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范文10篇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是由中国科学院主管，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共同主办的，面向科技期刊编辑，以提升科技期刊办刊质量、办刊能力与学术影响力为宗旨的专业学术期刊。创刊27年来，受到广大科技期刊编辑和专业工作者的充分肯定与关爱，学术影响力也在持续提升。

2017年，本刊将持续关注有关期刊领域(包括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术期刊、应用性期刊)的重大发展问题，关注科技期刊与学科领域的融合，关注科技期刊所发挥的社会作用。

其中，关注的重点是(不限于):

1．推动中国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战略目标与行动计划

2．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战略与策略

3．中文期刊与英文期刊的协调与平衡发展

1新中国科技创新政策的文本分析

简单说来，所谓科技创新政策，即政府为促进科技创新而采取的各种直接与间接的措施。就新中国科技发展而言，在及至1996年前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实际上并未制定出独立的科技创新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一直是对以往科技政策与实践的延续，通过加强对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经济政策等的协调来促进科技创新活动的。具体是:

(1)科技创新发展目标:从常规变化模式到范式转换—平衡模式。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发展政策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其创新发展目标模式上的变化。依据托马斯•库恩的科学进步模式理论，政策变化大致有两种基本模式:一是常规变化模式，即政策在保持基本方向或目标的前提下发展演化，或新旧政策之间保持较大程度上的连续性;二是范式转换—平衡模式，即政策连续过程出现中断或飞跃，新政策取代旧政策［1］。从政策文本上来看，以1996年为分界线，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目标变化正好经历了这样两种模式。

1)1949年至1995年的常规变化模式:引进创新。在这一科技的历史发展时期，因为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我国科技发展政策必须是在学习外国的基础上进行赶超和创新，所以是时我国的科技创新发展目标虽几经变化，但总体而言，还都是在保持基本方向不变前提下的发展变化。具体提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次转换: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科技基础薄弱、科技发展任务紧迫的情况下，采借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成为解决我国科技现代化发展中矛盾的最佳选择。1950年6月14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在其《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中确立的科学研究方向之一是:“根据近代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吸收国际进步科学的经验，从事有计划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期赶上国际学术水平”。可以说，这既是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对科学发展的最初部署和政策探索，也是其对科技创新发展之路的最初把握。1958年初至1960年末，在“全面跃进”的口号下，我国科技事业也被带入了“”的快车道，形成了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规模的“群众性科技网络”。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工作报告中，要求“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广泛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是时，党和政府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我国的科技事业，在引进创新的科技发展道路上采取了不切实际的超常跃进政策。1961年至1966年，科技领域根据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制定并实施了《科研工作十四条》及若干政策条例，对科技界“左”的思想进行了有力的纠正，科技政策由此逐步走上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轨道。在纠“左”的同时，同志对科技发展中的引进创新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2］这在一定程度上为我国科技发展中的引进创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爆发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科技领域的赶超政策一度排斥了此前学习外国的正确做法，将学习外国科技错误斥之为“洋奴哲学”、“爬行主义”。此间，这种科技排外政策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纠正，但“左”的科技政策事实上成了“”中党的科技政策的主流，最终使得我国科技政策中的引进创新发生了重大的扭曲。也正由于此，我国科技发展基本被隔离于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之外，赶超政策演变成了空洞的政治口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科技政策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1981年4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转发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中，强调“在今后一个时期里，重点应当放在学习、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对我国适用的技术成果上”;与之同时，又指出“学习外国同自己的研究和创新必须结合起来，否则就谈不上真正的消化吸收。”可以说，这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第一次比较系统和比较完整地阐明科技引进和科技创新的关系。

2)1996年至今的范式转换—平衡模式:从引进创新到自主创新。1996年至2005年为范式转换阶段，积极探索科技自主创新。1996年3月，国家经贸委和国家科委分别着手实施技术创新工程，加速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技术进步机制。1998年6月9日，国务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汇报提纲，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先行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试点。199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颁布实施了《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要求把自主研究开发与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相结合，防止低水平重复，实现在较高水平上的技术跨越，形成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增强持续创新的能力。2006年至今，为范式平衡阶段，形成了较为稳定的鼓励自主创新的机制。2006年1月9日，同志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决策，是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战略决策。建设创新型国家，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为此，2006年2月9日，国务院在其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简称《纲要》)中，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技工作指导方针，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摆在了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置。此后，为切实贯彻《纲要》的目标，国家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政策措施，强化知识产权战略和技术标准目标，激励企业走出一条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自主创新之路。

