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范文10篇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深入，世界各国的贸易呈现出一系列的低碳化发展趋势，贸易低碳转型是大势所趋。本文通过对我国贸易低碳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查找低碳转型中存在的技术、立法等问题，并从低碳技术、法治保障、激励政策、贸易结构优化等方面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低碳贸易；低碳转型；出口贸易

随着低碳经济发展，作为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世界贸易也将显现出一系列的低碳化发展趋势，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在世界贸易的比重将逐步趋于下降，而低耗能，低污染产品在世界贸易的比重将趋于上升。可以说“低碳贸易”已成为全球热点，欧美等发达国家已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投入研发“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方面进行整体布局和规划，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因此贸易低碳转型是大势所趋，也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能源结构优化以及跨越式发展的有效途径。

一、中国贸易低碳现状

(一)贸易大国并非贸易强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对外贸易飞速发展，对外贸易进出口额年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1991年)，我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由206.4亿美元增长至1356.3亿美元，我国外贸地位在世界的排名从第32位跃居第11位；入世后，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2004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在世界上的排名已上升到了第3位；2019年，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31.55万亿美元，比1978年增长将近1530倍。与此同时，由于技术水平相比发达国家要低，很长一段时间，我国出口的产品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工业附加值不高。加入WTO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技术的创新，工业制成品在出口贸易商品中的比重逐年下降，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所占比例依然较大，因此，我国虽成为了贸易大国但还不是贸易强国，尤其在低碳贸易的主战场上，中国必须加快贸易结构的调整。很多“高污染、高消耗、高投入”的中国企业因此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二)高碳产能过剩。目前我国仍处于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大力推进的阶段，工业尤其是重化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如今中国进行工业化所处的外部环境与发达国家相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不同，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中国的工业化正受到来自资源和环境的两大约束。一方面，工业化必然伴随着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大量投入使用，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产业结构调整，经济高速增长对能源的依赖明显上升，而我国的能源生产已不能满足能源消费，尤其是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缺口不断扩大，这些缺口不得不依靠进口来弥补，对能源进口的持续增加将使我国能源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也使我国面临巨大的国际资源市场价格风险。另一方面，从长期来看贸易国对碳排放的约束会越来越严格，“碳关税”“绿色贸易壁垒”会使得我国工业生产和出口产品的成本越来越高。但在这种日趋严厉的全球范围的资源环境约束形势下，我国出口贸易中诸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获得政府能源补贴的重化工业普遍存在着持续的、大规模产能过剩的情况。(三)能源利用率低。能源是一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物质基础，其开发及利用效率的高低是一国生产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我国虽然是能源生产大国，拥有较为丰富的化石能源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在所有资源储备中占主导地位，但其他优质能源资源相对不足。同时，我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2019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由36.06亿吨标准煤上升至42.99亿吨标准煤，且呈逐年增长的态势，能源消费中以煤炭消费为主。从行业来看，冶金、化工、制造、建材、纺织、橡胶等行业的能源消费占工业能源消费总量70％以上，这些高耗能产业对能源的需求量非常大，但由于能源技术水平较低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等原因，导致能源的利用率却不高。(四)中国外贸出口的碳排放逐年上升加入WTO之后，我国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工业、制造业的发展也明显加快，以致对能源的需求和消耗也急速升高，受资源禀赋的影响，我国煤炭资源丰富，其他能源如天然气、石油的储存量却较低，能源消耗主要以煤炭为主，而煤炭消耗所带来的碳排放量是各种能源中最高的，因此，我国碳排放总量也呈现出急剧上升的势头，2006年更是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碳排放第一大国。我国出口贸易产品中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煤炭开采业、金属冶炼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及化学行业均为高碳排放行业。出口贸易中隐含碳排放量基本处于逐年增加的态势。

