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响范文10篇

摘要：本文探讨的中国政治文化，特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和今后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对国家权力权威性地配置社会利益这一特殊社会现象的基本态度、信仰和感情等的总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这一阶段是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很长历史过程中的初始阶段，因此，与之相适应的中国政治文化，只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既不是“公民文化”或“臣属文化”，也不是“人民文化”或“群众文化”，甚至也不宜一般地称之为“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实际上，它是占主导地位的“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与其非主导政治文化的复合体。因此，其内容丰富而独特，可谓同质与异质共存，传统与现代相杂，且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渊源，对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的政治行为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都有重大影响。

一

初级形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始阶段中国政治文化的主导内容。这种政治文化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为基本因素，以民族性、科学性、民主性、大众性为基本特征，外化为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政治社会化媒介向全社会进行灌输和教育，在政治文化的系统、过程和政策等各个方面确立了全社会对重大政治问题的价值选择和心理调适标准。

系统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论证现行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党和政府权威、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指导思想的邓小平理论，明确主张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虽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可以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和完善，但有一条是确定无疑的，即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破坏这一制度，“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68页。

《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11页。)，“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个好制度，必须坚持。”“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206页。)不仅如此，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还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全社会的权威性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指导，不搞西方的三权分立、多党政治以及指导思想的多元化。这三条与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一起，概而言之，就是“四项基本原则”，“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逊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4、1993年版，第164、173、379页。)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如何使不同的民族群体能够认同既定的政治制度和国家形式的合法性，同样是主导政治文化非常关注的问题。对此，主导政治文化的基本倾向是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即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对于相关的少数民族宗教信仰问题，则采取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宗教信仰自由涉及到民族政策，特别是我们中国，一般都是少数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问题最多。我们要实行正确的民族政策，必须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4页。)在国家的结构形式上，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只能采取单一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式，国家的统一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必需的根本保证，“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整个民族的愿望。”(注：《邓小平文逊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

过程方面，主导政治文化极力强调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政治过程归根结底是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配置过程，其基本环节是利益表达、利益综合及决策。社会利益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特定社会中各群体在现行政治机制中所得到的好处，或者说，是各群体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具有的潜在好处的期盼，具体表现为他们各自的利益诉求。所谓人们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以及同其他政治角色的和谐度，从根本上讲，即他们各自利益诉求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实现程度及其利益实现过程中对他方利益的损益程度。在这方面，主导政治文化认为，中国社会各利益群体虽然有各自特殊的利益，但他们的利益在整体上是一致的，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城乡基层民主制度等政治机制，可以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旗帜下，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干部、解放军指战员、各派、无党派人士、各少数民族、各新兴阶层的代表等，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在这里，他们都能够充分和有效地参与现行政治机制，在政治过程的各个环节上，保证为本利益群体争取所需要的利益，并能够达成与其他利益群体的和谐。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起初一段时期内，社会上对这些阶层的政治地位及相应的政治权利看法不一，使得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疏离于现行的政治机制，并对自身在现行政治机制中的效能感评价低下，与其他政治角色各关系也相对紧张。但中共十五大之后，特别是代表中共中央在庆祝中共建党8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后，这个问题在主导政治文化的价值取向上基本明确，即认定这些群体“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

摘要：本文在分析中国畜产品贸易现状基础上，运用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研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建立对中国畜产品进出口产生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近年来中国畜产品贸易保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贸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贸易逆差问题日益严重；区域全面伙伴关系的达成会进一步加重中国畜产品贸易逆差，并将对中国部分畜产品贸易产生较大影响，因此不同畜产品的贸易自由化政策应有所区别。为应对羊毛和奶产品等畜产品进口冲击，可以考虑设置敏感产品目录或者非关税壁垒等方式，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

关键词：RCEP；中国；畜产品贸易；影响

RCEP即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Com-prehensiveEconomicPartnership，RCEP），是东盟10国邀请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共同参加的自由贸易协定，目标是在目前东盟与上述6国建立的5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壁垒，扩大货物和服务贸易，促进区域内投资及其他经济技术合作，建设成多领域、高质量和互惠的自由贸易区。作为成员国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和中国，都是畜牧业生产大国，RCEP的建立将极大促进区域内畜产品贸易自由化，这将会导致中国畜产品出口竞争加剧，也会带来畜产品进口的增加。近年来中国畜产品进口规模不断扩大，无论是增速还是进口总量，均远超畜产品出口，由此畜产品贸易逆差问题日益严重。RCEP协议一旦达成，将对中国畜产品贸易逆差产生深远的影响。就现有研究来看，多局限于单一自贸区对单个畜产品贸易的影响，且对RCEP的研究以定性描述和定量的经济效应分析居多[1-4]，关于RCEP对中国畜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缺乏。在RCEP谈判不断取得进展的情况下，有必要全面总结中国畜产品贸易的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定量分析RCEP的建立对中国主要畜产品贸易带来的影响。

