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范文10篇

论文摘要：艾特玛托夫是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地区的一个著名作家。国内关于艾特玛托夫近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单维的政治一人性批评，到当下多维视角的文化批评，可以看做中国文艺批评观念演变的一个缩影，即从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到90年代的形式主义批评，再到21世纪的文化批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研究俄苏文学的方法论转向，亦即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继而走向内、外部研究的融合互渗。

论文关键词：艾特玛托夫；俄苏文学；文学批评

20世纪60年代，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地区的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开始走进中国，力冈先生翻译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世界文学》1961年第1期一经问世，即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此后，其作品陆续被翻译过来。1981年，石南征的《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一日长百年)》(《外国文学动态》1981年第3期)，打破了此前学界有译无评的局面(“”中庸俗的政治批判除外)，此后，关于艾特玛托夫其人其作的评介在各种文艺刊物上不断涌现。因此，严格说来，国内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本文拟对近30年来艾特玛托夫的研究状况作以系统的梳理。

一、启蒙语境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20世纪80年代，艾特玛托夫及其作品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文艺理论家刘再复认为：“艾特玛托夫的作品被热烈传诵的程度大约不亚于海明威。”…学者汪介之指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当代苏联作家莫过于艾特玛托夫。”众多名家之所以盛赞艾特玛托夫，是因为他的作品契合了国内新时期人们的精神诉求。基于“”反思与改革开放的政治语境，现性启蒙在当时的中国，逐渐成为思想主潮，“新启蒙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公共话语，人的“主体性”也成为知识精英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别求新声于异邦”，此时期中国学界从苏联文学中找到了精神价值的高度认同感，俄苏文学的译介掀起了一个高潮。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作家，其作品努力讴歌真诚美好的人性，批判践踏人性的官僚主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他不仅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还强调社会对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艾特玛托夫思考问题的辨证性和圆融社会主义人道价值观的理解，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的普遍心态。“如果说50年代那批青年还不大容易理解，那么，他们从22年‘炼狱’，从极左路线与个人崇拜的灾难中，重新返回文坛的时候，由于有了切肤之痛与情感体验，他们重新阅读《一个人的遭遇》以及艾特玛托夫的《扎米莉亚》、尼林的《冷酷》……怎能不痛思连翩，怎能不情感爆炸，满腔热忱地呼唤人性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复归!”学者偏重于挖掘艾特玛托夫作品中人性美的内质，但是批评者并未剥离具体的政治历史语境，对“人性”概念作抽象理解，而是把“人性”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起来思考。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探讨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论文，如浦立民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谈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点》(《俄罗斯文艺》1985年第4期)、曹国维的《走向现实美与幻想美的结合——试论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色》(《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等等。尽管当时国内学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还存有争议，但学者对艾特玛托夫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总体上持褒扬态度，大多认为其作品饱含一份厚重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精神。这其中渗透着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沉痛反思与新人文主义的精神渴求。

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已不再是承认不承认的问题，而是怎样正视和进行研究的问题。现在学界似乎有两种不可取的态度，一是一哄而上“拥抱”后主义，二是不分青红皂白加以“棒杀”。这两种态度或少了些学术的理性，或少了些宽容的精神。如何真正进入学术研究的界面，发现并解决当代最为急迫的问题，当是学者进入这一问题时必得把握的基本前提。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在世纪末中国文化“场”的文化过滤和思想互动，必然发生一系列的文化折射和问题变形。那种将诸种“主义”的术语到处乱用套用的作法是一种非学术的态度，因为其特点是坠入了“主义的陷阱”，只注意到“主义”这一术语的范畴和阐释角度，而未能注意到中国的特殊情况和语境，没有对这种阐释的前提及其有效性和合法性加以质疑。在这个意义上，对西方当代历时态的多种“主义”共时态地照单全收或动辄全盘排斥，都不可能获得知识的增长和价值的正当体认。

