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范文10篇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三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在天津隆重召开，这是我国科学学界的一件大事、一件盛事、一件喜事。130余位理事和特约代表，不远千里从祖国各地走到一起，欢聚切磋，共商学科发展大计。这次盛会充分显示，我国科学学事业的天空中，可谓群星璀璨，人杰济济，预示着我们这项事业必定会更加兴旺发达。

刚才，我们研究会名誉理事长龚育之教授说，我们中国的科学学研究，乃是与改革开放同寿。这也就是说，我们科学学是在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里诞生，在改革开放奔涌的大潮中成长起来的。我们能有今天的盛况，我想，同志们都会感到，这是很不容易的。《红楼梦》里贾元春诗云：“二十年来辨是非”。大凡中国的事情都有这么一条理，是“是”还是“非”，差不多要看20年。我们科学学也是这样，经历了近20年的风风雨雨，为改革开放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才在中国的科学殿堂里赢得了自己的席位，才在中国的这片土地上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这说明只要为人民做点好事，把自己的事业融到振兴中华的大潮中去，我们的事业才有出息。少做事，不做事，那只有“非”，没有“是”了。我想，科学学、软科学、管理科学的进步首先应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小平同志改革开放路线，归功于前两届理事长和理事会的正确领导。因此，当我们第三届理事会成立并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建议，同志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我们已经近20年的奋斗。我们新一届理事会的责任是：继往开来，积极进取，努力开拓科学学研究与发展的新局面。

一、世界科学学60年：回首为了向前

众所周知，20世纪是科学开始全面发展、繁荣的“科学世纪”。［①］在这个世纪里，科学以其前所未有的巨大的社会功能——一方面是“普遍造福于人类”“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要基础”，另一方面，有人又把本世纪两次给人类带来巨大破坏的世界大战为代表的“所有这些祸害和不协调现象全都归咎于科学”［②］——迫使人们对科学本身进行深化认识和深刻反思。而在上一个世纪，即在19世纪，是“很少有人去考虑科学的社会功能”的问题的，因为那时，“即使对科学家自己来说，这也会是一个奇怪的问题，几乎没有意义的问题，对于行政官员或普通公民来说，更是如此。”［③］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本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科学的社会功能的反思运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助产婆的作用。是来自东方的“马克思主义冲击”［④］，使西方科学家“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西欧存在了半个世纪却无人加以赏识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并认识到，“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可以而且正在为理解科学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提供多么丰富的新概念和新观点。”［⑤］在这次包括李约瑟在内的一批西方进步自然科学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旗手就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贝尔纳（J·D·Bernal，1901－1971），他在1939年发表了传世名作《科学的社会功能》，标志着科学学这门新生学科的诞生。同是在东方“马克思主义冲击”下，美国的科学社会学家默顿（RobertMerton，1910－）于1935年发表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著名博士论文，开创了关于科学与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系统研究。［⑥］

在40—60年代初，科学学的研究转向科学发展的速度问题，即所谓的科学的定量研究。美国科学史家普赖斯（DerekdesollaPrice，1922－1983）关于科学发展指数规律的发现和“小科学”“大科学”“科学引文网络”等概念的提出，基本上奠定了科学学的核心分支学科——科学计量学的诞生。现在，国际学术界称普赖斯是“科学计量学之父”，其原因亦在这里。［⑦］对科学计量学同样很有贡献的是前苏联的已故知名科学学家多勃罗夫和至今健在的纳利莫夫，两者还是科学计量学这一术语的提出者（1969）。对科学计量学也做出很大贡献的还有一位，就是美国著名情报科学家加菲尔德（E·Garfield），赖以他创立的举世无双的巨大的《科学引文索引》（SCI）数据库，使科学计量学得以突破窄小的园地，遍及世界，并得到国际科学界的肯定和承认，使得本来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科学计量学、文献计量学、情报计量学和技术计量学，虽然分歧尚存，但正在变成科学学领域的一门日趋统一的子学科。之后，即60年代，科学学的另一个成就表现在科学哲学方面，其代表作是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所著的《科学革命的结构》［⑧］，再者就是提出并开始了科研效率和科学政策的研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大科学在各国的兴起，政府出面规划和投资科学，就不得不考虑科学的投入产出等问题，即科学经济学和科学政策研究。在贝尔纳晚年，他依然十分关心科学学的发展问题，在1965年的一次采访中，他说，我现在最关心的是科学中依然有一块地方是空白的，这就是研究科学过程自身。他接着说，科学已是一项人类的重要活动，需要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对她进行综合研究，如同对人类其它活动所做的一样。［⑨］在同年举行的第11届国际科学史大会上，他和马凯联名发表了题为《通向科学学的道路上》的文章，他们主张科学学采纳普赖斯提出的学科定义，并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名言，建议科学学的意义不宜过于刻板，“过于刻板的定义有使精神实质被阉割的危险”。［⑩］同时，他们还大声疾呼，在高等学校应设立科学学的研究机构，乃至建立国家和国际性的科学学机构。