二、中国贸易低碳转型面临的问题

一、理论模型构建

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是一种隐蔽的非法行为，其规模难以直接测算。由于贸易伪报下的资本外逃是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贸易数据统计差异的重要原因，因此可以从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入手，通过分析主要的可观测因素，进而间接测算出贸易伪报下资本外逃的规模。

(一)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

根据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编制原理和国际收支账户分析方法，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主要受以下5个因素的影响。

1．贸易双方的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

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如统计辖区不同、运输时滞不同以及再出口内涵不同①等，都会造成中国与贸易伙伴的贸易数据统计差异。但由于统计口径和方法不同所产生的影响会相互抵消，其对双方贸易数据统计差异值的综合影响是有限的。

1中国贸易平衡状况的历史演变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从贸易逆差向持续顺差转变的一个过程，从中国统计年鉴中收集到自1978—2012年进出口差额数据，利用Excel制作出条形图和线形图，横坐标表示年份，纵坐标为进出口差额。如图：大致可以把我国贸易状况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一）1978年—1989年，此时的中国经济刚处于起步阶段，贸易逆差为主阶段。

在这个阶段的12年中有10年处于逆差状态，累计逆差46840百万美元，年均逆差3900百万美元。

（二）1990年—1994年，贸易顺差逐步发展阶段。

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对外贸易逐步增加，在这个阶段，除1993年出现12220百万美元的逆差外，均为贸易顺差，累计顺差14380百万美元，年均顺差2876百万美元。

1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助器”据海关统计自2002年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增长速度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进出口规模翻了两翻，特别是近四年贸易顺差急剧增长2004年贸易顺差321亿美儿，2005年贸易顺差达到1020亿美元。出口额762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8.4％；进出口额6601.2亿美儿，比上年增长17.6％。2006年贸易顺差进一步增加到l775亿美元，外贸出口9690.8亿美。增长27.2％比上年下降1.2个百分点；进口7916.1亿美元，增长19.9％，比上年上升2.3个百分点。2007年我国外贸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同比增长47.7％，后8个月单月顺差规模均保持在200亿美元以上同时2007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达21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净增加4134亿美元。其中出口12180亿美元，增长25.7％，比上年下降1，5个百分点；进口9558亿美元，增长20.8％，比上年上升0.9个百分点。2008年1至8月，我国累计贸易顺差1519.9亿美元，同比下降6.2％，净减少100.8亿美元；出口额9376.9亿美元，增长22.4％，比上年下降3，3个百分点；进口7856.9亿美元，增长30％，比上年上升9.2个百分点；外贸进出口总额17233.8亿美元，同比增长25.7％。从绕计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对外贸易顺差有以下特点：增长速度连续保持20％以上，2005年至2007年增长迅猛，2008年上升势头回落。

2我国贸易顺差形成原因

2.1国际间产业转移是我国高额贸顺差产生根本原因。

首先，在这种国际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外资把中国作为制造基地进行加工贸易，使加工贸易占据了我国贸易的50％以上，从而推动了贸易顺差的急剧扩大。其次，这种产业转移的另个结果是，使得企业大规模进口生产所需的中间产品，导致我国对周边经济体形成巨额的贸易逆差。而这些产品在大陆组装后输往这些企业原有的传统市场，主要是欧美市场，导致我国对欧美市场出现较大贸易顺差。再次，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一次国际产业，促进了我国贸加工产业的升级。相应地，出口产品仍然以加工类型产品为主，并在一定程上推动我国部分产品层次和附加值的提高。促成了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品尤其是机电产品出口比重增加。

2.2发达国家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扩入了贸易顺差。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加工贸易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主导贸易方式。与成绩并存，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加工贸易发展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笔者认为，对加工贸易必须从宏观角度、全球化视野理解，才能探索出一条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最优化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的发展道路来。

