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化范文10篇

关键词：中国化先锋戏剧现代性

摘要：长期以来，先锋戏剧带有明显的西方特征，这使中国的先锋戏剧常被误读为西方戏剧的照搬。但实际上中国的先锋戏剧是有独立品格和特征的。中国化的先锋戏剧包含三个层面：第一，演出地以中国为主战场；第二，演员主体是中国人；第三，戏剧本身具有中国风，即具有本土化特征。新时期以来的先锋戏剧有着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西方各种理论思潮的引入，使人们迅速打开视野，对照中国的现实加以引用、吸收与发挥，这一事实本身便带有迥异于西方的中国特色。

在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标志。先锋派同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结，又有所不同。但是作为文化范式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几乎是同时被译介的。二者并没有被做出过严格意义上的区分．而是采取一种几乎同时接受的方式进行的。从这一点上看，先锋派等同于现代派，而现代派当中又包含着后现代的元素。它们在中国缺乏强烈历史感和时间感．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它们是作为宽泛意义上的“先锋”被笼统接受、摹仿和学习的。

回观20世纪，反理性原则一直贯穿其中。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派、荒诞派都透露出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对19世纪传统现实主义戏剧进行全面反叛首先是对常规的舞台表现手段的反叛，其次是对近乎平面化的表现内容的反叛。在戏剧领域．斯坦尼斯拉夫演剧体系、安德烈·安图昂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对“第四堵墙”所强调的生活本真状态与细节真实的强调均遭到质疑进而被不断反叛。戏剧的表现视角从关注生活的浅层真实走向生活的主体——人所具有的内心的本真状态关注内心是一个向内转的过程。是从宏观的社会关注向微观的自我关注转型过程。如果说此前的戏剧是以社会问题为核心，以人为串连基点的话，那么此时的戏剧在社会环境巨大变迁的社会历史背景下．转向了以人本身存在为核心，以人性的可能存在为基点。这样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内心的巨大震荡．为各种先锋戏剧形式得以产生并且发展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土壤。

可以说西方“先锋”意识的产生是其内部自发进行的，源于自己对自己的怀疑，是在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孕育产生的，是自己对自己反省和批判的产物。而中国的“先锋”意识多是从对外部社会的怀疑开始的，是外部的变革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怀疑和批判精神，在这种社会外力的作用下，急功近利地借用西方的一种现代意识并且采用其相对应的概念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采用的一种方式．而对于其是否完全适用中国的现状并没有做出清晰积极的思考。也就是说，严格意义上，中国的先锋和现代主义观念来自于外部．而不是自发的内在的衍生物．它是对西方先锋派和现代派的一种加工改造甚至是变形。中西方的先锋派艺术的起源于此相当不同。西方的艺术多源于对自己的否定，无论是形式上的还是内容上的，比如象征主义戏剧对自然主义戏剧的否定，它们是植根于自己的母体进而对其步步否定慢慢建立发展起来的。而中国的先锋派艺术开始多是根据自己的好恶从西方选择移植过来的．可以说是一种新奇的混合物。它们既有着中国气质。又有西方“异质”。

历史时间的错位、历史文化语境的不同，个人心理、社会心理以及文化心理的差异．使新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艺术理论的接受带有强烈的自我文化记忆。新时期以来，主体意识的薄弱和生命感性意识的缺失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近乎贪婪得注视着西方的精神成果。进而希望借此对中国民众进行一种精神的启蒙。如果说西方的各种主义和流派具有强烈的历时性的话，那么这些流派和主义在中国却是以共时性的方式展开的，他们在中国呈现一种平面化、杂乱化以及拼贴化。他们缺乏一种时间逻辑性．可以说是在一种取消时间语境的状态下进行的．这是中国先锋派和现代派的一个重要特色。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即无产阶级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实现自身的解放然后利用无产阶级的统治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解决的历史课题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的问题，二是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既是马克思主义核心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现实需要。

