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风险范文10篇

1临床药学服务中的职业风险

1.1职业风险内容

鉴于临床药学服务的职业特点，涉及临床药学服务的职业风险主要为法律风险。一般而言，完整的临床药学服务应该从接到新的处方起就开始启动，涉及所有在临床治疗过程中与用药有关的事宜，包括根据药物、疾病和医生的治疗观点提出用药方案，确定药物治疗目的和标准，向病人解说既定治疗方案并与其沟通，对其进行用药指导，实施治疗药物监测，药物利用评估，甚或对治疗进行干预等。目前，国内临床药学服务工作开展的内容主要包括实施治疗药物监测；对病人进行用药常识教育，解释、建议治疗方案；搜集和整理药物信息，依据已有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成果，向医师提出建议，改善治疗结果，降低治疗方案的成本/效用比。由于在服务中药师需面对面地与病人进行全面、深入的接触，职责的要求使得临床药师在工作中会涉及病人的许多合法权利，如病人的安全保障权、知悉真情权、自主选择权、获得尊重权、监督批评权、接受教育权、依法求偿权和公平交易权等。在“以病人为中心”的药学服务模式下，“实现病人利益最大化”将是最高服务准则，药师的临床药学工作必须更趋于人性化的服务特性。病人不仅仅作为需要救治的服务对象，在治疗过程中病人个体的合法权利也要予以尊重。任何因临床药师主观的“故意”或“过失”而对病人造成损害的侵权行为，都有可能激起纠纷，甚或导致对医疗机构的法律诉讼。大量的诉讼纠纷又会阻碍临床药学的发展，并对临床药学服务的管理造成危机。

1.2职业风险特点

临床药学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服务中职业风险的特殊性。临床药学服务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药师参与治疗过程，提供直接或间接的、有责任的、与药物治疗有关的药学技术服务，以改变或提高病人的生存质量。从事服务的临床药师需从幕后走到台前，直接面对病人，对病人的药物治疗不仅要担负起相应的社会之责，还要承担起与药物治疗结果有关的法律责任。然而，深奥的生命科学和有限的人类认识使得医药学领域至今还存在着许多未知区域，加上病人个体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其他的不确定因素，都决定了临床药学服务的职业风险与传统的基础医院药学相比，具有多样化、高频率、控制难、严重性强的特点。

2临床药学服务中职业风险控制的分类

1在工作环境中法医病理工作者的风险及防范

法医病理的工作内容就是处理跟死亡相关的案件。在死亡现场可能仍然存在造成人体死亡的危险因素，比如电击死亡的案件，其现场可能仍存在漏电的情况；中毒死亡的案件，其现场可能仍存在有毒有害物质。因此，法医病理工作者在勘察现场时，保持足够的警惕性是非常必要的。首先需要了解案情，有针对性地制定防护措施；对于案情不清的，应做好充分的防护措施后方可进入现场勘察。在尸体检验过程中，法医病理工作者可能暴露于病毒、细菌等生物性危害因素中［5］。比如乙型肝炎病毒、结核杆菌、艾滋病毒等。我国乙型肝炎病毒携带者在普通人群中为10％，在吸毒人群中高达70％；结核病和艾滋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也显示近年发病率急剧上升。因此，在尸体检验过程中，应该严格按照《生物安全防护措施》《消毒技术规范》《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医院感染管理规范》等国家标准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在脏器处理、取材、包埋和染色等病理常规技术操作中，法医病理工作者均会接触甲醛、二甲苯等有毒有害气体，长期接触将会对人体造成伤害。因此，选择有效的防护措施，比如保持作业环境的通风或在通风橱中工作等，对减少职业性损害也是特别有必要的。

