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范文10篇

本文作者：刘琳单位：西安邮电大学通信与信息工程学院

现今社会可以说是一个方法论的时代，不管任何学科都有属于自己独特的研究方法。作为法学自然也有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那就是中国台湾法学家杨仁寿、德国法学家拉伦兹所提出的“法学方法论”的理论体系。对传统法学的超越需要依赖于新方法的产生，不同的法律理论往往与其采用的不同方法密切相关，一种法律理论对另一种法律理论的批评也往往是以法学研究方法的评判为先导的。可见，方法是链接法律认识过程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桥梁，法学方法论已经成为法学研究乃至法治研究的重要部分。

一、法学方法的基本理论

方法一词源于希腊文，愿意为“遵循某一道路”，是“论述行动的途径”或“通向正确之路”。方法是任何特殊领域中实施程序的方式，即组织活动的方式和使对象协调的方式。在美国《哲学百科全书》中，是指某种步骤的详细说明，这些步骤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而必须按规定顺序进行的。中文“方法”一词最早见于《墨子•天志》，原以为度量方形之法，后转移为知研的方法、门路、程序等。方法论是讨论方法的理论，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和理论体系。方法论是对一切科学研究具有基础、动力和桥梁作用的原理论。方法是一切学科研究获得成功的必要前提，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动性的表现，是认识通向真理的桥梁，是“一切理论和实践的开拓、改造、成功、发展的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我们看了方法与方法论的概念，了解到方法论的提出原因和现实的意义，下面我们来讨论下法学方法。法学方法是指法律人讲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适用于个案纠纷获得一个政党法律决定的过程中使用或遵循的方法。在法治社会，法律人使用现行有效的法律规范裁判具体案件获得正当法律决定的活动也是一种科学活动。法律人的职业活动作为科学就意味着方法，因为没有方法，就不可能存在科学。在这个意义上，法学方法论就是对法律科学活动的反思，是具有对法学研究的指向作用。以上阐述了一些基础概念，下面我们来探讨下法学方法的特征：第一，法学方法具有评价性。法律人的活动属于一种实践活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实践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只有有所为的思考才是实践性的。实践活动必然地存在着价值判断。既然法律人的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那么其就必须进行价值判断。第二，法学方法就有体系性。法律人在做法律决定的过程中必然地要进行价值判断活动，但是价值判断具有主观性，所以我们进行的法学方法就必须是系统的，对于研究的问题提出系统的解决方法，并且有一个体系化的问题库。法律适用的体系化保证了法律人的法律活动是一种科学活动。第三，法学方法具有分析法。法律人的核心工作就是将法律与事实等置，或者说一定的事实归入法律之中。所以，将法律世界与法治社会联系上的就是法学方法。

二、法治研究中的法学方法

在法治研究中，法学研究方法是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各个时期的法学方法是适应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法学理论基础的。从历史上看，法学的方法是与法学一起同步发展的。而法学的发展又与法治的发达与否密切相关。在西方，法学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即古典法学、中世纪法学、近代法学和现代法学。对西方法学研究方法的历史概括可以有很多方式，总体上西方法学研究方法演进有这么三阶段：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论。第一个阶段是本体论，在这一阶段的主导性问题是“法律是什么”和“法律应该是什么”的问题。第二个阶段是认识论，即“法律如何得以认识”的问题。第三阶段是法律语言学，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由“法律是什么”和“如何认识法律”转变为如何理解文本的语言问题。就我国的法学研究方法来看，我国大多数法理学教科书所标明的“法学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四种：(1)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即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2)社会调查的方法，即参与社会实践、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3)历史考查的方法，即把法律现象同一定的历史条件联系考查的方法。(4)分析和比较的方法，即对一国法律进行逻辑的、实质的分析，对不同国别的法律进行比较的方法。可见，我国法学教科书所采用的法学方法基本上还属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形式上没有超出西方20世纪初已经形成的方法类别。所不同的是，我国法学明确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作为法学研究唯一科学的哲学方法，突出了唯物辩证法在法学方法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使法学方法形成一个等级有序的结构。这就避免了西方法学将哲学方法混同于一般的方法论，将不同层次的方法相提并论的错误。

