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范文10篇

面对危机，制造业企业如何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生产经营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制造业企业需要努力拓宽融资渠道，通过融资方式创新，最大限度地获得银行、政府、风险投资的融资支持。

1我国制造业企业融资现状

1.1制造业企业融资缺口大

自2007年以来，央行推行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得制造业企业的信贷份额大量减少，2008年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贷款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000亿元流向制造业企业，仅占全部商业贷款的15％，比上年同期减少300亿元，在市场上流动性总体水平减少情况下，制造业企业获取融资的数额相应减少、融资成本增加。与此同时，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企业成本加大、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成本增加、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导致用工成本增加等，都加大了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困难。相当一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等困难，根据国家发改委制造业企业司的统计结果显示，仅2008年上半年就有6.7万家制造业企业倒闭。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商业银行为了防范风险，减少不良资产率，在贷款投向上会更加向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倾斜，从而进一步挤掉制造业企业的贷款份额。为了缓解制造业企业融资难，2008年底央行对制造业企业的信贷规模全国性商业银行调增5％，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资金供给，但仍难以填补制造业企业巨大的融资缺口。

1.2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高

一方面在2007年以来6次上调存贷款基准率的作用下，金融机构各期限人民币贷款利率继续上升，贷款利率提高将导致利息支出的增加、财务费用增加，提高了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虽然央行建议各商业银行增大对制造业企业的贷款额度。商业银行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更偏向于大型企业，这就意味着制造业企业难以从正式金融渠道获取资金，许多制造业企业不得不从非正式金融市场寻找高成本资金。相关调查表明，在温州民营企业资金来源中，约30％—40％来自民间融资。目前，非正式市场利率至少在10％以上，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借贷市场的利率已达20％—30％，甚至更高。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压力很大。

货币投放过多是当前不争的事实，但过剩的货币为何没有进入实业循环而流入资产领域？这就不仅仅与货币有关，而与实业产业衰退导致的空心化相关。回首2010，如果我们不梳理清在资产泡沫、流动性泛滥、不为调控所动的高房价之间到底有怎样的内在关联，这些矛盾是货币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折射出中国宏观经济怎样的深层次矛盾等问题，那么面对诸多“两难”，就很可能“盲人摸象”，难以找到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泡沫经济往往与实业空心化如影随形。日本“二十年增长型衰退”、亚洲金融危机，乃至美国金融危机以及欧洲债务危机的“南欧五国”等一系列危机的形成，其背后都有经济泡沫化和经济空心化的踪影。“广场协定”之后，在西方贸易壁垒和汇率升值的严厉压制下，日本国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无论是内销还是出口，制造业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严重侵蚀了企业利润，落入了所谓的“三明治陷阱（生产成本和销售价格两头受挤压）”。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在经济转型期追求GDP高速增长的思维惯性，在发展过程中忽略了过度投资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的风险，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日本土地资产总额达2389万亿日元，比1985年末增大1.4倍，所增大的1385万亿日元相当于当时GDP的三倍。资本在高利润驱使下，大举投资日本股市和楼市，急速吹大房地产经济泡沫直至导致经济失控。

而至今仍在持续发酵的美国金融危机，正是美国经济长期空心化所埋下的恶果。当前美国的生产结构是，以金融及相关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远大于一、二产业；而在价值结构上，金融资产不断膨胀，金融衍生产品是GDP的7倍，金融、房地产服务业创造的产值占美国GDP的比例由20世纪50年代的11.4%上升到2007年的20.66%。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从1990年的24%下降到2007年的11.6%。而今，无论美国如何进行货币刺激政策，实体经济仍是一蹶不振。

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当前也面临着经济泡沫化和实业空心化的潜在风险和巨大挑战。30多年来中国长期持续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红利、市场化改革红利和全球化红利”的巨大贡献。然而随着这三大红利的逐步衰减，中国主要依靠低成本优势的超高速增长逐渐回归常态，“大进大出”式的循环发展模式也似乎走到了尽头。从目前看来，这三大红利的衰减并未马上反映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回落上，却反映在近年来中国产业资本逐步流向资产领域和虚拟经济的现实上。

