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范文10篇

——历史岔口之“双城记”

我所探求的不是一个日期，而是一个象征，一个转折点，一个我们被歪曲的道德历史进程中的隐秘时刻。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园之门》

那年你决定朝北而去，而我却必须往南远行；你度过那条潺潺小河，而我却翻越这座高山。那年你坚持往左的路，而我却抱定向右的心；你走进那座茫茫城市，而我却难离开这片乡里。经过多少年一切都已经无经找回，你我却都背着各自的疲惫，是否该丟掉心中的累赘，擦干这些年的眼泪；別忘了当年你我的约定，希望能总有一天再次相聚；共同分享彼此过去的经历，再从头展现当年的豪气。

——赵传，《你我的约定》

“二百年来最有希望的日子，还是今天”

每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时代、社会的特征，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时代精神，和不同的社会思潮。所谓艺术的民族气派与民族风格，不过是特殊的民族精神在艺术中的一般表现而已。每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丰富多彩的，甚至于形成许多不同的流派。但是与其他民族的艺术相比，这些不同流派又都显得近似。

在一定的意义上，这“近似”之处，往往正是它的价值所在。一件艺术作品，不仅表现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表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共同的心理氛围，和一种文化共同的价值定向。表现得越多，作品的艺术价值就越高。无所表现的艺术，也就是没有价值的艺术。

人们常常用“镜子”来比喻艺术，这个比喻并不恰当。艺术不同于镜子。一面镜子是一个死的物理事实，它所反映的事物，事实上存在于它之外。而一件艺术作品则是一个活的有机体，它就是它所反映的事物。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要求、理想、信念与价值在艺术作品中获得的意义与表现力，离开了艺术作品就不复存在。所以艺术，尽管与哲学有许多明显的区别，还是有共同的基础。

一个民族、时代、社会的艺术，必然与这个民族、时代、社会的哲学相联系。哲学是民族、时代、社会的自我意识，伟大的艺术作品总是表现出深刻的哲学观念，它不仅是民族性格、时代精神、社会思潮等等的产物，而且也能动地参与形成民族性格、时代精神、和社会理想，是自己的民族、时代、社会的代表。我们很难设想，如果没有艺术和哲学，我们到哪里去找一个民族的灵魂。

艺术与哲学的联系，在中国古典美学看来，是不言而喻的：“画以立意”，“乐以象德”，“文以载道”，“诗以言志”，最广义的艺术也就是最广义的哲学。自觉地强调这一点，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二个重要特征，也是我们探索艺术的民族形式、建立现代化的中国美学时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

中国艺术高度的表现性、抽象性和写意性，来源于它同哲学的自觉联系。通过中国哲学来研究中国艺术，通过中国艺术所表现的哲学精神来理解它的形式，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分析今天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再与中国百年近代史加以比较，无疑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近代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面对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未能把中国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况中解救出来。由于找不到正确的救国救民道路，这些斗争都失败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证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来领导，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终于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观察世界和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武器，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一切，不仅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同时也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了前提。

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历史的选择。但由于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还比较薄弱，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将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和研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观点，强调走自己的道路、坚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等许多重要思想，积累了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果断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确立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沿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破浪前进，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提出新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伟大成就与重要启示

在新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伟大道路赋予我们国家和民族以强大生机。改革开放29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业绩。

“改革到底为的是什么？我们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么？”

回顾持续了23年的经济改革后，许多中国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这一问题。尽管在80年代民众曾因改革而普遍受益，但90年代以来经受种种痛苦的人却远多于获益者。毫无疑问，今后中国需要继续改革，但“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却成了人们日益关心的问题。目前这种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个别利益集团倾斜的“改革”只会使中国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

一、对中国改革得失的几种算法

对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从不同的立场出发有不同的算法。

中国政府理所当然是只计算“成就”，其标志就是每年的经济增长率以及几个亮丽的“现代化橱窗”（如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城市）；而与财富的生产同样重要的财富的分配状况却被刻意掩盖起来。经济增长现在构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也成了不少乐于与中国政府在研究项目上合作的外国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看法的依据。至于中国政府习惯性地对统计数据造假这一特点，却被这些学者出于种种原因而忽视。于是形成了一种值得注意的“循环”：垄断了各种信息供给的中国政府是所有研究资料的权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国学者根据这些资料所做的研究，不管与中国的现实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国政府有选择地登载在《参考消息》及其它各种介绍国外的中国研究的报导中。中国政府藉此向本国民众证明：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已为外国学者的学术研究所论证并认可！在表面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实则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国公众当中，外国学者的“科学论证”还是有相当市场的。而中国政府对这些研究结果的“认可”，则成了这些外国学者进入中国访问考察、并争取本国研究经费的“条件”。当然，中国政府与这些外国学者在资料与论证上互相赋予“合理性”的利益关系，对学者们来说毕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盖起来。

