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范文10篇

1．什么是儒学？

什么是儒学这样的问题是一个元学问题，如果从逻辑的标准来看，这样的问题是不能由儒学本身（历史、价值、标准、方法等）来回答的，但问题是，可以作为儒学的元学的只有哲学或宗教学，但是它们仍然回答不了什么是儒学这样的问题，因为儒学自身就具有哲学或某种宗教意义上的性质，这正是为什么把儒学简单地划定为宗教或哲学总是引来更复杂的爭论的原因，只要你这样做出一个定义，你就面临着对你所做出的定义和对你做出定义的标准的双重质疑，比如，你将儒学定义为宗教，你就面临着什么是宗教的定义问题，这样每一个定义都由被定义缠绕，以至纷爭无定，这正是为什么无法按照西方学术标准和方法对儒学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做出今人满意回答的根本原因。

只有把儒学看成是它自己的元学，我们才有可能阐释儒学。儒学在学术性质上是阐释性的，即社会性地去解释历史，历史性地去理解社会和人，孔子述而不作的史学方法就是儒学冶史的规臬。又如“十翼”对易经古经的阐释就是一个光煇范例，没有古经，不会有十翼，但没有十翼，也就没有本质意义上的周易，正是在对自己的阐释中周易成为了自己的元学。儒学阐释历史、社会和人，也成就了自己，因此今天儒学怎样阐释自身，就成为了现代儒学的主旨，这实际上是今天儒学自身生死攸关的问题，只有通过对自身的阐释，儒学才能实现自己的现代价值，但是儒学对自身的阐释不等同于对它自己的即有内容或历史的重新发掘和组织，而是要对自身的现代存在做出阐释性的表达，儒学不会也不能在学术的意义上直接阐释自己，这是儒学的本质，它是因之而不死，也将因之而生，它只能在对现代社会和现代人的存在性阐释中成为自己，这才真正是现代儒学的精神。现代社会已与中国的传统社会完全不同，传统意义的儒学已成为了历史，儒学不会在历史的骨灰中复活，传遍统社会的死亡并不等于儒学的死亡，相反，儒学的中国灵魂将因此而获得重生，我们能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中寻觅到它的幽灵，在当代学术思想中捕获它的投影，现代儒学只有在对现代社会的阐释中才能阐释自己，成为自己。

一个最适用的例子就是社会学［1］，社会学是西方学术科学在自己的性质和方法上最难胜任的一门学科，这并不是说，西方传统的学术无法为这门学科提供可用的观点和方法，而是说，社会学的广泛性和多层次性是社会学仅仅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自身难以胜任的，人类、社会、和文化（广义）是同一个存在的三个侧面，但无论是人类学或社会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都无法成为对这种存在的全而说明，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大体能成为一门学科主要是在它们之内或之下的诸多的具有一定的具体性的社会科学内容，如古人类学或宗教社会学等等，但没有一门广义的文化学或文明学，因为文化或文明的具体对象即是它们的自身，就是说它们只是自己的元学，这在西方传统的学术框架内是无法处理的，因此它们只能以这种元学的成份渗入人类学或社会学的学科中，如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因此它们只能在自身的意义上称为文化或文明。但是社会学的元学性质却被它的诸多己经发展了的具体学科内容掩饰盖了，这样社会学就是一门无论是它的对象还是它自己的框架和方法都十分不确定的学科，但无疑它是非常基础性的社会科学，一方面，社会学是西方学术科学的必然产物，它的成果和渗透性是有目共睹的，它已成为了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础，但另一方面，它又难于从其它社会科学划分也自己，确定自己，它即不知道它自的最终目标，什么是社会？更不会期望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最终目标，社会向何去？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把社会学划分为静力学与动力学，静力学部份已成为了今天社会学和与社会学有关的大多数社会科学各科，但社会动力学似乎仍然没有成为一门有说服力和影响力的学问，或许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斯。韦伯(Weber,Max1864-1920)是一位有爭议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在社会动力学的研究学者，他企图说明人类社会的进程性质，他把现代西方文明理解为社会的理性化进程，他将焦点锁定在精神文化上，这样就把社会的存在方式与人的精神状态联系起来，或者说把社会的进程定位在人的精神文化层次上，并企图寻找其中的动力性因素和它们的影响，这样也就把社会学在自身的整体性和动力性上统一起来，这种视野的广泛性和他的焦点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但却使他的研究站在西方传统学术观点和方法的边缘上，使他的研究在方法和性质上表现了古方传统学术思想的一种转向，或者至少反映出西方传统学术方法处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问题的向阐释学的一种转向趋势，他的学说的不确定状态正是这门学科——作为社会科学的基础——社会学本身的内在性质的反映，提供了我们一个从文化和学术上借鉴考察儒学的现代化的机会。

