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规划范文10篇

21世纪的第二个五年，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市全面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快向宽裕型小康市目标迈进的五年。按照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努力开创知识分子工作新局面，实现知识分子工作新突破。为此，特制定2005年──20010年知识分子工作规划。

一、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

总体思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加快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为目标，以中青年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加大工作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建立人才聚集机制，优化人才环境，加速人才智力高地建设，为促进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工作目标：到20010年，全市知识分子总量达到2万名以上，中高级职称人员达到3500名；受到专门技能培训的企业、农业劳动者分别占到工、农业劳动者总数的50％、30％以上；全市以专家、科技副职、乡土人才为主体的三级科技人才网络体系逐步完善，“人尽其才、才尽其能”管理运行机制基本形成；通过健全政策制度，完善激励措施，使“技术参与分配”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

二、主要任务和措施

1、专家咨询服务团

人类从未停止过对未来生活的想象：会飞的交通工具、千里传音的通讯、随身携带的图书馆、无所不能的人工智能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梦想已经或正在成为现实。这一切都要归功于创新的设计，对未来的设计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更拓宽了我们想象的视野。

陕西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为我省设计出了未来发展的蓝图：到2015年，进入全国中等发达省份行列，到2020年，建成西部强省，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实现这一美好目标，需要我们立足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掌握一批关键技术和知识产权，增强核心竞争力，用知识产权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供支撑。

在省委、省政府领导下，近年来我省知识产权工作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知识产权拥有量快速增长，运用成效逐步显现，保护体系逐步完善。2010年，我省专利申请达到22949件，同比增长47.4％，增幅居全国第3；每万人专利申请密度为6.08件，居全国第11位。预计到“十二五”末，我省将建设成为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和服务强省，专利产业年均增长15％以上，到2015年实现产值3000亿元，知识产权服务业产值达到10亿元，陕西科教大省优势得以充分彰显。

面对良好的发展势头和艰巨的目标任务，我们务必抓住机遇，总结经验，开拓创新，推动知识产权工作向更深的层次、更高的水平、更广的领域又好又快开展。

一要不断增强企业的知识产权意识和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市场主体，同时也是创新主体的企业，应当深入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积极主动经营知识产权。世界知名的大企业，无一不是通过技术创新，凭借知识产权的力量发展壮大并取得霸主地位的。美国可口可乐公司没有向中国输出一条生产线，没有投入一分钱现金，仅凭商标和配方两样知识产权，就与百事可乐一道，占据中国软饮料的半壁江山。鲜活的事例一再告诉我们：知识产权是企业生存的重要因素。希望企业家们借鉴国内外及省内成功企业的经验，切实把实施知识产权战略作为企业发展的头等大事，抓紧抓好。

二要不断提高知识产权创造的质量和数量。我省是科教大省，高等院校众多，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科教综合实力位居全国前列。雄厚的科教实力为知识产权创造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而量大质优的知识产权创造又为科教强省建设提供了核心保障。现阶段，我们必须下大力气促进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知识产权的创造与运用能力，依靠知识产权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1知识管理的相关观点

在Hibbard看来，知识管理就是对组织内存在的各种形式的专业知识进行捕捉并分享，目的是使组织产生最大效能。而Sarvary将知识管理看作是组织创造和使用知识的商业程序，组织学习、知识生产和知识分配是这个商业程序下的子程序。这部分的观点将知识管理看作了典范转移，认为应该通过工作环境与企业文化的建设来激发员工创造价值的能力，提高组织的核心能力，最终使企业能够拥有持续性的竞争优势。Wilf提出了知识管理6C观念，即CreatefromIndividual(创造个人)、Clarify（确认）、Classify（分类）、Communicate（沟通）、Comprehend（了解）和CteatefromGroup（群组创造）。这是基于构筑企业文化、企业内部网络、信息科技下的知识管理的观念。本文通过总结指出了知识管理发展的困难主要为组织规模、人员素质的差异、知识与知识维护的认定、信息传递的质与量的控制、组织文化的创造。

