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方式范文10篇

党的执政方式创新是政党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在社会变革和不断开放的环境之中，党的执政环境、工作重心、领导对象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执政方式需要根据新的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

一、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必要性

执政方式反映的是执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指政党控制、驾驭国家公共权力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和方法。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建国后受到战争年代执政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加上长期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党实行了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种执政方式对于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建立初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我们党执政的条件变了，任务变了，执政方式也要改变。

1.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向党政分开的执政方式转变。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不通过国家政权，直接通过政党组织来行使国家的政治权力，这种方式往往是革命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为了加强革命党的凝聚力和加强革命党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而实行的。革命成功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时候，往往也采用这种方式，例如时期，党政军高度合一，往往以党代政，执政党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党政不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有国家政权机关，但是执政党居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形成执政党决策、国家政权机关执行的体制，这种体制下，宪法对国家政权机关的规范难以对执政党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约束，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不足，宪政秩序下的国家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失效，容易形成绝对权力，从而产生许多弊端。党政分开的执政方式不仅是指执政党的机构设置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设置要分开，更重要的是执政党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行使权力，通过执政党的党员在国家机关中担任职务的方式来控制政权。“从各国政党、政治的常态来看，执政党执掌政权基本上采用党的领导人通过选举这一法定程序直接担任政府领导人这种形式，这样就避免了出现党政两个权力系统彼此掣肘和相互消耗的弊端”。(何增科：《政党的转型和现代化》，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3年第3期)

2.人治型执政方式向法治型执政方式的转型。在人治型的执政方式下，执政党习惯于用政策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政策的随意性很大，往往因政党领袖的变化而变化，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出现执政党领袖的个人崇拜；执政党在管理社会事务的时候，往往用政策来代替法律，使得法律权威不足，法治型的执政方式不仅要求执政党依据法律来行使管理权，而且要求执政党本身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人治型执政方式向法治型执政方式的转变反映了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变。共产党是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党的革命纲领及其领袖的个人魅力起了重要的作用，执政以后，原有的革命党领袖的个人魅力逐渐消退，执政党要想保持其执政地位，必须在民主程序上构建合法性基础，在法治的秩序下维持执政地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表明了党要朝着法治型的执政方式转变。

3.无限型执政方式向有限型执政方式的转型。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限政治，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政治权力都是有限的，包括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公共权力只能干涉公共领域，不能侵犯私人领域。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职能是无限的，由于党政不分，导致执政党也无所不管，计划经济是与执政党的全面干预相联系的，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很难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中国共产党从1982年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就开始规范执政党的权力，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提出不能以党代政，但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至于执政党如何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执政党对政权机关的控制权限，执政党与政权机关的权限划分和协调，则缺乏具体的规定，往往使执政党对政权的控制难以受到相应的约束。从无限型执政方式向有限型执政方式转变就是要规范执政党与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使执政党的执政权受到法律的规范，执政权处于有限状态。建立现代有限政治，既能够保证执政党执掌政权，又能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制度上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

----论党依法执政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这是我们党全面总结半个多世纪以来执政的历史经验，积极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客观需要，主动应对经济全球化和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所提出的战略性论断，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从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到十六大提出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再到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这既反映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治国执政思路一以贯之的理论探索，更反映了我们党对治国执政方式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

一、党依法执政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党的十六大深刻指出：“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一论断揭示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依法执政的必然性和现实性。

从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到领导人民执掌政权，是党依法执政的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废除了旧法统，确立了自己在全国的执政地位，开始了执掌政权的历史新时期。党如何从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革命党迅速转变为执政党，把执政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建立在规范、稳定、有序的基础之上，需要进行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在这方面，我们党曾有过指导思想上的严重失误，“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导致党内民主、人民民主遭受破坏，直至最终发生十年动乱。邓小平同志深刻总结了这段历史，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进一步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同上，第333页）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辟论断，把法治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开辟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新时期，从而使党依法执政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性选择。

从在封闭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党依法执政的时代要求。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必然要求民主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要求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就是大力推进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的过程。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关键，是党必须依法执政。当前，我国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都正处在攻坚阶段，迫切需要我们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法制建设规律的要求，坚持和实行依法执政，不断提高党依法领导和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它是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创新，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的必然选择。一个政党选择什么样的执政方式，是由这个政党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面对执政条件的深刻变化，面对国际环境的严峻挑战，我们党必须用时展的要求审视自己，以改革的精神加强自身建设，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与时俱进。明确提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基本方式，这是党坚持与时俱进，保持先进性，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制度创新。