1研究方法

RCEP的概念最早在2011年2月东盟经济部长会议上提出，2012年东盟与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开始RCEP谈判，标志着RCEP建设正式启动。2013年5月在文莱开始了第1轮RCEP谈判，从2014年4月第4轮谈判到2016年8月第14轮谈判，各方围绕RCEP的货物、服务、技术、知识产权、竞争、经济技术合作等一系列议题展开磋商，深入谈论了货物、服务和技术的市场准入问题，并取得了一定进展。2016年10月RCEP第15轮谈判在中国举行，各方完成了经济技术合作章节内容的磋商，这是RCEP完成的第1个章节谈判。2016年12月第16轮谈判在印度尼西亚结束，与会16国代表就中小企业章节达成一致，并在竞争政策章节谈判取得了较大进展。鉴于RCEP由16个成员国构成，中国畜产品贸易不仅涉及了畜产品自身多个种类，还与畜产品相关的其他农产品及工业产品密切相关，局部均2002年的28.51亿美元迅速攀升到2011年的64.16亿美元，增长了125%；近几年来，畜产品出口仍保持较高的增速，但是受到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影响，2015年畜产品出口了62.71亿美元，与2014年相比减少了13.7%。2.1.

2畜产品进口规模

早年掀起的购买外货浪潮,在一次又一次的抵制外货活动中重新审视自身的温度。一方面,所谓的“外国货就是比国货好”的盲目崇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卑的民族心理,同时也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品牌弱势营销带来的消极影响。国货在某些群体中代表着廉价与低质,这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给国内产品形象重建的进程加大了难度。另一方面,一味地抵制外货的行为也缺乏对全球经济的整体认知。毕竟,海外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哪一方面的失衡都不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可持续性的发展。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大量中国人购买外货的现象出现,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同时,购买外货已经从早期的单纯依靠运输业转变成出境旅游时的购买行为。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一些政策来限制境外游的消费上限,但仍然抵挡不住消费额度的增加。最后,我们依然要认识到的一点是经济活动永远和政治环境与政治政策密不可分。如果要系统地研究一种经济行为背后的经济影响,势必要结合时代背景下政策环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讨购买外货行为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国人购买外货这一行为表面上看是中国公民自身的消费行为,就像近年来掀起的出境游一样,在本质上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投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的化学效应。在经济学中,定量分析在金融行业运用比较广泛,这就需要有大量的数据作为依托,提供更为高效的分析;而定性分析则更多是运用于宏观经济,将数据信息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用社会心理和人文因素来剖析某种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本文针对中国人购买外货这一经济现象,结合定量和定性两种分析方法,将其对国内企业、居民消费水平、国内市场等因素的影响进行全面的研究,并且将这些影响辩证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一)积极影响

1、对国内企业。抛却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必须认同的一点是消费者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国内企业产生促进与鞭策作用。先进的国际品牌在原材料的选取,对质量的保证,对生产链的深入和优化等方面,都对国内普遍起步较晚的企业提供学习的模板。同时可以促进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并加强中国对外的联系与贸易往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永远是不断向前,这就需要我们优化自身,完善机制。当追求品质成为一种国内企业的发展共识,那么树立国内企业良好形象的进程就可以得到加快。反映在行业内就是一股求新求稳的良好风气,反映在社会公众层面就是重新建立起的国货信任。2、对生产力和生产水平。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水平。当经济基础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上层建筑也随之进步。相应地,作为两种矛盾运动之一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飞跃提升。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许多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办厂,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得益于那一场打开自我的变革。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的是,为了改变某种利弊失衡的经济现象,比如本文探讨的中国人购买外货这一现象。我们必须要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水平。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更重要的是其对于生产力提升的启示意义。3、对居民消费水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理念是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消费全球化。消费者们将面临更多的选择,消费地域也从本国拓展到了全球范围。这对生产者和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果能够以差异化的特色和人性化的服务来抓住消费者的心,那么这家企业无疑是成功的。相反,如果一家企业总是用古老的思维模式来运营,那么无疑将会被新时代的消费者所淘汰。因此,长期以往,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将是品质优良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这对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消极影响

摘要：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严重影响了中国外贸发展。疫情初期，中国外贸同期增速锐减，而疫情扩散之后外国政府的系列政策偏向于重商主义，自由贸易规则不断被打破，中国贸易供给端和需求端均受到严重冲击，对中国外贸发展提出更大挑战。对此，中国应逐渐对接国际标准、提高产品质量、加强贸易伙伴之间的对话合作并通过跨境电商推动贸易长期发展。

关键词：肺炎疫情；对外贸易；贸易规则；重商主义；跨境电商

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速度快、波及范围广，严重冲击了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并对国际贸易发展产生强烈影响。截至2020年4月9日，国内累计确诊83249例，国外累计确诊数超过143万例。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全球国际贸易网络造成巨大冲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由于肺炎病毒全球蔓延严重冲击世界各地生产经营活动，预计2020年世界贸易下降13%-32%。在国际贸易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疫情蔓延的冲击下会受到什么影响？中国又应该如何脱困自救呢？本文认为，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产生巨大冲击，但同样也带来转型机遇。中国外贸企业应该把握时机，提高产品质量，加快产品出口速度，与主要贸易伙伴联合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并通过打造中国对外贸易产品的质量品牌推进中国对外贸易高品质发展。

