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权范文10篇

内容简介：

现代民法中，债权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可以成为资本的体现和交易的客体。在当今世界经济领域，债权的证券化己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债权也越发显现出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而我国目前既无完备统一的债法，也无单独成典的强制执行法，在对被执行人债权的执行问题上，现行法律规范仅对执行到期债权作了原则性规定，由于范围狭隘，内容简疏，这些规定已不能适应新时期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亟需进一步明确和完善。笔者现从债权类型入题，试对执行被执行人债权问题作一探讨。

现代民法中，债权被认为是一种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可以成为资本的体现和交易的客体，许多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出现了债权证券化现象，使债权具有无因性、强制执行性和流通功能。我国人民法院的执行工作，绝大部分围绕着债权而展开，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要求执行的大部分是债权，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对被执行人的财产采取措施，除了现金、存款、动产和不动产外，也有相当一部分是债权①。然而我国目前既无完备统一的债法，也无单独成典的强制执行法。在对被执行人债权的执行问题上，现行法律规范只在《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民诉法适用意见》）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下称《执行规定》）中作了笼统的规定，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被执行人可供执行财产的范围，对缓解“执行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因仅能执行到期债权，且在许多方面尚不完善，致使实践中做法不一、执行较乱。如何进一步扩展和明确被执行人可执行债权的范围，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需要，是当前法院执行工作中一个亟需研究和解决的课题。笔者现从债权的各种类型入题，试对被执行人债权的执行问题作一探讨，旨在抛砖引玉。

一.债权的分类

债权是源于债而产生的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指债权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依照法律的规定有权要求债务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债权不同于物权，物权是指权利人直接对其所拥有的有形财产的绝对性的支配权，具有排他性和追及性，法院在执行中，可以直接对被执行人的有形物进行查封或扣押。而债权是债权人在债的法律关系中对债务人所享有的一种对人而非对物的相对性的请求权，一方面，它属于财产权的范畴，具有相容性、时限性和可代位清偿转让的特点；另一方面，债权又能以法律上的力为保障而受到法律保护。研究对债权的执行方式，首先应了解债权的类别，根据债权的法律性质、请求标的和所处状态，现对债权试作如下分类：

首先，根据债权的法律性质，可以把债权划分为未经依法确定的债权和已经依法确定的债权，在此把未经依法确定的债权称为自然债权，已经依法确定的债权称之为法定债权。

在行政法领域，行政强制执行作为实现行政行为内容的一项保障制度，行政强制执行一方面能够保证行政活动的持续、有效进行，但另一方面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行政强制执行与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和人权保护原则息息相关。这就必然要求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这一对矛盾予以科学地平衡和协调。现在，我国行政强制法正在起草之中，并正在广泛征求意见。基于上述认识，我们拟对该法草案提出几点修改意见。

一、断电、断水等能否作为行政强制执行的一种方式

（一）现状分析及问题的提出

以行政强制法草案为准，行政强制执行①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即代履行、执行罚和直接强制执行。

根据该法草案的规定，代履行②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做出排除妨碍、强制拆除、恢复原状等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其他组织代为履行。”可见，代履行针对的是可由他人代替履行的作为义务的强制执行。它的适用是有条件和局限性的。对于不可替代性的以及不作为义务，不能适用代履行的强制方式，而只能采取其他方式实现行政行为所确定的内容。

鉴于此，强制法草案又规定了执行罚的方式。按照所要强制执行的义务类型的不同，具体又分两种：第一种执行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做出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机关又不能实施代履行的，可以一次或者数次加收一定数额的罚款，直至当事人履行义务。”这主要适用于不可替代性的作为和不作为义务。第二种执行罚是指“行政机关依法做出金钱给付义务的行政决定，当事人逾期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按日加收罚款或者一定比例的滞纳金。罚款或者滞纳金的标准应当告知当事人。”这种执行罚专门适用于对相对人负有金钱给付义务的强制执行。学者们一般认为，两种执行罚都属于间接强制的方式。

探望权是2002年修改后的婚姻法第38条所规定的，内容如下：“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父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由人民法院依法中止探望的权利；中止的事由消失后，应当恢复探望的权利。”