尽管中国制造业占GDP的48%，几乎占总体经济规模的半壁江山，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瓶颈，一方面出现了大量过剩产能，另一方面又出现产业空心化迹象。近年来温州热钱、温州炒房团响彻全国走向世界的背后，折射的正是温州正在遭遇产业空心化的现实。

中新社北京十月十八日电题：“中国制造”加速升级攻略

中新社记者赵建华

“到二0二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中国对科技的强烈渴望，把自主创新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主旨报告里，再次得到了印证。

就在中共十七大召开的前几天，政府开发性金融机构——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宣布，将在五年内提供八百亿元人民币，支持高技术产业和自主创新。

众多迹象表明，“中国制造”的升级进程正在提速。

从鞋帽到计算机，“中国制造”的身影已几乎无处不在。加入WTO后，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中国正在为全球生产着越来越多的商品。

面对危机，制造业企业如何获取企业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生产经营发展已成为当务之急。制造业企业需要努力拓宽融资渠道，通过融资方式创新，最大限度地获得银行、政府、风险投资的融资支持。

1我国制造业企业融资现状

1.1制造业企业融资缺口大

自2007年以来，央行推行了一系列紧缩性的货币政策，使得制造业企业的信贷份额大量减少，2008年第一季度各大商业银行贷款额超过2.2万亿元，其中只有约3，000亿元流向制造业企业，仅占全部商业贷款的15％，比上年同期减少300亿元，在市场上流动性总体水平减少情况下，制造业企业获取融资的数额相应减少、融资成本增加。与此同时，能源原材料价格上升导致企业成本加大、人民币升值导致出口成本增加、新实施的《劳动合同法》导致用工成本增加等，都加大了制造业企业的经营困难。相当一部分制造业企业面临资金链断裂等困难，根据国家发改委制造业企业司的统计结果显示，仅2008年上半年就有6.7万家制造业企业倒闭。2008年下半年。金融危机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商业银行为了防范风险，减少不良资产率，在贷款投向上会更加向大型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倾斜，从而进一步挤掉制造业企业的贷款份额。为了缓解制造业企业融资难，2008年底央行对制造业企业的信贷规模全国性商业银行调增5％，地方性商业银行调增10％，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制造业企业的资金供给，但仍难以填补制造业企业巨大的融资缺口。

1.2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高

一方面在2007年以来6次上调存贷款基准率的作用下，金融机构各期限人民币贷款利率继续上升，贷款利率提高将导致利息支出的增加、财务费用增加，提高了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在金融危机影响下，虽然央行建议各商业银行增大对制造业企业的贷款额度。商业银行基于风险控制的考虑更偏向于大型企业，这就意味着制造业企业难以从正式金融渠道获取资金，许多制造业企业不得不从非正式金融市场寻找高成本资金。相关调查表明，在温州民营企业资金来源中，约30％—40％来自民间融资。目前，非正式市场利率至少在10％以上，在一些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地区，借贷市场的利率已达20％—30％，甚至更高。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压力很大。

人民网北京11月17日电（记者郭亚飞）十七大代表、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17日上午9时在十七大新闻中心接受了20多家中外媒体近百名记者的集体采访，回答了美国侨报、英国路透社、韩国中央日报和香港商报、澳门日报、台湾中天电视台等媒体的提问。李长江表示，中国制造商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一些部门和媒体对中国产品质量问题过分夸大炒作，但事实胜于雄辩，世界各国最终会信任和青睐“中国制造”。

你们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所关心的问题

新闻中心的采访现场气氛热烈，记者都在争相提问，问题集中在中国制造的产品质量。李长江说，今年上半年，中国产品和食品质量出现了一些问题，也出现了炒作。你们所关心的问题，也就是我所关心的问题。国外对“中国制造”产生信任危机原因复杂，其中不乏贸易保护因素，甚至有偏见因素。但无论如何，“中国制造”已在全球无处不在，中国理应承担国际责任，彻底解决确实存在的部分产品质量问题。同时，继续推进外贸模式转变是树立“中国制造”良好形象的根本。

世界各国依然青睐“中国制造”