自70—80年代以来，科学学迎来了她的兴盛的年代。有关科学的政府机构普遍建立；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诸如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管理学家、心理学家、情报学家、未来学家、科学史家、数学家、哲学家，乃至医学科学家、教育学家和部分自然科学家，都纷纷跨过边界，涉足与亲本学科密切相关的边缘或交叉研究，即科学学研究；有关科学学的论文和专著呈指数增长；有关科学学的期刊和国家、国际学会相继创立；不少国家的大学和科学院广泛开展科学学的教学和研究；直到最近两年，美国众议院科学委员会主席沃克尔（RobertWalker）和美国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吉本斯（JohnGibbons）关于要不要成立国家科学部的激烈论战。［①①］［①②］凡此种种，都说明了科学以及研究科学的学问——科学学，已经在国家生活中抵达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十五”时期，党中央、国务院认真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日益提升。“自主创新”已成为新时期中国科学发展的主旋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正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

从更快到更好，两大战略加快自主创新步伐

关键词：

“科教兴国”———坚定不移的战略，更加扎实的行动，第一生产力正日益发挥“第一”的作用。

“人才强国”———变人口大国为人才强国，变人口压力为人才优势，全新的战略将“人才资源”高举到“第一资源”的位置。

如果将国家的发展比作登山，那么，新中国制定的每一个五年计划就好比一级级台阶。“十五”开局，迈上九级台阶的中国已经有了新的、更高的位置，在世界各国的排位中，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

物业管理服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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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北京国广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化学所项目部（以下称项目部）十分荣幸能成为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物业服务执行人，并深信在所领导及全体所工作人员的支持及协助下，将化学所园区建设成北京一流的科技物业示范区，为了明确物业管理服务的内容，方便使用物业的各种设施，尽情享受高素质的专业服务，特编制此服务手册，敬请您仔细阅读本手册，并妥善保管，以备需要时查询。对物业管理有任何问题，欢迎同项目部或公司总部联系。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及全县万各族干部群众，向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向自治州领导和州直部门、兄第县市的领导，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奋斗在科技战线上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原创：自治州要承当率先发展的排头兵，实现到年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撑。树立正确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观至关重要。州首届科技月暨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行科技论坛活动的举行，充分体现了州党委、州人民政府对树立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意识，依靠科学技术提升区域核心竟争力的决心，这一活动不仅是我州今年科技工作的一项重大活动和自治州年州庆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州本资料权属严禁复制剽窃政治、经济生活中一件大事，更是州党委、政府实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此次科技论坛植物资源转换专题报告会在召开，体现了州党委、州人民政府对县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原创：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发展科技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坚持“科技兴奇”战略，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科普工作，加大人才选拔培养力度，大力推进科技产业化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步伐，加强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努力开创科技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最后，让我再一次向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一行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祝报告会圆满成功！

面对这么多自然科学领域的青年精英，我不知道讲的话会不会对大家有益，感到非常惶恐。可我并不因此怯场，因为我不过想讲出内心的一个感受，题目是：“科学工作者的祖国”。没有什么“美国特色”或者“中国特色”的科学知识。科学没有国界，科学知识是人类共享的。在今天，科学家经常跨国工作，成为当前人类社会里最国际化的一个群体，是全球化的先锋队。如此，科学工作者的祖国认同似乎应当逐渐淡化。然而，大家熟悉一句老话：“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那么，今天的科学工作者还需要祖国吗？

一．科学工作者的国家认同

科学工作者需要祖国认同吗？这要看你是哪个国家的科学工作者。在我们这个西方人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只要是生为中国人的科学工作者，即使自己主动想忘掉祖国，也很不容易。