一后现代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播撒

当代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和艺术界确实出现了一种“后现象”，即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结构主义（甚至有人提出后当代、后革命、后东方主义）等一系列新思潮的涌动，而影响最大的当是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语境后问题不是变简单了，而是变得更为复杂。这倒不是因为中国属于前现代或在时间断裂中走向现代，而是传统、现代、后现代、东方和西方、后殖民话语一下子搁上工作平台，使得问题的当代处理变得相当棘手。这一状况促使我们必得弄清后现代的范畴及其基本精神，因为其与当代中国形象的塑形和基本问题的解答，有着非此不可的关系。

（一）后现代在中国的文化症候。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研究日深，进入问题日深，问题与困惑就越大。进入“主义”的陷阱，必然遭致“阐释”的失效，不仅是用“后”理论对西方的阐释失效，用这一理论对当代中国问题的阐释也同样可能失效。换言之，中国处于一种“杂糅语境”中，任何单一的方法想透彻分析这一现象及其意义都必然落空。在后现论的盲点上，也许后殖民主义理论可以从另一角度补充，使得对中国“后学”问题的理解具有某种新角度。

中国的法律与文学研究受激于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影响，在继受西方法律与文学相关理论与模型的同时却保有自身的发展形态和理论特色。中国语境下法律与文学的发展特征形成于精英理论与本土资源错位的内在因由，缺乏与西方一致的发展元动力，加之特殊的国情与社会现状型塑了“法律与文学”发展的中国道路。当今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的元问题是精英理论的本土化与精英理论的世俗化，它牵扯到当今中国语境下对法律与文学的基本认识与理解。

一、中国语境下法律与文学的发展现状

对于法律与文学的探讨离不开对于法律经济学的认识。“法律与文学这个交叉学科的出现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对抗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堡垒，是要用文学的‘想象’来抵抗经济学的‘分析’，抵制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对法律作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的进一步蚕食。”［1］(P109)法律与文学研究所形成的四个分支:法律中的文学、作为法律的文学、通过文学的法律以及有关文学的法律在这种对抗中均得到了长足的进步。虽然它没有真正地改变美国的司法和法律，但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法律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引发了国内学者对于法律与文学的关注与思考。在中国，法律和文学相互交织的现象自古代就有。但是这些现象的出现具有偶发性和无意识性的特点。缘起于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冲击，中国法学界和文学界对于“法律与文学”现象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给予更多的回应和关注。

(一)法学领域的发展

受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启发，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法学界已经有一些法律学者以不同的进路和方法触及法律与文学的领域。其中，苏力在其专著《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展开了对电影《秋菊打官司》、《被告山杠爷》的法律分析，可以说开中国“法律与文学”研究之先河。［2］(P102－117)苏力力求通过对“法律与文学”的译介与探索，拓展传统的法学研究领域，“在中国思考法律与文学”。徐忠明的博士论文《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以及专著《案例、故事与明清时期的司法文化》、《法学与文学之间》，都遵循了“以文证史”、“诗文互证”的基本研究思路，提出:“中国传统文学作品当中有着极为丰富和多姿多彩的法律文化史研究资料可资利用。这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有着无比重要的学术价值与意义。”［3］梁治平的《法意与人情》比较了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简单提出和阐发一些法律的问题。贺卫方则更加关注古代的司法判词，注重司法文本的探讨。［4］刘星擅长从各种法律故事提出具有法理学意义的问题。强世功的研究具有浓重的中外法律比较的色彩，其与西方法律与文学研究的方法和新视角有异曲同工之处。［5］冯象先生着力于“自觉地”去寻觅“法律”与“文学”二者的契合与趋同。主张要跨出法学的门槛“送法下乡”，“通过美国的案例教学法普法，通过案例向普通读者普法”。

(二)文学领域的推进

【摘要】我国证据科学的出现既是英美证据法学知识传统发展演变的结果，也是回应国内司法证明领域转型的一个重要发展。证据科学的本质是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之间在应对新的时代问题所作出的一系列变动和整合，而变动和整合的方向则取决于社会需求和司法证明领域多学科之间的竞争。我国司法证明领域的转型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为司法证明领域诸多学科的互动提供了最基本的动力。中国证据科学应该以这些问题为核心，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形成中国证据科学的基本格局。

