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合法性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执政合法性；历史启迪

[论文摘要]确保执政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党确保执政地位都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为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艰辛探索，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关于执政合法性的探索及其失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巩固的执政地位。

一、对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艰辛探索

(一)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视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

通过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对此深以为然：“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因而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党的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并对危害党的执政基础的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以及官僚主义问题进行了重点强调。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我们就应该利用这种权力来为人民谋利益，而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则极大地损害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因而对于党内出现的这种情况，给予了毫不留情的处理，1952年亲笔批示枪决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明证。

一、对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艰辛探索

(一)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视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

通过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对此深以为然：“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因而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党的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并对危害党的执政基础的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以及官僚主义问题进行了重点强调。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我们就应该利用这种权力来为人民谋利益，而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则极大地损害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因而对于党内出现的这种情况，给予了毫不留情的处理，1952年亲笔批示枪决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明证。

官僚主义是党脱离群众的重要表现，也会极大地破坏党的执政基础。建国以后，针对执政党最容易犯的这一脱离群众的问题，在1951年给各级各地党组下达指示，要求他们重视人民来信：“不要采取掉以轻心置之不理的官僚主义态度[2]。”1955年他再次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的党和政府，不但在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凡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其违法情形严重者必须给以法律的制裁，如是党员必须执行党纪[3]。”此后他又多次强调，“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4]。”

(二)重视执政主体的自身建设，在强调坚持“两个务必”的同时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摘要：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是现代社会政党政治的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的执政党，也一直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建设的问题。“三个代表”是新时期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的伟大成果。这一成果既体现了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时代性特点，又体现了党作为执政党对自己执政任务的全面思考，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维。它是党的宗旨的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是党执政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是执政合法性要求的系统性与开放性的统一。

关键词：“三个代表”；执政合法性；辩证性

政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是现代社会政党政治的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的执政党，也一直面临着政治合法性建设的问题。历史的合法性不能代替现实的合法性，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新情况，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三个代表”就是新时期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的伟大成果。这一成果既体现了党执政合法性建设的时代性特点，又体现了党作为执政党对自己执政任务的全面思考，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维。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党的宗旨继承性与发展性的辩证统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对党执政的历史条件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是经过革命取得执政党地位的，建国以后，党由一个革命的政党变成了执政党，任务由革命战争年代的救亡图存、夺取政权，变成了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所处的环境由封闭转向开放，社会文化由单一趋向多元，人们比较的尺度由单纯的纵向比较转向纵向和横向的比较。面对执政合法性基础结构的变化，党开始思考，当代的政治合法性资源有什么特点？党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才能获得执政的合法性？面对党将长期执政的现实，党如何才能获得长期的执政合法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何在历史条件发生变化了的情况下，实现党的宗旨？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三个代表”的提出。

三个代表是对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继承和发展，为党的宗旨赋予了时代的特点，适应时代的要求，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党的宗旨，使党的宗旨能够在新的时代历史条件下得以实现，因此使党的宗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进一步发扬光大。

[论文关键词]；执政合法性；历史启迪

[论文摘要]确保执政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党确保执政地位都必须认真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为确保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做出了艰辛探索，为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做出了巨大贡献。对关于执政合法性的探索及其失误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总结其经验教训，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时期进一步巩固的执政地位。

一、对执政合法性问题的艰辛探索

(一)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视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问题

通过人民战争夺取政权的对此深以为然：“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工人阶级给的，是贫下中农给的，是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广大劳动群众给的[1]。”因而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党的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并对危害党的执政基础的滥用权力、贪污腐败以及官僚主义问题进行了重点强调。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给的，那我们就应该利用这种权力来为人民谋利益，而决不允许以权谋私。滥用权力、贪污腐败则极大地损害了党的执政合法性建设，因而对于党内出现的这种情况，给予了毫不留情的处理，1952年亲笔批示枪决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型明证。