我在美国读书时有个中国大陆去的同屋，读材料学博士，是教育部最早的公派留学生之一，是尖子里的尖子。然而，在共和国前三十年他的家庭生活非常艰难，是那时少见的城市贫民。他父亲靠拉板车养活妻子和六个孩子。孩子里只有他一个念了大学。他赴美不久，就信了基督教，而且很快开始激烈批评自己的祖国，批评那管理不善，而且不信上帝的祖国。他的博士论文研究陶瓷材料，那是最尖端的材料，可他毕业后却长期找不到工作。尖端陶瓷材料的研究，用我们的话说，是“保密行业”，不容外国人插足。尽管他不喜欢祖国，却无法通过美国政府的“安全检查”（securityclearance）。后来，他给一家小公司做实验员，挣的是在大学里当助教的工资，每小时不到十块钱。再后来，他放弃了自己心爱的专业，转行去做芯片工厂的质量检查员，工资才随着IT业水涨船高。那是种普通而平静的美国生活，他却永远不会成为陶瓷材料专家了。作为美国名牌大学的材料学博士，他若回祖国研究陶瓷材料，没有securityclearance的问题，他可以成为我国最出色的陶瓷材料专家。

不是大陆人的华人又如何呢？四十年前的1964年，年轻的李文和先生离开了当时令人失望的台湾，去美国读博士学位。他很出色，毕业后在美国找到了工作，成为核专家，在美国能源部所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工作，而且成了那里受拥戴的精英科学家之一。那是美国最高级的实验室了。李先生认同美国，热爱这个给了他机会和富足的新祖国。在这个新的祖国，他踢足球，喜欢野外活动，还是个好丈夫，好父亲。他还经常参加学术交流活动，甚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来中国做基础科学的学术报告，进行学术交流。他是美国人，但毕竟也是中国人。希望在自己母国的文化圈里获得认同和尊敬，是人之常情。他的每次北京之行，还都和美国情报机构配合，肩负了解中国核专家和核研究进展的任务，每次返回到美国都向情报机构汇报。还有报道说，他的夫人早就是美国情报机构的合作者。然而，到了九十年代后期，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美国右派掀起了反华浪潮，其中主要的指责之一是，中国窃取了美国核武器的技术。美国情报机构断定，中国显然已经把核弹头微型化，而中国人不可能发明这种技术，除非是从美国偷。可他们找不到中国偷窃技术的根据。于是，华裔核科学家李文和先生就成了美国情报机构邀功请赏的替罪羊。李先生并不研究武器设计。就武器设计而言，他是个外行。在1999年底，他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捕了，而且立即被开除出了他工作了二十多年的实验室，还丧失了退休金。美国联邦调查局威胁说，如果他不“承认”为中国做间谍，就要像处死罗森伯格一样用电椅处死他（罗森伯格夫妇1951年因向苏联提供美国核技术机密而被捕，1953年被双双处死）。李文和被关押在一个单独的牢房，牢房没有窗户，灯是永远开着的，夜里也不会熄灭。他在牢里还要戴上手铐和脚镣，还经常挨饿。李文和自己感到，政府知道他不是间谍，也无法接触敏感信息，所以想逼他自杀，把案子坐实。他因此早就提前声明，自己绝不会自杀。新世纪更替的那2000年元旦，他是独自一人在囚室度过的。在被关押了九个多月之后，他终于被迫承认一些轻微的过错，说明美国政府抓他有理，这样才换取了出狱。他的“过错”是什么？就是把一些数据下载到个人计算机里。那些数据是公共信息，丝毫没有敏感性，不过代表一个程序员的正常工作，实验室里人人都这么做。现在，李先生依然认同美国，在个人网站上发起了签名运动，期待美国总统向他道歉，期望美国政府向他道歉，从而能赔偿他失去工作的损失。然而，在他新出版的自传里，他却这样写到：“在被囚禁的无比孤寂的日子里，我经常想，我也许犯下了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不该在1964年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使自己沦落到了今天的局面。狱中面壁，我不得不得出一个惨痛的结论：无论多么睿智，无论如何勤奋工作，像我一样的亚裔，像我一样的华裔，永远不会被美国社会所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是的，对美国而言，你李文和虽然是美国公民，却是中国人。对中国呢，李文和是美国人。科学无国界，如果华裔科学家没有祖国，他就痛苦如李文和先生。除非他不想成功，不想成为科学家。

