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范文10篇

为了推动我县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全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县委要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西部大开发，**大发展，人才是关键。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抓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项基础性和先导性的重要举措。深入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积极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正确引导知识分子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到西部大开发和两个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将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努力创建“知识经济，人才效益”的发展模式，推动全县经济社会事业更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我县知识分子工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和发展的需要。主要是有的党政组织和单位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抓知识分子工作的措施不力，成效不显著；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分布和结构不尽合理，整体素质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工业、农业、卫生、教育等行业的高级拔尖人才缺乏，生产、教研一线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整体上有待进一步提高；各级、各单位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使用不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业热情尚未充分调动起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县产业技术的更新、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制约了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和潜力，必须下功夫尽快加以解决。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急需健全壮大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风过硬的新世纪科技人才队伍。到“十五”末，以自然科学为主，培养选拔5名能进入省内科技前沿，10名代表地市先进水平，50名代表县级行业技术先进水平和200名农业科技带头人队伍；社会科学文化，呈现“百花齐放”，创建出文明、健康、积极、活泼的思想氛围和精神风貌。逐步提高科技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转化率和贡献率，逐步形成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二、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切实加强对知识分子工作的组织领导

关键词：媒介知识分子悖论

表达来自所有社会阶层——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声音，应属媒体的天然般本性，但是在官方话语“增益饱和”的媒介政治环境下，却成为了当代中国媒体一种独特的、近乎乌托邦的追求。“媒介的知识分子角色”和“知识分子的媒介角色”两种提法虽有差异，但都体现了上述的表达愿望，即知识分子在媒介上说话的权力，或深而论之，知识分子在以媒介为标志的公共领域中的社会作为和社会责任。

然而，考察中国媒体十年之现象便会发现，上述两个命题的提出，包括引发本次讨论的杜维明先生在杭州的感言，其直接起因却并非是喋喋不休的官方言说，而是商业之声在媒体“放大器”上的啸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媒介改革的显著成果之一便是所谓“媒介知识分子”的登台亮相。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在各种媒体——尤其是电视——上频频露脸发言，其声响的分贝值之高与信噪比之低，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从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中突颖而出的媒介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似乎已经标志性地和历史性地走出了“沉默的螺旋”。

实际上，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改革，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中国与改革中国之知识分子的差别，在于它从统治阶级的依附阶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转变成为今天的“嵌入”阶层甚或中坚阶层，从被剥夺、被批判、被同情的对象转变成为被供奉、被尊重的对象，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社会底层敌视的对象。现代化中国的进程正在步入西方启蒙理性的框架，“专家治国”成为社会共识，知识阶层逐渐分化、融合、演变成为社会政治、科技、法律、教育、文化体制中的专业人士。知识分子以其在专业领域对知识的掌控而获得权威。作为这种权威的显现，我们既看到前所未有的媒介力量，也看到了专业知识分子在媒介上的全面出击：在几乎所有的议题上——尖端武器、历史遗产、金融股票、饮食男女等——和盘开讲、传道解惑。拉扯知识分子和媒介联姻的是“专业主义”这个媒婆，这是一场现代性的明媒正娶。只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介所共有的先天缺陷或后天不足，导致知识分子集体的媒介形象或公共形象蒙上一层经营的、媚俗的色彩、妄自尊大与唯唯诺诺兼而有之。

