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权制度范文10篇

公司法上的股东知情权是一个权利体系，其分别由财务会计报告查阅权、账簿查阅权和检查人选任请求权三项权利所组成。上述三项权利的内容虽然各异，但中心是股东对公司事务知晓的权利，都是为了能使股东获得充分的信息。而股东知情权的行使，不仅直接涉及到股东自身权益的实现，而且与公司管理是否规范化紧密相连。因而，世界各国在制定公司法时都对股东的知情权做出一定的规范。我国修订后的公司法中，关于股东知情权立法上作了完善。

一、我国公司法中股东知情权行使范围的法律界定公司股东在什么范围内享有知情权是各国公司立法所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修订前的公司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知情权则被规定在第一百一十条。根据旧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能够行使知情权的范围主要表现为“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则限于“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可见，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被限定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内。修订后的公司法分别在第三十四条和第九十八条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做了规定。第三十四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第九十八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公司股东的知情权在更大程度上获得了法律的尊重和承认，修订前后的公司法在股东知情权问题上的变化主要是：1、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与修订前的公司法相比较，将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知情权的行使范围扩张到“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以及公司的会计账簿；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行使知情权的范围则扩张到“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修改后的公司法能够使股东更广泛地了解公司经营信息，更切实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有效地加强对公司事务的监督。2、在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可以查阅公司上述文件的同时，还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有权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这样有利于克服仅仅允许股东查阅公司相关文件所带来的诸如不能更全面、精确地了解、掌握公司经营及财务状况的弊端，从而为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提供更充分的法律保障。3、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账簿查阅权的行使程序和条件有了较为明确的规定。即“股东要求查阅公司会计账簿的，应当向公司提出书面请求，说明目的。公司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会计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以拒绝提供查阅，并应当自股东提出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内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理由。公司拒绝提供查阅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二、股东知情权制度中的利益冲突及其平衡公司是一个多元利益汇聚的组织体。在是否给予股东知情权以及给予其多大程度的知情权的问题上，主要涉及到股东与公司之间利益的平衡。如果过于限制股东的知情权，将有可能严重地影响股东权利的行使，对股东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同时，也不利于公司经营管理机制的形成。而过于扩张股东的知情权范围，则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司应有的商业隐私以及秘密构成极大地威胁，最终害及公司的合法权益。因而，在制订股东知情权制度时一方面，立法者在对待股东的知情权问题上，持一种积极的肯定态度：不仅从总体上吸收了原来法律的既有内容，同时还将其范围做了较大扩展；另一方面，为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法对股东知情权的行使又做了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1、虽然在赋予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对某些公司文件享有查阅、复制权，但是对于诸如公司账簿等公司文件则没有赋予股东复制权。2、在对待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所享有的账簿查阅权问题上，法律持一种十分谨慎的态度。在以法律形式认可股东可以对公司会计账簿查阅的同时，对于股东查阅权的行使设定了一定的约束性条件：一方面，在提出查阅的要求时，股东必须向公司递交书面的请求；另一方面，则要求股东在查阅公司账簿时有合法的目的，并且要向公司说明其目的。如果公司有合理的根据认为股东查阅公司账簿有不正当目的、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时，可以拒绝提供查阅。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为限制公司动辄以股东目的不合法为借口拒绝股东查阅账簿，法律则又赋予了股东在此种情形下享有一定的救济权利。在公司拒绝查阅时，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在其提出请求后15日内给予答复并说明理由；同时，如果股东认为拒绝查阅存在不当，还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3、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法律仅赋予其对公司相关文件的查阅权，而没有赋予其相应的复制权。这些规定，有效地协调了公司与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公司或者股东任何一方利益的失衡，充分体现了法律对法律关系的平衡与调节功能。三、新公司法框架下股东知情权的诉讼救济根据新修订的公司法的规定，无论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还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行使股东知情权受到侵害时都有权利诉诸法院寻求司法救济。唯一需要区别的就是：修订后的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行使账簿查阅权的程序和条件作了要求，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在采取诉讼手段行使知情权时需要首先满足公司法的要求，即股东应先向公司提出书面申请，并说明目的，公司如有合理根据认为股东查阅帐簿的行为有不不正当目的的，且存在可能存在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可能，公司可以在股东书面请求之日起十五日书面答复股东，并说明拒绝查阅的理由。股东如认为公司拒绝查阅的理由不合理，有不当之处，则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要求公司提供查阅。

