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范文10篇

尊敬的领导。老师，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前不久，有个外国人发了一篇题为《谁来养活中国》的论文，谈及中国的粮食问题，说什么21世纪中国将丧失自己养活自己的能力。面对“谁来养活中国”的提问，我们这些跨世纪青年的回答是：

中国人来养活中国！

在我们回答这个足以震撼我们整个民族自尊心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来仔细聆听一下这个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他给我们总结了四个不可逆转：

1）人口增长不可逆转，中国人口每年增长1400万，相当于一个北京市人口，到2030年将超过16亿。

2）消费趋向不可逆转，在以大米，白面为主的传统食谱上将逐渐加大肉、蛋。奶的比例，而中国粮食却不能随其饮食爱好同步增长。

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现，易于接受

从年龄上看,年纪偏轻的观众对青春偶像剧以及爱情悲剧、家庭伦理剧都有一定的偏爱;40-60岁的观众,倾向于家庭伦理剧。从职业来看,年轻的在校学生大多数选择集数少、内容活泼、画面灵动性强的青春偶像剧和爱情悲剧，但对前者偏爱的人居多；家庭主妇大多生活经验比较丰富，所以她们偏重于情节缓慢冗长的家庭伦理剧;职业女性包括城市白领,生活节奏相对较快,对时尚品位的要求较高,他们在娱乐休闲时选择的多是集数较少、节奏较快、充满都市时尚气息的青春偶像剧、爱情悲剧等。从性别来看,大多数女性喜欢韩剧,对大多数男性来讲,不喜欢在韩剧上浪费时间,但也有少数例外者。对于韩剧,18-25岁的年轻女性多数会认为:韩剧的画面唯美,情节虽然类似但是活泼而且贴近人心,男女主角形象时尚现代且很有礼貌修养;25-40岁之间的观众认为韩剧画面亮丽、清新、干净,男女主角造型时尚大方,并且温文有礼;40-60岁间的人大多数观念是:贴近百姓生活,好像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借此可以了解韩国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社会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各民族人民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学术著作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中韩两国不仅在地缘上临近，在历史上也有广泛的交流和友好往来--两国有着共同的传统习俗，都强调伦理道德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作用；韩国的历史文化都受到同期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唐朝时期，中国文字、医药、崇尚儒学的概念对韩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于两国在文化内涵、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方面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包括韩剧在内的韩国文化产品的风行也就成为了情理之内、意料之中的事情。实际上，韩剧是经过认真包装过了的东方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同改造的结果。韩剧中的情节和人物角色在中国现实生活场景内大量存在，因此让中国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韩剧在剧中重塑并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中国人在在心里上更易产生共鸣，乐于接受。韩剧中在平常的社会家庭生活中诠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内容与中国文化比较贴切、类似，展现了中国传统的日常行为。不同年龄段观众的社会心理虽然有不同，但是三大类的韩剧满足了不同人的需要，赢得了中国观众的喜爱。中国人看韩剧就和看中国电视剧一样看到了东方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像。电视剧作为影视文学作品,观众看韩剧相当于一种艺术接受。那么韩剧之所以在中国观众心里得到认同,就是因为其中的一些内容引起了中国观众的共鸣,是艺术作品中宣扬、传达出来的文化气息和文化背景唤起了接受者思想上的强烈反应。

