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范文10篇

一、问题的提出

近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唯一完成了、解决了土地问题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从二十世纪20年代初到50年代初，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提出了相宜的方针、政策，并努力付诸实践。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之於中国共产党的意义有不同的说法。很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能够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发展起来、依靠的就是焕发起来的广大农民的革命积极性。因为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中国农民耕者有其田的愿望，把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因而获得了广大农民在人力上，经济上的积极支援。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在其不断扩大的控制区域内推行的全过程中，有几个过去常常被人们用政治话语所掩盖的问题，现在仍然值得我们反覆咀嚼。中国共产党推动运动的目的单纯是土地再分配，改善农民生存状况吗？为甚么要大大超出了土地再分配的范围而涉及到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农会为甚么总是短暂出现很快便销声匿迹？之后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援是完全是自发的吗？为甚么一再出现左倾？很多地方为甚么要反覆进行？之后农民焕发出来的战争经济能力仅仅是出於热情吗？

笔者在此想提出的观点就是，的确是共产党得以崛起的法宝。但是，共产党的壮大靠的不是因此而获得的农民的支援，而是通过建立起来的政权对农村基层进行权力渗透，从而实现现代化国家对农民的紧密控制。理解了这一点，前面提到的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二、背景

清朝以来，中国中央政权组织结构建设完善，运行周密，已臻中国前现代政治之极致。然而庞大有力的官僚机构与基层农民之间却由於技术手段的欠缺而出现真空。为了填补这个真空，国家利用了乡村中自然形成的文化权利网络，如地主士绅，耆老族长，甚至豪强恶霸，以他们为经纪人，在农村中国家权力。这些经纪人有些站在基层农民的立场上，与国家进行协商，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的利益不受到国家的盘剥，可以被称为是保护型经纪；另一些则从一己私利出发，在国家与农民的经济和权利的交流中谋取最大的利益，可以被称为是盈利型经纪。无论是哪一种，只要採取利用乡村经纪人国家权力的做法，就必然会导致国家与乡村经纪分享基层权力，大量农村政治、经济资源流失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镇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而如何解决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村治结构中各种权力边界不清，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农民非制度参与和非法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将决定农村政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村政治乡镇体制村治结构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

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镇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而如何解决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村治结构中各种权力边界不清，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农民非制度参与和非法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将决定农村政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村政治乡镇体制村治结构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一

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以代表国家权力为基本特征的乡镇政权掌握着农村社会最主要权力资源，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但存在乡镇干部行为失范、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等问题。

《中国农村观察》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主办，是中国有关“三农”问题的高水准的综合性学术期刊，在农村经济和社会等研究领域有着较高的社会影响力。

《中国农村观察》被以下期刊评价体系或文摘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A）英国《国际农业与生物科学研究文摘》（CABA）收录期刊应广大读者的要求，《中国农村观察》于2017年扩版，由原来的6个版（96页）扩至9个版（144页）。欢迎广大作者赐稿。

《中国农村观察》注重论文的思想性和学术品位，注重对农村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焦点问题的深层次探讨，注重从不同侧面深入剖析中国农村的发展实践。

《中国农村观察》的选题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农村土地；农村组织与制度；农村劳动力；农产品生产与流通；乡村建设与发展；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城镇化；财政与金融；农村贫困与农民福祉；农业科技；农村信息化；农村电商；乡村旅游；农村社会；农村政治；农村法治；农村教育；农村文化；乡村治理等。

《中国农村观察》在线投稿网址：crecrs.org或zgncgc.crecr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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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观察》编辑部通讯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摘要：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公务员之家，“以家庭养老为主导，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

人总是要老的，这是一种客观的不可逆转的趋势。人老的直接后果就是获得生存条件的各种能力逐渐丧失，那么，曾经为这个社会做出过贡献的老人们在其获得生存的能力逐渐失去时，谁应该向老人伸出援助之手，为其提供物质和精神的帮助呢？这就是养老问题。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实施，拥有中国大多数老年人口的农村地区将迅速出现家庭小型化的倾向。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农村年轻一代道德观念的下降等因素，都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形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难想象，在新的世纪，农村养老问题将是我国最大的社会问题之一。农村养老这个被我们回避了半个世纪的课题，在人权制度逐渐完善、社会物质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了回避理由。