(2)科技创新发展方式:内涵式发展为主，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从科技政策文本上来看，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一直主张走内涵式发展的道路，注重发挥企业、国家科研机构和大学在科技创新中的核心作用，通过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进而形成我国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1956年，同志在代表党中央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了我国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水平的主要途径，具体包括:派人去苏联学习，聘请苏联专家，向外国专家学习;集中最优秀的科学力量和大学毕业生到科研方面;把科学院作为“火车头”，同时加强高校的科研力量;政府各部门加强科研工作;重视应用;等等。这些具体的科技政策体现了建国之初党对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的战略追求。在“”的高潮中，党对科技发展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提倡专家和群众相结合、土洋结合，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及至1964年，又提出科技发展必须做到三方面的结合，即“学习外国必须同独创精神相结合。采取新技术必须同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相结合。必须实行科学研究、教学同生产相结合”［3］，力图通过开展轰轰烈烈的群众性革命运动来实现对世界先进技术的赶超。“”时期，在极“左”思潮的支配下，宣扬开门搞科研，坚持科研要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实行两个“三结合”，即工农群众、革命领导干部和科学技术人员三结合，科研、生产和使用三结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迎来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历史的新时期。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听取国家科委的工作汇报时，明确提出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科技发展计划结合起来，克服它们之间相互脱节的毛病［4］。在这一讲话精神指导下，国家将全国科技工作部署为直接为振兴国民经济服务、跟踪和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和加强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三个层次。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其的《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提出我国科技工作的基本方针是:“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发展，努力攀登科学技术高峰。”这一方针深化了我国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的理论。及至新的世纪，同志在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要继续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进一步形成科技创新的整体合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良好的制度保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第一次对我国科技创新内涵式发展进行的系统阐述。