一、如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1］(P272)。如何使中国的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呢?中国面临着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现实国情，这集中体现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资本主义在中国虽有所发展但封建主义在中国仍占据统治地位，同时中国还深受西方列强的殖民剥削和压迫。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要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上升为统治阶级，显然与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有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依据与内在动力。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从不同方面对这一历史课题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一是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阶级为主要成份的政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这不仅为党组织力量的壮大获得更广大的群众基础，而且在实践中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二是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力量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保证了这支军队成为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三是解决了如何正确处理民族民主革命与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阶段性规律。四是解决了如何由“城市中心革命道路”向“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转变的问题，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五是解决了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如何通过和平的方式(社会主义改造)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2］。无产阶级如何通过革命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历史课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所进行的探索进程就相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阶段，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具体表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革命)两个时期。

二、如何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以及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较多，但是对于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并剥夺有产者后如何建设发展未来社会论述较少，他们只是对未来社会指出了大致轮廓和发展方向，他们认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仍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将经历不完善的“第一阶段”和完善的“高级阶段”。列宁后来把“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把高级阶段称为共产主义社会，并对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捍卫壮大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既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和发展，又有囿于历史和认识的局限而导致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须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展进程中的这些理论遗产以及实践中的经验教训，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历史前提。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还必须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与现实课题。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以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探索，并形成了建设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实践与经验，这些成果集中体现在党的八大文件、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献中，这些探索及探索中形成的正确认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趋向。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认识的局限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这种正确的趋向在理论上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体系，在实践上也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相反，一些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左”的思想却发展起来，最后在党内占据主导地位，导致“”这样严重错误的发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经历严重曲折。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回到正确的轨道，由此开启了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30多年来，围绕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这一核心问题，以邓小平、和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拓创新，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在实践中创立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一是实现了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上的跃升。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P373)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以人为本作为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核心，把社会和谐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二是明确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把我国社会主义定位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4］(P252)。三是拓展了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战略步骤。把“四个现代化”逐步拓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社会主义全面小康社会目标，并不断完善“三步走”实现步骤。四是找到了发展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把改革开放作为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带领人民进行的“新的伟大的革命”，是推进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动力”［4］。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极大地推进了中国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了社会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五是推进了无产阶级政党向现代执政党的转型。恢复确立了无产阶级执政党的中心任务，把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在首要地位。探索发展新形势下党群关系，拓宽党的群众基础，把以人为本作为我党执政理念，奠定了执政党与群众和谐关系的基础。健全完善党的各项制度，推进依法执政、民主执政。探索新形势下党的自身建设规律，针对“四种考验”、“四大危险”［5］(P11)，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努力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大国如何巩固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历史课题，围绕这一历史课题的探索进程就相应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阶段，在中国社会主义巩固、建设和发展实践中具体表现为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曲折探索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形成两个时期。

三、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个发展阶段问题

一部宪法要想得到有效实施，就要既体现时代精神，又符合国情。所谓体现时代精神，就是体现所处时代的核心价值追求，符合所处时代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而不能因循守旧；所谓符合国情，就是符合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切合自己国家的实际发展状况，不能照抄照搬别人的东西。就我国现行宪法而言，这意味着时代化和中国化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时代化，中国化就无从谈起；没有中国化，时代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我国现行宪法之所以已经走过了30年历程并顺利步入“而立”之年，不仅因为宪法实施的外部条件较好，而且更因为宪法自身比较好地解决了时代化和中国化问题。笔者认为，现行宪法的时代化和中国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一、超越西方自由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

现代宪法是西方国家的舶来品，是近代以来西风东渐的产物。但是，传入我国的“西风”并不仅有主要经由东洋日本而入的欧美之风，而且还有主要经由北方而入的苏俄之风。人们通常所讲的“西风”往往只是指前一股风，所以西化通常指的是欧美化。然而不论是就地理位置还是就文化传统而言，这两股风都属于“西风”（或者称“洋风”）。就前一股欧美风来说，由于其思想源头是由“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等假设所支撑的自由主义，强调人的个体独立性，认为社会是由个人以契约形式结成的共同体，组成社会的目的是增进个人幸福和个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因此社会的每一项制度安排都必须经过其成员依照一定质。”④虽然当时还没有明确提出公民权利第一、国家权力第二这样的观念，但不再以义务为本位已经是大势所趋。1982年宪法对权利与权力关系的这一新认识对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以后无罪推定、人权保障等重大法律原则的确立提供了宪法基础和保障。