2．现代社会的理性进程

韦伯在他的代表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作为西方文化的样板，但他不是着眼于西方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历史过程或结构，而是企图去把握西方社会的精神主旨，寻找它的进程动力性，他的前提是，现代资本主义由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引导和支撑，“如若''''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术语具有什么可理解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一术语所适用的任何对象都只能是一种历史个体，亦即是一种在历史实在中联结起来的诸要素的复合体，我们是按照这些要素的文化意蕴而把它们统一成为一个概念整体的。”

公元前1027年或1122年，位于渭水流域的周部落的酋长，即后来的周武王，会合大批反商部落攻入朝歌，商纣王被逼自杀。周武王去世后，周公又率兵东征，扑灭了一些王室成员和商遗民的联合反叛。

战后，周王室让功臣和王室成员等到中原各地“分封建国”，从此确定了周朝在中国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

从军事上看，和以前相比，这两场战争并无什么特别之处，但战后实施的封建制度却给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以极大的启示。其实，在当时极为原始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周王室根本无力统治广大的地区，因此只能给各诸侯国以全权，而各诸侯国因与王室间的血缘和感情上的联系，自然也愿意承担进贡和派兵拱卫王室的义务；而在经济上实施的井田制，则使人口定居下来，从而使农业得到普遍发展。这样，封建、宗法、井田交相作用，终于在中国产生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这种文明以后将由孔子等学者在文化上加以说明。

不久以后，这种制度就显示出了它的缺点。到了西周末期，随着农业的迅猛发展和人口的大量增加，荒地得到大片开垦，原来各国间的无人地带已不复存在，各国接触之后冲突四起，实力政治在社会上慢慢抬头，宗法制度开始失效，周王室逐渐失去了仲裁力量。随着社会流动性的加大，先是使得贵族间的等级差别不容易保持，最后则连贵族和平民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虽然战争增多了，但生产也在增加，教育开始逐渐普及。到了春秋时期，孔子竟以布衣身份周游列国，而且受到了各诸侯王的正式接待。

孔子以后的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各种学说纷纷出现，思想深邃而又浅显易懂，富有内容而又活泼生动，互相论辩而又共同提高；以后的中国历史再也没有了这样的气象。思想家们既批判了当时社会的战乱和诸侯的腐败，也通过总结历史提出了各自的救世主张。孔子认为，周公制订的宗法制度体现了社会各等级间的均衡与和谐；其根本精神即是“爱人”。只要我们本着君爱臣、臣爱君的精神按照这个制度的要求去做，社会必然能够臻于至善。在孔子看来，君主就像一个家庭的父亲，他应当受到家庭内其他成员的爱戴，他也有义务照顾好家庭内每个成员的生活。孔子认为，就像父亲的权威一样，君主的权威也是很自然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君主可以为所欲为；而毋宁说君主的责任仅在于让人民生活幸福，而不能压迫、剥削人民去满足自己的私欲和野心。但是，孔子没有告诉人们，用什么办法才能保证君主不能违反这个原则。孟子后来补充说，如果君主违背了这个原则，则人民就有革命的权利。这个说法当然是很不错的，然而在专制政体下，人民不可能有讨论、评判君主的机会，人民这个字眼只能被君主们或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孟子的解决方案其实并无任何实际意义。从今天的观点看，我们不能认为先秦儒家思想具有足够的深度。儒家们似乎认为，造成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都是因为人类道德的沦落；因此，只有恢复周礼中的道德原则才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虽然孟子劝说君王们要行“仁政”；但在那个图强争霸的时代，国王们需要的不是道德说教而是强国壮军的具体措施，因此儒家的学说自然就被认为是迂阔而不切实用。道家则反对世间的政府和权威，因为正是这些“圣人”们的人为干预，使人失去了自由的本性，从而造成了人类的苦难和不幸。他们主张，应当让人类去过一种原始的、自然的、无拘无束的生活。道家认为，政治的原则就是无为而治；君主只有顺其自然、不加干预，那么社会才能达到至善。同样，如果君主违反了这个原则怎么办？道家说，认命吧。显然，这种思想对实际政治肯定无力干预，只能使明哲退而为隐士。道家的“到自然去”的号召，则奠定了今后中国文学、艺术的创作的方向。法家则认为，治国不能靠儒家式的道德说教，也不能靠道家式的默默无为，而只能靠强力。君主应当将自己的想法作为法律公之于众，服从者赏，不从者罚。只要将屠刀悬在每个人的头上，那么指挥一个大国就像指挥一个人那样容易。按照法家的学说，法律只能针对人民和贵族，而不能针对统治者。实际上，在法家那里，法律代表着统治者的意志，既不能受他人的约束，也不能受习惯或道德的节制。法家们支持独裁者，把人民看成是统治者实现自己意志的工具。客观地说，法家学说满足了当时诸侯们的强国需要，推进了以后中国秦汉式的统一大帝国的形成；但它也难辞残酷、卑鄙、无耻的恶名。“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战国时的思想家们，不仅进行教育和学术探讨，也试图在政治上寻找用武之地。孟子不厌其烦地劝说国君们，只有慈悲为怀，才能统一天下；但他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却毫无建树。韩非则告诉国君们，为了国家的强大，君主应当不择手段；最后确实助成了中国的统一，后来再弄到焚书坑儒，然后再发展到明、清时期的文字狱，以后又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右和的烧书与癫狂；直到今天，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奢望。道家们则是例外；庄子对当时的国君们已不抱任何希望，