法治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与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依法治国方略必然要求依法执政，从而建立起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执政机制。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对党的执政活动的必然要求，它有利于贯彻党的主张，体现人民的意愿，从制度和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对于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依法执政还能够有效地保证立法机关依法立法、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司法机关司法公正，有助于在整个国家形成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依法司法、依法办事的政治文明生态，形成全社会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的文化氛围。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依法执政，实现党的执政方式的变革，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首先，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法治的基本含义，是法律主治，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政治权力的规制，是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其基本精神是法律的权威性和至高无上性。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反映了全体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党的主张、人民的意愿和国家意志的有机统一和充分体现，具有无可置疑的社会公正性和历史合理性。同志指出：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我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根本任务和国家生活中最重要的原则，具有最大的权威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法执政，意味着宪法和法律的权威高于一切，人民的意志高于一切，执政党的行为依据和活动空间都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范，党的一切组织、一切成员、一切活动，都必须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而不得谋求宪法和法律之外的任何特权。因此，各级党组织、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应认真学习宪法和法律，维护宪法和法律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观念，带头学法、懂法、用法，提高法律修养，在实际工作中通过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来维护党的权威，不断提高依法授权、依法用权、依法监督、依法办事的能力。工作越是重要，事情越是紧急，矛盾越是突出，就越要坚持依法办事，自觉而坚定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至上性和权威性。

其次，要自觉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依法执政，一方面意味着执政具有坚实的法律根据；另一方面意味着执政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而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是法治国家对政党行为的基本要求。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也要领导人民遵守宪法和法律，党的各项活动都应该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这既是宪法的要求，同时也是党章的规定。事实上，党只有自身率先做到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有效地约束任何组织、任何团体和任何个人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在整个国家形成浓郁的法治氛围。这就要求所有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把自己置于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之下，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努力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和依法办事的能力。

第三，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依法执政的关键在于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从现实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还存在许多弊端，突出表现在缺乏制度化、规范化，许多重要关系的处理及其工作职能的分配缺乏制度和法律上的明确规定。邓小平曾深刻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和长期性。”为此，一是要建立健全党内各项法规和制度，实现党内生活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要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党政关系、党群关系，规范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组织形式、党的选举制度、监督制度、各级党委会的工作规则等，合理划分执政党各级组织的职能，明确工作程序和要求，明晰执政活动的责任归属，使党的执政资源的各要素实现有效配置，从而在法律层面上建立起党的领导制度、执政体制和运行机制。二是要完善权力运行机制，规范党的活动。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群众监督，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三位一体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使各级党组织和党的领导干部做到依法授权、依法用权、依法监督，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发展，使党的工作充满生机与活力。

党的*强调，“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这是我们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新认识新要求。

一、不断提高对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认识

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实行领导、执政掌权的体制、机制、手段、方法的总称。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我们党半个多世纪执政的经验总结，是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党在新世纪新阶段正确应对严峻挑战、顺利完成历史使命的客观需要。我们党要抓住本世纪头20年加快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追赶中实现跨越发展，就必须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改革完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科学判断形势，认识和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创新体制和机制，改进方式和方法，提高素质和本领，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执政有机统一起来。

二、把科学执政作为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本前提

科学执政是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基本前提。坚持科学执政，必须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以科学的思想为指导、以科学的制度为保障、以科学的方法为手段，为科学执政提供理论基础。

加强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的理论是领导者执政的金钥匙。重视理论建设，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经验。要始终高举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同时要密切联系实际、学以致用，把科学理论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提高用新理论谋划发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内容提要：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是执政党建设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新形势必须解决的重大实践问题。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的重要体现，党的领导是否有效，关系党的执政安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有其必然性：它是迎接WTO挑战的需要，党执政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惨痛教训的深刻反思，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

关键词：共产党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必然性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问题，是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重大新课题，也是我们党要着重研究的重大理论课题。所谓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指党对国家机构、社会组织进行组织、领导和管理的一种制度、体制、机制及具体方式、方法。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是党的领导水平、执政水平的重要体现，决定着执政党的兴衰存亡。其基本问题就是正确处理党与权（国家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党与民（人民民主权利）、党与党（派）、党与经（经济组织）、党与法等的关系。核心是党怎样实行领导，使党的领导更加符合党的执政规律，党的工作充满活力，以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实质是科学有效地实现党的领导，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党的领导是否有效、执政效能能否充分发挥，直接关系到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国家政权的坚持和巩固以及人民权力、权利的实现、保障。

同志指出：“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方式、方法，也必须相应地改变或改进。”“一定要准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搏，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因此，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有其必然性。