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扬媒体

中韩两国人民有着不同的地理和社会生活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两国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也存在着相似的部分。韩剧中对子女婚姻大事、婆媳关系、子女教育问题的关注、对各种礼节的尊崇等是中国父母这一辈所推崇和欣赏的。剧中人物对生活的态度、对爱情的执著、面对困难的乐观精神、对待亲情和友情的传统态度等是中国青年一代所青睐和感动的。韩剧家庭伦理剧主要体现老人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年轻一代必须尊重老者，什么都不能影响他们所坚守的传统道德规范。韩剧是在琐碎的生活中传承着传统的道德规范，然而这些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严格社会规范。韩剧爱情悲剧中的主人公,面对倍受坎坷的爱情,总能不离不弃，执着的坚持，努力的寻找真爱的出路，即使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但只要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中国古代也有相同的爱情观,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等,这些经典爱情诗句至今还被世人传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中国人传诵了千年的爱情故事，可歌可泣。青春偶像剧中主角也表现出一些优秀品质：对待艰苦的生活自强不息,面对金钱的诱惑不为所动,对待朋友诚信为先,对待自己的父母长辈孝顺体贴,对待兄弟姐妹关爱有加。这些道德规范不正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所宣扬的？从上面可以看出,无论哪种类型的韩剧作品,体现出来的伦理道德规范都带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色彩。

近两千年的儒家文化思想在封建时代给东方人民打下了深深地烙印，不会因为和“”的批判所消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部分,儒家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特性，而且已深深地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交际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老百姓评判社会行为、自我反思和行为方式的准则，例如在商业文化的建构中强调儒家文化对企业外显竞争力和核心能力、企业与顾客的双赢关系的影响，在和谐校园的建设中儒家文化不可取代的作用。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儒家文化必然对包含韩国在内的“亚洲文化圈”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儒家文化是韩国文化的基盘，而其核心“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鲜明地体现在韩剧的情节和人物特征中，因此现在的韩剧及韩剧中的儒家文化被中国观众所接受认可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房子是中国人最值钱的家当

此次调查的家庭财产主要包括，家庭金融资产、房产、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和家庭经营资产。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最值钱的家当由改革开放初的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转变为房产和金融资产。

房产成为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中最值钱的家当。城市居民家庭现有房产价值（含装修）户均为10.94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7.9%，将近家庭总资产的一半。住房制度改革使居民住房迅速转化为家庭财产，一部分人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了价值较高的原属于国家或集体的住房，在国家让利的前提下使个人在财产总量上增加了最有分量的一部分。截至6月底，中国城市居民户均家庭财产为22.83万元，大城市居民户均财产为27.74万元，将近小城市家庭财产的2倍。这主要是因为大小城市间房产价值的差异，大城市的房产要比小城市更有价值，使得大城市居民家庭财产价值远远高于小城市。

金融资产成为仅次于房产的第二大家庭财产，户均为7.98万元，占家庭财产的34.9%。城市家庭的金融资产主要由人民币和外币两部分组成。城市家庭户均人民币资产为7.37万元人民币，占金融资产的92.4%，这其中储蓄存款又以绝对优势排在了人民币金融资产的首位，户均5.12万元，占人民币金融资产的69.4%，其次是股票（A股）和国库券。城市居民金融资产出现了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户均金融资产最多的20%家庭，拥有大约66.4%的城市居民家庭金融资产。

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水涨船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已从十几年前的“十元级”、“百元级”、“千元级”上升到近几年的“万元级”、“十万元级”，消费品的档次越来越高，消费周期越来越短，折旧越来越快。耐用消费品（主要指非经营性家用汽车和购买原值500元以上，产品寿命一年半以上的消费品）在家庭财产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只占家庭财产的5%左右，户均拥有耐用消费品现值户均为1.15万元。

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性质实现了重大跨越，由先前仅仅拥有生活资料转变为不仅拥有生活资料，而且还拥有生产资料。城市居民户均经营资产2.7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12.2%，10%的城市家庭投资于经营活动。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原始积累，城市家庭的经营活动又形成一定规模，从事经营投资的家庭户均经营资产总值已达29.85万元，其中固定资产净值16.23万元，占54.4%。这类家庭的家庭财产结构与非经营家庭有着明显的差距。经营家庭除房产、金融资产及耐用消费品外，增加了经营资产，且在总资产中所占的比重最大，接近四成，而房产只排在了第三位。