当局在修改历史与控制舆论上向来有丰富的经验，目前在虚构“改革成果”与社会现状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中国的媒体善于制造虚假信息，这只要比较中美两国最重要的报纸《人民日报》与《纽约时报》就不难看出。读者若只阅读这两家报纸的本国新闻，一定会得出如此印象：美国社会问题丛生，而中国则是一个几乎没有社会问题的“美好世界”。而这种“谎话重复1,000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尔定律”所产生的历史后果已显现出来：一些国人对“”时期的报纸深信不疑，那些连毛后的政府都承认有不少虚假成份的数据，竟然被个别中国学者用来证明“”时期的伟大经济成就。[1]如果说，“”及“”前的政府只会愚蠢地使用政治高压与专政手段强迫人们说谎，那么这些年来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它不但学会用利益手段控制国内传媒与学术界，还将这一手段用之于控制国际社会欲与之交往者。

各位老师、同学们：

新旧中国两重天！如今的中国充满活力，时光荏苒。90年弹指一挥间。进入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国的经济建设事业正处于大改革大起飞的时期，多少年来，亿万中国人民一直热切地盼望着祖国富强，人民富裕，如今这个理想正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逐步变为现实；国的政治制度也进入了不断成熟，不断完善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国的文化事业也空前发展，进入了一个科技发展，知识增值的崭新时期，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已经成为人生的重要财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已经成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一；思想形态上，当今中国进入了思想空前解放，弘扬创新实践的伟大时代，可以说，生活的时代是经济腾飞，政治安定，文化发展，思想解放的时代，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的时代；需要大批具有爱国情怀、真才实学的建设人才的时代。融于祖国建设的大潮，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也是时代青年的历史责任。历史告诉我落后必将挨打；党史启迪我青年要做先锋。今天的青年，更要奋然而前行，切不可妄自菲薄，忽视个人价值。也许个人的力量的确有限，但江海之大，源自细流；泰山之高，积自寸土。同学们正年青，流淌在千千万万青年心中的热血，才能澎湃出爱我中华的强音；发挥出千千万万个青年身上的力量，定能奏响新时代的华美乐章！

自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以来，举国上下正以各种方式庆祝建党90周年。已经领导着中国人民从失败走向了胜利，从颓废走向了繁荣，从贫困走向了富强。今天，沐浴着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享受着建党90周年的光辉成就；继承着华夏祖先源远流长的炎黄血脉，开拓着新世纪的崭新未来。无论何时，中国这个神圣的国度里，不管是回眸厚重的历史，还是放眼多彩的现实，抑或是展望未来的蓝天，贯穿五千年悠悠文明历史的并贯穿起新的时代精神的线索便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熄的爱国火炬！什么是爱国？爱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如果把他具体化，可以告诉同学们爱国是楚国屈原漫长路上上下求索的身影，南宋岳飞刺有“精忠报国”脊背，陆放翁病榻前盼望北定中原的示儿叮咛，文天祥磁石般

谭嗣同的横刀长笑昆仑肝胆；圆明园断壁残坦的沉重叹息，不指南方誓不休的一片丹心；爱国是林则徐不因祸福避趋的禁烟壮举。五四青年的震天呐喊；南京屠杀血染的心情，抗日救之的怒火烽烟；爱国是鲁迅的文章，夏明瀚的诗句，今天，爱国是反对霸权，控诉邪教的愤怒呼声，海峡两岸五十年来隔舍不断的浓浓乡愁…老师们同学们浩如烟海的史册上，爱国的这一页被如此众多的人物如此丰富的感情装点的如此璀璨夺目，留取丹心照耀汗青的人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们民族的脊梁，照耀历史的火炬。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尽管鸦片战争曾使中国一度陷入山河破碎，政治腐败，愚昧落后，民不聊生的境地，尽管列强的铁蹄曾一度将中国的土地践踏得血迹斑斑，搜刮的一穷二白；但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1921年7月，有一群爱国的热血青年力挽狂澜，南湖的游船上点燃了照亮中国前程的明灯，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拔开乌云重见青天，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1.中国现代陶艺介绍

严格来说，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起源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具有丰厚而悠久的陶瓷文化历史，并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我们不光有辽阔的疆土所提供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也有上千年的制陶历史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更有民族文化传递给我们的精神滋养，其中更为珍贵的是先民对陶瓷物质特性和人文品格的深透而独特的理解与把握。这一切，为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以及人们接受这种发展提供了广泛而深厚的基础。同时，1999年以来，密集的展览和活动使中外陶艺家有了更广阔的交流和展示的平台，大大提高了中国现代陶艺的总体水平。

