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范文10篇

【摘要】危机管理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工程，在危机管理的研究中，政府作为主要的角色担当和责任担当，在应对各类危机事件中，都要采取积极有效的管理方式和手段，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是从危机管理研究方面的内涵、目标及意义出发，对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中国危机管理的现状、发展趋势及未来发展防线进行深入探究。

【关键词】公共管理；中国危机管理；研究；现状趋势；未来发展

一、中国危机管理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

1.中国危机管理的现状分析。研究危机管理的大多数文章为应然类研究，引文率较高且在文章中极少谈及诱因，为突出文章研究内容的方方面面，文章在理论研究及深入方面相对欠缺。在一篇危机管理文章中，作者对诱因及应对方式和策略分别进行了分析。2.中国危机管理的发展趋势分析。危机管理研究的文章多以公共管理类为主，作为首要的关注对象，公共组织的关注相对于私营组组织较多。应然研究在研究中占据主导，其影响效果也较为明显，其变化和发展趋势与总体发展趋势较为相似，理论构建和描述性研究在近些年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初期发表的文章中，更多的是对某一国家或地区非常宏观系统和经验的概括与介绍，而近些年来的文章更多的是对具体事件内容的剖析，对社会发展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

二、中国危机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分析

我国在过去的危机管理研究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也存在较多的问题，中国社会危机管理研究逐渐进入瓶颈发展期，规范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凸显出来。中国现阶段在对危机管理的研究过程中，由于现象及经验描述的局限性以及理论数据的缺乏，使得理论解释力以及结论说服力很难为大众所接受。1.以国内外相关理论的研究为先导，注重对理论的应用。在未来的中国危机管理中，要善于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相关理论，并对相关理论加以应用，当前的文章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一些文章照搬国内外相关理论来对中国危机管理的相关问题进行解释和研究，这些理论不适用于中国社会的实际发展，仅仅是对相关问题对中国的启示提及，并未进行深入化的探究；二是，一些研究学者试图从一篇文章或某个角度找出解决中国危机管理中所有的问题方法和途径，在探究问题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论述，并试图在同一篇文章中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的文章既没有对中国的现实问题进行清楚、有效的描述，也没有形成一个系统化的理论结构，仅仅是对理论象征性的引用，最终所提出的理论和建议也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中国的危机管理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相对落后，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要不断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发展的优秀成果，将理论应用到中国实际问题的解决中。2.对危机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探讨，逐步建设统一的话语体系。在社会主义发展新时期，面对新兴的发展领域，对危机管理的研究也要采取不同的理论体系和规范，构建话语体系是其中一个必经的阶段和过程，新兴的研究领域在经过一定时间的社会发展后，对一些问题仍然存在着分歧，无法达成有效共识，这种分歧很难使理论得到进步和更深层次的发展。只有达成有效的共识，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理论的交流与辨析，才能更好的促进该新兴领域理论体系的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对分歧与共识的探讨，要从基本问题入手，只有将基本问题弄清楚，才能避免在探索的过程中走弯路，逐步促进学术相关问题理论的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尤其是近些年来，“突发事件”这一名词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专业人士的研究成果以及权威新闻媒体的报道之中、危机管理与政府管理的不同在于，危机管理的诱因以及危机发展的过程、演化规律区别于政府管理，在社会组织及系统梳理和分析中，危机管理是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随着社会化生产的发展，如何更加有效的调整危机管理方式和手段，这就需要对危及分析所呈现出的新特征进行研究。3.注重对数据分析的获取及合理应用。中国的危机管理研究更加倾向于应然类研究，理论研究类文章的数量相对较少，且理论成果不成熟，仅有少数的文章是在实证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分析，但文章中简单的举例分析，缺少对实证案例的深入了解，危机管理中的案例研究。需要以实际的调研报告及数据进行理论支撑，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管理中研究人员对相关报告及调研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和整理，并以此为依据进行相关理论的研究。中国危机管理相关研究人员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难题：在事件中缺乏官方与非官方的调研报告，需进行更多的深入调研与分析，在未来的危机管理中，政府要全面的将事故以官方调查报告的形式进行公布，为危机管理研究者提供可靠的数据来源和实证基础。

劣根之一第三只眼

一个神话故事到底对一个民族影响有多大？很多中国男孩小时候的理想是变成孙悟空，抓一把汗毛朝空中一吹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很多老板的梦想是变成二郎神，睁开第三只眼睛，别人看不到的他都能看到。在公司内部，老板最想知道的莫过于下属在背后议论什么，为了能达到这个目的，老板必须打造自己的“第三只眼”。

