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范文10篇

第三章中国当代史

复习提示及命题预测

中国当代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其中许多知识点是和中共党史重合的。从近年各地出题情况来看，本部分一般都会出数量不等的客观题，考核要点大都集中在建国以来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和成就上，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则很少涉及。

本章知识结构图

知识点详述

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

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新中国的外交国民经济的恢复

第一个五年计划与工业化的起步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运动

第三章中国当代史

复习提示及命题预测

中国当代史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其中许多知识点是和中共党史重合的。从近年各地出题情况来看，本部分一般都会出数量不等的客观题，考核要点大都集中在建国以来的各项重大方针政策和成就上，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则很少涉及。

本章知识结构图

知识点详述

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

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新中国的外交国民经济的恢复

第一个五年计划与工业化的起步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运动

第一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新中国的外交国民经济的恢复

第一个五年计划与工业化的起步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

“”运动

摘要：中国当代股市小说是当代中国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小说创作，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是中国当代社会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文化表现。中国当代股市小说是中国当代小说研究的一个新的增长点，在当代小说与文化研究之间有待挖掘的空白之地中，它是最值得开垦的一片沃土。

关键词：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社会转型；文化表现

股市的繁荣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社会一个新的重要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当代中国股市从1986年诞生至今不过短短三十多年的历史，但现在已经成为当今社会万众瞩目的焦点。股市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晴雨表，牵动着十三亿人的脉搏和心跳，是中国当代社会一条敏感的神经。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资意识的觉醒，是当代中国一个鲜明的时代特征。中国当代股市小说是在当代中国股市有了一定的文化积累之后才得以出世的。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的作者大多数是“股市中人”，一般都有在股市中搏杀多年的经历。他们是在股市中“讨”了多年生活之后，在对中国股市有了丰富的生活积累之后，在对自己的股市生活有了深刻的文化审美认识之后，才拿起手中的笔“宣泄”自己在股市中的苦和乐。这些作品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社会的变迁留下了一幅幅生动而鲜活的写真，荟萃了众多股市参与者真实的生命体验；反映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和价值颠覆与重构的现状，真真切切地触摸到了时代血脉的收缩和贲张，使人性的善恶多了一个淋漓尽致挥洒的舞台。它是瞬息万变的中国股市留下的真实“痕迹”，是观察中国当代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窗口”，是原生态地保留中国股市文化的最丰富的矿藏，从小说这个角度表现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嬗变。股市监管者、上市公司、上市中介机构、券商、基金公司、散户、庄家、股评家、财经记者、投资顾问、投资银行家等“股市参与者”，在股市的“生存状态”和“赢利模式”，他们的角色特点和职业精神，他们作为胜利者的“炒股智慧”，他们作为失败者的经验教训，是中国当代股市小说表现的主要内容，这些“人”的生活和观念有文化上的新意。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的萌芽生长像任何生命一样，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它从萌芽到成长、成熟乃至繁荣的历史不长，而且从数量来看，它在中国当代小说中所占的比重也不大，但它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与中国当代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的部分，是中国当代小说中与中国当代文化嬗变最相关的部分，是表现中国市场文化成长最充分的部分，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个“文化模本”，是整个中国社会市场化转型的文化模本。中国当代社会一切变化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身影———市场。当证券市场与市场经济相伴而来，炒股发财一时间成了股民们狂热的梦想，股市成为市场交易的顶级战场，股市生活则成为了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最受青睐、最为集中的题材之一。

股市小说触及到了人类生存状态中本质性的一角，并由此生发开去描述时下现实生活中的诸多世相，有着独到的体验和发现；它所提供的种种生存表象基本涵盖了这个时代最本质的市场特征，并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景观最具特色的一面。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的研究处于萌芽状态，股市小说尚未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足够关注。把中国当代股市小说作为一个完整的独特的研究对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角度进行综合分析，从中研究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研究中国文化的嬗变，这是一个国内外学术界刚刚起步的工作，具有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具有现实意义。在中国为数不多的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研究者中，邱绍雄是着力最早也是着力最多的。他十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中国当代股市小说，对中国当代几乎所有的小说进行原始的“第一阅读”，找出所有“以股市参与者为主人公、以股市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作品，编成了《中国当代股市小说书目》。它以作品发表的时间先后为顺序，从整体上粗线条地表现了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的全貌和发展脉络。邱绍雄从2008年开始发表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研究系列论文，2013年和2015年两项研究成果“中国当代股市题材小说研究”“中国当代股市小说史”两次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立项，并顺利结题出版，标志着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研究已经获得社会和学术界一定的认可。邱绍雄的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研究聚焦了中国当代股市小说与中国文化嬗变的联系和历史，分析了小说中的“股市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有中国特色的市场文化精神，探索了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演变轨迹及其内部的互动关系，宏观地勾画出当代中国文化嬗变的基本轨迹，从而挖掘了中国当代股市小说最重要的文化价值———伴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社会市场化转型而生长的文化特性。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研究敏锐地抓住了“股市小说”这一文学研究的新增长点，由此打开了一扇探讨当代社会、当代人心态的特别窗口，从中感悟时代风云变幻、市场波动与人性变迁的种种玄机，洞悉当代人文化品格的复杂与微妙，既丰富了我们对一种新文学浪潮、文学史的理解，又为研究当代生活、当代人心态提供了新的思考。对于共和国来说，股市是新生事物，关于股市的小说更是后起题材，远不及中国当代文学中的传统题材成熟，因此可以论述的空间较为宽泛，而可援用的研究成果又相对匮乏。通过股市小说来洞见因股市而引致的中国文化嬗变，广泛涉及到社会意识、价值观念、人格形成、性格取向、交往原则、契约精神等方面。对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的研究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中国当代股市小说又是与中国当代经济社会联系最为密切的创作。中国当代股市小说反映出当代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今中国人面对的一种新的生活维度。股市生活是当代小说家自然的题材选择，也可以说是当代小说的时代使命。“一个时代的文化总是最大量、最集中、最具体地反映在这个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以至成为历史学家研究文化史的重要资料来源之一。”[1]中国当代股市小说源于中国当代社会市场化转型，同时也表现了中国当代社会市场化转型。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起点，中国开始了当代社会转型的进程。