综上所述，新公司法的修订既为股东知情权的行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也做了一些相应的限制，但是对于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运用知情权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摘要：由于法学界对知情权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和行使方式的认识不同，所以对它的概念解释也就不一致；知情权的权利不应当只包括公民个体；知情权的义务主体包括机关和个人；其内容包括权利主体的知晓、申请、获得帮助、救济、更正等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承担与之相应的义务。

关键词：知情权概念；权利主体；义务主体；知情权内容

知情权制度是当代国外新出现的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知情权概念虽于二战前就已提出，但系统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则是在二战后形成的。特别是近20年来，知情权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关于知情权的制度，国内于80年代末曾有过一些文章做过介绍，但鲜有较为系统和完整的研究。[1]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公开制度开始建立，知情权制度也在相关领域确立起来，如行政复议法当中规定的利益相对人的咨询权制度、法院系统公布的院务公开制度、检察系统的检务公开制度，立法机关的立法听证制度[2]，公安系统警务公开制度等等。[3]但是在实践中，大部分制度均停留在操作层面上，鲜有系统、完整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宪法和行政法角度对知情权制度进行探讨，希望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建设有所裨益。

一、知情权的概念

对于知情权的概念，学界众说纷纭，从不同的角度对之作了解释。大致情况如下：

广义说。有的学者将广义的知情权解释为寻求、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它的对象既包括了官方的信息、情报，也包括非官方的消息、情报或者信息；[4]也有人认为，广义的知情权泛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与自由；[5]还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人权的一种，指公民有为自由表达意见做出正确判断而收集有关情况的权利；[6]有的学者认为，知情权为接受由他人传送的信息资料的权利，即听、读、看的权利；[7]有的学者指出，知情权是一个人知道他应当知道的事情的权利，是指人们通过视、听、嗅、触等方式，感触外界信息，接受他人传递的情报资料，获得与己有关（如自己的档案材料）或与自己无关（如社会新闻）的种种情况的权利；[8]还有的学者认为，知情权是指人们有了解它应该知道的事情的权利，其对象范围很广，如有关个人的信息、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质、财产状况、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等等，对于这些事务，人们都有了解的权利[9].

[论文关键词]公民；知情权；宪法

[论文摘要]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地位越来越重要。在我国，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在法律制度上，还是在社会实践中，对这项权利的保护却不尽如人意。因此，应创立一系列法律制度确保知情权的实现，这对丰富和发展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促进依法治国进程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知情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知情权也日益为人们所关注。特别是2003年上半年我国出现的“非典事件”表明，知情权的缺失会给公民生活带来巨大的消极影响，由于不能及时了解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重要情况，因而无法理性安排自己的生活，不能很好地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利益，甚至会遭受重大的人身和财产损失。所以，构建与完善知情权的保障机制，确保公民知情权的实现，已成为当前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我国公民知情权保护现状