下属呈上来的报告，或者正式会议上的意见，往往像小学合唱团里的指挥，有形式意义而无实际意义，不看也罢。而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是老板的自己人从其他下属的窃窃私语中总结出来的。在每个项目组，除了项目经理以外还很可能有老板自己的耳目，这些人有的是老板自己主动安插的，有的是揣摸老板喜好的员工主动扮演的。

耳目制度有点类似于明朝的东厂西厂，这些东西厂人员都是由太监担任。为什么要启用太监呢？当时皇帝的想法是，太监是无根之人，有皇上有比较严重的依附心理，无亲无挂不容易形成朋党帮会。老板不是经常说“我的办公室的门永远是向大家敞开的”，其实那门后边，就是公司“太监”的招聘会。

而老板往往忽略了一点：太监出身的魏忠贤后来由于权柄过重，几乎力倾人主当上中国的无根皇帝。太监尚且能结党营私，何况我公司员工乎？在很多公司，耳目们的势力是绝对不可小视的。而且这种风气流传到了整个公司，各级领导都会有自己的耳目。所以一个刚到公司不久的员工往往会被热心人挤眼暗示其住口，因为那时候，在场的某某就是谁谁的人，不要当他的面说某些话。

北京慧嘉智业总裁张鼎昆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领导和下属之间的互相不信任造成的。老板和员工各自有自己的逻辑假设，老板假设员工是喜欢撒谎的；而员工假设老板听了实话是不会给自己的好果子吃的。这种不信任的理论依据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国文化传统提倡有防人之心，所以要求人们当面总是谨慎说话小心办事。其实老板又何尝喜欢听小报告呢，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听到下属的真实想法，大多数下属形成了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当面拍胸脯背后挖祖坟的做事风格，这种信息沟通的不顺畅，让老板决策往往有偏差。

劣根之一第三只眼

一个神话故事到底对一个民族影响有多大？很多中国男孩小时候的理想是变成孙悟空，抓一把汗毛朝空中一吹就可以为所欲为；而很多老板的梦想是变成二郎神，睁开第三只眼睛，别人看不到的他都能看到。在公司内部，老板最想知道的莫过于下属在背后议论什么，为了能达到这个目的，老板必须打造自己的“第三只眼”。

下属呈上来的报告，或者正式会议上的意见，往往像小学合唱团里的指挥，有形式意义而无实际意义，不看也罢。而真正有价值的内容是老板的自己人从其他下属的窃窃私语中总结出来的。在每个项目组，除了项目经理以外还很可能有老板自己的耳目，这些人有的是老板自己主动安插的，有的是揣摸老板喜好的员工主动扮演的。

耳目制度有点类似于明朝的东厂西厂，这些东西厂人员都是由太监担任。为什么要启用太监呢？当时皇帝的想法是，太监是无根之人，有皇上有比较严重的依附心理，无亲无挂不容易形成朋党帮会。老板不是经常说“我的办公室的门永远是向大家敞开的”，其实那门后边，就是公司“太监”的招聘会。

而老板往往忽略了一点：太监出身的魏忠贤后来由于权柄过重，几乎力倾人主当上中国的无根皇帝。太监尚且能结党营私，何况我公司员工乎？在很多公司，耳目们的势力是绝对不可小视的。而且这种风气流传到了整个公司，各级领导都会有自己的耳目。所以一个刚到公司不久的员工往往会被热心人挤眼暗示其住口，因为那时候，在场的某某就是谁谁的人，不要当他的面说某些话。

北京慧嘉智业总裁张鼎昆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由于领导和下属之间的互相不信任造成的。老板和员工各自有自己的逻辑假设，老板假设员工是喜欢撒谎的；而员工假设老板听了实话是不会给自己的好果子吃的。这种不信任的理论依据是——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国文化传统提倡有防人之心，所以要求人们当面总是谨慎说话小心办事。其实老板又何尝喜欢听小报告呢，这种现象的形成主要是通过正常渠道难以听到下属的真实想法，大多数下属形成了会上不说会下乱说，当面拍胸脯背后挖祖坟的做事风格，这种信息沟通的不顺畅，让老板决策往往有偏差。

年，深圳八卦岭平安总部大厦落成装修，在六楼的培训中心大厅竖起两尊塑像，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一尊是孔子，一尊是牛顿。这一年，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成立年，刚经过了一轮飞速的业务增长。这一年，平安的管理陷入了一个迷茫期，它意识到未来的竞争是管理的竞争，企业文化的竞争，但对平安企业文化的整体架构还没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只是隐隐有些光亮在眼前晃动。孔子和牛顿塑像的落成，标示着平安将以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为核心，以现代商业企业的规范运作模式和经营理念为准则来规范管理。