在谈到美国美泰公司近期在全球召回中国生产的玩具时，李长江说，我们不怕有问题，有了问题要很好地分析问题，找到问题出在哪里。有国际研究数据指出，20年来美国550次玩具召回中，有质量问题的只占10％，不到54起，87％是玩具设计问题。美国玩具公司的设计错误而导致产品质量不合格，不应把召回的责任归咎于中国生产商，这也正是美泰公司9月23日向中方道歉的原因。

李长江说，按一般分析，召回中国生产的玩具，中国玩具企业该面临倒闭了，其实不然，许多玩具厂商的出口订单反而增加了，工人都在加班加点、日以继夜地做工。有关数据显示，今年1－8月份，我国产品出口增长21.7％，订单不减反增。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依然在国际市场份额中逐渐扩大。

摘要：为了满足中国制造2025对技术技能人才的要求，中国职业教育要经得起考验，面对机遇，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力争与时俱进。本文基于中国制造2025，对职业教育和人才培养进行探讨并提出对策和建议，旨在以工匠精神为指引，培养现代化、技术化、适应制造业升级的职业人才。

关键词：职业教育；中国制造2025；人才培养

合理的人才结构是一个国家工业化进步成功的重要因素，在构架人才结构中，职业教育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与发达工业化国家相比，我国目前的人才培养工作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为：传统制造业领域的转型导致工程技术人才断层、高校工作重点转向使得高端工程技术人才严重缺失。目前国内职业教育的对象层次水平较低，数量不足，直接导致了优秀技术人才的缺乏，也无法满足企业对优质技术工人的要求。目前人才主要问题为规模和结构的不适应性，行业企业参与不充分，人才培养通道缺乏持续性，职业教育投资薄弱以及发展环境的不完善。因此，根据中国制造2025的要求，对职业教育进行革新升级，培养高层次技术人才，是目前职业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一、中国制造2025

中国制造2025的正式印发是基于新型技术要求，旨在克服创新能力不足，资源利用率低下，信息化程度弱等问题，为全面提升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水平的重大战略部署，全面建设具有全球领导力的制造强国。目前中国制造业的短板主要是信息化工业应用范围窄，产业结构优化不够，创新能力仍有差距以及缺乏核心技术。首先是研究与试验发展强度低。与传统制造业工业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依然较低，且在研发投入中，大量经费用于技术引进，导致国内研发范围和强度增长较慢，创新上进展缓慢。其次缺乏核心技术。核心技术决定着企业的成功可能性和可持续性，关键核心技术的对外依赖则严重限制企业的发展。我国目前企业的自主创新体系较不成熟，缺乏突破性。中国制造国际知名品牌较少。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可扩展国家的工业制造产品的知名度，提高产品销量，进而反哺企业研发，形成良性循环。目前我国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和国际竞争力的知名产品，也使我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下流地位。信息化水平差距大，工业应用范围小，缺乏信息化的工业化应用，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在德国进入工业4.0之际，我国信息化水平上的差距使国内工业仍处于工业3.0甚至低于3.0的水平。那么提升中国制造能力和水平，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有高水平、高要求的优秀的技术技能人才。我国目前的职业技术人才方面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缺乏可直接使用的制造业人才，尤其是在战略性新兴专业和高科技技术产业中，具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技术人才储备不够。已有的制造业人才中，只有少数符合中国制造2025的人才需求。

内容提要：本文自始至终以资源约束为主线，阐述了国内外学者关于制造业发展的理论观点，着重从自然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生态资源的角度分析了我国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源约束，并针对资源约束问题，提出我国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关键词：资源约束，制造业，可持续发展，发展路径

资源约束一直以来都是人类经济发展中面临的最主要的障碍。如何克服资源的稀缺性，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成了经济发展的本质。对于制造业资源约束的内涵界定，从最早的自然资源到对能源资源重点研究，再到对人力资源、技术资源以及环境和制度的研究，制造业发展过程中所受到资源约束的范围越来越广泛。随着理论的演变和经济实践的发展，对制造业发展起约束作用的资源的外延不断发生变化。