二、探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实质是“分蛋糕”与“做蛋糕”的关系。如何处理好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所有社会制度安排都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实践证明，“分蛋糕”与“做蛋糕”犹如鸡与蛋的关系，或者说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是一个无法决然分清的问题，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突出问题来着重加以解决而不能固守教条。针对我国“”时期“”所提出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左”思想，1979年11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⑤后来，邓小平同志又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⑥但是，邓小平同志认为，仅仅有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是“共同富裕”。1988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一次谈话中说：“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⑦后来他又进一步说：“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⑧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南巡”讲话中，对如何解决先富与共富问题作了更加明确的阐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⑨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解决公平与效率的办法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也是我国1982年宪法处理这一问题的重要思想，其许多规定和制度安排都体现了这一精神。因此，片面强调公平或者片面强调效率，或者试图改变解决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办法，都是违背宪法的。

三、重构民主与集中的关系

【摘要】体育舞蹈凝聚了竞技体育的激烈性、舞蹈的艺术性，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这一艺术形式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极大地促进了我国体育事业和文化的发展。但是体育舞蹈在我国的发展中，仅仅是对西方舞蹈动作进行单纯的模仿，缺乏对其进行内涵进行深入的了解，致使体育舞蹈缺乏一定的创新。基于此，在中西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必须要在中国元素积极引入到体育舞蹈中，使其充满中国特色，并促进体育舞蹈的进一步发展。本论文以体育舞蹈中国化为研究切入点，对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和分析。

【关键词】文化交融；体育舞蹈；中国元素；中国化；策略

一、体育舞蹈概述

1.体育舞蹈含义。体育舞蹈将体育、音乐和舞蹈等艺术融为一体，是集舞蹈、表演、音乐、服饰和主题为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体育舞蹈”专业教材中，明确提出：体育舞蹈又称之为“国际标准交谊舞”，起源于西方的土风舞蹈，并在此基础上，经过英国皇家教师舞蹈协会对其进行加工、提炼、美化和整理，逐渐形成国际标准舞。在体育舞蹈中，主要包括摩登舞和拉丁舞两大系列，且每一系列中也包含风格迥异的舞蹈种类。例如，摩登舞系列中主要华丽流畅的维也纳华尔兹、刚劲有力的探戈、高贵典雅的华尔兹等，拉丁舞系列中则主要包含热情的桑巴舞、快乐的恰恰舞、缠绵的伦巴舞、活泼的牛仔舞等。2.体育舞蹈特点分析。具体来说，体育舞蹈具有明显的特点，集中体现在两方面：（1）体育舞蹈音乐特点。体育舞蹈将运动、舞美和音乐等形式有机融为一体，具有极强的形体美、韵律美。同时，在体育舞蹈中，音乐美贯穿始终，没有音乐这一重要的元素，体育舞蹈的美就无法得到充分的体现。因此，在体育舞蹈中，音乐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并且在体育舞蹈的过程中，体育舞蹈动作不同，对音乐风格的选择也有所不同；其次，在体育舞蹈演奏的过程中，体育舞蹈的演奏者必须要切实结合音乐的节奏、音乐的韵律等，并将其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进行把握，并利用肢体配合，对其进行详细的演绎，借此感染观众，并形成一定的共鸣。例如，在演绎拉丁舞的过程中，应选择热情洋溢、奔放快乐的音乐；在演绎摩登舞的时候，应选择激昂、婉转、细腻和文雅的音乐，并不同的音乐背景下，利用舞者的舞姿和舞技去感染台下的观众。（2）体育舞蹈的服饰特点。在体育舞蹈中，体育舞蹈者的服饰尤为重要，是展示舞蹈者整体美感的重要指标。在体育舞蹈中，服饰分为男子、女子服饰，且女子服饰更为丰富多彩。同时，在体育舞蹈的服饰中，不同的舞蹈种类，其腐蚀的特点也有所差异。例如，拉丁舞的服饰更加多姿多彩，且服饰的色调较多、明亮闪耀，将舞者的热情洋溢、活泼欢快的特点充分表现出来；不仅如此，在舞者的服饰中，性别不同，其服饰也有所差异，以拉丁舞为例，男性舞者服饰比较紧身，以更好地展现出男性舞者的肌肉线条，并将其形体力量美学进行突出。