偏居一隅的小公司发展起来的行业老二

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成立于年月日，同年月日正式对外营业，是我国首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我国唯一一家有外资参股的全国性保险公司。公司注册地为中国北京，总部设在深圳。年月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公司名称为“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经营区域为全国及设有分支机构的海外地区和城市，可以直接经营开办一切险种含各种法字保险和国际再保险业务，同时涵盖证券业务、投资业务。

然而最初，平安不过是蛇口工业区内一家小小的区域性保险公司。保险行业是个特殊行业，经营的面败取决于能否独立地按本行业规律进行管理、运作。在平安创业发展的前三年，平安借鉴了国内外保险业的先进经验，建立了一种全新的体制。而保险业是不可能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生存的，保险业的经营必须符合大数法则的要求。经过了数年的争取，直到年，平安才成为一家真正的全国性保险公司，从此确立了“立足深圳，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基本发展态势。

经过年的探索和实践，公司获得长足的发展。截至年月日，公司总资产亿元，同比增长，员工队伍万人，各专业系列分支机构多个，年度保险业务收入亿元，利润亿元，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第二大保险公司的优势地位。公司在注重保险业务的同时，积极拓展多元化经营，成立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平安信托投资公司，完善了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在巩固国内业务的同时，稳步推进公司的国际化，在香港成立了中国平安保险海外控股有限公司，统筹管理美国，香港公司及伦敦和新加坡代表处；与世界上多家保险公司建立了友好往来，在个城市设立了理赔、检验和追偿。目前，公司已初步形成了以保险业为主，金融证券、信托、投资和海外业务为一体的多元、紧密、高效的集团架构。

平安管理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改革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我国已形成中央银行与监管机构分家,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分业经营,中资机构和外资机构同台竞争的日趋完善的金融体系。而当前动荡不安的国际金融形势和不确定的国内经济走势,更增加了我们对金融市场、金融创新的危机意识。金融业是高风险行业,我们要在看到金融改革和金融创新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

一、我国金融改革和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1.股份制银行发展趋向劣化和行为类同化,建立初期的政府背景,使其极难跳出国有银行的管理范式。股份制银行的发展往往跳不出这样一个规律,在刚刚开始营业时,建立了较好的规章制度,银行业绩也不错,可是慢慢发现这些银行的行为逐渐向四大国有银行靠拢,其管理模式趋同。

2.金融机构官本位观念日趋严重,过分偏重年龄和学历,干部管理趋同于政府机关,不利于人才培养和核心竞争力提升。金融企业作为经营风险的特殊行业,人事激励机制应着眼于银行的长远发展和核心人才的培育,但因权力的货币化激励,导致新人行员工,凭借年龄与学历的优势,面对“官位”公关频频,而不愿在业务技术和专业水平上下功夫。

3.国有商业银行股改深化了其市场主体地位,但公司治理机制面临挑战,尚未建立真正意义的银行银行家机制。这也是我国国有银行特有的成立背景与发展路径造成的。

4.金融价格扭曲。虽然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利率机制的灵活性增大,但仍滞后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银行的股改,导致金融业绩失真。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金融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就是促进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最短缺的是资本,而促进资本形成就是金融的一个很重要的作用。

自2001年我国加入WTO,意味着我国保险业全面地与国际保险体系接轨,我国保险公司将与外国保险公司在世界保险市场上进行面对面的竞争。然而,相对于发达国家的保险业发展水平而言,我国保险业还处在相当低的水平。虽然经过近二十年的努力,不管是在规模还是规范化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问题依然存在,比如在市场营销策略等方面,确实是值得研究和探讨的。因此,在全球一体化形势下,我国保险业应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积极探索保险业发展对策,提高我国保险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保险营销是指通过挖掘人们对保险产品的需求,设计和开发满足投保人需求的保险商品,并且通过各种沟通手段使投保人接受这种商品,使之从中得到最大满足的过程。因此,保险营销模式及策略已成为保险业发展和竞争的重要环节。

1我国保险营销管理的现状

1.1保险市场还处于较高的垄断地位

1988年以前,中国大陆只有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独家经营,保险市场处于完全垄断状态。即使到目前为止,全国性的保险公司也不过6家左右。如果我国算上区域性保险公司和真正开始营业的外资保险公司,也不过130家上下。而美国有约5000家保险公司,在香港经营业务的保险公司也有220余家。1.2险种不适应市场需求近年来,新险种开发较多,但仍不能适应保险市场需求。为在业务竞争中取得优势,保险公司不断开发新险种,尤其是寿险险种。但从市场需求来看,保险产品的创新思路狭窄,形式单一。比如在抵消通货膨胀因素的保单设计方面,难以适应保险市场的需求。与险种单一的状况相吻合,保险产品的同构现象十分严重。