一、加工贸易的实质和发展趋势

一般意义上的加工贸易，是指外国企业以投资方式把生产能力转移到东道国，加工装配产品后运出东道国销售的过程。狭义上的加工贸易，是指对来料或进料加工采用保税监管的贸易方式。但是，这两个概念都仅揭示了加工贸易的表象。笔者认为，加工贸易蕴含着深刻的全球利益背景，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迁。

（一）加工贸易是跨国公司全球布局、谋求利益最大化的主要方式过去几十年，跨国产业转移是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跨国产业转移是经济学中“比较优势”理论的具体实践。跨国公司利用各国的优势，将注册、融资、研发、生产和分销系统在全球范围展开，各个环节被布局在成本最低的国度，通过加工链条或增值链条在各国之间的流动，以世界范围内的最低成本组合实现了全球套利最大化。跨国公司和分布在各国的子公司之间的经营关系具有了加工贸易的特征。

（二）加工贸易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和未来发展的主要趋势加工贸易与国际投资及国际贸易紧密相连，体现了商品和资本交换的国际化。随着世界范围内的跨国产业转移，国内分工转化为国际分工，世界经济“资源一体化、生产一体化、市场一体化”的特征愈发明显，其中加工贸易发挥着关键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高度，才能认清中国加工贸易发展的全球背景和长远趋势，积极参与到经济全球化中去。

（三）中国要利用加工贸易全球配置资源的特点，建立自主的全球加工贸易产业链，即开展以我为主的加工贸易目前，在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布局中，中国主要存在于其中的两个环节（即初始的生产加工环节和终端的市场返销环节），高科技产品的核心技术较为缺乏。据不完全统计，医药行业的95％、芯片80％以上、数控机床和纺织机械70％以上、汽车行业90％以上的专利都是国外的，产品附加值和最主要的利润被跨国公司获得，这使得中国在国际分工和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加工贸易的未来发展，不应该是单向的、单纯引进外资的加工贸易，要逐步摆脱西方跨国公司加工产业链的桎梏，学会自主利用世界范围内的资源和市场，建立自主的全球加工贸易产业链条，在经济全球化的版图上确立自己的地位。

摘要：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严重影响了中国外贸发展。疫情初期，中国外贸同期增速锐减，而疫情扩散之后外国政府的系列政策偏向于重商主义，自由贸易规则不断被打破，中国贸易供给端和需求端均受到严重冲击，对中国外贸发展提出更大挑战。对此，中国应逐渐对接国际标准、提高产品质量、加强贸易伙伴之间的对话合作并通过跨境电商推动贸易长期发展。

关键词：肺炎疫情；对外贸易；贸易规则；重商主义；跨境电商

肺炎疫情全球蔓延速度快、波及范围广，严重冲击了全球生产网络体系，并对国际贸易发展产生强烈影响。截至2020年4月9日，国内累计确诊83249例，国外累计确诊数超过143万例。疫情的全球蔓延对全球国际贸易网络造成巨大冲击。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预测，由于肺炎病毒全球蔓延严重冲击世界各地生产经营活动，预计2020年世界贸易下降13%-32%。在国际贸易环境如此恶劣的情况下，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在疫情蔓延的冲击下会受到什么影响？中国又应该如何脱困自救呢？本文认为，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产生巨大冲击，但同样也带来转型机遇。中国外贸企业应该把握时机，提高产品质量，加快产品出口速度，与主要贸易伙伴联合推进国际贸易自由化，并通过打造中国对外贸易产品的质量品牌推进中国对外贸易高品质发展。