一、资源约束与制造业

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源稀缺问题主要分为绝对性稀缺和相对性稀缺。绝对稀缺论认为随着人们资源利用量的不断增加，边际成本增加，边际受益递减，人类最终在资源替代方面无能为力，经济发展会处于停滞状态；相对稀缺性认为资源稀缺可以得到解决，因为市场机制会促使人们明智地使用各种资源。一旦人们预期某种资源行将枯竭，这种资源的市场价格会表现上升，人们就会寻找替代资源对价格信号做出反映。无论是资源稀缺绝对论还是相对论，都传达了同一个概念：资源约束。

在现代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作为工业的主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主要的地位，是一国经济的基石和竞争力的基础。纵观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发展历程，资源约束一直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日本在二战后制造业的迅猛发展推动了日本经济的振兴，但是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步人了滑坡，以其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衰退为主要标志。究其原因，自然资源匮乏以及日本在经济发展中对资源膨胀式需求是导致日本制造业滑坡的重要因素。土地资源的稀少、水电煤气的高价格以及能源资源的匮乏导致日本制造业面临着比较严重的资源约束，极大制约了日本制造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美国曾经是头号制造业强国，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出现了一系列连锁衰弱的现象。究其原因，巨大的资源消耗需求以及由此造成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加大了制造业企业的生产成本是美国制造业出现衰弱的重要因素。英国也是曾经的制造业强国，但是随着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丧失，同时又缺乏高科技资源的支持，导致英国的制造业不断地走向衰弱。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继日、德、美之后世界第四大制造业强国，但是我国制造业面临的资源约束问题也日益显现。金碚(2005)就认为中国工业发展所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更为显著。依靠大量的能源消费，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但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也越来越接近了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边界。

一、引言

据联合国的工业发展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制造业工业增加值增加到17568亿美元，占世界工业增加值的17.58%，位居美国之后，排名世界第二位。工业增加值的主要原因来自于出口企业的“自选择效应”和“出口中学习效应”，即往往那些表现好、生产率高的企业更喜欢参与出口活动，同时企业的出口行为又进一步提高其生产率(钱学锋等，2011)。问题是具有这些高生产率的企业能否将生产率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我国出口企业能否凭借本身的竞争优势保持或提高成本加成定价的能力(HolgerGorg，2003)。另一方面，从封闭经济转变为开放经济后，企业通过进口来增加产量，加强垄断竞争能力，从而降低出口企业的加价能力(Krugman，1979;Levinsohn，1993)。国内学者对成本加成定价研究还很鲜见，特别是由于微观企业数据限制，从该视角来专门研究成本加成定价的文章几乎没有。孙辉煌(2008)文章利用中国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分析贸易开放对我国国内行业成本加成的影响。回归结果表明，市场竞争与国际贸易是影响我国制造行业成本加成的重要因素，并得出进口加成和出口加成定价能力是不一致的。但是笔者认为，上述两篇文章用制造业数据来分析中国进出口企业加成定价有下列不足之处。

第一，文章模型和实证分析中缺少中间投入品计算，使模型估计产生严重偏误。LawrenceEdwards(2005)运用南非产业数据，扣除中间投入品影响，得出南非制造业平均加成定价为0.45;而加入中间投入品后，制造业的平均加成定价下降到0.125，因此中间投入品对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起了重要作用，在实证分析中不可忽视它的作用。

第二，文章加总制造业数据来研究企业的加成定价能力，容易导致出现偏误的结果(Grgetal.，2003)。行业加总的数据不能反应异质企业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因此估计的结果不够精确。

第三，文章只是以静态视角考察企业的进出口与加成定价之间的关系，但是未从动态视角来研究企业参与出口行为本身与否对加成定价之间的关系。

二、计量模型

对于机械行业今年在中国名牌产品评价目录中呈现出的上乘表现，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中国名牌战略推进委员会委员杨学桐的解释是：“近几年来，我国机械工业得到了快速发展，企业纷纷依靠科技进步，改善技术装备水平，推行科学管理方法，形成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知名品牌，在机械产品中培育更多的中国名牌是必然趋势。”