媒介知识分子是一个悖论：一方面，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似乎只有通过大众媒介才能搭建和进入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另一方面，一旦以大众媒介作为自己的意见工具，知识分子的自行表达和自由讨论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制约。在“媒介知识分子”这一偏正结构的称谓中，“媒介”既是修饰，也是限制。哈贝马斯已经充分讨论了以大众媒介出现为标志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其结果是，自我形成的、以批判为特征的公共领域转变为机构型的、体制化的和操纵性的公共领域。大众媒介“在一种无限扩展的公共领域中削弱了公共性原则的批判功能。”(哈贝马斯,1999)从词源学的角度看，“公共”（public）一词本身包含着“公开”与“公众展示”的含义(王翰东,2003)。在很大程度上，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由现存政治与商业制度所决定的公开展示的方式或体制，用哈贝马斯的话说，是一个“超级广告”。因此，知识分子如果无条件的借助于大众媒介，热衷于在媒体上的抛头露面，并沾沾自喜地把“媒介知识分子”看作是自己“公共”身份的认同标记，对其群体而言将是既危险又可悲的现象。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加冕为“电视知识分子”的那批人，应该像布尔迪厄或利奥塔那样，与（电视）媒介的表现形式保持必要的间距。为了“使本应成为民主的非凡工具的电视不蜕变为象征的压迫工具”，布尔迪厄(2000)“不得已而为之”地用电视演讲来批判电视。作为其妥协的补救举措，他要求制片人“避免任何形式上的追求，放弃任何说明性的图像”，以避免干扰演讲的论辩性与论证性。利奥塔(1997)则走得更远，他在上法国电视3台的“自由论坛”节目时，要求自己不出图像，仅保留画外音；或者出图像而蓄意让声画不同步。中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必要像他们那样极端从事，但是我们有必要对媒介“公共性”的悖论，对媒介知识分子“公共表达”的悖论保持高度的警觉。

媒介知识分子是一个悖论，更重要的还在于：从知识分子集体中分化出来的这一特殊群体，将不可避免地伴随某种“染色体”的变异。媒介知识分子一旦形成，能否保持其知识分子的“物种”特征将成悬疑。如果说，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特征之一，那是来自于知识分子历史形成的“全无居所”（萨义德语）的社会地位。萨义德把法兰克福批判学派成员阿多诺称为“行而上的流亡者”，“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因此，流亡就不仅是中外众多知识分子的实际生活状况的写照，是一种“真实的情境”，而且也是“隐喻的情境”，是知识分子精神生活状态的描述。“把知识分子设定为圈外人的模式，最能以流亡的情形加以解说——永远处于不能完全适应的状态，总是觉得仿佛处于当地人居住的亲切、熟悉的世界之外，倾向于避免、甚至厌恶适应和民族利益的虚饰。对这个隐喻意义的知识分子而言，流亡就是无休无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定不下来。”(爱德华•萨义德,2006,2007)反观今日在大众媒介进进出出的中国知识分子，俨然以“圈内人”的身份自居，以专业知识与社会地位为资源，营造着更为稳定和舒适的未来居所。大众媒介成为接纳“流亡”知识分子的寓所，它在造就“安居乐业”精神景象的同时，也满足了知识分子济世救国的公共情怀。媒介知识分子的这一特殊分化与中国知识界在教育领域的专业化趋势紧密相关。打着福柯“特殊知识分子”的旗号，希冀通过在自己专业领地“修身齐家”，从而涉入“治国平天下”的公共领域，一度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大讨论的一个时尚话题(许纪霖,2006)。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某些特殊群体合谋的一个结果是：百家讲坛成为几家讲坛；媒介知识分子——或公共知识分子、“圈内”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的过度表达，映衬着知识分子总体上的表达不足，也映衬着其他社会边缘阶层的无所表达。

为了推动我县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促进全县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县委要求，各级、各部门、各单位要切实加强知识分子工作，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增强做好知识分子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人才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因素。西部大开发，略阳大发展，人才是关键。做好知识分子工作，抓好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项基础性和先导性的重要举措。深入贯彻“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积极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正确引导知识分子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投身到西部大开发和两个文明建设的主战场，将科学技术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对努力创建“知识经济，人才效益”的发展模式，推动全县经济社会事业更快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