一、迎接WTO挑战的需要

》）[摘要]党的执政方式需要从党政不分向党政分开转变，从人治型向法治型转变，从无限型向有限型转变。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途径有：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关键词]政治文明；执政党；执政方式

党的执政方式创新是政党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在社会变革和不断开放的环境之中，党的执政环境、工作重心、领导对象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执政方式需要根据新的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

一、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必要性

执政方式反映的是执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指政党控制、驾驭国家公共权力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和方法。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建国后受到战争年代执政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加上长期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党实行了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种执政方式对于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建立初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我们党执政的条件变了，任务变了，执政方式也要改变。

1.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向党政分开的执政方式转变。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不通过国家政权，直接通过政党组织来行使国家的政治权力，这种方式往往是革命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为了加强革命党的凝聚力和加强革命党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而实行的。革命成功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时候，往往也采用这种方式，例如时期，党政军高度合一，往往以党代政，执政党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党政不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有国家政权机关，但是执政党居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形成执政党决策、国家政权机关执行的体制，这种体制下，宪法对国家政权机关的规范难以对执政党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约束，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不足，宪政秩序下的国家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失效，容易形成绝对权力，从而产生许多弊端。党政分开的执政方式不仅是指执政党的机构设置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设置要分开，更重要的是执政党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行使权力，通过执政党的党员在国家机关中担任职务的方式来控制政权。“从各国政党、政治的常态来看，执政党执掌政权基本上采用党的领导人通过选举这一法定程序直接担任政府领导人这种形式，这样就避免了出现党政两个权力系统彼此掣肘和相互消耗的弊端”。(何增科：《政党的转型和现代化》，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3年第3期)

党的执政方式创新是政党现代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关键，是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问题。在社会变革和不断开放的环境之中，党的执政环境、工作重心、领导对象和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党的执政方式需要根据新的要求做出相应的调整和创新。

一、创新党的执政方式的必要性

执政方式反映的是执政党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是指政党控制、驾驭国家公共权力的体制、机制、途径、手段和方法。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建国后受到战争年代执政方式的影响和制约，加上长期实行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我们党实行了党政不分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种执政方式对于保障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新中国建立初期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展开大规模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我们党执政的条件变了，任务变了，执政方式也要改变。

1.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向党政分开的执政方式转变。党政不分的执政方式是指执政党不通过国家政权，直接通过政党组织来行使国家的政治权力，这种方式往往是革命党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为了加强革命党的凝聚力和加强革命党对社会资源的动员能力而实行的。革命成功以后，进行大规模的政治运动的时候，往往也采用这种方式，例如时期，党政军高度合一，往往以党代政，执政党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党政不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虽然有国家政权机关，但是执政党居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形成执政党决策、国家政权机关执行的体制，这种体制下，宪法对国家政权机关的规范难以对执政党行使公共权力进行约束，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威不足，宪政秩序下的国家权力监督约束机制失效，容易形成绝对权力，从而产生许多弊端。党政分开的执政方式不仅是指执政党的机构设置和国家政权机关的设置要分开，更重要的是执政党要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行使权力，通过执政党的党员在国家机关中担任职务的方式来控制政权。“从各国政党、政治的常态来看，执政党执掌政权基本上采用党的领导人通过选举这一法定程序直接担任政府领导人这种形式，这样就避免了出现党政两个权力系统彼此掣肘和相互消耗的弊端”。

2.人治型执政方式向法治型执政方式的转型。在人治型的执政方式下，执政党习惯于用政策来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政策的随意性很大，往往因政党领袖的变化而变化，在特定的情况下，甚至出现执政党领袖的个人崇拜；执政党在管理社会事务的时候，往往用政策来代替法律，使得法律权威不足，法治型的执政方式不仅要求执政党依据法律来行使管理权，而且要求执政党本身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人治型执政方式向法治型执政方式的转变反映了执政党执政合法性的转变。共产党是依靠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党的革命纲领及其领袖的个人魅力起了重要的作用，执政以后，原有的革命党领袖的个人魅力逐渐消退，执政党要想保持其执政地位，必须在民主程序上构建合法性基础，在法治的秩序下维持执政地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表明了党要朝着法治型的执政方式转变。

