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业范文10篇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日益临近，出版作为捕捉前沿科技资讯和传播最新人类文明成果的重要媒介，在应对国际化的挑战中，出版业的全球化趋势无疑对出版组织的竞争能力、应变能力、适应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我国出版业的发展走向

我国的出版改革和发展是相互促进的。现阶段，就出版领域而言，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五大战略：精品战略、集约化战略、科技兴业战略、“走出去”战略和人才战略，作为推动出版业发展的重点。中国要由一个出版大国尽快向出版强国转变，需要大发展，发展才是积极的生存。目前，我国出版业的发展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态势：

1.精品战略带动出版发展。精品力作是带动产业发展的关键，在商品社会里就是品牌意识。品牌从树立到转化为品牌资产，需要不懈努力去打造。中国文化悠久，出版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阔，我们只有组织出版具有自主品牌，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俱佳的优秀出版物，才能为中国出版走向世界开辟广阔前景。

2.“走出去”战略检验出版实力。现今是一个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开放的、竞争有序的市场统一的世界，各种文化相互渗透，共同发展。在开放的环境里进行文化竞争，我们必须走出去，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产业发展来看，就是行业的跨越。从经营地域来看，走出去，就要跨省、跨境，还要跨国，开拓国际市场，放开经营，把经营做大做强。我们可以在同行业之间融资，可以进行社会融资，也可以和国外进行合作，在确保安全的基础上，放开投资渠道，支持出版业的发展。在广阔的世界大市场，我们的精品力作能否走出国门，进世界市场，这是检验我们实力的根本。

3.科技创新推动出版发展。科技创新是出版发展的重要动力，出版技术每一次的技术革新都会引领出版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出版业内数字化进程的加快，适应数字化媒介的出版物也随之出现了多样化，出版业的发展与进步离不开数字技术作全方位的支持。随着宽带技术畅流化、因特网普及化的趋势，以及电子出版、网络出版和数字印刷出版等数字化技术本身发展的日益完备，将会对出版物生产和经营模式产生较大撞击，并进行较大的结构调整和全面的技术提升，以提高出版物的出版时效，适应人们对文化产品不断日益增长的多样丰富的需求，催生出版经济的繁荣。

民营资本早已渗透中国出版业，这是每一位出版从业人员都心照不宣的事实。之所以在此郑重提出这一话题并全面系统地予以探讨，是为了将其从地下移到地上，探讨一种新型出版管理机制，以便让民营资本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给民营资本以应有的地位，激活国有资产，真正为中国新闻出版产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目前民营资本进入中国出版业的几种模式

（一）以包销图书方式，直接控制图书出版的选题、内容、质量要求、印数及发行市场。以下简称“包销图书模式”。

（二）以补贴出版图书方式，直接控制部分图书（尤其是学术著作）的选题、内容，并最终决定一批低印量图书能否出版的命运。以下简称“补贴出版模式”。

（三）以承包出版社编辑室、发行部或挂靠出版社联合成立公司的方式，对中国出版业进行渗透和深层次合作。以下简称“承包、挂靠模式”。

（四）以各种名义进入出版社从事编辑、出版、发行业务，或出版社员工业余从事民营书业，公家买卖、私人生意两不误。以下简称“直接参与模式”。

摘要:数字出版业在中国虽然发展时间较短，但是发展速度极快。2009年数字出版的产值已超过了传统出版业。这是由消费环境变化、政府政策规划支持、数字出版自身的成本优势等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数字出版给出版业的带来的“革命”，出版单位应认识到这一趋势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更新观念，重视产业融合并开发适宜产品，加强网站建设，进行内部信息化改革，利用社会资本加大投入，以在新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关键词:数字出版；数字转型；成本优势；产业融合

一、数字出版在中国的发展

数字出版是指“用数字化(二进制)的技术手段从事的出版活动”。目前数字出版的主要表现形态为网站、电子书(E-BOOK)、图书搜索、数据库出版、移动出版等。数字出版的发展借助于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化三大技术，其产品信息海量，文化多元，互联互通，传输快捷，作用越来越强大，已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新传媒的战略重点，代表着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数字出版出现的时间虽然还不长，但其发展速度很快，增长明显。2006年，中国才开始对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进行统计，当年是200亿元；2007年数字出版业的产值增长为360亿元，同期增长了80%；2008年数字出版业的产值是530亿元，同期增长了47.2%；2009年数字出版业的产值增长到795亿元，同期增长了50%，并首次超过了传统出版业的产值。