1.3保险营销人员整体素质不高

保险营销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严重扭曲了保险营销更适用非价格竞争的原则。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保险从业人员总体水平低偏,大专以上学历者只占总人数的30%~40%。许多公司在招收没有任何风险及其保险知识营销人员后,经过2个星期左右的培训,即上岗推销保险。据调查,由于一些营销人员缺乏职业道德,或缺少保险及相关知识,致使在推销保险时经常出现误导陈述、保费回扣、恶意招揽等违规、违法现象,极大地破坏了保险业的声誉。

摘要：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关键词：宏观调控，财经政策，体制转型

转型期财政政策应是一个多目标的政策体系：转型期财政政策必须推动体制转型的进程；必须推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必须维持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体制转型对财政政策选择的意义在于，一方面推动体制转型是转型时期财政政策的目标之一；另一方面转型中的经济体制构成了影响财政政策作用发挥的持续变化的体制约束。

一、转型期调节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选择

体制转型的顺利展开需要稳定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我国转型时期宏观经济波动的成因是复杂的，不能仅由成熟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周期性波动解释。转型时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与经济体制的改革及其进程有关，并且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相关，呈现出阶段性。因此，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财政政策的选择也更为复杂。

一般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主要是经济衰退，与体制转变的进程有密切的联系。对激进转型而言，转型初期的经济大幅衰退几乎不可避免，这种大幅衰退是由经济体制的真空造成的。由于激进转型是经济体制（甚至包括政治体制）在短期内完全彻底重建，因此在利益结构和经济关系不确定的情况下，个体参与社会分工和资源分配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财政政策对此无能为力，因为财政关系本身也处在重建过程中。对于渐进转型而言，转型衰退或者可以避免，或者其程度有限，并且可以通过财政政策有效调节以恢复增长。针对这种衰退，财政政策应着眼于消除利益冲突，加速推进体制转变进程。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经济波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在进一步发展转变的情况下，因经济周期性波动而产生的经济衰退或经济过热开始成为财政政策作用的重点。在此情况下财政政策的调控目标是为体制转型的进一步推进以及经济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宏观环境。

WTO协定中《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司法审查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我国加入WTO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的承诺，于2001年11月26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为《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在2004年3月被修订)第一次规定了司法审查制度。2002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反补贴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为《规定》)，初步构建了我国反补贴司法审查制度，有力地推动了我国采取反补贴措施行政程序的法治化进程。

一、司法审查是反补贴措施法治化的标志

1．反补贴是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秩序的重要措施

加入WTO之后，反补贴措施日益受到广泛的关注，反映了我国对WTO规则认识的深入和对外贸易管理政策的变化。在传统的国际经济交往中，各国主要运用关税等手段限制进口，以实现保护国内产业免受外国产品冲击的目的。WTO成立后，成员方的关税税率大幅度降低并且受到了很大的拘束，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开放，从而使运用关税等手段达到限制进口的效果不断缩小。相应地，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等手段，逐渐演变成国家为管理对外贸易秩序频繁使用的政策工具。有统计数据显示，从1948年关贸总协定成立到1994年年底，关贸总协定所受理的244个国际纠纷中，有46个与补贴或反补贴措施有关，占同期纠纷总数的18．85％。自1995年WTO成立至2o01年3月23日，共提出反补贴案件38件，占同期纠纷总数的16．67％，是WTO受理的纠纷中比例最高的类型。

二战以后，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使各主要贸易大国对外贸易管理的主要手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例如，美国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将进口补救作为外贸政策和保护国内产业的主要手段，以取代过去长期使用的关税和其他海关壁垒。例如，美国在从1979年到1995年期间共处理的反补贴案件多达440余件。J进口补救措施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实质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三者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反倾销针对的是单个或几个企业的行为，具有比较强的灵活性；保障措施是非歧视地同时对所有出口成员实施；而反补贴则是直接涉及政府行为。事实上，补贴又经常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容易导致受补贴的产品向国外倾销。所以，对从非市场经济国家进口的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使用反倾销调查，而不是反补贴调查。但是，这不影响反补贴作为国家管理对外贸易秩序的一个重要手段的地位。我国199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该法在2004年4月被修订)第五章规定，维护对外贸易秩序的国家措施有三类：保障措施(第29条)，反倾销(第30条)，反补贴(第31条)。