2知识管理平台的相关观点

有了知识管理系统的支撑才能够进一步地对知识管理进行完善，也就是说企业完善的知识管理系统需要信息技术的支持。知识管理平台的建立只是分享与蓄积知识的工具，而最终的目的则是要构建文化，使组织转变为学习型的机构，促进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2]。因此，企业知识管理平台的建立或者引进不仅仅是信息设施的建立或引进，更是制度的引入。在知识管理平台的建立中企业除了需要投入设备等有形的资源外，还需要要人力、组织调整等无形资源的投入，同时还需要企业愿景的塑造来达到共识，通过良好企业文化的营造来实现知识管理的预期目标[3]。

3企业资源规划的相关观点

上世纪90年代，GartnerGroup产业分析集团首次提出了企业资源规划（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ERP）的概念[4]。Bylinsky将企业资源规划视为提供主要的企业流程信息的企业信息系统骨干。Bingi等则认为企业资源规划是对各部门信息系统的整合，通过对人力资源、会计、销售和制造及供应链的整合来给企业带来加快竞争压力反应、创造市场机会、减少库存等好处。通过对企业资源规划的上线成效的调查与报告可以看出，企业资源规划虽然当前并没有覆盖到企业的所有功能，但是能够通过信息平台来进一步的扩充功能。这种扩充能够降低企业的IT投资，但要依据整体性的规划来进行。企业资源规划是一种软件系统，作用在于协助对组织信息流于作业流程的整合，在企业资源规划的数据库中有很多有用的资料，能够对组织种不同的部门及作业功能进行支持。企业资源规划系统的完全实现能够为企业带来降低作业周期、较快信息处理速度、完善财务管理、建立电子商务基础、明确隐藏的知识等好处[5]。

21世纪的第二个五年，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市全面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快向宽裕型小康市目标迈进的五年。按照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努力开创知识分子工作新局面，实现知识分子工作新突破。为此，特制定2005年──20010年知识分子工作规划。

一、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

总体思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加快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为目标，以中青年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加大工作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建立人才聚集机制，优化人才环境，加速人才智力高地建设，为促进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工作目标：到20010年，全市知识分子总量达到2万名以上，中高级职称人员达到3500名；受到专门技能培训的企业、农业劳动者分别占到工、农业劳动者总数的50％、30％以上；全市以专家、科技副职、乡土人才为主体的三级科技人才网络体系逐步完善，“人尽其才、才尽其能”管理运行机制基本形成；通过健全政策制度，完善激励措施，使“技术参与分配”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

二、主要任务和措施

1、专家咨询服务团

内容提要: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具有广泛争议的一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理论上，它延续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主题，并在形式上把它们发挥到极致。在直接的意义上，它的矛盾也是当代西方左派知识分子面对日益复杂的资本主义变化的矛盾。研究这一话语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和逻辑的变化。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随着资本主义历史条件的复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多元化也日趋复杂，后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乌托邦的终结”背景下涌动的一种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知识规划，它直接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知识规划问题。后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多元性的征兆，围绕它的争论也充分说明当代西方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马克思主义话语生长的曲折性。

