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监督范文10篇

刑罚执行权与检察执行监督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刑罚执行权是对生效司法裁判的执行,更多体现为行政性质的权力,具有主动性、单一强制性与管理性的特点;就被执行人而言,被执行人对刑罚执行权具有服从性的特点。执行监督权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在刑罚执行阶段的体现,是一种超然的第三者权力对执行体系和执行权进行监督的权力。两权实际上具有不同的权属性质,各有不同的目的和功能。根据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的法律监督权和刑事诉讼起诉职权同属于一个机关——检察机关来行使。现在检察实务与理论部门的一些学者在研究检察机关的监督权时,往往下意识地将检察机关依据诉讼规律所应具有的诉讼职权与法律监督性质的监督权等量齐观,不作区分,这就造成对诉讼职权与监督权相互的认识混淆、功能混同,同一职能部门既完成诉讼职能也完成监督职能,诉讼职权的行使就体现为监督职权的运用,监督职权的实现依托诉讼职能的展开。这样,势必使遵循诉讼规律的诉讼职权被异化为具有监督性质的权力,出现诉讼职权的位阶升高,破坏了诉讼规律的平衡与对抗特点;同时,监督权通过诉讼职权的行使,也使得高位阶的监督权,诉讼体系外的第三者监督的权属特质被异化为诉讼内的各项诉讼权力之间的制约与制衡,无形地降低了监督权所应具有的外在性、中立性、超然性的特点。为更好地研究诉讼规律与我国监督权的特点,有必要将两者的权属关系进行恰当的分析与比较,以便于尊重司法诉讼规律以及我国宪政特点,对我国的权属机构设置、权力功能定位、权力行使等进行恰当的界定,实现司法诉讼活动与法律监督的内在协调。

一、刑罚执行权

(一)刑罚执行权的概念与特点

1.刑罚执行权的概念

刑罚执行权,是执行法院生效司法裁判的权力,借以实现刑事司法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的目的。在刑事司法领域,就刑罚执行权而言,应包括申请执行权,交付执行权,执行权、变更执行权和执行终结权。此外,在刑罚执行过程中因为重大疾病、立功等特殊情形,会发生刑罚执行变更的情形,如,刑罚执行方式的改变、刑期的减少等,因而会产生执行变更权。狭义的刑罚执行权,仅指代执行具体刑罚的权力。而广义的刑罚执行权,实际上是涵盖上述各项权力的一个集合权力。广义的刑罚执行权,展现了刑罚执行的各个环节的权力活动。本文所指刑罚执行权是广义的刑罚执行权。

2.依据我国刑诉法等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刑罚执行权体现出如下特点:

摘要：执行职能是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之一,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能力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力仍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力是现阶段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热点。本文就行政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执行力,加强公众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公众的监督可以使监督体系更为完善,同时还有利于消除行政机关内部的弊端,发挥其他监督无法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执行力行政机关公众监督

“执行力”这一概念起源于行政法学,是指对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强制执行的强制力或法律效力。然而现在,其被广泛接受的含义是作为一种能够达到预定目标的能力,从这层含义上讲提高执行力对加强机关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17世纪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之父洛克提出,执行法律是行政机关的最高职责。20世纪初,著名的行政学家威尔逊、古德诺、怀特等也指出了执行对于政府公共行政的重要性。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更是发起了政策执行研究运动,他们指出重视政府的政策执行问题,不仅要重视政策执行本身,而且应当在政策执行与政策制定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

近几年来,我国也有学者将“执行力”这一概念引进行政管理领域,于凤荣、王殿春发表了《提高我国公众政策执行力的对策研究》一文,史耀疆发表了《科学组织中执行力弱化的原因及其强化政策》一文,胡昌升发表了《执行力是一个组织的生命力》一文。在这里我们认为,作为行政管理学意义上的行政执行力,可理解为是为达致既定的行政管理目标,通过对各种组织资源进行使用、调度和控制,从而有效进行组织内日常事物、履行行政机关责任和义务的能力。由此可见,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

行政机关,其主要工作就是从事各种执行性活动,其主要职能就是公正和中立地执行国家意志。长期以来,我国的行政效率低下,执行不力的情况较为严重。我国进行改革,其中一个主要的内容就是行政机关的改革,以通过改革来提高行政效率,加强行政执行力。虽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我们也应看到不少部门和单位还存在这样的现象:

现象一:长期以来,人们往往习惯于“人多力量大”、“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这种思维模式,反映到组织结构上便是追求部门齐全,人员充足,形成一种规模庞大、结构严密、分工细致、上下贯通的行政管理体系。而这种管理和思维方式往往导致人浮于事,交叉重叠,多头管理,职责不清,使得行政机构的办事效率低下。

摘要：执行职能是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之一，随着政府机构的改革，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能力已有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力仍有待于进一步提升。如何进一步提高我国行政机关的执行力是现阶段行政管理学研究的热点。本文就行政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为进一步提升行政执行力，加强公众监督是必不可少的。公众的监督可以使监督体系更为完善，同时还有利于消除行政机关内部的弊端，发挥其他监督无法起到的作用。

关键词：执行力行政机关公众监督

一、“执行力”这一概念起源于行政法学，是指对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强制执行的强制力或法律效力。

然而现在，其被广泛接受的含义是作为一种能够达到预定目标的能力，从这层含义上讲提高执行力对加强机关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17世纪西方古典自由主义之父洛克提出，执行法律是行政机关的最高职责。20世纪初，著名的行政学家威尔逊、古德诺、怀特等也指出了执行对于政府公共行政的重要性。普雷斯曼和韦达夫斯基更是发起了政策执行研究运动，他们指出重视政府的政策执行问题，不仅要重视政策执行本身，而且应当在政策执行与政策制定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

近几年来，我国也有学者将“执行力”这一概念引进行政管理领域，于凤荣、王殿春发表了《提高我国公众政策执行力的对策研究》一文，史耀疆发表了《科学组织中执行力弱化的原因及其强化政策》一文，胡昌升发表了《执行力是一个组织的生命力》一文。在这里我们认为，作为行政管理学意义上的行政执行力，可理解为是为达致既定的行政管理目标，通过对各种组织资源进行使用、调度和控制，从而有效进行组织内日常事物、履行行政机关责任和义务的能力。由此可见，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

二、行政机关，其主要工作就是从事各种执行性活动，其主要职能就是公正和中立地执行国家意志。

摘要：从整个诉讼过程来看，法律对审判的监督程序和监督措施的规定比较健全，有二审、再审、提审、抗诉等，但是，对执行工作的监督长期以来缺乏法律和司法解释规定的程序和措施，虽然许多地方法院作了一些规定，但在全国法院系统内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致使一些不当和错误的执行行为难以纠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不能依法有效地得到保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规定》）中作出了八条的规定，从而确立了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监督制度，一种上级对下级的纠错制度，使得执行监督权在执行程序中的适用有了完善的法律依据。

关键词：执行程序监督权

一、执行监督的范围

从广义上看，执行监督应当是监督执行，也就是说，法院内外上下各个监督主体对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施的监督。在监督主体上，被监督者是执行法院及其从事执行工作的工作人员，而监督者的主体比较广泛，有人大监督、检察监督、党政机关监督、群众监督、当事人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等。但是，在众多的监督主体中，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监督，具有职权性和权威性，最直接，最有效，因此，《执行规定》只规定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监督。而执行监督的内容，从广义上看，应当说执行法院的所有执行工作都属于监督范围，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执行工作实行全面监督，包括宏观和个案、合法和违法，但笔者认为，既然执行监督作为一种上级法院针对下级法院的纠错制度，那么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执行监督的重点应仅是对执行个案中发生的不当或错误的执行措施和具体执行行为，包括执行中作出的不当或错误的裁定、决定和通知等进行监督。

二、执行监督的原则

从执行监督的性质及其在实践中的适用来看，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实施执行监督，应当坚持以下几项原则：

摘要：在民事执行阶段，民事检察监督立法的缺位导致民事执行案件在执行程序上和适用实体法上产生诸多暇疵，基于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立论基础，提出了民事执行程序检察监督体制的重构。

关键词：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民事诉讼是私法诉讼，强调私法自治。”[1]但民事诉讼领域缺乏第三方力量的监督，同样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遂以民事检察监督的司法机制融入民事诉讼领域。总体看来，民事诉讼各阶段在民事检察监督的有效参与下，均能得到良好的开展。但是，作为民事诉讼的末端——民事执行阶段，民事检察监督的参与性不甚理想，公权力介入的不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执行不力、执行不公的司法困境。