研究一个民族的思想特质，颇不容易。因为思想的特质，即使可以反映某一民族思想的特殊部分，但不能以部分来概括全体。而每一时代的思想，受该时代的影响所表现的趋势，各有其着重之点，且各时代有各时代之不同。同时思想家的思想与一般社会的思想，颇有距离。思想家固然可以领导时代，而时代亦可以影响思想家或其学派的学说。即以此三点而论，要来研究某一个民族的思想特质，就感到不易着手。一个民族在某种自然环境中，承受其文化之遗产，所形成的某种状态之下，再加上某几种对外思想接触后所发生的影响，从这里面我们还是可以看出该民族思想趋向的大势。例如英国的政治思想，侧重经验，德国重玄学，法国则讲逻辑。此种判断，虽不能表现一切，但可看出他们民族思想的大概。研究中国的思想，也应当先讨论它自然的环境，文化的遗产和外来思想所予的影响，然后找出它思想的特质。

每一个民族都有它所不能离开的特殊自然环境。这个环境也就从多方面给予这民族以莫大的影响。单就气候一项来说，比方俄罗斯那样苦寒的地方，人们时时感到受自然环境的压迫，郁积于心，结果就形成勇猛阴鸷的民族性。也许因为终年蛰伏的时候多，在屋子里静坐凝思，从炉边闲话中，许许多多的计谋便容易打好稿子。在印度则不然，终年炎热，精力蒸发，人们露宿的时候多，仰观星斗，近听恒河，而感觉生灭无常，生命渺小，于是崇拜宇宙发生印度教及佛教的思想。中国的气候是温带性的，它的文化始自黄河大平原，然后至于长江流域。温带的气候，没有酷热严寒，因此养成趋向中和的民族性，中和的思想便容易发达。

说到中国与外界的接触，在印度的佛教未进入中国以前，可以说很少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因中国以前接触的均是文化较低落的民族，如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他们往往是受中国文化所沐浴，受我们的同化。印度的佛教在汉末已进入中国，至唐代为止，所予中国文化的刺激最大。但佛教文化也是和平的思想，而不见阴险残暴的成分。随后到了明末万历年间（三五○年前），西洋思想也与中国接触了。当时西方正是伽利略、牛顿的时代，耶稣会的教士们，带着新兴的科学思想来到中国。他们的目的，本为传教，但为了适合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博得宫廷的欢心，他们一方面不反对中国崇拜祖先的习俗，认为是慎终追远，一方面将天文、数学的理论，天文的仪器，乃至日用的钟表等进贡到中国的朝廷。教士中竟有屈身作钟表匠的，希望得朝廷的信任。那时最有名的教士如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等很为一班朝野所欢迎，汤若望并且主持了中国的钦天监。只可惜传教士中，对于传教的手段，内部发生矛盾，有的认为前面一派人士的作风是离经叛道，更不当涉足宫廷，因此跑到教皇那面去告状。同时明末以后，清朝的大君之中，雍正是最反对西洋教士的。他自己是个喇嘛教徒，即位以后，即将那些教士赶跑，这一段时间，前后不到百年。一直要到鸦片战争后，中国方与西方科学思想再度接触。不然的话，中国的科学化要早三百年。

