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范文10篇

关键词：乡级财政/财政体制/农业税/农民负担

一、乡级财政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一）乡级财政的历史沿革

我国乡政权的萌生大约要追溯到西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有了乡政权的雏形。据《周礼》记载，当时国家基层建制为“五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财政的萌生约在秦汉时期。宋代《文献通考》“职役”篇称，秦、汉县以下设乡，乡设有秩、啬夫、游徼三个乡宦（史称“三老”），其中“啬夫职听讼，收赋税”。可见，乡宦设有专门收税的人员，这是古代乡财政的萌芽。此后，直到清朝末年的，提出：乡镇自治，本乡镇公产、公款充作自治经费的构想，但未能实现。在民国期间，也曾颁布过乡镇自治施行法，规定了乡镇收入的范围，但并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乡财政。

概括说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尽管有乡政权和乡财政的萌芽或雏形，但“皇权止于县政”，乡政权始终未能成为一级政府，这与历代统治者减少政府运行成本和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有很大的关系，由此，乡财政也不是完备的一级财政。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经历了乡政府——————乡政府的演变过程，相应的农村基层财政也经历了一个由乡财政———公社财政———乡财政的发展过程。

中国财政模式正在履历一场深刻的转型，即从传统的生产性财政模式转向与市场经济模式相顺应的大众财政模式。所谓大众财政，指的是国家或当局为时常提供大众服务的分配运动，它是与市场经济相顺应的一种财政范例和模式。

大众财政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行缺少的补充。市场的失灵，重要有以下两大类：一类是市场机制险些完全难以将资源和要素配置于其间的运动。它重要包罗以下内容：（1）创建国家防务等运动；（2）维持社会秩序等运动；（3）创建大众工程运动；（4）为市场竞争提供须要的端正；（5）再分配以改正社会木公程度；（6）稳固宏观经济。另一类是市场机制能够配置资源和要素于其间，但由于价钱信号的木准确而难以到达屈从的市场失效。这类失效重要有：（1）外溢性的影响；（2）自然使用的影响。但并非全部的市场失效都必须补充，只有当市场失效和危害到市场的正常运转时，市场才会对当局提出补充要求。

在充实敬重市场机制作用的条件下，仍然孕育产生了市场失效，这是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特点所决定的。这样，拜托市场机制所使用的要领和本事，是无法克服市场失效的。这就须要非市场的要领和本事。而当局及其大众财政恰恰因此非市场的要领，按非市场的步骤，在非市场的范畴，以非市场的目的来睁创措施的。这使得大众财政直接表现为是市场的一种对立物和异己气力，从而可夺目预干预干与、影响以致否认市场运动。正由于云云，当市场本身无能为力，而只能拜托非市场的要领才气克服市场失效之时，只有非市场的大众财政不光必须存在，而且还能发挥强有力的补充市场失效的积极作用。但是，大众财政的非市场性又具有对市场的直接危害本事，这又决定了大众财政只能运动于市场失效的范畴内。

字串1

责任规则是大众财政中最底子的资源使用原则。凭据这一原则，资源使用者必须对资源提供者认真。具体地说，有关资源使用的决策必须凭据提供者的意愿做出，并承袭提供者的监视和制约。

在社会分工的背景下，拥有资源的人通常并不是使用资源的人，两者之间的疏散孕育产生了范例的委托干系。委托人拥有并转让一部门资源给人，人技委托人的意志与要求做出有关资源使用的决策。

一、乡级财政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一）乡级财政的历史沿革

我国乡政权的萌生大约要追溯到西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有了乡政权的雏形。据《周礼》记载，当时国家基层建制为“五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财政的萌生约在秦汉时期。宋代《文献通考》“职役”篇称，秦、汉县以下设乡，乡设有秩、啬夫、游徼三个乡宦（史称“三老”），其中“啬夫职听讼，收赋税”。可见，乡宦设有专门收税的人员，这是古代乡财政的萌芽。此后，直到清朝末年的，提出：乡镇自治，本乡镇公产、公款充作自治经费的构想，但未能实现。在民国期间，也曾颁布过乡镇自治施行法，规定了乡镇收入的范围，但并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乡财政。