本文作者：韦亚力工作单位：巴彦淖尔市市政府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监督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审判、检察工作,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责,也是我国人民民主政体的一项宪政制度。自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以来,这项制度对于司法公正的意义愈来愈受到人们的重视,而如何切实有效地实施以及如何发挥其优越性,长期以来尚在探讨和尝试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已在研究草拟中,但立法的准备和经验的积累尚不充分。本文拟从人大司法监督的法律结构、实践经验以及立法趋向等方面作一梳理和探讨。

一、人大司法监督的法律构建及其实践

(一)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它所产生的司法机关的工作,这是一条宪法原则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6第三条:/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0第六十七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职权。0第一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负责。0第一百三十三条:/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产生它的国家权力机关和上级人民检察院负责。05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6第四十四条:/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本级人民政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工作,联系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0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6和5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6也分别作了两院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的规定。宪法以及法律的规定组成了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司法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的基本体系。虽然这些规定只是框架,确实有待于完善,但对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职权分立和监督关系有着明确规定。工作监督并不完全是司法监督,但司法监督应是工作监督的内含部分。毋庸置疑,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力有职责监督两院的工作。作为司法机关的两院,其司法行为应不折不扣地对法律负责,通过对法律负责的形式实现对人大的负责;人大监督的要意是监督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办案。此点必须严格加以析别,否则无法理清人大司法监督的责权关系。(二)人大司法监督工作一直以来处于尝试和探索之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逐步完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对审判和检察机关的监督逐步走向法制轨道,人大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加强;同时,司法不公、司法不力、司法腐败的问题十分突出,司法程序内的监督纠错能力受到质疑。这就使社会各方把获求司法公正的注意力投向人大,对人大监督两院及公安机关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人大司法监督受到重视。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提出,要把对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同制定法律放在同等重要地位。199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有史以来首次执法检查。199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5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6,各级人大将两院法律实施工作的监督纳入人大工作范围。各地先后制定了地方人大常委会法律监督条例,将执法检查和有关法律实施情况的监督开展起来。这个阶段,人大监督的主要方式是听取两院工作报告;就专项法律的执行进行检查、听取汇报;就专项工作提出质询或要求汇报说明;依法罢免、撤销严重违法失职的两院人员等。事实上,人大监督这时处于宽泛局面,一方面监督的职权责任和社会期望在加重,另一方面对司法的监督又无从下手、无章可循、无力可使。刚性监督、零距离检查、错案追究等做法心有余而力不足。人大对两院工作的监督尚未实现明显的法律效益和社会效益。1998年九届全国人大提出进一步加强对国家机关的执法监督和司法监督,加强对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的监督,促进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公正司法。事实上这是正式提出人大对两院司法工作进行监督。在实践中,个案监督作为人大监督的日常工作提了出来。两高先后作出接受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的决定。一些地方人大常委会率先对个案监督作出规定,广东、河北、内蒙古等多个省、区、市相继出台有关个案监督方面的法规或规章。5广西壮族自治区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办理案件实施监督的规定6规定:/自治区各级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已经办结生效的刑事、民事、经济、行政等案件以及虽未办结但程序严重违法案件进行监督。05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办理案件实施监督的规定6规定:/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执行本级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决议和案件监督书的意见。0,/人大常委会交由本级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处理的案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应当在三个月内报告处理结果或者办理情况。限期内确实不能办理完毕的,应当及时向人大常委会书面报告。0河北省秦皇岛市人大常委会5秦皇岛市人大常委会对司法机关实施个案监督办法6对个案监督的主体、原则、范围、程序和责任追究作出规定。(三)个案监督是人大司法监督在原有基础上的突破由于没有国家统一的具有程序操作性的立法,更由于个案监督本身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困惑。首先面临的是对司法独立性的论释;其次是对司法程序监督功能的影响;接下来是人大机关监督职能如何掌握、个案监督如何胜任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对这项制度的本意)))追求司法公正这一目标出现疑义。尽管地方法规都规定了一些不干预独立司法、不代替司法机关、不违反司法程序的原则,但个案监督一经提起,介入司法的深度和力度不是可以把握的。深度较大时,人大监督机构直接进行案件事实的调查确认和法律适用,作出处理决定以文件方式下达司法机关执行;深度较小时,以既定的倾向性意见要求司法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通过汇报、落实等压力使司法机关执行该意见。人大监督意见虽然不是在司法程序中作出,但效力往往高于法院判决。通过对一些个案监督的案例进行审视,司法监督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司法机关独立审判、独立检察的宪法和法律原则是否严格实施;二,司法程序中的监督机制何去何从;三,司法公正是否得以实现,公正的标准怎样确立。