这种社会转型不是社会根本制度的转型，更不是国家政权的更替，而是一种结构性转型。这种社会转型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市场化转型。从非市场化到市场化，从农业社会到商业社会，在这场伟大的社会变革中，市场意识逐渐成为中国当代社会的主要话语，市场化成为当今时代的表征并引领了文化层面的深刻变革。它不仅引起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而且引起人们价值观念的更新与转型。市场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商品意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富裕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韩庆祥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2]一文中将中国的社会转型概括为十个方面：由权力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由人治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由人情社会走向理性社会，由依附社会走向自立社会，由身份社会走向实力社会，由注重先天给定社会走向注重后天努力社会，由一元社会走向多样化社会，由人的依赖社会走向物的依赖社会，由静态社会走向流动社会，由国家社会走向市民社会。由于市场化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基础，而市场性思维则必将影响并渗透于社会的一切事物，因此，这个时代无疑是一个市场交易高度发达的时代，是社会的市场化进程突飞猛进的时代，也是社会世俗化趋势不可阻挡的时代。股市是当今中国最大的市场课堂，是中国市场精神的培育基地。股市带给人们的不止是金钱和刺激、机会和风险，还带来了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和新规则。中国当代股市小说表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思维对社会中一切事物的渗透和影响，站在时代的高度反映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新思想和新观念。它所弘扬的市场精神正是时代所或缺、所提倡、所追寻的。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试验田，不断繁荣发展的股市是一块资本沃土，在买与卖之间不断培育和强化着当代中国人的交换意识，推动着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和变化。中国当代股市小说表现证券交易活动，以启蒙的意识和审美的形式为股市生活写真，塑造金钱神话，进而诠释新市场精神，启发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其启蒙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传统文化在今天正面临着市场经济的有力挑战，其中的某些观念和原则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传统文化必须自觉“剔除”自身体系中的不合理成分以及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糟粕性内容，“挖掘”自身的文化内核和精华，进而填充和融合符合时代要求、适应时代进步的市场文化。这种“剔除”———“挖掘”———“融合”的过程正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其间市场经济的推动作用显而易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文化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新的契机。

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体，任何一项经济活动，都是具有一定观念文化的人去从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将对人们现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检验和取舍，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必须努力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这就是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决定作用。站在纵深几千年的传统和势不可挡的现实市场潮流的交汇点上，深深体味着这种发生在我们内心的巨大反差和冲撞，必须经过艰苦卓绝的自我市场化修炼，才能改变骨子里传统的观念、思维与行为习性，适应时展的需要。基于市场经济的市场文化有如滔天巨浪，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发生市场化新变。中国当代股市小说积淀了许多弥足珍贵的类型要素，其中蕴含的文化意味更意味深长，为股市小说“炒股赚钱”书写找到了有效的、合目的性的伦理依据。既要弘扬优良的传统价值观念，又要根据时展的需要赋予新的内容；既要引进西方合理的价值观念，又要根据我国社会进步的实际对它们进行改造。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期，核心价值观的确定显得当然和必要，它不仅能为当前多元价值观并存的社会提供有效的社会价值规范，而且还能引领社会转型期价值迷茫的人们走出价值冲突带来的阴影。通过对核心价值观的有效传播和维护，可以增强社会的整合力、凝集力，从而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思想基础、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一种与这种经济制度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念系统。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换，必将引起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必将引起人们行为规范、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价值观念、是非标准的重大转变。中国当代股市小说一方面深度挖掘潜藏于民族血液中的市场因子，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内容与想象空间，另一方面也从特定的视角揭示了一个民族市场精神密码的转换过程，其文化意义至为深广。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到如今已有六载,莫言本身作为一种传播媒介的符号不断地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到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学建构中,莫言的获奖使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的理念发生深刻的变化。