与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相比，我县知识分子工作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和问题，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和发展的需要。主要是有的党政组织和单位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抓知识分子工作的措施不力，成效不显著；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的分布和结构不尽合理，整体素质不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工业、农业、卫生、教育等行业的高级拔尖人才缺乏，生产、教研一线专业技术人员的素质和能力整体上有待进一步提高；各级、各单位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和使用不够，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业热情尚未充分调动起来，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尚未充分发挥出来。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我县产业技术的更新、经济质量和效益的提高，制约了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和潜力，必须下功夫尽快加以解决。

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急需健全壮大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作风过硬的新世纪科技人才队伍。到“十五”末，以自然科学为主，培养选拔5名能进入省内科技前沿，10名代表地市先进水平，50名代表县级行业技术先进水平和200名农业科技带头人队伍；社会科学文化，呈现“百花齐放”，创建出文明、健康、积极、活泼的思想氛围和精神风貌。逐步提高科技成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转化率和贡献率，逐步形成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新格局。

二、建立健全工作责任制，切实加强对知识分子工作的组织领导

【正文】

知识分子问题是革命和建设事业成败的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具体实践的结合中，必须正确认识和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在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有失误也有杰出贡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正确认识的知识分子思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正确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属于小资产阶级，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经历了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党探索知识分子理论问题的过程中，于1925年12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及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其重要思想有：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阶级，而是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只有一部分属于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反动知识界，是革命的敌人；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包括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它与半无产阶级一样，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是革命的重要力量。的这些思想，代表了大革命时期党内对知识分子问题认识的新水平，有助于党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党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理论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大革命时期，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认识及其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大革命失败后，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了严重“左”倾错误，片面强调“领导机关工人化”，排斥和打击知识分子，尤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把知识分子划为“最危险的敌人”，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因之出现了严重偏差，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大损失。、等对这种排斥和否定知识分子的“左”倾错误做法，进行了批评和抵制。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了签署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其中，第十条专门论述了知识分子问题。《决定》指出：“知识分子在从事他们的非剥削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及剧作家、艺术家等，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这样，就把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看作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样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这种对知识分子“劳动者”地位的明确肯定，在党史上尚属首次，表明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有了新突破，对“左”倾盲目主义把知识分子等同于剥削阶级的极“左”观念，也是一次大的冲击。

《决定》还指出：“知识分子，不能看作一种阶级成分，知识分子的阶级成分，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早在1925年6月，就指出：“知识阶级”的说法不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知识分子完全不是一个阶级。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也讲明了这一点。但他们的正确意见，一直未能引起全党的普遍重视和采纳，“知识阶级”的不科学的提法仍常常被袭用。《决定》明确指出知识分子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这在党的文件中还是首次，旨在从根本上澄内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的模糊观念，统一全党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

21世纪的第二个五年，是我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市全面实施经济和社会发展加快向宽裕型小康市目标迈进的五年。按照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关于知识分子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政策，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切实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努力开创知识分子工作新局面，实现知识分子工作新突破。为此，特制定2005年──20010年知识分子工作规划。

一、总体思路和工作目标

总体思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以加快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为目标，以中青年高层次、创新型人才队伍建设为重点，加大工作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建立人才聚集机制，优化人才环境，加速人才智力高地建设，为促进我市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工作目标：到20010年，全市知识分子总量达到2万名以上，中高级职称人员达到3500名；受到专门技能培训的企业、农业劳动者分别占到工、农业劳动者总数的50％、30％以上；全市以专家、科技副职、乡土人才为主体的三级科技人才网络体系逐步完善，“人尽其才、才尽其能”管理运行机制基本形成；通过健全政策制度，完善激励措施，使“技术参与分配”逐步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重要内容。

二、主要任务和措施

1、专家咨询服务团

1、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社会文化结构进入了深刻的转型时期。从知识社会学和知识分子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转型对于知识和知识分子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促成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分化，改变了不同知识系统的中心－边缘格局以及知识分子的精英结构与社会定位，改写了知识/知识分子与权力场域的关系。

