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范文10篇

建构健康的行政权力

2004年全国人代会上，当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描绘“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的法治政府蓝图时，普通民众乃至基层官员或许并未意识到，一场以转变政府职能、限制并规范政府权力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大幕已经拉开；最高行政首脑在很多场合不断传达出这样的信念：传统意义上的权力自授、权力无限、依赖审批制度管理社会的政府模式已经不合时宜，一个有着自律意愿、亲近民意、试图与公众沟通、希望解决社会深层次问题的形象正在成为政府的目标。

构建法治政府的内部动员性文件，无疑是2004年3月22日的《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其中包含的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等现代法治政府理念，经过各级政府法制部门的宣讲，嵌入了公务员的行为指令系统。敏感的观察者注意到，国务院各部委出台规章、法规之前网上公开征求意见渐成制度。

可观的阶段性成果是2004年7月1日开始生效的《行政许可法》。这部起草六年、经过四次常委会审议才获通过的行政法律，被认为是“奠定法治政府的基石”。政府行政权力主要表现为行政许可与行政处罚，对行政许可的规范很大程度上剥夺了官员干预经济、借机谋取私利的机会。计划经济下政府主要的行权方式就是行政审批，而《行政许可法》则清楚地规范了行政审批的边界。如果政府违反了法律规定，公民以及组织可以据此提起诉讼，这实际上给了公民监督与制衡政府行政许可行为的可诉的权利。

始于2003年SARS时期的“官员问责风暴”，在2004年刮得更为迅猛。如果说去年4月14日至17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经理马富才、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以及吉林省吉林市市长刚占标接连的“引咎辞职”，带来更多的是人们对此新制度的探索与思考，那么对公共事件负有直接责任的官员被高效率地追究刑事责任，则真正令中国人体会到“有权必有责”的深意——

2月20日，原XX书记XXX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被执行死刑。此前一天，原河池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安全生产管理委员会主任晏之华因犯玩忽职守罪，被法院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他们以此对三年前震惊海内外的拉甲坡矿特大透水事故以及81名矿工之惨死负责；

“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同样地，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成为国王。”法治的彼岸在何处？在依法行权成为各个国家权力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基本信条的地方，在依法维权成为普通民众以及民间组织的行为方式的地方。

驶过了2004年，2005年中国仍然在这条通往法治的河流上继续前行。

反腐风暴

2004年1月15日，XX省原副省长XXX因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刑，法院认定其收受贿赂517.1万元，并对拥有的价值人民币480.58万元的财产不能说明合法来源。这只是2004年省部级高官受到法律惩处的开端。

6月25日，XX省委书记XXX期徒刑；9月19日，曾担任过黑龙江省省长、国土资源部部长的田凤山被中纪委移交给司法机关；11月初，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被开除中共党籍；12月9日，湖北省原省长张国光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

去年2月12日，一个名叫XXX官引起全球关注，中国检方通过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全球追捕这位浙江省建设厅原来的副厅长。杨秀珠迄今尚未被捕归案，但她的同案人温州市原规划局副局长高云光等四名被告因涉嫌贪污罪于12月14日在杭州市中级法院受审。

2004年，一些以激烈冲突方式上演的公共事件或许会在2005年进一步撼动行政管理模式，令人们反思一种适应、维护并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政府管理体制，到底应该怎样构建、在哪里画定“红线”，“有限政府”的限度又将依据什么原则最终获得确立。

体现了对掌握国家权力人群的法律约束的《公务员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广受关注。这部经历了22年漫长起草完善过程的法律，终于在2004年12月底交付人大常委会审议。尽管就是否应将党务工作者、司法人员纳入该法调整范围尚有争论，但是其对公务员录用、惩戒、辞职辞退、公务员分类、聘任制、任期制等方面作出的规定，让人们看到，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正在受到越来越严格的法律的规范。

持续两年成为中国社会焦点问题的征地拆迁，仍将在2005年成为中国普通百姓的权利痛点。如果法律不能阻止推土机推进的话，那么给社会创造公平和谐以保护弱势群体为宗旨的法律，就不能被说成是法治星空下的天平。如何平衡经济发展的数字与百姓福祉的增进之间的关系，将是政府能否有效化解征地拆迁纠纷、维持社会稳定的前提。

由于中央重点扶持农业的宏观调控政策导向，全国1999年以来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方面拖欠的征地补偿费175.46亿元，至2004年11月已偿还160.45亿元，然而对于农民在农地征用中权利的保障机制还有待法律进一步明确。