二、中西交融文化背景下体育舞蹈的“中国化”必要性分析

伴随着中西文化交流，体育舞蹈逐渐传入中国，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缺乏中国元素的渗透，以至于人们在进行体育舞蹈的参与过程中，仅仅是单纯地模仿其动作，没有对其内涵进行深入的了解，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体育舞蹈在中国的发展。因此，为了进一步促进体育舞蹈在中国的发展，必须要采取有效的措施，将中国元素渗透到体育舞蹈中，逐渐实现体育舞蹈的“中国化”。具体来说，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背景下，促进体育舞蹈“中国化”的必要性集中体现在以下三方面：1.体育舞蹈“中国化”，是促进中西文化发展的要求。文化是文明的使者，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尤其是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文化的推动作用不可忽视。体育舞蹈属于文化的一种特殊形式，体现了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在当前社会形态中，实现国家文化交流已经呈现出新的特点。基于此，在体育舞蹈中融入中国元素，不断促使体育舞蹈的“中国化”，顺应了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融合，符合当前世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需求。2.体育舞蹈“中国化”，是促使体育舞蹈发展的需求。体育舞蹈属于一种文化产物，起源于西方国家。但是体育舞蹈在发展的过程中，其舞蹈内涵、舞蹈动作等也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发展而呈现出变化的特点。当体育舞蹈传入中国之后，将富有中国特色的元素融入其中，可对体育舞蹈的主题、内涵等进行丰富，不断促进体育舞蹈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实现体育舞蹈“中国化”的过程中，可将中国传统的音乐融入其中，且在研究中发现，我国的民族音乐相当繁荣，可最大限度满足体育舞蹈对音乐的需求；另一方面，体育舞蹈作为社会文化的代表，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多种文化的碰撞，并吸收了不同民族的特殊文化的发展特点，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元素融入到体育舞蹈中，不仅实现了体育舞蹈的开放性特点，也进一步推动了体育舞蹈的进一步发展。3.体育舞蹈“中国化”，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必要要求。中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是世界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在新的时代下，伴随着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以及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加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也已成为国家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在这种形式下，就可充分利用体育舞蹈这一形式，将中国文化元素置入到体育舞蹈中，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走向世界，并让世界其他国家了解中国文化的丰富内涵，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传播。

一、深化内涵理解，促进内涵拓展

很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单纯地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种纯理论性的研究对象，以做学问、搞理论的态度去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研究。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际偏离了原本的轨道，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教条式发展。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本身具有丰富的内涵，其有着长久的指导意义，但是在实际的应用方面需要与实际情况、国家民情相联系。从开始，党的领导人就已经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并一直探寻着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也因此才激发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所以，当前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应该摆正研究的心态和观点，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涵进行深入的认识，既要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意义，也要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际目的。要将社会实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联系在一起，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双重的成绩。同时，针对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现状，研究人员还应进一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科学内涵进行拓展，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容。要以马克思主义研究为切入点，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梦、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研究人员还要将创新思维引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之中，用发散、创新的思维去思考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与论证，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思想产生的根源，并从根源出发阐释出新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思想。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长久地应用下去，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存在的价值才能被真正地彰显出来，而不是作为内容高深的理论束之高阁。