疫情爆发前后中国外贸的主要变化

2019年疫情在中国境内爆发之前，中国外贸发展取得新的历史突破。尽管中国外贸面临日益复杂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一定阻碍，但总体而言中国贸易无论规模还是国际市场份额均双双提升。2019年中国对外贸易再创新高，外贸总额达到31.54万亿人民币，国际市场份额也提升至13.1%。同时，民营企业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外贸第一大主体，其贸易占比高达42.7%。主要贸易伙伴排名略有变化，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欧盟和日本则分别列第一位和第四位。自从2019年12月1日首例肺炎患者发病之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形势迅速发生变化。2020年1月3日，首例境外患者确诊之后，境外开始出现大规模蔓延。2020年1月29日，中国内地31个省份全部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自此，中国内地对疫情防控进入攻关阶段，但同时中国企业生产环境和贸易环境也发生巨大变化。在疫情不断肆虐的情况下，正逢春节假期的中国境内企业纷纷延迟开工时间。而由于防控疫情蔓延的需要，境外国家生产活动能力均受到严重冲击。尤其在境外疫情不断蔓延且呈现失控趋势之后，对各国生产经营能力更提出新的挑战。从全球货物贸易整体来看，世界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需求均大幅度萎缩，中国对外贸易发展也同样受到严重冲击。根据中国海关统计，2020年前两个月受疫情冲击影响，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同比下降17.2%，进口同比下降4%。进出口贸易出现71亿美元赤字，比去年同期减少509.8亿美元。同时，中国与主要对外贸易伙伴之间的贸易也同样出现巨大变动。其中，美国和日本双边贸易冲击影响最为剧烈，降幅分别高达26.5%和23.3%，对欧盟出口则下降17.1%。东盟出口降幅相对较小，仅下降3.6%。但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在2020年5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整个4月份中国出口同比上升3.5%，进口同比则下降14.2%，出现高达453.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其中，对外增长的主要表现在于东盟和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出口贸易，而美国、欧盟和日本等的进出口贸易则仍然出现大幅度下降。不仅限于贸易地理区域分布的变化，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也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竞争优势的机电产品和服装产品出口数量明显下降，而纺织品出口则增势明显。其主要原因在于国外对疫情需求的纺织品物资增加导致纺织品出口高达2613亿美元，增长5.9%。但实际上，肺炎对中国贸易的影响并非仅限如此。若仅在中国境内蔓延，则随着中国对疫情管控力度的不断加强，以及全国各地复工复产的不断实行，国内生产能力将会在短期内迅速恢复，并不会对贸易以及经济产生剧烈冲击。对于中国贸易而言，疫情在全球蔓延更是影响其发展的关键所在。据国际卫生组织统计，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蔓延，而与中国贸易密切相关的美国以及欧盟则成为肺炎的重点发病区域。2020年2月4日，国外确诊病例仅为173例，但发展到2020年4月12日，该数字已经突破177万人，规模增长超过1万倍且仍呈现不断扩大发展的趋势。美国、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德国和英国等中国最重要的发达国家贸易伙伴，则成为此次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在肺炎爆发前期，中国对外贸易缩减的主要原因在于境内生产能力降低，而国外疫情发展之后中国外贸则面临贸易伙伴需求和生产均缩减的局面，因此在国外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之前，中国外贸在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均会受到强烈冲击。尽管从4月份的数据来看，短期之内中国对外贸易出口仍呈现比较好的发展趋势，但其根本原因在于完成前期积压的订单，另外则是由于全球疫情爆发对抗疫物资需求量的迅速激增导致。中国率先复产复工之后，必然成为抗疫物资的主要市场提供者，但后续对外贸易的具体表现则需要进行观望，主要取决于国外整体疫情防控情况的发展。

疫情全球蔓延对中国外贸环境带来的巨大冲击

一、贸易条件介绍

贸易条件这一概念很早就在经济学经典理论文献中出现了，但由于受传统国际贸易模式一定是正博弈过程的影响，贸易条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长期以来没有引起学者们的广泛讨论和研究。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普雷维什(RaulPrebisch,1950)和辛格(HansSinger，1950)提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观点之后，关于贸易条件的研究才持续不断进行着。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施开放政策以来，对外贸易的快速增长，占全球贸易总额比重的大幅提高，贸易结构也有较大的改善，那中国的贸易条件变化如何、影响中国贸易条件变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中国将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措施使中国贸易条件向有利的方向变化?