由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变迁及知识、知识分子的结构转型可以大致分为既有联系、也有区别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的转型约当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主要表现为思想－观念层面的转型，官方名之为“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知识界则名之为“新启蒙运动”。当时中国的社会变革基本上还停留在观念转型与舆论准备阶段，尚未全面进入实践层次（除农村外），因而带有突出的思想革命、意识形态调整的性质。“思想解放”或“新启蒙”运动之于知识界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人文科学知识）和知识分子阶层（包括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社会角色、社会地位及阶级归属在整体上得到了重新评价，“知识越多越反动”这个毛式民粹主义口号被否定，知识分子被明确地定义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知识对于无知的优越性、知识分子对于大众的优越性得到了重新肯定。这种重新定位和重新认识在当时还没有触及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并没有什么明显变化。

更值得指出的是，所有这些思想观念的转型，作为用以消解与颠覆原先意识形态（以政治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意识形态话语，主要仍然是由人文知识分子来阐释与建构的。活跃于当时思想界、理论界的几场主要讨论，如真理标准的讨论，人道主义的讨论，都是由人文知识分子在高层权力精英的支持下发起和主导的。这样，在社会转型之初，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仍然扮演着比科技知识以及科技知识分子更为重要的舆论领袖作用，发挥着更加重要的公共意义。文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一时成为显学，它们共同掀起了所谓“文化热”（其实是人文热），充当了思想解放的急先锋，除了真理标准和人道主义的讨论以外，当时文学、哲学和史学领域还有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主体性的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等等，这些讨论的重要特点就是其夸学科的广泛影响力和参与度。它们无不紧扣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时代主题，切入政治权力中心，成为普通大众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它的兴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强烈的政治关怀，来自于它承当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文化批判等多重使命。[1]这个时期没有打破而是继续延续了传统中国社会那种以人文知识与人文知识分子为中心的知识结构与知识精英结构。政治与文化、政治家和人文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进入了“蜜月期”：新政治需要文化改造运动相伴随，文化改造运动政治在思想层面上的反映，也在思想层面上赋予新政治以合法性。它也表明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一般大众，依然保持了极高的政治热情与意识形态热情，他们对于政治理想与人生价值的重建的热情依然超过了对于物质改善、经济发展的热情，务实的、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与社会尚未流行，他们对于一篇反映重大社会现实问题的小说或报告文学的兴趣要远远超过对于一项技术发明的兴趣。人文知识比之于科技知识更接近当时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与大众生活中心，这就是人文知识及人文知识分子依然能够保持中心地位的社会文化氛围。

2、从8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社会转型进入了第二阶段，就知识和知识分子的状况而言，这个阶段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人文知识和政治场域、人文知识分子和权力精英之间的“蜜月期”宣告结束，技术官僚的时代正式来临。

第二阶段的社会转型已经从思想观念层次进入了实践操作层次，并以经济领域为核心全方位波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此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再只是一种口号或意识形态话语，不再只是舆论准备，而是切实落实为全国上下实实在在的实践行为与生活方式。与经济建设关系直接而紧密的科技知识，不只是在口号上成为“第一生产力”，而且在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中成为实际的第一生产力，社会发展的方向切实地而不只是观念地发生了变化。更加重要的是，1990年以降，政治权力的合法化基础不但不是革命时期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意识形态承诺，而且也不再是80年代初期的新意识形态话语，而是可以计量的国家经济增长与可以感受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90年代是一个量化的时代，一个指标的时代，一个米袋子和菜篮子的时代。