现在我们再来看中国文化的遗产。上古已古不谈，因没有确靠的材料，比方说尧典舜典都不是当时的作品，是假的。为了求材料的可靠起见，我们最好从周秦诸子说起，按时代的递嬗，来看思想的变迁。分时代本不容易，例如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可谓是划时代的，但这个时代的思想虽然有大的改变，却不是一切都变，还有它未变的成份。我们讨论到中国的思想，姑且按下面几个时期来划分：

一、诸子时期这一个时期是从西周起至董仲舒主独尊儒术前为止，乃学子最发达的时期。西周三百年是个封建时代，到东周以后，虽然仍为封建，但已经不是定于一尊，而变成霸权争雄的局面了。所谓霸权，争的是执牛耳，即是盟主，因为各邦国会盟的时候，必杀牛歃血为盟，由盟主执着牛耳去杀牛，因此通常称盟主为执牛耳。因霸权鼎盛，社会上合纵连横之说遂兴。各邦国的君主，皆欲收罗人心，招养士子，以为己用，最大的士子如苏秦，竟作到六国的宰相。上面所说的纵横家，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其他尚有儒家、墨家、法家、道家、农家、兵家、名家、阴阳家等。最要紧的，却是儒道墨法四家。儒家的代表人物首推孔子。孔子在中国恰和释迦牟尼在印度、苏格拉底在希腊一般，同在一个时代，而这个时代又都是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最发达的时候。孔子注重私人讲学，没有采用宗教式的组织。道家则不然，除广收门徒，开有讲座外，还含有宗教式的组织兼以实行。但道家并非道教，道教是张道陵所创，是世俗的迷信。冯友兰先生曾将中国道家分为三派，一为杨朱式之道家，一为庄周式之道家，一为老子经典派之道家。至于道家之是否为老子所创，尚是疑问，不过老子确有其人，比孔子老，孔子曾问礼于他。四家之中墨家是主兼爱非攻的，代表人物是墨子。法家的巨子是韩非，申不害，法家盛于秦，秦始皇就是以法家统一中国的。如商鞍就是法家。这四大家在中国此后的时代思想中，均有他们的成份。其他如公孙龙的名家，许行的农家，孙膑的兵家，都可惜没有充分的发展，不然中国的逻辑学、农学、兵学，早就该有很有系统的学说成熟。

自秦以后，汉初名君中，高祖崇尚法家，萧何定律，他便是个法律专家。汉高祖溺儒冠，对儒家不感兴趣。文帝尚黄老。武帝思想很复杂，后来他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子学时代便告结束了。

关键词：传统聚落；聚落景观；宗族意识

摘要：深入解析了中国传统聚落所具有的自然生态特征、景观特征，旨在研究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希望借此能对现代村镇的建设活动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传统聚落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其间经历了漫长和复杂的蜕变过程，得以形成独特的地域文化与聚落景观，不仅充分展示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还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生活空间，其内敛、朴实、人性化的特征，均是当代城镇缺失和需要吸收借鉴的地方。

1传统聚落特征分析

1.1自然生态特征

1.1.1尊重自然，因地制宜。传统聚落擅长利用地形、地物，故而聚落多因地制宜，空间布局不拘形式，格局自由，由此成就了顺应山势的山地城镇、临水跨溪的沿江城镇，这一独特的聚落景观。石柱西沱就是山地城镇的典型代表，整个城镇顺应山势，从江边垂直向上攀岩，建筑亦沿千步云梯爬沿而建，整个城镇契合地形高低起伏，与自然完美结合。

【摘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经过长期历史革命不断实践探索形成的符合我国实际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中无处不体现它的中国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有效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源于历史的发展又和历史文化相结合。

【关键词】中国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不断发展的历史相结合,经过这一历史过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并引领党和人民促进社会的发展,并引导中国要融入全球化的大环境中。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主体是人民主体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人民群众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服务社会，历史我党要以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目标，领导全国人们改革开放创造伟大事业,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人民,为了要满足广大人民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1]。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中国特色思想