土地流转的制度创新，是不久前中国致公党中央农村问题考察团在浙江省感受最深的一点，也是当前各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为此，记者近日专程采访了致公党中央农村考察团的重要成员，中科院中美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中方主席牛文元研究员。

牛文元研究员指出，土地流转是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必然会产生的一种制度创新，它的出现，对于在现阶段真正落实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保证中央提出的“土地承包权30年不变”，具有现实的意义。不过，在一些条件并不具备的少数地区，绝不能强行推广，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在已经符合条件的的地区，则要大胆探索和实践，并且小心地予以规范，以确保国家、集体和农民的利益，保证农村的稳定。

◆土地流转是农村社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产物

牛文元对记者说，根据研究，当一个社会人均GDP小于500美元时，农民以分散的自给自足式经营土地为主，这种传统方式的目标实现只能是单纯循环的自然经济。只有当人均GDP大于1000美元之后，农村土地的商业运作和市场价值才能开始体现出来，表现为土地拥有者有转移土地的强烈意愿，而土地经营者又有扩张规模的迫切需求，二者的共同作用和形成的市场推挽效应，是土地使用权进行流转的根本动力。2000年浙江全省人均GDP已达13000元，按汇率计算每人平均相当于150O美元，超过了世界银行所规定的世界平均标准，具备了土地属性从资源向资本转化的宏观基础，因此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总体增强，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

1978年以来，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农民的自主性生产，并且承诺3O年不变，其后又进一步完成了第二轮土地承包，稳定了农民的基本权益，适应了经济发展的要求，使绝大多数农民迅速脱贫致富，达到了小康型的标准。随着整体经济的发展，农村生产力要想进一步提高，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下，实行规模化生产、专业化生产和区域化生产，完善在更高层次上的社会分工，使农村更快地走向富裕。这就是一些人通常所称的农业“第三次解放”或“第二次”。为此这就必然要求农村进行积极的制度创新，以适应新阶段农村发展的需要。根据浙江省的经验，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形成和推行可能是解决农村生产力进一步提高的最佳选择。同时，浙江各地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的完善和成熟，也是在新时期农村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浙江省绍兴市，截止到200O年3月，大田流转面积已近50万亩，占全市总耕地面积的25％。其他如湖州市有19％、衡州市有11．3％、全省有将近8％的耕地面积，已经参与了土地使用权的流转，进入了市场化或准市场化的运作机制，显示出新形势下土地流转的生命力和农村先进制度的蓬勃生机。

◆土地流转不能刮风须满足五个条件

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西方科学的输入和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向大众普及科学、重塑国民素质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赛先生大张旗鼓地请进了中国，很快中国社会上就掀起了一场传播、普及科学的浪潮，并使科学取得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至今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爱国志士深知赛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就指出：“欲救中国于萎糜不振之中，惟有力倡科学化”，“现在中国多不知科学为何物，最要先输入科学思想。”科学家顾毓琇先生也曾撰文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科学的宣传和普及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及有识之士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一面旗帜──《科学》杂志自1915年创刊至1950年共发行32卷，成为当时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读者最多的一本综合性科技期刊。1934年，在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杂志上首次出现了以小品文形式传播科学知识的科普文章，科学小品文以其短小、生动、活泼的文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同期的《科学大众》、《科学的中国》、《科学画报》、《通信自然科学》等均是向广大社会公众普及科学的阵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夕写的杂文《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说道：“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因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先生也翻译撰写了大量的科普作品，以促进国人认识科学，达到“改造精神”的目的。教育家陶行知在30年代初提倡科学下嫁运动，意即把科学下嫁给工农大众，并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下创立了向儿童系统普及科学知识的机构──自然科学园。在这一时期，董纯才、贾祖璋、温济泽、顾均正、竺可桢、高士其等均创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组织、社会团体都纷纷加入到了向人民大众普及科学的行列。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科学普及事业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将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国家事业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几十年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方面功不可没，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章通过清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脉络，试图概括其发展状况以及我国对科学普及的认识过程，并作简要评述。

2-1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

摘要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方面的伟大成就，是毫无疑问的，是无法忽视的。但是多年来媒体宣传给公众造成的印象和观念并不正确。我们希望从李约瑟那里得到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我们应该从他那里得到的。

关键词李约瑟媒体道家性伪问题

一、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与中国科技史

由于多年来大众传媒的作用，李约瑟成了"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至少在大众心目中是如此。