一、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基础分析

养儿防老是中国农村几千年的传统养老方式，这种以家庭作为最基本的养老模式得以长期存在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深层次研究将成为我们设计今天的农村养老制度的重要参考依据。

（一）家庭养老的客观条件分析

1．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家庭养老的前提条件

摘要：纵观推动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金融无疑是推动其迅速发展的核心力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经历了四个阶段，它们各具特色，时间长短不一。作为一个特殊重要的金融服务类别，梳理农村金融的发展路径及其对农村经济的支持效果，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农村金融只有紧跟时展步伐，以农村经济发展为最终目标，不断进行政策改革和制度建设，实现整体质量提升和效益增长，才是未来农村金融的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

关键词：农村金融；发展路径；制度

中国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2016年，中国GDP总量达74.4万亿人民币，在世界上已远超日本，紧跟美国的脚步，成为世界上第二个GDP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的国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成就令世人瞩目，堪称增长奇迹，但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与速度却令人担忧。从工业化进程来看，不仅发展水平明显滞后，而且发展结构不合理，已经成为制约中国梦顺利实现的重要因素。需要指出的是，农村金融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关键问题，已成为促进其迅速发展和改进提升的主导性因素。因此，有必要深入探讨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路径，科学分析其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而正确制定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政策。农业在中国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并在长期发展中，形成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农业成为中国经济的基础，农村人口一直占中国人口的主体。经历多年工业化和城镇化之后，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但从整体上仍然占据着半壁江山。截止2016年末，中国总人口约为14.2亿，其中农村在籍人口约为8.8亿，大约占61.97%，农村常住人口约为5.9亿，大约占41.54%。再来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情况和差距。2016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3616元，增长率为7.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率为5.6%；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363元，增长率为8.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率为6.2%。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倍差达2.72，也就是说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1/3，由此可见，中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收入的巨大差距，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标志。这种状况已经引起了学界重视，经过充分调查，这种差距肇始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已有40多年，并且在2002年突破并长期维持在3倍左右，虽然近几年有所下降，但并不明显。在这样局势下，发展农村经济无疑是当前中国最主要的工作任务和基本目标。鉴于此，从农村金融着手，探讨其发展路径，进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改善城乡居民不合理的收入差距，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农村金融的发展路径体现了鲜明的阶段性和特征性。新中国成立后，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从而使农村金融也带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显示了高度的单一性和依附性，虽然对当时中国农村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计划性较强且单一，从而严重束缚了农村金融的多元化发展。1978年之后，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中国农村金融迎来新的发展阶段，开始变得独立和活跃，并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竞争格局。纵观其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979——1984年，中国农村金融的调整恢复期。中国农业银行作为新中国第一家专门银行，于1979年正式成立，专门从事农村经济发展相关的金融业务。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再加之其较强的官办性质，导致中国农业银行在实际运行中仍存在计划单一、政策死板等现象，不能及时回应市场需要，难以对市场进行有效调节。与此同时，中国农业银行直接领导的农村信用社，在实际运行和业务操作层面，也出现了较多问题，如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不切实际地开展业务和严重亏损等问题。为扭转这种局面，开始思考转变农村金融发展思路，先从改变管理体制和隶属关系上做起，并逐步总结经验和探索发展道路，直到1984年，才明确了农村信用社的发展路径，即在中国农业银行的统一领导之下，实行独立核算经营和自负盈亏管理，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和政策，从而使农村信用社走上了迅速发展道路，逐步扩大规模和实行层级发展，先后建立了县联社1136家，无论是机构建设还是业务发展，均有较好的成效。[3]1985——1995年，中国农村金融的快速发展期。由于推行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开始迅速发展和提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民收入均有大幅度地提高。由于农村经济开始活跃和市场需要，农村金融开始迅速发展并走向多元。如为拓宽存款和汇款渠道，1986年，邮政储蓄业务在全国范围开展起来，这是在原有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三种模式，这不仅是业务范围的突破，更是农村金融走向多元发展的重要体现。同时由于农村经济活跃，对发展资金有了更多更便捷的要求，如农村金融组织融资困难和资金短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非正规金融组织应运而生了，主要以农业合作基金会为代表。为了适应和解决农村金融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经过恢复调整之后，农村信用社已经明确了发展路径和管理体制，如在民主管理、业务管理、组织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深化改革，以“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群众性合作金融组织为发展目标。从而极大促进了农村信用社的发展，截止1995年底，农村信用社实现了跨越式增长，总数已经达到了50219个，县级联社已经基本实现业务全国覆盖。不仅如此，为了实现多元化发展，还打破原有的统收统支的供给制格局，鼓励各专业银行之间进行竞争。经过不断调整和一系列相关政策刺激，农村金融领域迎来了多项融资渠道，出现了“中国银行上岸，农业银行进城，工商银行下乡，建设银行进厂”的竞争格局。在此背景下，许多商业银行相继建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交通银行的重新组建。综上所述，中国农村金融在10年间快速发展，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1996——2005年，中国农村金融的改革期。经过10余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农村金融无论是服务覆盖范围还是整体效益，都取得了较大的提升。但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需要调整，以促进其实现进一步发展和整体提升。首先从隶属关系和体制上进行改革，1996年，国家颁布了《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旨在把农村信用社建设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以自愿入股、民主管理和服务社员为原则，改变其管理体制，与农业银行脱离行政隶属关系。为了推动农村金融改革的持续深入进行，1998年，国家颁布了《关于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机构改革方案》，旨在推动其加速商业化，同时提高运行效率和缩减经营费用。这个改革方案出台3年后，取得了明显成效，国有商业银行撤并分支机构和营业网点44000多个。一时间，除农业银行之外国有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领域几乎销声匿迹，如此大规模地撤并，无疑会在短时间内对农村金融产生巨大冲击，造成农村金融失衡和短缺。但从国民经济战略性结构调整和农村金融转型升级来看，无疑具有变革性意义。为了进一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和转型，开始从管理体制和产权制度上对农村信用社进行改革，2003年，国家提出了“明晰产权关系，强化约束机制，增强服务功能，国家适当扶持，地方政府负责”的总体要求。这标志农村金融改革不再着眼于数量、成本效益等功能性设计，而是向产权和机制等领域推进，这是首次触及产权问题的金融改革。这对农村信用社的功能完善、可持续发展和业务拓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2006年至今，中国农村金融的创新时期。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在实现发展和改革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概而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管理体制和隶属关系上，农村金融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出现了政府集权、管理混乱和服务错位等问题。第二，在资金使用上，由于农村金融机构进行商业化改革之后，新的利率结构扭曲和改变了农村地区资金外流，已经不适合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第三，在经营管理上，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缺乏抵押物、信息不对称、物质性成本与风险和非生产性借贷占比高等特点，这就导致了农村难以实现和运行较为成熟的城市商业金融模式。综上所述，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基层政府功能缺失、信用体系匮乏和法制环境残缺。在中国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发展阶段，已经具有工业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能力，实施以工补农、以城市促乡村的时机已经成熟和来临，有必要建立起政府干预和指导下的反哺农业的金融体系。2006年，国家颁布了《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的若干意见》，这是针对农村金融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着手对农村金融体制做出重要改革创新。具体措施为允许产业资本、民间资本和境外银行资本到农村地区新设、收购和投资以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和村镇银行为主的各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这标志着以农村为发展导向的、适合农村发展的微型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建设进入了全新实验阶段。