[内容提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实际上，邓小平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意识形态转型、领导权威重构等多方面探索了我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并取得极大成功。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的功绩，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但是，十年，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如何实现党执政的合法性转型，达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的继续发展，邓小平做出了全方位的思索与探索。

一、转换执政绩效观念：实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

“‘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①]邓小平总结以前的历史教训，指出“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②]因此，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③]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④]“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得，不开放也不行。过去二十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下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归”于十年“”，这个灾难的认识太深刻了。”[⑤]“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⑥]

执政的合法性，其实就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与拥护。邓小平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他认为，“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⑦]“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⑧]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是对的。如果“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⑨]“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⑩]在9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⑪]“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经济发展是政治稳定的根本基础。

[内容提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包含了丰富的政治合法性思想。实际上，邓小平从党的工作重心转移、意识形态转型、领导权威重构等多方面探索了我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型，并取得极大成功。

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的胜利，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的功绩，赢得了人民的支持与拥护。但是，十年，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如何实现党执政的合法性转型，达到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和国家的继续发展，邓小平做出了全方位的思索与探索。

一、转换执政绩效观念：实现党的工作中心转移

“‘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国吃了苦头。”[①]邓小平总结以前的历史教训，指出“中国吃苦头不只这十年，这以前，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我们就犯了“左”的错误。总的来说，就是对外封闭，对内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②]因此，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各方面的改革。”邓小平强调，“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③]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④]“坚持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就要肯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摆脱贫穷，使国家富强起来，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生产力，就要实行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不改革不得，不开放也不行。过去二十年的封闭状况必须改变。我们实行改革下放政策，大家意见都是一致的，这一点要归“归”于十年“”，这个灾难的认识太深刻了。”[⑤]“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人民高兴，我们也有信心。”[⑥]

执政的合法性，其实就是人民对执政党的支持与拥护。邓小平牢牢地把握住这一点。他认为，“现行政策对不对，对国家来说对不对，对人民来说对不对，人民的日子是不是逐步好过一些。我相信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现行政策只要一变，人民生活肯定会下降。如果人民认为现行政策是正确的，谁要改变现行政策，谁就要被打倒。”[⑦]“人民有自己的亲身经历，眼睛是雪亮的。过去吃不饱，穿不暖，现在不仅吃饱穿暖，而且有现代化生活用品，人民是高兴的。既然如此，我们的政策还能不稳定？政策稳定反映了党的稳定。”[⑧]

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是对的。如果“不搞改革开放，就呜呼哉了，哪里能有现在的中国？”[⑨]“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特别是最近十年。是真好，不是假好。对改革开放，人民是拥护的，人民看到中国是大有希望的。”[⑩]在90年代初，邓小平就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消，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发展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⑪]“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经济发展是政治稳定的根本基础。

摘要：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20世纪70年代末，意识形态中心型的合法性出现危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合法性基础由以意识形态为中心转移到以经济绩效为中心上来，成功地实现了合法性的第一次转型。当前，经济绩效主导的执政合法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创新执政合法性，实现执政合法性的第二次转型是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执政能力

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是加强执政合法性建设。要提高执政能力，执政党需要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及时变革合法性的基础，推动执政合法性向现代合法性的转型。本文拟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转型的趋向及其途径作粗浅的分析。

一、第一次合法性的转型：从意识形态中心型向经济绩效中心型的转变

合法性是指民众对现存政治统治的信任、支持和认同。一个执政党是否拥有合法性，就看它是否得到人民的拥护及其程度如何。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人民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答应不答应”。合法性被看作是有效统治和政治稳定的基础，只有当执政党获得人民自愿的拥护时，其统治才更有效力，才更能保持政局的稳定。反之，执政党的号召和动员能力就会被削弱甚至失效，最终会导致政治动荡、政权丧失。因此，“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得以确立。此后，中国共产党为巩固自己的执政合法性地位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