【关键词】证据法；证据科学；司法证明；学科

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推进和证据立法运动的兴起，证据法学在中国似乎正在成为一门显学。这种显学的标志便是与证据问题相关的诸多学科纷纷进入证据法领域。这些学科不仅包括本来与证据法具有天然联系的程序法，连一些关联度相对较小的实体法（比如民法、刑法）也都纷纷开始关注证据问题。加上与证据问题相关的社会科学（如认识论、逻辑学、心理学等）和自然科学（如法医学），证据领域的研究呈现出群雄并起的格局。这一格局一方面反映了证据问题本身已经成为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域，但另一方面也为证据问题研究力量的有效整合提出了挑战。换言之，如此之多的研究力量投入到证据问题领域中。如何才能使其得到有效的产出而不是陷入重复劳动甚至恶性竞争之中？对这一问题的疑问形成了本文最初的问题意识，但对于一个正处于形成阶段的知识领域来说，本文并不打算作出全面的回答，而是希望通过在我国当前证据研究领域已经作出反思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推进。并且在西方证据科学研究发展进程的背景参照下，结合我国当前的转型社会背景，进一步提出我国证据研究的具体定位的相关建议。为此，我们首先需要一个基础性分析框架。

一、一个基础性分析框架

尽管有如此之多的学科从不同的面向和视角对证据问题做出了研究，但是这些学科的研究往往限于自身的视角和关注点，而对证据问题的整体领域缺乏一种宏观的鸟瞰，因而呈现出一种似乎各自为政的局面。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些学科都是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角度关注同一个领域即司法证明过程。这一个问题域并非如这些学科所显现出来的那样天然如一盘散沙，许多法学家都曾经试图用相对融贯的分析框架将其呈现出来。早在一百多年前，美国证据法学家塞耶便已经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相关性、可采性以及分量”四要素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主要集中针对的是司法证明过程的审判阶段。威格莫尔在塞耶基础上对于证据法所涉及的问题进一步精致化。尽管塞耶和威格莫尔的框架主要是集中针对审判领域，但对我们当前的证据研究领域依然具有很强的启发意义。本文将以塞耶框架为基础，为我国当前的证据研究领域提供一个基础性分析框架。我们先从审判阶段谈起再往前逆推至审前阶段。

司法证明过程领域问题大体上涵盖了以下八大问题。

一、中国语境下“规划指引”的内涵思辨与概念

1.“不限于此”—作为政策工具的结构位置结构位置也就是“规划指引”在城市规划体系乃至整个行业活动中的位置和与其他相关影响要素的关系，根本上是由政府体制和规划主管部门的职权所限定的。英国的“规划指引”是中央政府关于城市发展和规划“最主要”的政策文件。虽然中国的法定规划含有大量发展内容，但规划实施、规划行政权和职能通常难以涵盖规划文本的全部要求，而主要是指“空间资源配置”。但即使是“空间资源配置”，也受到非规划系统(如党政文件的决定、建议、意见、规划)、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如发展改革、国土、环保、交通、旅游)、政府派出机构(如开发区等的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及专项(行业)规划、规定、意向项目)等的影响，且影响具有决定性，以致于出现重叠、不合理和矛盾之处，造成规划和其他政府职能部门的体制性“政策竞争”的现象。显然，在中国语境下，“规划指引”难以占据城市规划体系“最主要”地位，不能或难以排斥其他规划或非规划领域的众多政策、决策等的影响，“不限于此”正是其规划内部、规划外部政策工具中的结构性特征。同时，相对于具体规划编制而言，“规划指引”更为理性、中立、灵活，更易取得共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规划编制工具的最好补充。当然，无论是从政府还是规划政策等角度出发，“不限于此”都应该向“主要的”方向演进。

2.各方应当遵守—法律效力英国的“规划指引”属于城市规划体系中一种非法定的补充性规划文件和可以充分参考的实质性依据。在中国，“规划指引”被认为可以成为规划设计评审和开发管理中必须考虑的因素，政府通过行政审批来约束有关规划行为。作为规范性文件，“规划指引”是一种准立法行为，具有较低但确定的法律效力，是规划活动过程中“应当遵守”的文件。笔者认为在中国语境下非常有必要强调的是，“规划指引”是一种规范行政行为，中国式挥之不去的规制思维导致政策文件制定的出发点通常是行政审批或行政许可，但却在评审过程中充满着行政责任主体随意性发挥的现象，类似行政决策如果算是判例式的话，显然也是一种“随意化的判例式”。因此，通过“规划指引”的具体化，规范行政行为也为未来的规划问责、社会监督打下基础，发挥“规划指引”的“法律效力”。“应当遵守”，在中国式语境下应突出“决策者和社会均应当遵守”的共同规则性。

