般地、抽象地议论上，不能给人们真正展示出中国原始社会先民们的道德风貌。

那么，在我国有没有记载中国原始社会及其道德的资料呢？最近，我抱着这一问题，翻阅了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之一炎帝神农氏的一些资料。我感到，资料是相当多的，遍布于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当中，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有《逸周书》、《国语》、《周易》、《左传》、《管子》、《庄子》、《列子》、《韩非子》、《世本》、《新语》、《淮南子》、《史记》、《山海经》、《帝王世纪》等50多本。另外，陕西省宝鸡、岐山、扶风等地发掘出的仰韶文化遗址及龙山文化遗址大都和炎帝的史料有关，把这些资料梳理出来，估计有十多万字。如果我们从伦理道德的角度整理、研究一下这些文献资料，不仅对认识、填补中国原始社会先民们的道德面貌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丰富炎黄文化的内容，总结、继承、发扬中华民族早期的传统美德，搞好当前两个文明建设，也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炎帝时代是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的时代

大约从170万年以前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祖国的广大土地上劳动、生息、繁殖子孙后代。在云南省的元谋、陕西的蓝田、北京市的周口店等地区，都先后发现了我国最早的原始人类的遗骸和遗物。这充分说明我国从很早的远古时代就有人类活动的历史。

在十分漫长的原始社会里，我们的祖先开始只会简单地用石制工具，考古学上叫做“石器时代”，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旧石器时代”，把掌握了磨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做“新石器时代”。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大约经历了几十万年。就在这个过程中，原始人群开始向氏族社会过渡，首先是母系氏族社会出现和形成。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的许多氏族部落达到了母系氏族社会的繁荣阶段，无论生产和再生产，都是以妇女为中心进行。再经过3000年左右，母系氏族社会开始向父系氏族社会转变，即从公元前3000年的仰韶文化后期向龙山文化时期转变，炎帝及其后裔就出现在这个时期。

据历史文献记载，炎帝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①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东汉初年的《说文解字》进一步肯定了“炎帝以姜水成”，即姜姓的炎帝之后长于今扶风县内的记述：“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随后，不少文献都有关于炎帝活动在姜水一带的记载，即今宝鸡市辖境内。《世本·帝系编》说：“炎帝即神农氏。”东汉宋衷注：“炎帝即神农氏，炎帝身号；神农代号也。”西晋皇甫谧撰的《帝王世纪》说：“有＠①氏之女，名女登，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尚羊。生炎帝，人身牛首，长于姜水，因以我焉。”郦道元在《水经注·渭水》中说：“歧水又东径姜氏城南为姜水。”他认为，《国语》、《世本》、《帝王世纪》中所说的“炎帝长于姜水”之姜水，正是岐水。《括地志》、《雍录》等书认为姜姓原始氏族活动地区在古邰国，即今扶风揉谷乡一带。上述所有记载都说明，炎帝是出生、活动在今宝鸡、岐山、扶风、武功一带。

摘要：中华民族传统祖国是“三位一体”的意义结构体，“天下”为体，故土家乡是根基，政治国家是保障，伦理文化是支撑，是“乡土之国”、“中国”、“中华”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中华民族；祖国；乡土；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在相对封闭隔离的内陆生存环境中，在自然经济、政教合一的宗法农业社会，在认识改造自然社会、创造中华文明的实践话动中，对个人与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长期思索、反复定位，历史地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了“三位一体”的祖国的意义结构。所谓“一体”指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利益(“天下”)，“三位”指村社共同体(乡土)、多民族共同体(“中国”)和伦理型的民族文化(“中华”)。其中，村社共同体是基础，是联系个体的情感心理纽带，多民族共同体(国家)是调控个体社会生活的政治保证，而人伦文化则是调节整合个人和民族国家的价值关系的精神支撑。三者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密不可分，构成有机整体。

一、“天下”：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

中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始终构成其所热爱的祖国的价值内核，维护和发展祖国的根本利益也成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这种价值理念不断内化，历史地积淀成“天下”人文观念。