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经济法的问世是法在20世纪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其产生与发展是法的经济属性[1]的重要体现，也是法对经济关系能动性调整之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法在中国兴起是改革开放对经济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改革开放的精髓之一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这需要作为上层建筑层面的法律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随着健全经济法制建设的呼声不断加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法应运而生。[2]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实践表明，经济法已成为一个在市场经济下的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协调之法，其对于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稳定发展，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关系，以及建立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本文基于对周大伟先生在《西部法学评论》2008年第5期发表的《经济法：一道困扰中国法学界的难题》一文的理性批判，本着学术商榷的态度，进行理论论证，以消释类似周先生之人对经济法的质疑，使其得到进一步的澄清。

读周先生之文后，领其要义可知如此结论：经济法之所以成为困扰中国法学界的难题，归结起来就在于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与民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平处同位，也即经济法的地位问题。结合周先生之文，笔者做以下理性批判和几点说明：

一、传统的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存在问题，从而引起对经济法地位独立性之争

前苏联法学界有一个经典的唯物主义法学命题，即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相互间的有机联系和性质上的差别，则是法的体系及其分门别类的客观依据。同时，无论按照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还是按其性质来划分法的部门，又都必须结合法的调整方法。于是又引出另一个经典型的命题，即：必须将法律调整的社会关系和法律调整方法结合或者统一起来，作为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或依据。这些都被我国法学界毫无保留的接纳了。[3]然而随着社会经济和法律实践的不断发展，其理论上的缺陷性逐渐暴露出来。著名经济法学家史际春先生曾针对此有专门论述，他认为传统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或依据的主要缺陷在于：1、传统理论基本上把法律部门的划分归结为法对社会关系的机械映照，即虽然突出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但却忽视了人类认识过程的能动性和创造性；2、传统理论把法律部门看成是不同板块之间的关系，而法律体系不过是一个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界限分明的拼盘。然而实际并非如此；3、在形式逻辑上，传统理论违背了按分类对象自身特点进行分类的逻辑要求，从而走向了自己的悖论。

正是由于传统法律部门的划分标准存在以上论及的理论缺陷，从而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力，不能够解决我国目前法律部门的现实情况，使经济法部门法的独立性屡遭质疑。因此，重新研究和确立更为合理的法律部门划分依据，对于进一步充分论证经济法的独立性地位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从经济法目前的发展的现实情形和将来趋势来看，其作为一个法律部门而独具的独立性地位是不容置疑的，理由如下：

一、法学教育的现状

中国法学教育应当向何处去？官方和学界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但却并没有在大的方面形成共识，中国法学教育在方法和路径上，仍然还处于艰难的摸索和赶路当中。官方对于法学教育模式及方法的改革和探索，最具有全局性意义的莫过于1996年开始实行的法律硕士教育，其目标很明确，即培养法律实务人才，这明显地移植了美国的JD模式①。但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上，却与法学硕士教育没有太大区别。使得很多人有理由去质疑法律硕士教育存在的必要性，这些质疑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排除，将进一步加深中国法学教育在方法和路径选择上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会极大地制约着法学教育的发展步伐。就理论研究而言，现实的情况是，法学院的硕士毕业生在临近论文开题的前夕，还在为自己的论文题目苦苦发愁，最后为了交差只能粗制滥造。还有很多法学院对于硕士研究生有的要求，这一条要求其实初衷是非常好的，即督促学生加强学术训练，提升自己的理论素养。但后来很多法学院都把这条要求取消了，而只是在博士阶段继续维持。但现在论文“发表市场”太过火爆，导致学生简直轻而易举，所以是否能已经无法考察一个学生的学术研究水平了，还是取消为好②。但取消了论文的发表要求之后，却没有相应的替代机制来加以补充。这种做法的奇怪之处在于：法学院不从本身的教学质量管理去对现状进行反思，而是屈从于“火爆的市场”这个现实，而使得本身就很松散的法学硕士研究生教学质量管理比以前更不尽人意了。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个“市场问题”给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带来的弊端，但更为重要的是，法学院对于法学教育的质量管理需要反思。其次，至于各大法学院所宣扬的法学硕士的另一个培养目标，即：培养实务性人才，也大体上属于“虚假宣传”。在教学管理体制上，抛开的要求，衡量学生是否能够毕业并获得学位主要是两点要求：一是修满各门课程的学分；二是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这两条要求，其实都是针对论文写作的，即都以论文质量作为考核标准③。但问题在于，考核标准中并没有对论文的内容做任何限制，现实的情况是，学生的论文很少是以现实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出发来做调查研究，然后谋篇布局，而基本上是在屋子里“整”出来的，没有问题意识，更遑论实务精神和训练了。综上所述，一方面，法律硕士教育有着明确的目标，但却没有在教学方法上进行革新，实际上使得法律硕士教育培养法律实务人才的目标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另一方面法学硕士的教育致力于理论与实务这一双重的目标，也是困难重重，这两个目标由于本身在性质上的冲突，而表现出相互掣肘，实际上使得法学硕士教育的目标更加混乱了。