一、“媒介讯息论”与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理念的影响

“媒介即讯息”[1]33是麦克卢汉提出的重要观点。媒介不仅是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介还作为传播的渠道用于扩大信息的通道。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媒介宣传与传播“莫言”这个信息,使莫言成为当下最为著名的作家。传媒传播莫言时,同时又把“莫言”作为一种符号媒介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走向,进而对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理念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美国文艺学家M.H.艾布拉姆斯于1953年出版了《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提出了著名的艺术活动四要素理论:世界、作家、作品、读者。这个四要素理论“几乎可以包括西方文论史上各种理论学派的批评特征,可以使初步涉猎西方文论领域者对这一领域内的历史演变、流派纷争以及当今状况很快就有一个大致的了解。”[2]但是,理论发展无止境,它也会随着社会的进步,新事物与新的现象的出现调整自己的内部结构。现代传媒技术的兴起,不仅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的介入已经影响到文学理论建构的新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学理论家开始关注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媒介),如学者单小曦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他出版了《媒介与文学:媒介文艺学引论》一书,从理论上探讨媒介在文学活动中存在的重要方式,把媒介提升到文学存在论的角度,认为媒介是文学中除四要素之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文学的组成部分。文学作为一种语言的艺术,语言符号本身就是文学的成分。然而,若只是将文学理解为一种简单逻辑的语言符号,远没有将文学的媒介作用挖掘出来。单小曦正是从该论点出发,更感性、直接、精细地捕捉到媒介的意义与存在的价值,将文学媒介分为专门性和功能性两种媒介进行论述。什么是文学媒介呢?他说:“文学媒介指传递文学信息的专门性媒介,在这个意义上主要包括四个层面的四种类型:(1)符号媒介,它是承载文学信息的符号形式,与文学语义内容一起构成了文学信息;(2)载体媒介,它是书面文学语言、字的承载物,包括石头、泥板、象牙、甲骨、竹简、布帛、胶片、光盘、电子屏幕等;(3)制品媒介,指的是符号媒介与载体媒介的结合物被进一步加工成产品,包括册页、扇面、手抄本、印刷书刊、电子出版物、互联网网页等;(4)传播媒体,它是对文学的文本进行选择加工、集体生产或再生产,然后向读者传播的传媒机构,包括出版印刷、期刊、电影、电视、网络公司等。这些传媒机构集生产职能与传播职能为一身,从传播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传播媒介。”[3]46单小曦给予文学媒介以清晰的理论价值定位,他对媒介的划分标准有利于具体操作世界、作家、作品、读者与媒介五个要素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不仅便于深入整个文学活动内部的创作过程,还可以动态地探究文学内部与外部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意义。介于媒介与文学的不可分性,不妨以此作为一个角度,分析莫言获诺贝尔奖对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理念改变的作用。在媒介的视角下,莫言不只作为作家,他还作为一种信息媒介贯穿于整个文学活动与传播过程。如在莫言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初期,各位专家学者、作家把莫言作为主题,纷纷以各种方式传递他们的心声,无论是恭贺还是嫉妒,莫言成为专家学者心目中走出国门、走入世界的中国文学的象征。莫言是中国文学的,也是世界文学的符号。处在中国当代作家群中的佼佼者或者奋进者,无不以莫言为楷模照亮自己创作的道路。莫言获诺贝尔奖的消息不胫而走,各高校,尤其是具有中文专业的高校、研究机构,欢聚一堂,谈论莫言、谈论中国文学、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与意义,为广大师生了解、接近、研究莫言提供了契机,同时也为中国当代文学课堂增加了活力。作为从事专业研究领域机构的高校,纷纷举办莫言研究讲座积累研究成果,成立研究莫言文学、挖掘探索莫言文学的深层次意义,出版莫言研究专著。高校教师作为文学批评界的主力,在不断扩大莫言研究的范围与影响中,以点带面地提升中国当代文学的作用,进一步影响到高校中国当代文学的理念变化。莫言的存在,是以作品的叙述风格,小说独有的特色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使读者不得不以莫言为首,成为划分当代文学作家流派的标杆,使魔幻现实主义风潮重起。媒介,不只是作为符号存在于文学创作中,它还作为一种文学传播流通的渠道贯穿于文学价值的实现过程中,这在传播学中称之为传播媒介。文史学家“嗅着”莫言的名声,再度重新审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书写。虽然文学史的更新还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但是这种新因子的“发现与提倡”,高校教师在私下里进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学时,未免借由莫言的名头,不假思索地加进了相关莫言的课时,并对他及相关信息多做一些“评头论足”之论,这样势必带动整个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变化。莫言作为语言符号媒介的新时代因子影响着整个当代文学的理念,而以当代文学为研究与传播对象的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必然受到这个语言符号建构的影响。莫言不仅作为一种语言符号构建着中国当代文学课程的教学理念,同时,莫言还作为一种制品媒介影响着受众的心理,以莫言为圆心扩大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进而使更多的人关注中国当代文学。