二、个案监督辨析

个案监督迄今尚未上升为法律,各地的规定见仁见智,因此对它的定义只能依约定俗成之意: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本级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依照司法程序办理的具体案件,针对办案程序和实体处理进行的促查督办或调查纠正行为。个案监督强调/集体性0,由人大常委会内设机构启动和执行。案件来源于人大代表的建议、意见和群众申诉、控告、信访,以及人大检查工作和阅卷审查等。对象是法院、检察院(及公安局)正在办理或已经办结的各类案件,实际中多为法院的案件。方式是以监督意见书等书面文件向办案机关提出纠正意见并跟踪督办,直至以人大常委会决议、决定交由办案机关执行。凡是监督有力、有效的个案,其结果都是以人大的意见取代司法机关的处理为终结。(一)个案监督与司法独立原则相排斥个案监督势必在两个方面以人大常委会作为主体直接进行工作:一是对案件事实和证据进行调查、甄别和确认;二是在认定的事实基础上适用法律、决定案件的处理。虽然处理案件的法律文书由有权机关出具,但人大的上述工作其实就是司法行为。司法独立是宪法原则。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地方人大在本行政区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宪法和法律在司法机关的实施首先表现为独立依法办案,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责是保证其实施而不是代行之。虽然个案监督也强调不越俎代庖,不包办代替,不超越程序,但从上述两方面的具体工作可以看出,以权力机关实施的个案监督,对司法工作形成干预不可避免。从理论上说,人大的意见可以作为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一种情况;事实是,人大作为监督司法的有权机关对个案处理提出意见,权力的特征非常明显,对司法产生的影响足以动摇司法的独立性。(二)个案监督危害司法程序的实施个案监督是在司法程序之外添加一个新的程序,除了合宪性,首先要解决的是必要性问题。现行司法体制和司法程序中的监督果然不能奏效吗?出现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的问题,主要不在于司法程序制度自身缺损,恰恰相反,主要是司法制度和程序运行保障不力以及程序监督效能发挥不力。其中还有一部分问题直接出自对程序的破坏。司法程序之上的制度化日常化监督,必然使司法程序监督机制陷入混乱,监督机构及职能作用萎缩。以个案为例,判决生效后,尚有再审监督程序和检察机关抗诉监督程序可以启动,理论上审判监督程序没有无路可走的时候。此时个案监督介入,正常的监督程序要么无所适从,要么萎缩退出,而且该案其他法定的纠错渠道也在无形中受到阻塞。个案监督与司法程序监督似乎是两个并行不悖的纠错渠道,其实二者不可协调不能配合。(三)个案监督背离促进司法公正的初衷就个别案例而言,强有力的人大个案监督可能有助于使之获得公正处理,就整体意义而言,个案监督则未必有助于司法公正。司法是否公正,要看办案过程以及采信证据、认定事实、适用法律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相关法律是否得以实施。崇尚个案监督的人们实际上假设了一个前提,即权力愈高愈代表公正,寻求公正的最终途径在于国家权力的塔尖。司法不足以信任,就在司法之上获取公正。这种思维方式远离法制轨道而带有明显的集权观念。(四)个案监督与人大监督的宪法原则相冲突人大司法监督的一个原则是不代行司法权。这一原则为人公认但却理解不同。5宪法6规定:人大监督由它产生的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全国人大监督宪法的实施,地方人大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这一规定我们理解为,人大对司法的监督指向司法机关是否依法组成、依法运行,是否严格贯彻实施国家法律。对具体司法行为(即办案)不代行、不介入、不干预。进一步说,不针对个案进行纠错工作。人大作为国家权力机关并不是不能干预司法,问题在于把纠正具体案件作为人大的常规工作超出了人大的职责范围。个案监督合法化将使之成为国家司法的组成部分,司法就有了两套机构在/监督制约0中平行运行。如果职责要求人大具备纠正司法错案的能力,那么人大监督机构理应配置比司法机关更有效益的程序、更专业化的组织和更高水平的队伍,胜任这么多职责,人大机关就需要膨胀为集权一体的庞大机构;保持国家权力机关的法定体制,则无法胜任上述职责。