疫情爆发前后中国外贸的主要变化

2019年疫情在中国境内爆发之前，中国外贸发展取得新的历史突破。尽管中国外贸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阻碍，但总体而言中国贸易无论规模还是国际市场份额均双双提升。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再创新高，外贸总额达到31.54万亿人民币，国际市场份额也提升至13.1%。同时，民营企业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外贸第一大主体，其贸易占比高达42.7%。主要贸易伙伴排名略有变化，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和日本则分别列第一位和第四位。自从2019年12月1日首例肺炎患者发病之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形势迅速发生变化。2020年1月3日，首例境外患者确诊之后，境外开始出现大规模蔓延。2020年1月29日，中国内地31个省份全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自此，中国内地对疫情防控进入攻关阶段，但同时中国企业生产环境和贸易环境也发生巨大变化。在疫情不断肆虐的情况下，正逢春节假期的中国境内企业纷纷延迟开工时间。而由于防控疫情蔓延的需要，境外国家生产活动能力均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在境外疫情不断蔓延且呈现失控趋势之后，对各国生产经营能力更提出新的挑战。从全球货物贸易整体来看，世界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需求均大幅度萎缩，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也同样受到严重冲击。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前两个月受疫情冲击影响，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同比下降17.2%，进口同比下降4%。进出口贸易出现71亿美元赤字，比去年同期减少509.8亿美元。同时，中国与主要对外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也同样出现巨大变动。其中，美国和日本双边贸易冲击影响最为剧烈，降幅分别高达26.5%和23.3%，对欧盟出口则下降17.1%。东盟出口降幅相对较小，仅下降3.6%。但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在2020年5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整个4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上升3.5%，进口同比则下降14.2%，出现高达453.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其中，对外增长的主要表现在于东盟和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出口贸易，而美国、欧盟和日本等的进出口贸易则仍然出现大幅度下降。不仅限于贸易地理区域分布的变化，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也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竞争优势的机电产品和服装产品出口数量明显下降，而纺织品出口则增势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外对疫情需求的纺织品物资增加导致纺织品出口高达2613亿美元，增长5.9%。但实际上，肺炎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并非仅限如此。若仅在中国境内蔓延，则随着中国对疫情管控力度的不断加强，以及全国各地复工复产的不断实行，国内生产能力将会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并不会对贸易以及经济产生剧烈冲击。对于中国贸易而言，疫情在全球蔓延更是影响其发展的关键所在。据国际卫生组织统计，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而与中国贸易密切相关的美国以及欧盟则成为肺炎的重点发病区域。2020年2月4日，国外确诊病例仅为173例，但发展到2020年4月12日，该数字已经突破177万人，规模增长超过1万倍且仍呈现不断扩大发展的趋势。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等中国最重要的发达国家贸易伙伴，则成为此次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在肺炎爆发前期，中国对外贸易缩减的主要原因在于境内生产能力降低，而国外疫情发展之后中国外贸则面临贸易伙伴需求和生产均缩减的局面，因此在国外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之前，中国外贸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会受到强烈冲击。尽管从4月份的数据来看，短期之内中国对外贸易出口仍呈现比较好的发展趋势，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完成前期积压的订单，另外则是由于全球疫情爆发对抗疫物资需求量的迅速激增导致。中国率先复产复工之后，必然成为抗疫物资的主要市场提供者，但后续对外贸易的具体表现则需要进行观望，主要取决于国外整体疫情防控情况的发展。

疫情全球蔓延对中国外贸环境带来的巨大冲击

一、问题提出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张，2002—2008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6207.7亿美元上升到25616.4亿美元，年均增长27%，贸易顺差从304.3亿美元上升到2954.6亿美元，年均增长60%。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后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一定抑制，但贸易顺差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的是生态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及制成品出口，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始终处于下端，巨额的贸易顺差，很可能掩盖了生态资源的流失，从而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仅从传统经济学的货币资本角度来考察中国对外贸易利益显然存在一定局限。鉴于此，本文尝试以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EF）作为自然资本的测度，运用投入产出（Input-Output，I-O）模型考察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自然资本流向，以揭示中国对外贸易所获得的货币资本利益是否以牺牲生态资源为代价。Rees（1992）及WackernagelandRees（1996）在关于EF研究的开创性文献中，提出以用地面积为单位测度人类对生态系统供给可再生资源与吸收废弃物这两大类生态服务需求。具体而言，EF将某一商品所含的自然资本分解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碳汇用地六种用地类型。其中，前五类用地表现为人类生产活动实际占用的地表面积，称之为实际用地（ActualLand）；碳汇用地表现为吸收废弃物和排放所占面积，反映排放空间的大小，称之为虚拟用地（VirtualLand）。EF综合考虑人类经济活动所占用的自然资本，为研究国际贸易的生态影响提供了新思路。