二、符号媒介:莫言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改变

符号媒介,是指任何表达与运动所运用的形式。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二者如同硬币的两面不可或缺。而符号是“被认为携带意义的感知”[4]1。符号所说的感知部分,指的就是媒介———“符号即媒介”[5]139-154。中国当代文学作为一门课程,它是由不同的符号媒介构成,从文学的整体框架而言,包括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等方面。他们都只是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因子通过各自的组合方式,以不同的形态影响着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此处主要把莫言作为一个符号媒介,分析其如何建构中国当代文学的内里,影响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莫言出生于山东高密乡,他的出生经历沉淀着山东乡民民间生活的意义。莫言以中西结合的方式讲述着山东乡民的点滴生活,影响着莫言文学的风格。这一点以莫言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为证,“莫言作品将一个被遗忘的农民世界生动展现人前,他比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以及当代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以来多数作家更滑稽和震撼人心。”陈思和作为当代文学建构的权威,他在评论这一评价时说:“我感到他们真的看懂莫言了,这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莫言的民间立场和民间写作与拉伯雷所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狂欢传统有相似之处。”同时,陈思和从民间文化这个角度指出了莫言小说的独特性,“在文学史上,不仅在中国,西方国家也有这样一种悠久的民间传统。而这种传统就是写底层,体现了下层人民的一种美学,一种力量,强调了生命力,莫言恰恰是在这样的领域里做出了贡献。当我们用一种高雅文化的态度去谈莫言是很难的,莫言的语言不美;莫言所塑造的形象很粗糙,可是他那种人物的生命力量,那种对生命的讴歌和赞美,在中国和欧洲都很缺乏。”莫言以这样一种填补当代文学空白的创作力作,充分证明了文学,尤其是世界文学的方向。“莫言所代表的民间文化立场,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因素。”[6]656-700虽然与莫言同时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如王安忆、贾平凹、余华、阎连科、张炜等(许多评论家都预言若中国再出现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他们中的某一位),诺贝尔文学奖确实会落于这些作家中的任何一位。诺奖却选择了莫言,无树不成林,无川不成海,莫言的拔尖显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实力。而此时获诺奖的“莫言”这个符号不仅从他的作品风格,莫言以自己所习惯的语言符号媒介表达着自己的思想。从莫言的一系列作品,《透明的经萝卜》《红高粱》《肥乳丰臀》《蛙》《生死疲劳》《檀香刑》《酒国》等作品,看出莫言在语言方面经历的变化:由感觉化的西方传统文化的渗透,到粗鄙的先锋姿态语言运用,再到白描式书写。语言作为一个符号反映出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文学潜在的变化。从文学语言这个典型的文学符号媒介所表达的文学内容意义来看,语言是文学的一个外在表现,而作为文学的内容是通过文学语言媒介所表现出来的。莫言创作的作品作为文学符号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主要流变的方标。以“莫言”这个符号为坐标,梳理当代文学的作家流派,以他们同时代的一个大团体作为一个大的文学环境,又以年龄特征与他们下一代的韩寒、张悦然等新的作家比较,同时还有毕飞宇等下下一代这批作家,他们虽然各自为政,成其一方“诸侯”,而他们却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环境,成其为中国当代文学课程讲授的主要内容。教材内容比例的偏重倾斜变更,与教材理念的变化有莫大的关系。曾经的当代文学内容相较现代文学总是不够自信。20世纪80年代兴起重写文学史的潮流,使中国现代文学的编排方式打破旧格局,走向新天地,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就是代表之一。教材本身也是一个传播媒介的信号,而传播媒介受到“把关人”价值观念的影响就有被选择与不选择的权力。写于教材里的作家作品往往被认为是重要的作家作品,排斥于教材之外的作家作品,也许相对编于权威教材里的内容来说就显得名不正言不顺了。由于中国当代文学课程,主要是大学阶段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要教学课程,同时也涉及对外汉语或文秘教育专业的学生。他们作为大学生,理应以自由思考为主。所以,大学所教课程内容,似乎教师的自主性会更强些,并非所有教学内容都必须与教材吻合。在教学中教师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结合文学发展的前沿,展开他们认为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作家作品倾斜的课程。而且教材的更替远没有文学自身发展之快,例如,莫言获诺奖这个对于当代文学的大事件,在现有的教材中还没有及时地把这一事件编入教材,但是作为高校的现当代文学专业教师就不能以教材为牢,不顾莫言的存在,或以简介的方式简单地对莫言作一评价。莫言在高校的课程中成为当代文学的八九十年代文学的主角,并且以他为主轴形成一个文学圆心,来梳理莫言同时代作家作品的信息,及当时中国的历史文学语境,和当时的文学思潮的影响。但以当今高校当代文学课程使用频率最高的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看,莫言只是在这本文学史中略有半页之多的介绍,至于他那些重要的长篇小说以注释的方式出现。当然,作家作品的介绍还需与文学史体例本身的结构匀称相关,若莫言一个人占的篇幅过多,有失于教材的结构,但是莫言的介绍从内容上说只是王安忆的一半。此处并非说王安忆不重要,以此为例说明当代文学课程的内容结构。而对莫言民间文化体现的高度评价者陈思和,在他以作家作品为体例来结构当代文学教材的著名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莫言也没有专章的内容出现。《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编写前后,陈思和对作家的理解理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若这本教材重新编例排版的话,大胆地猜想,也许陈思和将会对中国当代文学新的看法有所体现。由此可以看出当代文学教材内容的变化。莫言,不仅是名作者,还包含他的作品,还作为一个符号媒介对当代文学课程内容建构的波动,从而引起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的变化。

三、传播媒介:莫言对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受众范围变化的影响

流行音乐对大学生影响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一、本选题的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本选题的研究现状

（一）研究意义和应用价值

据调查：高达90％的大学生喜欢流行音乐而不喜欢古典和民族音乐，在课堂和课余与他们交流时发现，许多学生喜爱音乐，也仅仅停留在一些肤浅、粗俗的流行音乐，对高雅音乐缺乏兴趣，对课堂上所播放和讲解的一些古典音乐，他们认为是“过时、老土”的，对音乐的理解和认识较为浅薄和单一。而在当今的社会文化环境方面，存在许多不利于音乐艺术教育发展，不利于青年学生音乐素养提高的因素。一些传媒的“误导”，造成了不良的文化环境，严重的冲击着学校正常的、健康的艺术教育，对青年学生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导致部分青年学生审美素质低下，良莠不辨，美丑不分。因此如何如何利用流行音乐为手段来提高他们对音乐学习的兴趣进而提高音乐教育的成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研究现状

目前有关流行音乐方面的刊物和资料已有不少，已经出版的有关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记录、呈现流行音乐发展史料特点的成果有：汉唐文化公司组织撰写的《十年——中国流行音乐纪事》，金兆钧著《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20年》，付林编著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20年》等几部专著。

在金兆钧的《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当代流行音乐20年》一书中，作者以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发展的亲历者、策划者、重要乐评人的身份优势，对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的发展进行了富有特色的、史论相结合的写作。他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对流行音乐圈子里的词曲作家、制作人、乐手、歌手做了大量的采访，拥有几百个小时的录音资料。