2004年频繁发生的矿难，使人们对中国工人的生存权利所受到的漠视有了新的认知，而“民工荒”以及“讨薪难”，无一不折射出劳动者待遇之低以及维权之难，原本没有列入本届人大立法规划的《劳动法》以及《工会法》的修改终于进入规划，以及南方一些省级法院要求设立劳动法庭的呼声表明，劳资纠纷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压力，已经引起了立法者以及司法界的关注。2005年政府除了在清欠农民工工资方面需要继续着力，在维护劳动者人权方面或许能够更有作为。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在反腐败方面，制度的构建将会给2005年带来一番新的气象。其中包括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配套的政治、法制乃至司法体制。这既包括审计署对省部级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试点工作以及更广泛的审计公开，也包括通过作为社会第三方的综合性人才服务机构来选拔地厅级领导干部的尝试，也包括惩治、教育、监督三位一体的惩治与预防腐败体系的建立与健全，还包括相应的立法的跟进。

本文作者：刘琳单位：西安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现今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时代，不管任何学科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作为法学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那就是中国台湾法学家杨仁寿、德国法学家拉伦兹所提出的“法学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对传统法学的超越需要依赖于新方法的产生，不同的法律理论往往与其采用的不同方法密切相关，一种法律理论对另一种法律理论的批评也往往是以法学研究方法的评判为先导的。可见，方法是链接法律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法学方法论已经成为法学研究乃至法治研究的重要部分。

一、法学方法的基本理论

方法一词源于希腊文，愿意为“遵循某一道路”，是“论述行动的途径”或“通向正确之路”。方法是任何特殊领域中实施程序的方式，即组织活动的方式和使对象协调的方式。在美国《哲学百科全书》中，是指某种步骤的详细说明，这些步骤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而必须按规定顺序进行的。中文“方法”一词最早见于《墨子•天志》，原以为度量方形之法，后转移为知研的方法、门路、程序等。方法论是讨论方法的理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和理论体系。方法论是对一切科学研究具有基础、动力和桥梁作用的原理论。方法是一切学科研究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动性的表现，是认识通向真理的桥梁，是“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开拓、改造、成功、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我们看了方法与方法论的概念，了解到方法论的提出原因和现实的意义，下面我们来讨论下法学方法。法学方法是指法律人讲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适用于个案纠纷获得一个政党法律决定的过程中使用或遵循的方法。在法治社会，法律人使用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裁判具体案件获得正当法律决定的活动也是一种科学活动。法律人的职业活动作为科学就意味着方法，因为没有方法，就不可能存在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法学方法论就是对法律科学活动的反思，是具有对法学研究的指向作用。以上阐述了一些基础概念，下面我们来探讨下法学方法的特征：第一，法学方法具有评价性。法律人的活动属于一种实践活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实践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只有有所为的思考才是实践性的。实践活动必然地存在着价值判断。既然法律人的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那么其就必须进行价值判断。第二，法学方法就有体系性。法律人在做法律决定的过程中必然地要进行价值判断活动，但是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所以我们进行的法学方法就必须是系统的，对于研究的问题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法，并且有一个体系化的问题库。法律适用的体系化保证了法律人的法律活动是一种科学活动。第三，法学方法具有分析法。法律人的核心工作就是将法律与事实等置，或者说一定的事实归入法律之中。所以，将法律世界与法治社会联系上的就是法学方法。

二、法治研究中的法学方法

在法治研究中，法学研究方法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各个时期的法学方法是适应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法学理论基础的。从历史上看，法学的方法是与法学一起同步发展的。而法学的发展又与法治的发达与否密切相关。在西方，法学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古典法学、中世纪法学、近代法学和现代法学。对西方法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概括可以有很多方式，总体上西方法学研究方法演进有这么三阶段：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论。第一个阶段是本体论，在这一阶段的主导性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认识论，即“法律如何得以认识”的问题。第三阶段是法律语言学，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由“法律是什么”和“如何认识法律”转变为如何理解文本的语言问题。就我国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看，我国大多数法理学教科书所标明的“法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四种：(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社会调查的方法，即参与社会实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3)历史考查的方法，即把法律现象同一定的历史条件联系考查的方法。(4)分析和比较的方法，即对一国法律进行逻辑的、实质的分析，对不同国别的法律进行比较的方法。可见，我国法学教科书所采用的法学方法基本上还属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形式上没有超出西方20世纪初已经形成的方法类别。所不同的是，我国法学明确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法学研究唯一科学的哲学方法，突出了唯物辩证法在法学方法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法学方法形成一个等级有序的结构。这就避免了西方法学将哲学方法混同于一般的方法论，将不同层次的方法相提并论的错误。

《物权法》：2005年最值得期待的一部法律。作为规划中民法典最早问世之第一编，《物权法》需要通过对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相邻关系等基础性问题作出准确界定，将已然入宪的私产保护原则落实在具体条文中。该法律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将在今年3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审议，并有望获得通过。