贸易条件是反映一国贸易利益和贸易地位变动的基本概念。根据马歇尔的提供曲线，贸易条件说明了国际贸易为两国带来的利益范围及各国在利益分配中各占的比例。但是由于利用马歇尔提供曲线的假设前提是物物交换下供给等于需求，因此根据提供曲线研究贸易条件只适用于抽象的理论分析，同样不能具体地定量地得到一国一定时期贸易条件变化情况。在贸易条件的实证研究中，采用进出口价格指数和数量指数编制不同指数形式对贸易条件变化进行评价。在贸易条件评价指标的不断完善中出现了不同侧面反映贸易条件变化的各种形式的贸易条件指数，最主要的有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单要素贸易条件、双要素贸易条件等四种形式。本文主要考察价中国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价格贸易条件(NetBarterTermsofTrade，NBTT，也经常被称为净贸易条件、净易货贸易条件或净实物贸易条件)是指一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与进口商品价格指数之比，反映的是一国出口单位价值商品能获得单位价值进口商品的变化，体现的是贸易利益分配的公平问题。收入贸易条件(IncomeTermsofTrade,ITT)是通过价格贸易条件指数乘以出口商品数量指数而得到的，反映的是一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的变动情况，即出口收入变动所能获得进口商品的变化，体现的是通过国际贸易获得效率的问题。

二、中国贸易条件评价

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online数据库和《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对中国1980年至2006年的价格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进行评价。中国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形成了比较明显的对比，出口价格指数在大幅度波动中降低，而进口价格指数则是在小幅度波动中提高，并且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降低的程度。正是在中国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大幅度波动下降、进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小幅度波动提高和进口价格指数提高的程度大于出口指数下降的程度的共同作用下，1980年至2006年这27年问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总体趋势是有较大波动的下降，与1980年相比，中国贸易条件除1981年都处于恶化之中。这说明中国出口单位价值商品所能获得的单位进口商品是减少了，中国在国际贸易利益的公平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但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波动的幅度看，这种波动具有一定的收敛性，用每5年的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做一次移动标准差分析，所得到的标准差变动也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说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是在减轻的。

中国出口增长指数快速持续提高，由1980年的100，提高到了2006年的4430.14，也就是说2006年中国出口商品数量是1980年的44倍之多，年平均提高指数达到了115.70。虽然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指数在1980年至2006年间有所下降，但幅度仅为17.57％，远不足以能抵消出口数量的迅速增长幅度。因此，在出口商品数量增长的强大推动下，中国收入贸易条件指数变化是持续上升的，即中国的收入贸易条件持续改善。这说明中国出口商品的总体进口能力在不断提高，中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了更高的效率。由于中国价格贸易条件恶化程度在减轻，特别进入21世纪之后恶化程度明显下降，使得中国收入贸易条件近几年的改善幅度相当大。

一、贸易便利化提出及兴起的原因

（一）贸易便利化的提出

1.WTO与贸易便利化。贸易便利化作为一种便利化全球贸易的综合性方法，是1996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中被增加到WTO日程中的。这次会议为四个“新加坡议题”之一的贸易便利化未来发展提出了指导建议，并授权WTO货物贸易理事会﹙WTOGoodsCouncil﹚启动相关的工作。此后，在2001年WTO发起的多哈会谈部长级宣言中，贸易便利化开始引起各国注意并被广泛认可。部长们同意在2003年坎昆第五次WTO部长级会议上启动关于贸易便利化的正式谈判。而多哈部长宣言也同时提出，WTO货物贸易理事会将开始审查与贸易便利化相关的GATT第Ⅴ条﹙过境自由﹚、第Ⅷ条﹙与进口和出口有关的费用和手续﹚以及第Ⅹ条﹙贸易法规的出版和管理﹚内容，并确定WTO各成员国在程序简化方面的需求和难点。2003年在坎昆举行的部长会议陷入“坎昆僵局”，而是否将四个“新加坡议题”包括在多哈回合谈判中是导致2003年坎昆WTO部长级会议失败的原因之一。尽管此次会议失败，但各方却就将贸易便利化作为2004年“七月一揽子决议”﹙JulyPackage﹚协商议题达成了一致。“坎昆僵局”实质被打破是在2004年8月1日的日内瓦会议上。在此次会议上，各国同意就贸易便利化开始正式的谈判。2004年10月12日，贸易谈判委员会正式成立贸易便利化谈判小组。截止到2005年12月举行的香港部长级会议前，贸易便利化谈判小组共进行了11次会议，收到100多个成员国共60多份关于贸易便利化的建设性提议。可见WTO关于贸易便利化的议题，各方已逐渐接受将其作为未来可深入谈判的重要内容，并在各方不断努力协调下逐渐取得进步。