知识经济是由于高技术的产业化而导致的第三次产业革命的产物，同三百年前的由工业发展带来的第二次产业革命一样，它将引起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组织结构、价值观等的全面变化，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遇到的又一次历史性机遇。面对新的产业革命机遇，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措施迎头赶上呢？下面，本文就结合知识经济的内涵与特征及其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影响来谈谈有关看法。一、高科技与知识经济的内涵及特征知识经济概念的内涵，是目前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门话题，观点不一。大致来说，学术界流行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第一种观点以世界经合组织为代表，也是学术界最为流行的观点，它认为知识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软件是能够真正发挥所有这一技术之功能的关键部件，软件是核心，软件行业将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行业。第二观点以我国学者吴季松为代表，按照该观点，知识经济是一种智力经济，是“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为最重要因素的经济”。第三种看法以微软公司董事长比尔·盖茨为代表，按照该观点，知识经济主要是一种“信息产业”，“这种信息完全依靠的是软件的成功，软件的成功之首是依靠软件的创新、技术、研究，并倾听用户的声音”。我们认为，以上的各种观点分别抓住了知识经济的某些主要特征来强调，各有所长，但都没有抓住“高科技”这一知识经济的根本特征，容易造成理解上偏差。第一种观点单纯强调知识在知识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但忽略了知识有高科技知识和一般科技知识之分，在知识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科技知识，显然不全面。第二种观点强调智力资源和科学技术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忽略了科学技术有一般科学技术和高科技之分。第三种观点倒是强调了信息产业这一高科技产业在其中的重要作用，但是高科技产业不仅包括信息产业，还包括其它产业，这一观点显然有失偏颇。实际上，知识经济是一种以高科技为支柱产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为主）、以高科技知识创新推动生产力发展、以便解决人类由于工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态危机和资源短缺危机的一种新型经济，是一种将导致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根本变化的新型经济。同传统的工业经济相比，知识经济具有如下特征：1.知识经济是直接建立在高科技知识基础上的新型经济。在知识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而是指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新知识，是一种可推动产业发展的新知识，可简称为“可产业化的高科技知识”。所谓“高科技”是一个具有自己的特定内涵的概念，不是传统科技的简单创新，按照联合国组织的分类，它主要有信息科学技术、生命科学技术、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科学技术、新材料科学技术、空间科学技术、海洋科学技术和有益于环境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科学技术。即使注入了高科技的传统科技也并不就是高科技，只有当高科技组成分大大提高，按国际科技工业园区的规范是超过70％时，传统科技才被创新为高科技。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主要不是取决于劳力资源或自然资源，而是更直接地取决于高科技知识的投入。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知识产业在有关国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看得出来。所谓知识产业，包括教育、通信媒介、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据统计，在美国，1958年知识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9％，1960年其比例就增加到34％，1974年超过46％，1981年达到49％。1997年，经合组织主要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来自以知识为基础的产业。2.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影响最大。知识经济的支柱产业是高科技产业，并不是传统的农业或工业，其中又以信息产业最为重要。目前，发达国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于高科技来发展经济，尤其是依赖于信息产业的发展。1994年，美国制造业中高技术产业所占的份额已达24.2％，日本和英国所占的份额已达到22.2％，德国达到20.1％，法国达到18.7％。此外据统计，在过去的五年里，美国经济增长的1／4以上归于信息技术。3.知识创新、尤其高科技知识的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创新，而是知识创新，尤其高科技知识的创新。如长期以来“重应用，轻基础”的日本，由于基础科学力量较薄弱，科技后劲不足，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电子工业、汽车工业、造船工业和部分高科技领域陷入困境，并被美国重新占据优势，如美国电子计算机公司、芯片制造公司及其汽车工业都已替代日本居世界领先地位。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目前已进入了“大科学、高技术”时代，出现了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以及科学、技术与生产一体化的倾向，其具体表现是科学转化为技术的周期以及技术转化为生产的周期已大大缩短。据研究，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发明，在20世纪初以前大约需要30年，到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大致为10年，至20世纪下半叶缩短为5年左右。因此，只有立足于基础性研究的“突破性创新”，才能形成全局的牵动力，形成新的支柱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更新或调整，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4.知识经济是人类为解决传统工业经济面临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创造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物，它将导致全球经济、社会以及文化发展发生全面的变化。在传统的工业经济中，经济发展主要依靠有限的劳力资源和自然资源。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以及由于掠夺自然资源而导致的生态危机，造成了人类生产与发展面临严峻的可持续性危机，以至于罗马俱乐部在七十年代大胆提出了经济发展的“零增长”战略。知识经济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中出现的，它以高科技产业为依托来解决传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在知识经济中，经济的发展依赖的是具有巨大潜力的智力资源。通过对智力资源的开发，人们对自然资源进行合理的、科学的、综合的和集约的配置，实现资源的优化利用；通过对智力资源的开发，人们可以不断开发出富有的自然资源，从而创造出新的巨大财富，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避免由于传统经济发展而带来的自然资源短缺危机和生态平衡危机。