一

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文化霸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空场”问题。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和传播史看，寻找新的规划基础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场”做法并不足奇，可以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围绕此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两类马克思主义的“空场”：第一类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而被称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压抑了的普遍性，如萨特著名的“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空场”这个口号，而走到极端则是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弥赛亚救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第二类是马克思不曾在自己时代直接遭遇因此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映出来的现代问题，如哈维所言的“空间”问题，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主义被“升级”为当代文化的面孔，哈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及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是同质的。因此，可以说，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的立场并没有超越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复杂的是，如果说第二国际以来的“修正主义”以必须适应于政治经济发展而“更新”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曲解、补充甚至否定立场的理由，那么在这种理由成为一种习惯的理论或学术姿态后，它背后的政治立场便发生了极大的偏转。如詹明信所言，“马克思主义，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现象，随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论断在中文语境中的理解可能与其原始语境具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它在文化价值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因此即使对于自由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构成政治言说的边界，它只是被自由地谈论和发挥的一种文化。正是这一原因使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之未完成的政治规划被替换成知识规划，从知识规划角度来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也具有了合法性。拉克劳和墨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自我圈定了一个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圈子，而由它溢出的则是“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学路向，即把一种可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前提作为理论的中心视域。因此，我们看到在上述两类“空场”上，后马克思主义都告别了传统“补充”或“发展”的理论姿态，而变成了“发挥”(如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超越”(如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或“哀悼”(如德里达之“幽灵”)等立场。而这正是他们偏爱suture(缝合)、articulate(接合、言说)这些词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这些术语既能够表示一种通过“清晰地阐明”的语言行为而获得实践性的策略，从而弥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心主题在新的理论中的不足；又能够表达这样的含义，言说或实践产生作用的领域是由社会的不确定性、由每一种指符的不固定性决定的，是环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然，这种理论立场既割裂了它自身与历史逻辑的联系，也在理论逻辑上否定了普遍性诉求(这个问题在齐泽克那里被清晰地意识到，并得到极大的纠正)。所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史来理解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立场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所采取的与马克思主义保持切线关系(即既相关又不在其中)的理论姿态，因为那种“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和学院的理论，它把马克思主义投放到远方的地平线上，使之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一个亮点。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学者喜欢用这样一些与时间相关的术语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推迟”、“延宕”(德里达)、“姗姗来迟”(詹明信)等等。

论文关键词：防洪规划目标原则内容

论文摘要：介绍了防洪规划的定义、目标、原则及内容，了解并掌握这些关键部分，对做好防洪规划报告将起到指导性作用，从而筑就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墙堤。

洪水本是发生在河道及其泛滥区域的一种自然现象，但如果人类活动处于洪水范围内时便会形成洪水灾害。洪水灾害是一种自然灾害，人类社会越发展、经济越发达，造成的灾害也越严重，洪灾往往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痛苦。洪水会直接影响生态环境，容易引起瘟疫蔓延，形成脆弱的社会环境，对特殊的文化古迹、珍贵物种、风景名胜区等造成不利影响，破坏经济发展，给居民、企业、厂矿、学校、医院、交通运输、通信、商业等各部门造成损失，甚至会影响社会稳定。因此做好防洪规划是极其必要的，为做好防洪规划这一重要环节，我们一定要掌握防洪规划的定义、目标、原则及内容，这将对我们做好防洪规划起到标杆的作用。下面就防洪规划的定义、目标、原则及内容进行逐一简单介绍：

一、防洪规划的定义

防洪规划是指防治某一流域、河段或者区域的洪水灾害而制定的总体安排。根据流域或河段的自然特性、流域或综合规划对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总体安排，研究提出规划的目标、原则、防洪工程措施的总体部署和防洪非工程措施规划等内容。规划类型一般有流域防洪规划、河段防洪规划和区域防洪规划。防洪规划应当服从所在流域、区域的综合规划；区域或河段的防洪规划应当服从所在流域的防洪规划。防洪规划是江河、湖泊治理和防洪工程设施建设的基本依据。防洪规划中必须首先充分认识河流的洪水演进特性，包括河湖对洪水的自然调蓄作用，天然河道宣泄洪水的能力以及大洪水漫溢泛滥的情况。它是一种战略性计划，对河道治理及防洪设施的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

二、规划目标

为提升我县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建设创新型xx，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制定本规划。

一、序言

（1）改革开放以来，我县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创作取得长足进步，创新能力不断提升，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县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大力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对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资源环境约束，提升我县核心竞争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2）知识产权制度是开发和利用知识资源的基本制度。知识产权制度通过合理确定人们对于知识及其他信息的权利，调整人们在创造、运用知识和信息过程中产生的利益关系，激励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今世界，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知识产权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性资源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成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撑和掌握发展主动权的关键。国际社会更加重视知识产权，更加重视鼓励创新。发达国家以创新为主要动力推动经济发展，充分利用知识产权制度维护其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积极采取适应国情的知识产权政策措施，促进自身发展。