2在鉴定过程中的风险及防范

2．1在现场勘查中的风险及防范。现场勘查是法医病理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关系案件证据链是否完整、案件能否顺利侦破的关键［6－7］。现场物证的破坏、丢失，或被带走、藏匿，都给现场勘查工作带来困难，导致法医病理工作者在占有资料不全的情况下出具鉴定意见书，具有缺失全面性的鉴定风险。有些则是因为工作的疏忽而遗漏部分物证，造成工作失误，影响鉴定质量。在开展现场勘察之前，应尽可能地收集更多案情资料，并对案件进行分析，可有效提高现场勘察的效率，并减少遗漏物证的可能。在案情不明的情况下，则需要全面、仔细地进行勘察，不仅需要着重于法医病理本专业的检材收集，也需要关注涉及毒物等其他专业生物学检材的提取。如有需要还可反复勘查现场，或扩大勘查的范围［8］。同时，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应严格按照规范化操作进行，防止人为因素的错误发生及生物学检材的污染。2．2在尸体检查中的鉴定风险及防范。2．2．1因准备不充分的风险及防范。在进行每一项鉴定工作之前，都应该仔细研判案情，制定相应的检验计划，避免在实践中出现准备不足或者忙中出错的情况发生，特别是涉及功能障碍或伤病关系的案件［9－10］。怀疑气胸或气体栓塞导致死亡的案件，必须进行相应的试验，因为一旦错过最佳检验时机，则无法弥补；在怀疑椎体疾病合并脊髓损伤的情况时，需对脊髓和椎体进行检验，以明确损伤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在怀疑中毒死亡的案件时，应及时、全面地提取相应检材，如血液、胃内容、尿液甚至脑脊液、玻璃体液等；在处理医疗纠纷类案件时，应先详细审查病历和影像学资料，着重明确医患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为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奠定基础［11］。通过对案件进行分析，制定详细的尸体检验方案，避免遗漏重要的检验项目，造成鉴定质量问题。2．2．2因检查不全面的风险及防范。对尸体进行全面而系统地检查是保障鉴定质量的关键。在尸体解剖过程中，需要对颅腔、胸腔、腹腔、盆腔口及咽喉部等进行检验，涉及的部位及脏器众多。在实践中，存在由于认识不到位或疏忽而遗漏小脏器的行为，如肾上腺、喉头等；仅对尸体进行尸表检验或部分区域进行解剖的；对脏器进行初步检验只提取部分脏器进行病理学检查的；没有严格按照《法医学尸体解剖规范》（SF／ZJD0101002－2015）和《法医病理学检材的提取、固定、包装及送检方法》（GA／T148－1996）的要求对脏器进行检验和取材。上述行为均将遗漏重要的检材而造成鉴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影响鉴定质量。2．3因检材变质的鉴定风险及防范。尸体是法医病理工作者的主要研究对象，不论是处于自然状态下，还是冷藏、冷冻条件下保存，都不可避免地出现自溶和腐败。实践中，法医病理工作者常常需要面对高度腐败的尸体，通过对其进行检验以明确损伤与疾病，综合分析其死亡原因等［12－14］。自溶、腐败可造成组织形态结构改变，进而改变疾病与损伤的原有形态，导致法医病理工作者对疾病或损伤的误判，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高度腐败的尸体由于血液的浸染容易被误认为出血；相反，软组织挫伤出血由于腐败造成血凝块及红细胞崩解而误认为是血液浸染。在肉眼无法确定的情况下，可借助组织病理学手段进行观察，在组织病理学尚无法判断时，可进一步借助特殊染色或免疫组织化学进行检验，以增强辨识能力，切勿盲目自信，粗糙处理。高度腐败尸体的检验已成为法医检验工作的难点，也是法医病理工作者的高风险点。因此，在尽量避免出现组织自溶、腐败的同时还需提高自身技术水平，增强辨识能力。另外，也需要与办案人员及相关人员详细交代清楚，因为尸体自溶、腐败原因导致鉴定意见的相对不确定性，甚至无法得出明确鉴定意见的可能性。因此，在鉴定意见上应相对保守一些比较合适。2．4因法医专业理论自身局限性的鉴定风险及防范。法医病理工作者需要运用法医专业理论知识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但每一项理论的产生都受到研究样本选取、统计差异、个体差异等多因素影响，因此，需要每一位法医鉴定人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专业理论。如死亡时间推断［15－16］受到温度、湿度、风速、室内外环境、现场微环境、自身肥胖程度、衣着情况、死亡原因等多方面、多因素的影响，故难以推断出准确的死亡时间。因其理论自身的局限性和实践的复杂性，带来鉴定意见偏差的风险。针对法医专业理论的局限性，法医病理工作者应该在工作中逐渐摸索出自己的经验，以弥补该理论在工作地域、环境中的差异性，同时也应保存好鉴定依据，做到鉴定意见有理有据。2．5因自身学识不足的鉴定风险及防范。法医病理工作者需要运用专业理论知识对案件中涉及死亡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分析并出具鉴定意见，其专业理论知识涵盖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临床所有科室、毒物及其他相关专业知识等，但每个法医病理工作者的精力是有限的，难以做到精通每个学科，此二者之间的矛盾也给鉴定质量带来风险。对于复杂、疑难的案件，仅凭一己之力难以应对，需要集思广益，博采众家之所长。在具体案件中，应积极邀请相关专业的专家进行会诊，以弥补自身学识的不足和认识的局限性，满足鉴定质量的要求［17］。2．6阴性解剖的风险及防范。一般情况下，法医对尸体进行系统的解剖学、组织病理学及物理、化学、生物等方面的检验项目后，仍未发现致死性改变的被称为“阴性解剖”。由于科学技术发展的局限性及人体的复杂性，阴性解剖是不可完全避免的，但实践中有些“阴性解剖”则可通过仔细、全面而深入地检验来避免。造成假性阴性解剖的原因有很多，如有些尸体的阳性改变比较细微或非常隐蔽，如果检查不仔细，易被漏检，造成“阴性解剖”的误判，如毒蛇咬伤、触电、毒液注射等。在尸表检验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下，需对身体的隐蔽部分进行复验，如腋窝、口鼻腔、外耳道、阴道、肛门等。检材提取错误或提取检材的量不足以检验时，均可造成毒物分析不准确，形成“阴性解剖”的假象。总之，法医病理工作对阴性解剖需要提高警惕，在遇到病变或损伤不典型不足以阐明死因的情况时，应该多取材、多切片以增加检验的范围，或通过增加特殊染色、免疫组织化学等检测项目以增强鉴定意见的说服力［18］，以避免假性阴性解剖的出现。