2.APEC与贸易便利化。贸易便利化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就明确地出现在APEC的正式日程中。APEC贸易投资委员会是在1993年建立并且在1995年大阪议程扩大了涉及范围。委员会的四个主要领域是：支持多边贸易体制、贸易便利化、透明度和反腐败以及数字经济和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IPR﹚。1994年APEC各经济体领导人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承诺“加强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并设定茂物目标：发达经济体到2010年、发展经济体到2020年在亚太地区实现自由和开放的贸易投资。1995年APEC大阪会议通过《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简称《大阪行动议程》﹚，将贸易投资便利化与贸易投资自由化、经济技术合作确定为APEC进程的三大支柱。自1994年APEC设立“茂物目标”、1995年大阪会议批准通过《大阪行动议程》以来，APEC在贸易便利化领域已经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特别是近些年，APEC贸易便利化进程不断加快。2001年，APEC上海会议通过了“APEC贸易便利化原则”，成为指导和规范成员经济体采取贸易便利化行动的基本框架。随后达成的《上海共识》，提出5年内将区内贸易成本降低5%的目标。为了实现该目标，2002年第十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通过了“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和“贸易便利化行动和措施清单”，各成员方据此行动计划将在2002—2006年内将各自贸易交易费用降低5%。后来，此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被称为“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C﹙简称，TFAPC﹚”。“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C”涉及到了与贸易便利化有关的四大领域，即海关程序、标准和一致化、商务流动以及电子商务。2006年，APEC会议在越南河内举行，会议宣布TFAPC顺利实施，上海目标顺利实现。2005年，釜山会议通过“釜山路线图”，提出2007—2010年间区内贸易交易成本再降5%的目标。为此，APEC提出了“第二阶段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简称TFAPⅡ﹚”。虽然“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仍然集中于海关程序、标准和一致化、商务流动以及电子商务等四大领域，但是对其具体行动和措施进行了更新和修订。海关程序是“APEC贸易便利化行动计划Ⅱ”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它包括贸易相关程序的无纸化、自动化。2012年，APEC评估报告显示，2007—2010年间，TFAPⅡ降低APEC区内贸易成本5%的目标已经实现。可见，APEC贸易便利化取得了较大成就，但继续深化区域内贸易便利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贸易便利化兴起的原因分析

至少有两个原因使得贸易便利化在未来国际贸易领域会发挥愈发重要的作用：一是尽管传统的贸易壁垒对贸易的影响已大幅降低，但因繁琐的海关手续、行政程序等带来的贸易扭曲仍然存在。这些冗余复杂的手续和程序给贸易企业带来了沉重的合规成本和延误成本，且在传统贸易壁垒所带来的贸易成本不断降低的背景下，非效率的贸易流程所带来的贸易成本更加凸显，这使得以简化贸易流程、降低贸易成本为宗旨的贸易便利化恰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二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与贸易改革有关的发展议题要取得多边进展正变得越来越困难，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些国家缺乏实质性改革意愿，因此，一些想要进行贸易改革的国家开始寻找新的选择，贸易便利化便进入这些国家的视线。这些涉及贸易便利化的改革可以单方面进行，故与WTO所主张的非歧视性原则不相矛盾，且能通过有意愿改革的国家自身以国际合作的方式继续推进贸易改革的进程。总之，贸易便利化作为降低贸易成本、促进贸易增长、增加社会福利的一个新方向，被WTO、APEC等国际组织看作是乌拉圭回合的补充以及达成茂物目标的重要引擎，其发展标志着世界贸易翻开了贸易自由化深化和发展的新篇章。