所谓探望权，是指夫妻离异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有义务协助非抚养一方行使探望的权利。探望权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一种身份权，夫妻离婚后，基于婚姻关系的各种身份权，财产权归于消灭，但是父母子女关系是不会改变的。探望权在婚姻家庭法律中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它可以保证夫妻离异后非直接副养一方能够定期与子女团聚，有利于弥补家庭解体后给子女造成的感情伤害，有利于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探望权的执行是完成行为的执行，是一种以行为为内容的执行，通常，探望权的执行由双方当事人达成执行协议，从而依照执行协议来履行，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协议不成，或一方当事人不能遵照协议履行的情况，这就需要法院采取强制的措施来确保探望权利的实行。

《婚姻法》的这一条，规定了探望权的以下内容：一、探望权的主体：是指已离婚的父或母与其子女，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应予以配合。二、探望权的行使：是享有探望权的主体执行人民法院已生效的离婚判决或双方生效协议的实质性内容。三、探望权的中止：探望权是在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前提下行使的，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认为行使探望权的一方在行探望权时有损于或者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权的申请，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事实存在，可中止其探望权，待不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情形消失后，可通知双方恢复探望权。探望权的中止不是对探望权的实体进行处分，而是暂时停止其行使探望的权利，所以称为“中止”而不是“终止”。四、探望权的恢复，是指中止的情形消失后，由人民法院通知双方，继续恢复执行生效的离婚判决的行为。五、探望的方式。六、探望的时间。探望的方式和探望的时间离婚双方可以约定，协商约定不成的，可由人民法院判决。

在探望权利履行的过程中，依据婚姻法，法院所能采取的强制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探望权行使方式的判决实现。既在双方当事人不能达成行使协议的前提下，由法院作出的判决来强制规定；二是中止履行，探望权人的行为符合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三款之理由时，可由人民法院判决中止探望权的实行；三是强制履行，根据婚姻法第四十八条之规定，赋予了探望权可以被强制执行的效力。

结合执行庭的实际情况来看，本次调研将主要讨论探望权强制执行过程中的主要问题。

因探望问题而发生纠纷的，多数情况下是夫妻双方在离异时已矛盾重重，离异后无法心平气和的来讨论探望协议的达成，监护一方坚持不让探望，法院的执行工作的难度也可想而知，且这种执行，标的是行为，且为不可替代之行为，有其鲜明的特点，主要如下：

民事执行难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难题，人民法院为此不断地探索着解决办法和途径，通过积极的探索与实践，执行工作的改革已取得了重大创新与突破，基本建立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的新型执行工作管理体制，各级人民法院成立了执行局，并以此作为人民法院的附属机构，改变了执行工作传统的司法权管理模式，形成了执行机构的上下级的行政权管理方式，在相关执行法律法规尚未修改完善的前提下，人民法院的自身改革创新，已经迈出了执行体制改革的关键性的步伐。但是，基于我国法院的实际，现有的执行体制管理模式，仍然未能彻底解决执行体制中的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为此，笔者限于理论功底浅薄，对执行权的有效分配和实施阐明一点粗浅看法。

一、民事执行权的属性

我国的民事执行程序规定在《民事诉讼法》当中，执行程序被认为是民事诉讼程序的最后阶段，执行完毕，就结束了整个诉讼程序，人民法院被确定为执行机关，在人民法院内部设立执行庭负责执行工作，法官自然也成了执行官，行使着包括司法权在内的一切权力，因而执行权也被认为就是司法权，这实质上是对执行程序及执行权属性的一种不确切的界定。究竟应当如何界定执行权的属性，从现行人民法院改革确定的执行体制来看，人们对执行权有了新的理解，认为它既有司法性，也有行政性，就性质来说，执行权更偏重于行政权。可以说，人民法院也就是根据这种理论观点，将司法权和行政权有机的结合起来，设立专门的执行局。在执行局内部建立分权运行机制，把执行裁决权和实施权分开，分别由内设的裁决组和实施组独立行使，以裁决权体现其司法性，以实施权体现其行政性。

二、民事执行权再分配的必要性

行政在于执行民意，实现正义，保障权利与权力的有效实现，而司法在于复归民意，矫正正义，实现错位权利与权力的回归。由人民法院统一行使具有司法性和行政性的执行权，不符合实现司法的职业化和司法的非地方化、非行政化的司法改革方向。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民事执行权进行再分配，应当将执行权中具有行政权属性的实施权从法院中分离出来，由相关的行政执行机关或组织负责实施，以体现执行权的性质，遵循执行活动自身的规律。理由是：