数字出版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摘要:数字出版业在中国虽然发展时间较短,但是发展速度极快。2009年数字出版的产值已超过了传统出版业。这是由消费环境变化、政府政策规划支持、数字出版自身的成本优势等等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数字出版给出版业的带来的“革命”,出版单位应认识到这一趋势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更新观念,重视产业融合并开发适宜产品,加强网站建设,进行内部信息化改革,利用社会资本加大投入,以在新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

关键词:数字出版;数字转型;成本优势;产业融合

一、数字出版在中国的发展

数字出版是指“用数字化(二进制)的技术手段从事的出版活动”。目前数字出版的主要表现形态为网站、电子书(E-BOOK)、图书搜索、数据库出版、移动出版等。数字出版的发展借助于计算机、互联网、数字化三大技术,其产品信息海量,文化多元,互联互通,传输快捷,作用越来越强大,已成为许多国家发展新传媒的战略重点,代表着出版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中国数字出版出现的时间虽然还不长,但其发展速度很快,增长明显。2006年,中国才开始对数字出版产业总产值进行统计,当年是200亿元;2007年数字出版业的产值增长为360亿元,同期增长了80%;2008年数字出版业的产值是530亿元,同期增长了47.2%;2009年数字出版业的产值增长到795亿元,同期增长了50%,并首次超过了传统出版业的产值。

数字出版业在中国的快速发展,并非是偶然的,而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包括以下几点:

中西部既是一个区域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发展概念。虽然中西部出版业各出版单位有许多不同特点，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其发展规模、发展速度又有许多相似之处，与东部地区相比，更有许多差距。据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共有出版社570家，在地方出版社中，中西部17省（区）、市有141家，东部6省1市为141家，从各地平均数看，前者明显低于后者；同年度，全国图书出版总量为190391种，定价金额为5618245万元论文。其中中西部为43589种，727241万元；东部为51512种，1570371万元。在出版图书数量上前者低于后者4个百分点，定价金额上低了15个百分点。[1]由此可见，无论是出版社的数量，还是出版物的数量与利润，中西部地区都明显弱于东部地区。

当前，围绕出版管理体制、内部运作机制，出版业正在进行一系列根本性的重大改革。2004年，全国现有的出版社，除人民出版社一家保留事业单位的体制外，其他的都将转制为企业。此次改革是中国出版业面对国际出版贸易竞争的新形势与国内市场经济的新秩序而制定的新的战略决策，也是出版业的一次大洗牌、大变局。对于每一出版单位来讲，抓住有利时机、采取积极行动、深化体制改革，就成为提高竞争实力、赢得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的必然选择。对于发展相对滞后的中西部出版业，针对自身实际情况，制定有效发展战略，就成为缩小差距、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根本保证。

一深化集团化建设，重塑市场竞争主体

出版业的集团化建设在我国已逾20年历史。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期，出版集团的初级形式——出版发行联合体开始运营；90年代初到90年代中后期，以行政区域为基础的紧密型出版发行集团逐渐成为集团的主要形式；90年代至今，以现代企业制度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的出版（发行）集团陆续建立。至今已有包括两百多家出版社在内的21家出版集团挂牌运营。与东部相比，中西部地区出版集团在成立时间上整体滞后1-2年的时间；到目前为止，只有中部的山西、西部的内蒙、甘肃、宁夏、青海、贵州、西藏等还未成立出版集团，其余10省1市的出版集团有的运行态势良好，如四川、江西出版集团；有的尚处于初创阶段，如陕西、安徽出版集团等等。

在对中西部出版集团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这些出版集团比较典型地体现了当今集团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如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思想观念还需要进一步解放；集团的规模化优势和竞争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大多数集团的体制模式仍呈现行政捏合及区域壁垒特色，跨地区和跨行业的组建模式和运作方式还未真正出现等等。因此，需要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来解决集团化运作中出现的新问题。

1.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观念束缚，创新出版管理体制，提高核心竞争力。出版业集团化建设需要彻底改变与现代出版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体制改革的核心是通过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确立出版集团的市场竞争主体地位，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集团能够面向市场、自主经营、自我发展。具体来讲，就是要彻底改变与现代出版业不相适应的体制现状，突出出版集团的市场地位，使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管办分离，形成政府专司管理，企业独立经营、事业全力服务的宏观管理体制，激活出版业发展的内在潜力，培植有利于出版业市场化发展的体制环境。