关键词：媒介知识分子公共话语电视传媒文字图像公民社会

[摘要]：

媒介研究者对文字和图像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有的涉及电视媒介本身的文字和图象关系,有的则涉及电视图象对其它传统文字媒介的影响。许多论者认为,电视图象根本不适合严肃话语,唯有文字才是讨论公共政治、政策、价值和公民事务的必要话语。他们批评电视传媒信息的传递特征会限制和浅化人的认知和思维，不利于独立思想、多元开放的公共讨论,因此具有保守的政治倾向。还有的论者则认为，图像媒介是一种以“提示”为特征的大众文化修辞，而修辞是一种社会作用,并不只是一个文本。不能把言辞仅仅当作一种说“理”辩论,也不能仅仅把在正常有序的过程中的辩论才当作“言辞”。本文介绍和权衡这两种观点，并提出，图像对公共问题的提示可以成为文字公共话语的一种“转化”,而不单纯是一种“退化”。媒介知识分子的公共话语作用不体现在为“理”论而理论,而体现在公共讨论中表明价值判断和立场选择。同时，公民受众有责任积极促使新闻从业者和政府更有效地传递信息。公民受众有获得公共信息的权利，没有信息公开畅通的公共话语，便不可能有真正和谐的正义社会。

Abstract:Mediacriticshavelongarguedthepriority,theinterrelatednessandthemeansofcontactbetweenwordandimage.Differentintellectualclimateshavegivenrisetodifferentsensesofwhichismoreimportantorwhichdominatestheother.Aconsiderablebodyofresearchhasturnedupinterestingintersectionsbetweentelevision’swordsandimages.Similardebatescontinueovertheinfluenceoftelevision’simageryonverbalcommunication.Thispaperexaminestheargumentsthattelevision’simagesarefundamentallyunsuitedtoseriouspublicdiscourseandthecounter-argumentsthattelevision’simageshaveanimportmetonymicalroletoplayinthetransformedpublicdiscourse.Balancingbothpoles,thispaperarguesthattherealpointofpublicdiscourseistomanagethemeaningsandcommitmentsinvolvedindecisionsaboutpublicaffairs.Citizenscanmakeadifferenceindemocraticpoliticsbythinkingmorecriticallyabouthowinformationcomestothemandhowjournalistsandpoliticianscandeliveritmoreeffectively.Accesstopublicinformationisabasiccivilrightofeverycitizenandagoodandjustsocietywillnotbepossiblewithoutinformedandactivecitizenship.

Key：MediaIntellectuals；publicdiscourse；TV；word；image；Citizensociety

2007年9月下旬至10月初,美国公共电视台PBS在旧金山湾区播放由伯恩斯（KenBurns）导演制作的大型七集二战纪录片《战争》(TheWar)[1]。开始播放当天,《旧金山纪事报》在头版上刊登了诺尔特（CarlNolte,2007）介绍此纪录片的文章,题目是《老兵说,没有纪录片能捕捉经验》。这个看起来象是反宣传的题目,连同一整版对许多二战老兵的采访,提出了一个与媒介工作者和公共话语密切有关的问题,那就是,当今最重要的电视媒介,它的图象和文字,究竟能在什么样的作用中介入和引导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讨论?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从角色到角色集；基于场域观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从场域到场域丛：多元角色扮演分析的有益尝试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明确的社会定位，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把视域局限于知识分子扮演的某一特定社会角色、神圣的社会批判者、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驱、占统治地位的新阶级、专家、大学生——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角色集是指“一组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角色”、布迪厄将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放进学术场域的架构下进行研究、布迪厄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实现了从场域到场域丛的转换等，具体请详见。

自1894年德福雷斯事件以来，关于知识分子的研究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等学科受到普遍重视，提出了大量的理论观点。但从目前的情况看，在知识分子的内涵、外延、地位、社会作用等方面，学界的观点歧异，互相抵牾，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知识体系。根据吉登斯的“双重解释说”，社会科学家们观点的歧异无疑也影响到了作为常人的一般知识分子在日常实践中的表现，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进退失据，难以有所作为，我国现代知识分子即是如此，他们“角色模糊，命运多舛”，在现代化进程中没有明确的社会定位，难以找到自己的归宿。究其根源，造成这种理论与实践困惑与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理论界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方法论本身的关注较少，各种研究范式之间缺乏足够的对话和融合。本文将总结几种主要的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范式，比较其优缺点，以期厘清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中观点歧异的方法论原因，探索解决的路径。笔者认为目前在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三种研究范式：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知识分子的角色集研究、知识分子的场域观研究。