二、研究方法

目前在使用EF分析国际贸易的文献中，EF的测算主要分为产品用地系数法（ProductLandUseCoefficient，PLUC）与投入产出法（Input-Output，I-O）两种。PLUC法源于WackernagelandRees（1996）提出的EF计算模型，并由后来的学者引入产出因子将商品量折算成各类用地面积，用均衡因子将各类用地面积换算成单位面积具有同等生态生产力的面积，再加总求和。这种模型被曹淑艳、谢高地（2007a）称为生态足迹基本模型，被金书秦等人（2009）称为综合法。采用基础模型计算国际贸易EF值的研究见诸于vanVuurenetal.（1999），AnderssonandNevalainen（2003），Hornborg（2006），陈丽萍、杨忠直（2005），陈琰等（2010），刘建伟（2011）等文献，后三篇中文文献计算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EF值。这些研究的产品选择缺乏标准和框架，产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数据来源分散。Moran（2007）首次提出产品用地矩阵法（ProductLandUseMatrix，PLUM），Moran（2007），Moranetal.（2009）构造了产品用地产出系数（YieldCoefficient）矩阵，产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数据来源于全球足迹网（GlobalFootprintNetwork，GFN）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编撰的国家足迹账户（NationalFootprintAccounting，NFA），NFA涵盖HS商品编码的全部商品。

PLUC法至少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它将商品量折算成各类用地面积，故不能计算服务贸易的EF值；二是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EF值，没有包括中间投入品的EF值，换句话说，它没有考虑经济体各部门之间的关联。Bicknelletal.（1998）首次将I-O法引入EF计算，计算新西兰三次产业的EF值，弥补了PLUC法在服务业和部门关联上的不足。I-O法的基本思路是将用地面积直接导入投入产出模型，利用投入产出表中反映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关系得到完全用地转换系数，进而测算最终需求的EF值。该方法测算对象针对具体部门，能够充分发挥投入产出模型所具有的结构性优势。后续研究从各个方面拓展I-O法：Ferng（2001）用复合用地乘数取代Bicknelletal.（1998）的用地乘数，避免了不同类型用地直接加总所导致的错误；HubacekandGiljum（2003），Suh（2004）着重探讨了实物型投入产出模型与货币型投入产出模型在EF值测算中的区别。国内学者曹淑艳、谢高地（2007b），刘建兴等（2007），邱东、席玮（2008）分别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三次产业在单一年份的进出口EF值。I-O法的分辨率取决于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划分，但由于缺乏部门用地数据，将I-O法应用于对外贸易的现有国内研究局限于产业层面。

本文采用I-O法测算中国对外贸易的EF值。在模型选择上，采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这种模型更适合于估算进口国通过进口所节约的本地区的生态足迹，用以评价贸易对单个地区的生态资源所产生的影响。而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更加适合于通过产业间关联、全球供应链及多国间贸易流动来估计进出口的生态足迹，从而追寻足迹的源头（Wiedmann，2009）。中国对外贸易的EF值反映中国对外贸易自然资本的流向，有必要深入探讨造成这种自然资本流向的影响因素，包括各个因素对于EF变化的贡献程度。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指数分解分析（IndexDecompositionAnalysisIDA）、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eDecompositionAnalysisSDA）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需要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而IDA与SDA只需要两个时期的数据。IDA与SDA分别适用于分析比值和绝对值的影响因素，故本文采用SDA。SDA方法近年来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主要集中于分析能源消耗（刘瑞翔，姜彩楼，2011），碳排放以及贸易含碳量（郭朝先，2010；张友国，2010；黄敏，刘剑锋，2011）的影响因素。但在现有文献中，鲜见将SDA方法应用于国际贸易EF的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在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上，克服前人主要采用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以测算单一年份对外贸易EF的局限，将研究期扩展到五个年份，编制了1992、1997、2002、2005、2007年五个年度的可比价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实际用地EF值和虚拟用地EF值的测算分别采取5个部门和22个部门划分，使I-O法在对外贸易EF测算的应用中从产业层面拓展到部门层面。②在完成EF测算的基础上，利用SDA分析不同因素对于中国对外贸易EF净出口总值及部门对外贸易EF净出口值的影响，从而揭示造成中国对外贸易生态资源流失的主要因素。

论文关键词：曹植中国诗史“骨气奇高”“辞采华茂”

论文摘要：中国诗史“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文质彬彬、情文并茂，追求“壮美”的美学定位，以抒情为本的文化品格，以五言诗为主的诗体形式，皆由曹植垂范并师法千秋。曹植“一代诗宗”的诗史地位，是由曹植的四大贡献奠定的。

建安诗歌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这座里程碑，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然“邺中诸子，陈王最高”(皎然《诗式》)，后世言建安诗，也莫不首标曹植。然曹植诗歌的里程碑意义何在?他究竟对中国诗歌有何独特贡献?本文拟从四个方面略抒己见。