2．司法审查标志着反补贴措施的法治化

一、伦理型管理模式生成的文化基因

管理并非是一项孤立的活动，而与其所处的文化体系有着内在的关联。不同的文化体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任何管理模式也只有在合乎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才能够运作自如。美国管理史学家雷恩认为“管理是文化的产儿”，指出管理人员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所支配的管理组织内作出决定的。李亦园先生也曾讲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与企业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方式”[1](P119)。不仅是企业管理，实际上任何组织的管理模式都深刻地打有当地文化的烙印。在中国本土文化基因的影响下，产生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伦理型管理是以伦理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动力机制与调控方式。在其中，管理的方法、原则、对象和目标等各个要素都以伦理为根本指向。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广泛且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体系之一，属于一级文化体系的范畴。一级文化体系是人类历史中所形成的最广泛的文明实体，是人类群体认同的最基础领域，有着“最高层次的文化组合和最广范围的文化认同”。中华文明有着与众不同的产生源头和地域特征，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包含自身独特的经济生产方式、家庭及社会构造、社会制度、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族性格及思维与行为方式等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内的有机体系。中国本土文化体系具有其他文化所不曾具有的文化专属性，包含着汤因比所讲的“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探讨中国本土的伦理型管理模式，首先要对其生成所依凭的独特文化基因进行针对性分析。首先，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构造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组织前提。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首先受到其所处地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因而对中国文化特性的分析，应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入手。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属于湿润、半湿润的温带气候，这里幅员辽阔、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形成了一个巨大且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种生态环境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自然就成为人们谋生的首选，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将农耕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强调“以农立国”。受自然地理状况与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传统农业社会的精耕细作需要持久稳定的小团体通过长期合作来共同完成。血缘关系由于其天然凝聚力自然成为人们之间团结合作最强有力的纽带，并最终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中国是一个家族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最具深度的国家，“家庭和血缘关系有一切理由构成研究前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一主题”[2](P147)。西方传统社会的海洋文明重视个人与团体两级，而湮灭了家庭一级，中国社会则恰恰特别倚重于家庭，对于个人和团体则隐而不显。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东西方的社会格局做了精彩的比较，他认为“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虚位。中国人却从中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3](P99)。中国本土文化基因对家庭的倚重，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组织前提。其次，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根本法则。对家的重视使中国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文化之特殊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半封建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文化传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4](P32)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注重的不是西方所强调的契约和法律，而是情理与礼俗，人们倚重于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看重的是彼此之间的义务而非权利。“在西洋，个人主张自己权利而互以义务课于对方；在中国，个人以自尽其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是其一趋于让，一趋于争，固已显然不同。”[3](P192)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伦理本位的价值取向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对伦理的倚重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特别强调彼此间的情感对待。伦理本位的社会重伦理关系，而任何伦理关系都始自血缘亲情，因此每个人都对自身所处的家庭和家族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将这种感情依序向外扩散。“伦理的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在中国社会处处见彼此相与之情者，在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3](P86)。二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注重人际间的角色规范与等级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将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礼俗作为彼此行动的依据。“伦”字在古代汉语之中本义为“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讲到“伦，辈也”。清代段玉裁注释曰：“军发车百两为辈。引伸之，同类之次曰辈”。可见“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上下高低的差等次序，伦理正是体现人伦关系之中这些差序和等级的规则和道理。中国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对人伦等级的区分，每个人必须明确自己在伦理关系网中的身份角色并依此行事，做到不失其伦。对伦理等级的强调需要通过礼加以保障，以礼来正名，以此规范彼此之间的关系地位。伦理本来就是以共同地域居民之间的风俗惯例和习常规则等为基础所形成的生活法则，礼长时间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再加之彼此间密切的伦理关联，就使得中国传统社会成为地道的礼俗社会。伦理与道德具有内在关联性，这又使得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以道德代宗教”，极为重视道德的功用，道德在其中即具有形上的超越意义又是治家理国的现实法则。最后，中国本土文化中独特的国民性格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撑。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持一种向里用力的态度，注重各种关系的持中调和。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不同于西方文明以人为万物主宰去控制进而征服自然，中国文化体系将人视作自然的一部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秩序，将“与天地万物同体”作为理想境界。于内对自身而言，向里用力的文化取向使得中国人注重德性修养，将修身看作是个我成圣成王的基本依据，“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修身讲究“反求诸己”，要求人们将内心固有的善端通过持续修养发用于外，这就使中国国民个性中极具自律精神和内省倾向。在人伦交往中，伦理本位的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关系取向的文化个性。关系取向的文化注重人际间的互依性，认为个人利益只有在关系网络中才能实现。伦理本位的社会具有强烈的秩序情结，注重调和人伦关系以形成和谐的伦理秩序，个人必须明确其在关系网中所处的位置，在彼此的交往中需要通过对具体情境与关系的识别以做出合宜的行为。对关系取向的重视使中国人具有高度的群体意识，将群体的价值目标置于优先位置。中国传统文化生态注重伦理关联，一方面在社会中构建起错综交织的关系体系，另一方面通过相应的道德规约指明关系互动的基本法则，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秩序。这些中国文化基因中独具特色的国民性格，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精神支撑。

