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体制范文10篇

如何将股份制的董事会领导下的负责制、监事会的监督约束与企业经理的中心地位、企业党组织的核心作用、职工代表大会的民主管理等有机结合，又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增强股份制企业内部的凝聚力和自我约束能力，武汉粮油食品贸易中心(以下简称“粮贸中心”)在几年的实践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现将我们调查的情况介绍如下:

一、具体做法

粮贸中心是1984年底由湖北省、武汉市粮食部门的倡议，得到部分省、市粮食部门赞同，经商业部批准，联合组织的全国粮食行业中最早的一家股份制企业。投资入股的单位由创建初期的6个省区的36家企业发展到目前的15个省、区、计划单列市的63家企业，拥有股金1486万元，股东大会为粮贸中心非常设的最高权力机构，董事会为股东大会的执行机构。粮贸中心在董事会的领导下，实行经理负责制。现有职工570人。1987年3月，武汉市委、市政府按照股份制企业的特征和企业的具体情况对粮贸中心实行间接管理:粮贸中心行政关系归口市商委实行行业管理(1989年调整为市粮食局管理);党群关系娜归到所在地的江岸区委实行属地领导管理。企业可以直接向市工商、税务、银行、物资、劳动等部门办理有关事项。按照《粮贸中心简章))的规定:“经理是中心的法人代表，••…在执行党和国家政策、方针、法律、法令的前提下，行使经营自主权、机构设置权、人事选聘权、财物支配权、职工的分配奖惩权”，全面负责企业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从而确立了经理在企业的权力中心和责任中心的地位。对于经理的支持、约束也因此成为企业约束机制运行的出发点和重要内容。粮贸中心围绕经理的中心地位初步建立了企业的自我约束体系。企业党委、职工代表大会和以党委为核心的监事组，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从多层次、多角度，调动企业的多种因素，按照股份制企业的特征，实行对企敢经理和下作人员的全面约束、监督。

(一)企业党组织的政治领导、监督保证。粮贸中心组建后不久就成立了临时党组，1986年成立了企业党委。党委成立以后，积极发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围绕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履行监督、约束的职责。

1.维护企业经理的中心地位，把握企业的方向。粮贸中心的党委和经理属于两个不同的组织结构。经理由董事会聘任，经理的中心地位由《粮贸中心简章》所确立。这就要求企业党委要更善于处理关系.更加注意自己的工作方法。党委成立以后，不充当企业的领导者和决策者，尊重经理的中心地位，维护经理的权威。经理的一些重大决策主动与党委成员通报，征求意见;党委成员积极维护经理的决策，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主动琉导和政府有关部门联系的渠道，为经理的工作创造宽松的环境。党组织的监督约束不是针对经理个人，而是从大处着手，从全面出发担负维护国家、企业和职工利益的责任。党组织始终把坚持企业经营管理的社会主义方向放在首位，了解、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特别是与企业改革密切相关的重大政策、法规，及时组织党委成员(经理也属党委成员)和行政领导干部学习、贯彻，监督企业领导和工作人员认真执行党的方针、政策，遵纪守法。对此，现任经理深有感触地说:、“有了党委的把关、撑腰，有了恰如其份的监督和约束，我感到决策更加稳妥，政令更加畅通。”

2.以党委考核为基础，确保经理正确行使人事任免权。粮贸中心党委在不违反《粮贸中心简章》的前提下，运用党的组织优势，建立干部考核体系，为经理的人事任免提供良好的条件。1990年3月，粮贸中心党委制定了《关于干部管理的若干规定》，规定:粮贸中心的干部管理，原则向下管一级。各单位正、副经理，中心各室(科)正、副主任(科长)以及相当职务的行政干部，由党委推荐或总经理提名，党政领导集体研究，由行政任免，党委和行政共同管理。当党政对具体的人事任免发生分歧时，双方都采取谨慎的态度，有时采取暂缓作决定的办法，等条件成熟了再议。3.健全廉政制度，规范经营行为。党委坚持和提倡克己奉公精神，要求职工在企业创建之初举步维艰时，更要对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负责，自觉抵制和纠正业务交往中的不正之风。工98了年，粮贸中心党委制定了义关于领导干部执行党的纪律的若干规定》，1986年初，党委又建立了举报制度。这些规章的建立，促使领导干部加强了自我约束力。中心经理、副经理等因公外出，有时受到业务往来单位超标准安排住宿和购买车、船票，回来报销时，都主动自付了超标准部分。