概括说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尽管有乡政权和乡财政的萌芽或雏形，但“皇权止于县政”，乡政权始终未能成为一级政府，这与历代统治者减少政府运行成本和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有很大的关系，由此，乡财政也不是完备的一级财政。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经历了乡政府————乡政府的演变过程，相应的农村基层财政也经历了一个由乡财政——公社财政——乡财政的发展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地试点筹建了乡财政，给乡划分了一定的收支范围，相应地给予一定的财政管理权限。但是，县对乡实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收支两条线，乡本身几乎没有什么机动财力。当时，乡政府只设一名财粮助理员，负责农业税征收和乡镇行政事业经费开支等管理工作。可见，我国在建国初期创设的乡级财政并不是一级完备的财政，当时的乡政府不过是由上级政府派驻并支付开支的乡（区）“公所”。

一、乡级财政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一）乡级财政的历史沿革

我国乡政权的萌生大约要追溯到西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有了乡政权的雏形。据《周礼》记载，当时国家基层建制为“五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财政的萌生约在秦汉时期。宋代《文献通考》“职役”篇称，秦、汉县以下设乡，乡设有秩、啬夫、游徼三个乡宦（史称“三老”），其中“啬夫职听讼，收赋税”。可见，乡宦设有专门收税的人员，这是古代乡财政的萌芽。此后，直到清朝末年的，提出：乡镇自治，本乡镇公产、公款充作自治经费的构想，但未能实现。在民国期间，也曾颁布过乡镇自治施行法，规定了乡镇收入的范围，但并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乡财政。

概括说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尽管有乡政权和乡财政的萌芽或雏形，但“皇权止于县政”，乡政权始终未能成为一级政府，这与历代统治者减少政府运行成本和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有很大的关系，由此，乡财政也不是完备的一级财政。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经历了乡政府————乡政府的演变过程，相应的农村基层财政也经历了一个由乡财政——公社财政——乡财政的发展过程。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地试点筹建了乡财政，给乡划分了一定的收支范围，相应地给予一定的财政管理权限。但是，县对乡实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基本上是收支两条线，乡本身几乎没有什么机动财力。当时，乡政府只设一名财粮助理员，负责农业税征收和乡镇行政事业经费开支等管理工作。可见，我国在建国初期创设的乡级财政并不是一级完备的财政，当时的乡政府不过是由上级政府派驻并支付开支的乡（区）“公所”。

关键词：乡级财政/财政体制/农业税/农民负担

一、乡级财政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一）乡级财政的历史沿革

我国乡政权的萌生大约要追溯到西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有了乡政权的雏形。据《周礼》记载，当时国家基层建制为“五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财政的萌生约在秦汉时期。宋代《文献通考》“职役”篇称，秦、汉县以下设乡，乡设有秩、啬夫、游徼三个乡宦（史称“三老”），其中“啬夫职听讼，收赋税”。可见，乡宦设有专门收税的人员，这是古代乡财政的萌芽。此后，直到清朝末年的，提出：乡镇自治，本乡镇公产、公款充作自治经费的构想，但未能实现。在民国期间，也曾颁布过乡镇自治施行法，规定了乡镇收入的范围，但并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乡财政。

概括说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尽管有乡政权和乡财政的萌芽或雏形，但“皇权止于县政”，乡政权始终未能成为一级政府，这与历代统治者减少政府运行成本和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有很大的关系，由此，乡财政也不是完备的一级财政。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经历了乡政府——————乡政府的演变过程，相应的农村基层财政也经历了一个由乡财政———公社财政———乡财政的发展过程。

关键词：乡级财政/财政体制/农业税/农民负担

一、乡级财政体制的形成与演变

（一）乡级财政的历史沿革

我国乡政权的萌生大约要追溯到西周，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有了乡政权的雏形。据《周礼》记载，当时国家基层建制为“五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财政的萌生约在秦汉时期。宋代《文献通考》“职役”篇称，秦、汉县以下设乡，乡设有秩、啬夫、游徼三个乡宦（史称“三老”），其中“啬夫职听讼，收赋税”。可见，乡宦设有专门收税的人员，这是古代乡财政的萌芽。此后，直到清朝末年的，提出：乡镇自治，本乡镇公产、公款充作自治经费的构想，但未能实现。在民国期间，也曾颁布过乡镇自治施行法，规定了乡镇收入的范围，但并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乡财政。

概括说来，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尽管有乡政权和乡财政的萌芽或雏形，但“皇权止于县政”，乡政权始终未能成为一级政府，这与历代统治者减少政府运行成本和减轻农民负担的考虑有很大的关系，由此，乡财政也不是完备的一级财政。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农村基层组织经历了乡政府——————乡政府的演变过程，相应的农村基层财政也经历了一个由乡财政———公社财政———乡财政的发展过程。