（3）经过多年发展，我县知识产权拥有量逐年增长，效益日益显现；市场主体运用知识产权能力逐步提高；知识产权领域交往日益增多。随着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和实施，规范了市场秩序，激励了发明创造和文化创作，促进了对外开放和知识资源的引进，对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从我县的情况看，知识产权制度仍不完善，自主知识产权水平和拥有量尚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社会公众知识产权意识仍较薄弱，市场主体运用知识产权能力不强，侵犯知识产权现象还比较突出，知识产权服务支撑体系和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知识产权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

（4）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大力提升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管理能力，有利于增强我县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xx；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规范市场秩序和建立诚信社会；有利于增强我县企业市场竞争力和提高我县核心竞争力；有利于扩大对外开放，实现互利共赢。必须把知识产权规划作为我县重要战略，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工作。

提要: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是具有广泛争议的一种国外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上，它延续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主题，并在形式上把它们发挥到极致。在直接的意义上，它的矛盾也是当代西方左派知识分子面对日益复杂的资本主义变化的矛盾。这一话语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主题和逻辑的变化。

关键词: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

随着资本主义条件的复杂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的多元化也日趋复杂，后马克思主义作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乌托邦的终结”背景下涌动的一种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知识规划，它直接提出了在马克思主义之后的知识规划。后马克思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多元性的征兆，围绕它的争论也充分说明当代西方变迁的复杂性和马克思主义话语生长的曲折性。

一

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文化霸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空场”问题。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和传播史看，寻找新的规划基础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场”做法并不足奇，可以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围绕此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两类马克思主义的“空场”：第一类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而被称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压抑了的普遍性，如萨特著名的“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空场”这个口号，而走到极端则是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弥赛亚救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第二类是马克思不曾在自己直接遭遇因此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映出来的问题，如哈维所言的“空间”问题，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主义被“升级”为当代文化的面孔，哈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及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是同质的。因此，可以说，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的立场并没有超越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复杂的是，如果说第二国际以来的“修正主义”以必须适应于而“更新”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曲解、补充甚至否定立场的理由，那么在这种理由成为一种习惯的理论或学术姿态后，它背后的政治立场便发生了极大的偏转。如詹明信所言，“马克思主义，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现象，随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论断在中文语境中的理解可能与其原始语境具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它在文化价值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因此即使对于自由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构成政治言说的边界，它只是被自由地谈论和发挥的一种文化。正是这一原因使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之未完成的政治规划被替换成知识规划，从知识规划角度来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也具有了合法性。拉克劳和墨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自我圈定了一个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圈子，而由它溢出的则是“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学路向，即把一种可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前提作为理论的中心视域。因此，我们看到在上述两类“空场”上，后马克思主义都告别了传统“补充”或“发展”的理论姿态，而变成了“发挥”(如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超越”(如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或“哀悼”(如德里达之“幽灵”)等立场。而这正是他们偏爱suture(缝合)、articulate(接合、言说)这些词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这些术语既能够表示一种通过“清晰地阐明”的语言行为而获得实践性的策略，从而弥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心主题在新的理论中的不足；又能够表达这样的含义，言说或实践产生作用的领域是由社会的不确定性、由每一种指符的不固定性决定的，是环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当然，这种理论立场既割裂了它自身与历史逻辑的联系，也在理论逻辑上否定了普遍性诉求(这个问题在齐泽克那里被清晰地意识到，并得到极大的纠正)。所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史来理解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立场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所采取的与马克思主义保持切线关系(即既相关又不在其中)的理论姿态，因为那种“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和学院的理论，它把马克思主义投放到远方的地平线上，使之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一个亮点。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学者喜欢用这样一些与时间相关的术语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推迟”、“延宕”(德里达)、“姗姗来迟”(詹明信)等等。