知情权，或称“了解权”、“知悉权”、“知的权利”，有着丰富的内涵。广义的知情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要求义务人公开一定的信息的权利和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获取各类信息的自由。狭义上的知情权，即知政权，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国家机关掌握信息享有了解的权利。在现代社会，知情权是公民从事政治、经济、文化和个人生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公民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前提。尽管早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我们党就提出实行政务公开制度，提高政府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而且在实践中也采取了一些旨在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措施，然而，这些行政实践，并没有成为普遍制度，更缺乏宪法和法律的规范，无法保障公民知情权的充分实现。具体而言，当前我国公民知情权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宪法对公民的知情权缺乏明确的规定，知情权至今仍然不被作为一项基本权利看待。有学者认为，我国宪法对知情权有隐含性的规定，川是一项隐含权，因而不能说我国宪法对知情权没有规定。对此，我们认为，一方面，在现代社会，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理应明确地确认，而不能采用推论、隐含方法推导基本权利或像非基本权利那样采用“不禁止即自由”的理论来对待，因为这样不能确立起知情权应有的法律地位，会使这项权利的保护极其脆弱;另一方面，在我国这样一个缺乏法治传统，暂时还没有形成完备的法治观念的社会中，隐含的知情权很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本文作者：李国际田强工作单位：三峡大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建设民主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目标，控制政府权力，扩大公民权利，已成为国家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于是公民知情权逐渐被引入到各国法律中。在我国由于对知情权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成熟，对其性质认识还不一致，对其法律保护还不完备，因而，对其作进一步研究，对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对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对知情权的历史考察

知情权，英文表达为，翻译过来称“知的权利”、“知悉权”、“得知权”、“了解权”等。将他翻译为“知情权”，既能表达英文原意，也能被公民普遍接受。其大致意思为，“知”即“知悉”、“获取”之意，“情”即“情报”、“信息”。知情权即为知悉、获取各种情报、信息之权利。学界对知情权的理解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说认为，它泛指主体知悉、获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信息的权利。如将其定义为“指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知悉、获取与法律赋予该主体的权利相关的各种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狭义说认为，它仅指公民享有的知悉、获取官方的信息权利。有学者提出，知情权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知情权概念内涵表现出不确定性，这使知情权的概念难有一个界定。知情权思想的萌芽最早出现在一系列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中，尤其在关于国家行为应当公开的论述中。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8洛克在《统治论》中指出：“政府拥有的一切权力，应该完全服务于社会福利，决不允许任意妄为。权利实施必须通过明确、公平的法律。只有法律公开，人民才能了解自己的义务，遵守法律，社会才能稳定；同时，才能保证统治者不逾越限度。”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要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在阐述其构想的法律制度时提出：“实行普选，由人民选出自己的人执行国家权力。实行对公众公开，全部国民都有权知道自己的委托人的行为。”美国的托马斯8杰菲逊指出：“我们政府的基础源于民意。因此。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要使民意正确。为免使人民失误，有必要通过新闻，向人民提供有关政府活动的充分情报。”这些论述包含有知情权的理念和精神。知情权作为一个明确的权利概念及其制度要求，是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续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开始。美国新闻记者肯特8库怕在DE?F年的一次讲演中明确提出了知情权的概念，呼吁政府尊重公民的知情权，让公民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政府应保证公民在最大范围内享有获取信息的权利，并且建议将其推升为一种宪法权利。这对知情权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知情权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瑞典DGGH年颁布了《出版自由法》，确定了公文公开原则；DGIE年法国《人权宣言》第DF条规定，社会有权要求全体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但这些法律规定的公开信息的范围比较狭窄。二战后，知情权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许多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知情权法律制度，知情权也被确认为一项基本人权。DE?E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F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自由采访可允许报导的消息的权利”；第?B条第D款规定，联邦议院的议会公开举行。美国DEHH年《信息自由法》赋予美国公民获得政府文件的法定权利；DEGH年《阳光下的政府法》明确规定了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公众可以观察会议，取得会议的情报。DE?I年《世界人权宣言》第DE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和不受干扰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DEHH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DE条规定：“人人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知情权是自由发表意见权利的一部分。以上可以看出，其一，知情权经历了从其思想萌芽的形成到权利概念和其制度要求的构建，再到被许多国家获得法律确认，最后成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二，知情权内容的表现形式，更多地没有采用“知情权”这一述语，而往往表现在发表意见自由、信息自由、情报自由之中。其三，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大，知情权不是仅仅存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在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知情权性质的权利，如消费者和患者的知情权等。