尽管中国现代陶艺发展很快，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都与中国的独特国情密切相关，或者受传统的因素影响过大。在此，笔者对中国现代陶艺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对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有所裨益。

2.陶艺作品的风格仍不够多样化

陶瓷本体作为一种表现媒介，没有什么不可表现的。现代艺术中的种种风格、流派，如抽象表现主义、波普风格、超写实主义、具象风格、装置风格、极少主义、怪诞主义等，在陶艺领域都可以得到体现。有很多陶艺家仍然仅仅沿用原有的“实用”、“装饰”手法，仍然沿用传统陶瓷语言样式，缺少对陶瓷造型的把握或理解，缺少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表达自我的感受。象在景德镇，釉中、釉下、釉上是主流，现代陶艺仍然是以画为主，有很多陶艺家只懂临摹古董。有些人还没有把陶艺作为现代艺术中独有的语言与媒体，观念仍然停留在产品设计上，尽管很多陶艺家已经有了现代设计的意识，但这一观念终究不能取代现代艺术的观念。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学习一下西方，在西方，无论是材质范围﹑工艺手段﹑形式语言和个体精神，还是对材料非单纯可视性和在公共环境中的运用等方面，都大大地超出了陶瓷艺术的中国经验。中国的现代陶艺转型较迟，所经历时间较短，还没有建立起较完整的观念，而且没有较现代的技术支持以及教学和社会审美的跟进。中国陶艺一贯提倡向传统和民间学习，一直在传统的边缘徘徊，而这种对艺术传统的过度崇拜，也压抑了国人的思维和想象力。不过，我们从材质、工艺手段、形式语言等方面学习西方时，也不应该全部照搬西方，不然就会掉进别人成果的窠臼里。

真正的陶艺家必须亲身实验，找出适合自己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体验，这样才能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陶艺语言。一个有创造意识的陶艺家，只有善于用将来的眼光来审视传统与现代的陶艺创作现象，这个陶艺家才富有创造性，才不会重复别人已经走过的路。

参天大树挺拔耸立，靠的是深扎大地的根的默默支撑；凌云高楼气势撼人，来自厚重坚硬的基石无语的支撑；那么，人，又是靠什么来支撑起无比睿智的人生呢？那就是——诚信！

坚守诚信，就是坚守气节和操守；坚守诚信，就是坚守做人的根本。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诚信首先是一个伦理范畴，所谓诚者信也、信者诚也，《说文解字》对“诚”、“信”二字的互释，验证了诚实守信的内在联系。重诚守信，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并且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家，中国应该有充分自信把这一优良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中国诚信走过了历史，走进了现代，也必定要走向未来！

然而在我正视中国诚信的时候，我的视线在一个个令人咤异的新闻中逐渐模糊，心境在一组组令人震惊的个案中逐渐沉重。从假烟假酒假文凭，到假账假证假报告；从普通百姓的恶意消费透支，到政府官员的虚假政绩工程，从从关系百姓民生的毒米、毒酒、毒奶粉，到影响产业财经的基金黑幕、股市造假、证券骗局，我们还可以听到假球、黑哨、兴奋剂，听到论文抄袭、学术失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诚信的缺失如同瘟疫蔓延，泱泱中国似乎成了一个充满虚假、欺诈、伪造的染缸！在功利目的的驱动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会漫生出诚信缺失的丑陋与罪恶。

再来看看我们大学生的诚信，据东华大学团委近期的一项调查显示，诚信竟然只是大学生的一种“理想主义”，并非他们的实际行为。由于大学生自身因素和教育因素意识以及社会体制问题，大学生的诚信意识与行为相距甚远。

调查显示有88.39％的同学认为诚信在当今社会很重要，诚信的意义、价值不容忽视，但在实际行为上却不能做到这一点。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是还贷，高校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会不还贷或是有意拖欠贷款；第二是考试，虽然同学们签过“不作弊”的承诺书，但一旦到考试时还会有人选择铤而走险。另外，不少同学承认自己曾做过上课代人签到、迟到旷课、作业论文抄袭、简历灌水等等不诚信的行为。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分析今天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再与中国百年近代史加以比较，无疑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富强中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近代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面对两大历史性课题：一是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为了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但是，从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到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未能把中国从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悲惨境况中解救出来。由于找不到正确的救国救民道路，这些斗争都失败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证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有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来领导，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终于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观察世界和改变中国命运的思想武器，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实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这一切，不仅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同时也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创造了前提。