二、紧随时展，把握时代特点

越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我们越能够体会到马克思主义就是活的思想、活的理论，不是刻板僵硬难以深化的理论思想，会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的转变显示出新的内涵和作用。因此，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需要进行动态的研究，灵活的研究。所谓动态、灵活的研究，就是在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过程中，不能闭目塞听、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与之相反，真正地走入社会，对社会的变化进行把握，对时代的潮流进行了解，将马克思主义在时代中活化，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与社会和时代共同发展、共同进步。通过回顾我国不同时期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认知，可以清晰地发现，每一个时期的领导人在其认知上都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也就是说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应该常用常新，随着时代的更迭，而不断地提出新的观点和新的看法。这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有利途径，也是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必经之路。

三、转换研究理念，革新研究方法

除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认知存在一定的问题外，我国相关研究人员在研究方法方面也存在着不少的弊端，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深化。因此，要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转换研究理念，革新研究方法也是不可忽视的解决之道。

一、对人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起点是人，其理论使命和理论归宿也是人的生存和发展。因此，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从来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舞台。我国在长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发展过程中，也充分的认识到对人的重视的重要意义，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在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具有创新性和理论价值的人学著作却较少。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是袁贵仁所著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这本书中，作者创新性的提出了人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唯物史观的必然。这一观点确立了人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但是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这一论断仍然需要对人学理论的体系进行架构和完善。人学理论能够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主要内容，以及人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问题仍然需要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人的问题的认识，特别是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现代性的人的重新认识问题是我们在当前社会条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维度。“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观的最终价值诉求，也是社会发展的主题与实质。”在人学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中，黄克剑教授指出：马克思理论视域下的人是通过与物的关系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是反映世界和改变世界的争论。王友洛研究员2010年发表于《学习论坛》的文章更是把人学理论比喻为“普照的光”，他从两个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首先从价值的角度认为人的发展是马克思理论追求的终极理想，所以人学理论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核；其次，从科学层面，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群众，因此研究群众本身的人学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是一致的。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人学研究的新进展是从发展着的社会的角度来探讨人的问题。通过对社会中的人的研究来促进理论中的人学体系的演进和发展。因此，社会中的人成为研究人学理论的落脚点。研究人本身，也必然要从以财产关系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中进行剖析。脱离了社会关系，特别是私有财产关系的人是不完整的人，是脱离社会和非现实的人。社会中的人是以劳动的形式而存在的人，他们与社会劳动、社会分工、社会交换以及社会生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必须在这些关系中把握社会中的人的本质属性，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的再认识。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吸收是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目的，只有这一理论同我国的社会发展与建设相结合，才能形成有助于自身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与中国社会发展相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的伟大实践而自我发展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的主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当前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阎树群教授发表的论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多维意蕴》中从多重角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意义。他提出要从表现形态方面，从具体内容方面和历史地位方面多维的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整体与局部的结合以及历史与现实的结合在界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可以说，从多维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当代社会发展问题的探索和研究是很有意义的，这对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局面具有重大意义。这方面的文献还有很多，具有代表性的有周新城发表于《邓小平理论研究》的论文《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无法完全解决中国问题说起》、王学兵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双重认同》、黄凯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播、变迁、内化、共生》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的重要阵地还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与中国社会发展的一致性上面，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成果反映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脉络，是中国社会发展建设的理论写实，同时又为中国的建设事业提供了理论的支撑，为解决好我国发展建设中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中国现代化即实践创新，需要破除对某些现代化模式的崇拜，赋予现代化以新的灵魂和格调。”这方面的文献主要体现了上述观点，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勒书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现代化后发展难题的破解》、马铁键的《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统一性》等。在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学者从这一过程本身发展来论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有徐光寿的《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兼论判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肇始的标准》、李德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足迹》等。