通常，大众心目中的李约瑟，首先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因为他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为我国的科学文化作了极好的宣扬"，[1]为中国人争了光。这部巨著新近的"精彩的提炼"，则是R.K.G.坦普尔的《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由国内专家推荐给"广大青少年读者"的一部普及读物，其中共举出了100个"中国的世界第一"，以至于可以得出惊人的结论："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2]

由于中国至少一个多世纪以来一致处在贫穷落后的状态中，科学技术的落后尤其明显，公众已经失去了汉唐盛世的坦荡、自信心态。因此这些"世界第一"立刻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树立民族自信心"。从李约瑟的研究工作被介绍进来的一开始，就是按这样的逻辑来认识的：李约瑟作为一个外国人，为我们中国人说了话，说我们中国了不起，所以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摘要英国杰出的生物化学家、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权威和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李约瑟（1900—1995）博士最近逝世。他的逝世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而言是个重大损失，我们因此感到悲伤。该文介绍他一生各阶段的活动和工作以及他对发展生物化学、中国科学史和中英友好事业的贡献。特别讨论了他从三十年代以来对中国文化的皈依过程和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意义。我们还指出，李博士的形象和精神为我们提供一个现成的学习榜样。李约瑟思想是科学史领域中的宝贵理论财富。最后，作者谈到过去二十多年来与李博士个人交往中所得到的感受。

关键词李约瑟，中国，《中国科学技术史》

AbstractDr.JosephNeedham(1900—1995),anoutstandingBritishbi-ochemist,authorityintheresearchfieldofthehistoryofscientif-iccultureinChinaandfaithfulfriendoftheChinesepeople,hadl-eftusrecently.HisdeathisagreatlosstoChinaandtheChinesePeople,andthusmakesusverysorrowful.Hereanaccountisgivenab-outtheactivitiesandworkofeveryperiodofhislifeandhiscon-tributionstothedevelopmentofbiochemistry,tothehistory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tothecauseofSino-Britishfrien-dship.TheprocessofhisconversiontotheChinesecivilisationsin-ce1930sandtheimportantsignificanceofhismonumentalwork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areespeciallydiscussedhere.WepointoutthatNeedhamsimageandspiritproviededusaready-madeexam-plewhichisworthlearning.NeedhamThoughtisavaluabletheoritic-alwealthinthefieldofthehistoryofscience.Lastly,theauthort-alksabouthisfeelingobtainedfromhisprivateassociationwithD-r.Needhamduringpastmorethan20years.

KeywordsJosephNeedham,China,ScienceandCivilisationinChina

1995年3月24日晚8时55分，在剑桥大学校园区内一位当代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闻名全球的英国杰出生物化学家、研究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权威、中国人民的忠实朋友李约瑟博士，怀着对中国眷念的深情离开了我们。几个月前，他曾经来信说，他近来身体欠佳，患了“帕金森氏病”（Parkinson’sdisease）即震颤性麻痹，而且已经说不出话了。从他签名可以看出写得比过去吃力，将有的字母堆写在一起。剑桥传来的消息也说，李约瑟在世的日子恐怕不多了。虽然大家事先已有了思想准备，但他的突然过世不仅在英国，而且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仍然引起悲伤，因为他受到大家的敬爱，知己遍天下。他太热爱中国了，3月23日还让人朗读有关中国的资料［（1）］。他虽已说不出话，但料想临终前口中还要念出China，China，才能合目。他的过世对他的第二故乡中国来说，同样是个重大损失。