一、问题提出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扩张，2002—2008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从6207.7亿美元上升到25616.4亿美元，年均增长27%，贸易顺差从304.3亿美元上升到2954.6亿美元，年均增长60%。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自2008年后中国对外贸易受到一定抑制，但贸易顺差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对外贸易的持续增长，成为驱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但是，中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的是生态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及制成品出口，在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始终处于下端，巨额的贸易顺差，很可能掩盖了生态资源的流失，从而制约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仅从传统经济学的货币资本角度来考察中国对外贸易利益显然存在一定局限。鉴于此，本文尝试以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EF）作为自然资本的测度，运用投入产出（Input-Output，I-O）模型考察中国进出口贸易的自然资本流向，以揭示中国对外贸易所获得的货币资本利益是否以牺牲生态资源为代价。Rees（1992）及WackernagelandRees（1996）在关于EF研究的开创性文献中，提出以用地面积为单位测度人类对生态系统供给可再生资源与吸收废弃物这两大类生态服务需求。具体而言，EF将某一商品所含的自然资本分解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碳汇用地六种用地类型。其中，前五类用地表现为人类生产活动实际占用的地表面积，称之为实际用地（ActualLand）；碳汇用地表现为吸收废弃物和排放所占面积，反映排放空间的大小，称之为虚拟用地（VirtualLand）。EF综合考虑人类经济活动所占用的自然资本，为研究国际贸易的生态影响提供了新思路。

二、研究方法

目前在使用EF分析国际贸易的文献中，EF的测算主要分为产品用地系数法（ProductLandUseCoefficient，PLUC）与投入产出法（Input-Output，I-O）两种。PLUC法源于WackernagelandRees（1996）提出的EF计算模型，并由后来的学者引入产出因子将商品量折算成各类用地面积，用均衡因子将各类用地面积换算成单位面积具有同等生态生产力的面积，再加总求和。这种模型被曹淑艳、谢高地（2007a）称为生态足迹基本模型，被金书秦等人（2009）称为综合法。采用基础模型计算国际贸易EF值的研究见诸于vanVuurenetal.（1999），AnderssonandNevalainen（2003），Hornborg（2006），陈丽萍、杨忠直（2005），陈琰等（2010），刘建伟（2011）等文献，后三篇中文文献计算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EF值。这些研究的产品选择缺乏标准和框架，产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数据来源分散。Moran（2007）首次提出产品用地矩阵法（ProductLandUseMatrix，PLUM），Moran（2007），Moranetal.（2009）构造了产品用地产出系数（YieldCoefficient）矩阵，产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数据来源于全球足迹网（GlobalFootprintNetwork，GFN）为世界大多数国家编撰的国家足迹账户（NationalFootprintAccounting，NFA），NFA涵盖HS商品编码的全部商品。