[摘要]随着3G招牌的发放,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传统出版势必融合数字出版来提升核心竞争力。手机出版,作为数字出版的重要成员,将引领一个全媒体时代,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以任何方式获取任何内容。3G时代下,传统出版与手机出版的联手,是发展出版业的有效手段和必然趋势。

[关键词]3G;传统出版;手机出版;现状;趋势

“2006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做了题为《用数字化带动我国出版业现代化》的重要报告,他指出:出版业作为文化创新的前端,是整个信息资源整合交流的源头。出版业的数字化建设,在一个国家信息化的竞争中起到支持枢纽的作用。出版业是数字资源和资产系统的主导行业,是信息生产的专业基地,是信息服务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数字出版将是创造传统出版社盈利点的一块新兴之地。

2009年7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指出,数字出版是全球出版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将成为出版产业中新的增长点。数字技术带来了出版业生产方式、运营模式、管理方式等革命性的变化,为新时期的新闻出版业拓展了前所未有的新空间。

手机,作为数字移动终端,随着功能的增强,通信网络的成熟,已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单纯的通讯工具,而是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无线网络于一体丰富着我们的生活。手机作为第五媒体,手机出版将引领一个全媒体时代。随着3G时代的到来,面对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受众的分众化、小众化,传统出版如仍孤军奋战,已显得势单力薄。

一、传统出版的现状

[摘要]随着3G招牌的发放，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传统出版势必融合数字出版来提升核心竞争力。手机出版，作为数字出版的重要成员，将引领一个全媒体时代，实现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可以以任何方式获取任何内容。3G时代下，传统出版与手机出版的联手，是发展出版业的有效手段和必然趋势。

[关键词]3G传统出版手机出版现状趋势

“2006中国数字出版年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做了题为《用数字化带动我国出版业现代化》的重要报告，他指出：出版业作为文化创新的前端，是整个信息资源整合交流的源头。出版业的数字化建设，在一个国家信息化的竞争中起到支持枢纽的作用。论文百事通出版业是数字资源和资产系统的主导行业，是信息生产的专业基地，是信息服务的一个重要的环节。数字出版将是创造传统出版社盈利点的一块新兴之地。

2009年7月举行的第三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上，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孙寿山指出，数字出版是全球出版业未来发展的方向，将成为出版产业中新的增长点。数字技术带来了出版业生产方式、运营模式、管理方式等革命性的变化，为新时期的新闻出版业拓展了前所未有的新空间。

手机，作为数字移动终端，随着功能的增强，通信网络的成熟，已不仅仅局限于一种单纯的通讯工具，而是集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和无线网络于一体丰富着我们的生活。手机作为第五媒体，手机出版将引领一个全媒体时代。随着3G时代的到来，面对受众阅读习惯的改变，受众的分众化、小众化，传统出版如仍孤军奋战，已显得势单力薄。

一、传统出版的现状

一、出版资源配置与出版产业的关联性

出版资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出版资源是指构成出版经济活动的各种要素的集合，狭义的出版资源仅指与图书的编辑加工有着密切联系的各种信息和选题资源，本文所论及的出版资源均指广义的出版资源。由此我们可以把出版资源配置界定为“在出版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如何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出版企业之间和出版企业内部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分配和组合以期最大的产出”。我们之所以关注出版资源的配置问题，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对出版业发展的约束。

出版资源配置与出版产业之间存在着关联性。从宏观层面分析，资源配置可区分为初始配置和再配置两个层次。资源的初始配置是指在某一时期内，社会的各种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分配：继初始配置之后，各种资源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流动和重组，形成资源的再配置。一般说来，某一时期内资源的初始配置形成该时期的产业结构，而资源的再配置则会调整后期的产业结构，也就是说，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分别是由资源的初始配置和再配置决定的。①

从微观层面分析，各出版资源要素是出版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出版人力资源构成了出版业中的从业人员队伍，他们充当着实施者的角色，以保证出版活动的有效实施和顺利完成。出版选题资源是出版活动的“灵魂”，为各种出版物的最终形成提供实质性内容。出版资本资源是出版经济活动的“血液”，资本的有效运行，促进出版业的良性循环。可见出版资源是开展出版活动的基本条件。另外，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不同时期出版资源配置状况直接决定着当时出版业发展的速度、规模与结构，因此出版产业的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的配置问题。