一、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立法分析

2007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该条明确规定了国家监督权对民事诉讼领域的监督。那么，人民检察院如何行使监督职能，因为它不能参与到民事诉讼领域中成为一方当事人参与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有法律规定的法定情形的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可见，作为民事检察监督的方式是民事抗诉，对象是已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但是在审判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已经作出了一些司法解释，不断限制各级人民检察院对法院执行裁定行为的法律监督。如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执行程序中的裁定的抗诉不予受理的批复》规定：“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已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者其他法律文书的执行而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裁定，不属于抗诉的范围。因此，人民检察院针对人民法院在执行程序中作出的查封财产裁定提出抗诉，于法无据，人民法院不与受理。”再如，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检察机关对先予执行的民事裁定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审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对于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作出的先予执行的裁定，因案件尚未审结，不涉及再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于法无据。如其坚持抗诉，人民法院以书面通知形式将抗诉书退回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可以明显看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几乎排斥了民事检察监督在民事执行程序中的适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消极的司法影响。

二、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立法失衡所导致的司法困局

自*年机构改革以来，我省在财政部的悉心指导和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已连续四年开展本级预算执行的监督检查，共查出违法违规问题资金近7亿元，已纠正问题资金近3亿元，提出加强管理的建议或意见近百条，大部分被采纳。不仅为全面提高财政管理水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为建立财政资金运行全过程监督检查机制逐步探索出一条新路。

一、主要做法及成效

1、树立“一个理念”。自19*年全国税收财务物价大检查结束后，我省的财政监督检查工作逐步转向日常监督上来，并为加强财政管理做出了一定贡献。但与此同时，我省的财政监督检查工作仍存在“缺位”问题。一是探索财政监督有效途径不到位。财政监督作为财政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免疫”机制，必须参与财政收支运行全过程的监督，但工作中我省注重事后监督检查多，事前参与和事中监控探索少，造成财政监督始终没有从本质上区别于审计监督。二是促进财政管理水平提高不到位。尽管*年前，我省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展了大量检查，但在财政管理中仍存在预算分配约束不严、资金管理分散、资金使用效益不高、制度建设不健全等问题，特别是每年同级审计部门在审计本级预算执行时，审计出的问题更是“五花八门”，有些性质还很严重，直接影响了财政的整体形象。三是强化财政内部监督不到位。尽管我省按照财政部的工作部署和要求，每年都开展财政内部监督工作，但大部分是对所属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账户开展监督检查，很少对业务职能机构的业务行为开展监督，造成财政“灯下黑”现象比较突出。为解决财政监督的上述“缺位”问题，使财政监督真正融于财政管理、服务于财政管理，并为开展财政内部监督探索出一条新路，我省在反复研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树立了“构建以科学的财政监督检查职能为基石，以加强和完善财政管理为中心，专项监督检查与日常管理并重，建立明显区别于审计监督，涵盖财政收支全过程，体现财政管理特色的财政监督检查机制”的新理念，并将工作重心由财务收支监督向预算执行监督上转变，即在同级审计部门审计本级预算执行前，先对财政自身开展内部监督检查，以充分发挥财政监督的预警作用和自律作用。

2、突出“六个重点”。本级预算执行监督是依据本级人大审查和批准的年度财政预算，对本级财政及各预算部门和单位，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筹集、分配和使用财政资金情况及组织政府预算收支任务完成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的真实、合法、效益性所进行的监督。由于开展本级预算执行监督检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我省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本级预算执行监督检查的六个重点：

（1）一般预算收支情况。一是监督检查收入是否依法、及时足额解缴入库，有无隐瞒、截留、转移财政收入的问题；预算单位有无应收未收、应缴未缴、坐支预算资金等问题。二是监督检查有无拨付不及时现象；预算支出是否严格按照预算执行，有无随意改变预算规定的资金使用方向；预算支出结构是否合理，是否保证了教育、科技、农业的法定支出。三是监督检查往来款项核算有无应收未收，隐瞒转移预算收入问题；有无虚列支出，随意借款的现象发生；有无往来款项清理不及时，长期挂账的问题。