二、知情权的权利属性

知情权是何性质的权利，学者提出了不少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知情权并非宪法性基本权利，并非必然的法定权利；有的把知情权作为观念中的权利，认为知情权是积极权利、妥协性的权利、民主性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宪法性的权利。从知情权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可以看，知情权具有以下属性。!知情权是一项人权。把知情权看作是人权，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得到普遍地认可，被限制在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就更谈不上知情权了。只是到了近代社会，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个体主义地位的确立，个人的利益需求才可能得以彰显，也才有可能把知情权提高到基本人权的地位。由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又是天然的平等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性催生出人们对自由、平等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客观上也要求实现包括信息获得在内的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共权利的行使者和所有者之间由于间接民主的规定性而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对分离状态。因而，对权利的运行进行必要和有效的监督就显得十分必要。有限政府、法制政府就是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和表现，而监督权力、控制权力无疑是对政府活动的相关信息的了解为前提。知情权成为一项人权，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条件的发展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权利意识的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知情权的产生不仅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而且也被各国法律制度和国际人权法所证实。"知情权是一种宪法性基本权利。知情权在权利性质上属于哪一种性质、哪一位阶的权利，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知情权应属于宪法性的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通过宪法来确认；另一种观点认为知情权是一项引申权，它是言论自由权引申出来的，言论自由权本身就包含了知情权。笔者更倾向于前者的观点。权利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以致权利的种类不断增多，内容不断丰富。在这个过程中，权利最初往往以一般权利的形态存在，甚至以主观权利的形态存在。当权利观念和权利类型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之后，在那个历史阶段中被认为尤其重要的那部分权利就必然诉求于法律予以的确认和保障，近代宪法应运而生，以此规范形式对那些具有重要地位并为人们所必不可少的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现代宪政国家都承认主权在民的观点，并在宪法中设计各种制度保障国民有效地参与民主决策管理，国民作为主权者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管理国家，就必须充分获知与国家管理有关的各种信息，否则就无法对国家事务发表意见进而参与国家管理，国民主权原则也难得以实现。可见，国民享有知情权是国民主权原则的前提，只有国民充分获取有关信息，才能有效地参与民主政治。民主愈发展，制度愈完善，就愈要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是一种复合性权利。知情权是一种兼有公权利和私权利属性的复合性权利。公权利和私权利是对公民个人权利进行的一种划分，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民个人对公共事物参与的权利，称为“公权利”；另一类是由个人独自享有的权利，称为“私权利。”知情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具有明显的公权利属性。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的权利。人不仅个体独立存在，并且由个人组成共同体而存在，以社会共同的公共事物为基础而形成政治生活。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社会每一个体的参与，公共权利才能有序行使，否则，社会就难以正常运作。公权性的知情权，如宪法性知情权、行政性知情权、司法知情权等，它一般通过宪法、行政法律法规等公法予以规制，并借助宪法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制度设计予以程序保障。其权利主体一般为公民，而义务主体则一般为国家机关，权利主体与义务之间在信息资源的占有上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信息资源基本上被控制在以国家机关为主体的政府手中。知情权是一项民事权利，具有明显的私权利属性。民事权利是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所备的权利，在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中，通常需要对涉及自身的，而被其他相关部门掌握的如出生时间地点、既往病史、病例资料、各种涉及本人档案记录等情况、信息进行了解、知悉，法律应当对这种利益需求进行权利确认，这是个人信息知情权。它具有民法上人格权的性质，主要体现的是主体的精神利益。私权性的知情权即民事知情权，其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法律地位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对信息资源实质上占有的不平等才昭示了权利主体知情权的必要性。它主要通过民商法等民事法律规范予以调整，但也可由宪法、诉讼法等公法来调整。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一种个人权利、一种社会权利、一种具体权利、一项法定权利等不同观点。总之，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一定的变化，其权利属性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只要用动态的观点去分析客观现象，才有可能正确把握知情权的权利属性。

摘要：我国宪法对知情权规定的缺失，随着社会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其弊端的影响会越来越大，现实发展迫切需要我国宪法对知情权问题做出积极回应，应当将公民知情权上升为最基本的权利，以宪法条文明确规定保护公民知情权，同时，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建设，最终实现公民知情权。