摘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加强和完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需要完善社会三大部门的平衡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需要减少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行为，完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

关键词：和谐社会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监督与制约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指导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观点和“度”的观念。辩证观点认为，一切事物的矛盾，不但是相克的，而且是相生的。只有对抗性矛盾才是一方吃掉另一方的关系，而我国现今社会整体上是非对抗性社会，社会矛盾普遍存在相生、互利、共赢的关系。矛盾一方的存在和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的。例如要快速建设城市和工业，必须更好地建设乡村和农业；要保持东南部快速发展，必须同时大规模开发中西部；要鼓励更高效率，必须实现公平；人要更长久地利用自然资源，必须同时更好地保护和造就自然资源等等。要解决好这些矛盾，达到协调、均衡、共赢、共享，显然政府在和谐社会中的角色尤为重要。加快政府管理创新，是促进和谐社会发展的保证和关键。政府作为和谐社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发展战略上要打破单一经济建设型政府的思路，要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观点，由一个管制型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同时要充分认识和考虑不同群体和阶层的利益、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资源和制定社会行为规则，维护不同群体和阶层之间的和谐。

一、加强和完善政府公共管理职能，提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

公共管理是指那些不以营利(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旨在有效地增进与公平地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调控活动。毫无疑问，政府对社会发展负有主要责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发挥着直接提供、资金供给和监管三种作用。目前我国公共服务实现了供给主体多元化，但存在覆盖领域窄、财政供养不规范、绩效管理不严格、过度市场化又缺乏严格的监管等问题。为此，我们从以下几方面探讨提高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能力，以保证公共服务全覆盖、高效率和高质量。

第一，行政人员应转变服务理念。在政府中，很少有人用“顾客”一词。大多数行政人员根本不知道谁是他们的顾客。他们只知道为领导、上级服务，而无视那些真正的服务对象。从理论上讲，民主政府的存在就是为公民服务。今天的时代已不同于工业时代，人们对政府提供的服务产生了怀疑，试图改变一切：成立各种委员会，制定新的计划，筹集资金，自愿服务等，这无疑对政府提出了挑战。为适应这种变化，政府应把顾客放到司机位置上。因为一旦顾客上了汽车，就只能希望司机把自己送到目的地，这是被动的。如果让乘客自己开车，他们就会选择自己的路线抵达终点。

【关键词】农民增收、金融政策、社会经济链 农民收入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集中体现，是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的基石，也是事关全国综合经济整体发展的基础。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为完成好这一任务，我们从现代经济核心的金融角度，对此政策性、体制性问题进行相关研究，并提出一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一）

按支出法统计的GDP由最终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大部分组成。从1990年至2001年，我国GDP各大部分的贡献率平均比重为：最终消费占59.69%，投资占38.22%，净出口占2.08%。最终消费始终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目前，从国际上看，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美国“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后，全球金融经济形势动荡不安，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来越大，净出口已遭遇到严峻的挑战。一是净出口占全球净出口总额较小，且增幅减缓。2002年尽管自己与自己比出口增幅较大，但扣除加工贸易后真正的商品净出口只占全球出口总额的2%。2003年1至9月进口增幅高于出口增幅6.2个百分点，进出口贸易顺差仅为91.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54.3%。二是一些国家和地区采取以反倾销为主的贸易手段，抑制我国产品出口。从WTO成立的1995年起至2002年底，成员方反倾销立案2160起，其中涉及我国的就达308起，占立案总数的14.29%；2002年，WTO成员反倾销立案共276起，其中涉及我国产品的有47起，占立案总数的16.67%；2003年4月美国已把我国列入《2003年各国贸易壁垒报告》清单，1至9月，有15个国家和地区对我国出口产品反倾销和保障措施立案42起，涉及金额10.7亿美元。三是出口退税率下调，将会明显降低我国的净出口。2003年10月，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2004年1月1日起降低一般性出口产品和部分资源性产品出口退税率，按现行出口结构，出口退税率的平均水平将降低3个百分点。据有关专家测算，平均出口退税率每下调一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将下降4.9个百分点。按此测算，平均出口退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将会使中国的出口受到两位数的影响。