二、管理模式依凭的四重要素

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可以得知，在不同文化体系下会形成符合自身文化特质的管理模式。这些管理模式不同于个别组织在有限环境中所形成的组织管理方式，它们依托各自的地域文明而形成，属于广义的管理模式。笔者以文化体系与管理模式的关联为前提，以马克斯•韦伯的理想类型理论和行为主义学派的人际关系学说为主要理论支持，总结概括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首先，在不同的文化体系下形成了各自独特的管理精神气质，其作为管理模式的内在精神支撑，成为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的精神气质来源于人们在自身文化传统下形成的深层思维方式与价值观念，是国民精神与国民性格在管理领域的集中展现。马克斯•韦伯曾经区分了社会行动的四种理想类型，即工具理性类型、价值理性类型、传统类型以及情感类型，他认为这些行动类型都离不开主观动机和主观意义，而这些行为方式的背后都具有深层精神气质上的支撑。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认为正是新教中工具理性的精神气质导致了理性的经济行动，从而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样，任何一种管理模式在长期历史积淀中也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精神气质类型。它是整个管理模式中最深层的支撑性假定，作为深层的思维理念居于管理体系的内核，它生根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却经常表现为一种无意识，决定着群体成员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管理的精神气质对管理模式的形成至关重要，任何管理模式都必须有自身内在的文化支撑，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和理念，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为这一切提供了精神支撑。其次，管理的根本方法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另一基本要素。管理的精神气质虽作为管理模式的前提是其生成的内在精神因素，但管理不能只停留在空灵的玄想之中，它必须落在现实社会的实践应用上才能实现其价值，而管理实践的开展首先依赖于相应的方法和手段。任何一种管理模式作为一个系统性的存在，会催生出多种管理方法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但每一种管理模式受自身所处文化的影响，会形成一种管理活动赖以维系的根本方法。这种根本方法是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管理方法，是其他一切管理方法的基础，组织的正常运转与成长发展都离不开对基本管理方法的运用。不同的文化体系会形成不同的根本管理方法，它作为管理模式中最基本的实体性要素，保证了管理的正常进行。通过马克斯•韦伯对统治的理想类型的划分可以进一步来分析管理的根本方法。韦伯指出统治与管理具有内在契合性，他将统治界定为“在一个特定的群体里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5](P238)，而管理的基本要求也是让成员听命于组织，依管理的需要进行活动。韦伯将合理———合法型统治、传统型统治、魅力型统治作为统治的三种理想类型，分别以法律规则、传统习俗、超凡魅力作为统治的根本方法，这些各自所蕴含的统治方法正是区分此三种类型的内在依据。由此可见，每一种理想的统治类型都有自身特定的根本方法，以保障权力的实现及统治的合法性，与之相应，管理的根本方法亦是管理有效推进的根本保障，反映出管理模式的最基本特征，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要素之一。再次，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基于管理模式与文化的关联性，地域文化中所形成的交往理念同样是当地组织管理中成员交往所奉行的基本准则。自行为主义学派兴起以来，对成员关系的沟通协调已被认为是组织有效运作的基本前提。管理必须依托于特定的组织，为达成组织目标必须使成员有效地聚合在一起以形成正式群体。组织是群体性的存在，而群体作为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必然存在着复杂的交往关系，那么对成员关系的考量就成为组织管理所要面临的基本问题。实际上人既是管理的主体，同时又是管理的对象，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对人的管理不仅是对个体成员的规约，更有对彼此关系的协调。在不同的管理模式之中，受各自文化体系的影响，会产生出对彼此关系的不同假设，从而形成不同的人际交往理念与法则，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管理的不同风格与方式。最后，成员管理所要达成的理想目标也是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基本要素之一。管理目标作为管理的基本要素，是管理活动所期望的结果，成员结成群体参与组织活动正是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德鲁克在《管理实践》一书中将目标看作是管理活动的前提和基础，指出“企业的使命和任务，必须转化为目标”。人作为管理活动中唯一具有创造性与能动性的存在主体，对人进行有效的管理，使成员听命于组织是管理活动最基本的诉求之一。对组织成员进行有效地管理，使成员依照组织的需求展开活动，即是管理实践顺利开展的基本要求，也是提高管理效力的应有之义。受所处文化体系的影响，对于成员在接受管理后呈现出何种状态才算作管理的成功与有效，不同的管理模式对此问题的理解存在着较大差异，这也直接决定了管理的风格与方式。由此可见，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管理的根本方法、对成员关系的考量以及成员管理的理想目标是管理模式赖以依凭的四重要素。这四个方面深受所处文化体系的影响，是文化与管理相互影响和渗透之后的共同产物。精神气质作为内在的精神支撑，居于管理模式的深层，确立了管理的精神理念与内在风格，为管理模式的形成奠定了基调；管理的根本方法则是任何管理模式所依凭的根本手段，是管理模式现实运行的基本方式；对成员关系的考量来源于文化传统中对人际交往关系的根本看法，它确立了组织成员之间交流互动的基本法则；而成员管理的理想目标作为管理模式的又一基本要素，决定了经过管理活动后组织成员所应达到的理想状态。这四重依据并非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彼此关联，互相作用，共同构成了管理模式的有机体系。