2007年，为了确保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正常合理运行，中国银监会又专门出台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性文件。为了进一步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拓展和完善，2010年，中央财政部印发了《中央财政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不难看出，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建立和发展，具有较大的创新性和开拓性。它们既为农村非正规金融创造了合法化出路，又增强了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参与度。无疑为中国农村金融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和方案，还为农村金融机构的多元性和稳定性做出了重要贡献。[4]这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以立足于农村、服务于农村、发展于农村为导向，不仅增强了自身发展的适应性和安全性。在实际运行中通过多种方式机动灵活地服务农村金融市场，主要体现在创新产品、简化流程和利率灵活调整等方面的措施上，不仅有效增加了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还对农村金融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和体系建设绝不是一步到位的发展，虽然可以有效提升农村金融市场的运行效率和解决其长期存在的供求矛盾，但在进一步发展中也会出现各种不足和缺陷，必须审慎地思考和对待。如随着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和支持“三农”方面，就会出现目标定位与政策初衷有所背离且覆盖面不足，资金实力偏弱，配套支持政策与金融环境尚待健全，金融产品与服务显得单一等问题。鉴于此，还需全方面考虑农村金融机构在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应该注意其逐利性，适当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从制度上消除农村金融系统资金“逃离”动机，促使农村资金在内部构成良性循环，甚至吸引城镇资金流入，以促进农村金融创新发展。综上所述，中国农村金融在发展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与创新措施，不仅符合农村经济发展需求，还顺应历史发展规律，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展望未来，中国农村金融应不断改革和创新，深入贯彻和执行以农村经济发展为目标，逐渐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金融体制。纵观和回顾中国农村金融发展历程，自改革开放至今，已历经近40年探索和创新，在管理体制、发展模式等诸多领域取得突破性进步，如中国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指向性、功能完善性、多元性、发展稳定性、风险控制性等。对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而言，自1995年至今，堪称是卓有成效的20年，这期间中国金融在改革和创新方面取得诸多成就，积累了经验，促进了中国农村的快速发展和整体质量提升。同时也应看到，这是相较于前20年所言，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的农村金融还有差距，需要从多方面改进和创新，如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功能，充分尊重市场自行调节；建立农村金融激励与扶持政策，根本上预防农村资金“逃逸”倾向；提升从业人员综合素养，面向农民大力宣扬安全借贷、诚信借贷意识。从中国农村金融发展路径来看，其体制建设和发展模式构建是一个动态过程，需要植根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实际，对其进行不断完善和改进调整，才能发现和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之“农村梦”的实现提供持续充足的金融支持。