早年掀起的购买外货浪潮,在一次又一次的抵制外货活动中重新审视自身的温度。一方面,所谓的“外国货就是比国货好”的盲目崇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自卑的民族心理,同时也反映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品牌弱势营销带来的消极影响。国货在某些群体中代表着廉价与低质,这种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给国内产品形象重建的进程加大了难度。另一方面,一味地抵制外货的行为也缺乏对全球经济的整体认知。毕竟,海外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两方面,哪一方面的失衡都不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可持续性的发展。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有大量中国人购买外货的现象出现,并且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同时,购买外货已经从早期的单纯依靠运输业转变成出境旅游时的购买行为。尽管国家已经出台一些政策来限制境外游的消费上限,但仍然抵挡不住消费额度的增加。最后,我们依然要认识到的一点是经济活动永远和政治环境与政治政策密不可分。如果要系统地研究一种经济行为背后的经济影响,势必要结合时代背景下政策环境。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讨购买外货行为是如何影响中国经济的。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中国人购买外货这一行为表面上看是中国公民自身的消费行为,就像近年来掀起的出境游一样,在本质上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逆差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投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都会产生不同的化学效应。在经济学中,定量分析在金融行业运用比较广泛,这就需要有大量的数据作为依托,提供更为高效的分析;而定性分析则更多是运用于宏观经济,将数据信息的影响程度降到最低,用社会心理和人文因素来剖析某种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本文针对中国人购买外货这一经济现象,结合定量和定性两种分析方法,将其对国内企业、居民消费水平、国内市场等因素的影响进行全面的研究,并且将这些影响辩证分为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一)积极影响

1、对国内企业。抛却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必须认同的一点是消费者的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会对国内企业产生促进与鞭策作用。先进的国际品牌在原材料的选取,对质量的保证,对生产链的深入和优化等方面,都对国内普遍起步较晚的企业提供学习的模板。同时可以促进人员的交流,文化的传播和思想的交换。促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和资源配置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并加强中国对外的联系与贸易往来。社会历史的发展永远是不断向前,这就需要我们优化自身,完善机制。当追求品质成为一种国内企业的发展共识,那么树立国内企业良好形象的进程就可以得到加快。反映在行业内就是一股求新求稳的良好风气,反映在社会公众层面就是重新建立起的国货信任。2、对生产力和生产水平。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水平。当经济基础到达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上层建筑也随之进步。相应地,作为两种矛盾运动之一的生产力和生产水平,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飞跃提升。自1978年改革开放后,许多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办厂,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生产力和生产水平的提高得益于那一场打开自我的变革。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的是,为了改变某种利弊失衡的经济现象,比如本文探讨的中国人购买外货这一现象。我们必须要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水平。同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除了作为一项国家战略,更重要的是其对于生产力提升的启示意义。3、对居民消费水平。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理念是生产全球化、资本全球化和消费全球化。消费者们将面临更多的选择,消费地域也从本国拓展到了全球范围。这对生产者和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如果能够以差异化的特色和人性化的服务来抓住消费者的心,那么这家企业无疑是成功的。相反,如果一家企业总是用古老的思维模式来运营,那么无疑将会被新时代的消费者所淘汰。因此,长期以往,呈现在消费者面前的将是品质优良的产品和服务,那么,这对于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水平的提高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消极影响