曹植诗隐括《风》、《雅》，组织《庄》、《骚》，得《汉乐府》精髓，法《十九首》意象，继往开来，初步确立中国诗歌“二源合一流”的嬗变大势。

中国诗歌发展，明显地呈现出“二源合一流”的大势走向。“二源”即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诗学体系，以《楚辞》、《庄子》为代表的南方诗学体系。建安诗歌一代繁盛，正是“得《风》、《雅》、《骚》人之气骨”，二源交汇，南北合流，儒道合一的产物。唐代诗歌革新运动，标榜“汉魏风骨”，正是要恢复或再次确认这个大势走向。然建安诗人真正融二源于一流，远继《风》、《雅》、《庄》、《骚》，近承《汉乐府》与《十九首》，下开盛唐李白、杜甫诸人，得首推曹植。曹操诗21首，全为乐府诗，内容上槁目时艰，肠断民瘼，艺术上古直悲凉，通脱自然，显然继承了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传统和刚健质朴的风格。曹操长于四言诗，似有《诗经》遗风，然许学夷的《诗源辨体》卷四谓其“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吴乔的《围炉诗话》卷二也谓曹操四言诗“不受束於《三百篇》句法”。曹操的杂言诗，包括一些游仙诗，也似有《庄》、《骚》韵味，但主要还是源于汉乐府的杂言体和游仙诗。所以沈德潜《古诗源》卷五称“孟德诗犹是汉音”。曹丕诗一半以上为乐府，并且“乐府酷是本色”(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曹丕工于言情，大量抒写游子思妇的离愁别怨，这也显然“源出于《十九首》”(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王粲为“七子之冠冕”，相比之下，他受汉乐府和《十九首》的影响较小一些，王粲存诗20首，乐府诗仅有5首，其诗从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皆与《十九首》相差较远；王粲诗更多地受到诗、骚的影响，这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七所说，王粲诗乃“小雅、变风之余”，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王仲宣诗出于骚”，其余“六子”存诗太少，不足论。而曹植乃“风、雅之苗裔”(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曹植自己也以“有应风雅”相标榜(《与杨德祖书》)，读曹植《送应氏》、《泰山梁甫行》、《情诗》、《门有万里客行》等，这一点，不言而自明；同时，曹植《飞龙篇》、《远游篇》等游仙诗，“与《楚辞》同意”(郭茂倩《乐府诗集》卷64)，《杂诗》六首，“原本于《离骚》”(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所以刘熙载《艺概》卷二也谓“曹子建诗出于骚”；并且，曹植诗也多乐府，“参其乐府，皆汉氏之韵”(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南国有佳人》等游子思妇诗，“全法《十九首》意象”(同上)。因此，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谓“子建之诗，隐括《风》、(傩》，组织屈、宋，洵为一代宗匠，高踞诸子之上。……然不能不推子建为极者，盖有得于诗家之正派的宗也。”将曹植作为《风》、《雅》、《楚辞》的正宗传人来推崇。丁晏《陈思王诗钞原序》也谓“诗自《三百篇》、《十九首》以来，汉以后正轨颛门，首推子建，洵诗人之冠冕，乐府之津源也。”也将曹植作为诗家“正轨颛门”，作为上承《诗经》，下开陶潜、李白、杜甫的“诗家正宗”来标榜。

建安诗歌，正处于承上启下，“二源合一流”的历史交汇处，“三曹七子”皆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然真正以诗歌实绩确立这个嬗变大势者，当首推曹植。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处于建国初期，且当代艺术尚未萌芽，为宣扬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的架上绘画基本可以概括为歌颂式的绘画，都是为了表现美好新中国而创作，歌颂式和浮夸风式题材的绘画基本发展成主要的艺术思潮，架上绘画基本上服务于政治，画家们的思想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限制，所有艺术的意识形式依然沿袭着传统。

6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历时十年的时期，更是架上绘画的黑暗时期，政治绘画几乎占据了整个艺术界，以“高、大、全”、“红、光、亮”的表现手法歌颂领导人是那时文艺工作者所必需的理念，由于当时的“当代艺术”和“前卫艺术”的概念尚未从西方传入中国，加上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环境，很多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都很小心翼翼，贸然的创新只会被加上“反革命”的帽子，所以这个时期基本上没有自由的艺术作品，绘画带有严重的政治特性。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中国架上绘画开始呈现“百花齐放”、“解放新思想”的热潮，很多文艺工作者开始接触外来文化，并从中吸取养分，他们渴望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大胆的创新，无论是技法、观念、题材，甚至到表现形式，都需要注入新的观念。

80年代的中国，传统架上绘画发展到了一定程度，艺术家们总会在作品的精神本质和表现形式上寻找突破性，而这正值是装置艺术开始影响中国的时期，在众多观念艺术的影响下，一些传统艺术家或索然走向装置或开始对架上绘画的观念、表现对象、表现形式、视觉效果做大胆的尝试和改革。其中改革最为明显的艺术观念、表现形式都与西方流入中国的前卫艺术有着极大的关联。装置艺术在中国有如此大的影响，并且还得到认可和容纳，有其内在的因素。一方面，当代国际艺术的整体性发展是世界艺术史的必然规律，对中国艺术家的刺激和推动也是必然的；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达、国人生活水平提高、综合国力增强，社会结构中的某些方面的观念也呈现出工业或后工业时代的趋势。所以，装置艺术在中国还是有了长足的发展。