这些学术成果分别总不同阶段以及不同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进行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视角是多方面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看阐述一种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方法论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问题也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问题的热点，这其中主要有学者们所总结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做形成的关于我国发展建设的理论。这些理论成果较多，主要有同志的民族解放与发展建设思想、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理论、同志在新时期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同志在深化我国社会发展阶段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正如吉林大学孙正聿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我国改革开放的是就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同我国发展实践相结合所形成了最为丰硕的理论成果，这一理论成果就是实践唯物主义。孙正聿教授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要以理论方式面向现实，进而探索和回答时代课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时代的精华，是指导当前社会发展的科学的理论体系。然而，目前的文献还是从理论到理论的解读方式，以及在研究过程中缺乏科学的方法体系构建，使得很多研究偏离问题的本质属性。

一、人民主体思想———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主体地位更加凸显

强调人民群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基本原则。因此，当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的时候，实际上也由此明确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宗旨和根本属性，把人民群众确立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安身立命之本。有鉴于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届领导人反复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强调人民群众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党的领导就在于更好地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服务。这就是说，承认、体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原则，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确切无疑的。然而一段时期以来，由于西方思潮的冲击和市场经济逐利本性的影响，我们在强调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加之社会主义法制的完善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以及我们在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建设中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使一些人甚至少数党员干部忘记甚至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人民性这一根本要求，丧失了共产主义信仰和理想，宗旨观念淡薄，政治方向迷失，模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造成了诸多不利的影响。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1](P1)，这是根据新的历史条件重拾人民主体地位，重申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人民性。首先，所谓“人民主体地位”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1](P21)就此而言，人民主体思想包含几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从党的性质和宗旨来看，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就是“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2](P18)，就是“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生活而矢志奋斗”。[3](P14)二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目标来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4](P401)三是从党执政目的和方式来看，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就是“紧紧依靠人民，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为了人民干事创业，依靠人民干事创业。我们要坚持‘以百姓心为心’，倾听人民心声，汲取人民智慧，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5](P81)四是从改革出发点来看，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就是“推进任何一项重大改革，都要站在人民立场上把握和处理好涉及改革的重大问题，都要从人民利益出发谋划改革思路、制定改革举措”。[6](P554)其次，科学回答了为什么要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一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由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因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1](P21)二是人民主体地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6](P697)，公开承认自己是为人民群众求解放、谋幸福的理论，公开承认以人民群众为自己的实践力量。这种性质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以人民群众为主体。因此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核心要解决好为什么人的问题。”[7](P12)三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优良传统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始终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宗旨，始终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强调：“为什么人的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研究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1](P44-45)四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业，改革开放只有依靠人民、得到人民的支持和积极参与才能取得成功。“改革开放之所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拥护和积极参与，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一开始就使改革开放事业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改革开放积累的宝贵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强调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群众首创精神，紧紧依靠人民推动改革。没有人民支持和参与，任何改革都不可能取得成功。”[6](P554)第三，科学回答了怎样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看来，人民群众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性的集中体现，因而必然体现在我们理论和实践的方方面面，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种举措之中。一是在党的工作的检验标准上体现人民主体思想。“让群众满意是我们党做好一切工作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标准，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5](P91)他还说：“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人民权益是否真正得到了保障。”[6](P698)这就从总体上指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二是在发展理念上要体现人民主体地位思想。即“着力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4](P401)只有以人民为中心，并把它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发挥引领社会发展的作用。三是在改革举措上体现人民主体思想。即“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要全面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各行业各方面的劳动者、企业家、创新人才、各级干部创造发挥作用的舞台和环境。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解决好收入差距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4](P401-402)四是在执政方向上体现人民主体思想。“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1](P61)人民高兴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努力去做，人民反对的事情，不管怎样都要坚决拒绝和反对。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阐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民主体思想，就是尊重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主体地位，把人民群众置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中心，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保障和改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重点，紧紧依靠人民、为了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更好地惠及全体人民，鼓舞和带领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