3鉴定管理的风险与防范

3．1在案件接待告知等程序中的风险及防范。在案件受理环节，由鉴定人通过询问办案人员及查阅委托书或委托资料，明确委托事项是否在鉴定中心业务范围之内，委托目的是否与送检资料相符，鉴定中心是否有能力完成该项鉴定任务，委托的程序是否合法等，以防因超范围执业或程序不合法等导致的风险。同时建立鉴定风险提示制度，让委托方及相关当事人仔细阅读《司法鉴定风险告知书》，明确鉴定存在的风险，避免当事人因盲目鉴定或对鉴定意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引起后期对鉴定意见不满意的风险。通过告知还可使鉴定各方明确法医病理的鉴定内容，尤其是需要解剖并提取脏器进行检验，以及鉴定结果的不可预知性。同时也应该告知当事各方在鉴定中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及在鉴定过程中所应遵守的纪律，比如不允许照相、不允许录音等。鉴定过程中，当事各方均高度紧张，对鉴定人的言行举止均异常敏感，常常由于鉴定人某个不经意的举动或言论引发后期的纠纷。鉴定人应及时完成各项签字工作，如告知书的签字，尸体检验在场人员签字，检验完成后尸体及检材交还的签字等，避免后期出现纠纷时，鉴定人拿不出自证清白的证据。鉴定人在鉴定过程中应保持鉴定的严肃性，保持对死者的尊重和对死者家属的同情，不允许嬉戏打闹和做与鉴定无关的事情，保持言行举止的适时性。3．2在鉴定材料管理中的风险及防范。在检验过程中应客观描述、详细记录检验所见，尤其是重要的阳性和阴性改变；记录应清晰，避免歧义。提取的生物学检材，应详细记录样品名称、数量、形状、时间等信息，以备溯源。死亡原因鉴定涉及的环节多，周期长，检材和档案资料在流转过程中，由于管理不力易导致损坏或丢失。如由于检材标识不清而发生混淆，检材保管不力而造成丢失，对于一些体积小的检材易发生漏检等。因此，需强化鉴定机构内部管理制度，实行严格的唯一性标识制度、检材核对制度和档案流转制度等，保障鉴定质量，避免出现鉴定差错［19－21］。3．3在鉴定时限管理中的风险及防范。依据《司法鉴定程序通则》法医病理鉴定一般时限为30个工作日，疑难案件可以适当延长。由于法医病理案件的解剖、固定、取材、脱水、包埋等程序相对较多，对于涉及多学科的案件，还需进行病原学检测、毒物检测及生物化学检测等，鉴定工作量比较大，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因此，要求鉴定人应时刻关注案件的进度，及时处理，以免造成因超时而投诉的事件发生。3．4因鉴定人职业道德的风险及防范。法医鉴定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案件的性质和赔偿的数额，因此成为当事各方博弈的焦点，各方会千方百计地腐蚀鉴定人以获取对自己有利的鉴定意见。在糖衣炮弹之下，难免会有意志不够坚定的法医病理工作者。因此，法医病理工作者不仅须具备与职业需要相适应的业务素质，还须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只有具备较高的职业道德，才能坚持公平、公正的职业内涵，远离被腐蚀的职业风险［22－23］。