《企业破产法》：今年会再次提交人大常委会审议，三读有望获得通过，因为导致这部法律十年难产的争议症结——国有企业破产的责任追究以及职工安置问题——已经基本取得各方的理性谅解。

《反垄断法》：该法目前在国务院今年的立法计划中被列入于10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审议，故欲在今年内出台已不可能。能够争取在年底前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读就算功劳一件。

《公司法》：数易其稿的修改草案已经形成，正根据各方意见作进一步的修改完善，若准备工作扎实，今年有望审议通过。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证券法》：在制定阶段曾创下审议次数之最，在其修改阶段亦同样充满变数。不过从目前各方反映来看，今年内审议通过的呼声甚高。

《反分裂国家法》：2004年3月全国人大会议上首次提出立法议案，到年底第一次常委会审议，其速之快颇为罕见，由此推断今年人代会上有可能获得通过。

权利VS权力

2004年，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进一步增强，得益于“两会”上的第四次修宪。修改后的宪法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的原则，终结了50多年来对私有财产权的傲慢与偏见。

修改之后的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以更多的空间，但要让中国的权力拥有者处处以宪法约束自己的行为，让普通公民学会用宪法保护自己的权利，仍需无数个案的积累。

XX洪区北陵乡下坎子村的七名农民状告国土资源部一案，把沉积多年的征地环节中的农民权利问题撞开了一道裂缝：如果承认农民是集体土地的所有人以及土地财产权益的所有人，那么在城市开发建设征用土地的过程中，农民是否只能是被动接受的角色？在决定征地补偿金额的过程中，农民有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事关农民生存以及财产权利的土地方面的政策、法规、法律的出台，是否应当有农民代表的参与？

XX民于2004年12月9日一审败诉，在中国目前权力格局下实属必然，而北京市八位普通市民扳倒一项法规的事却有几分偶然性：4月12日，北京市法制办宣布：北京市一项名为《北京市外地建筑企业在京施工监督管理规定(讨论稿)》的法规决定不予出台。当该讨论稿在北京市政府法制办公室的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时，北京市八位普通市民对此法规的主旨提出强烈质疑，最终导致了这部法规的“流产”。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关门立法”导致后遗症的现象，在2004年仍然健在。一例是民政部起草、国务院于2003年8月8日公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另一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3年10月28日通过、2004年5月1日起生效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两部法律(规)都彰显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前者取消了推行多年的强制婚检制度，后者则确立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除非后者故意，机动车驾驶人要承担责任的原则。

法治系统不是孤岛，其有效运行不仅涉及立法、执法和司法等，还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政治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等多方面支撑

中国的法治，是在社会转型和走向世界的双重背景下进行，法治的环境十分复杂。单纯强调法治系统的自我完善，并

不必然推动中国的法治进程。法治系统并不是孤岛，无法超越于社会发展之上，其有效运行不仅涉及立法、执法和司法等，还需要相应的经济基础、政治力量、社会结构和文化条件等多方面的支撑。

法治自身是一个系统，包括法律规则的创制、实施以及法律规则意识等。在一个法治程度较高的社会，法律规则不仅要覆盖民事、经济交往和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还要符合自由、公正、理性等法的内在精神。法律规则的创制需要民主参与、科学论证、程序透明。法律规则一旦被创立要为人们遵守，被行政机关有效执行和法院保障落实。法律规则至上，法外特权失去生存土壤。正是在此意义上，完善立法、执法和司法制度，强化规则意识是走向法治社会的必由之路。

同时，中国法治的良性发展，受制于许多因素：

首先是秩序安全。我国的社会转型是通过改革开放，以一种自我革命的方式推进。这种自我转型一面要求不断建构新秩序来取代传统，另一面又需要强有力的秩序来推动和保障转型。我国30年来渐进式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原因之一就是强调秩序的安全稳定；

本文意在对中国转型秩序与法治发展战略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某种简单性的理论说明。毫无疑问，在中国转型秩序与法治发展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客观上的多头绪、多层次和多角度的关系，在理论上把此种关系明晰化，对于理解中国的法治发展战略很有意义。

近代西方国家走的是社会演进型的法治道路，由于不存在一个主观上协调法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主体，且无前人经验，法律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关系是在接连不断的矛盾碰撞与磨合中自发实现的。与之相反，中国走的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法治建设首先被明确确立为国家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借助于西方经验的强大示范效应，在主体意识和政策制定方面，强烈关注和把握法治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协调发展，是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应有之义。