装置艺术是当代中国现代前卫艺术中重要的艺术样式，它的美学特征是以对传统艺术的反诘与超越为其特征的，此思想热潮很快波及传统的架上绘画，很多传统的绘画创作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关注绘画自身的发展问题，在其绘画语言、视觉形式、表现题材上大胆突破，融入大量空间艺术的视觉元素来表现自己的作品，通过对前卫艺术的解读与分析，来改革传统架上绘画的艺术形式，使架上绘画具有时代性的特征。再者，前卫的视觉形式与创新的观念正是架上绘画所追求探索的时代象征，它代表的是作品与时俱进的审美准则，一件优秀的艺术作品必须在拥有前卫观念的情况下，将与时俱进的视觉形式展现给观众。随着中国文化、经济走向世界，形形色色的西方前卫艺术也在中国艺术家们的推从下慢慢流向大众社会，并形成有力、有影响的文化意象，有的画家选择了装置艺术的观念，有的画家敏锐地把握了装置艺术中的形式美学的意蕴，也有的借鉴了装置艺术空间视觉效应。总之，装置艺术所呈现出来的形式、空间、观念、甚至色彩都已被画家们广泛采用，使架上绘画的表现空间逐渐加大，开拓出新的视野，这也必是所有画家们所孜孜以求的目的。

近些年出现的当代架上绘画，特别是当代油画创作已经充分向我们证明：伴随着文化背景的巨大转换以及外来文化与新媒介艺术的巨大影响，一种更新的创作方式已经迫不及待的展现在众人面前。90年代初，以石冲和冷军为主的画家群体开始用架上绘画来表现根据自己的观念制作出来的装置作品。石冲在90年代初创作的一张油画作品《行走的人》就是这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当代架上绘画作品之一，它是先由一个观念到装置，再由实物转向画面的过程。以创作此画为例，在前一阶段，石冲更强调的是以象征性的图式符号隐喻生存的荒诞与无奈；而在后一阶段，石冲则重在以非同寻常的想象力与高超的技巧来处理架上绘画的真实空间与幻觉空间这一现实命题。作品中的石膏人物是石冲根据真人翻制的，其处于行走状态中，不仅目无表情地直视着前方，还双手捧着一条被晒干的鱼。这种装置性的绘画作品，以逼真描绘的形式表现甚至会使人忽视画布的二维平面性，而那僵硬冷漠的石膏“人”则在观众眼里变成了不可思议的真实；按照他自己所说的“我试图在不丢开架上绘画的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输入了装置、行为艺术的创作过程和观念形态，从而创造出‘非自然的摹本’。”

冷军也是中国当代画最具代表性的几个装置绘画艺术家之一。受装置艺术的启发，在创作前，他也是精心选择有代表意义的物件进行组合，然后再加以逼真的再现，使其绘画作品注入装置艺术中所持有的观念性和视觉形式。在作品《新文物——新产品设计》中，冷军将一台机器处理成了文物状，并试图以将来人的眼光来审视现代工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它虽然只是冷军对以机器为代表的工业社会所作的警惕性喻示，但却真实地表达出一个朴素的人文主义思想者所发出的沉重呼吁。可以这样说，他们的艺术既是平面的装置艺术，也是对当下生存环境的直接反映。面对时代的变更，一些中青年艺术家在赋予绘画以更新的含义时，已经开始建立了全新绘画体系。很多画家把装置艺术搬上了架上绘画，并且更给予架上绘画全新的诠释方式，从某程度上来说，让架上绘画在现代艺术时代中重新焕发了新的活力与生机。