关键词：公民知情权；宪法保障；基本权利

知清权(righttoknow)又称为了解权或知悉权，有广义、狭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是指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的自由，是从官方或非官方获知有关情况的权利；就狭义而言，则仅指知悉官方有关情况的权利。从内容上讲，知情权包括接受信息的权利和寻求获取信息的权利；后者还包括寻求获取信息而不受公权力妨碍与干涉的权利以及向有关国家机关请求公开有关信息的权利。本文作为从宪法层面研究的知情权，采用的是狭义的知情权概念。随着社会信息化的发展，知情权在公民权利体系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知情权也日益为人们所关注，在宪法中确认知情权并建立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是当今世界各国立法的基本走向。

一、我国宪法对公民知情权的保护现状分析。

我国现行宪法没有直接规定公民的知情权，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能否认我国公民知情权的存在。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些权利的行使是建立在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情况的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公民没有知情权就不可能对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知”是前提，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宪法这一条的规定实际上己隐含地赋予了公民的知情权，显然知情权是我国宪法中的一项隐含权。但不可否认的是，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公民的知情权可以说是一个缺陷。另外，我国还有一些法律法规涉及到知情权的规定，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对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规定，《证券法》对股东知情权保护的规定，还有《核电厂核事故应急管理条例》中对有关知情权的规定等等。“这些法律法规的集合是我们理解和评价我国公民知情权法制建设实际情况的重要依据，它们奠定了我国公民知情权的法律基础。”〔1〕从中可以看出我国知情权的大致情况：1、有关公民知情权的规定散布于宪法性法律、行政法、民法等部门法体系中，但宪法没有直接规定，缺乏系统性、全面性；2、法律位阶低。我国公民知情权更多的表现为法律创设的权利，很难看得出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即没有明确的宪法地位；3、有关公民对政府的知情权规定甚少，即狭义的知情权缺少法律规定，而这恰恰是公民知情权的核心内容；4、缺乏侵犯公民知情权的救济途径。

二、知情权的宪法基本权利的性质

【摘要】

基于人民主权原则的知情权是一项没有被宪法规范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能够通过宪法解释的途径获得，其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的性质，作为自由权性质的基本权利，主要表现为自由获取信息，排除国家妨碍的权能形态；随着社会发展，行政机关逐渐成为国家信息中心，公民已经无法仅仅从社会获取信息以满足自身的信息需要，请求权能形态获得较大发展，成为社会权性质知情权的基本特点。

据报道，某日，甲因被与其发生经济纠纷的人员追打，生命受到威胁，于是拨打当地的110报警求助，报警20多分钟后，管片派出所的民警才到事发现场。此时，对方早已离去。据查，派出所距事发现场步行时间为3－5分钟。事后，甲以公安分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过程中，甲无法向法院证明其曾于当日向当地的110报警，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一审判决后，甲向有关领导写信反映问题，在领导的干预下，甲看见了自己当时的报警记录，同时也被告知，报警记录不能给他。后甲因为无法证明110报警指挥中心是否是在接到自己的报警后出动警力而再次败诉。

问题开始出现，在110报警指挥中心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即使甲明知110报警指挥中心有自己的报案记录，也无法从110报警指挥中心取得该项记录，那么甲是否有权拿到报警记录作为诉讼的证据，从而获得救济呢？笔者认为，甲能否获得记录，必须解决一个关键性问题：甲是否有权向报警中心请求获得报警记录；如果有权获取信息，这种权利是什么样一种权利，基于什么样的身份关系而获得？报警中心是否有义务对甲的公开请求作出回答？如有，这种义务是基于何种关系产生？

围绕这些问题，笔者将按照如下逻辑加以论述。首先，笔者将从报警中心与甲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提出公民甲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享有知情权，从而能够以主权者的身份对基于行政机关身份的报警中心加以监督；其次，对“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从而公民不能享有知情权”的质疑作出回应，提出即使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能够运用宪法解释从多项权利的缝隙中解释出知情权；最后对知情权的权能形态问题作出阐述，提出社会权性质的知情权具备请求国家公开的权能，行政机关负有向公民履行说明责任的义务。