一、贫困及“贫二代”的界定

在原始社会，由于没有财产私有的前提，所以，原始人无所谓富裕与贫困。在人文学科中，也有将精神、情感、素质、技能的缺失状态称为“XX贫困”的现象。比如“情感贫困”、“亲情贫困”等等。狭义的贫困，是指私有制产生以后，占有生产资料、生活资料极少甚至为零的一个群体的状态。“贫二代”是指父母为经济困难阶层成员的一代中国人。由于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大国，所以，有时候“农二代”与“贫二代”有外延交叉的情况。在城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也有下岗、低保等情况。所以，“贫二代”中也包含一部分城镇低收入家庭的第二代。

二、“后留守儿童”的界定

依据通说，在当代中国大陆，“留守儿童”主要是指因父母进城打工而在乡村读书或辍学的儿童。也有人称之为“制度性孤儿”。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城市，在大城市，在一线大城市，也有“留守儿童”（或者称为“失去亲情的儿童”）。一些父母忙于事业，甚至疯狂地追求金钱、权力，因此，很早就将孩子寄养到寄宿制幼儿园，之后是寄宿制小学、寄宿制中学，然后是大学。于是，出现了一种特殊现象——这些孩子从三岁到二十二岁，主要是跟各种各样的“班主任”打交道。反而跟父母疏远了，甚至“形同路人”。家庭沦为“自动提款机”。这些孩子也需要关心，只是由于这类“留守儿童”数量不够庞大，尚未进入公众视野，尚未引起国家重视。本文仅讨论失去父母亲情之后在乡村读书后进入警校、警队的“农二代”。在中国大陆，1982-1983年出现了第一次“民工潮”。乡镇企业共接纳一亿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第一次“民工潮”体现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特点。他们的孩子不算“留守儿童”。1991-1992年，国家大力发展开发区，加之城市粮食供应制度的取消，4000万农民工进城务工，第二次“民工潮”出现。由于户籍制度等“顶层设计”的制约，城市对农民工“在经济领域吸纳，在社会领域排斥”，农民工处于城市的“边缘”位置。他们的孩子成为第一波“留守儿童”。1997-1999年，由于廉价的劳动力、优质的基础设施和巨大的消费潜力，国际制造业看好中国沿海地区，于是，第三次“民工潮”出现了。此后，流动农民工的数量逐年增加，目前在城市的农民工的总数有1.5亿。与之相关，我国现有“留守儿童”约6100万，其中有205万名独居儿童。2015年6月9日夜，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彝族乡茨竹村四兄妹服毒。最大的14岁，最小的仅5岁。他们以喝农药的方式，结束了人生。这四个孩子，是中国几千万留守儿童中的代表，也是极端的特例。笔者认为，“后留守儿童”是指因父母进城打工而在乡村读书或辍学后成长为成年人的“农二代”。第二轮民工潮中的“留守儿童”现年已经22岁至25岁，为青年人。他们就是“后留守儿童”。第三轮民工潮中的“留守儿童”现年已经16岁至18岁，很快将迈入青年门槛。未来十年，将成为社会的主要人力资源。这个群体最需要我们关注。当然，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还会产生，“留守儿童”还会不断产生。这一过程还将持续若干年。

三、后留守儿童的职场特色

在“后留守儿童”进入职场之前，就有许许多多的“贫二代”在职场因“失足”而备受关注。许多贪官出身贫寒，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上学之前没穿过鞋。原安徽副省长王怀忠，出身于要饭的家庭。原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长叶树养（涉嫌受贿3千多万）在被提审时讲道，他直至高中毕业从来没有穿过内裤，也从来没有穿过在商店买的鞋。边说边放声大哭……不胜枚举。这些人虽然不算“后留守儿童”，但是，他们身上的一部分特质与“后留守儿童”的性格特征是相似的。一般情况下，“后留守儿童”进入职场后会表现出以下特点：