（2）预算调整和结转下年使用支出情况。一是监督检查调整预算是否合规，预算追加是否符合规定的程序，有无随意追加预算，扩大收支规模的问题。二是监督检查结转资金的真实性、合规性，是否存在无预算、无项目、无用款单位和无资金来源空头结转等问题。

以制约和监督权力为核心。加强整体规划。逐步建成内容科学、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反腐倡廉建设要以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各项制度为重点。以提高制度执行力为抓手。抓紧重点突破。切实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制度实效。通过制度建设制约和监督权力，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党对权力本质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为什么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

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党是掌握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就是手中掌握着国家权力。确保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与其他非执政党派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并通过它来实现我党的政治纲领。能否对权力加以有效的制约与监督。直接关系党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党和国家事业的兴衰成败，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客观需要。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腐败的本质是公权私用，解决腐败问题就要健全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机制，防止权力岗位化、岗位形成的权力个人化、个人掌握的权力商品化，从源头上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保证权力正确行使，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需要。改革开放以来，国成功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性转变。一方面，要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另一方面，市场失灵等情况下，要及时稳妥地采取宏观调控手段，保持经济持续平稳健康运行。同时，还要特别防止一些政治权力非正常介入经济生活，造成市场机制扭曲和秩序混乱，侵蚀公共利益。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为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治保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国正处在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转轨时期，还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深层次问题。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和权利保护意识不断增强，对党和政府执政方式、领导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当前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群众意见很大，必须进一步强化公共权力意识，推动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加强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

二、应对权力运行的哪些方面进行制约与监督

党在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通过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建立健全巡视制度，近年来。取得了明显成效。党的十六大以来。有效地发挥党代会和全委会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作用。通过制定并颁布党内监督条例、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准则。制定并执行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等，进一步强化了对权力的监督。政府机关把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作为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并以此来部署和开展行政工作。这些，为进一步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打下了良好的工作基础。当前要以加强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加强对权力授予过程的制约和监督。干部的选拔、任用、调配等环节上，继续实行“三推三考二调查一评估”制度，不断完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合理确定参加民主推荐人员范围，全面分析民主推荐结果，增强民主推荐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等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推行差额推荐、考察、酝酿，健全票决制。扩大干部工作信息公开，健全干部选拔任用监督机制和严重违规用人问题立项督促检查制度。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责任追究等四项监督制度，坚决纠正选人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加大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等问题的整治力度。加强对权力行使过程的制约和监督。从加强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入手，进一步健全组织体制和程序规则，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防止权力滥用。紧紧抓住那些容易滋生腐败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体制机制漏洞。加强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土地管理和矿产资源开发等领域专项治理和监管。认真治理司法领域的突出问题，规范司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行使，加强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深化干部人事制度、财政体制、金融体制、投资体制等方面改革的同时，继续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防范权力行为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非正常干预。加强对权力运行结果的制约和监督。严格执行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对干部从严要求、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强化组织手段，全面结合群众评价、社会舆论、干部考核情况，及时调整工作懈怠、不负责任、不讲原则的干部，使干部对职务、权力和责任心存敬畏。严肃党纪政纪，严厉查处腐败分子，坚持有案必查、一查到底、严肃处理，同时，充分发挥产办案件的治本功能，使干部不敢腐败、不能腐败、不想腐败。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党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四项监督制度等贯彻执行的监督检查，严格执行离任检查、离任审计和责任追究等制度。

三、怎样对权力进行制约与监督

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文化、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等。本部分主要从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的角度来对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影响进行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方式和程度。民主、现代的政治文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提供了文化背景，而封建社会专制的政治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率的提高，一般表现为官本位思想、臣民意识等。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封建历史相当的悠久，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为民做主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残余还是不能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有时还是相当的深刻，造成了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之一的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渠道，造成了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冷漠，普遍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国家大事是那些当权者的事，于己无关，长期以往，就逐渐地失去了参与政策执行监督地热情。而民主社会要求社会公众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地主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既是自己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所以这种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公共政策的首要特征在于“公共”，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调配，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影响的不是一个人的利益，因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也存在着较强的外部效应。笔者认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政府，希望减轻他的农业税，或者提高他的福利水平，他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准则呢？首先，我们不说这个农民是否具有这种游说的能力，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也不可能采取行动。奥尔森认为，在一个群体范围内，集体受益是公共性的，即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而不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个农民去游说政府，那么得到利益的是整个农民阶层。集体受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个集体成员都想坐享其成，来“搭便车”。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可能都很想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因为公共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理性的个人选择了不监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个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即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有效，受益者也不是他一个人，成本—受益不对称，他人的“搭便车”心理导致了个人不会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这种情况必然阻碍社会公众特别是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