摘要：军事思想是我国军事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的结晶，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论依据。主席站在时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高度，提出中国梦是强国梦也是强军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准确理解军事思想的当代价值，对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军事思想;中国梦;当代意义

1军事思想及其形成过程

军事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分别是人民战争思想、人民军队思想、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思想、国防建设思想、战争观和军事问题方法论。所提出的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民战争”的理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明确了战争的主体，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道路、革命军队、革命力量组织的学说。“军事思想”作为一个科学用语和学术概念最早提出于1946年12月24日中央军委《关于练兵和训练干部的指示》中。该指示中提出：“在每一个战役或战斗结束后，应在干部及战士中进行经验的检讨与总结”，并“加强干部对军事思想的学习”。军事思想最初起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国的时代背景下得以发展和完善。军事思想萌芽于建党初期，在井冈山革命期间初步形成，经过抗战时期的锤炼后逐渐建立起一套科学的理论体系，再经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后全面成熟，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可以说，军事思想是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经得起历史验证的理论指导体系。

2军事思想的当代意义

正确把握军事思想的当代价值，才能让军事思想为今所用。思想对人民军队的坚持，战乱之际是守卫家国的保障，太平盛世即是未雨绸缪的忧患意识。军事思想汲取多年革命战争的经验与教训，在一次次失败和挫折中完善，在一次次成功后总结，最终对军队建设、作战方针、作战计划、战略战术等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与准确的总结，也使得军事思想具有普世性的特点。在当今社会，军事思想依然是我们理解战争本质的思想武器，对于信息化战争我们依然可以从军事思想中汲取经验，对于我们增强忧患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军事思想的当代意义在于揭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探究了矛盾与统一的关系，为研究军事科学提出了科学的指导。特别是经过阐发和概括的矛盾分析法，已成为一个严密的科学思维系统，因而能够从事物的性质、矛盾诸方面的联结和客观条件的结合上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军事思想揭示了国防军事的客观发展规律，引领我国军事的不断向前发展，推动我国“强军梦”的一步步实现。军事思想对于多个原则性问题都做出了明确的说明，并且经过了历史的考验，被证明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必须要坚守的。对于人民群众重要性的把握也是十分到位的，他明确指出人民群众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决定力量，得人心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对于军队的领导权，军事思想中明确指明“党指挥枪”的原则，这是不容动摇的，是无论何时都必须坚持的底线。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军事思想在军队建设的方向上，对我国军事发展的原则等都做出了明确的指导，对于军事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辩证观有了系统地阐述，对我们长期军事发展和强军梦的实现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正文】

现代化是二、三百年来人类历史的最基本主题。它自发端于西欧起，就以不可阻挡和不可逆转之势席卷全球，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股现代化的历史潮流。对于中国的历史而言，现代化是中国近代以来长期追求的理想；对于中国的现实来说，实现现代化是今天乃至明天的奋斗目标。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关键人物之一，他缔造了新中国，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在他领导下，中国由一个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和思想文化基础。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奋斗终生的崇高目标，因此，研究的现代化思想，阐述其现代化思想的成功经验和失误教训，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引言：现代化的内涵与中国现代化问题

“现代化”是一个迄今为止尚没有统一定义的概念。关于现代化的定义，国外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C.E.布莱克(Black)把“现代化”定义为：“反映着人控制环境的知识亘古未有的增长，伴随着科学革命的发生，从历史上发展而来的各种体制适应迅速变化的各种功能的过程。”（注：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摘要：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丰富的音乐关学思想，对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本文主要介绍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当中的儒家、道家、墨家的美学思想。

关键词：传统美学思想儒家道家墨家

中国传统音乐源远流长，包含诸多审美品格，其美学思想博大丰富。丰富的音乐美学思想，对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的形成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中国民族传统音乐体系在与西方所谓专业音乐体系的对照与比较中，呈现出了鲜明而特有的审美特征。纵观整部美学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音乐发展其问出现过入、道、墨、法、佛、阴阳等诸多美学流派，但大体都被儒道两家所包融、吸收而失却独立存在的价值，儒道两家美学思想从先秦产生至今，始终贯穿音乐发展中。