三、伦理型管理模式的根本样态

受伦理本位的文化生态影响，在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形成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实际上，伦理与管理本来就存在着共通之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伦理的本意是通过对人伦关系的协调与规范以实现秩序和谐。管理在本质上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活动，是为了实现预期目标而以人为中心的协调活动。由此可见，伦理和管理在协调关系以实现秩序目标上具有共通性。伦理型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根本依据，将伦理渗透到管理活动的各个环节，伦理不仅是管理的基本方法，而且还成为整个管理活动的精神支撑与价值归宿。依据上述管理模式所依凭的四重要素，以中国文化体系为基础的伦理型管理模式有着自身鲜明的存在样态。首先，伦理型管理模式依托于人们之间密切的伦理关联，管理的精神气质类型体现为一种不同于西方工具理性的情理精神。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在血缘关系的基础上将各种人伦关系都赋予了温情脉脉的情感内涵。梁漱溟先生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一个人的生命，不自一个人而止，是有伦理关系。伦理关系，即是情谊关系，亦即是其相互间的一种义务关系。所贵乎人者，在不失此情与义。‘人要不断自觉地向上实践他所看到的理’，大致不外是看到此情意，实践此情义”[3](P131)。情理是人伦关系中规范彼此感情的道理，情理精神意在合情合理，将情与理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交织在一起，共同指导人们的行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的组织成员重视内在感情的自然表达，将成员间的情感关联作为组织生活的重要价值目标。值得注意的是，伦理型管理模式所强调的“理”并非是西方管理思维中纯粹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种关乎人情的道理，是处理人伦关系的规范与法则。西方管理思维中的工具理性精于计算，需要尽可能排除管理活动中的个人感情，避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使得管理成为纯粹的技术化和程序化活动。而伦理型管理所强调的恰恰是最能表达人们彼此亲密感情的情理精神，通过人际间的温情与关爱来协调成员秩序，实现成员对组织的自觉忠诚。其次，伦理型管理模式将道德作为管理的根本方法。伦理型管理下的组织成员内在蕴含着情理精神，成员之间具有亲密的伦理关系，彼此相互熟知且具有深厚情感，对这种人性化组织的管理更适宜运用道理的力量来规约，而非要求成员对组织规范强制服从。伦理本来就是由共同地域的居民在长期交往中所形成的风俗习惯衍生而来，是在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道理法则，因而道德就成为了伦理型管理模式运作的根本方法。道德作用于中国传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内在的个我修养还是外在的经济、政治等一切社会活动，都离不开道德的引导与规约。对道德的重视表现在人伦交往之中则是中国人重彼此义务而轻自身权利。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管理模式将严格规范的法律规则作为有效管理的根本保障，而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与道德相比法律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仅作为管理的辅助性手段存在，正所谓“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甚至在中国传统法律规范中也处处显露出对道德情感的考量，孔子就将其父攘羊后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论语•子路》）作为一种合乎直道的正义行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审判主张“哀敬折狱”，要求法官以悲怜审慎之心来断狱，也充分体现出伦理型管理的道德倾向。有学者就指出“重亲情伦理”是中国法律精神的一个鲜明特色，是维系中国两千年“平稳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历史上是“相当有效”的。[6](P65)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下道德贯穿于组织管理的始终，不仅成员个体具有内在的德性自觉，组织的正常运转也离不开道德的力量；不仅组织运作的动机要符合德性要求，其结果也不能与道德价值相背离。再次，伦理型管理模式尤为重视组织成员间的伦理关联。在伦理本位的文化生态中，伦理已然成为最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要素。有学者就曾指出“西方人的不朽是在宗教中实现的，而中国人的不朽则是在伦理中实现的”[7]。