同时，我国投资与消费在发展经济中的相互关系与作用已发生变化，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已显得更加突出。在短缺经济条件下，基本建设投资中的40%转化为消费基金后，居民随之将增加的收入几乎全部转化为购买力，而进入买方市场后，仅靠增加投资已不能有效拉动消费。进入90年代以来，消费需求相对于投资、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逐步增强，在我国社会总需求中，无论是按支出法计算还是按生产法计算，最终消费一般占到60%以上，是三大需求中份额最大的一部分。在GDP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已成为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据统计，最终消费年新增额占GDP年新增的比重同样由1993年的48.98%上升到2002年的60%左右。因此，从世界经济形势发展变化格局和我国国情来看，扩大内需是必然的选择。

2002年末，我国内地共有2861个县级行政区划，县域内国土面积896万多平方公里，超过全国国土总面积的93%；总人口数为9.35亿，占73%，剔除县域中的城镇人口，农村人口约为8.7亿，占全国总人口的68%，已成为拉动经济发展最大的潜在力量。但由于收入分配不平衡，特别是农民收入增幅减缓，农村居民消费比重逐渐下降，致使覆盖最大的农村消费市场后劲不足，严重制约了整个消费需求的发展。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在我国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消费的比重由1990年的56.3%下降到2000年的45.2%，而城镇居民的消费上升到54.8%；人均消费额农村居民由1990年的609元上升到2000年的2399元，而城镇居民由1288元上升到521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增长幅度从1996年的9%下降到2000年的最低点2.1%，在粮食价格上涨和务工收入增加的影响下，2001年虽反弹到4.2%，2002年上升到4.8%，但缺乏实质性发展后劲。2002年底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476元，比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7703元少5227元，城镇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已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的3至5倍。

因此，从战略意义上讲，解决农民增收问题已显得十分紧迫。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有金融资本这根血脉作支撑，而农村有效的金融服务是调整农业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升级，扩展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业生产收益，实现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内在动力，所以，研究农民增收问题必须要把解决好农村金融服务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摘要：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了当前我省在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取得的初步成效；分析了目前我省在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对策思考。

关键词：公共权力；制约；监督；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D2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88（2003）12－0066－06

根据省纪委“关于落实省重点课题‘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研究’调研方案”的安排，我们课题组承担了“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对防止腐败、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意义”子课题。今年5月我们赴厦门、泉州、漳州、莆田、福州、南平等设区市及其辖区内部分县（市、区）机关、乡镇、社区，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走访干部群众，以及向上述地区党政机关干部发放调查问卷（共发出1600份，收回有效问卷1560份，回收率为97．5％）等形式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下看法：

一、当前我省在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的探索和成效

一是对权力的本质和权力制约的必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腐败与私有制相伴而生，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权力腐败问题。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干部群众已经不再盲目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对权力的本质和腐败的根源，有了更加理性的思考和认识。在问卷调查中有82．6％的人认为产生腐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掌握权力的人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91．5％的人认为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是推进民主化进程，建立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建立政务公开、运作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同时，我们发现，多数领导干部能够从国家兴亡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权力制约问题，普遍认为应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从体制和机制上确保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能够正常有效地进行。

【关键词】邓小平/权力监督/权力制约/民主政治

【正文】

权力监督与制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之一。人类政治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政治社会中，政治的核心问题就是政治权力的构成形式问题。只有将政治权力置于一个有效制约的机制下，才能正常合理地运作，才不至于使掌握并行使权力的人滥用权力而导致民主制度的破坏。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因此，对政治权力必须进行监督和制约，凡是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必定会被滥用而导致政治的专横与腐败。在现代民主化进程中，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更是成为世界上各个国家共同面临的、同时又是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自然也不例外。中国社会长期奉行集权专制体制，革命胜利后，又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建立相应的制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使得传统的集权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被延续下来。而这种不受监督和制约的集权体制的恶性发展，给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的教训，引起了国人对这个问题的深刻反思。而作为带领中国人民从“”的阴影中走出，迈向现代民主社会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核心的邓小平，则是比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注：应当说，邓小平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侧重点。在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主要侧重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包括领导体制改革、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等。因为这一时期的工作重点，主要是纠正“”在政治思想和路线方面的错误，拨乱反正；而80年代初期以后，则主要侧重于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问题。当然，在邓小平的思想体系中，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就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所以，有关权力监督与制约的问题，是邓小平在不同时期都始终予以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理论的核心部分。）可以说，关于权力监督与制约的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邓小平宪政思想和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核心部分。