编者按：不当官，监督相对较少；当了官，监督就随之而来；官多大，受监督的范围就多大；管多宽，受监督的范围就多宽。领导干部握有大权，拥有资源，各种各样的诱惑就在身边，无需刻意争取便不期而至。就看你动心不动心，能不能顶得住。谁攻击？糖衣炮弹攻击。那些想借你权用的人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因而攻击起来百折不挠，不达目的不罢休。若要仔细琢磨，还可列出一些其他原因，但仅仅上述三个方面，就足以使领导干部时刻处在危险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讲，监督恰恰是对领导干部的一种保护。不该去的地方别去，不该拿的东西别拿，不该碰的人别碰，只要严防死守这“三不铁则”，洁身自好，身无瑕疵，就能刀枪不入，平安无事。说领导干部是高危职业，并不是说官场就多么凶险复杂，官场进不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大批人才坚守领导岗位，担任领导干部。而且，绝大多数领导干部在工作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这是中央纪委监察部的一组数据：2009年1—11月，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115420件，处分106626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3743人。如此大的“伤亡”人数，令人深思。

领导干部为何成了高危职业？可能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领导干部是监督的对象。不当官，监督相对较少；当了官，监督就随之而来；官多大，受监督的范围就多大；管多宽，受监督的范围就多宽。盯着领导干部的眼睛多得很。

第二，领导干部是诱惑的目标。领导干部握有大权，拥有资源，各种各样的诱惑就在身边，无需刻意争取便不期而至。就看你动心不动心，能不能顶得住。

第三，领导干部是“攻击”的靶子。谁攻击？糖衣炮弹攻击。那些想借你权用的人坚信“有钱能使鬼推磨”，因而攻击起来百折不挠，不达目的不罢休。糖衣炮弹的攻击之后，威逼要挟的攻击就开始了，找把柄、设套子，不由得你不束手就范。

一、选题背景

1、20**年”期间，伴随着包括两名省部级高官在内的近千名官员或**、或因防治工作不力而被罢官去职，“问责制”频频“亮相”媒体，为广大公众所知晓，进而成为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建设责任政府的重要看点。

2、近年来，我国先后制订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公务员法》等一系列包含问责内容的法律法规；很多部门依据自身职能，相应制订了配套的责任追究规定，这表明“问责制”正逐步走上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3、梳理各地频现的“问责”事件，不难发现，“问责制”在操作层面上呈现出拓展深化的轨迹，即由“运动式问责”转向“经常性问责”，由“权力问责”转向“制度问责”，由“事权问责”转向“行为问责”，由“单一问责”转向“公众问责”，由“生产事故多发部门问责”转向“多领域各部门问责”，问责正逐步涵盖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注。

4、阜阳劣质“奶粉事件”、“齐二药”假药的问责表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及其干部，不再是游离于“问责制”之外的“旁观者”，而是切切实实已经成为被追究的“局中人”。这也是这些事件在工商行政管理系统内引起了强烈震动、乃至出现一定心理恐慌的“症结”所在。

综上所述，从自身职能定位及履行职责的角度出发，分析现阶段工商行政管理工作面临的职业风险，积极探寻防范化解之策，应是我们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一条为规范会计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事务所)职业风险基金的管理，促进事务所增强职业责任风险意识，提高抵御职业责任风险的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事务所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提取和使用职业风险基金。事务所分所的职业风险基金，由事务所统一提取和使用。

第三条事务所应当于每年年末，以本年度审计业务收入为基数，按照不低于5%的比例提取职业风险基金。

第四条事务所可以通过购买职业保险方式提高抵御职业责任风险的能力。事务所购买职业保险的，实际缴纳的保险费可以按以下公式计算抵扣保险受益年度的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可抵扣金额=当年度负担的保险费×15。可抵扣金额大于或者等于当年度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当年度可以不提取职业风险基金。可抵扣金额小于当年度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应当按其差额提取职业风险基金。事务所以保险费抵扣应提职业风险基金金额的，应当于每年5月31日前，将保单(含保险条款)复印件报所在地的省级财政部门、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