与传统经济相比，它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注重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注重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最佳统一。所以说，它实质上是人类为解决传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而创造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产物。作为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它不仅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也会对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文化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从社会发展角度说，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背景上的，这样就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从那种区域经济走向了全球经济时代，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将不再完全取决于本国的资源、政治经济体制，还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全球的相关因素。社会体制也更加趋向于民主化，过去那种靠垄断知识、垄资源来维持权威的传统作法，随着信息的全球化和智力资源的多样性而被逐渐淘汰。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说，世界将从工业时代的二元文化（即资本主义文化与反资本主义二元文化）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多元文化，这主要是知识经济的高科技特征决定的。正如我国学者指出的，“高技术产业较之以前钢铁、机械和纺织等产业不同，产业技术领域十分广阔，仅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例，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计算机技术、微电子技术、光电子技术、芯片技术、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光纤技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和软件技术以及层出不穷的新高技术中全面领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智力资源，‘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世界大市场中占一席之地，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也是冷战以后世界多极格局的经济基础”。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与多元化，也就决定了世界政治和文化的多元性与统一性，因此，人类文化将进入一个灿烂绚丽的多元时代，各种文化和各种价值观将在地球村这个背景下进行竞争。二、知识经济对当代科技发展的影响知识经济的发展，对当代科技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概括起来说，当代科技发展出现了如下趋势：1.在科技管理方面，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得到了加强。这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实现的，一是提高国家在科技管理与决策机构的地位，国家主持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战略。二是国家加大对科技研究经费、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投入比例。为迎接知识经济的到来，发达国家提高了国家科技管理与决策机构的地位。如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任职期间，把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提高到内阁部长级。克林顿上台后，于1994年初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统筹与规划研究开发工作，委员会的主席与副主席由总统和副总统兼任。此外，它们还确定了科研开发重点，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合理分配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人力与资金。美国的“技术与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计划、欧盟“科技发展与研究框架计划”、日本“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等，都是它们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措施。在资金支持方面，发达国家还增加研究与开发经费，尤其是重点支持知识产业。1994年，美国的研究与开发投资就已达1730.2亿美元，占美国GDP的2.61％，OECD成员国平均研究与开发费用占其GDP的2.3％。1996年，美国用于计算机等信息技术和产业的投资已达2060亿美元，比1995年增加12.5％。2.在科技体系内部的发展重心上，基础科学研究与开发受到高度重视，注重产、学、研三方面的结合。由于知识经济是一种高科技产业化经济，科学、技术和生产一体化以及科学转化为技术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的周期的缩短，一国科技发展和社会生产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基础研究的发展，因此，基础科学研究与开发越来越受到重视。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规模来看。在国际上，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规模一般可以用基础研究投入占R&D经费的比例（FR／R&D）的大、小来衡量。根据有关资料，1970～1995年间美国基础研究投入的规模大致占R&D经费投入比例的14.2％，1993年最高曾达到17.4％。日本在1990年的比例为12.6％，印度的比例为16.4％。受其影响，对人力资源开发的研究也受到高度重视，一些发达国家因此将教育视为“立国之本”，提倡在职教育，甚至提倡终生教育。目前OECD成员国的教育经费已占其政府支出的12％，在职培训方面的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达到2.5％。3.在投资方向上，增加风险投资已成为促进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式。知识经济是建立在大科学基础上的高技术经济，而开发高技术本身不仅需要高额投资，而且高技术的生命周期短，更新快，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失败率相当高的任务，具有很大的风险性，建立风险投资机制，是推进知识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以至在西方被人们称为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推进器”。目前，美国有40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居世界首位，它们每年为10000多家高科技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据统计，1997年美国的风险投资商共向1484家公司投入114亿美元的风险资本，比上年增长16％，其中投入信息产业的风险投资为70亿美元，占全部风险投资的62％。4.在科技组织形式上，科技工业园区成为科学、技术与生产紧密结合的一种新的组织形式，是符合时展需求的有效组织形式。正如主席指出的，本世纪在科技产业化方面最重要的创举是兴办科技工业园区。科技工业园区（我国称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集中智力资源、信息、知识和高技术，通过现代管理实现规范化、网络化、国际化和产业会议来解决高技术产业的资金、技术、市场和风险问题，创造了高于传统工业几十倍的劳动生产率。