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的一体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双重作用，长期被国内外感觉充满神秘的中国西部已经张开了迎接外来文化的双臂，迈开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双脚。尤其是中央政府确立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西部的对外开放和与各种外来文化的交流、融合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相对于内地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言，中国西部的经济、文化发展速度缓慢，封闭性、保守性更强。尽管在历史上以丝绸之路为纽带的西部文化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华文化传播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但自唐代以后随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内移，西部社会发展进入了全方位的衰退时期，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经济地位、文化地位迅速下降，到南宋，“我国经济上南盛北衰的局面，得以完全确立。”①自然状况不断恶化的西部地区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日益被忽视。加之海上交通的发达，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转向东南沿海，在东南部迅速崛起的一批工商业城市“成为具有全国意义或地区意义的经济中心”，②中华民族对外文化交流的出发点由陆路转向海路，肆虐的风沙、茫茫的戈壁和缓慢的驼队已经无法同现代的坚船利炮相抗衡。丝绸之路成了一条被废弃的老路，人们已经很少提起它。关注西部的人越来越少，广大西部内陆地区在外人的眼中一天天地神秘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家曾经有过几次对西部的关注，并形成了一定的声势。如50年代的支援大西北、60年代的大三线建设、60-70年代的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都有成千上万的“文化人”进入了西部。不论他们当时是因为何种原因来到西部的，客观上他们都将同时代的外界文明带入了西部，对西部传统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随着这些人的流动和媒体对他们的关注，也将西部文化中有特色的一些东西带给了内地、带给了世界。但不可否认的是，这几次内地文化向西部落后地区的“突进”都有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甚至是特定的军事背景，都是在行政权利的干预下强行完成的文化交流过程，对身在其中的人们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行为。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欢送大会上家长和儿女抱头痛哭的场面至今在许多人脑海中记忆犹新，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个人，这样的文化交流都是付出了沉重代价的。参与其中的绝大多数人只是为了完成政治的任务，并没有主动的文化传播意识，也缺乏进步文化面对落后文化时的优越感和自豪感。如果说。50年代的“支援大西北”还有一点以先进文化影响落后文化的意思，那么60-70年代的知识青年和城镇居民的“上山下乡”则是让其中的大多数人心怀被改造的自卑心理进入西部的。他们是被“改造”的对象，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无论事实上他们所携带的文化同西部本地文化相比有多少进步之处，也无法在那种环境中发挥进步文化使者的作用。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却被落后文化所影响、同化，以至于若干年后当他们返回曾培育了自己的进步文化环境时却感到了诸多的不适应和不理解。尽管有不少人出于各种原因对这几次内地人员和文化向西部的进入发表了许多的溢美、肯定之词，但留在事件亲历者心中的伤痕和遗留下来的诸多历史问题无可辩驳地反映了这种人为的、出于特定政治目的的、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文化交流活动的失败。

对于西部地区众多的普通老百姓而言，他们在外来人口刚刚进入时确实有过一些新奇、兴奋，在外来人的身上、口中，他们第一次知道了外面世界的丰富多彩。在连刷牙这样最普通的现代生活知识都令他们感到不可理解的时代，外来人的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价值体系等都同他们祖祖辈辈延续的传统生活方式形成了巨大反差，在西部百姓的心中造成了强烈的不平衡。绝大多数百姓面对外来人时根本没有充当“教育者”的自觉意识，所有的只是自惭形秽。在他们的心目中，那些“外来人”都来自“大地方”，来自于比自己的生活环境好得多的地方，眼下只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迫使这些人暂时受点苦而已，最终这些人还要回到那“天堂”般的地方去。无论是物质的东西还是精神的东西，凡是“外来人”带来的东西都令他们羡慕，都成了他们追求的具体目标，而这些感觉却同当时社会赋予他们的政治使命是尖锐对立的。在外来人的影响下，这些连温饱都还没有解决的“教育者”很快意识到，“外来人”到自己的家乡来是被迫“受苦”的，是不应该的。他们早已习惯了的贫困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不应该强加于外来人，何况这种落后的生活也不应该继续伴随自己。外地人所描述的、所表现的现代文明生活才是西部百姓所应该追求的理想生活，但是严酷的自然和社会现实随时提醒他们，这种生活对他们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面对落后他们只能听天由命。两种文化、两种生活之间的反差在极为贫困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环境中是无法协调和统一的。所以，当政治形势变化，外来人先后离开了西部或被西部文化同化以后，外来文化在西部曾经激起的涟漪又归于平静，西部的生活又回到原来的轨道。20多年以后，当年的许多知识青年回到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时惊讶地发现，同20年前相比，这儿的生活形态和文化氛围并无根本性的变化，西部文化仍然极为艰难又极为顽固地在自己既定的轨道上缓慢地行走。当然，历史不会永远停留在某一点上，时、空的转换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变化终于在20世纪的80年代以来显现了威力。从时间的长度说，只有短短20多年，而引发的社会变化、文化变换却是以前几十年、几百年都无法比拟的。在这20多年中外来文化同西部文化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交流、冲撞、融合、同化，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以空前的速度把西部社会推向现代文明的十字路口。可以说，在西部的许多地方，人们真正认识外域文明、接受外来文化，是在最近的这一次文化交流过程中。这一次的文化交流，特别是外来文化的进入，之所以十分顺利，并对西部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一是思想的解放和政治环境的宽松以及教育事业的进步。无论海内外思想界文化界对目前中国的形势有怎样的批评和不同看法，中国人思想解放的程度和国家政治环境的宽松是20世纪以来最好的，西部也不例外。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原因，西部的进步速度比内地要慢一些。正如民间常说的，内地已经流行过了的东西，在西部才刚刚开始时髦。慢归慢，西部社会的“解放”仍然在一点点地进行。对外来事物所抱有的那种天然的敌意和警惕已经慢慢地减少甚至消失了，西部人开始有意识地向外张望，寻求他人成功的经验和优秀的文化，这就给外域文化的进入提供了基本的社会需要和赖以生存的土壤。教育事业在各方面的支持下也在不断进步。据我们在25个乡镇的调查，总人口中初中毕业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已占61.5%，这同样为大众传播事业传播外来文化提供了广泛的受众基础。外来文化被动地强加于西部的历史因为西部对外来文化的主动寻觅而从此改写了。