PLUC法至少有两个主要缺陷：一是它将商品量折算成各类用地面积，故不能计算服务贸易的EF值；二是它只计算了最终产品的EF值，没有包括中间投入品的EF值，换句话说，它没有考虑经济体各部门之间的关联。Bicknelletal.（1998）首次将I-O法引入EF计算，计算新西兰三次产业的EF值，弥补了PLUC法在服务业和部门关联上的不足。I-O法的基本思路是将用地面积直接导入投入产出模型，利用投入产出表中反映的部门之间的经济联系和数量关系得到完全用地转换系数，进而测算最终需求的EF值。该方法测算对象针对具体部门，能够充分发挥投入产出模型所具有的结构性优势。后续研究从各个方面拓展I-O法：Ferng（2001）用复合用地乘数取代Bicknelletal.（1998）的用地乘数，避免了不同类型用地直接加总所导致的错误；HubacekandGiljum（2003），Suh（2004）着重探讨了实物型投入产出模型与货币型投入产出模型在EF值测算中的区别。国内学者曹淑艳、谢高地（2007b），刘建兴等（2007），邱东、席玮（2008）分别利用中国投入产出表分析中国三次产业在单一年份的进出口EF值。I-O法的分辨率取决于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划分，但由于缺乏部门用地数据，将I-O法应用于对外贸易的现有国内研究局限于产业层面。

本文采用I-O法测算中国对外贸易的EF值。在模型选择上，采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这种模型更适合于估算进口国通过进口所节约的本地区的生态足迹，用以评价贸易对单个地区的生态资源所产生的影响。而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更加适合于通过产业间关联、全球供应链及多国间贸易流动来估计进出口的生态足迹，从而追寻足迹的源头（Wiedmann，2009）。中国对外贸易的EF值反映中国对外贸易自然资本的流向，有必要深入探讨造成这种自然资本流向的影响因素，包括各个因素对于EF变化的贡献程度。对于此类问题的研究主要采用指数分解分析（IndexDecompositionAnalysisIDA）、结构分解分析（StructureDecompositionAnalysisSDA）及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需要较长的时间序列数据，而IDA与SDA只需要两个时期的数据。IDA与SDA分别适用于分析比值和绝对值的影响因素，故本文采用SDA。SDA方法近年来在国内得到广泛应用，主要集中于分析能源消耗（刘瑞翔，姜彩楼，2011），碳排放以及贸易含碳量（郭朝先，2010；张友国，2010；黄敏，刘剑锋，2011）的影响因素。但在现有文献中，鲜见将SDA方法应用于国际贸易EF的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①在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上，克服前人主要采用竞争型投入产出表以测算单一年份对外贸易EF的局限，将研究期扩展到五个年份，编制了1992、1997、2002、2005、2007年五个年度的可比价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实际用地EF值和虚拟用地EF值的测算分别采取5个部门和22个部门划分，使I-O法在对外贸易EF测算的应用中从产业层面拓展到部门层面。②在完成EF测算的基础上，利用SDA分析不同因素对于中国对外贸易EF净出口总值及部门对外贸易EF净出口值的影响，从而揭示造成中国对外贸易生态资源流失的主要因素。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对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作了调整，主要体现在更多地寻求多边贸易体系下的合法性保护，对进口保护的重新重视，从非关税措施的明显性保护转向隐蔽性保护，从单纯贸易政策转向经济、竞争政策等，这些调整对我国贸易的发展产生了较深的影响。如何应对这些调整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新贸易保护主义；非关税壁垒；政策调整

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崛起，美国经济面临的国际竞争加剧，贸易逆差与经济滞涨随之出现，美国开始中断二战以后一直奉行的贸易自由化政策，转而实行以配额、许可证等非关税措施为主要手段的贸易保护政策，从而掀起了战后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并延续至今。为了区别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以关税措施为主要保护手段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人们将这一思潮及其政策表现称为新贸易保护主义。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调整

新贸易保护主义自产生以来，直到20世纪80年代，基本上以配额、补贴、许可证等非关税手段为主，竭力推动本国产品进入外国市场。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新贸易保护主义一味的单边保护措施不断遭到国际报复；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际多边贸易体系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新贸易保护主义“以邻为壑”的保护政策日益受到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约束。新的国际背景使西方发达国家对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作出了调整。

1.从单边保护转向多边贸易体系下的合法性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