二、中国特色思想———基本特色与时代特色的统一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强调要立足于中国特色探索自己的革命和建设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探索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取得的最重要经验之一。但中国特色本身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特点、新情况，如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1](P11)，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社会整体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同时，我国的资源环境短板更为突出，地区差异、贫富差距等问题日益成为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这说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P11)我国国情的这种变化，一方面要求我们坚持改革开放以来的基本政策、基本纲领、基本路线，另一方面要求我们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制定出符合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有现实针对性的路线、方针、政策。因此，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国人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进程中，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国情的前提下，准确把握当前发展阶段的新特点新要求，把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立足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统一起来。首先，立足中国特色就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立足点。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总体特征，是我们制定一切路线、方针政策的总依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这一基本态势，“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1](P12)这决定了全党必须牢牢把握并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而党的中心工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容、形式和方法。因为中国的民族特点和历史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阶段决定了中国现代化面临的独特问题及其解决方法的独特性，因此，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道路，根据自己国情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实现其中国化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必然选择。“中国有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五十六个民族，……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5](P60)只有“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5](P60)，才能适合中国的情况。离开了中国的特点，就谈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此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事情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中国的实际来办，这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正确之道。”[5](P48)其次，初级阶段也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在强调初级阶段基本特点没有变的同时，要更加注重其在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政策就不能变；但另一方面，当前我们进行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社会主要矛盾的转换使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导致我们的国情出现了“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1](P8、10)从而使我们政策的着力点、侧重点都出现了变化，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出现新的特点和趋向。这要求我们“要根据形势任务发展变化，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6](P699)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和改革开放结合起来，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指引方向，引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这就是说，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必须把握中国不同阶段的具体特点，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立论根据和核心内容，找准定位，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得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反映时代与人民要求的结论。正是在敏锐捕捉中国国情的新变化、回答党和国家事业提出的重大时代课题的过程中，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立场、观点、方法对治党治国治军的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的过程中，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1](P20)，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事实证明：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其中国化，“必须通过理论上不断探索、不断突破来指导实践，并用实践中摸索到的规律来升华我们的理论”。[4](P339-340)只有这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不断拓展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能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科学之路。总之，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要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特点，还要进一步追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当代的特点是什么，才能真正做到在实践中运用、检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现代化面临的问题，并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优势不断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是中国人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建设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重视规律的思想———既摸着石头过河又重视规律引导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不断面临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因而始终离不开“摸着石头过河”这一方法。但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推进，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及中国实际的认识不断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逻辑的把握也越来越准确和全面，加上新的历史阶段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中面临的问题更复杂、更多地涉及全局，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因而需要在总体上加以把握，以避免出现系统性的甚至颠覆性的错误。因此，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在强调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更加强调要认识和利用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以指导中国人民的实践。而这些经验和规律总结到一点，就是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的产物。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则是在走自己路的过程中，“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从此可以看出遵循规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同时，党领导人民进行长期革命、建设、改革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也为当前形势下认识和利用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提供了条件和可能。第一，我们已经有了90多年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对其规律性的把握比开始时要深刻得多了。如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建立，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所处的“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一情况，科学研判我国经济的发展趋向，形成了一系列新的发展理念，明确提出了“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战略目标，体现了对我国经济发展态势和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把握。“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市场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我们对市场规律的认识和驾驭能力不断提高，宏观调控体系更为健全，主客观条件具备，我们应该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6](P499)又如我们在一段时期内总以为只有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才能彰显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而不切实际地出台一些保增长的政策和措施。但实践的发展告诉人们，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客观规律，违背客观规律人为地拔高经济增长速度只会透支经济发展潜力，留下影响经济长期健康发展的隐患。特别是在我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的情况下，即使绝对增加量不变，发展速度也会降下来，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增长速度会相应慢下来，这是一个基本规律”。[5](P778)因而只能根据客观规律的要求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预期，而不能一味追求高速发展。第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一些做法，是花了很大代价换来的，得之不易，必须坚持。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5](P774-775)第三，科学的理论是正确行动的先导。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五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95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就在于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2](P8)鉴于科学理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指导作用越来越突出，十分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在解决现实问题尤其是在解决那些长期困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难点和关键问题中的先导作用。他说：“一九九二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也说明，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6](P498)他在谈到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理念时特别提出了“适应—把握—引领”三位一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新思路。“谋划和推动‘十三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就要把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作为贯穿发展全局和全过程的大逻辑”。[4](P384)这一思路的提出和践行，无疑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产生重大促进作用。第四，客观规律在实践中不断予以修正和补充，才能更好地指导人民的社会实践。因为规律是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实践的不断变化，必然要求人们根据新的经验修改、补充规律，用来指导新的实践，才能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顺利进行。“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5](P245)可见，新常态的基本含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使我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了许多新的特点，导致原来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新的理论来阐释和指导。对此指出：“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6](P114)他还说：“我们要不断深化对改革开放规律性的认识……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前景。”[6](P701)可见，尊重和运用规律是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摘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经过长期历史革命不断实践探索形成的符合我国实际发展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国家建设发展过程中无处不体现它的中国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有效的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建设实际相结合,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纲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源于历史的发展又和历史文化相结合。