3.无限型执政方式向有限型执政方式的转型。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有限政治，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政治权力都是有限的，包括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公共权力只能干涉公共领域，不能侵犯私人领域。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的职能是无限的，由于党政不分，导致执政党也无所不管，计划经济是与执政党的全面干预相联系的，政府和执政党的权力很难受到法律的约束和规范。中国共产党从1982年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就开始规范执政党的权力，提出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1987年党的十三大又提出不能以党代政，但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至于执政党如何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执政党对政权机关的控制权限，执政党与政权机关的权限划分和协调，则缺乏具体的规定，往往使执政党对政权的控制难以受到相应的约束。从无限型执政方式向有限型执政方式转变就是要规范执政党与政权机关之间的关系，使执政党的执政权受到法律的规范，执政权处于有限状态。建立现代有限政治，既能够保证执政党执掌政权，又能够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从制度上防止类似“”的事情发生。

从1996年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到十六大报告提出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再到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依法执政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这既反映了我们党在新的条件下对治国执政思路一以贯之的探索，更反映了我们党执政方式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下面，我重点谈三个。

党提出依法执政的三大必然性

从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到领导人民执掌政权，是党依法执政的历史选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了“”的沉痛教训，明确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庄严宣誓把法治的地位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构成了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开辟了我国法治建设的新，从而使党依法执政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性选择。

从在封闭条件下实行计划到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市场经济，是党依法执政的现实基础。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法治经济。十多年来，我们建立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也就是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依法治国方略都处在攻坚阶段，迫切需要我们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治建设规律的要求，坚持和实行依法执政。

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领导，是党依法执政的体制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党实行的是一元化领导模式。应当说，这种模式对我们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巩固政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进入和平建设时期，继续实行这种模式，就很容易使党处于包办一切、领导一切、决定一切、管理一切的地位，从而直接导致各级政权组织的功能难以发挥，社会处于消极服从、整齐划一、缺乏自主性和生机活力的状态，甚至会导致党的领导权集中在个人手中。改革开放以后，针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模式所带来的严重问题，我们党进行了党政分开模式的探索，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开始逐步向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的方向转变，这对纠正和克服党的一元化领导模式的弊端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党政分开概念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模糊，以及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地方党政关系不易协调的现象，都使得党政分开模式难以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权力界限的明确化和制度化，从而要求党政关系的规范化和法治化。依法执政方式的确立，有助于通过宪法和法律明确规定党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核心地位，明确我们党既不能置身于国家权力之外，也不会凌驾于国家权力之上，而是依照宪法和法律执掌国家政权，处于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从而既防止党的执政权力泛化，导致过于集权；又有利于防止执政权力虚化、弱化、被边缘化，造成执政权力丧失。

党依法执政的三大核心要素

摘要：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进步和法治发展形势使党的执政方式转变成为必然。对政治权力运行模式进行规范和法治目标的实现使得在执政方式转变中发挥宪法的关键作用成为必然。执政党要取得社会认同，扩大和巩固执政基础，就必须要树立宪法意识在宪法范围内活动，保证宪法权威作用的发挥。

关键词：宪政宪法执政方式

执政方式的转变，是党面临的一项重大历史课题，其成功与否将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命运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存亡。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全局性作用。”本文试图阐明这样三个问题，即为什么要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宪法在执政方式转变中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以及为什么宪法能在其中发挥作用。

一、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的社会基础

党的执政方式转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建国初，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但其物质生活条件，社会生产力状况，社会阶级结构，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建国前相比并未发生大的变化。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政治上高度集权，社会结构仍以工人、农民阶级为主，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一元化社会。因此，用革命党的方式领导全国搞建设暂时还行得通，执政方式的转变虽偶尔提及，但并不显得迫切。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计划经济为市场经济所取代，生产力高速发展，新的社会阶层大量出现并掌握数额巨大的社会财富，政治民主化进程大大推进，法治国家目标的锁定，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以革命思维为指导的执政方式已显得不合时宜了，转变党的执政方式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十年“”也从反面证明，混淆革命党与执政党的地位和作用，以革命的思维搞建设必将导致社会停滞不前，甚至给国家带来严重灾难。执政党与革命党相比有许多不同特点。第一，其阶级基础和价值目标发生了变化。在革命时期，革命党是以某个阶级为基础，其存在的价值和目标在于推翻现存统治，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而在执政时期，执政党所代表的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全民的利益，其追求的价值目标是维持现有秩序，促进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第二，由于阶级基础和价值目标的不同，执政党与革命党采取的手段和方式也不相同。在革命时期，革命党多采取较激进的手段。即使联合某一个或某几个阶级，其目的也是为了打倒与自己对立的阶级；而执政时期则要强调阶级调和，要尽可能地对各种政治力量进行整合，强调各阶级间的合作乃至全社会的合作，以促进社会最大程度的发展。所以，“在社会环境、历史任务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党必须自觉进行改革。从习惯于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的党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己任的党，从计划经济条件下运作的党转变到市场经济条件下运作的党，从‘人治’环境中运行的党转变到法治环境下运行的党，从习惯于集权体制的党转变到民主制为基础的党，无疑都是巨大的转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切自我革命。”嘲社会现实的深刻变化使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成为必然。