李约瑟字丹耀，号十宿道人、胜冗子，英国原名为约瑟夫·尼达姆（Jos-ephNeedham），1900年12月9日生于伦敦的知识分子家庭。他早年攻习生物化学，在剑桥大学冈维尔－基斯学院（Gonville&GaiusCollege）投师于英国近代生物化学之父霍普金斯爵士（SirProf.FrederickGowlandHopk-ins,1861—1947），1922年毕业后作为研究生继续深造。他的第一项独立研究是探讨神经病的生物化学机制，首次在生物化学与神经生理学、神经心理学之间架起桥梁，接着研究生物化学与胚胎学之间的关系，架起了学科间另一座桥梁［（2）］。这些跨学科的研究扩大了生物化学的应用范围，导致新的边缘学科的出现。由于这些研究，他获得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双学位。1924年选为学院研究员，留职母校，同年与多罗西·莫伊尔（DorothyMaryMoyle,1898—1989）博士结婚。李夫人后来也在四十年代随丈夫来华，汉名李大斐，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大斐擅长蛋白质化学，而李约瑟集中化学胚胎学研究，1931年出版三卷本经典著作《化学胚胎学》（C-hemicalEmbryology），成为这门学科的奠基人。这是李约瑟前半生的主要科学建树。1933年任副教授，1941年先于李大斐两年当选为皇家科学院院士。1920—1940年间他除授课、作实验研究外，还发表许多有关生物化学和科学哲学作品，而科学史也成了他研究的另一热点。1931年发表《胚胎学史》（HistoryofEmbryology），成为这门科学历史的第一个作者。他还是剑桥大学科学史系的发起人。30年代以来，李约瑟不仅是杰出生物化学家，还是有进步世界观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问题专家。如果他继续沿着生物化学的路子走下去，他很有可能是另一个霍普金斯式的人物。然而命运却为他作了另外的安排，使他在科学活动鼎盛时期放弃原有专业，从20世纪最新一门自然科学转向全新的主攻方向，即对中国科学文化史的探讨，从而在后半生与东半球另一端的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中国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与西方科学的输入和传播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初，随着中国社会对西方科学的逐步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向大众普及科学、重塑国民素质对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将赛先生大张旗鼓地请进了中国，很快中国社会上就掀起了一场传播、普及科学的浪潮，并使科学取得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对于我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至今有着深远的影响。许多爱国志士深知赛先生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就指出：“欲救中国于萎糜不振之中，惟有力倡科学化”，“现在中国多不知科学为何物，最要先输入科学思想。”科学家顾毓琇先生也曾撰文提倡“以科学的方法整理中国固有的文化，以科学的知识充实中国现在的社会，以科学的精神光大中国未来的生命。”科学的宣传和普及始终是近代中国社会及有识之士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的一面旗帜──《科学》杂志自1915年创刊至1950年共发行32卷，成为当时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读者最多的一本综合性科技期刊。1934年，在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杂志上首次出现了以小品文形式传播科学知识的科普文章，科学小品文以其短小、生动、活泼的文风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同期的《科学大众》、《科学的中国》、《科学画报》、《通信自然科学》等均是向广大社会公众普及科学的阵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先生在五四前夕写的杂文《热风•随感录三十八》中说道：“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因而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先生也翻译撰写了大量的科普作品，以促进国人认识科学，达到“改造精神”的目的。教育家陶行知在30年代初提倡科学下嫁运动，意即把科学下嫁给工农大众，并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资助下创立了向儿童系统普及科学知识的机构──自然科学园。在这一时期，董纯才、贾祖璋、温济泽、顾均正、竺可桢、高士其等均创作了大量的科普作品，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国各阶层的知识分子及其学术组织、社会团体都纷纷加入到了向人民大众普及科学的行列。可以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科学普及事业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将科普工作视为一项国家事业给予了较高的重视。几十年来，我国的科普工作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提高国民科学素质等方面功不可没，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本章通过清理我国科普事业的发展脉络，试图概括其发展状况以及我国对科学普及的认识过程，并作简要评述。

2-1组织建设时期（1949—1958）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国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第43条规定：“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曾一度设立了科学普及局，中国化学史专家袁翰青教授任局长。该局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科普工作，提出了“科学普及工作也必须做到明确而深入地为当前的生产建设服务”的要求。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写入向广大劳动人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条文，并在中央政府部门设立科普机构，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

1950年8月18日至24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简称科代会）在北京清华大学礼堂召开。吴玉章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科学开辟了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地要努力参加巩固胜利和建设新国家的工作。在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科学工作不再依靠私人的提倡或所谓‘慈善’性的援助，而是明确地成为国家的事务。”科学界“当人民自己掌握政权以后，进入和平建设的时候，要紧的便是怎样做好科学的深入研究和广泛普及的工作。”科代会明确了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实行理论联系实际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方针，在处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上，应当遵循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的原则。为此，会议决定成立“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全国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全国科普”或者“科普协会”）两个组织。前者以团结号召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从事自然科学研究以促进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为宗旨；后者以宣传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此后不久，1951年10月原中央文化部科学普及局的建制转入中央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因而科普协会就成了我国科普工作的实际推动者和组织管理者。

科普协会以“普及自然科学知识，提高人民科学技术水平”为宗旨，规定了自身的任务是：“组织会员通过讲演、展览、出版及其他方法，进行自然科学的宣传，以期达到下列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