从辩证的角度分析，出版产业并非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局面，它也反作用于出版资源的配置。首先出版业为出版资源的生存和开发利用提供了一个大的环境，如果脱离了出版业，出版资源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出版业的发展水平、规模与结构也会影响出版资源的配置水平与配置结构，出版资源的配置总是与一定时期出版业总体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因此，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从根本上讲，依赖于整个出版产业的发展。

二、出版资源配置的现状及影响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出版资源配置与出版产业的关联性；出版资源配置的现状及影响；出版资源优化配置的目标；优化出版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出版资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出版资源配置与出版产业之间存在着关联性、各出版资源要素是出版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出版资源的配置问题日益凸显、出版供需总量失衡、旧体制的制约、产业结构的内在矛盾，即指产业结构的同构化和低度化、出版主体的素质缺陷、通过资源的倾斜配置，调整出版业的产业结构、品种结构、区域结构、提高出版资源在出版产业组织配置上的集中程度，培育若干个超大型的出版组织、增强出版业多媒体综合经营能力、转变政府职能，加强宏观调控、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出版业的产业化、集约化程度、积极参与国际出版活动，实现出版资源共享、促进产业技术进步，提高出版资源的综合利用能力、合理配置人力资源等，具体请详见。

一、出版资源配置与出版产业的关联性

出版资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出版资源是指构成出版经济活动的各种要素的集合，狭义的出版资源仅指与图书的编辑加工有着密切联系的各种信息和选题资源，本文所论及的出版资源均指广义的出版资源。由此我们可以把出版资源配置界定为“在出版资源既定的情况下，如何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在出版企业之间和出版企业内部以一定的方式进行分配和组合以期最大的产出”。我们之所以关注出版资源的配置问题，源于资源的稀缺性对出版业发展的约束。

出版资源配置与出版产业之间存在着关联性。从宏观层面分析，资源配置可区分为初始配置和再配置两个层次。资源的初始配置是指在某一时期内，社会的各种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分配：继初始配置之后，各种资源在部门之间、地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流动和重组，形成资源的再配置。一般说来，某一时期内资源的初始配置形成该时期的产业结构，而资源的再配置则会调整后期的产业结构，也就是说，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分别是由资源的初始配置和再配置决定的。①

从微观层面分析，各出版资源要素是出版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出版人力资源构成了出版业中的从业人员队伍，他们充当着实施者的角色，以保证出版活动的有效实施和顺利完成。出版选题资源是出版活动的“灵魂”，为各种出版物的最终形成提供实质性内容。出版资本资源是出版经济活动的“血液”，资本的有效运行，促进出版业的良性循环。可见出版资源是开展出版活动的基本条件。另外，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不同时期出版资源配置状况直接决定着当时出版业发展的速度、规模与结构，因此出版产业的发展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的配置问题。

从辩证的角度分析，出版产业并非始终处于一种消极、被动的局面，它也反作用于出版资源的配置。首先出版业为出版资源的生存和开发利用提供了一个大的环境，如果脱离了出版业，出版资源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次出版业的发展水平、规模与结构也会影响出版资源的配置水平与配置结构，出版资源的配置总是与一定时期出版业总体发展状况相适应的。因此，出版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从根本上讲，依赖于整个出版产业的发展。

总书记“七一”讲话之后，各界掀起了学习热潮。他在讲话中深刻阐述的关于“三个代表”的思想，把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升为同一层次，确立了建设先进文化在全党全国工作大局中的位置，指明了建设先进文化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重要地位。就此，记者采访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聂震宁。

谈起学书记“七一”讲话的感受，聂震宁社长说：“江总书记‘七一’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对全党全国各行各业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三个代表’是贯穿‘七一’讲话的重要思想，我们学习‘七一’讲话，着重要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学习好、理解透。毫无疑问，‘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对我们出版行业同样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首先，社会主义的出版业应当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关于文学艺术、道德建设，还是关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在我们的出版过程中，都应该体现先进文化的特性。另外，出版业要为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再有，出版业的评价标准来自最广大人民群众，它应该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也是党性和人民利益的统一。所以，我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紧密结合世界的发展、时代的发展，深入学习研究江总书记讲话中提出的重大时代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课题。”