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历史的选择。但由于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完成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还比较薄弱，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将是一个长期而艰苦的过程。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探索和研究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取得了重要成果。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观点，强调走自己的道路、坚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等许多重要思想，积累了在我们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水平十分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果断作出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确立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党和人民沿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破浪前进，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提出新世纪头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继承和发展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确立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灿烂的前景。

伟大成就与重要启示

在新时期，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风险，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伟大道路赋予我们国家和民族以强大生机。改革开放29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了重大历史性成就，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业绩。

“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二十字作为公民基本的道德规范，应是每一个公民为人处事的基本道德准则，也是高尚所孕育的基本内涵。那些从烽火中走出的英雄，那些从艰难中走出的强者，那些从平凡中走出的不平凡的人，我们深深地敬佩他们。他们是我们追求高尚的榜样，尽管我们无数次对自己说，要向他们一样把道德准则铭记于心，但我们往往因为忽略了身边发生的小事而忽略了道德。

我们杂志曾经刊登过这样一则故事。上海一所名牌大学，一场演讲即将开始。主讲人是一位已在大洋彼岸卓有建树的老学长。当他准时进入阶梯教室时，听讲MBA的青年中只有八个人准时到场，其他人一如既往姗姗来迟，以至超过预定时间二十分钟后主持人才得以宣布演讲开始。演讲非常精彩，掌声不时响起。行将结束时，老学长向主持人和全场听众要求：请允许他再延长两分钟。此时，他把准时进场的八位听讲者请上台，然后出示了自己的机票，他讲了两件事。其一，由于开讲时间的推迟，他已经延误了航班，不得不推迟了返程的时间，并且取消了在那边的两个约会；其二，有同学递条子要求讲一讲读MBA如何“入门”。他说：“MBA和其他所有现代学科的‘门’就建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请向这八位同学学习，更加信守‘时间合约’，努力使自己今后的每一次约会都能够准时进行，你就进入了现代工商管理之‘门’！”

老学长最后的演讲，在MBA学子中掀起了很大的波澜。“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诚信之重，重于九鼎，重于千金，重于五岳。古今中外，多少有为之士为了一个许诺，将生死置之度外。而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始终铭记在党旗下曾许下的誓言，这也是对“诚信”二字最基本也最深刻的理解。

那么，何为诚信呢？“诚信”的基本内容是诚实、信用、信任，即诚恳待人，以信用取信于人，同时信任他人。中国是礼仪之邦，“诚信”是世代相传的一种优良传统。两千多年前，先圣孔子在《论语》一书中提到“信”的地方有15处之多。他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假如不守信用，那就不晓得他今后还会有什么作为。他还说“民无信不立”，把诚信提到关乎国家兴亡、社会兴衰的地位上。

但如今，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诚信传统的国度，正面临着严峻的诚信危机。市场上，假冒伪劣猖獗。财务方面，虚帐假帐、拖欠赖逃盛行。“三角债问题”困绕着全国金融，银行贷款无法回收，只好求助于保险，甚至不敢发放贷款。一些企业商家通过财务欺诈，发现不讲信用可以带来“利润”，但这种短期行为最终害人害己，给国家、社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在发达国家，虽然他们的信用体系比我们完善得多，但是仍然难以逃避诚信危机。安然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的造假丑闻使今年美国经济损失达370—420亿美元。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是目前世界上最成熟、最发达的经济体系之一，尚且发生几百亿美元的资产流失。那么中国，用仅仅数十年的时间，发展一个没有先例可循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缺失诚信，若发生如此巨大的资产流失，我们能承受吗？

我国农村在20多年前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大大解放了农民的生产力，对扭转我国粮食供应严重紧张的局面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继续前进，这个体制的弊端也开始逐渐表露出来。

其一，家庭承包制的实行导致农田耕地急剧减少，国家和农民都经受着失地之痛。由于公权力机关往往不珍惜土地，在公共事务中过度使用土地；而资本更是大力圈占土地；同时，农民用盖房子、扩大宅基地等意图保住对土地的占有权。这样一来，中国本来就不多的土地在各种形式的占用中日益减少。

其二，家庭承包制也不能激励农民对农业生产实行长期投入。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不准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合同，但“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的现象仍很普遍。

其三，家庭承包制不仅制约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制约着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一方面，农民不能用自己的土地财产权换取进入城市的生存手段。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的规模经营往往要靠强制，导致依靠农民间的土地财产权转让来形成土地规模经营的交易成本很高。

够了！单这几条理由，也足以让我们必须考虑改革农村土地制。

面对这样的困境，“让农民退回到时代”的主张也就堂而皇之地摆到了桌面上。笔者丝毫不担心决策者会采纳这种主张，这种主张只不过是某些人制造噱头、玩弄标新立异的学术游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