二、教育出路

上述谈到的有关法学硕士教育和法律硕士教育有关的问题，归结起来，其实就是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的选择问题，尽管很多的法学院已经在着手进行改革，但成效目前并不明显，也未能独树一帜。从根本上解决这种脱节的方法在于突破原有体制的框架，重新确立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然后在此基础上确立培养方案。笔者以为，理论与实务都是法学教育所要实现的目标，只不过，这两项目标不能被糅合在一起，而是应当在阶段上有所区分④。而现有的法学教育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这两大目标不加区别地糅合在一起，企图获得“一举两得”的效果，但事实上效果并不理想。针对这种情况，笔者建议：法学本科、法律硕士这两种学位的目标应当是以培养实务性人才无疑。至于法学硕士，应该将其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作为实务性人才来培养，另一部分作为研究性人才来培养，并直接成为法学博士的后备资源，取消法律硕士以及其他专业的人报考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资格。这样做的意义在于从体制上厘清了理论与实务两大培养目标的界限。在厘清目标的前提之下，剩下的问题就是具体的实施方案了。就实务性人才培养而言，可以说，目前各个法学院还尚未找到合适的培养方法，但在部分法学院早已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客观地讲，普通法在实务性人才培养方面（尤其是高层次的人才培养方面）的确比大陆法更胜一筹。那么，以上这些方式都可以借鉴。另外，法学教育在教学管理上的松散，也是影响法学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我国法学教育法律技能训练的缺失

我国法学教育采取的是以课堂教学为主导，兼设校外实习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对学生法律技能的训练来说存在明显的不足。

1．忽视了对法律技能理论基础和方法的教育与训练。长期以来，我国法学教育中的课堂教学足以对现行法的注释为特征的，讲解现有的法律条文的含义，学习一些有关这些条文的实际案例，成为课堂教学的核心。事实上，法律技能的形成是离不开深厚的学术功底的，我们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的法律职业教育是以极强的学术为背景的，即它的实用目标是以学术文化为基础的。换言之，法律实用能力是一种问题思维能力和经验分析推理能力，其培养离不开艰苦的理论学习和材料的积累。由于我国的法学教育中明显地缺乏严格的理论和方法训练，因此学生不精通法律规则背后所蕴涵的精深的法律原理，不懂得法律规则创造性运用的方法，不了解法律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最终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进而也就失去了法律技能得以形成的根基。

2．注重法律技能训练的教育理念与机制，忽视了对法律技能的有效训练。美国法律教授摩根曾说:忽略技能训练会给学生带来危害。技能应该伴随学生渡过他们的整个工作生涯。一个谈判能手很少单纯产生于法律学校，但是，在学校可以培养一些基本的技能，然后让他们去终身学习体会。从我国法学教育实际状况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长期脱节，造成了法律人培养模式设汁上有关技能训练环节的缺漏。尽管我国法学教育中也有实习的环节，但实践证明几个月的实习对于法律技能的形成来说是远远不够的。目前我国的实习对于技能的训练来说，普遍有流于形式的特点。学生在实习期间，或者作为配角为法官和律师提供辅助性的服务，或者忙于求职，学生没有作为真正实践主体，去实现通过学习实践经验、通过实践行动、分析行动的结果进行学习的目的。通过这种教学形式培养的学生，法律技能严重缺乏，加之我国又没有专门的上岗前的职业训练制度，缺乏法律技能的毕业生堂而皇之地进入法律职业，很难想像确保法律制度有效运行的目标如何能够实现，即便是实现丁也必然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这是造成我国法律职业应然与实然目标分裂的原因之一。

二、法律技能训练缺漏的弥补与法律人养成教

育模式的改革要弥补技能训练这一薄弱环节，必须对法律人养成教育模式进行全面改革。

法学本科教育是以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法规、能够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从事法律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为目标的教育活动。然而,现在的法学本科教育已经远远地偏离了这一培养目标,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的严重脱节导致大量法学毕业生无法满足现实法律实务工作的需要。