①确保司法机关中立形象的需要。司法权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有实质性不同，司法是一种判断，而行政是一种管理。司法权效力具有终极性，这意味着司法权是最终判断权，是最权威的判断权。这是司法权的典型特征。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司法机关，行使的是司法权，也仅限于行使司法权，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人民法院出于中立的地位，不受其他任何因素的影响。从司法权的性质来看，法院的裁决结论一旦发生法律效力，司法裁判权行使对于特定案件而言，就应立即结束。至于为实现司法裁判结论而进行的执行活动，理应由司法行政机构加以实施。

四、探望权的中止

探望权的中止，是指探望人符合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时，由法院判决探望权人在一定时间中止行使探望权的法律制度。

探望权是探望权人的法定权利，法律应该保护探望人的探望权，但是探望权也涉及到抚养方和子女的利益，可能损害相关人尤其是子女的合法权益，因此有必要从立法上加以限制。探望权中止制度，就是通过中止探望权人在一定时间内行使探望权，来保护相关人的权益。但是探望权毕竟是探望权人的一项重要的人身权利，中止探望权对探望权人影响巨大，法律也应该从制度上保障探望权人的探望权不被任意剥夺。我国婚姻法为平衡两者利益，通过立法的方式规定了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和方式。

（1）中止和终止的区别探望权是人身权，人身权具有专属性，不得以协议或判决的方式予以剥夺。因此在民事主体生命存续期间，人身权不存在终止，只能被限制。中止就是限制的一种方式。所谓中止，在这里是指由于出现了法定不能行使探望权的情形，探望权人应暂时停止行使探望权。探望权中止只是要求探望权人在法定理由存在期间暂时不能行使探望权，在法定理由消灭后，就应该恢复探望权人的探望权。因此探望权中止不等于探望权终止，更不是剥夺探望权。

（2）探望权的中止与客观上不能行使探望权的中止是对探望权人的人身权利的一种法律上的限制。而实践中也会出现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尽管探望权人仍然享有探望权，但是在客观上无法行使的情况，例如因为台风、洪水等自然原因，导致探望成为不可能；因子女出国或在国内远程旅游等人为原因，导致探望成为不可能。这些情况既不应视为探望权的中止，也不能视为直接抚养一方违背了协助义务。但是出现了这种情况时，直接抚养一方应当负有告知义务，并应当与探望权人协商以确定是探望权人放弃一次或若干次探望，还是另行改期探望，（因客观原因无法通知的情况除外）。

（3）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婚姻法规定：“父或母探望子女，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的，经人民法院判决可以中止探望权。”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是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当父母的探望行为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时，经人民法院判决，探望权才能被中止。如果父母的探望行为造成的是其他损害，但是没有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人民法院就不能判决探望权中止。探望权中止的法定理由既是人民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也限制了人民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保证了探望权人的探望权不被任意剥夺。《婚姻法（修正案）》把“不利于子女的身心健康”作为探望权中止的唯一法定理由，体现了婚姻法保护子女身心健康的立法倾向。人民法院应严格按照这一法定理由作出判决，不得任意中止探望权人的探望权。不利于子女身心健康，包括子女的身体、精神、道德或感情的健康。一方不负担子女抚养费或是未按期给付抚养费的情况，并不是中止其探望权的条件，不能作为中止探望权的法律依据。

集团公司采用什么样的财务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应当采用的组织结构。随着围绕以核心业务为中心的多元化经营道路的发展，的规模急速扩大，集团化管理成为必然。，国有企业系统内组建的集团公司基本上以管理型为主，并不直接参与经营活动。因此，集团公司的财务控制跨度设计成为集团公司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控制跨度越宽，组织效率越高。近年来，许多集团公司都在努力加宽控制跨度。以使减低管理成本，加速决策过程，缩短管理层与市场客户之间的距离，增强整个企业的灵活性、高效性。而控制跨度设计的一个最主要部分，就是在集团公司内部对财务治理权的合理配置，也就是解决好集团公司内的集权与分权的问题。在集团公司的财务管理体系上形成一套有效的财务监控机制和资金运作机制，以便形成有效规范的约束制度和激励制度，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集团公司的整体优势。本文试从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3方面来简述集团公司对财务治理权的内部配置。

一、集团公司对财务决策权的合理配置

经营管理的重心在于决策，不论何种管理决策都涉及到财务决策特别是涉及到企业长期资金来源、资金投放方向和投资项目的战略性决策。而决策的效果和效率首先取决于决策权的配置。理论上讲，集团公司的财务决策权应集中在股东会和董事会。但在实务中，股东会和董事会所拥有的财务决策权要部分地授权给经理层来执行。这就需要财务决策权在股东会和董事会与经理层之间的分割与配置问题。