3.城乡空间优化、规划建设准则、规划运作和服务—内容构成英国“规划指引”的内容较为广泛，跨界较多、专题性较强。在中国，“规划指引”对传统规划编制和实施，以及地方原有格式化政策文件或规划编制文件已有所超越，如广东的绿道、广场及其附件的“技术资料”的具体内容中的建设管制、审批、管理和维护等内容。在中国语境下，笔者认为应注意到英国的“基于服务理念的规划建议”与“明确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执行其法定职责中应当实现的具体目标”，前者如提供实际案例则能起到行动指南的作用，后者也要尽量明确制发机关的自身职责和目标，防止政策多变、无法取信于社会之举。总体上，其内容可以在“引导性政策和技术要求”或编制和实施(或“管理”)等基础上强调和突出空间目的、技术准则及运作服务之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3点。(1)城乡空间优化。具体做法是除传统法定、专项规划编制类型外，“规划指引”从多类型、小主题、中微观层面切入，细化、具体化规划内容，弥补空白，如现状建成区、城镇人口界定，土地使用兼容，工业区隔离带设置，公益性、交通、环卫等各类设施的选址，保障性住房选址、配套和指标，住房出租管理，历史建筑认定、保护和利用，村庄规划建设中的历史保护，村校保留和撤并，地块容积率确定等，从总体上明确规划目标，并倡导地方性和地方创新。(2)规划建设准则。“规划指引”的内容相对管控、刚性政策和管理性内容，应更多地突出引导性、弹性、技术性和服务性的内容，并通过图文结合、案例化，少一些绝对化、唯一性规定，多一些可选择、建议性及例外情形应对条款，使其更有实用性和社会参与性。(3)规划运作和服务。“规划指引”服务于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如规划设计阶段的规划评审意见、会议纪要编写内容深度、公众参与、利益相关人意见征集等，同时起到规范规划管理和行政行为及有关地方政府行为的作用。

4.中国语境下“规划指引”的概念笔者拟定的“规划指引”的中国式概念为：各级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制发的以城乡空间优化、规划建设准则、规划运作和服务为主要内容，决策者和社会均应当遵守但不限于此的序列化规范性文件。不过相比概念，以上的思辨及蕴含其中的张力才是“规划指引”的实质。

二、“规划指引”的制度性难点、解释和建议

摘　要：词汇是语言的三要素之一，是语言学习的基础。目前，高职非英语专业学生英语水平普遍较低，而词汇量的缺乏是制约学生英语水平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以语块的定义及分类为出发点，分析语块理论在高职英语词汇教学中的优势及应用，旨在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和技术指导。

关键词：语块理论；高职英语；词汇教学

随着世界各国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这就要求我们不仅能向国外介绍我国的本土文化，又能熟悉外国的文化历史。由于我国教学观念上的一些偏见，在进行英语教学的过程中，过分强调英语单词的学习，而忽视了英语词汇的学习，造成大部分高职学生的英语词汇掌握量较少，影响了高职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兴趣，严重阻碍了我国文化走向全世界的战略目标的实现，故研究语块理论下高职英语词汇教学是英语教学工作的迫切任务。

一、语块的定义

语块是一种固定的结构，对于这些固定结构，不同的学者使用了不同的术语。Lewis将这些固定结构称之为lexicalchunks（使用语块），Nattinger称之为lexicalphrases（词汇语块）等。尽管这些学者对其称呼不同，但其本身的特征特性是一致的。这些固定结构以整体形式被人们记忆储存，可被人们频繁使用，这些固定结构兼具了词汇与语法特征，具有特定的语法功能。固定结构还具有使用方便的特性。在使用过程中，不需要经过处理加工，可直接整体提取使用。这些就是“语块”。例如，本国人在交流时，语句流畅，这是由于他们的词汇是以语块的形式存储在记忆中，而不是单个的单词形式，保证在使用的过程中，能被整体提取出来，保证资源信息处理顺利进行。研究表明，熟练语言使用者其话语输出中含有的语块一般都比较多，这同样适用于翻译实践。