人们一般地把“天下”理解为实体性的空间地理概念，但在儒家的话语系统中，“天下”具有特定的人文内涵。总的来说，民众是“天下”的主体力量，民族是“天下”的最高意义。“天下”具有神圣性，其利益不可侵犯。是故，“天下”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象征，“天下”是传统祖国的根本意义所在。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帝国体系下的民族关系与少数民族；从帝国体系到民族国家建设的开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逻辑；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将中华民族汇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政治共同体的形式是不同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中国传统社会的帝国体系，又称为中华帝国体系、这种契合性保障了帝国体系的超稳定结构、文化的同化、中央的调控、经济的渗透、族群的流动、民族之间的关系既有相互依存、相互融合的一面、人类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中华各族聚合的实际政治意蕴、外部列强的欺压，是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外因、“中华民族”从自在存在向自觉存在转变的历史过程，应该从三层历史逻辑来看、自在存在的中华民族是与传统的帝国体系相适应的等，具体请详见。

今天存在于中国社会的所有民族，都有相当的历史，它们在历史潮流的推动和作用下，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以1911年的辛亥革命为界，将中华民族汇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政治共同体的形式是不同的。在1911年之前，这个共同体是传统的中华帝国体系；在1911年之后，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和帝国体系的瓦解，这个共同体就是逐渐确立和发展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的国家战略。这个战略的实现，既需要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发展，也需要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更高程度的团结与统一。本文将通过对帝国体系与现代民族国家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作用的考察，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发展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设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一、帝国体系下的民族关系与少数民族

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国家，这是无待于言的。一个大民族，固然总是融合许多少数民族而成，然其中亦必有一主体。为中国民族主体的，无疑是汉族了。”费孝通先生描述了这个过程：“距今三千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了一个若干民族集团汇聚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它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进了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继续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日益壮大，而且渗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疆域内部多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形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吕思勉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逻辑的描述都共同展现出一个基本现实，即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以汉族为核心，以华夏为中心不断吸纳和融合周围少数民族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以前，主导这个历史过程的是以汉族为主体、以中原为腹地发展起来的华夏文明，而华夏文明发展出来的，以秦统一国家为起点形成的帝国体系则是汉族与其他民族实现互通、互融的直接主导力量。

中国传统社会的帝国体系，又称为中华帝国体系，是在秦建立统一的国家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汉承秦制之后，通过独尊儒术，实现了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有机统一，此后这套体系不断完善，直至存续至清末。这套帝国政治体系的政治基础是以皇权和官僚统治为主体的中央专制集权；经济基础是以自耕农为主体的农业经济；社会基础是以家族单位为主体的宗法社会；文化基础是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社会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虽然有朝代更替、分合循环，但是帝国体系的基本架构却持续存在，它与构成这个体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要素之间具有高度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性保障了帝国体系的超稳定结构。这套帝国体系的创造主体是汉族与汉文化，但在帝国体系的存续的历史过程中，它并非都一直掌握在汉族统治为主体的王朝手中，如元、清两代就非汉族统治，但是，作为一种华夏文明的制度和价值的具体体现，这套帝国体系凭借其所蕴含的文明力量的优势，却自始至终保持着以汉文化为核心聚合多元少数民族的民族关系格局。在中国传统社会，各少数民族都有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存在形态和治理形态，但与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发生交往关系后，其生存与发展就不得不面临帝国体系的作用与影响。从传统中华帝国体系发展来看，帝国体系对少数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主体体现为以下四大方面：

第一，文化的同化。在艾森期塔得看来，在前现代社会所存在的帝国体系中，中华帝国体系属于文化性的，其最基本的特点就是作为帝国统治所必然追求的领土扩张、军事强盛和经济增长等等，“总是在文化方面被表达出来，并且是作为文化价值与取向的从属物而形成的。”中华帝国体系的这个特点决定了文化同化是少数民族与中原地区文明、与汉文化交往必然面临的问题。这种文化同化，首先源于中原地区文明对周边和外围文化的辐射作用以及汉族以“文化”内涵来确定族群“认同”的观念。从历史上看，中原王朝在区分属民时，常用的范畴是“化内”和“化外”。所谓“化”，指的是汉文化的“教化”，凡是接受“教化”的就被认同是“天子”的臣民。“化外之民”者是需要教育开化的生番、“蛮夷之属”。因而，“化”实际上具有很强的文化同化功能，而这种文化同化，不仅仅具有文化的意义，而且具有政治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帝国体系内少数民族的政治地位以及少数民族中个体的社会身份，因而其内在力量是很强的。问题的另一面是，由于文明与文化之间客观存在的历史落差，使得少数民族往往自觉不自觉地以中原地区的文明作为仿效的典范，学习汉文化，争取中央朝廷的赐封和爵位。由于有对汉文化的自觉认同和对中原地区文明的向往，这种文化同化，不是通过武力或其它强力实现的，而是通过政治和文化的交往实现的，其过程是渐进的，潜移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