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善、和

儒家的音乐理论对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孔子认为思想的审美朴素之美，简朴之美，含蓄之美，是自然与人心的交融，主张在音乐审美中保持一种“和”的情感态度。孔子曾评价《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为，音乐审美中的情感态度及其表现是中正平和的，也应当是适度的，有节制的，这同他的“中庸”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荀子认为音乐在动荡年代可以鼓舞前方将士英勇善战，而在和平环境中又能使人们以礼相代。在音乐内容与艺术形式上，儒家的音乐理论把内容的“善”“和”放在第一位，而艺术形式的美，则放在第二位。中国传统的音乐审美以“和”为中心，对我国的音乐家发展有着极深远的影响。儒家的音乐理论还把音乐家艺术看成是一种认识真理的途径。

《乐记》是儒家的音乐家美学思想的代表著作。《乐记》论述了音乐的本源：“凡间之起，由人心也：人心之动，物之使用使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音乐是由间组成，其根源是由于人的思想感情受到外界事物的激动，“物动心态”，是原始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乐记》提出了自己的音乐美学思想，如书中写道：“是故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乐情篇》)。就是说，作品的思想内容是主要的，技艺是次要的，品德的修养是首要的，事情的完成是次要的这就给我们一启示：在当代的音乐教学中，专业的音乐人才固然需要但通过音乐教育培养、扩展音乐素质，具有一定的艺术修养更为重要。

摘要:本文主要梳理了对西方最高概念“存在”一词的不同汉译以及由此导致的争论。批评了对“存在”概念的单纯系词理解。了这个概念基本的不可翻译性,并通过简单讨论海德格尔的运思用意,提示了不可被系词化的汉语(此文以“有”为例)及其才是后形而上学之思的真正归宿。

关键词:是｜有｜本体论｜译名之争｜中华思想

无可否认,西方哲学的译介与对思想化进程产生了全面而深远的。即使在中国哲学与马克思哲学中谈论本体论,为了寻根究源,人们总要追溯西方哲学中ontology一词的涵义、问题与。事实上,西方哲学对本体论讨论的影响之深甚至超乎我们的自觉,第一哲学的提法、本体论在第一哲学中的地位,甚至本体论一词的标准涵义,都是从西方哲学得到规定与解释的。通过这种解释,中国思想所关心的“本”、“体”问题也被顺理成章地吸纳到ontology之下了。

但从西方哲学研究界内部看,对于本体论这样一个牵涉哲学本身的大问题,其最久远、最广泛、最深入的争论却是在探讨具体的翻译问题时出现的。有关Being②以及与之有形态关联的其它词汇的翻译已经造成了把好几代西方哲学研究界头面人物卷入的漫长辩论。迄今为止,这场争辩已经引发许多出自不同背景,却均发人深省的高论,但远未取得一致意见。③但如果Being一词的翻译尚待商榷,那么对源于该词的ontology的理解,就不会全无可议之处。事实上,关于本体论的任何讨论首先应该澄清Being的涵义。这种澄清就是所谓译名之争的基本。

一、译名之争及其引出的问题

关于Being一词的翻译,历来有“存在”、“在”、“有”、“是”等若干种翻译。这些译名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强调Being的系词来历,主张以汉语的“是”予以对译。另一类则专注于Being指涉存有的一面。汉语的“有”与“存在”(“在”)有区别,但这个区别对两派意见来说都不是第一位的。④值得注意的只是,系词派从陈康开始,一直主张“是”的译法,且不时以一系列论证发起有益的争论。而存有派很少主动正面阐述自己的意见,且所主张的译名有变化。就状况而言,大陆流行“存在”的译名,港台则多主张以“有”译之。这显然与这种背景有关:大陆思想界的经典地位由马克思主义占据,①而港台学界主流仍然保有中国传统典籍的记忆。

【摘要】中华文化有两种精神相对峙，一种是刚健的，一种是柔顺的。《易经》“生生”学说所代表的正是中华文化的刚健精神。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以熊十力、张岱年等为代表的一批哲学家注重吸收《易经》“生生”学说，将生生与创造联系起来。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论证创造与人的本性的关系，人应如何发挥创造性等重要命题，赋予中国哲学新的精神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际价值。

【关键词】生生；创造；中国哲学

0.前言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生生”学说是《易经》中的重要理论，像张岱年、方东美、熊十力和罗光等哲学大家们，均注重吸收《易经》“生生”学说理论，诠释“创造”在中国哲学中的价值，构建了各具特色的新哲学体系，对中国哲学未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引作用。

1.“生生”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

1.1生生与变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