第五条中外合作事务所由国际总部统一办理职业保险的，该中外合作事务所应当于每年5月31日前将保险机构出具的、证明该中外合作事务所当年度交纳保险费金额的文件通过所在地省级财政部门报财政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

第六条事务所存续期间，职业风险基金只能用于下列支出:

摘要：职业风险是指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中产生的无法把握与不确定的事故，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损失，造成实际情况与预期结果的偏离。这些职业风险可引起当事人投诉、索赔，导致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声誉受到损害，致使司法鉴定机构和相关人员承担经济损失、行政处罚，甚至面临刑事处罚。职业风险可以分为保密型：要规避法律风险，合规风控等；操作型：如制造业要规避不规范生产等风险；职业操守型：如公职人员、教师、医生的保密义务等；技术性岗位型：要避免职业发展瓶颈等风险。严格的对职业风险进行识别衡量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预防风险、解决风险的规章制度，以减少经济损失和法律诉讼，该措施应受到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员的足够重视［1］。鉴定过程中的职业风险管理也是评价鉴定机构鉴定水平和整体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本文将从各个角度分析法医物证司法鉴定职业风险，并附有数个案例以供参考。

关键词：法医物证；风险管理；亲子鉴定；DNA

法医物证学鉴定是利用生物化学、生物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技术，使用遗传学标志系统的多态性对生物学材料的个体来源与个体之间的亲缘进行鉴定。主要工作内容包括：种族和种属认定、个体识别、亲子鉴定、性别鉴定等。据统计，司法鉴定机构在鉴定活动中出现的投诉案件呈上升趋势，被投诉的根源由单纯的对司法鉴定结论不满意，到对鉴定人及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鉴定收费及鉴定程序合法性等问题持有不满等等，甚至存在着以各式各样的理由和方式进行投诉、上访、要求赔偿的情况。

一、生物安全及检材污染的职业风险

鉴定人在检材采集及实验室实验过程中，都要接触到不同类型的检材，特别是具有传染性疾病的检材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阳性、梅毒阳性的血液或其他检材。这些物质存在严重的生物危害性，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笔者在工作中曾经遇到过一例：某被鉴定人采血后，因按压不规范，时间过短，其自身凝血也较差，在采血后被鉴定人触摸了采血台、饮水时触摸了饮水机的按钮、合影时触摸了合影展示横幅，这些物品上均留有被鉴定人的血迹，这就是一种比较危险的生物污染［2］。而且如果不是工作人员及时发现及时清洁消毒，便可能会造成一系列的生物污染，尤其是采血台上的血迹还容易造成下一例鉴定检材的污染。鉴定时必须牢记各项操作的正规使用及操作措施，做到按流程按规章制度工作，确保各项鉴定及实验的安全展开。鉴定人员在工作中经常会接触到被鉴定人的血液，如果不做好防护工作，也会威胁到鉴定人员的身体健康。近年来，新冠病毒等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更增加了鉴定人员的职业风险，威胁着鉴定人员的身心健康。鉴定人员在工作中一定要提高职业防护意识，按照法医物证操作技术规范进行各种操作，避免感染细菌病毒。鉴定机构还应建立完善的职业暴露处理规章制度［3］。一旦鉴定人员被带血的针刺伤，应立即为其进行局部处理，并及时通知机构负责人，在采血的过程中一定要佩戴好手套、口罩等相关防护用品，既可以防止检材的混杂污染，另一方面也可以减少鉴定人员自身的安全风险。

二、职业操守方面的职业风险

摘要：国家与公务员都是在国家侵权案件发生以后责任的承担主体，具体该由何方来承担就需要具体案件具体对待了。无论是何方承担，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使得公民权益不受侵害，或者在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有效赔偿，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健康。

关键词：国家赔偿责任；公务员赔偿责任；公务员连带赔偿责任

法官职业本来是法治社会最令人崇敬、最令人羡慕、最稳定和最有保障的职业，但我国法官目前却是有高度风险的职业。由于社会公众中部分人法律意识淡薄，暴力抗法事件时有发生，对法官的人身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和侵害，使法官承受着较高的职业安全风险。近几年来，侵害法官人身权及其他职业权益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特别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法官心理压力和心理安全的问题，更值得我们深思。法官的执业难度、工作压力、社会压力日渐加大，加上潜在的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家庭责任风险，都时时刻刻的在侵蚀着我们法官的身心健康。下面，笔者就法官职业的风险与防范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法官职业风险的范畴及其现实存在