本文的写作意义在于，随着市民社会的缓慢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国家对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给予了高度重视，公开制度在各级国家机关中逐步建立起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在起草之中，地方规章也已经实行。但就总体而言，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仍被视为一种办事制度，而不是基于人民主权和知情权的一项法定义务，这将导致“公开只是政府自己的事情，是政府机关的一种社会承诺。如何公开、怎样公开、公开什么，都由政府机关决定，公众只是办事制度改革的被动受益者。如果政府机关不公开应该公开的制度或者文件，公众本身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加以改变。”的后果，而随着WTO透明度规则的要求以及立法的进展，有必要对这些争议作出有效回应，以便能更好的参与我国应如何建立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讨论。

【摘要】

基于人民主权原则的知情权是一项没有被宪法规范明确规定的基本权利，能够通过宪法解释的途径获得，其兼具自由权和社会权的性质，作为自由权性质的基本权利，主要表现为自由获取信息，排除国家妨碍的权能形态；随着社会发展，行政机关逐渐成为国家信息中心，公民已经无法仅仅从社会获取信息以满足自身的信息需要，请求权能形态获得较大发展，成为社会权性质知情权的基本特点。

据报道，某日，甲因被与其发生经济纠纷的人员追打，生命受到威胁，于是拨打当地的110报警求助，报警20多分钟后，管片派出所的民警才到事发现场。此时，对方早已离去。据查，派出所距事发现场步行时间为3－5分钟。事后，甲以公安分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向当地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讼过程中，甲无法向法院证明其曾于当日向当地的110报警，一审法院驳回起诉。一审判决后，甲向有关领导写信反映问题，在领导的干预下，甲看见了自己当时的报警记录，同时也被告知，报警记录不能给他。后甲因为无法证明110报警指挥中心是否是在接到自己的报警后出动警力而再次败诉。

问题开始出现，在110报警指挥中心不予配合的情况下，即使甲明知110报警指挥中心有自己的报案记录，也无法从110报警指挥中心取得该项记录，那么甲是否有权拿到报警记录作为诉讼的证据，从而获得救济呢？笔者认为，甲能否获得记录，必须解决一个关键性问题：甲是否有权向报警中心请求获得报警记录；如果有权获取信息，这种权利是什么样一种权利，基于什么样的身份关系而获得？报警中心是否有义务对甲的公开请求作出回答？如有，这种义务是基于何种关系产生？

围绕这些问题，笔者将按照如下逻辑加以论述。首先，笔者将从报警中心与甲之间的关系加以分析，提出公民甲基于人民主权原则，享有知情权，从而能够以主权者的身份对基于行政机关身份的报警中心加以监督；其次，对“宪法没有明确规定知情权从而公民不能享有知情权”的质疑作出回应，提出即使宪法没有明确规定，但是能够运用宪法解释从多项权利的缝隙中解释出知情权；最后对知情权的权能形态问题作出阐述，提出社会权性质的知情权具备请求国家公开的权能，行政机关负有向公民履行说明责任的义务。

本文的写作意义在于，随着市民社会的缓慢形成、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民主制度不断完善，国家对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给予了高度重视，公开制度在各级国家机关中逐步建立起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在起草之中，地方规章也已经实行。但就总体而言，行政信息公开制度仍被视为一种办事制度，而不是基于人民主权和知情权的一项法定义务，这将导致“公开只是政府自己的事情，是政府机关的一种社会承诺。如何公开、怎样公开、公开什么，都由政府机关决定，公众只是办事制度改革的被动受益者。如果政府机关不公开应该公开的制度或者文件，公众本身没有任何渠道可以加以改变。”的后果，而随着WTO透明度规则的要求以及立法的进展，有必要对这些争议作出有效回应，以便能更好的参与我国应如何建立行政信息公开制度的讨论。