（一）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对于权力制约问题上，一直存在着种种的误区。不可否认，权力制约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法学家最早提出的，其代表，便是以“三权分立”为基本模式的分权制衡主张。于是，人们一谈到权力制约，便立即同“三权分立”联系起来。而邓小平又说过：“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资本主义社会讲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上是垄断资本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鼎立、两院制。我们的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有的人也就因此认为邓小平是反对搞权力制约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邓小平不赞成搞西方式的权力制约体制，并不意味着不赞成对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相反，他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坚决主张建立有中国特色的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并把这作为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和重要内容。邓小平在1987年10月13日的一次谈话中就曾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当然也要有监督、有制约”，这是“为了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对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是现代宪法与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原则，也是宪政与法治的精髓。而说到宪法与民主政治，资产阶级又是先行的。曾经指出：“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英国也好，法国也好，美国也好，资产阶级都有过革命时期，宪法就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开始搞起来的。”（注：《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27页。）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家和思想家关于权力监督与制约思想和主张的核心，就是如何对国家权力进行有效管理，加以控制，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乃至杜绝权力滥用的现象。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此，“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注：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4页。）孟德斯鸠的这一思想，对西方国家民主宪政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西方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确立了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并将权力监督与制约作为实行“法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权力制约机制。

摘要：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概括了当前我省在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进行的探索和取得的初步成效；分析了目前我省在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提出了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对权力制约和监督的对策思考。

关键词：公共权力；制约；监督；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D26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88（2003）12－0066－06

根据省纪委“关于落实省重点课题‘强化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的研究’调研方案”的安排，我们课题组承担了“加强权力制约和监督，对防止腐败、促进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意义”子课题。今年5月我们赴厦门、泉州、漳州、莆田、福州、南平等设区市及其辖区内部分县（市、区）机关、乡镇、社区，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考察、走访干部群众，以及向上述地区党政机关干部发放调查问卷（共发出1600份，收回有效问卷1560份，回收率为97．5％）等形式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形成以下看法：

一、当前我省在对权力制约和监督方面的探索和成效

一是对权力的本质和权力制约的必要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传统观点认为，腐败与私有制相伴而生，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权力腐败问题。问卷调查表明，大多数干部群众已经不再盲目认同这样的观点，他们对权力的本质和腐败的根源，有了更加理性的思考和认识。在问卷调查中有82．6％的人认为产生腐败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掌握权力的人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91．5％的人认为防止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是推进民主化进程，建立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建立政务公开、运作透明的权力运行机制。同时，我们发现，多数领导干部能够从国家兴亡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认识权力制约问题，普遍认为应该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步伐，从体制和机制上确保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能够正常有效地进行。

建立有限政府，切断行政权的无处不在

建立遵循正当程序政府，体现平等、公开、公正原则

建立责任政府，实现人治行政向政府行政转变

行政权是宪法和法律赋予国家行政机关管理政治、经济和社会事务的最重要的国家权力。由于行政权具有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度大、以国家强制力保证行使等特点，决定了它既是与公民、法人切身利益最密切相关的一种国家权力，又是最动态、最容易违法或滥用的一项国家权力，如不对其进行强有力的制约和监督，就有可能膨胀为恣意妄为的权杖。因此，制约和监督权力的核心，首先是制约和监督行政权。

一、我国在体制转轨过程中尤其需要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我国由于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对行政权的依赖和对行政权的制约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缺一不可，又呈现一种复杂的态势。

【摘要】：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表明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建构将是中国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因为，与市场经济一样，分权制衡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其是人类政治实践不断试错的最终结论，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呼唤制衡型宪政体制，中国的法治建设和腐败治理也必然选择制衡型宪政体制。中国的宪政体制从统合走向制衡并不意味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也并不意味着对现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全盘抛弃。

【关键词】：宪政体制权力统合权力制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被认为中国的立国之本。长期以来，中国宪法学者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讳莫如深。特别在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初期，“三权分立”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被彻底批判。权力制衡一直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三权分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真的是洪水猛兽吗？分权制衡真的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吗？也许我们对三权分立有太多的误解和成见。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否定过“三权分立”，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三权分立”，而且始终认为只有经过分权制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恩格斯甚至认为，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现成的政治形式。[1]其实抛开政治意识形态，分权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它使西方宪政体制充满勃勃生机，它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而不应拒之于干里之外。