陈晓明先生在《有一点中国立场如何？》［1］（以下所引陈晓明说法皆出自此文，不另注明）一文中以及在接受媒体访问［2］时，提出了评价中国当代文学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立场的主张。此说针对国内外对中国当代文学有太多的贬损和否定性评价而发。德国汉学家顾彬的部分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加上其异邦学者身份，成了对中国当代文学最富代表性的批判。若干年前，有人已为20世纪中国文学写了“一份悼词”［3］，送进了坟墓，而现在，当代文学除了少数之外，大部分又要被扔进“垃圾场”了。笔者并不试图为中国当代文学号脉，只是分析一下陈晓明可疑的“中国立场”说，谈一下为什么这种说法似是而非，为什么以“文学立场”取代之会更好。

陈晓明的“中国立场”说，是对其“前所未有的高度”说［4］的学理性补充，是为这一论断寻找到了更高的正当性依据。陈晓明先生的论说逻辑可以这样概括：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独特的现代性进程中的一部分，加之汉语写作“总有超出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的例外”，是“永远无法为西方文学规训”的，也就是说，中国当代的历史和文学都异于西方，而以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和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来评判之，则“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色”，所以，我们应有自己的价值准则，中国臣服于西方的“规训和尺度”够久了，是到了要有中国立场的时候了，要“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这与其说是高调捍卫中国立场，不如说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异性的维度上，给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普遍美学的中国美学的异质性价值”。如果再加以概括就是这样一个三段论述：中国历史和文学具有独特性———西方文学标准和价值尺度不适用（如用，就会造成过低和不合理的评价）———应有中国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美学尺度（有了自己的尺度就会对中国历史和文学做出合理解释，就会发现当代文学达到了60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度”）。细究起来，这看似很有逻辑的论说实际上存在诸多学理上的疑点。中国历史和文学具有独特性，这毫无疑问。但中国近现代历史也是整个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国的民族独立、反法西斯战争以及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现代化道路，无不处在世界历史的总体格局中，社会前行和变革的思想资源也主要来自西方，从“德先生”、“赛先生”到“马克思主义”都是如此。身处其中的中国文学也的确有其独特性，最显著的就是，中国文学有更多族群承续、家国存亡的宏大关怀与焦虑，承担起了更多“救亡”的责任和塑造新的社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一度成为宣传抗战的工具，服务于革命及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但中国文学在艰难的历史进程中也还有更多、更高的企望，尤其是从“五四”举步启程的新的白话文学，在众多优秀的世界文学那里寻找到了范例和标准。中国古典文学的那种自足和封闭状态随着中国历史“被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也永远不可逆转地被打破了。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独特性，不能抹煞了更大的、更具普遍性的世界视角和文学尺度。

对于中国文学与政治及国家意识形态的过多纠结，尤其是“社会主义主流革命文学”、“走向共产革命的文学”，陈晓明认为中国现有的文学史写作观念无法阐释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对这些文学，无论是“左”的赞颂还是“右”的贬抑（在夏志清和顾彬那里成了“中国作家受政治压迫的历史的佐证”），都不适切，应有一种更中性化的“中国的阐释方式”。陈晓明没有具体说，这是一种什么方式。但他是预定了其“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是倾向于要有“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而且是“肯定性的认识”的。不赞美，不贬损，但肯定。陈晓明也许是想走一种相对客观化的道路吧，对历史先要同情地理解，而不是急于进行价值上的评判。他所说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仅是指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吧，抗战爆发了，民族面临生死与存亡，文学还是一派“后庭花”肯定是不行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才具有唤起民众救亡的力量，才更具历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陈晓明在这里过分地强调这种独特情形下历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忽略了正常历史条件下的普遍的常态的文学标准。我们肯定《放下你的鞭子》的历史功绩和作用，这并不妨碍我们也用相对纯文学的标准来看待它。文学史的“实然”（实际如何）并不总是符合文学的“应然”（应当如何）。简单说，历史合理性并不等于文学合理性。就前者而言，黑格尔式的命题是对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一个现象出现了，总有它的成因和理由。但从后者看，则“存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比如说，文学从其根本性价值来说，不应被主要当成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这是文学的应然，但历史的实然是文学有时就被当成了这样的工具。以历史的实然的合理性拒绝普遍的应然，显然是一种价值判断的缺失。夸大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和文学的独特性还不要紧，如果认为独特性本身就可以拒绝应然的普遍正当性的裁决，则有害而无益了。政治对文学过多地介入，文学过多地依赖和受制于外在规律，而不是其内在规律，那么，不管如何具有历史的正当性，都不是文学的应然状态和理想状态，更不能作为我们给予其正面价值肯定的依据。浩然就曾以历史的正当性来为自己文学的正当性辩护，尤其是他的《金光大道》，简言之，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所以他有价值。［5］是啊，有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但有文学价值吗？