在过去二十八年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过程中，除了现代化发展“三步走”的总体战略目标以及不同层面社会发展目标外，相应地，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的法制建设目标和实践指导方针，如八十年代的“加强民主与法制”、“法律为经济建设保驶护航”，九十年代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以及新千年以来的以“法律手段构建和谐社会”及“法律与创新型国家”等等。这些社会建设目标与法制建设的目标与方针，不仅不同程度地涉及法律的近期行动与远期行动目标的协调问题，涉及到中国社会转型不同阶段性的特征与法制建设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将直接影响和决定中国法治的基本面貌与未来前景。由此，从社会转型的总体视角和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把握中国法治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有了某种必要性。

本文将从中国社会转型秩序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探索中国的法治发展战略问题：一、中国转型秩序的基本假设，主要是把中国转型秩序的已有轨迹与未来趋势的构想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转型秩序的趋势走势图。二、对转型秩序走势的风险等级与可能出现的危机类型做一简要的技术说明。三、说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的高风险阶段，转型风险的不确定后果本身蕴含着不同的未来趋势。四、提出一种与近代西方狭义的“法律控权说”相区别的广义法治发展目标。五、分析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与法治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第六、七、八部分讨论不同阶段的法治发展特征与内容。最后部分是简要结语，概括中国法治的长期性挑战与已有经验。

一、中国转型秩序演变的基本假设

从历史经验看，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矛盾风险的过程。转型秩序一般会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特征。此种特征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两方面的说明与验证。

本文意在对中国转型秩序与法治发展战略之间的复杂关系做出某种简单性的理论说明。毫无疑问，在中国转型秩序与法治发展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客观上的多头绪、多层次和多角度的关系，在理论上把此种关系明晰化，对于理解中国的法治发展战略很有意义。

近代西方国家走的是社会演进型的法治道路，由于不存在一个主观上协调法律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主体，且无前人经验，法律与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关系是在接连不断的矛盾碰撞与磨合中自发实现的。与之相反，中国走的是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法治建设首先被明确确立为国家的主要发展目标之一，借助于西方经验的强大示范效应，在主体意识和政策制定方面，强烈关注和把握法治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使之协调发展，是政府推进型法治的应有之义。

在过去二十八年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过程中，除了现代化发展“三步走”的总体战略目标以及不同层面社会发展目标外，相应地，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的法制建设目标和实践指导方针，如八十年代的“加强民主与法制”、“法律为经济建设保驶护航”，九十年代的“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以及新千年以来的以“法律手段构建和谐社会”及“法律与创新型国家”等等。这些社会建设目标与法制建设的目标与方针，不仅不同程度地涉及法律的近期行动与远期行动目标的协调问题，涉及到中国社会转型不同阶段性的特征与法制建设的相互关系，而且也将直接影响和决定中国法治的基本面貌与未来前景。由此，从社会转型的总体视角和不同时期的阶段性特征把握中国法治发展战略问题也就有了某种必要性。

本文将从中国社会转型秩序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探索中国的法治发展战略问题：一、中国转型秩序的基本假设，主要是把中国转型秩序的已有轨迹与未来趋势的构想结合起来，构成一个完整的转型秩序的趋势走势图。二、对转型秩序走势的风险等级与可能出现的危机类型做一简要的技术说明。三、说明中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的高风险阶段，转型风险的不确定后果本身蕴含着不同的未来趋势。四、提出一种与近代西方狭义的“法律控权说”相区别的广义法治发展目标。五、分析发展目标之间的冲突与法治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第六、七、八部分讨论不同阶段的法治发展特征与内容。最后部分是简要结语，概括中国法治的长期性挑战与已有经验。

一、中国转型秩序演变的基本假设

从历史经验看，社会转型是一个充满矛盾风险的过程。转型秩序一般会呈现“先恶化，后改善”的特征。此种特征至少可以得到如下两方面的说明与验证。

建设法治国家是中华民族百年梦想，构建和谐社会是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期待。法律的产生，原因多重，但一个最

为重要的原因是为了解决社会矛盾，维护和实现社会和谐。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六大特征，无一不与法治具有密切的联系，并且需要通过法治得以保证。

和谐社会对法治提出了新要求。

首先，确立法治理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前提。观念是行为的思想基础。不同的法律观念指导、制约、影响着人们的法律态度与行为。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必须首先对法律观念作出梳理，作出适合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的转变。社会主义法的使命决定了它必须对旧法律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在它将自己定位为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从价值观意义上讲，必须把公平正义作为最崇高、最基本的价值目标来追求。

其次，完善法律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制度需求。我国正在建设的，并预期在2010年建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该是一个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和谐社会的保证。没有完善的法律体系，社会生活就难免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形。和谐社会不仅仅需要法律调整，而且需要完备的法律调整。凡是需要法律调整的事项，都应当得到法律调整。由此可以看出，和谐社会对法律的需求，不是简单的有法可依，而是有良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