一般认为，财务的决策分为2类：1是财务战略决策；二是财务战术决策。即使是在授权制度下，财务的战略决策权也必须集中在股东会和董事会，而一般的或日常的财务决策，则可授权给经理层来作出。

按照国际惯例和我国《公司法》的要求，董事会保留的财务战略决策权的主要是：制定或审批公司年度财务预算与决策方案；制定或审批公司利润分配方案和亏损弥补方案；决定公司财务管理体制和机构设置方案；决定公司的重大筹资和投资行为S制定或审批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和重要资本经营方案；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决定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和财务负责人的报酬事项等。

二、集团公司对财务执行权的合理配置

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是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关系最为密切的几类行为。随着《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相继实施，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许可行为逐步走向了法治化的道路。近些年来，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都在为行政强制的法治化而不断的努力。目前，制定《行政强制法》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很多行政法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我国《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无疑能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些众多的意见中，其中关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问题的讨论较为激烈。本文试图从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视角，谈谈法院在执行中应当发挥的功能，以期能为我国《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一个理论前提：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

一个国家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对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理解。在我国，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一直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权力，一项完整的行政权既包括决定权，也包括执行权。前者解决的是义务的设定问题，后者解决的是义务履行受阻时的实现问题。行政强制执行权是行政权题中的应有之义，而不属于司法权。[1]也有学者认为，普通法系国家从来都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司法权的一部分，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历来都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行政权的一部分。[2]与此相似的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是就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强制当事人所要履行的义务而言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它所执行的前提或基础是行政义务，即行政法律规范或行政机关设定的义务。而使用的手段即强制措施则可能是行政的或司法的。所以，从执行主体或形式上看，有些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行政行为，另外一些则为司法行为。[3]我们认为，无论从执行的形式，还是从执行的内容上，都应当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界定为行政权，理由如下：

首先，衡量一种权力的性质，不是看这种权力是由谁行使的，而是看它是什么属性。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定位不应受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权是由法院来行使的就是司法权，也不能认为是由行政机关来行使的就是行政权。事实上，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与谁来行使是两个不同问题。无论是哪个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其性质都不会改变。按照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来界定执行权的性质是得不出结论的。就中国大陆的情况而言，法律将行政强制执行权既赋予了行政机关，也赋予了人民法院，如果按照执行主体来理解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在中国大陆行政强制执行权既可能是一种司法权，也可能是一种行政权，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同样，在美国不但有法院负责的强制执行，也有紧急法制中行政机关负责的强制执行，按照执行主体也难以界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我们判断一种权力的性质，不能仅仅以行使该权力的主体，更主要考虑的是该权力解决的问题和运行的程序。其实，行政强制执行权由哪些机关行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哪个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都必须尊重该权力的特性和遵循该权力行使的原则和规律。

其次，行政强制执行的执行内容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而不是司法行为确定的权利义务。换句话说，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当解释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权，而不是对司法行为的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权是基于实现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相对人义务的需要，行使该权力的基础是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这里还需进一步明确的是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超过复议或诉讼时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所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4]因此，从行政强制执行的内容来看，也应当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定位于行政权而不是司法权。

再次，根据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行政行为一旦产生就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可见，从效力上，无论是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还是法院的执行行为，都是一种事实行为或者是二次行为。行政行为的执行是行政行为效力的具体体现，而行政强制执行权自然也归属于行政权的范畴。

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是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和行政相对人的权益关系最为密切的几类行为。随着《行政处罚法》和《行政许可法》的相继实施，行政处罚行为和行政许可行为逐步走向了法治化的道路。近些年来，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一直都在为行政强制的法治化而不断的努力。目前，制定《行政强制法》的工作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针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很多行政法专家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对我国《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无疑能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这些众多的意见中，其中关于我国行政强制执行模式问题的讨论较为激烈。本文试图从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视角，谈谈法院在执行中应当发挥的功能，以期能为我国《行政强制法》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一个理论前提：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