陈晓明先生还一再强调汉语及汉语写作的“独异性”，存在着同样的对普遍性文学标准的拒绝与盲视。汉语及汉语文学的确具有其语言上的特殊性，但这种独异性是否发展到了可以弃普世的文学价值尺度于不顾的程度了呢？按陈晓明先生的逻辑，你不能拿西方文学标准来看中国当代文学，也不能拿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看当代白话文学，于是乎只能以当代文学为参照来看当代文学，因为它是独异的现代白话文，它自己就是标准。也难怪，他要强调当代文学达到了60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又成了“夜郎自大”了吗？陈晓明先生说：“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一种尺度（指的是西方文学尺度）呢？是否有可能，有意外，汉语言文学的尺度会有一点例外呢？仅就这一点例外，它永远无法为西方文学规训呢？”汉语肯定有其独特性，谁也不会拿十四行诗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格律诗，但它们追求的语言的美、诗意的美、情感的美是一样的啊。中国古琴乐曲很美，没有谁会因为西方的钢琴而否定古琴，西洋乐器“规训”不了中国乐器，但讲求节奏、曲调等乐理是相通的吧，追求音乐的美是一样的啊。汉语写作是独特的，但汉语就没有美丑之别吗？讲求语言精美是中国的呢，还是西方的呢？怎么是一个规训另一个呢？读读当代文学中某些粗糙的似粪土一样的语言吧，让人怀疑这是生活于屈原、李白的国度的人写出来的。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尺度？这就是不受西方文学规训？说“汉语文学”与其他的非汉语文学有差异是对的，但这种差异不能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毕竟世界各国文学的相通性要远大于这种阻隔性。不能以“汉语”的独特性消泯文学的相通性，文学的相通基于人性的相通、情感的相通、真善美等价值的相通、人类历史命运的相通。惠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是陷在了逻辑主义的深渊中不能自拔了。如果说，所谓的“中国立场”只是为了抵挡和拒绝到目前为止人类文学所达到的高度和标准，只是以貌似中性的态度，以尊重差异为口实，实现精神上的自足和自慰，那么，这显然不过是作茧自缚，是自我麻醉和精神封闭，显现出的是深层潜藏的无数心虚和怯懦，如同走夜路，大喊几声以壮胆一样。

陈晓明先生让我们牢牢记住中国的文学经验，并且认为“依凭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色”，他这里说的“中国的文学”，仅指当代文学而言。为什么永远是二流货色？夏志清如果是按西方标准，也没有把所有现代文学都看做是二流货色，顾彬也很肯定中国当代的诗歌。而且“，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是个包含了太多差异的集合名词，如果是指所有出自西方的理论观点与批评方法，那么，用这些西方的观点和方法来评价中国文学，并不总是发现它们是所谓的“二流货色”，反而更加发现了它们的独特价值。王国维评《红楼梦》用的是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放在世界各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国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多为肯定性的研究，并没有研究一番，得出“不过二流货色”的结论了事。中国文学的许多特性和价值倒是在西方视野之下才越发清晰起来的。为什么偏偏当代文学一放在“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下，就成了“二流货色”呢？无非有这样几种可能：一，当代文学本来一流，被忽视或扭曲成了二流的，甚或不入流的；二，当代文学本来就是二流的，所以放在中国古典的视野下，或西方理论的视野下，就不可能是一流的；三，当代文学本无所谓一流或二流，它丰富复杂，现有一切标准都难以对其进行衡量和评价，文学的妙与不妙，是不可言传的，只能意会心知，批评就是妄言，如果非要评价，也要拉开极大的时空距离而后可，当代无法评价当代，所以，放在任何尺度下都是对当代文学的侮辱和歪曲。

一些当代文学的创作者或们就持这种看法，他们仇视和排斥文学批评，认为文学批评与真正的文学无关。肖鹰、张柠、孙郁等人显然持第二种看法。而第一种看法显然符合陈晓明先生的逻辑，这种看法包含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到底有没有普世性？西方的思想体系，有一些确实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对异己的文化和价值选择充满了蔑视。我们知道黑格尔等人就对中国传统哲学有很多不公正的否定，一些国家至今并不承认中医是科学等。但西方思想中的普世性内容的确又是丰富和广大的，要不然，“五四”一代乃至中国的现代性实践，就不会如此热烈地去拥抱那些诞生于西方的价值、精神和主义。在文学方面同样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受国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欧洲文学、俄苏文学、西方现代派文学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留下了清晰的烙印，这也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至少是部分地在向异域的文学张望和看齐。如果没有对其价值普遍性的认同，就不会有这样主动的创作上的借鉴和模仿。作家们，如果不是全部，也有很多，已接纳了西方文学的滋养，这就说明“汉语写作”的独异性是有限度的，其体现出来的文学普遍性反而是无限的。“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并不只适用于西方文学，同样也适用于作为普遍文学和世界文学一部分的中国当代文学，因为“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必然包含着对人类文学高度及人类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的理解，这种理解是普世性的。笔者并不赞同所有的“西方文学的价值尺度”就是好的，任何一种尺度可能都有其相对性，但这种相对性不能成为我们拒绝其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理由。