一、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

郑杭生等给社会角色的定义是：“与人们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单一社会角色的知识分子研究”者们则片面地执信这类定义，把视域局限于知识分子扮演的某一特定社会角色，只将一种行为期望投注在知识分子身上，忽视他们作为社会人扮演的其他社会角色，仿佛知识分子是一个天生的知识人(bornintellectual)，生来就是为了扮演这一种社会角色的，而且各种不同的论者对知识分子所应该扮演的这一社会角色为何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对知识分子角色期待的混乱也造成了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角色认识和理解的模糊不清，从而导致知识分子角色实践的差异和混乱。关于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这个“唯一”的社会角色应该是什么，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神圣的社会批判者

信奉知识分子精英论的研究者往往从道德主义出发，赋予知识分子神圣的使命，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是社会的良心，从事社会批判是他们的天职，他们将知识分子作为潜在的或实际的反对者、改革者和革命者、社会和文化方向的开拓者和反传统的开拓者。如萨义德将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定位为局外人、“业余者”、扰乱现状的人(outsider,amateur,anddis—turberofthestatusquo)；福柯从知识和权力的关系人手，主张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不在于为民众代言，而是与身临其境的权力形式做斗争，揭示知识分子话语与权力统治之间的隐蔽关系；戈德法布把知识分子描绘为“某些特殊类型的陌生人”，认为他们特别注重自身的批判能力，独立于权力中心自主行动，其听众和读者是广大民众，在民主社会中能起到专业性质的作用。促进对迫切的社会问题进行开明的讨论。对于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来说，若问知识分子何以能够成为社会批判者，曼海姆的答案较具代表性：这是因为他们是一个自由漂移(free-floating)的阶层，允许其他社会群体的个体进入其中，正是因其没有归属，所以他们具有批判性和超越性。

[关键词：公共知识分子公共领域

从90年代至今，“知识分子”这个称呼在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已尽失其光环——尽管这个光环存在的时间并没有多长。今天，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常常喜欢以“知道分子”来自我调侃。我想，这之中既有对自身所属群体的无法认同，也有无奈之中的自我保护。知识分子在大众媒体上乃至不少人的心目中，表现为一种并不惹人喜爱的刻板印象：他们喜欢“忧国忧民”，喜欢“愤世嫉俗”，但他们也仅仅停留在“高谈阔论”阶段；他们往往表现出道德卫士的样子，但最终不是失之迂腐，便是失之虚伪。另外，在一个以实用为核心价值的社会中，知识分子惯常的“批判”立场也显得不合时宜，“建设性”才是正确的做法。