一个国家行政强制执行权分配模式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对行政强制执行权性质的理解。在我国，关于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一直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有学者认为，行政权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执行法律、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权力，一项完整的行政权既包括决定权，也包括执行权。前者解决的是义务的设定问题，后者解决的是义务履行受阻时的实现问题。行政强制执行权是行政权题中的应有之义，而不属于司法权。[1]也有学者认为，普通法系国家从来都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司法权的一部分，而大陆法系国家则历来都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看成是行政权的一部分。[2]与此相似的观点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是就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强制当事人所要履行的义务而言的，也就是说，无论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它所执行的前提或基础是行政义务，即行政法律规范或行政机关设定的义务。而使用的手段即强制措施则可能是行政的或司法的。所以，从执行主体或形式上看，有些行政强制执行是一种行政行为，另外一些则为司法行为。[3]我们认为，无论从执行的形式，还是从执行的内容上，都应当把行政强制执行权界定为行政权，理由如下：

首先，衡量一种权力的性质，不是看这种权力是由谁行使的，而是看它是什么属性。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定位不应受行政强制执行主体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简单认为行政强制执行权是由法院来行使的就是司法权，也不能认为是由行政机关来行使的就是行政权。事实上，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与谁来行使是两个不同问题。无论是哪个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其性质都不会改变。按照行政强制执行主体来界定执行权的性质是得不出结论的。就中国大陆的情况而言，法律将行政强制执行权既赋予了行政机关，也赋予了人民法院，如果按照执行主体来理解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在中国大陆行政强制执行权既可能是一种司法权，也可能是一种行政权，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同样，在美国不但有法院负责的强制执行，也有紧急法制中行政机关负责的强制执行，按照执行主体也难以界定行政强制执行权的性质。我们判断一种权力的性质，不能仅仅以行使该权力的主体，更主要考虑的是该权力解决的问题和运行的程序。其实，行政强制执行权由哪些机关行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不管哪个机关行使行政强制执行权，都必须尊重该权力的特性和遵循该权力行使的原则和规律。

其次，行政强制执行的执行内容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权利义务，而不是司法行为确定的权利义务。换句话说，行政强制执行权应当解释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权，而不是对司法行为的执行权。行政强制执行权是基于实现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相对人义务的需要，行使该权力的基础是具体行政行为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这里还需进一步明确的是已经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可以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超过复议或诉讼时效的具体行政行为，也可以由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所维持的具体行政行为。[4]因此，从行政强制执行的内容来看，也应当把行政强制执行权定位于行政权而不是司法权。

再次，根据行政行为的效力理论，行政行为一旦产生就具有公定力、确定力、拘束力和执行力。可见，从效力上，无论是行政机关的执行行为，还是法院的执行行为，都是一种事实行为或者是二次行为。行政行为的执行是行政行为效力的具体体现，而行政强制执行权自然也归属于行政权的范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从1999年3月着手行政强制法的调研起草工作，经过反复征求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多次修改，于2002年4月形成了《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该项工作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本文作者提出的观点是，为了实现“对行政强制行为进行规范，既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法律手段，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又避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之目的，不应该局限于“行政强制”，而应该全方位地架构行政执行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在行政强制法的调研起草过程中，关于该法的名称及适用范围，学术界提出了多种选择方案：有人主张制定行政强制法，其中包括行政强制执行与即时强制等内容；有人主张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非执行性的强制措施及即时强制措施不宜纳入立法范围；还有人主张制定行政强制措施法，以解决目前行政强制措施领域执法混乱的迫切需要；也有人主张制定行政执行法，将所有行政执行的情形网罗其中，为全面实现依法行政奠定基础。我认为，应该制定行政执行法，基于全方位的考虑，在充分赋予行政机关以各种执行手段的同时，为其设定较为全面而周密的程序。

围绕该法的名称及适用范围的上述争议，反映出学术界有关研究的多视角性，也反映出实践中有关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到目前为止，除了《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地单独使用“行政强制”这一术语外，行政法学界大多是将其作为定语来使用的，如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等。“行政强制”，是由行政强制执行、即时强制、行政调查等组成的一个复合概念，指行政强制主体为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通过依法采取强制手段迫使拒不履行行政义务的相对方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或者出于维护社会秩序或保护私人（公民）人身健康、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需要，乃至为了获得行政上信息的需要，而对（私人）相对方的人身或财产采取紧急性、及时性或临时性强制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总称。很显然，尽管它是由多种制度组成的，但是，它仍然不是行政执行制度的全部，不能成为行政执行的一般法，而只能是行政强制的一般法。