一、法学本科教育面临的困境

(一)理论教学脱离法律实践

理论来源于实践,脱离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法学作为一门比较成熟的学科,具有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的建立自然系基于长期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正如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说“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1]。然而,在传统的教育理念影响下,我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一直是注重法学基本理论的传授,而忽视专业技能的培养,法学理论教学与法律实践严重脱节。由于大部分学生在整个大学期间从未接触过真实的案例,所以毕业后面对非常简单的案子竟不知如何入手,更谈不上运用办案技巧了。同时,由于大学生涉世较浅,对法律所调整的部分社会关系缺乏感性认识,所以对个别部门法学的理论难以理解和领会。因此,法学本科教育应适当增加法律实践活动。

以税法中的增值税为例,由于大学生平时没有接触过商品流通过程,也没有见过增值税发票,所以大多数学生对“销项税额与进项税额的差就是企业应缴纳的增值税”的理解产生障碍。这就需要在课程教学中增加实践环节,通过带领学生到纳税人的公司实地考察,使学生对增值税概念及虚开增值税发票等问题有感性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理解。

(二)学生缺乏综合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高等教育应该是学术教育还是职业教育

通才教育还是专才教育,很长时间争论不休。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知识的扩展以及民众要求受教育的期望增高,高等院校的功能扩展为教学、科研和为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中国高校的本科法学专业也应顺应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从纯粹学术型,转到兼顾学术和应用性职业教育两个方面,既注意本学科高深学问的研究,维护其长远的发展,保证并促进国民素质的提高,也要注意培养社会经济急需的应用型人才,以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法学是一门与社会紧密联系的实践性极强的科学。正如美国法学家波斯纳所言:法律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却不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学科,为了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它必须不断从其他学科中汲取知识来充实法律学科的发展。法学人才不仅要精通法律知识,还要通晓相关学科的知识。当前,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网络化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法学人才既要有直接参与国际诉讼的技巧和能力,直接外国人在国内的诉讼案件或直接到国外出庭参加诉讼,又要有处理投资、贸易、金融、电子商务、网络服务等一系列国际上最前沿和最具有专业性和技术性的法律事务的技巧和能力[1]。随着当今社会对法律人才需求的多元化,法律职业需要大批知识面宽、知识结构合理、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具有科学创新精神的高层次法学人才,即复合应用型的法学人才。因此,培养复合应用型的法学人才应成为当前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

二、现行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缺陷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高等院校所培养的法学专业学生,难以胜任社会实践的需要,高校培养法律专业人才的目标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的矛盾日益突出,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传统法学教育在培养目标、模式、专业课程设置等方面的局限性,尤其突出的问题是过分强调理论知识的灌输,缺乏其他国家在法律人才培养上对实践操作技能训练方面的安排。无论在大学里还是在毕业后都没有安排专门的职业教育阶段,而实务界所需的正是能够直接参与案件处理,解决具体法律问题的实用型人才,这就造成了法学教育与社会所需相脱节的局面[2]。我国现行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课程设置上的缺陷现行法学课程主要以部门法学科的划分或国家颁布的主要法律为标准,课程设置的包容性、跨越性不足,这一模式就难以使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特长在统一的必修课中得以满足和发挥,自然难以实现复合型、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目标。课程的开设重理论轻实践,而以培养和训练学生的实践能力为主要目的的课程开设较少[3]。这种法学教育模式实际上主要是以培养法学研究人才为目的,结果必然导致大量法学院系的毕业生进入法律实务界以后难以胜任和适应具体的法律实务,使学生的能力与社会的实际要求具有一定的差距。(二)教学方法单一流行于我国大学讲坛的法学教育模式为/填鸭式0的讲授方法。教师机械地讲,学生被动地听,缺乏主动性与参与意识。虽然有些院校在课堂上进行了课堂讨论法、案例教学法等新的教学方法的尝试,但都没有脱离理论科学教学模式的框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教学方法过于单一的问题。(三)法学教师队伍存在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我国的法学教师大多是从学校到学校,对法律的认知大都来自于书本,知识结构一般为纯理论性知识,缺乏法律实践工作经验,其教育教学工作也主要是以传授理论知识为主,注意力更多地放在理论研究中,不了解法律实务,就不可能培养出了解法律实务知识、掌握法律实务知识的法学人才。