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广泛兴建高科技工业园区，至今全世界已有900多个比较规范的科技工业园区，从业人员达数百万，美国硅谷已成为科技工业园区的成功典范。三、我国科技体制的现状及其对策以高科技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科技体制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强了改革的紧迫性。从知识经济发展的需求来讲，我们认为，我国科技体制主要存在着如下问题：第一，科学、技术与生产缺乏有机协调性，造成科技体制不能适应科学技术面向经济建设的要求。经济建设中急需解决的科技课题，往往不能很好地反映到科研单位来，对于科研单位的成果，生产单位也不大了解或不感兴趣。造成这种情况的深层原因是，在科研组织内部，人们主要是根据专业来组织研究，而不是根据社会需要来组织研究，科研组织缺乏整体的经营意识。人才结构存在极为不合理的现象，科研单位主要由专业人才组成，缺乏经营人才。针对上述情况，我国政府近年来尽管实施了“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科技体制改革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效果。在“稳住一头”方面，由于政府下拨的事业费太少，以至于维持科技人员的工资和行政费用都不够，因此，该稳住的也没有真正稳住。在“放开一片”方面，因为采取了“层层分解创收指标的方法，结果使科研机构变成了科技人员个体经营的小作坊式的组合，并没有真正达到“放开一片”的目的。第二，部门之间壁垒森严，互相封锁，人才不能流动，信息不能沟通，以致出现有完全相同的课题，许多单位都在搞低水平上的重复劳动。有些很有经济效益的课题，却无人问津。第三，基础研究投资比例严重偏低。目前发达国家基础研究投入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已经达到12％～20％的规模，而我国目前的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存在着比例偏低的现象，而且自1991年以来，逐年下降，到1994年基础研究投入经费占R&D经费的比例仅为6.6％。第四，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根据有关资料，我国专利技术的实施率非常低，仅仅为10％，科技成果转化为商品并且取得规模效益的比例为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60％～80％的水平，高技术产业产值仅占工业总产值的8％左右，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30％～40％的水平。造成上述问题的根本原因何在呢？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我们在科技体制上还没有真正走出计划经济的模式。如“稳住一头”没有真正稳住，从表面看是政府下拔的科研经费总量不够造成的，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稳住一头”并不完全就是政府拔款的事情，它也是企业本身寻求发展必须解决的事情。如果企业和一些非营利机构能够参与进来，就能够缓解国家资金总量有限的问题。在“放开一片”的问题上，我们目前采取的是层层分解创收指标的方法，“科研机构在科技体制改革中仍然没有从技术生产单位转化为技术经营单位，没有从计划经济模式走到市场经济模式。特别是，科研机构的领导人仍然是上级任命的技术生产的学术带头人，而不是市场中摔打出来的技术经营者”。第二，我们没有建立科学、技术与生产相互作用的科研组织机构。从美国等发达国家看，现代科研组织要由政府、高校、工业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机构这四个部分组成，政府实验室组织大型的、符合国家需求的科学技术研究，大学主要进行自主的基础科学研究，工业研究机构则主要进行符合企业和社会发展需求的应用科学研究，非营利机构则除了组织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研究外，还大力支持民间基础科学研究。这四大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由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发展的具体目标，通过签订合同和提供研究资助的方法，组织政府、大学和私人企业的研究组织以及非营利机构在一定期间齐心协力，分工合作，进行攻关式的研究开发活动。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科学、技术与生产的一体化发展。在我国，只有政府和高校的研究机构是比较发达的，其它两种科研组织还处于萌芽状态。第三，我们没有建立适应高科技发展需要的风险投资机制。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如此之低和产业化进程如此缓慢，从投资方面看，除了有资金总量不足和投资结构不合理因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缺乏专门从事风险投资的产业投资机制。根据有关资料，在我国已经转化的科技成果中，成功转化的资金主要靠自筹的占56％，国家科技计划贷款占26.8％，风险投资仅占2.3％。国外专利成果转化率高，风险投资起了关键作用，尤其是种子型创业基金更是如此。正如美国前总统的科技顾问基沃斯博士所指出的那样，“至少有50％从事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在其发展中得到风险投资的帮助”。从世界各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经验看，建立风险投资机制和发展创业基金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必然选择。由此可见，我国在科技体制上应当采取的对策是：第一，在科研组织上要吸取国外的有益经验，建立适应时展需求的科研组织，以便从根本上解决科技成果的转化问题。根据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现代科研组织要由政府大型科学中心、高校科研机构、工业研究机构和非营利机构这四个部分组成，只有它们的相互作用才能适应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以及“大科学，高技术”发展的需要。在工业研究机构中，目前出现的最新组织就是以硅谷为典范的科技工业园区。因此，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科技与生产的一体化问题，就必须大力发展后三种科研组织，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与指导下进行协同研究与开发。第二，加大基础研究比例，这不仅指国家，也包括企业在内。第三，提高科研人员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待遇，真正做到稳住一头。第四，在科研机构内部，要建立合理的人才结构。为面向市场，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应是一个合格的经营者。第五，为促进和保护知识经济的发展，除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外，我们还需要建立金融保障体制，加强高科技发展的风险投资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开始发生转变。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五”规划与科技部随后制订的科技发展规划和高技术产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了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的总体目标，强调要在“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科技持续创新能力”两个层面进行战略部署，在进一步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同时逐步形成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新的比较优势。2002年12个重大科技专项的启动，标志着我们在实践上开始摆脱多年来以跟踪模仿为主的科技发展战略，向以自主创新为特征的跨越式发展模式转变。2003年以来，按照“十六大”的要求，根据适度超前原则，科技部着手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转变进一步国家意志化。对这一转变过程的基本动因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若干争论有一清醒的判断。