一、权力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

中国封建时代有些皇帝也搞过“分权制衡”。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皇宫相府各司其职。[2]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权”。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掌而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3]因此，历史上中国的不少皇帝都极力对相权进行分解和限制。到了宋朝，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管行政，设三司使管财政。分散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互相牵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制约政府滥用权力，从秦朝开始设立了监察机关，到明代运用到了极致。监察制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其体现了以权制权的政治理念。尽管那只是皇权对臣权的制约，预防臣权危及皇权，其分权的目的是极权，但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价值不可低估。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三权分立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国家的市民政治，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的频仍，形成了各种经济群体和利益阶层，要求政治多元及分立。当然，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政治组织形态多为小公国，规模不大且较为分散，即使最为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没有形成东方一样的政治官僚体制。因此，很难产生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思潮，西方分权思想溯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把政府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要素。至罗马时代，波利比奥斯倡导“混合政府论”，认为罗马政体应为代表君主的执政官、代表贵族的元老院及代表民众的人民代表会议互相牵制和均衡（从这个意义上，将分权制衡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也不恰当）。分权制衡原则作为一种学说，最先由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洛克提出了立法权和执行权（行政权）的分立，并指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后来的资产者及其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诚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4]这一原则已经为很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所普遍奉行。国家权力分立，在各个宪政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特征和共同的趋势。当然，三权分立不是僵死的，总会因时而变。可以说，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格局已经不复存在，行政权的强势打破了三权均衡。但不变的是精神：控权与平衡。[5]无论如何，分权制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不能否定。凯尔森在谈及分权时指出，分权原则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与其说致力于赞成分权，倒不如说是反对集权。[6]

一、权力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

中国封建时代有些皇帝也搞过“分权制衡”。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皇宫相府各司其职。[2]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权”。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掌而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3]因此，历史上中国的不少皇帝都极力对相权进行分解和限制。到了宋朝，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管行政，设三司使管财政。分散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互相牵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制约政府滥用权力，从秦朝开始设立了监察机关，到明代运用到了极致。监察制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其体现了以权制权的政治理念。尽管那只是皇权对臣权的制约，预防臣权危及皇权，其分权的目的是极权，但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价值不可低估。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三权分立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国家的市民政治，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的频仍，形成了各种经济群体和利益阶层，要求政治多元及分立。当然，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政治组织形态多为小公国，规模不大且较为分散，即使最为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没有形成东方一样的政治官僚体制。因此，很难产生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思潮，西方分权思想溯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把政府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要素。至罗马时代，波利比奥斯倡导“混合政府论”，认为罗马政体应为代表君主的执政官、代表贵族的元老院及代表民众的人民代表会议互相牵制和均衡（从这个意义上，将分权制衡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也不恰当）。分权制衡原则作为一种学说，最先由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洛克提出了立法权和执行权（行政权）的分立，并指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后来的资产者及其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诚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4]这一原则已经为很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所普遍奉行。国家权力分立，在各个宪政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特征和共同的趋势。当然，三权分立不是僵死的，总会因时而变。可以说，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格局已经不复存在，行政权的强势打破了三权均衡。但不变的是精神：控权与平衡。[5]无论如何，分权制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不能否定。凯尔森在谈及分权时指出，分权原则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与其说致力于赞成分权，倒不如说是反对集权。[6]

人类从专制走向民主，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强调人民的主权。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民将权利授予国家，国家即是公益的体现，因此，人民权利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卢梭的理论并不是要保护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而是在一种主权性的集体“公意”的至高无上性中探寻社会生活的终极规范。他并未主张三权分立，而认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司法权，它属于全体人民，而不属于像议会那样的代表机构。卢梭的理论极易走向专制民主制即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人的专制”。[7]这一国家主权不可分的理论已经被很多晚近国家的宪政实践所摒弃。但社会主义国家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恰恰是在国家主权不可分的政治理念的主导下设立的，而卢梭理论所蕴含的专制危险性却果然不幸被社会主义国家所证实。前苏联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以苏维埃的名义实施的暴政，在世界人民面前给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一个极权的恶劣典范。前苏联法学家从血的教训中觉悟，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具有符合宪法属性的一些前提条件：宪法明确规定权力分立原则，依据这一原则，行政权不得僭越立法权，而独立于政府的司法权能够自主地解决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冲突。[8]对于斯大林的极权和暴政，曾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虽然意识到了，但可惜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却未能幸免。中国的不正是政治极权的结果吗？