论文关键词:政府信息公开知情权宪法权利宪法保除

论文摘要:通过对我国一“政府信总公开第一案”的分析，明确政府信忍公开的宪法基础是知情权，知情权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的一项基本人权，兼有自由权和社会权双重权利属性，我国应在宪法中明确知情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并积极构建知情权的宪法救济制度。

一、知情权—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法基础

政府信息公开的宪法基础是知情权，没有知情权作依托，政府信息公开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知情权(therighttoknow)，又称“知悉权”、“了解权”、“知的权利”、“信息自由权”等，是指“有关主体有获知与他有关的情报信息的权利”。知情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情权的对象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信息，既适用于公法领域，也包括私法领域中平等主体之间的知情权，如消费者对商品情况的知情权等。狭义的知情权主要是指获取官方的信息，仅适用于公法领域，本文即是在此意义上使用该概念。知情权作为一项政治权利的主张，“是由美国的一位编辑肯特·库拍(KentCooper)在1945年1月的一次讲演中首先提出来的。”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机构内部蔓延着消极对待政务信息公开化，任意扩大保密权限的官僚主义倾向。库泊从民主政治的角度，呼吁官方“尊重公众的知情权”，并建议将知情权推升为一项宪法权利。世界范围内第一次在宪法中明确认可知情权的是西德，其1949年实施的基本法第5条规定:“人人享有以语言、文字和图画自由发表、传播其言论的权利并无阻碍地依通常途径了解信息的权利”。南非(1996年)、泰国(1997年)、俄罗斯(1997年)等都相继在宪法中规定了知情权(信息自由权)；此外，知情权作为一项人权也得到了国际法律文件的确认。如:1946年联合国第59(1)号决议、(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9条、《欧洲人权公约》第10条等。

获得政府信息是知情权的应有之意，而知情权是实行民主政治的必然要求，是人民行使一切民主权利的重要前提。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知情权是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实现的前提。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公众个人的关系日益密切，传统代议制民主的形式已显露出无法弥补的缺陷，表现在公民监督行政机关行使权力的间接性，即公民只能通过自己在议会中的代表来行使民主权力。公众迫切要求越过议会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过程，参与到政府行使行政权的过程中，以防止行政权的滥用，而参与的前提就是对公共信息的充分了解，因为“对于一个一无所知的公民而言，再完美的民主参与制度也不过是一场骗局。”知情权也是宪法所规定的表达自由的前提性权利。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表达自由。表达自由的实现需要信息传达者与信息接受者的相互作用，它不单单是表达的自由，更包含有对于从传达者那里传来的思想、意见、信息等予以受领和知悉的自由，而在国家职能不断增加、国家掌握的信息大量集聚的情况下，如果公民不能有效地获取和利用国家掌握的信息，就无法形成自身的思想与意见，那么对于表达自由的保障便难以实现。基于人民主权理念，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政府是实现民意的机构。人民有权对政府的工作情况进行监督，判断其行为是否符合人民意愿，进而影响政府决策，有效地参政议政，而行使这一权力的前提是对政府权力运作信息的知悉和了解。美国前司法部长Ram-seyClark在介绍《情报自由法》的目的时说:“如果一个政府真正地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的话，人民必须能够详细地知道政府的活动。没有任何东西比秘密更能损害民主，公众没有了解情况，所谓自治，所谓公民最大限度地参与国家事务只是一句空话。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怎样受管理，我们怎么能够管理自己呢?”

二、知情权的宪法权利属性

摘要：由于法学界对知情权的权利主体、义务主体和行使方式的认识不同，所以对它的概念解释也就不一致；知情权的权利不应当只包括公民个体；知情权的义务主体包括机关和个人；其内容包括权利主体的知晓、申请、获得帮助、救济、更正等权利，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承担与之相应的义务。