一、国际政治动因：技术威慑成为斗争焦点

民族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选择，既决定于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也受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与制约。20世纪末以来，现代高科技广泛运用于战争使得技术优势成为各种威慑力量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国际关系的强权背后是技术强势的支撑，科学技术水平是一个国家总体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的体现。今天的高科技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军事格局的主要因素，技术上的领先是主权国家参与国际政治较量、扩大国际影响力的物质基础之一，技术威慑是比直接使用武力更为有效的威慑手段。一个国家只有拥有符合时代特征和社会生产力发展趋势的现代科技工业体系，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追求实力和影响，获得国际政治中的战略主动权。在当代世界上的不稳定因素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涉及国家安全和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那些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央政府必须从整个国家和民族利益出发，通过科技发展战略的制订来引导其发展。

从科技发展史来看，引进吸收和自主创新是一个民族与国家技术进步的两种主要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外部环境的制约，自主创新和“科技追赶”成为我们政策设计的基本特征。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世界安全观念的变化，各国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政治和军事因素不再是国家间关系的唯一主导者，、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向国外转移导致中国科技发展战略发生了某些变化。“以市场换技术”战略的实施，使得我们在一段时间内忽视了自身的科技积累和自主创新，将外资导向型经济发展带来的技术引进作为中国科技发展的主要途径。应该说，这种战略部署是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相一致的，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们必须看到，高新技术和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其发展已经不单纯是一项经济范畴的活动。作为国家政治战略意图的一种表现形式，西方发达国家不可能把真正的高新技术转让给中国。由于一些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是对既定国际格局的挑战，正在试图对中国的发展进行压制，因此经常把技术特别是高端技术问题政治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把技术合作和引进作为我国科技发展的长期战略方针。我们必须分清科技发展的国家目标和企业目标。在企业运行的微观层次，可以继续坚持比较优势的技术引进，但是在国家战略层面，必须坚持把技术的赶超和跨越作为重点，大力发展战略产业。

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世界，维护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受侵害是一国政府的两项基本职能，也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目前我国的科技能力尚不足以承担起保障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历史重任，“技术瓶颈”是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从世界发展大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的角度来看，在科技发展上摆脱过去的跟踪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是我们必须确立的战略思维，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的统一应该成为技术选择的出发点。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的外部环境不可能有过去20多年那样好，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安全上的高风险期。我们必须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综合安全利益出发，主动进行科技发展战略的调整，提高国家战略能力，预防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危机、冲突或者战争。21世纪是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竞争的世纪，自主创新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最佳选择。没有自己的战略技术和战略产业，中国要在世界竞争格局中获得相对优势地位是不可能的。我们逐渐成型的新科技发展战略之所以强调要着重研究解决事关国家中长期发展和安全的战略性和前沿性高技术问题，在一些关系国家经济命脉和安全的高技术领域，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并在若干重要领域和关键产业实现技术发展阶段的跨越，就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二、国内经济动因：经济增长模式转变

“核心期刊”已经成为当前衡量一个杂志学术地位的基本指标。能否进入“核心期刊”的队伍，对一个杂志社，特别是学术期刊和技术期刊来说，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因为被评为“核心期刊”就意味着杂志学术水平被社会承认，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可以得到中国所有的高校、研究所等职称评定机构的认可。杂志能否进入“核心期刊”，更是杂志社能否生存和发展的导航标！

一、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定现状

中国科技期刊的发展与繁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数量的增加，以满足社会多元化的需求。1949年建国时，我国有科技期刊80种，1956年增至200种。1978年新闻出版署成立，根据国务院、的指示，对全国正式出版期刊进行了重新登记，换发了新的期刊登记证，获准正式出版期刊6000种，其中，自然科技期刊2800种（占48%），10年增长了7倍。2005年经过整顿提高，期刊稳定在4957种。［1］二是已办期刊质量的不断提高，这是期刊整体质量的根本保证。在期刊总量迅速上长的同时，如何有导向性提高期刊质量，成为期刊管理部门的重要工作之一。因此，评价“核心期刊”就产生了。

1992—2004年，《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先后有4版问世。纵观4版《总览》中的核心期刊，特点显著：一是刊源数量不等：第1-3版《总览》的候选刊物约1万种，分别遴选出2174、1596和1571种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约占期刊总量的21%、16%和15%。第4版《总览》待选刊源约1.2万种，最后筛选出1798种核心期刊，入选率为15%。［2，3］二是核心期刊的筛选指标不同：编制第1版《总览》，主要采用载文量、文摘量、引文分析综合筛选；第2、3版《总览》增加了“影响因子”；第4版《总览》将“他引量”和“获国家奖或国内外重要检索工具收录”2项指标纳入筛选指标，去掉了“载文量”。［4，5］

二、中国科技“核心期刊”评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科技“核心期刊”的学术引导效应不力