三、复合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

构建我们应当转变教育观念,以课程体系优化为切入点,以教学方法改革为重点,培养出能够适应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需要的法学人才。(一)优化课程体系由于现行的法学教育与社会实际需要相脱节,法学教育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很多专家学者就此进行了研究,并提出可以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如美国的本科后教育模式,澳大利亚的双学位模式,日、德等国的/两站式0教育模式等,可以看出无论建议采取哪种模式,其目的是使法学教育的内容更具包容性、跨越性和实践性。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要的法学教育课程体系。各院校在优化课程体系时,应在办学层次、培养目标、规模效益等方面明确自己的位置,注重通过加大选修课比例、增设跨学科任意选修课来拓宽学生知识面,通过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增加创新学分、增加第二课堂活动,优化培养过程。法学选修课种类和领域的扩增,不仅使复合型、应用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灵活多样化,而且对学生各种潜力的发挥、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多种技能的培养、特别是文化素质和科学素养的培养起到良好的作用。在课程结构上,应增加一些社会发展中新兴领域的法律知识,如商业谈判、企业兼并、证券金融、国际贸易等领域的法律知识。同时,还要增开一些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课程,增强学生从事法律职业所需的人文社科、文化底蕴及科技知识等综合素养。鼓励开设实践性、技术性强的法律运用课程,如律师诉讼技巧、商务法律实用、非讼处理、谈判技巧等课程。使整个课程体系体现从综合到专门、从理论到实践的有序设置,具有较高的综合性与较强的科学性,构建知识、能力、素质相结合的科学的专业结构和课程体系[4]。(二)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复合应用型法学人才,就必须以素质教育为突破口,结合大学生自身特点和成才规律,根据社会对法律人才的不同需求,开展形式多样、注重实效的实践教学,应当积极开展案例教学、模拟法庭教学、辩论(讨论)教学,还应当运用诊所式教学。法律诊所教育在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以及建立良好的职业道德方面比传统教学方法更有成效,该种教学方法对教师的要求高,而且运作成本高,但从教学的效果来看,值得推广。根据教学相长的原则采用开放式的教学方式,教师应当善于启发和引导学生,如模拟法庭开展过程中,可以给学生简单介绍一个案件,然后让学生重构案情和场景,案件采取开放式结局,让学生的参与主导案情的发展,促使学生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去了解和熟悉在这种角色表演过程中所要用到的大量的法律知识和理念,而不是按预定的结果去表演庭审,从而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三)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为增强实践教学的师资力量,应加强对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培训,定期组织实践教学教师进行现场的或网络的教学经验交流,使先进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得到迅速的传播和推广。

一、证据法学教材的重要性及编著现状

证据法学教材的编著，不论是对该学科的发展，还是对社会普遍认识的提高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证据法学教材的主要消费者是法学本科生、专科生和法律硕士等。这个时期的学子们都处于知识储备阶段，只是白纸一张，任人书写，任何的误导或者错误都会留下难以磨灭的污点。将来某些选择了其他行业的人，对证据法学的认识就只停留在教材内容上，那教材编写的水平就直接影响了社会大众对其的普遍认识。至于继续在法学界发展的学子，对此可能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可能因当初的误导而走了不少远路。因此证据法学教材对整个学科的发展也同样重要，在编写时必须慎重。

另一方面，证据法学教材是证据理论发展的客观反映，但又与专著式有所区别，后者主要在于论述学者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重在创新，而教材不论是在措辞上还是在观点、专用词的表述上都应当内敛，采用通说观点。有的学者试图在教材中罗列各方观点，欲更详尽地说明问题，但对于初学者而言，却显得杂而乱。当然对于深入研究者来说，这样的编排却是非常合适的。所以证据法学教材的编著还应当区分特定人群，如研究生与本科生等，将初学者和深入研究者区分开来，不能一概而论。

由于受职称或者其他利益的驱使和影响，教材的编著正如火如茶地进行着，各种写作水平参差不齐的教材充斥着整个法学界。本科生和专科生是主要的消费群体，教材的选用一般取决于老师的决定，而作为职称利益和商业利益的追随者，有不少老师直接选用自己编写的教材，这对初学者的知识结构和学科兴趣将会产生很重要的影响。因此，为了法学界的将来，是时候对教材的编著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了。