关键词：知情权概念；权利主体；义务主体；知情权内容

知情权制度是当代国外新出现的宪法学和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知情权概念虽于二战前就已提出，但系统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则是在二战后形成的。特别是近20年来，知情权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关于知情权的制度，国内于80年代末曾有过一些文章做过介绍，但鲜有较为系统和完整的研究。[1]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公开制度开始建立，知情权制度也在相关领域确立起来，如行政复议法当中规定的利益相对人的咨询权制度、法院系统公布的院务公开制度、检察系统的检务公开制度，立法机关的立法听证制度[2]，公安系统警务公开制度等等。[3]但是在实践中，大部分制度均停留在操作层面上，鲜有系统、完整的研究。本文主要从宪法和行政法角度对知情权制度进行探讨，希望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宪政建设有所裨益。

一、知情权的概念

对于知情权的概念，学界众说纷纭，从不同的角度对之作了解释。大致情况如下：

广义说。有的学者将广义的知情权解释为寻求、接受和传播信息的自由，它的对象既包括了官方的信息、情报，也包括非官方的消息、情报或者信息；[4]也有人认为，广义的知情权泛指公民知悉、获取信息的权利与自由；[5]还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人权的一种，指公民有为自由表达意见做出正确判断而收集有关情况的权利；[6]有的学者认为，知情权为接受由他人传送的信息资料的权利，即听、读、看的权利；[7]有的学者指出，知情权是一个人知道他应当知道的事情的权利，是指人们通过视、听、嗅、触等方式，感触外界信息，接受他人传递的情报资料，获得与己有关（如自己的档案材料）或与自己无关（如社会新闻）的种种情况的权利；[8]还有的学者认为，知情权是指人们有了解它应该知道的事情的权利，其对象范围很广，如有关个人的信息、政府官员的道德品质、财产状况、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等等，对于这些事务，人们都有了解的权利[9].

一、我国有关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经济运行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决定在很长时间内，企业的形式仅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公有制形式，而关于公司制度的实践和理论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中，以多数投资主体为主要特征的公司制度开始发展起来，并且越来越成为经济体制中的主力军。当然，我们要建立现代成熟的公司管理制度，就必须制订一套完整科学的公司法制度来规范公司制度的发展。现实的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公司法制度的建立决定着我们必须对公司法理论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使这种理论反过来指导和服务于现实的公司法的建设中去。但由于受到这种现实的国情的限制，中国的公司法理论和公司法的制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先天不足的感觉，这决定着我国公司法在对包括公司知情权在内的股东权的规范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甚至给人一种含混羞涩的感觉。而关于公司知情权规定的不足导致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解决股东对公司知情的相关问题缺乏有效的措施。

（一）我国目前有关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规定的情况。

在中国的立法体系中，关于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规定是由公司法来予以规范的。严格意义上讲，根据公司法的立法渊源，公司法应当从两个层次上去理解。第一个层次即为形式意义上的公司法，该公司法的界定标准是狭义的，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3年制定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个层次即为实质意义上的公司法，该层次是从广义上来界定公司法的范围的，即凡是有关公司制度的设立、规范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民法通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证券法》；国务院制定的相关配套的行政法规，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公司法进行规范的通知》等；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部门规章，如国家体改委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司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而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上述列举的相关公司法律规范，对公司知情权都有一些规定。如《公司法》第3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第111条规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地的经营提出建议和质询；第17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20日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以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公告财务会计报告。《证券法》第三章第三节对上市公司的持续性信息的公开作出了规定，如上市公司有义务公开公司的章程、公司的财务报告、公司相关人员等与股东权益相关的信息。此外，《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也对公司知情权作出了一些规定，如《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41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纪要、会议记录和会计报告，监督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第20条规定，股东有权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最高人民法院和证监会的一些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应当按照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真实诚信的披露相关应当公开的信息，否则要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将公司知情权明确列为一种独立的股东权利。

（二）我国法律对公司知情权规定存在的不足。

上述介绍了目前我国有关公司知情权方面的立法状况。我们认识到，由于中国公司法理论发展的滞后和公司法立法技术上的不成熟，导致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知情权的规定缺乏规范的逻辑体系，同时对公司知情权的设置、内涵、分类、保护等方面均缺乏相关制度方面的建设，相关规定显得过于简陋。具体阐述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