近几年，我们才不能不接受一个现实：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东西，我们现在也采纳了，典型的如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企业破产机制等等。从排斥到接受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艰辛历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是从经济到政治的逐渐开放，政治上的逐渐开化却是一个十分痛苦甚至是付出巨大代价的过程。清末洋务运动尊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只是向西方学一些“奇技淫巧”，无伤国体，无涉祖制，因此可以为当权者容忍和接受。在政治上对祖制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引起满清皇族的恐慌，但思想上仍以儒学为本，对西方宪政采用“制度移植、思想抵抗”的政策，因此，面临亡国灭种深重危机的清王朝也只能支持百日维新。但一旦危及到其切身根本利益时，当权者仍不免痛下杀手。激进的辛亥革命，政治体制上实现全面西化，但思想上似乎仍未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国民党一党之治[9]是儒家一教独尊思想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反映，这其实还是继承了中国长期封建主义政治专制的衣钵。后来的国民政府虽然颁布宪法性文件确立五权宪法政治体制，但从未真正实行过西方式的“分权”。[10]“五权宪法”可谓中西合璧，将西方的三权与中国传统政治精华监察、考试两权熔于一炉。这一独创显现了孙中山不照搬西方宪政体制的创新精神。但“五权宪法”设计处于东方与西方、古代和现代的思想交汇和制度冲突中，其是对传统的借鉴，还是向传统的妥协？其是否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合理架构？[11]新中国的宪政体制因受前苏联的影响，既不是三权分立，更不是五权宪法，而是议行合一。[12]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就是议行合一，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工人起义时提出来的，后来被苏联演变成了苏维埃政体，到中国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假定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国家权力为了实际的需要形成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但这只是“分工”，而不是“分立”。这一体制强调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合作性、统一性、协调性，而不是对立性、牵制性。

人们曾经甚至现在仍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产生于西方的制度文化土壤，中国长期的专制传统不适合搞制衡型宪政体制。但与中国同样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日本、韩国分权制衡却比较成功。日、韩两国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日本首相频繁更迭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弹劾案，最有力地批驳了分权制衡学说不适用于有着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的论调。与法人治理结构一样，分权制衡作为国家政治治理模式，可以极大地克服个人专断。因此，权力制衡体制也具有普适性。如果权力制衡在中国的适用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也不是权力制衡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现有体制对其浸淫或排异的结果。因此，认为分权制衡体制不适合中国的观点是否经过深入的论证，在多大程度上是僵化思想的思维定势或政治立场的对外宣称？正像过去虽否定公司制，但中国已经出台了公司法，普遍设立了公司法人治理模式。这是否预示着权力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命运呢？

腐败是一种世界性的现象。腐败对一个国家的公共权力有着巨大的侵蚀作用，对社会政治经济的良性发展有着严重的危害。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虽然对腐败现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然而，腐败蔓延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如何从源头上抑制腐败，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历史性任务。

一、体制缺陷成为中国腐败蔓延的重要源头

目前我国存在的腐败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明显的体制性腐败的特征，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一，当前我国存在的腐败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已超出了个别单位和个别人的问题，而带有明显的泛化趋势。这种泛化趋势，与我国所处的社会与体制“双重转型”的历史过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从社会层面看，我国正经历着一个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剧烈阵痛的转型期。社会转型期人们急于求富的心态，以及由此萌发的强劲的利益驱动，使社会处于骚动不安的状态，部分社会成员行为失范以及犯罪率上升、社会环境恶化等，都可能诱发各种掌握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分配权的意志薄弱者铤而走险，用手中握有的权力，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这种当年在西方发达国家曾经有过的经历，似乎在我国正有卷土重来之势。

从体制层面看，我国正经历着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过渡期。在双轨体制并存的条件下，就业与通货膨胀压力的交替出现，以及由此引发的市场行为的紊乱，市场主体的重组、分化，贫富差距的拉大，法律规范的欠缺以及法制对社会控制功能的滞后，道德约束功能的下降，也会诱发一些掌握政治、经济、社会资源分配权的意志薄弱者钻体制转换的空子，通过各种途径，利用种种手段侵吞、占有、攫取国家和集体乃至他人的财富，使腐败问题更加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