二、证据法学教材的分类及发展

笔者认为，我国证据法学类教材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传统式的《证据学》，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巫宇飕教授主编的《证据学》(1983)和陈一云教授主编的《证据学》(1991)；二是发展的《证据法学》，以裴苍龄教授编写的《证据法学新论》(1989)和刘金友教授主编的《证据法学》(2001)为代表；三是修正的《证据法学》，何家弘、刘品新合著的《证据法学》(2008)比较具有代表性。

近年来，许多人开始关注法学本科实践教学（下称实践教学）。学者们针对实践教学的现状，提出了若干完善建议。然而，实践教学流于形式的现象并未有任何实质性的改观。笔者在此不打算评析各种建议的得失，只想考察实践教学流于形式的原因。假如我们未能确知实践教学形式化现象产生的真正原因，那么，纵然构建了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可能只改变实践教学的细枝末节，而无法使其整体面目发生实质性变化。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实践教学现状进行初步考察，剖析导致实践教学流于形式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行探讨。

一、形式化的实践教学

目前，教育部了若干指导实践教学的文件，高校据此开设了实践教学课程。但从实际情况看，实践教学效果并不理想，流于形式的现象严重存在。

（一）实践教学的内容混乱。教育部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规定了实践教学环节，但并未对其内容作出说明。各高校虽然开设了实践教学课程，但其内容缺乏规范性和系统性。有些高校在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中对实践教学的内容虽有要求，但都不具体。有些高校只是笼统地强调要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对于哪些课程是实践教学课程，怎样开展教学，如何考核学生等问题没有一定的章法。而且即使是相同形式的实践教学环节，各高校在教学的步骤、方法、手段上也差别很大。

（二）开展实践教学的条件不足。实践教学的开展需要一定时间、固定的实习场所和一定的经费以及富有实践经验的教师。但目前这些条件都不完全具备。就时间条件来说，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用于实践教学的时间极少且安排欠合理。在物质保障方面，高校也未能向学生提供进行实践教学的条件。表现有二：其一是高校提供给学生搞实践教学的场地、教室、案例案源极其有限；其二是用于实践教学的经费不足。从师资条件上看，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缺少具有法律实务经验的教师。条件不足必然严重影响实践教学的质量。

（三）实践教学的管理体系缺乏。实践教学应具有完善的组织管理和教学质量评价、激励机制。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管理体系残缺不全。就组织管理来说，目前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例证之一是高校对实践教学的组织随意性很大。例证之二是高校疏于对学生的指导和监督。另一方面，实践教学也欠缺教学质量评价和激励机制。一些高校虽然在教学大纲中对实践教学有所要求，但都不具体。另外，实践教学要求教师花费大量的精力，但这种付出没有纳入教师教学工作量和教学评价的范畴，更没有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

法律制度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都有自己产生、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研究，都应当把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历史的分析。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考察问题最可靠、最必需、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在法律学科体系中，外国法制史同各个部门法如宪法学、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的关系，是历史和现实、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今天的法律是昨天法律的发展和继续，为了更好地了解今天，就有必要研究昨天。因此，每一个法律部门都有自己的专史，其任务在于阐明各自领域的基本内容、原则和制度及其发生、发展、变化的具体规律。然而，外国法制史不同于这些专史，它并不是各个法律部门史的简单拼凑，而是从总体上对各个法律领域的基本内容、原则和制度进行研究，提示它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及其相互之间的影响和联系，从而为各个法律部门专史的研究，理出一条基本线索。毫无疑问，部门法的专史也会不断以自己的研究成果，充实外国法制史。

外国法制史与法学基础理论有着直接而紧密的关系。法学基础理论根据法制史和部门法学提供的历史和现实材料，抽象、概括出普遍适用于法学的概念、原理和规律。研究外国法制史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法学的基础理论为指导；研究法学基础理论也必须以丰富的、具体的史实为依据。恩格斯曾说过呆若木鸡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呆若木鸡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一精辟的论述，科学地阐明了历史和理论的关系。外国法制史与法学基础理论的关系也是如此。

外国法制史与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联系，是与思想之间的联系。法律制度的创建、发展经常体现了某些法律思想家的理论和思想；而一定时期的法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离不开法律制度实践的检验。这方面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外国法制史正是一门研究外国法律制度基本内容、基本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在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和当今世界各国法制建设经验方面，大有“用武”之地：