香港乐施会的年刊要我以2000字的篇幅介绍一下这20多年来农村改革的情况，这实在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这20多年来中国农村改革千头万绪，两万字也说不完，只能勉为其难了。不过，根据我的理解，虽然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践过程和政策研究非常复杂，但都是围绕着土地而进行的，即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是“土地革命”。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自古及今，农民占有土地的诉求是强烈而执着的，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端也即因于此。中国共产党正是通俗易懂地告诉农民，革命就是“”，“”就是“分地”，才激发起农民的革命热情，从而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农民革命”有效结合起来，最终夺取了政权。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兑现诺言，全国上下“分田分地真忙”，中国农民曾经一度成为土地的主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农民们真诚地喊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但好景不长，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开始了，中国共产党要带领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农村掀起合作化运动高潮，先是“初级社”，后是“高级社”，1953年下半年到1956年初不到三年时间内，全国农村包括土地在内的所有生产资料被“集体化”了，农民们“当家作主”了，但他们怎么看土地也不象是“自己的”了。就在农民们困惑、抵制——浙江、安徽许多地方悄悄“分田单干”或“包产到户”，甚至发动“反革命暴乱”（如陕西某县）的时候，又于1958年发现“好”，于是，全国农民“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两三个月时间，全国农村化，彻底“一大二公”了。至此，中国农民既失去了生产自主权，又失去了产品支配权，农民们此时发现，他们已经不仅是公社的“主人”，而且也是公社的“奴隶”，农民生产积极性丧失殆尽。1960年以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把农民牢牢地“固定”在“社会主义新农村”，“牢不可破”，“公社好比常青藤，社员就是藤上的瓜”，从此以后，中国农民就顺理成章地充当起“社会主义大厦”的坚实“基础”了。但是，历史资料已经证明，1958年—1978年的20年间，中国农民的“幸福生活”犹如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小岗村隶属安徽省凤阳县小溪河镇，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普通小村庄。1978年以前的小岗村，只有20户人家100多人，是远近闻名的“三靠村”——“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每年秋后，家家户户都要背起花鼓去讨饭。1978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小岗村农民们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包产到户，“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就是自己的”，这就是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俗称“大包干”，农村改革由此拉开序幕。小岗村实行“大包干”一年就大变样，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中共高层的一些明智之士发现，“大包干”是解放农村生产力的有效手段，对“大包干”给予积极支持，后经过激烈的“党内斗争”，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大包干”基本肯定，1979年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对其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大包干”如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中国农村大地。从1982年开始，中共中央连续五年五个“一号文件”，对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内容的农村政策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充实和规范，从而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部分土地产权和生产自主权，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粮、油、棉产量连年增加，甚至翻番，农民生活普遍改善，整个1980年代，中国农村一片欣欣向荣，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进入1990年代，情况发生了逆转。农民收入增长率连年下降，有些年份甚至成了负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村各种矛盾暴露出来了，农村基层政权向农民乱收费、乱罚款现象层出不穷，农民不堪重负，农村干群关系紧张，许多农民弃田撂荒。为了“促进农民增收”，“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中共中央于2000年决定在安徽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3年农村税费改革推向全国。农村税费改革就是要把农村的税费制度规范起来，要求农村基层政府以农民土地总产出的8.4%（农业税7%，另加20%的农业税附加）向农民收取税费，除此而外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农民收钱、收物，同时进行乡镇体制改革，压缩县乡干部编制，加强民主监督，以减少基层政府财政支出。农村税费改革表面上看涉及的是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而其深层次根源仍然是“土地”问题。其理由有二，一是中央于1990年代确立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要遵循效率原则，以土地为生产资料的农业相对于城市的工业是弱质产业，因此国民收入分配必然向城市倾斜，农村就不可避免地掉进“发展中的陷阱”，从这个意义上说，1990年代农民收入增长乏力也就是“合理”的了，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扶持农业、补贴农民的缘故；好在中央已经认识到这一点，2002年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实验，变对农民的间接补贴为对农民直接补贴，2004年此项改革已推向全国。二是农民负担过重只是表象，实际上，它反映的是农村土地产出已经不足以支撑农村上层建筑，从而引发多种社会矛盾；1990年代分税制改革以后，作为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增殖税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分享75%，市、县、乡三级才共享25%，绝大多数县乡政府的收入来源于农业税，农业税占大多数县乡政府收入的70%以上，有些地方超过了90%，是农村土地产出支撑着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的运转，中国农村的县乡衙门实际上都是“土地庙”，1990年代由于县乡政府自主权扩大，其机构不断膨胀，而与此同时农业产出占GDP的比重却不断下降，至2003年已经降到15%以下，很明显农村土地有不能承受之重了。由此可见，如果说“大包干”是为了提高农村土地产出，那么农村税费改革就是为了调整土地产出的不合理分配，从而缓解农村社会矛盾。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农村人口占60%以上，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十分突出，人均耕地只有1.2亩，农村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大量农民要靠外出打工谋生，而农民却没有政府所提供的社会保障，所以，对农民来说，农民所分得的承包地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他们的生存保障资料，即土地对中国农民具有社会保障功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土地和劳动力是必须盘活、使其自由流动的两大要素，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和农村土地的顺畅流转，就必须给土地对中国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寻找一个替代物，正因如此，近年来，中国政府着手进行统筹城乡用工制度、农村养老保险、农村医疗保障等一系列改革实验，虽然步履维艰，但正在奋力前行！