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出版图书总印张达391.4亿，销售图书73.3亿册，比1995年增长23.5％。可以看出，图书出版业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产业。但如何处理好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聂震宁这样说：“的确，从产业层面上看，中国出版业蕴涵着巨大的商机，而从精神文明层面上看，出版业同时也肩负着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的重要使命，是物质产品生产力与精神产品生产力的结合体。学讲话，我们进一步体会到作为出版工作者的责任之重，如何争取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是我们面临的一大课题。‘三个代表’的思想直接指导出版界的改革，给出版界加快发展提出了全面的要求。坚持社会效益第一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必然要求，新闻出版业在进行产业经营和市场运作时首先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出版产业的市场行为选择应在新闻出版管理宏观调控下进行，其任务是以加快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深化体制改革和科技创新为动力，以精品工程为突破点，从而带动出版产业整体上向集约化经营的方向发展。

聂震宁进一步分析，目前出版业的整体经营管理水平还处于比较粗放的层次，出版机构内部的企业化管理程度不高，整个出版业的信息化程度不高，由此可见今后出版业改革的任务还很重。传统的出版模式有其优点，出版物的文化含量高，专业化水平高。但是也有其不足，不能很好的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不能满足读者多层次的文化消费要求，不能主动地多角度做选题，生产经营流程不科学不严谨，致使许多畅销书成了滞销书。经过多年来的改革、发展，应当说我们出版业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出版模式的许多不足之处正在被改变，出版业出现了欣欣向荣、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然而，实事求是的说，改革发展的任务还很重。出版业的目的是以发展自身的生产力，生产出优秀的出版物，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推动社会的进步，出版工作中如何把握好选题、编辑、制作、营销各个环节的生产经营能力至关重要。虽然出版物的价值很难进行量化的界定，但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出版工作者要有敏锐的判断力，让出版物真正体现时代主旋律和人民的要求。聂震宁说：“出版业的规律应当是好书好卖，我们要做到的是书既要好卖，但也要认识到好卖的未必是好书。又要服务于社会的真正需要。衡量出版物的好坏决不能单纯以发行量界定，而应该着眼于长远，看其是否符合人民根本的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能否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党领导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应当为此作出贡献，履行职责，承担任务。这也是学讲话的一点体会。”

正如聂震宁所说，从1951年成立至今五十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直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追求高精尖的发展。目前已出版了8000余种7亿多册图书，年发行1.6亿万码洋。其中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世界文学名著文库”、“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中学生课外文学名著必读丛书”等已成为影响深远的品牌书。但是谈起今后的发展，聂震宁显得并不轻松，他说：“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媒介形态日新月异，从纸质媒介到电子媒介再到网络媒介，使出版业面临更多、更新、更深的问题。作为党领导下的国家级出版社，要紧跟时代的发展，如何把传统的和现代的出版手段相结合，如何利用先进的技术发展出版业，以及如何应对WTO的挑战，都是目前我们面临的课题。

从根本上说，发展我国文化产业，努力提高文化商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能力，是抵御外来文化的消极影响，发展先进生产力、建设先进文化的有力保障。根据加入世贸总协议，中国将在“入世”后的头一年开放图书零售市场，三年后开放图书批发业务。这次“狼”是真来了，它会给我国图书出版发行业带来什么，我们又如何应对？聂震宁说，发展我国的出版业，要努力利用先进的生产手段，领先的传播手段，科学的经营方式发展出版业。与其它行业相比，目前我们出版业的弱点是综合生产力水平低。美国一些出版集团的年销售额达50亿美元左右，德国的贝塔斯曼出版集团全年销售约为300亿马克，这个数字甚至比我国全国出版社的纯销售额370亿元人民币还要多。这与综合国力有关，与国民消费水平有关，也与出版业的经营水平和经营规模有关。一些发达国家的出版业与市场经济融合的较早，在策划、制作、营销、合同、会计、统计、审计、法制、管理等多方面，建立了完整、健全的市场运作规则，而我国出版业还正处于转型期，有待于改革、发展、壮大。聂震宁同时强调：“随着竞争日益激烈，市场运作日益完善，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天地谁能掌握信息、洞察商机、利用好先进的生产手段，谁就能占据市场和发展的先机。的确，面对‘入世’，喊‘狼来了’这个话题已经很久了，但是WTO同样也能给我们带来发展机遇。就拿我们从国外引进的《哈利·波特》来说，从去年10月份发行以来，已创下170万册的纪录。可见，只要用心去做，成功会离我们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