二、宪法在党的执政方式转变中的作用

(一)从民主政治在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应该把民主执政作为推进党执政方式改革和完善的逻辑起点

对于执政党来说，究竟用什么方式、方法来执政才能更多地减少执政成本，更好地巩固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呢?通观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历程以及中外国家政权更替的经验，可以看出，民主执政，即用民主的方式、方法，坚持民主政治的制度、体制来执政，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执政党来说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对于中国这个具有两千多年封建历史、经济文化又比较落后的国家，对于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一党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大党老党来说，则更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关注的重大历史性课题。坚持民主执政，就是坚持民主政治的制度。作为制度的民主，“一直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一个理想、一个目标。特别是在今天，民主已经越来越成为人类生活的一个最基本的组成部分，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进步的最基本的尺度”，它是“我们全人类共同的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它也是“和谐社会得以长期维持与维护的根本保证，是和谐社会的努力方向与理想目标”。纵观世界历史尤其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可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循环于治乱兴衰之中，历代王朝都没有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即便是近代中国的国民党、二战时期盛极一时的德意日军国主义也都没有逃出“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命运。究其原因，从制度的设计来看，它们之所以会有“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命运，是因为它们实行的都是专制而非民主。因为在一个专制而非民主的社会里，总是由少数人来“治国理政”，少数人的“治国理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的高度集中，造成专制、非民主等违反广大人民意愿的诸多弊端；违反了广大人民的意愿，“治国理政”的少数人也就不可能永恒持久地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认可和拥护；由于人民才是社会变革、发展的真正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认可和拥护，这一少数人“治国理政”模式的崩溃也就成为必然。

民主执政、民主政治则不然，它是“‘人民的权力’或‘多数人的统治’”。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和现实中所有真正的民主体制基本上都是稳固和强大的，能够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因为它是以人民为执政的根基；而非民主体制通常都是脆弱的，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地动山摇”甚至是土崩瓦解。苏东剧变，原因尽管是多方面的，但没有民主的健康发展，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也表明，在‘家长制’和‘一言堂’大行其道的时候，党和国家的事业就遭到了极为严重的危害；相反，当民主的精神得到发扬的时候也是党和国家的事业最为兴旺发达的时候。”

中外各国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反复证明，坚持民主执政、民主政治的制度，各种社会矛盾在它刚刚萌生的时候就可以得到有效的化解，国家就能保持长治久安；凡是在民主政治深深扎根的地方，所谓的政变、起义、暴动等暴力行为就会销声匿迹，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社会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水火不容而是相容共生，至少不会发生你死我活的“革命”。

以前我们一直有个误解，总认为民主、民主政治是资本主义所专有，一谈民主、民主政治，似乎就背离了社会主义，就是搞资本主义，搞所谓的“三权分立”，搞多党制、两党制，等等。其实并非如此。民主同样是社会主义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民主政治只是治国理政诸多方式中的一种，虽然它也存在不少弊端和不足，并非尽善尽美，但是，不能否认，与其他治国理政的方式相比，它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治理的最佳方式，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最高成就，是确保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最有效的稳定器，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坚持民主政治并非一定要搞资本主义的那套“三权分立”，搞多党制、两党制。“三权分立”，多党制、两党制等等，也只是民主政治的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形式。坚持民主执政，实行民主政治的制度，一定的形式固然重要，但关键是要抓住民主政治的实质和核心。民主政治的实质和核心在于主权在民，在于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能够当家作主，其表现形式就是人民有权利自觉自愿地选择能代表自己行使权力的代表和具体的领导者、执政者、管理者，并对其实施充分有效的监督，这才是民主政治的真谛和精神实质。只有把握住了这一点，至于采取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只要这一形式符合自己的国情，都是合适的。坚持民主政治，实行民主执政并不是什么赶潮流、赶时髦，而是因为与其他治国理政的方式相比，民主执政、民主政治确实有其无可比拟的优点和良好的效果。毫不夸张地说，能否坚持民主执政，是衡量一个政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高低以及其能否适应浩浩荡荡的世界政治文明之潮流的试金石，更重要的是，它是确保跳出“历史周期率”现象的关键之所在。因为没有民主政治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国家权力就会从人民手中滑落，并蜕变为少数人用以统治人民的工具；没有民主政治的保障，权威就必然同权力划等号，社会主义建设也就不可避免地走上歧路。只有“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