大致说来，改革开放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以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前，中国共产党主要凭借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来培育民众的认同感以凝聚人心，从而控制和领导国家政治生活。”“意识形态是关于建设理想社会的总体观念和信仰系统”，它是维系一个政治系统合法性的不可缺少的资源，它所具有的价值引导功能、教育功能、社会整合功能以及规范功能，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对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情感，使社会成员产生和坚持关于合法性的信仰和信念，从而赢得社会成员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意识形态，它的人民性、革命性、真理性和先进性，决定了它具有巨大的意识形态感召力和魅力，必然会赢得众多的信仰者和广泛的认同。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领导者的必要性、必然性和合法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论证。而且，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因成功地指导中国人民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赢得了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建立了新中国而获得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国家权力相结合，上升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继续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提供支撑。中国共产党通过国家宣传机器进行马列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宣传及灌输，使社会公众逐步形成、强化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信仰、价值观、道德准则和社会心理等，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所体现的阶级内涵与价值诉求成为全社会公认的主流社会意识。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追求成了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源泉。回顾历史我们看到，建国后正是人民对党倡导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憧憬，使得党赢得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动员力。相信党能领导人民建设美好社会，过上幸福生活的信念，使人民对党的执政充满了期待，产生了对党执政的“预支性的合法性”支持。这种支持甚至在出现“”和化运动的政策性失误以及随后出现的三年经济困难局面下都未曾动摇过。为了“美好的明天”，人民群众甘愿忍受现时生活上的困难。坚信“面包会有的”、“社会主义的美好明天会到来的”信仰，使中国共产党即使在新中国的艰辛岁月里都赢得了人民的支持。总起来看，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来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信仰力是支撑执政合法性的关键因素。当然，该时期执政党的合法性来源不是唯一的，除了意识形态来源外，还有绩效（建国初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功）、个人魅力（的人格魅力）、历史传统（个人崇拜等）等来源，这些都为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赢得了合法性。但比较而言，意识形态在整个合法性基础中占了主导地位。因此，从总体上说，这个时期的合法性是意识形态中心型的。

在现代民主国家，任何执政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政党目标，都必须把合法性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苏东政变、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失败、中国台湾国民党在首次普选中失去政权，究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合法性的丧失。同样，西方政党的更替也反映于合法性的强弱状况。在我国形成利益多样化格局以后，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作为探索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的核心要素，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增强合法性理念：执政党必须关注的政治目标

1、强大的合法性基础能增强执政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强大的政治动员力是执政党把民众聚集在自己周围的重要条件。看一个执政党是否有战斗力，关键是看其有多大的政治动员力。而一个执政党要获得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首先要求广大民众对自身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产生认同。当一个政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成为民众的信仰和价值观时，民众就成为实现执政党目标的强大物质力量。相反，执政党的执政目标就难以在社会上推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在50年的多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重要原因是该党把自身的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民众的思想。如他强调“亲善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的家庭价值观，就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我们党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等，在广大人民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民众对执政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产生了认同，就与执政党有相同的认知和政治情感，无疑会增强执政党的政治动员力。

2、强大的合法性基础能使民众包容或者原谅执政党的过失。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不犯错误，关键是民众对执政党所犯错误采取的态度。如果一个执政党一犯错误，民众就借机反对，就说明该党的合法性基础极其薄弱。相反，如果一个政党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民众仍然对它包容和原谅，就说明该党的合法性基础十分强大。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合法性基础十分强大的政党。在“”十年中，我们党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人民始终支持共产党，这就是源于我们党长期的合法性积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沉淀于中国人民心中的深厚心理基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为“性丑闻”并引发政治危机，但因其经济上的成就获得了美国民众的认同，因而躲过了“总统弹劾”。与此相反，苏共在“8·19事变”之后立即垮台，主要是因为其合法性基础十分薄弱，民众对它长期所犯的错误已经没有包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执政党不会因为一些失误而垮台。民众对犯错误党的包容，给执政党改正错误、继续前进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因此，一个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注意合法性积累，不断追加合法性资源。任何执政党的失败，都是在合法性资源消耗贻尽之后发生的。