二是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近代以来，西部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水平都是全国最低的。这一现实严重地影响了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才从根本上扭转了这种状况。尽管由于历史上形成的差距，西部各省市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还赶不上东部和沿海地区，但同西部的过去比，经济的发展还是显而易见的。以贫困人口的数量而言，在70年代全国2亿多贫困人口中的80%在西部。③到200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了500-600万，绝大多数西部人已经摆脱困境走上了健康发展之路。全社会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1000元以上，有的地方达到了3000-4000元甚至更多，是改革开放前的十倍甚至几十倍。

1国外失业保险制度比较

1．1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实施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的国家，企业雇员一般都是在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部分国家公务员纳入失业保险范围，如美国、日本、加拿大等；部分国家将农民列入失业保险范围，如德国、日本等；还有的国家包括个体劳动者，如丹麦等。在实施非强制性失业保险制度的国家，只有建立了事业基金会的部分产业中的雇员被失业保险制度所覆盖，但在这些产业内部，工会会员必须参加失业保险，非公会会员可以自愿参加。未参加失业保险的工人一旦失业可以申领失业救济金。另外，有不少国家将非正规部门就业人员排斥在失业保险范围之外。非正规就业部门指那些稳定性不强，人员流动性大的小规模经济的部门。这个领域的就业人员的不稳定性以及流动性强易造成管理上得困难。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失业保险范围有逐步扩大的趋势。

1．2失业保险的基金来源。失业保险的基金的来源有三个，即雇主、雇员以及政府。雇主一般按照企业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雇员按照自身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对于雇员收入超过一定限额以上的部分，通常不必缴纳保险金；政府对于资金的收支缺口予以平衡。按照失业保险金的承担着分类，各国失业保险基本存在以下几种分担方式。第一，国家承担。雇主不必缴费，国家承担全部失业保险金的给付。以澳大利亚为例，每年失业保险金的支出由财政部门做出预测，社会保障部门予以平衡，由国会讨论通过。由国家承担全部责任的国家还有新西兰和匈牙利。第二，国家和企业分担。国家和企业分担方式一般由企业缴费，政府补贴。以美国的部分州和澳大利亚人为代表。第三，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分担。在这种方式下，雇主和雇员缴费，政府承担部分失业保险开支和弥补失业保险收支差额。世界上有40％以上的国家采用这种方式，比如德国、英国、丹麦、加拿大等。第四，企业和个人分担。失业保险费由雇主和雇员共同缴纳，在法国、荷兰、以色列等国家实行这种负担方式。第五，个人全部负担。以前南斯拉夫为代表。第六，企业全部负担。在加纳实行这种制度。

1．3失业保险的给付水平。失业保险的待遇水平，是指对于失业者发放的失业保险金额的多少。一国失业保险待遇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基本生活标准。应以失业保险金水平不能高于最低工资标准为原则，否则会“养懒汉”。通常，发达国家失业保险金的数额一般为失业前工资的50％一60％，发展中国家一般是40％一50％。

1．4失业保险的管理体制。首先是政府部门直接管理。采用这种管理体制的国家较多，如美国、英国、日本等多数发达国家。其次是自治机构管理。德国、意大利、法国均采用这种管理方式。法国的失业保险由劳资双方共同组成的理事会管理，政府的社会保障部予以监督。德国的失业保险由雇主、雇员和工会三方代表组成的保险机构管理，联邦劳动局予以监督。最后是工会管理。在工会基础较好的国家，如丹麦、瑞典等国实行这种工会管理方式。

2我国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英国

英国布莱顿皇家别墅英国布莱顿皇家别墅由建筑师亨利•霍兰德在1786—1787年为摄政王设计，摄政王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在1815—1822年别墅被约翰•奈什重新设计并彻底改造。皇家行宫外观如同印度宫殿，内部却充满了浓浓的中国味，有莲花造型灯饰、竹藤楼梯等，在墙壁上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带有中国印迹的皇帝出行图以及仕女壁画、龙形图案等。随眼可见的都是中国古董摆饰，这便是上流社会最为崇尚历史悠久的中国文物的见证。

二、法国

1.尚•德•巴台雷城堡

尚•德•巴台雷城堡位于法国诺曼底附近的纽堡城，17世纪末为德•克莱克公爵建造，其室内环境，与城堡的公园和花园一起，为城堡赢得了“诺曼底凡尔赛”的美誉。城堡卧室中通过床帷幔和窗帘，装垫子的椅子的坐垫和靠垫，以及东方风格的地毯上的红色和粉红色的暖色调来获得视觉效果上的平衡。这些软质装饰品上的图案是典型的复杂的中国风格花卉形图案设计，在18世纪的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在路易十六的皇后—玛丽亚•安托艾内特倡导下十分流行。在尚•德•巴台雷城堡中的瓷器走廊展示了艾玛丽令人激动的收藏和中国的青花瓷器，这些都是18世纪末大量进口到法国的。

2.法国的一座城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