二、语块的分类

一、中西语言哲学不同的发展过程与特征

声势浩大、人物众多的先秦语言哲学分为三个主要流派：第一，孔子代表的德行派。第二，老庄代表的本体派。第三，墨家、辩者、荀子和韩非组成的逻辑派。然而，这种显赫辉煌却没有坚持到底，魏晋之后渐渐淡出哲学视野，在南北朝隋唐乃至宋元明清都了无踪迹。时至今日，引起我们再次关注的语言哲学却是伴随着西方分析哲学进入中国的西方语言哲学。进入21世纪后，经过对西方语言哲学的深入了解，中国的哲学家们开始注意到汉语形态对哲学表达的重要价值。

二、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进路

1.由于中国语言象形文字具有的特殊性质，我们的研究不能望文生义，而是要全面了解文本的上下脉络，通过对文本的逻辑关系的考察和推敲才能揭示文本的真正意义。“象思维”是中国语言文化的一种表象，唯有揭示这种表象背后的逻辑根据，才能真正把握中国语言所展现的哲学意蕴。2.语言研究与思想研究结合，才是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必经之路。语言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完全从语言现象出发，并根据语言现象寻求语言自身的规律。只有结合语言研究和思想研究，我们才能在语言哲学领域中得到收获。

三、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当代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由于其学科的特殊性，因而主要采用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法。1.逻辑分析的方法：即通过对文本脉络逻辑关系的梳理，揭示隐藏于文本之中的逻辑结构。2.概念分析的方法：即通过阐述哲学概念在所出现的文本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明文本的思想内涵。3.语境分析的方法：即通过辨别文本或话语出现的场景，说明该文本或话语在这个具体场景中的意义。

关于跨文化交际中的礼貌原则，前人做出了大量研究。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莱斯1967年提出了“合作原则”。他把说话者和听话者在会话中共同遵守的原则概括为量的准则、质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20世纪8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利奇在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基础上，从修辞学、语体学的角度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礼貌原则”，其中包括得体准则、慷慨准则、赞誉准则、谦虚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其核心内容为：尽量使自己吃亏，而使别人获利，以取得对方的好感，从而使交际顺利进行，并使自己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礼貌原则”和“合作原则”相辅相成地运用于人们的日常交际中，对语言的使用有很广泛的描述力，是人们在会话中尽力遵守和维持的策略。礼貌既是一种普遍现象，为各社会群体所共有，又是一种个性化的交际原则，受制于不同语言群体的不同文化背景。因此，“礼貌原则”在跨文化交际中具有灵活性和多样性。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文化价值观有很大差异，甚至彼此完全不能接受，礼貌的话语可能伤害对方，从而导致交际失败。因此，在成功的跨文化交际中，双文化比双语言更加重要，因为，词只有在它们使用的文化中才有意义。

中西方两种文化有着不同的礼貌评判标准和实现方略。汉文化重视谦逊准则，而西方文化则突出得体准则。谦逊准则要求人们尽量减少对自己的表扬，尽量贬低自己。西方文化则认为欣然接受对方的赞扬可以避免损害对方的面子，因而是礼貌的。因此，西方人对恭维往往表现出高兴与感谢，采取一种迎合而非否定的方式，以免显露出与恭维者不一致，令人难堪。中国人则大都习惯否认，提倡“谦虚”和“卑己尊人”，但这种做法却会给西方人带来面子威胁。汉文化中的“礼貌”植根于儒家“礼”的传统，强调“贬己尊人”和“中庸”，提倡谦虚；而西方文化深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传统的影响，强调个体和个人价值，提倡个人的自信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同的文化心理和礼貌方式影响到英汉两种语言的跨文化交际。如果把一些汉文化认为极礼貌、极客气的词语带入英语会话，如：“请光临寒舍”等，只能使以英语为母语的受话人感到莫名其妙。这样做虽然遵守了谦逊准则，但却会影响交际的顺利进行。