在行政执行领域，日常行政管理中的大多数义务是由义务人自觉履行的。这种自觉履行，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形式的“被迫”，但是，其表现出的是一种温和而自觉的行为。在现代国家，特别是在福利国家、社会国家和行政国家等一系列概念得以广泛确立和深化的情况下，创造参与型行政或互动型行政，已经成为发达诸国的共通趋势。简言之，对行政执行应该有一个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除了行政强制主体通过强制手段确保行政上的义务得以履行外，义务人自觉履行相关义务也是行政执行的形态，而且是最广泛和最重要的行政执行形态。通过立法，应该对有关行政执行的方方面面作出系统、全面而有效的规定。然而，在有关体制架构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创造出义务人自觉履行，实现参与型行政、互动型行政这一现代行政状态，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重视不够，对行政执行制度欠缺全方位架构的视角。

《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业已形成，该法的适用范围亦基本得以确定：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方面内容。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能全方位地架构行政执行制度，但至少也应该从广义上来理解行政强制这个概念。在立法中，不仅应对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作出规定，而且应该对即时强制、行政调查等重要的行政领域作出相应的规定，并且，对通过民事手段解决行政执行的补充机制亦应该有必要的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从1999年3月着手行政强制法的调研起草工作，经过反复征求各有关方面的意见，多次修改，于2002年4月形成了《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该项工作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的意义，这一点毋庸置疑。本文作者提出的观点是，为了实现“对行政强制行为进行规范，既赋予行政机关必要的法律手段，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又避免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之目的，不应该局限于“行政强制”，而应该全方位地架构行政执行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在行政强制法的调研起草过程中，关于该法的名称及适用范围，学术界提出了多种选择方案：有人主张制定行政强制法，其中包括行政强制执行与即时强制等内容；有人主张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非执行性的强制措施及即时强制措施不宜纳入立法范围；还有人主张制定行政强制措施法，以解决目前行政强制措施领域执法混乱的迫切需要；也有人主张制定行政执行法，将所有行政执行的情形网罗其中，为全面实现依法行政奠定基础。我认为，应该制定行政执行法，基于全方位的考虑，在充分赋予行政机关以各种执行手段的同时，为其设定较为全面而周密的程序。

围绕该法的名称及适用范围的上述争议，反映出学术界有关研究的多视角性，也反映出实践中有关问题的复杂性。实际上，到目前为止，除了《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明确地单独使用“行政强制”这一术语外，行政法学界大多是将其作为定语来使用的，如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等。“行政强制”，是由行政强制执行、即时强制、行政调查等组成的一个复合概念，指行政强制主体为保障行政管理的顺利进行，通过依法采取强制手段迫使拒不履行行政义务的相对方履行义务或达到与履行义务相同的状态；或者出于维护社会秩序或保护私人（公民）人身健康、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需要，乃至为了获得行政上信息的需要，而对（私人）相对方的人身或财产采取紧急性、及时性或临时性强制措施的具体行政行为的总称。很显然，尽管它是由多种制度组成的，但是，它仍然不是行政执行制度的全部，不能成为行政执行的一般法，而只能是行政强制的一般法。

在行政执行领域，日常行政管理中的大多数义务是由义务人自觉履行的。这种自觉履行，可能是自愿的，也可能是由于某种形式的“被迫”，但是，其表现出的是一种温和而自觉的行为。在现代国家，特别是在福利国家、社会国家和行政国家等一系列概念得以广泛确立和深化的情况下，创造参与型行政或互动型行政，已经成为发达诸国的共通趋势。简言之，对行政执行应该有一个较为客观和全面的认识。除了行政强制主体通过强制手段确保行政上的义务得以履行外，义务人自觉履行相关义务也是行政执行的形态，而且是最广泛和最重要的行政执行形态。通过立法，应该对有关行政执行的方方面面作出系统、全面而有效的规定。然而，在有关体制架构的过程中，对于如何创造出义务人自觉履行，实现参与型行政、互动型行政这一现代行政状态，理论界和实务界普遍重视不够，对行政执行制度欠缺全方位架构的视角。

《行政强制法（征求意见稿）》业已形成，该法的适用范围亦基本得以确定：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两方面内容。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不能全方位地架构行政执行制度，但至少也应该从广义上来理解行政强制这个概念。在立法中，不仅应对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强制措施作出规定，而且应该对即时强制、行政调查等重要的行政领域作出相应的规定，并且，对通过民事手段解决行政执行的补充机制亦应该有必要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