一

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文化霸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空场”问题。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和传播史看，寻找新的规划基础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场”做法并不足奇，可以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围绕此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两类马克思主义的“空场”：第一类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而被称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压抑了的普遍性，如萨特著名的“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空场”这个口号，而走到极端则是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弥赛亚救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第二类是马克思不曾在自己时代直接遭遇因此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映出来的现代问题，如哈维所言的“空间”问题，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主义被“升级”为当代文化的面孔，哈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及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是同质的。因此，可以说，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的立场并没有超越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复杂的是，如果说第二国际以来的“修正主义”以必须适应于政治经济发展而“更新”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曲解、补充甚至否定立场的理由，那么在这种理由成为一种习惯的理论或学术姿态后，它背后的政治立场便发生了极大的偏转。如詹明信所言，“马克思主义，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现象，随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4页。)。这一论断在中文语境中的理解可能与其原始语境具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它在文化价值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因此即使对于自由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构成政治言说的边界，它只是被自由地谈论和发挥的一种文化。正是这一原因使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之未完成的政治规划被替换成知识规划，从知识规划角度来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也具有了合法性。拉克劳和墨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自我圈定了一个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圈子，而由它溢出的则是“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学路向，即把一种可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前提作为理论的中心视域。因此，我们看到在上述两类“空场”上，后马克思主义都告别了传统“补充”或“发展”的理论姿态，而变成了“发挥”(如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超越”(如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或“哀悼”(如德里达之“幽灵”)等立场。而这正是他们偏爱suture(缝合)、articulate(接合、言说)这些词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这些术语既能够表示一种通过“清晰地阐明”的语言行为而获得实践性的策略，从而弥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心主题在新的理论中的不足；又能够表达这样的含义，言说或实践产生作用的领域是由社会的不确定性、由每一种指符的不固定性决定的，是环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注：拉克劳和墨菲：《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8—142页。)。当然，这种理论立场既割裂了它自身与历史逻辑的联系，也在理论逻辑上否定了普遍性诉求(这个问题在齐泽克那里被清晰地意识到，并得到极大的纠正)。所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史来理解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立场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所采取的与马克思主义保持切线关系(即既相关又不在其中)的理论姿态，因为那种“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和学院的理论，它把马克思主义投入到远方的地平线上，使之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一个亮点。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学者喜欢用这样一些与时间相关的术语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推迟”、“延宕”(德里达)、“姗姗来迟”(詹明信)等等。

二

无论采取了何种姿态以维持与马克思相关的形象，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都相去甚远。集中地说，他们在三个核心点上对马克思主义实行了内在的爆破：生产力、阶级和革命，而由此产生的则是生态、女性(种族、少数等)和民主主义的复杂结合体。正是在这里，它与后现代思潮具有了内在的亲缘性，不仅立场相互支持，而且许多重要的理论依据也都一致。因此，理解后马克思主义冲动在当代的强劲势头，必须在理论上注意“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一种同质逻辑的判定，而是对包含在多元性之中自身又包含着多元性的话语的界划(注：虽然我倾向于采取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但我们也将发现，近十年来，广义的理论上的“后”姿态却是西方左派学者的一种十分普遍的取向。例如1992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大会，其主题散裂和立场的多元甚至已经让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产生了沟通的困难，而在理论上完成描述和推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任务过程中，在逻辑上“告别”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并不少见。参阅该次会议的论文集，AntonioCallarietc.(eds)MarxisminthePostrnodernAge:ConfrontingtheNewWorldOrder,NewYork,the