西方社会个体与团体之间泾渭分明，有着明确的界限，而伦理本位下的中国传统社会绝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体，人们自始至终都处在诸多伦理关系的包围中，无法脱离伦理关联而独立自存。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伦理关系网，每个人都作为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而存在，在关系网络中认定自我并实现自我。对伦理关系的重视使得中国文化基因下的个体成员大都具有集体主义的行为取向，将集体目标的实现放在优先位置。伦理型管理的关系模式具有以下两方面的维度：一是成员之间横向的情感关系，其于内发自成员的自然感情，是主体善良意志的充分表达；于外表现为对他者尽心竭力的无私关爱。组织成员横向的情感关联既非单向度的义务，亦无等级权威的特征，情感关爱是互相给予的，关系双方具有对等性，成员之间都不计算个人得失而以真情厚意彼此相待，营造出恩爱和睦的组织氛围。二是组织成员之间纵向的等级关联，等级差别是伦理的应有之义，伦理型管理需要人们明确自身在组织中的角色地位，并依据与自身相对应的角色要求进行活动，以确保组织的稳定秩序。横向的情感关联与纵向的等级秩序相耦合，在组织中形成了牢固且有序的关系网络，共同构建起有机的伦理共同体，极大地增强了组织的聚合力。最后，伦理型管理模式以成员对组织的情感忠诚为归宿。西方管理模式强调个人主义理念下成员对组织的工具性承诺，它以个体与组织订立的契约为基础，依赖明确的规章制度、法律合同等外在控制方式强制性的确保成员对组织的机械服从。而伦理型管理模式强调个人的情感参与，重视成员主体性的发挥，在此基础上通过尽心尽力的推己及人，将主体内在的仁心仁性推扩到组织之中，把自己的一切情感与力量都毫无保留的奉献给组织。伦理型管理模式所要达成的忠诚目标以亲密的人伦关系与深厚的情感关爱为基础，本质上是组织成员对所依存关系的承诺与依赖。可以说，伦理型管理的忠诚是一种主动忠诚，是主体内在的道德自觉与责任担当，这种忠诚由内而发指向外在他者，是人们对组织其他成员以及组织整体的情感对待和真诚奉献。基于组织生活中形成的亲密关系与深厚情感，成员个体对组织的忠诚不再需要外在契约的约束，而是内化为组织深层的价值观念，与组织融为一体，表现出自愿自觉的忠诚态度和忠诚行为。在伦理型管理模式中，组织成员在长期交往中既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又形成了稳定的等级序列，组织已成为保障个体存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共同体，成员在组织生活中有着强烈的使命感与归属感，将组织整体利益放在首位，表现出极高的忠诚向度。

摘要：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公共管理模式的选择应在时各种公共管理模式，尤其是千预模式和市场模式进行理性评价和对现行行政体制进行客观认识的基拙上，采用“引导政府模式”，从而加快我国公共管理社会化的进程。

关键词：公共管理；引导政府模式；干预模式；市场模式

公共管理模式指公共管理过程中存在或可供选择的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处理方式或政府与市场的分工方式。政府对公共管理模式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政府公共管理功能的定位以及政府对公共管理的参与程度和参与方法。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对公共管理模式进行研究与探讨，对我国在社会变迁的行政环境下选择合适的公共管理模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公共管理主要模式评析

二战以后，诸多西方国家政府纷纷效仿美国，积极干预经济，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形成了公共管理的市场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得到强化，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得到调整，政府不再垄断公共服务的供给过程，而是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分权，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为公众提供公共服务，使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大大提高。除公共管理的干预模式、市场模式外，西方学者还对当代公共管理模式进行了多样设计，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企业化政府模式设计、参与政府模式设计、灵活政府模式设计和放松规制政府模式设计等。这些设计集中反映出当代市场经济的复杂与活跃，以及处于此种经济环境下的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系统联系与相互作用。鉴于公共管理干预模式和市场模式具有典型意义，因此有必要对这两种模式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一)公共管理的千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