此外，西方人所持有的是独立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具有相对独立和固定的内核，因此，西方人在交际中注重个人隐私和独立，总是从个体主义立场出发，强调个人的面子。而中国人所持有的是依附性的自我观，这种自我观没有相对稳定的内核，他人和自我的关系相对不是那么清晰、分明，自我的内核依照自我和他人的关系而定，只有当自我被放在适当的社会关系中才会有意义，才会变得完整，因此，汉文化人非常重视参与以及个体与团体的关系，注重集体荣誉感；在交际中，他们往往从集体主义文化观出发，强调群体的面子。中国文化自我观的另一个特点是以家族血缘为尺度，在交际中遵守近亲准则。例如，中国人在交际时喜欢问人私事，或毫无保留地披露自己的私事，因为按中国的礼貌传统，了解私事是交际一方为了缩短和对方的横向距离而做出的一种势力，表示把对方定位在一个离交际主体相对较近的位置。

语境是语言运用的条件，自然也是“礼貌原则”贯彻执行的条件。在一定的语境中显得礼貌的话，在另一语境中可能显得不够礼貌；反之亦然。语境，尤其是语境中的社会文化因素，如权势、社会距离等，对“礼貌原则”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没有权势的人与拥有权势的人说话，其礼貌程度要比拥有权势的人与没有权势的说话时的高。而社会距离同样影响语言礼貌的程度，社会距离越大，交际双方说话时的礼貌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在跨文化交际中产生失误的根源主要是交际双方没有取得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人类对于文化的倾向共识与认可，是人类对自然认知的升华，是支配人类行为的思想准则和价值取向。在跨文化交际中文化认同是相互的，人类需要这种相互的文化认同，以便超越文化交流的重重障碍。文化认同原则可以被认为是指导跨文化交际的语用原则。在将来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交际当中，我们必须注意礼貌原则的文化习俗性，处理好礼貌原则中各项准则与交际距离之间的关系，努力达成不同文化间的认同，只有这样，才能维护和保持一定的交际距离，以达到所期望的交际效果。

【摘要】隐喻是一种人类认知和思维的方式，是语言交际中的一种常见现象。在外语教学中，外语教师要尽可能让学生多接触所学语言的文化和真实语境。在课堂上教师应多讲授隐喻的内涵，发展学生的隐喻思维，培养隐喻能力。外语教师要尽可能多的创设真实语境，让学生在视觉，听觉，触觉和行为上获得直观的生活体验，深入理解和准确解读隐喻。当然在培养学生的隐喻能力当中，应避免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避免文化负迁移，避免产生错误的隐喻认识和错误的语言表达。培养学生良好的隐喻解读能力有利于学生真正掌握外语。

【关键词】外语教学;隐喻;隐喻思维;隐喻解读能力

在外语教学中，外语教师要尽可能培养学生良好的隐喻解读能力。深入理解和准确使用隐喻。俗话说“UNDERSTANDINGISSEEING”(理解就是看见)；“THINKINGINGISSEEING”(思考就是看见)。隐喻是人在体验的基础上进行认知加工的结果。正确解读隐喻，避免受到不同文化因素的制约，避免文化负迁移。从而产生错误的隐喻认识和错误的语言表达。比如在翻译课上教师要求学生翻译“美猴王难逃如来佛手掌心”这句话时，就要指导学生用隐喻来思维。通常大部分学生会翻译成“unabletorunawayfromhispalm”。因为中文所理解的“难逃掌控”应该是“PowerisinPalm”。这时教师就应该指导学生使用隐喻，避免文化负迁移。因为按照英文理解，“操控”概念事实上应该说成“PowerisinHand”。面对隐喻，学生在翻译时不能套用母语文化，尽管隐喻在语言上具有跨文化的共性，但也会受到不同文化因素的制约。同一种概念在不同的语言当中所表达出来的方式也不尽相同。因此“美猴王难逃如来佛手掌心”正确的翻译应该是“unabletorunawayfromhishand”。