GuilfordPress,1995.)。

一

后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文化霸权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空场”问题。但是从马克思主义解释史和传播史看，寻找新的规划基础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空场”做法并不足奇，可以说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围绕此展开的。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学者一直致力于两类马克思主义的“空场”：第一类是包含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中，而被称谓“正统马克思主义”压抑了的普遍性，如萨特著名的“人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空场”这个口号，而走到极端则是法兰克福学派那样试图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弥赛亚救世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传统联系起来；第二类是马克思不曾在自己时代直接遭遇因此没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反映出来的现代问题，如哈维所言的“空间”问题，从这一点出发，马克思主义被“升级”为当代文化的面孔，哈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必须升级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以及诸如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是同质的。因此，可以说，拉克劳和墨菲在《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一书中的立场并没有超越这一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

复杂的是，如果说第二国际以来的“修正主义”以必须适应于政治经济发展而“更新”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曲解、补充甚至否定立场的理由，那么在这种理由成为一种习惯的理论或学术姿态后，它背后的政治立场便发生了极大的偏转。如詹明信所言，“马克思主义，就像所有其他的文化现象，随其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注：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74页。)。这一论断在中文语境中的理解可能与其原始语境具有极大的不同，因为它在文化价值上消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政治性，因此即使对于自由知识分子而言，马克思主义不构成政治言说的边界，它只是被自由地谈论和发挥的一种文化。正是这一原因使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之未完成的政治规划被替换成知识规划，从知识规划角度来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替代也具有了合法性。拉克劳和墨菲正是在这一背景中自我圈定了一个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圈子，而由它溢出的则是“后马克思主义”知识学路向，即把一种可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前提作为理论的中心视域。因此，我们看到在上述两类“空场”上，后马克思主义都告别了传统“补充”或“发展”的理论姿态，而变成了“发挥”(如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超越”(如生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或“哀悼”(如德里达之“幽灵”)等立场。而这正是他们偏爱suture(缝合)、articulate(接合、言说)这些词的原因。在他们看来，这些术语既能够表示一种通过“清晰地阐明”的语言行为而获得实践性的策略，从而弥补“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心主题在新的理论中的不足；又能够表达这样的含义，言说或实践产生作用的领域是由社会的不确定性、由每一种指符的不固定性决定的，是环境多元要素和能指的漂浮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注：拉克劳和墨菲：《文化霸权和社会主义战略》，远流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28—142页。)。当然，这种理论立场既割裂了它自身与历史逻辑的联系，也在理论逻辑上否定了普遍性诉求(这个问题在齐泽克那里被清晰地意识到，并得到极大的纠正)。所以，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流变史来理解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的立场并不困难，困难的是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所采取的与马克思主义保持切线关系(即既相关又不在其中)的理论姿态，因为那种“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话语”，只能是一种抽象的和学院的理论，它把马克思主义投入到远方的地平线上，使之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一个亮点。而在这一点上，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学者喜欢用这样一些与时间相关的术语来描述马克思主义的现实性——“推迟”、“延宕”(德里达)、“姗姗来迟”(詹明信)等等。

二

无论采取了何种姿态以维持与马克思相关的形象，后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都相去甚远。集中地说，他们在三个核心点上对马克思主义实行了内在的爆破：生产力、阶级和革命，而由此产生的则是生态、女性(种族、少数等)和民主主义的复杂结合体。正是在这里，它与后现代思潮具有了内在的亲缘性，不仅立场相互支持，而且许多重要的理论依据也都一致。因此，理解后马克思主义冲动在当代的强劲势头，必须在理论上注意“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对一种同质逻辑的判定，而是对包含在多元性之中自身又包含着多元性的话语的界划(注：虽然我倾向于采取狭义的后马克思主义概念，但我们也将发现，近十年来，广义的理论上的“后”姿态却是西方左派学者的一种十分普遍的取向。例如1992年第二届世界马克思大会，其主题散裂和立场的多元甚至已经让不同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产生了沟通的困难，而在理论上完成描述和推动新的世界秩序形成任务过程中，在逻辑上“告别”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并不少见。参阅该次会议的论文集，AntonioCallarietc.(eds)MarxisminthePostrnodernAge:ConfrontingtheNewWorldOrder,NewYork,the

GuilfordPress,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