【关键词】中国化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不断发展的历史相结合,经过这一历史过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并引领党和人民促进社会的发展,并引导中国要融入全球化的大环境中。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主体是人民主体思想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人民群众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和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服务社会，历史我党要以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为目标，领导全国人们改革开放创造伟大事业,归根结底就是为了人民,为了要满足广大人民的不断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1]。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中国特色思想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工人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蕴含在民族性之中，其国际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个理论原则，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上，第285、24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经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问题；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一定会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新的内容，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民族风格。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首先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发展。无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俄国民族化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和第一次成功的回答。1920年，列宁阐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面取得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基本经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200页），等等。

列宁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就十月革命的同时，敏锐地觉察到“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提出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判断。（《列宁选集》第2卷，第307、315、317页）十月革命后，列宁更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为未来世界革命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当作新建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项重大任务。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已经面临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对亚洲民族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满怀希望。

列宁的远见在中国得到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思想的伟大胜利。思想是继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化的又一个成功的范例和成功的回答。

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揭示了工人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的一个基本特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蕴含在民族性之中，其国际性和民族性是辩证统一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特性，在思想上引申出一个理论原则，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上，第285、248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经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社会问题；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成功地实践着马克思主义，一定会给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新的内容，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民族风格。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实质，就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解决本国的实际问题，首先使本民族的无产阶级事业取得胜利的发展。无疑，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十月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的胜利，是把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俄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列宁主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把马克思主义俄国民族化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和第一次成功的回答。1920年，列宁阐明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在理论与实践之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方面取得的一些基本认识和基本经验：“每个国家的工人运动在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之前虽然都要预先经过本质上相同的锻炼，但这一发展过程又是按各自的方式来完成的。”“只要各个民族之间、各个国家之间的民族差别和国家差别还存在（这些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以后，也还要保持很久很久），各国共产主义工人运动国际策略的统一，就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这在目前是荒唐的幻想），而是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在每个国家通过具体的途径来完成统一的国际任务，战胜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和左倾学理主义，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苏维埃共和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都必须查明、弄清、找到、揣摩出和把握住民族的特点和特征，这就是一切先进国家（而且不仅是先进国家）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列宁选集》第4卷，第199、200页），等等。

列宁在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成就十月革命的同时，敏锐地觉察到“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的发源地已在亚洲出现”、“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以及它们‘反过来影响’欧洲的时代”，提出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的判断。（《列宁选集》第2卷，第307、315、317页）十月革命后，列宁更是把民族殖民地问题作为未来世界革命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当作新建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一项重大任务。列宁认为，这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已经面临和没有解决的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对亚洲民族完成这一伟大的历史任务满怀希望。

列宁的远见在中国得到实现。中国革命的胜利，不仅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成功地运用于中国社会实践而产生的思想的伟大胜利。思想是继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之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化的又一个成功的范例和成功的回答。

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