3、强大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推进政党事业的顺利发展。推进一个政党的事业可以有两种力量，即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力量和依靠社会认同而产生的自觉服从的力量。强制性力量虽然也能推进党的事业，但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服从是逼迫的，而处于被迫状态的人们始终会寻找机会摆脱这种状态。事实上，暴力掩盖下的稳定是整个社会用沉默的方式进行反抗。民众在被迫状态下，执政党实践政党目标的摩擦力会逐渐增强，因而所支出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为了使民众服从执政党的意志，执政党需要花费过多的精力广泛动员，需要很多的人力进行管理和监督，需要更多的财力实施政策方案。苏共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外在的强制力量，伤害了不少民众的身心，也为日后民众的背叛埋下了隐患。强大的合法性基础保证了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能有效降低执政成本。实践证明，一个政党的合法性越强，实施执政的政策越顺利，实施政策的阻力越少，反之相反。政党在失去合法性基础的时候，即便是一个有利于民众利益的政策，也可能得不到民众的支持。

二、构建合法性基础：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唯一途径

依法执政是党的十六大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进一步明确的“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是指党依照法律进入国家政权并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且依照法律从事对全体社会成员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国家政务活动。其中执政是党的代表进入国家政权，并通过国家政权这个中介从事政务活动；依法则是指进入国家政权是人民依照宪法和选举法进行的选择，执政党的代表们从事的政务活动是依照反映人民意志的宪法和法律来进行的。提出“依法执政”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党从治国方略的高度，从法治的层面上解决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问题的重大举措。要实现依法执政，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笔者认为，当前落实依法执政的艰巨之处，首先在于能否摒弃传统的“领导”习惯，建立起符合法治要求的“执政”观念。

我国法治建设模式不同于西方，西方国家是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而我国则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自觉型的。因此在我国，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观念的形成，不仅可以规范自己的执政行为，形成文明的政治过程和政治习惯，而且还可以带动全民族法治意识的提高，促进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依法执政观念应该说是一种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不同的观念其地位是不同。有的观念处于基础地位，有的则不然。笔者认为，要树立全党的依法执政观念，提高依法执政水平，首先必须确立一些基础的观念，只有树立、增强了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才可能全面提高执政党的依法执政观念。笔者认为，依法执政的基础观念包括以下相互关联几个方面：

一、执政观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就具有了一身兼二任的地位：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但是，二者有着重要的区别：在获取途径上，党的领导是党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己的理想和主义、通过自己的组织和党员无私的工作获得人民依赖和拥护，使人民自愿地跟随党前进，从而形成的一种事实关系；而党执政则是党的代表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这种主导地位是通过法律程序――选举――获得的。因此，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法律关系。在法律效力上，党的领导是党将自己的大政方针、政策或者关于社会某些具体事物的看法、主张，通过宣传的方式让人民群众了解，通过说服的方式让人民群众接受，而不具有对人民群众的法律约束力；而执政则是以国家的名义，通过行使国家权力的方式从事处理社会事务的行为，这种行为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法定的约束力和强制力。从所涉及的事项范围上，党的执政主要限于国家政务，包括政权工作、行政工作和司法工作，反映的是政党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而领导则不仅包括在政治上领导政权，还包括领导人民群众、人民团体、派、企事业单位以及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其领导活动涉及到了国家政务活动和全部的社会活动。

长期以来，我们混淆了二者的区别，认为“领导就是执政”，这种认识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不良后果：一是以执政的方式领导整个社会生活，以为自己是执政党，就可以运用国家强制力在任何范围内发号施令，不注意通过倡导科学的政治理想吸引人，通过治国纲领、路线、政策所体现的人民意志与利益引导人，通过组织和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牺牲的奋斗精神感召人，放松了对自身思想的改造和体制的创新。二是以领导的方式处理党与政权机关的关系。以为自己是领导党，就可以不通过法定程序直接指挥，甚至取代国家政权机关，以党的政策取代国家法律，导致国家法律虚无、政权机关虚置，迟滞了中国法治化的进程，最终将自己放在了社会矛盾的焦点上。