第一，它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提示历史上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的产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展示出一幅贯穿古今的外国法制史发展的绚丽多彩、生动活泼的历史蓝图；从而开阔人们的视野，给人们以启迪，增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理论的理解，正确认识法律这种社会现象，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

一、中华民国法学会研究综述

近年来，社团与社会群体的研究渐为学界所重视，具体体现在法学研究方面是关于近代新法学界社团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有直接论述学术社团的，也有论述学术流派而兼及社团的；有个案研究，也有关于多个社团的综合研究。目前法史研究的重点在于法律思想、制度和法律教育，关于近代法学研究团体组织的研究则属于一个薄弱环节，有关的研究论著不多，内容也相对简单，但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代表性的有《新法学学术团体的诞生及特点》[1]等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其第五辑第二编内涉民国法学研究团体方面的资料，奠定了民国法学研究团体史研究的基本框架。《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法学卷》[2]，其第四编中则专门介绍了二十世纪中国重要的法学研究团体，是一部关于民国法学研究团体发展史较为全面系统的学术性著述。迄今为止，学界对中华民国法学会这一民国时期法学研究的核心组织的研究难餍人望，但也渐为学界所注意。《新北辰》1936年第3期发表的消息《中华民国法学会近况》，较早介绍了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组织情况。《法学建设》一文介绍了中华民国法学会在当时法学团体中的独特地位[3]。中华民国法学会的会刊《中华法学杂志》以阐扬三民主义法学原理、研究我国法律的制度与思想、讨议现行立法之得失、介绍各国最新法律思想及制度为宗旨有译丛、国内要闻、国外要闻、杂组等栏目，《中国近代法律思想史（下）》中介绍了《中华法学杂志》对法学研究的贡献[4]。《留学生与中国法学》一书则列专节介绍了留学生与中华民国法学会[5]。但是，这些论著的介绍略显简单。除了上述论著之外，中华民国法学会各地分会的组织活动在各省集体编纂的司法行政志中也有所提及。《上海司法行政志》[6]、《福建省志•司法行政志》[7]、《安徽省志•司法志》[8]等等，多数在其民国社团类的章节中，介绍了中华民国法学会各该地分会的概况。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制度文本，及其核心成员在学会中的任职情况和著述成果，在资料辑要、人物志书类著作中也多有罗列。《中国法律图书总目》较为全面地收录了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制度文本及其核心成员的著述成果[9]；湖北省司法厅1988年编的《清末民国司法行政史料辑要》中，辑有中华民国法学会纲要、章程等内容；《中国国民党全书》等，则提到学会核心成员在学会中的任职情况[10]。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中华民国法学会的专题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已有的研究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介绍显得语焉不详，甚至有些只是条目式的著录，历史文献搜集整理做得不够深入，论述也不够充分。而且，已有的研究大多将中华民国法学会置于诸学术团体之中，作较为笼统的介绍，不全面，缺乏深入细致的个案研究。这样的研究状况给企图深入发掘中华民国法学会的专题内涵的学者带来了借鉴上的困难，但也为进一步从事中华民国法学会的专题学术探索的预留了广阔空间。因此，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加强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专题研究，具有学术研究及现实借鉴的双重价值。一是通过加强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研究有助于完整的近现代中国法史的重建，有利于弥补对于近代民间社团及社会群体研究的不足，对于了解民国时期学术、团体、社会等因素的相互作用是有益的。二是通过研究中华民国法学会的机理及其活动，呈现一个具有特色的法学研究团体全貌，有助于正确认识它在中国法学近代化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探明中国近代法学发展的内在机制，对当代中国法学的改革和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中华民国法学会研究构想