本文作者：李励工作单位：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所

科技文献资源数字化是建设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的基础,目前,我国对信息资源数字化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不少问题还未形成共识,而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过程中首先必须正确处理知识产权问题。因此,知识产权研究将是浙江省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建设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1浙江省科技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主要内容

浙江省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建设分2个阶段:第一阶段,建立全省科研院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联合省内主要科研院所、信息机构,根据各自的地区特点、专业特点和重点学科的建设发展方向,建设特色数据库,合力建设全省的科技文献信息资源体系,为全省科技创新服务体系的建设奠定基础。第二阶段,建立全省公共、高校、科研三大图书信息系统的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根据浙江省科技经济的发展需要,按照统一协调、规范加工、联合上网、资源共享的原则,实现所有成员馆信息系统互联,开展联合采集与资源建设的馆际协调,馆藏书目数据的联网检索,充分发挥馆藏优势和资源共建共享公共网上信息优势,为建设浙江经济强省、科技强省和文化大省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信息服务。目前,为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高校图书馆和科研院所图书馆三大系统的信息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实现三方的文献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浙江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和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三家根据各自的资源配置和网络建设情况,合作建设的浙江省联合知识导航网,于25年12月26日向广大读者正式开放。

2浙江省科技文献资源共建共享中所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

要建立浙江省科技文献信息资源共建共享体系必须以数字化为基础,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建设必然涉及知识产权。对知识产权的拥有者实行知识产权保护与为用户提供合理利用已有知识的权利和机会同等重要。在科技文献信息资源数字化的过程中,必须妥善解决两者之间的关系。

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策，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中国的现代科技得到迅速的发展[1]，中国科技学术期刊事业在这30年中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作为中国科技成就的载体之一，科技期刊的数目从1978年的约2800份[2]发展到2007年的4713份[3]，中国学术文献出版网络出版总库（中国知网）收录1978年科技论文61885条，而2008年收录科技论文2259027条，是1978年的36.5倍。自1989年由重庆维普资讯有限公司创建以软盘形式发行的中文科技期刊篇名数据库至今，我国的文摘数据库已有十余家，二次科技文献也已达到十余家[4]。我国的科技学术期刊出版和科技学术论文数据库经历了一个腾飞的过程，成绩喜人。但是，欣喜之余，我们也看到存在的一些与世界发达国家科技期刊出版界的差别和问题。或许，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是该做一下问题的梳理的时候了。在本文中，笔者尝试在中国科技期刊出版和数据库收录方面与国际先进国家的模式做一些比较和反思，旨在与同行们交流，探讨今后我国科技学术期刊出版与数据库发展思路。

1中外科技学术期刊出版及其数据库的模式对比

到目前为止，西方先进国家的科技学术期刊的出版一般有下述三种主要的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编辑部与出版社合作的模式，首先由主办单位的期刊编辑部负责收稿、稿件审理和修改、决定稿件录用与否等工作。一旦稿件定稿，则以后的排版、版权认定、校对、出版、（网络）单行本寄送、纸本期刊发行、数据库收录发行等工作全部由出版社负责，包括与作者的联系和互动。一般来说，一个出版社与很多期刊社或编辑部签订合作协议，其中网络投稿软件的开发通常由出版社统一负责开发，交给期刊社或编辑部使用，因此通常可以看到，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不同期刊有着类似的投稿系统和主页，它们都在出版社的主页下有链接。

第二种模式是学术团体式的出版形式，有些大的学术团体或研究所，同时主办好几份期刊，学术团体同时兼备出版社的资格和功能，专门出版相应的科技期刊，这些期刊通常由学术团体负责审稿和出版的全过程，例如，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美国化学会（ACS）、美国数学会（AMS）、英国皇家学会（RS）和英国皇家化学会（RSC）等都有自己的科技期刊及数据库。

第三种是期刊社把所有的流程都包揽了，这种模式通常是一些电子版期刊，他们实行网络化出版和OpenAccess（OA）的模式，让读者免费下载浏览。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同志们：