说知识分子群体集体死亡也许有点过分，但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体确实处于严重的分裂之境况，当然我们可以先不急于对这一境况进行评判。在80年代形成短暂的社会改革和思想启蒙统一战线之后，90年代之后的知识分子群体内部发生了难以逆转的分化。以价值取向和自我身份认同而论，广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至少呈现出四种典型的样态：（1）传统知识分子。这在年龄较大的知识人中比较常见，他们仍然抱有较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在道德上颇具保守主义色彩，但社会变迁的复杂程度已经大大超越了他们所拥有的话语资源。因而，近年来他们在大众媒体上已近乎失声，反而变成了媒介有关“知识分子”的刻板印象的主要现实来源。（2）名利知识分子。对于此类知识分子而言，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主要是带来声望、金钱或权力的工具。因此，他们或者与大众文化市场结合起来，成为畅销书作家、媒介上的“学术明星”；或者与体制结合起来，学而优则仕，成为政府智囊团成员或直接成为官员。（3）专家知识分子。这类知识分子往往栖生于学科壁垒较高的专业领域，有较为精深的专业素养。相对于关怀社会普世价值，他们对专业的价值理念和知识进展有更积极的追求。在认同上，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看作是一个专业人士，以解决学术问题和专业问题为目标，而不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良心”。（4）公共知识分子。这是最近几年才被中国知识界和传媒界频繁使用的字眼。从字面意思来看，它主要强调了一种与“专家”不同的精神气质。与专家知识分子相反，得以形成公共知识分子之自我认同的，并非其专业知识，尽管在学科分化的今天，他们在职业上也体现为某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但对社会普世价值和公共问题的关注才是其为学之本，专业只不过是具体的思想路径和影响方式。换言之，对公共领域而非专业领域的批判性参与，才是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关键。[1]这样说，是否已是未经省察地将某种光环赋予了“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若论及“知识分子”的本义，便一定是包含了“公共”的含义在其中。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起源于19法国与俄国，特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但是，晚近几十年国际知识界对“公共”两字的刻意强调以及有关“公共知识分子”（或“普遍知识分子”）的争论，恰恰反映出知识分子群体“公共性”光环的危机，它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我看来，如今每一个试图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或为公共知识分子而欢欣鼓舞的人，都必须面对两个问题的拷问：其一，作为对复杂的社会问题进行批判的知识分子，如何看待因学科精细化而带来的专业性增强的事实，以及与此相伴生的高度分化了的社会诸领域需要更为专业的知识去“打理”这一事实？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非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分子涉及到经济-社会现象的时候，他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去理解和评判那种经济现实？他的意见是否就因为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身份而更为重要？换言之，难道仅仅道义立场就可以弥补专业上的不足？其二，作为强调“公共”的知识分子，又如何看待公共利益界定的困难？当某人自认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或多或少认为他的意见代表了“公共利益”，但谁能保证这不是假公共利益之名行集团利益之实？又或者这只是某种“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哲人王心态使然？即便我们不认同自由-多元主义者全然否定公共利益存在的观点，但是，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中，公共利益究竟存在于什么地方、由谁来定义却大有争论。事实上，任何人，任何机构或任何群体恐怕都难有将自己称为公共利益一贯代表的根据。

那么，我是否取消了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的依据？并不然。事实上，面对利益分化和知识分化的社会现实，公共性的重建是极其重要的问题。我所质疑的只是这种公共性的内涵。大众传媒对权力的依附以及媚俗的性格使我们不得不去深思由它所赋予的光环是否掩盖了深层的事实[2]——学者的“名流化”，“演播室专家”、“电视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或许就是一个典型的表征。或许我们应该将目光从公共知识分子身上移向公共领域本身。将公共性建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道义力量上，不若强调建构真正的公共领域。毫无疑问，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完善依靠知识分子的努力，但公共知识分子的存在却绝对无法代替一个健康的公共领域本身。强调公共领域让我们能把握住最关键的环节，同时也使公共知识分子群体卸下既不必要的也无力承受的重担。公共知识分子大可不必将自己看作是“社会良心”的代表，他代表的只是个人的良心，而这种良心来自于他对知识和道德的诚实；他也不必言之凿凿地称自己的观点代表的就是“公共利益”（我认为这是一种虚妄），而只将自己的观点看作是诸多平等观点中的一种——换言之，他承认社会的多元性，承认利益冲突的存在，承认不同社会处境的人们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他与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多元主义者不同在于：他同时也承认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成员在对话的基础上达成相互理解和普遍共识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一种利益集团之间完全诉诸权力的宰制和妥协，无论这种权力来自于政治、经济抑或是文化资本。