另外，在教学中，会发现学生对隐喻解读常常把握不准。其实隐喻式所体现的是语言内在的灵活度。“It’slikelyThomasknows”这里是显性客观隐喻。再比如“Thomaswillknow”这也是一句隐喻，这种隐喻是隐性的，叫隐性隐喻，也叫隐性主观隐喻。隐性含义是说话人意图传递的子集合。同样“Thomasprobablyknows”也是隐性隐喻，但是叫隐性客观隐喻。不同的语气体现的人际隐喻强化的程度不尽相同。在命令式中，也会用到隐喻。比如“Iwouldlikeyoutopassmethebook”这是一句由陈述语气和疑问语气来体现命令的句子。是隐喻式。是一种人际隐喻。而“Wouldyoumindpassingmethebook?”这句话的隐喻程度就更高。

从语气的本质来看，陈述句比疑问句更贴近祈使语气。语气肯定的程度越强，隐喻式程度就越强。隐喻式体现的是语言内在的灵活度。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良好的隐喻解读能力非常重要。隐喻可以将抽象的概念化为具体的情景。在教学中要让学生知道课文里有些作者或者诗人会借助大自然的容易感知的东西表达隐喻中的内涵。比如在阅读课上有EleanorFarjeon的诗“Poetry”，诗中有这样的句子：Whatispoetry?Whoknows?Notarose,butthescentoftherose。Notthesky,butthelightinthesky。Notthefly,butthegleamofthefly。Notthesea,butthesoundofthesea。Notmyself,butwhatmakesme。See,hear,andfeelsomethingthatprose。Cannotandwhatitis,whoknows?外语教师这时就要通过隐喻解读，帮助学生充分理解EleanorFarjeon是借助了大自然的东西来表达隐喻中的诗的内涵：thescentoftherose；thelightinthesky；thegleamofthefly；thesoundofthesea。通过隐喻解读帮助学生理解难于理解的抽象概念。这样就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综上所述，隐喻是语言交际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作为外语教师，要尽可能让学生多接触所学语言的文化和真实语境，发展隐喻思维，培养隐喻解读能力。通过隐喻解读帮助学生理解难于理解的抽象概念。这样就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作者:周小英 单位:南昌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摘要：播音主持语言是广播电视向大众传播信息和价值观的主要工具。播音主持人的语言风格、语言内涵以及语言的影响力已经成为广播电视的主要符号之一，因此我们需要十分重视播音主持语言艺术的生成。在当下以“接受主体”为主导意识的现代社会，我们需要切实转变思路，研究消费文化语境下播音主持的语言艺术特征。

关键词：播音主持；语言艺术；接受主体

目前学术界关于播音主持语言艺术的研究主要是以《中国播音学》为中心进行延伸和拓展，主要集中于传统中国语言艺术的审美训练以及语言意识的实践性总结，很少结合当下的社会环境进行实证分析。鉴于此，笔者基于语言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的“语境-意义”这一语言学理论，重新分析和解读播音主持的语言艺术生成，从而突破了以往播音主持语言艺术研究的局限性。

一、消费文化语境下的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分析

鲍德里亚基于生产与消费的经济行为的视角来研究当代的大众传媒文化，提出现代的电视广播是以“接受主体”为中心的消费文化，其中“文化、审美观点以及市场文化、商品交易进行了隐形的交织，发展成为现在大众传媒中的消费文化”。大众传媒行业的消费主义以市场和商业模式为基本的逻辑基础，以满足“接受主体”的需求为基本原则。语言学家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语境—意义”这一语言学理论。该理论认为，语言的意义是在具体语言环境以及时代环境下生成的，语境的不同也决定了语言所代表的意义的不同，只有将语言词汇置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及时代环境中才能展示出其内涵和意义。根据上述逻辑，播音主持的语言内涵以及语言词汇是时代的代表以及精神价值的集中体现。每个时代都会根据其特定的社会现状以及经济发展情况而具有特定方向的政治思潮和文化思潮，而这种思潮无形当中通过播音主持的有声语言进行传播。虽然随着现代传媒技术以及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的发展，图片的直观化展示在很大程度上代替了播音主持的有声语言解读，但是这并不影响播音主持有声语言传播的主要地位。播音主持的有声语言作为精神和价值观传播的工具，承载着现实的使命以及政治走向，因此播音主持要想不落后于时代，就必须深刻了解当前的语言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现实。

二、消费文化语境下的播音主持语言艺术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