摘要:中国人在传统社会里，通过长期的民俗的传承，形成独特的思维定式。主要表现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寻找这些思维定式的源头，就成为理解中国人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思维定式传统民俗

心理定式，是指人们在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时的心理出发点。由民间传统到心理定式，实在是因为在历史的长河里，民俗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巨大的。民众在无意识地“履行”着民俗活动的同，在其心理上、思维上打下了深深的传统的烙印。这样的烙印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会下意识地运用某种心理去采取相对固定的方式和手段。这些表现主要有家族本位、差序格局、平均主义等。现借讲授民俗学之机，整理思路，草成此文，就传统民俗在人们心理上的几种表现略抒拙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家族本位

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自出生就处于一个家族(宗族)的包围之中。诞生礼、成人礼、婚礼、葬礼，人一生的四个阶段，处处展现着作为地域小社会成员的位置。而作为更重要家庭(家族)的一员，他的行为不仅仅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作为整个家庭(家族)整体利益中的一环而存在。

先以家庭(家族)中的婚姻为例。在我们的传统社会中，历来是以两家结“秦晋之好”来代指这种婚姻关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家结成了“亲家”。而这词的本意却是指秦国和晋国结成了政治联盟，他是以秦国国君用自己的女儿嫁给晋国国君为代价的。国君女儿实际上就成为政治的牺牲品。纵观历史的长河，两汉以下，历朝历代未尝不以这种方式作为政治手段来使用的。不管是求得和平，抑或是出于笼络人心，都是将女子作为政治利益的交换来使用的。对于这样的女子来说，又如何说不是悲哀的，这样的事情说明，婚姻，在我国传统社会里，不再是两个人简单的结婚，而是代之以更大的利益驱动。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蓝色的眼睛和红色的眼睛之中，

我有一双宝石般的黑色的眼睛，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在无数白色的皮肤和黑色的皮肤之中，

我有着大地般黄色的皮肤，

"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从中西比较来看，对人口素质或者说对人口质量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西方人口学说史上，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关注向来较少，如著名人口学家豪塞和邓肯于1959年为"人口学"下定义时，"经过审慎考虑"，还是删去了有关人口"质量"的内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发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论》中曾区分过"量的人口学"和"质的人口学"，并认为后者以人类生理、智能、伦理、优生学的资质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索维（A.Sauvy）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论》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人口学家向来不予关注的人口素质问题。他在第21章中分析了有关质量人口学的几个问题，如优生问题、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的关系问题、智力遗传问题、各民族差别问题及安乐死问题等。索维还区分了优生学和环境学，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进人类的质量，不过前者是通过遗传，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环境。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质量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质量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质量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首先要指出的是，"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通常被认为是两个并无本质区别而只是表述不同的概念，在使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关于"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不是同一概念，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二者完全相同，不必区别使用；另一种认为，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需要区别使用。因为人口质量涵义较人口素质更广泛，它是与人口数量相对称的概念。人口素质则是人口某一特征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人口质量，单独的某一素质概念没有对称的概念"（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生活质量）问题科学研讨会"在京举办，但在这次会议上，似乎更多的学者认为"人口质量和人口素质是同一个概念"（"中国人口生活质量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朱国宏认为：人口质量、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相当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使用哪一术语，一来与时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普遍作用，可能与人们对质量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质量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似乎只能用于人类方面（朱国宏1994）。穆光宗则认为：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质量是相对于人口数量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质量的某一个方面，比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使用"人口素质"的说法，这可能是90年代显著区别于80年代的一大特色。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一、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中国人口学者认为，"人口素质"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朱国宏1998）。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可能有着不同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众多学者关注的一大热点，至今依然见仁见智，未有定论。