人是言说的动物，也是社会生活文化圈的理性动物。语言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主宰了整个人类社会漫长的文明发展史。古往今来有多少哲人和思想家对语言和人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长篇累牍的探讨。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人们对于语言的认识都有一些惊人的相似性。人们已经意识到语言是人认识、掌握、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有效的武器。正是有了语言，人类把自我与动物区别开来，能够运用语言将实践中习得的经验代代相传下去。英国语言学家罗杰•富勒在《语言学与小说》中还写到:“语言是社会共同体的特性，共同体的价值和思想模式都隐寓在语言之中。”①可以想见，语言不单纯只是人言说的工具，它更是承载着一个时代、一个社会、一个民族的思想价值观念、文化知识、情感心理。语言的功效如此之大，这就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既有正面的效应，也有负面的结果。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其实也是重新认识语言与人的关系，认识语言的正反两面效应问题的历史。在这一问题上，也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具有了鲜明的现代性的质素，并从整体上与中国古典文学之间有了很大的区别。从清末民初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文学运动开始，途径五四新文化运动，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延安解放区文学运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中国历次的这些大的文学变革运动，无一次不是与语言的改造、文字的改造息息相关。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作家在思考语言与人的关系问题时，往往还是停留在工具性、政治性、思想性的层面上。这与中国特定时代的思想主题即“启蒙与救亡”两个主题有关。五四一代的作家，以鲁迅为代表，他们在小说中反映语言的暴力特征，向人们展现过日常的生活语言由于集结了大量的陈腐的封建思想意识，是如何以无意识的杀人团对无辜的群众进行精神的杀戮。这种精英主义的启蒙立场，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可以改善人心、改变中国国民性的工具，希图能够在黑暗无望的现实社会中有所获救。这一种精英主义启蒙立场，一直延续到了中国当代作家的笔下。例如余华作为深受鲁迅思想影响的作家，他在短篇小说《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写到了一个不知道自己姓名的傻子，任由镇上的人们欺压和凌辱。这个人物让人想到了鲁迅笔下的阿Q。作者写这样的一个傻子，其实是要指出语言的无名化对于人的精神戕害。无独有偶，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也同样探讨了有关人的命名权问题。三十年代后，一系列精神家族相似的革命政治话语把中国的语言带向了另一种暴力叙事的路径。这种话语的暴力叙事路径，就是用阶级的划分来涵盖人性的划分，用阶级的矛盾斗争来总结中国的历史发展本质和规律，用群体的宏大叙事来泯灭个体的小我叙事。也正是这种话语暴力叙事特征，为整个当代文学划下了一道难以磨灭的精神创痕。在莫言的《丰乳肥臀》这部小说中，有一段描写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政治话语对中国国民内心深处无意识情结进行控制和戕害的最好注解文本。小说写到上官金童身处中国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因为和妻子汪银枝的关系日渐恶化，他把几十年动荡不安的生活中学到的骂人的政治术语说出来，骂他的妻子汪银枝:“汪银枝，你这个反革命，人民的敌人，吸血鬼，害人虫，四不清分子，极右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腐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寄生虫、被绑在历史耻辱柱上的跳梁小丑，土匪，汉奸，流氓，无赖，暗藏的阶级敌人，保皇派，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封建主义的卫道士，奴隶主义制度的复辟狂，没落的地主阶级的代言人……”。②中国当代作家其实是饱受历史创伤和语言侵害的一代人。仅从莫言小说人物的这段语言中，就可以看到那些以阶级成分划分人类社会、以阶级斗争为纲领的政治术语是如何进入了中国国民的集体无意识心理层面，并如何影响了他们对于语言的认知能力和对于世界的理解能力。

八十年代中后期，昆德拉的两本小说在中国大行其道，一本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一本是《玩笑》。《玩笑》这本小说带给中国知识文化界的震撼是相当大的，因为小说中所展现的因言获罪的故事，在当代中国特定的极左历史阶段可以说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每一个人都会因为言语的不慎，或者言语染上的政治色彩，而遭到无妄之灾。这种话语暴力在中国当代作家的叙事中是处处可见的。正如刘小枫所言:“话语对人的行为和社会的确具有一种无法否认的统治力量，众多社会悲剧不过是靠几个语词来导演的。重审人的话语性质，尤其是知识者的话语性质，成为知识学本身的一项课题。”③话语既然具有如此可怕的魔力，那中国当代作家在重审二十世纪中国近现代历史时，究竟是从哪几个方面来思考言语的暴力特征呢?在他们的笔下，这些言语暴力叙事又呈现出怎样的不同的形态呢?中国当代文学的言语暴力叙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共名词语的话语暴力。刘小枫指出:“汉语思想应警惕“大众”或“人民”之类的总体概念，小心“人民利益”的话语对个人权利的无化。“人民”是不在的，只有每一个个人在。“人民的意愿”经常身着中山服，而自由从不穿国服。”

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运动，确定了从个体走向集体的革命政治路线，也加强了对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的个性解放、独立自由的精神，被宏大崇高的民族国家叙事所掩盖，被至高无上的“人民利益”所遮蔽。在中国历次的政治文化运动之中，有多少的冤假错案都是假借“人民”这一共名词语，假借组织的力量来执行的。这种共名词语的话语暴力，至今都让中国的知识分子心有余悸。王小波的《黄金时代》、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中都写到了这种共名词语的话语暴力带给生命个体的精神伤害。第二，阶级性大于人性的话语暴力。语言一旦与政治之间结下了依附关系，失去了它本身的独立性和纯粹性以后，就好像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以后就具有难以控制的精神魔力，能够剔除环绕在一个人身上所有的个性色彩，只剩下冷冰冰的、枯燥无味的阶级和政治定性。这种用阶级性来消解人性，泯灭个性的话语暴力方式，在余华、莫言、苏童、韩少功的笔下也多有涉及。以莫言的《丰乳肥臀》为例，瞎子徐仙儿因为痛恨自己的老婆和司马库私通，于是在农民诉苦大会上歪曲事实控诉司马库，并且要求政府把司马库的儿子和女儿也枪毙掉。作为解放区代表的鲁立人最终同意了瞎子的无理要求。鲁立人对自己的这一行为决定进行了一番话语解释，他的话语逻辑是:“我们枪毙的看起来是两个孩子，其实不是孩子，我们枪毙的是一种反动落后的社会制度，枪毙的是两个符号!老少爷们，起来吧，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在鲁立人的话语体系中，阶级性是远远大于人性的。孩子的生命与政治身份紧密相关，而与它所应该获得的、本该获得的生命权利没有丝毫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革命历史叙述中对于极权和左倾路线的一个深刻的反思。第三，表述与命名权的话语暴力。在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里，有一个词条是“话份”。韩少功对话份的解释，实际上就揭示了漫长的人类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之中语言与政治、与权力、与个体存在之间的关系。语言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思想交流的工具，它具有一种强大的权力效用，谁掌握了语言，控制了语言的表达，掌握了命名的权利，谁就是政治的掌权者，谁就是历史的主人。这种“话份”的背后，其实表现的是一种政治的专制主义和思想的权威主义。它强迫生存和呼吸在语言之圈的人们，服从这种“话份”的等级制度，遵守着“话份”所圈定的人的生存位置，同时也强烈地排斥一切与“话份”之外的语言表达。第四，人言当成圣言的语言暴力。这一语言暴力与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传统有着根深蒂固的联系。中国的封建社会体系之所以能够延续几千年的时间，这其中也取决于封建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对于中国民众的控制和戕害。正如刘小枫所指出的:“关于“天人合一”论和“人人可以成圣”论的义理困难以及其蕴含着的据人性之自信和危险的人本中心主义，……“中国”人的体知功夫固然宏富深厚，但把人言当天言不正是无数谬误和灾难之源吗?”⑤韩少功在《马桥词典》中就不无沉重地写到:“如果说语言曾经是推动文化演进以及积累的工具，那么正是神圣的光环使语言失重和蜕变，成为对人的伤害。”⑥韩少功指出语言一旦进入不可冒犯的神位以后，就会失去各自与事实原有的联系，而成为了战争主导者们权势、荣耀、财产、王国版图的无谓包装，也就是引发从争辩直至战争的人际冲突，造成各种各样的语言的血案。