2003年，中央的改革政策进行了战略调整，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中央明确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体制改革的“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中央认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贯彻“五个统筹”，做到“五个坚持”，即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尊重民众的首创精神，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坚持统筹兼顾，坚持以人为本。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提出改革目标，体现了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体现了改革、稳定、发展三者紧密结合、相互统一的思想，确立了可持续发展观。在“五个统筹”中，“统筹城乡发展”居于首位，自此以后，“三农”问题和农村改革被提高到中国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的战略高度。但这只是“战略”上的变化，在农村改革的“战术”上仍然是围绕“土地”问题而展开的。作为贯彻“统筹城乡发展”的具体措施，中央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今后的农村改革提出了“四点意见”，即“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放开粮食收购市场，把通过流通环节间接补贴改为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利益”；“深化农村税费改革”；“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加强引导和管理，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在这里，中央把“土地”问题仍然作为农村改革的核心问题放在“四点意见”的首位，提出“要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依法保障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的各项权利”，“完善流转办法，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改革征地制度”。其核心点就是要逐步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土地流转市场，打破土地制度的城乡分割局面，变土地流转的行政化管理为市场配置，这说明，中央对现行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和土地市场发育不全对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作用已经有了更清醒的认识。而另一方面，“四点意见”涉及的其他三个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的衍生问题，关于农村“税费改革”与“土地”的关系前面已有分析，我们来看另两个问题与“土地”的关系。“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进行“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健全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这实际上是为了解决“土地”产出的市场化问题，是“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配套措施，因为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实现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只有要素市场和产品同时均衡，整个经济才能实现均衡，所以，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市场化了，“土地”产出也就必须市场化。“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也是和“土地”问题紧密相关的，它是中国农村人地关系紧张、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同时，“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也是农村土地制度市场化改革的前提，如果不能把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农村土地流转就不可能实现，实现农村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也就成了空话，所以，“完善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这两个问题是“一对双胞胎”。可见，从“战术”上看，在“四点意见”中，“土地”问题是深化农村改革的基础和核心。说今后的农村改革还是“土地革命”，仍不为过！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的基本状况是：国家主导农村社会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乡镇政权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农村社会秩序处于相对稳态；村级治理体制处于结构性转型之中，村民自治正在改变农村政治的性质和运作路径，农村民主建设有了一定的发展；农民的公共参与意识正在加强，公共参与的主体和形式呈现多样化，农村新的公共领域和公共权力组织正在形成。而如何解决乡镇政权管理效率低下和社会动员能力减弱，村治结构中各种权力边界不清，农村干群关系紧张以及农民非制度参与和非法参与等一系列问题，将决定农村政治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农村政治乡镇体制村治结构公共参与