首先，我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及全县万各族干部群众，向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向自治州领导和州直部门、兄第县市的领导，同志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长期奋斗在科技战线上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原创：自治州要承当率先发展的排头兵，实现到年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的目标，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强力支撑。树立正确科学的、可持续的发展观至关重要。州首届科技月暨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行科技论坛活动的举行，充分体现了州党委、州人民政府对树立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意识，依靠科学技术提升区域核心竟争力的决心，这一活动不仅是我州今年科技工作的一项重大活动和自治州年州庆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州本资料权属严禁复制剽窃政治、经济生活中一件大事，更是州党委、政府实施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举措。此次科技论坛植物资源转换专题报告会在召开，体现了州党委、州人民政府对县科技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原创：我们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增强发展科技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坚持“科技兴奇”战略，加快科技体制改革，加大科技投入，强化科普工作，加大人才选拔培养力度，大力推进科技产业化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步伐，加强对外科技交流与合作，努力开创科技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最后，让我再一次向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一行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诚挚的感谢！

祝报告会圆满成功！

【内容提要】对我国科技期刊在世界著名检索系统被收录的情况进行了分析，并针对如何提高期刊质量和缩短我国科技期刊与国际化期刊之间的差距提出了建议。

【摘要题】期刊工作

【关键词】科技期刊/国际化发展/现状/办刊/探索

【正文】

随着全球经济和科研的一体化发展的趋势，作为传播科技信息最大载体的科技期刊国际竞争愈趋激烈，我国科技期刊不可回避地融入国际已成现实并将深入发展。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国各类期刊数量增长发展很快。据报道，至2002年，数量已达4457种[1]，基本覆盖了各个学科领域以及国民经济发展中科技发展的各个方面[2]，进入国际期刊大国之林。但是，迄今为止，我国科技期刊总体国际影响不高，已经进入国际行列的期刊也多处于国际同类期刊中等或中等以下水平，并且没有知名度。种种原因，使得我国科学家仍多向国外高影响因子期刊投稿，很多优秀的研究论文、即最具有创新价值的研究结果大都在国外其他杂志上发表，很少在我国自己的期刊上刊登，形成了我国期刊不能直接反映国家最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科研进步最新动态的矛盾。因此，认真分析我国科技期刊被世界著名检索收录偏低的原因以及与国际化期刊存在的差距，研究如何办好我国各学科具国际化发展前途的主流期刊迫在眉睫。

一、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在世界著名检索系统中所处的位置

一、简介

"统计源期刊"全称为"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亦称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统计源期刊目录每年都会出现在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每年公布一次的《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中。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ISTIC)是受国家科技部委托，从1987年开始对我国科技人员在国内外表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利用统计数据建立了中国科技论文与引文数据库（CSTPCD)，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和广泛好评。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是CSTPCD的数据来源。通过中国科技期刊综合指标评价体系对期刊学术质量的考核，CSTPCD每年对收录期刊的范围进行调整。

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每年4月或10月分两次给当年经过多项学术指标综合评定而被收录的期刊颁发收录证书，中国科技信息所每年年底（11月或12月)都会在北京向媒体召开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结果会"。 "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并非终身制，有效期三年，三年后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将对其进行重新评定，遵守"优入劣汰"原则。因此"统计源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越来越被各学术单位和科研机构接受，用它作为科研论文的学术水平的评价指标之一。

统计源期刊与核心期刊均能反映与某一专业有紧密联系的期刊，但在概念上、内容上又有一定的区别。前者包括社会（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类，采用多指标综合筛选的方法，制定出核心期刊排名表。后者仅收录自然科学类，以文献引文数据为依据，选择多项指标进行综合筛选，再根据期刊论文引用情况列出排名顺序。两者用不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为读者提供参考价值比较大的一些期刊，为单位和个人订购、收藏、阅读、投稿选刊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核心期刊所涵盖的期刊数量多，读者面广，但收录的生物、医药学期刊较源期刊少，且由于4年出版1次，有一定的时差，所以不能完全反映当年的期刊状况。而源期刊则收录生物、医学期刊较多。由于每年公布1次，所以能较客观地反映期刊的当年情况。

二、统计源期刊选刊标准

统计源期刊的选刊标准有17项，它们是:（1)总被引频次;（2)影响因子;（3)年指标;（4)自引率;（5)他引率;（6)普赖斯指数;（7)引用半衰期;（8)被引半衰期;（9)老化系数;（10)来源文献量;（11)参考文献量;（12)平均引用率;（13)平均作者数;（14)地区分布数;（15)机构数;（16)国际论文比;（17)基金论文比.影响因子是指某一刊物前两年发表的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与该刊前两年总数的比值.通常，期刊影响因子越大，说明它的学术影响力和作用也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