从以上的归纳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作家在理性层面上对语言暴力问题有着清醒的认知，但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当代作家面对语言，往往呈现出了一种复杂矛盾的情感状态。一方面，他们试图冲破语言带给他们的历史记忆创痛，在作品中书写语言暴力带给人的命运悲剧，以此反思中国的具体历史情境。另一方面，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流露出深受语言暴力记忆影响的痕迹，这使得他们在作品中所运用的叙述者的语言对于阅读者来说也产生一种难以抗拒的精神暴力。他们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往往会不自觉地受到这种语言暴力记忆的牵制，在他们的具体语言表达中成为这种语言暴力的复制者和摹写者。这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语言暴力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与鲁迅、茅盾等现代作家相比较，中国当代作家一直都缺乏一种大的精神气象，他们是在坍塌的精神世界体系下重建自我的一代人。要想在这个坍塌的精神废墟中重新创建自由的精神王国，这是一件相当艰巨而又漫长的工程。中国当代作家无法忘记历史带给他们的噩梦，也无法逃离先于他们而存在的语言之场。他们只能暂时栖息于这个命定的文化语言圈之中，做着暂时逃离和挣扎的梦境。也正是这个先天的文化缺陷，使得中国当代作家在使用语言、调遣语言上经常为人所诟病。近年来在中国知识文化界引起了广泛热议的“顾彬谈中国当代文学”的事件，就一再地暴露了中国当代文学中作家的语言使用问题。王彬彬在《漫谈顾彬》一文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顾彬之所以要发惊人之语，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其批判的靶子和重心就在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贫乏和干枯。王彬彬还进一步地指出:“‘’时期，是汉语遭破坏最严重的时期。在汉语发展史上，‘语言’绝对是一个饱含毒液的怪胎。几代中国人其实一开始就是通过这种有毒的语言思考人生、认识世界的。更糟糕的是，‘’式话语方式，并未在我们的生活中绝迹。在我们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式话语方式，还时时可见。”⑦杨小滨也指出，研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先锋小说”不能忽略的话语体系，“因为正是话语暴力对心灵的震撼最强烈的时期。……话语于是留下了精神创伤的记忆痕迹，但不是一般的记忆，因为它始终保持在无意识中。”⑧所谓“式话语方式”，应该从这种话语的内容和表达形式两方面来谈。从内容上来看，这种话语与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武装革命斗争精神息息相关。这种话语的内容里面也明显地具有种种革命政治话语暴力的色彩，往往是以革命的一方来压倒不革命的一方，以占据精神的优势地位的一方来藐视处于精神劣势地位的另一方。这种话语内容上有着明显的主客体二分的状态，带有鲜明的权力色彩和膨胀的意识形态特征。这在王蒙、王朔、以及九十年代的先锋作家群的笔下都时有显现。从话语的表达形式来看，这种“语言”又存在着一种过分的语义重复、排比、夸张、变形、缺乏语言修辞本身的逻辑性、严密性、真实性、准确性的特征。这种句式表达是运用了无数的排比句造成一种排山倒海式的革命激情，使得言说者似乎拥有无穷无尽的话语权力和言说的正义性，但实际上又经不起从思想到情感多方面的推敲和琢磨，而处于一种假、大、空的语义缺失状态。

汉语本来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种之一，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和知识传统更是让汉语在世界语言之林中大放光彩。但是，“语言”存在的严重的政治权力化现象，致使语言失去了丰富生动的能指特征。中国当代作家对于语言的操持和使用大多停留在对事物的简单模仿和描摹状态，往往都是同一个模式，同一个程序，语句简单、俗套、缺乏任何的想象力和诗意。实际上，无论是语言本身带有的“”痕迹也好，还是语言存在的阴柔化、复制性也好，它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都是一种变相的语言暴力叙事。文学本来就是语言的艺术，是凭借语言来建构一个诗性的审美王国的艺术。一旦作家所使用的语言无法呈现出世界的丰富图景，无法把握住跳动的生命之律动，神秘的人生底奥秘，那这种贫乏失血的语言本身也是对读者精神的一种僭越，也是剥夺了读者阅读乐趣和审美兴趣的精神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