长期以来，人们对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多侧重于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探讨，“很少有人关注和深入研究乡村政治问题，尤其是广大农民的政治参与问题”[1]。事实上，农村政治状况不仅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制约着“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因为，“如果我们不从政治的高度加以认识和重视农村问题的政治方向，不能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理顺农村各种政治关系，那么最终会影响到农村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2]。甚至可以说，如果离开农村政治视野，任何有关农村经济改革和文化发展的方案都无法真正有效地实施而导致失败。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本文将对现阶段中国农村政治状况和发展趋势进行研究。这项研究旨在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中国农村公共权力组织的构成和运作及与农民公共参与之间相互关系进行考察，试图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认识市场化进程中农村政治的发展规律。

农民工进城正在改变着中国农村不少家庭。中国数千年来传统和相对稳定的家庭模式正在经历可能是有史以来少有的深刻变化。农民工进城在改变着农村家庭的经济环境的同时，也使亲情缺失，观念冲突，劳动力减少等问题对农村家庭形成前所未有的考验。 为了把连续四年在外打工第一次回家的儿子留在身边，江西永丰县农村的林福生倾尽家财，10天内为儿子找了一名邻村姑娘成亲，结果婚后第三天，儿子就带着新婚妻子踏上了打工路。从春节到现在2个多月过去了,一年一次的春播又要开始，站在春风拂过的田野，林福生说：“不知道为什么，现在的家一点也不象原来的家了。”

在中国农村，农民工进城正在改变着中国农村不少家庭。象林福生的家一样，中国数千年来传统和相对稳定的家庭模式正在经历可能是有史以来少有的深刻变化。农民工进城在改变着农村家庭的经济环境的同时，也使亲情缺失，观念冲突，劳动力减少等问题对农村家庭形成前所未有的考验。

“现在的家一点也不象原来的家”

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形式。九十年代初，当农民工进城打工热开始时，农村家庭的大多数成员都象林福生那样，是怀着兴奋与期待的心情看着成年的孩子离开家庭到城市去。数年过去了，兴奋与期待已经被一种更为复杂的情感所替代。林福生说，农村不少人家的父亲和母亲已经希望打工的孩子回家了。

今年春运期间，南昌铁路局麻城派出所的民警曾经接受过一个湖北农村大婶的特殊求助，这名来自湖北黄冈农村的大婶追寻女儿数十公里，试图劝说女儿留在家里无效后，当众在车站给女儿下跪。即便如此也没有留住女儿匆匆的脚步。于是她跑到派出所向民警求助，希望警察能用强制方式把女儿留住。女儿说：“我每年都给家里寄几万块钱，这比在家种田好多了。”但是，母亲却说：“女儿，娘更想你在我身边。”

江西是一个中国中部地区的农业大省，每年有400多万民工进城务工，2003年劳务输出人数更是比上一年增加50万，达到460万。春运期间南昌火车站每天发送旅客近30万，其中80％都是农民工，这些从江西四面八方的乡镇汇聚而来的民工们，在他们离开家乡时，既带给了农村家庭发家致富的希望，也越来越多地让他们家乡的父母情感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