[内容提要]局外人很难参透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对于海外的“中国问题专家”来说，中国经济就像是雾中花：看上去很美，却不明就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布坎南语曾云：“中国是个谜，但很管用（“Chinaisapuzzle,butitworks..”）。”诺大的谜团之一，便是中国的财政。它会是巨龙身上的一条软肋吗？中国会不会真的陷于财政危机？中国能够避免一场恶性的财政危机吗？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否将成为中国财政危机的催化剂？几乎所有的人都感觉中国财政的问题不少，却少有人能说明白其中究竟；几乎所有的人都担心中国会爆发财政危机，却少有人知道它究竟会不会真的来临。

[关键词]GDP、财政危机、负债债务

关于中国财政危机的探讨，改革二十年来一直没有停止过。从八十年代的两个比重到二十世纪末对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认识，等等。焦点集中在以下几点：第一，中国是否存在着财政危机；第二，如果危机存在，程度有多大；第三，走出危机的短期政策操作和长期制度建设孰轻孰重。虽然有关的研究汗牛充栋，但令人困惑的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澄清，反而愈加成眼花缭乱之势。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结论差别太大，令民众无所适从，决策阶层在决策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给整个经济运行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我只会从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出发，力图阐明决定中国财政运行最根本的原因，并不会刻意去加入没有结果的争论。

一、财政危机是否存在

通常，判断一国的财政运行状况如何，一般采用与政府债务有关的系列指标，如债务依存度、偿债率、国债负担率、居民应债能力以及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等等。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上述指标构成了财政宏观预警机制，指标的变化能真实地反映该国是否发生了财政危机或财政危机演化的程度。但是，这一系列指标在中国的运用将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下面将借用债务依存度这一最常用的指标来集中阐释中国的财政运行状况。债务依存度指当年的债务收入与财政支出的比例关系，也就是说该财政年度中，政府公共支出对债务收入的依赖程度。按计算方法的不同可分为"政府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和"中央财政的债务依存度"。在我国，由于国债是由中央财政来发行、掌握和使用的，所以，使用后一种口径更具现实意义。该指标的计算公式是这样的：债务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当年财政支出额。如此简单的一个公式，其计算的结果，竟然使得我们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看法大相径庭。比如1997年，有人认为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为95．92％（丛树海，1998），此为高者；低者为19％（世界银行，1998）。在这两极之间还有许多中间值，如55．61％（刘溶沧、夏杰长，1998），55．77％（高培勇，1997）等等。结论如此对立，而在判断国债规模是否合适，以及财政是否发生危机时所采用的标准又非常的统一，即按照国际通用指标--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以25－30％为安全线。如此，不同的债务依存度和统一的安全线相比，便如同事前做好了一双鞋，让不同脚码的人分别去试穿，结果非常容易判断。

债务依存度使用中的对立与统一是如何形成的呢？在债务依存度的计算公式中，分子用当年国债发行额来表示一般无疑义。分歧点在于对分母--当年财政支出额的理解，这是导致对债务规模的判断各成一家的根本原因。

财政体制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各级政府间的财政关系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多次重大改革，特别是1994年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在致力于政府间财力分配格局调整的同时，着眼于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力图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运行机制。本报告拟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对1978年以来中国的财政体制改革进行概括的回顾，对其现状进行粗线条的描述，并简要涉及可能进行的进一步的改革。

本报告的第一部分回顾中国财政体制的沿革，着重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制度的演变；第二部分描述中国财政体制的现状，分析当前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纵向财力分配，以及地区间横向财力分布方面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是对中国财政体制进一步改革的建议。

改革以来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回顾1978年中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关系经历了1980年、1985年、1988年和1994年四次重大改革。其中前三次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共性，就是实行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财政包干体制；后一次则是适应市场经济机制的财政分税体制改革，尽管其中还存在很多缺陷。

一、财政包干体制的沿革

（1）1980年中国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以财政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率先进行。为了改革过去中央政府统收统支的集中财政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各省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方面，对大多数省份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建立了财政包干体制的基础。从1982年开始逐步改为"总额分成，比例包干"的包干办法。

（2）1985年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预算管理体制，以适应1984年两步利改税改革的需要。

新中国财政从建国以来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财政改革从1980年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算起已有二十三年。纵观财政的历次改革，特别是1994年实行分税制改革，还有预算管理、农村税费制度以及最近的企业所得税分享改革，都是对国家、企业、个人之间分配关系的规范，总的来说是朝着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方向发展，成绩显著。认真总结中国财政改革的实质性经验，深入探讨财政改革和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今后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更充分有效地发挥财政的宏观调控作用是十分必要的。