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地介绍，当属迄今为止国内外第一个有关该专题的系统研究。通过研究，应回答这样几个问题：中华民国法学会作为一个法学研究团体，它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它是如何运作的？它的理论体系是什么？它都做了哪些事？它与外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通过研究，呈现出中华民国法学会的样态，勾画出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全貌。根据前段所阐述的研究思路，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研究，理应包括以下内容：（1）重建中华法系论潮的兴起与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创立。这部分内容需要说明以下几个问题：近代中国重建中华法系论潮的兴起、南京在中国法制近代化中的独特地位、近代中国各法学研究团体的出现、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创立。（2）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组织结构与组织演变。这部分内容又可细分为：中华民国法学会的会员结构，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理事会、监事会与各专门委员会，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分会，中华民国法学会的期刊编辑委员会与出版事业委员会，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经费募集与会所变迁，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组织活动的结束。（3）中华民国法学会的会务与学术活动。这部分内容又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华民国法学会的会务、《中华法学杂志》的出版与发行、《中华民国法学会会报》的编辑与出版、《中华民国法学会工作报告书》的编辑与出版、中华民国法学会其他法学业书的出版与发行。（4）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理论与实践。这部分内容可围绕以下几部分展开：中华民国法学会的民族文化观、中华民国法学会的新中华法系观、中华民国法学会的法学教育观、中华民国法学会的法治国家观、中华民国法学会的改进法制活动、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对外交流活动、中华民国法学会养成近代法学人才。（5）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地位与影响。这部分内容需要论证以下几个观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成立是中国法学发展史上的大事，中华民国法学会与中国法学研究事业的发展，中华民国法学会对当时立法工作的影响，中华民国法学会对当时司法工作的影响。前述内容研究的目的在于厘清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线索脉络，从而重建其历史。研究的重心在于取得以下创新点：（1）中华民国法学会于1935年在南京创立，在中国大陆的活动于1949年结束。在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研究中，通过考察近代中国重建中华法系论潮的兴起、南京在中国法制近代化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居正、覃振等官员学者的地位和组织学术团体的经验等内容，来说明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创建具有必然性，反映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发展演变过程。（2）中华民国法学会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近代中国法学研究团体的发展历程。中华民国法学会有着明确的发展诉求，学会成立后即致力于研究法学与改进法制。在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研究中，除了体现中华民国法学会具有法学研究团体的一些共性内容，更多的是要展示它的特色。（3）中华民国法学会是一个近代综合性法学研究团体，组织结构较为严密。在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研究中，通过系统展现中华民国法学会的会员情况、学会各机构设置、分会组织、期刊编辑委员会与撰述队伍等内容，使人们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组织结构和组织演变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4）阐发法学理论和改进法制是中华民国法学会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取得的两大主要成就。在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研究中，应突出这两个重点，使人们对中华民国法学会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和评价。（5）中华民国法学会是民国时期中国法学界的重要组织。在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研究中，应将其放在一个更为广阔的空间内，深入分析论证中华民国法学会与当时政治、经济、社会的复杂关系，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地位进行梳理。

三、中国民国法学会研究方法

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研究，属于具体的个案研究。以往对法学研究团体的研究较偏向于进行宏观的、类似共案的研究，这样的研究能够提供对于法学研究团体史的整体认知，但因涉及的史实过多，难以充分发掘题中应有之义，这就使研究显得比较单薄；因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不深入，整体认识结论也就缺乏牢固支撑。鉴于此，通过对具体的历史个案采取个案研究的方法，将一些与中华民国法学会有关的问题集中加以讨论，可收小中见大、管中窥豹的认识效用。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研究，属于实证研究。在广泛查询、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应致力于相关史实的重建工作。在研究中，不仅仅局限于抽象的学理思考而忽略具体的事实建构，把对历史现象的思考置于事实建构的过程中，以重新构建中华民国法学会的历史面貌。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研究，尤应注重从中华民国法学会与外部环境互动的角度，将中华民国法学会与外部关系置于社会的广阔背景中、置于近代中国法学研究团体历史的发展脉络中，以便更好地理解其发展、变化的历史。对中华民国法学会的研究，资料来源约有以下几类：一是档案资料，包括上海市档案馆、重庆市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地收藏的与中华民国法学会研究相关的档案资料。二是报刊，首先是中华民国法学会自创报刊，主要有《中华民国法学会会报》、中华法学杂志》和各分会主编的报刊等；另外还有民国时期的其他相关报刊，主要有《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政治评论》《法律评论》《现代法学》《法政学报》《法学季刊》《新法学》《法学丛刊》。三是时人著述，首先是中华民国法学会自编工作报告书、丛书和法令汇编，如《中华民国法学会工作报告书》《中华法学丛书》《袖珍六法新编》《全国司法行政检讨会议汇编》《司法公报》等；另外代表性的还有《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11]、《中国法律思想史》[12]、《民国政制史》[13]、《法律教育》[14]、《中国法制史》[15]，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