当代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变革期。可以这样说，所谓社会变革，实际上就是社会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由于利益调整而导致各种不同的利益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由此而引起的利益冲突也就随之产生。尽管国家努力用立法来进行调整，但往往无法及时地和具体地回应社会变化，这就要求履行司法职能的法官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按照法律原则，充分运用司法的手段来维护社会利益的平衡，对随时可能发生的不当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提供及时的法律救济，通过定纷止争，缓解社会矛盾，从而依法保障改革和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由于利益冲突引发的诉讼的大量增加，以及法律制度的不尽完善，致使法官所承担的定纷止争的角色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法官的裁判权起着至关当事人利益的作用。如何在法律之外寻求法官的偏袒，必然成为一些当事人谋求的一种策略。这些策略无外乎是制造虚假事证和贿赂法官，前者是误导法官，后者则是直接影响法官的公正，使法官陷入一种经常性的职业风险之中。

一、总体要求

依照“预防为主、预防结合”的方针，以《省职业病预防规划（2012-2015年）》为指导，增强《职业病预防法》、《功课场合职业健康监督治理暂行规则》等司法律例的宣传贯彻，重点抓好开展职业卫生治理规范化创立活动和对生产运营单位首要负责人、专兼职治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工作，开展重点行业专治，持续抓好功课风险申报，提高全市职业卫生监管程度。

二、工作目的

（一）持续做好职业风险申报工作，完成职业风险申报单位1000家。

（二）完成对生产运营单位首要负责人、专兼职治理人员职业卫生培训4000人。

（三）开展企业职业卫生治理规范化建立活动，完成职业卫生治理规范化企业创立200家。

稽查职业风险，指税务稽查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因不当的职务行为而可能受到的不利影响或伤害。这些不利影响和伤害可能来自于执法过程本身，也可能来自于外部执法环境的影响。作为稽查执法行为的一部分，稽查职业风险不应该成为广大稽查干部依法行政的障碍，但我们也应该充分利用国家法律法规对执法者的保障条款，加强行政监督和职业教育，把稽查风险的危险降到最低程度。

一、稽查职业风险的主要种类和具体表现

从国家法律规定和稽查实践来看，稽查职业风险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一)未按国家规定履行保护检查对象的法定权利。为保证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国家通过各项法律法规对稽查执法行为予以了一定规范和限制。主要包括方面的内容：执法回避、依法保守涉税秘密、稽查执法由两人以上共同参加、向纳税人出示检查通知书和检查证件、告知纳税人有陈述申辩、提出听证、申请复议、提起诉讼、申请国家赔偿等权利。在实际稽查工作中，如果未能依法尊重和保护纳税人的以上权益，就会形成职业风险。出现此类风险的原因主要在于稽查人员执法素质不高，没有充分学习国家有关法律规定，致使在工作中出现违法违规举动。

(二)稽查执法质量存在缺陷。主要表现为：对企业的检查中未能发现其全部涉税违法行为；没有按规定取得企业涉税违法行为的证据；对企业涉税违法行为的证据收集不完整、不全面；对企业涉税违法行为的性质认定错误或偏颇；未按法律规定对企业采取税收保全措施或强制执行措施；未按规定将达到移送标准的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等。出现以上行为，主要原因是稽查人员执法水平不过硬外，还可能是受到外部影响、压力，以致于在具体执法过程中出现过错。

(三)借职务行为之便谋求不正当利益。主要表现有：接受纳税人的贿赂或其他好处；“吃、拿、卡、要、报”行为；伙同不法纳税人偷骗国家税款，借机分肥；将个人感情掺进执法行为，对涉税违法行为处理畸轻畸重；以查案为名，与纳税人进行权钱交易等不正当活动。出现这类行为，其根本原因在于稽查人员自身政治素质差，以权谋私、违法乱纪。严格说，为类违法行为与稽查执法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应该属于具体稽查人员的个人行为，但这类行为多是以税务稽查执法为前提或背景发生的，所以也归入稽查职业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