财政改革的立足点：公共财政与民主财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就是公共财政。国家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从市场取得税费收入，并将其用于政府的各项公共活动支出，以充分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保障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公共财政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保障，是构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紧要环节，是合理转变政府职能的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大计。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六中全会以及《国家“十五”计划纲要》中都对建立公共财政体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年前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也强调“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财政体系”是我国财政改革与发展的目标。因此，把建立科学、规范、完善的“公共财政”总体框架作为中国财政改革的立足点和归宿，应该是没有疑义的。

一、财政改革的立足点之一——公共财政

公共财政的核心是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公共财政的基本功能主要是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体现公众整体的利益；同时调控经济运行，促进经济健康稳定增长；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合理调整；调节个人收入分配，保持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在公共财政与公共经济的关系上，“由分门别类的众多部门生产各种公共物品的活动”是“公共经济”，而“为这种生产公共物品的经济活动筹集、分配、核算、管理、监督经济资源的活动”就是“公共财政”。（齐守印，2002年）公共财政也是一种财政运行机制。我国经济模式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一场“革命”；相应地，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机制，也是对传统“国家分配”模式的脱胎换骨的改革。

自我国确定建立公共财政五年来，大家对于公共财政虽然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但由于实践的时间还比较短，经验教训还不够丰富，有些人理解得还比较肤浅，仍然沿袭计划经济的思路，认为财政支持经济发展就是把财政资金大量地投向生产性、经营性领域，坚持大办“官营”工商企业，在资金不足时甚至不惜背上沉重的债务包袱；有的或许是受地方利益、个人利益的驱使，大搞脱离实际的所谓“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而对教师干部工资、社会保障、支农资金等社会公共需要的支出该保的不保，违背了公共财政的原则。发展经济作为党和国家政策的基本点，财政自然应该给予支持和配合。但在市场经济下，经济发展有其自身客观的规律。只要是生产资源丰富、产品优质畅销、经济环境优良、税费负担较轻、企业利润丰厚，企业自然会有迅速的发展，并且会吸引社会的大量投资：“经济”有工业经济、农业经济、第三产业经济，在三业中应该支持哪个产业发展？经济建设又分加工企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对这二者应该如何分别支持？“经济”还有国有经济、民营经济、合资经济之分，应该支持哪种类型发展？这在财政给予支持之前都是需要讨论弄清的。再者，财政支持经济发展首先就要多支出，多支出的前提是多收入、多收税，这又与“支持经济发展”相矛盾。这里存在一个合适的“度”，而这个“度”正是要靠建立在公共财政基础上的税收法规和政策来确定的。

内容提要：公共财政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一个市场经济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我们进行财政改革既要借鉴西方公共财政理论，又要立足于我们的国情，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不完善这一实际，建立我们自己的公共财政。

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公共财政已经刻不容缓。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建立公共财政，那么到底什么是公共财政，我们所要建立的公共财政的框架之中应该包括哪些内容，这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财政改革与发展的主要研究课题。本文拟就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与中国财政改革的关系展开讨论。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

（一）西方公共财政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公共财政产生的前提是市场经济，它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市场经济的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对于政府在市场中作用的认识的发展过程。17世纪中叶至18世纪中叶，西欧从封建社会末期过渡到自由资本主义初期，经历了一个从自然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公共财政理论的诞生，亚当·斯密崇尚经济自由主义，把市场经济描述为“看不见的手”调节的经济，他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供求双方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中，每个人各自理性地追求自身的利益，可以带来整个经济的高效率，因此，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竞争，极力要求缩小国家活动的范围，提出“守夜人”、“廉价政府”的口号以及“最好的财政计划是节支，最好的赋税制度是税额最小”等观点。因此，这个时期的公共财政主要是为了保证政府作为“守夜者”这一角色能够正常运转。此后，约翰·穆勒、威克塞尔、林达尔都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公共产品理论的创立和福利经济学的兴起使得公共财政理论越来越丰富，职能范围也有所拓宽。

本世纪30年代初，西方资本主义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自由放任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破产，从罗斯福“新政”和随后应运而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开始，政府必须干预经济逐步获得了人们的共识，各国政府和财政开始对经济进行大规模干预，以便弥补市场缺陷，充分利用市场的功能作用，促进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收入和财富的合理分配以及经济的稳定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