不管这种看法是否带有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我看来，这样个人本位的理想主义，远远好过宣称自己为公共利益代表者的“哲人王”式的理想主义。恰恰是这种心态才是公共领域得以形成的心理基础和道德基础。真正的知识分子理应会认同哈贝马斯对交流中“诚意”的强调，并且以此作为自己在公共领域中发言的原则——值得指出的是，在“诚意”和“公共性”之间，有着非常微妙，但非常关键的联系，正如荀子“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一语所包含的深刻的心理洞见。这样看来，公共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不是支配者，不是利益集团的代表者，但同样也不宣称是普遍利益的代表，他是公共领域中“对话”的倡导者、参与者、推动者、反思者和批判者。对于公共领域而言，公共知识分子们要做的，除了就具体公共事务积极发言，更重要的是推动建立一种有助于推动理性对话的“发言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想将我所说的这种公共知识分子称为“最低限度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所内涵的“公共性”，乃指捍卫公共领域对话之根基，以及在此基础上对社会公共性的不断参与重构。而这是一个远远没有达成的目标。今天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窘境是，许多人要么无法发出声音，从而无法“公共”；要么他所发出声音，在商业和政治场域中被主流化，从而失去其批判的锋芒，不再是独立的“知识分子”。这种情况正反映出，我们的问题首先不在于没有“公共知识分子”，而在于没有“公共领域”。

就世界范围来说，知识分子是个相当晚出的社会群体，按雅斯贝斯“历史轴心期”的理论讲，他大约诞生“在公元前500年左右时期内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1），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也不例外。所以如此，那是因为知识分子承担了人类的一项特殊使命——“认识你自己”。而人类发展史则告诉我们，这一使命不可能过早的出现。因为在此之前，人类还处于一种“自在”的状态，但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却为人类由“自在”状态进入“自为”状态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不过，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在完成这一共同的使命时，由于文化环境的差异，所走的道路也截然不同。那么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他们是怎样实现自己的特殊使命的？他们是否完成了这一特殊使命？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完整地勾画出他们曾经走过的一条历史轨迹。

一

确切地说，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诞生于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且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印记。这是个什么时代呢？刘向在《战国策书录》中这样概括说：这是个“道德大废，上下失序”的时代，是个“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的时代。透过历史的表象，我们肯定会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存在了数千年的氏族国家突然崩解了，历史渐进的链条被无情地斩断了，神圣的传统遭到了空前严厉的挑战，战争和苦难使人们陷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沮丧中，谁也无法知道向前的道路究竟在哪里。显然，这一切都预示着我们这一民族正处在上升或下降的十字路口上。而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一个民族才急切需要理性之光为之照亮前方的黑暗。

首先从黑暗中走出来的是当时称作“士”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的代表人物就是我们所熟悉和景仰的老子和孔子。他们所以能够以先知先觉的姿态站到时代的最前沿，就是因为在那个大部分是文盲的世界里，他们却拥有渊博的“知识”，这不仅使他们能够用理性的目光去审视眼前的“乱世”，更重要的是，“知识”也使他们学会了用理性反观自己。通过反思，他们发现眼前的这个世界正在溃烂；通过反思，他们发现人性正在堕落，于是他们产生了“拨乱反正”的使命感、责任感，希望用他们掌握的知识“经世致用”，挽狂澜于既倒。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2）和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3）的主张无论怎么不同，其实都是这种“救世精神”的表现。

然而如何“救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从他迈出的第一步始，就放弃了走“启蒙”之路。他们认为“上智与下愚不移”（4）；慨叹“智者过之，愚者不及”（5），因此不想像乔达摩和耶稣那样，成为“普渡众生”的殉道者。他们走的是另一条路，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救世”之路：寻找“内圣外王”的现世“明君”，积极用“知识”靠拢“强权”，幻想以“帝王师”的身份，假现世明君之手，还“乱世”一个太平。这条由老子、孔子奠定的、用知识与强权调情的“救世”之路，一直被后世的知识分子沿着走下去。

也许有人反对说：到了战国时代，知识分子群体难道不是一个游离于“强权”之外的自由社会群体吗？他们不是狂妄地喊出过“士贵君轻”（6）的狂妄口号吗？他们不是标榜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7）的独立人格吗？他们不是表现出“朝闻道，夕死可也”（8）地追求真理的精神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