在现代民主国家，任何执政党要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政党目标，都必须把合法性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苏东政变、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的失败、中国台湾国民党在首次普选中失去政权，究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合法性的丧失。同样，西方政党的更替也反映于合法性的强弱状况。在我国形成利益多样化格局以后，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作为探索执政规律、提高执政能力的核心要素，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一、增强合法性理念：执政党必须关注的政治目标

1、强大的合法性基础能增强执政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力。强大的政治动员力是执政党把民众聚集在自己周围的重要条件。看一个执政党是否有战斗力，关键是看其有多大的政治动员力。而一个执政党要获得强大的政治动员力，首先要求广大民众对自身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产生认同。当一个政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成为民众的信仰和价值观时，民众就成为实现执政党目标的强大物质力量。相反，执政党的执政目标就难以在社会上推行。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之所以能在50年的多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重要原因是该党把自身的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民众的思想。如他强调“亲善关怀、互敬互重、孝顺尊长、忠诚承诺、和谐沟通”的家庭价值观，就受到了民众的广泛认同。我们党现在倡导的“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等等，在广大人民中就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民众对执政党的政治信仰和价值观产生了认同，就与执政党有相同的认知和政治情感，无疑会增强执政党的政治动员力。

2、强大的合法性基础能使民众包容或者原谅执政党的过失。在现代政党政治中，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党不犯错误，关键是民众对执政党所犯错误采取的态度。如果一个执政党一犯错误，民众就借机反对，就说明该党的合法性基础极其薄弱。相反，如果一个政党犯了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民众仍然对它包容和原谅，就说明该党的合法性基础十分强大。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合法性基础十分强大的政党。在“”十年中，我们党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人民始终支持共产党，这就是源于我们党长期的合法性积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沉淀于中国人民心中的深厚心理基础。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因为“性丑闻”并引发政治危机，但因其经济上的成就获得了美国民众的认同，因而躲过了“总统弹劾”。与此相反，苏共在“8·19事变”之后立即垮台，主要是因为其合法性基础十分薄弱，民众对它长期所犯的错误已经没有包容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具有强大合法性的执政党不会因为一些失误而垮台。民众对犯错误党的包容，给执政党改正错误、继续前进提供了新的空间和回旋的余地。因此，一个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必须在日常政治生活中注意合法性积累，不断追加合法性资源。任何执政党的失败，都是在合法性资源消耗贻尽之后发生的。

3、强大的合法性基础有助于推进政党事业的顺利发展。推进一个政党的事业可以有两种力量，即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力量和依靠社会认同而产生的自觉服从的力量。强制性力量虽然也能推进党的事业，但所付出的社会成本太高。以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服从是逼迫的，而处于被迫状态的人们始终会寻找机会摆脱这种状态。事实上，暴力掩盖下的稳定是整个社会用沉默的方式进行反抗。民众在被迫状态下，执政党实践政党目标的摩擦力会逐渐增强，因而所支出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为了使民众服从执政党的意志，执政党需要花费过多的精力广泛动员，需要很多的人力进行管理和监督，需要更多的财力实施政策方案。苏共的经济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运用外在的强制力量，伤害了不少民众的身心，也为日后民众的背叛埋下了隐患。强大的合法性基础保证了民众对执政党的支持，能有效降低执政成本。实践证明，一个政党的合法性越强，实施执政的政策越顺利，实施政策的阻力越少，反之相反。政党在失去合法性基础的时候，即便是一个有利于民众利益的政策，也可能得不到民众的支持。

二、构建合法性基础：执政党巩固执政地位的唯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