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狭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广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不仅包含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还包括履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职能的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等。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公共政策监督体系的一个分系统，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是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监督体制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导致在现实的监督中，出现了“弱监”、“虚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效果。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政治文化、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经济发展水平、国际环境等等。本部分主要从政治文化和公共政策自身特点的角度来对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影响进行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一种政治行为，必然受到一定的政治文化的影响。政治文化，是指通过政治社会化而形成的一整套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包括政治信仰、政治情感、政治认知等。政治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方式和程度。民主、现代的政治文化为有效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提供了文化背景，而封建社会专制的政治文化，则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效率的提高，一般表现为官本位思想、臣民意识等。我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封建历史相当的悠久，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官本位”思想、为民做主思想等传统政治文化残余还是不能彻底清除，它的影响有时还是相当的深刻，造成了现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之一的人民群众往往没有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渠道，造成了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冷漠，普遍认为“在其位谋其政”，国家大事是那些当权者的事，于己无关，长期以往，就逐渐地失去了参与政策执行监督地热情。而民主社会要求社会公众能意识到自己是国家地主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既是自己的一项权利，也是一项义务。所以这种封建社会政治文化残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公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

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在对社会公共利益进行选择、综合、分配和落实的过程中所制定的行为准则”[1]公共政策的首要特征在于“公共”，是对全社会的利益调配，而不是针对个人的利益。正是因为公共政策影响的不是一个人的利益，因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也存在着较强的外部效应。笔者认为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一种群体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如果一个农民通过各种途径游说政府，希望减轻他的农业税，或者提高他的福利水平，他会遵循一种什么样的准则呢？首先，我们不说这个农民是否具有这种游说的能力，即使有这种能力，他也不可能采取行动。奥尔森认为，在一个群体范围内，集体受益是公共性的，即集体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分享而不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个农民去游说政府，那么得到利益的是整个农民阶层。集体受益的这种性质促使每一个集体成员都想坐享其成，来“搭便车”。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人民群众可能都很想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因为公共政策与他们自身的利益息息相关，但是理性的个人选择了不监督，原因很简单，是因为个人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并不是免费的，即使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有效，受益者也不是他一个人，成本—受益不对称，他人的“搭便车”心理导致了个人不会参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这种情况必然阻碍社会公众特别是目标群体对公共政策执行的监督。

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狭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是指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广义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不仅包含行政机关内部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还包括履行公共政策执行监督职能的政党组织，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社会舆论以及人民群众等。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作为公共政策监督体系的一个分系统，与公共政策制定监督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但是在我国现实的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中，由于受行政管理体制、监督体制的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和功能，导致在现实的监督中，出现了“弱监”、“虚监”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监督的效果。追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摘要]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理论体系，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问题，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这些困境：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困境问责制

[Abstract]Tosolvethepositionproblemofthepublicpolicyexecutionsupervision,weshouldstrengthenthepublicpolicyexecutionsupervision,andformatheorysystemofthepublicpolicyexecutionsupervision,weshouldmainlyanalyzethedifficultpositionsfromfollowingseveralaspects:thefirstfromthepoliticalculture,theadministrativesystemaspectwhichwatchesthedifficultpositionofthepublicpolicyexecutionsupervision;thesecondwatchesthemainbodyofthepublicpolicyexecutionsupervision;thethirdwatchesthepublicpolicyexecutionsupervisionfrom“Responsibility-asking”system.

[KeyWords]thePublicPolicyExecutionSupervisionMainBodyDifficultPosition“Responsibility-asking”System

公共政策执行监督，是公共政策正确贯彻执行，达到预期公共政策目标的重要保障。许多制定十分周密、科学的方案，在执行时偏离了既定的公共政策目标方向，最终导致政策失败，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不严格，不到位。为此，必须加强公共政策执行监督，形成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理论体系，解决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问题。笔者认为应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这些这些困境：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二从公共政策执行监督主体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三从监督制度—“问责制”建设的缺失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

一、从政治文化、行政体制方面看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监督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