过去，虽然像社会学家陈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也十分重视人口质量问题，但似乎一直没有尝试对人口质量的内涵作出界定。对人口质量内涵和外延的讨论曾经是70～8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人口质量较早给出定义的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教程》一书中定义如下："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果的《人口学词典》也持相同看法，并进一步将"人口质量"的含义概括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亦称人口素质"。张纯元的定义虽然很有影响、并广被引用，但也并非没有争议。几乎与此同时，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就给出了不同的定义，他们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所具有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一定义与前苏联学者的定义相同，如巴兹德勒夫认为人口质量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他所说的人口构成包括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状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教育水平构成和社会阶级构成等。

一、引言

人们最初关心中国人口问题主要是关心它的数量问题，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增长的人口给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影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妨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人口政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偏重人口数量的控制。这种偏重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即使在今天中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由于人口基数庞大，加之人口发展的惯性，使中国仍面临着巨大的人口数量压力。然而，正当人们讨论如何控制中国的人口数量，为每年新增加的1000多万人口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而担忧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悄然地老化。它使中国又面临另一个挑战：人口老化问题。

中国不仅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也是老年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1998年底，中国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2.48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9.7％左右。与其他已经成为老年型国家的人口老化历程相比，中国的人口老化具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人口老化速度和老年人口的绝对数增长快；二是人口老化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而提前出现。以第四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按中位方案所进行的中国人口预测的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正在迅速地老化，年龄结构正在由成年型转变为老年型，但各个时期的老化速度有很大的差异。中国的人口老化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中国人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转变；第二阶段为2000～2020年，这时中国将变成典型的老年型人口的国家；第三阶段为2020～2050年，这一阶段将是中国人口老化的严重阶段。令人担忧的是，在中国人口总体老化的同时，老年人口内部也在不断老化。据人口学家预测，下世纪上半叶高龄老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是51‰，而65岁以上老年人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总人口在达到峰值前每年平均增长速度可能只有7‰。毫无疑问，高龄老人是增长速度最快的人群，而老龄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在高龄老人，因为大多数60～70岁的老年人尚有生活自理?芰Γ??0岁以上的老年人最需要照料，带病生存甚至卧床不起的概率最高。庞大的“中老年”和“老老年”人口无疑会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

如果分地区考察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这一问题则更为迫切。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老化总的格局是农村地区快于城市地区，汉族地区快于少数民族地区，东部地区快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到1998年底，已经有近一半的省区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本地区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超过或基本接近10%，率先成为中国首批老年型省区。从中国人口老化的地区差异上看，中国人口目前已经自东向西开始老化，而且速度将越来越快，在不久的将来，这一“灰色浪潮”就将席卷全国。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的人口并非到2000年前后才突然地成为老年型人口，老年人口问题也并非到下个世纪的某一天才突然严重起来。人口老化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也是动态的。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言，目前人口老化的社会经济影响还没有显性化，但就局部地区的情况而言，形势已经相当严峻。如1993年上海人口开始负增长，目前上海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并非生育水平问题，人们更关心的是人口结构问题，尤其是人口的老化问题。