另外，记者还发现，在国家质检总局质量司司长孙波透露的今年名牌评价目录的7个着眼点中，有5个着眼点都提到了机械类产品。可见，今年的机械兵团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受重视程度上，都值得关注。

小功率电机：产量占世界的60%

浏览今年中国名牌产品评价目录，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自主品牌出口产品和替代进口产品”的36类产品中就有小功率电机。来自海关的统计数字表明，2003年我国小功率电机的出口额比上年增长了30%，2004年又持续增长38%。目前，该产品的工业总产值每年以18%的速度递增，产量已占世界总产量的60%以上。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有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小功率电机行业具有规模生产的企业已达100余家，从业人员超过20万人，已经成长为具有自主开发能力、科技含量较高的一个行业。在技术和质量方面，小功率电机行业已经涌现出了一批产量规模大、产品质量好、技术装备先进的企业，他们生产的产品质量和水平与国外先进企业相比毫不逊色。

记者了解到，此次被列入中国名牌产品评价目录，小功率电机生产企业热情空前高涨。而行业协会则表示，目前我国小功率电机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废品、次品、返修品等不良品损失率还较高，平均在10%左右，远远高于工业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希望能够通过此次名牌产品评选，推动整个行业的质量再上一个新台阶。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制造业信息化直接影响到我国由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进程，进而影响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实现。本文选取我国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研究信息技术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阐释若干行业因素的调节作用。

一、文献综述、研究假设与分析框架

理论上，信息技术能够为企业价值链的各方面增加价值，从而提高企业的竞争优势，改进经营绩效。然而早期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有些研究甚至认为企业的信息技术应用并没有获得所期望的收益，由此提出了所谓的信息技术投资悖论。近几年，学者们采用了更加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更加完善的数据来源，绝大多数研究的结论都支持了信息技术应用有助于改善企业绩效的观点。关于信息技术投资回报的争论也趋于平息，人们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影响信息技术投资效果的各种因素上面。

新近的研究主要沿着两个方向展开。一是以资源基础观（RBV）为理论依据，探索特定的组织能力（如知识管理能力、组织学习能力等）对信息技术投资效果的影响；二是采用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思路，探讨不同行业环境下的信息技术投资效果。有学者指出，信息技术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与环境因素尤其是行业特征（集中度、资本结构、增长速度、技术标准等）有关。在实证研究中，人们一般将行业特征定义为控制变量并讨论其影响。虽然这种方法可以将信息技术投资和行业特征对企业绩效的作用区分开来，但是却不能具体说明行业特征究竟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信息技术投资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有鉴于此，一些学者开始尝试比较不同行业的信息技术投资效果。例如，应用动态生产理论模型对信息技术投资进行的研究发现，利润一成本比率和替代程度在不同的制造业部门呈现出明显差异，而且这些差异可能与不同部门的员工教育程度和资本密集程度有关；而应用增长计算法（growthaccounting）对计算机制造部门和计算机应用部门的比较研究也表明，这两个部门的信息技术投资对增长的贡献呈现显著的差异性。进一步，有学者通过理论分析指出，行业特征在信息技术投资改善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并根据这一思路考察了行业集中度和工会联合程度这两种行业特征对企业信息技术投资效果的影响，具体做法是在实证分析模型中加入交互作用变量进行检验，结果表明：上述行业特征变量在信息技术投资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反向调节作用。

在国内，随着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不断普及和应用，以及“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政策思路的落实，信息技术投资的效果及其影响因素，乃至国内是否存在信息技术投资悖论等一系列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信息技术相关研究作为我国管理科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影响企业理论和管理方式的变革。但是，国内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上的解释，从实证的角度来揭示信息技术与企业经营绩效之间关系的文献也开始出现。[9]因此，针对国内企业信息技术投资的实证研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领域。考虑到研究数据的可获得性和测度标准等问题，笔者选取行业资本密集度和行业增长率这两个行业特征变量，分析它们对制造企业信息技术投资效果的调节作用。

如上所述，关于信息技术投资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理论上的推演和近年的实证分析一般都持正面的观点，即信息技术在企业中的实施可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管理，提高企业绩效。因此，笔者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理论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