正如人们关心人口数量一样，人们之所以关心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是出自对人口与发展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人们考虑的主要是人口总量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而对人口结构特别是年龄结构的变动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人口老化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比人口总量变动对发展的影响更大，因为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同人口数量的增长一样，会给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影响，而且这种变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远比人口数量的增长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影响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只考察人口总量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将所有不同年龄的人都视为具有相同特征的“同质”的人，这样的考察方法会抹煞不同年龄的人不同的社会经济含义。事实上，不同年龄的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特征，是“异质”的人。中国目前约有1.2亿老年人口和3.2亿未成年人口，从数量上看，同作为?讶丝诘睦夏耆丝诤臀闯赡耆丝冢??叩母旱J肭崾胫兀?荒苛巳弧5?绻?颐强悸堑秸饬礁霾煌?炅渥榈牟煌?纳缁峋?锰卣鳎?颐蔷突岱⑾郑?夏耆丝诤臀闯赡耆丝诓⒉皇羌虻サ?:3的关系，中国赡养其目前的1亿老年人口也并不一定比抚养其?骋谖闯赡耆丝诩虻ァR虼耍?疾炷炅浣峁沟谋浠?肷缁峋?梅⒄怪?涞墓叵凳且恢指?畈愦蔚难芯浚??崾刮颐悄芨?既返匕盐杖丝诒涠?蜕缁峋?梅⒄怪?涞墓叵怠?nbsp;世界及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老化的事实，要求人口学界、经济学界和社会学界对人口老化的原因、过程、特征、社会经济后果进行分析研究，并在扎实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人口老化所带来的后果问题的对策。国外对人口老化问题的大量研究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56年，联合国出版的《人口老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总结了以往对人口老化问题研究的成果，标志着对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此后，由于西方国家人口老化问题日益严重，加之人口理论的发展和研究方法的进步，使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入，有关人口老化问题的文献也在不断地丰富。同国外关于人口老化的研究相比，中国在这方面的研究起步更晚，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口学研究的复兴是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当时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才刚刚进入成年型，人们关注的重点不在人口老化上，即人口老化问题不是人口学领域优先考虑的课题。只是随着中国人口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和人口老化速度加快的客观事实才使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人口老化问题。

近几年来，中国很多部门和机构对人口老化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积累了一批文献和数据。然而，当我们仔细回顾这些数据和文献后，我们会发现，对中国人口老化问题的研究目前多偏重于考察人口老化的人口学效应和社会学效应，也就是说对中国人口老化的现状、特征、原因、过程，以及人口老化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的后果的论述较多。但弱点是，对现实情况的描述多，而理论上的创新少。

摘要：自古以来，我国的文化长廊里始终承载着画作这一艺术形式。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生活物质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逐渐对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与创新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中国人物画创作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不断融入新元素，而这些元素又和其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本文从多个方面介绍了中国人物画创作与创新精神的重要性，并且在认识中国人物画创作与创新的基础上进行了反思，认识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被艺术洪流淹没；只有不断创作，才有可能在艺术长廊永垂不朽。

关键词：中国人物画；创作创新；认识与反思

创新既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也是一个时代不断进步的源泉。我国有着几千年的文明历史，人物画创作在我国文化长河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使用石器和枝条描摹和刻画一些见到的事物，这些不经意间的记录在千年以后成了我们研究的重要对象。通过这些描摹和刻画，一些关于远古时代的伟大发现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从而使得人们对远古时代的认识逐渐清晰起来。远古时代的刻画、描摹，也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的美术这一艺术学科。中国人物画的创作由于时代的不断变迁而变得丰富多彩，并且由于创作人手法的不同，也使得中国人物画创作变得妙趣横生，并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

1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特点

从广义上对中国人物画的创作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物画，这种人物画的创作以中国文化为载体，或是将描述的人物以人物画的形式展现出来，或是将根据历史遗留下来的画作为基础，再或者是将书面描述和历史遗留画作为基础，展开丰富的想象，联想出人物的外形和气质，从而创作出历史人物的画像。另一种就是现代人物画，这种人物画的创作以现代人物作为题材进行创作，通常有油画人物画和版画人物画等。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物画的创作向来讲究形神兼备，中国人物画的创作更是如此。人物画的创作，要以想要表达的主题和想要展现的内容为依据，从而对人物进行细致入微的刻画。传统人物画的创作比现代人物画的创作要面临更多的难题，首先是时代久远，对所刻画的人物难以捉摸；然后是创作仅根据历史记载下笔，其人物的气质和外形难以表达，很难将人物的形象展现出来。中国人物画的创作从美术历史的角度来看，其成就是非常高的，并且贡献也是比较大的。

2中国人物画创作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