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情范文10篇

一、我国有关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经济运行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这种经济管理体制决定在很长时间内，企业的形式仅限于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等公有制形式，而关于公司制度的实践和理论长期处于空白状态。随着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在中国的经济体制中，以多数投资主体为主要特征的公司制度开始发展起来，并且越来越成为经济体制中的主力军。当然，我们要建立现代成熟的公司管理制度，就必须制订一套完整科学的公司法制度来规范公司制度的发展。现实的公司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公司法制度的建立决定着我们必须对公司法理论展开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使这种理论反过来指导和服务于现实的公司法的建设中去。但由于受到这种现实的国情的限制，中国的公司法理论和公司法的制定从一开始就有一种先天不足的感觉，这决定着我国公司法在对包括公司知情权在内的股东权的规范方面存在严重不足，甚至给人一种含混羞涩的感觉。而关于公司知情权规定的不足导致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解决股东对公司知情的相关问题缺乏有效的措施。

（一）我国目前有关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规定的情况。

在中国的立法体系中，关于股东的公司知情权的立法规定是由公司法来予以规范的。严格意义上讲，根据公司法的立法渊源，公司法应当从两个层次上去理解。第一个层次即为形式意义上的公司法，该公司法的界定标准是狭义的，仅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93年制定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个层次即为实质意义上的公司法，该层次是从广义上来界定公司法的范围的，即凡是有关公司制度的设立、规范的所有法律规范的总和，包括《民法通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证券法》；国务院制定的相关配套的行政法规，如《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关于原有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依照公司法进行规范的通知》等；国务院有关部委的部门规章，如国家体改委制定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中国证监会制定的《上司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而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上述列举的相关公司法律规范，对公司知情权都有一些规定。如《公司法》第3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股东会会议记录和公司财务会计报告；第111条规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和财务会计报告，对公司地的经营提出建议和质询；第17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期限将财务会计报告送交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在召开股东大会年会的20日以前置备于本公司，供股东查阅，以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必须公告财务会计报告。《证券法》第三章第三节对上市公司的持续性信息的公开作出了规定，如上市公司有义务公开公司的章程、公司的财务报告、公司相关人员等与股东权益相关的信息。此外，《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和《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也对公司知情权作出了一些规定，如《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41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纪要、会议记录和会计报告，监督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质询，《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第20条规定，股东有权了解公司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最高人民法院和证监会的一些规定要求上市公司应当按照法律和法规的规定真实诚信的披露相关应当公开的信息，否则要承当相应的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中将公司知情权明确列为一种独立的股东权利。

（二）我国法律对公司知情权规定存在的不足。

上述介绍了目前我国有关公司知情权方面的立法状况。我们认识到，由于中国公司法理论发展的滞后和公司法立法技术上的不成熟，导致我国公司法对公司知情权的规定缺乏规范的逻辑体系，同时对公司知情权的设置、内涵、分类、保护等方面均缺乏相关制度方面的建设，相关规定显得过于简陋。具体阐述如下：

总是提“公众知情权”，很少听到有“领导知情权”的提法，好象领导干部的手中的“权”太多了，缺个“知情权”没啥大不了的，或者认为作为“强者”的领导干部根本不存在信息贫困的问题，用不着以“知情权”的权利诉求维护自身的什么利益。其实正是我们的思维惯性中对于“领导知情权”漠视的盲点引发了现实政治生活中许多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最近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活动新闻报道等工作，对各级党委和新闻媒体提出了“改进会议新闻报道、少报官多报民”的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支持新闻媒体改进报道工作，新闻单位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多报道对工作有指导意义、群众关心的内容，努力使新闻报道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从政治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中央所以要启动新一轮的新闻报道改革，是为了改进党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关系，从更深层次来看，也是想通过新闻改革来表达“领导知情权”，即领导干部通过媒体真实客观地了解社情民意的权利。

执政为民有个前提，就是要了解自己将要服务的人民，不仅要知道他们生活的幸福，更重要的是要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死活，如此才能针砭时弊制定出与进俱进的执政为民。那么，各级领导干部又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知晓民生疾苦呢？领导不能事必躬亲，除了到基层视察实地调研和听取下级汇报外，最直观和普遍的方式就是通过各级媒体的报道了解民意的实际情况，了解公众的想法，也就是，同公众一样，领导干部的知情权很大一部分也是通过广播电视报纸这结媒体实现的。

在既有的新闻报道习惯中，领导的知情权是不能得到满足的：打开报纸一看，哇，全是自己的报告，自己的指示和自己的照片，非常忠实的记录员，一字不漏；打开电视一看，又是自己在做重要的讲话，或者是人民群众在以各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对于自己讲话的拥戴；即便如此会议报道和领导人的行踪能够“满足”公众对于领导的知情权，又如何能够满足领导对于公众的知情权呢？

如果哪个记者的报道得到领导人的批示，是非常光荣的事情，为什么呢？物以希为贵，有幸享受如此规格的报道太少太少了，为什么少呢？再追问一下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这类报道常常是记者深入民间调查真实反映现实问题的力作，并不是领导人太吝啬自己的笔墨，摆官架子，而是他们看到的这样的亲民的报道太少了，在自己的会议讲话后作批示有什么意义呢？他们最希望通过媒体报道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情况，只有了解了，才会作批示着手解决。批示之珍贵表明值得批示的报道太少了，从另一个方面看，高层领导经常下基层考察也表明了他们对于许多媒体报道的不信任，他们要通过自己亲临现场来知民情。

要继续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纪念人民代表大会建立周年、庆祝区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成立二十周年的日子里。以改革创新的精神、以求实务实的态度、以科学的发展观，把我区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前进，开创人大新局面，创造人大工作新辉煌。

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由之路，年的实践证实。坚持走这条路，事业就大有希望，就会兴旺发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作用是人大工作的基础和要害。

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人大代表。代表人民治理国家事务，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解决，负有重要责任。因此，各位代表要密切联系群众，及时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把人民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带到会议上来，带到代表大会的议事决策中来。

有多方面的条件和保证，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责。但要发挥好参政议政作用，发挥好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解情况、知情知政。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形势，要有比较全面的解。解的情况越全面、越真实，代表的审议发言、提出的议案和建议，就越有针对性，发挥的作用也就越大。解情况，有上情，也有下情。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包括视察、检查、调查，走访，广泛联系群众，把群众的意见反映上来，这是下情。但同时又必须了解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情况。只有把上情和下情结合起来，才能从全局的高度，对报告提出审议意见，提出建议和议案。区人大常委会、一府两院”有关部门，联系代表、为代表提供服务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代表全面了解情况创造条件，进一步开拓渠道和途径。

一府两院”为加强同区人大代表的联系，近年来。做了很多工作。比如，区政府将代表建议、意见和议案的办理情况及时反馈给人大代表，并直接邀请部分代表参加专题调研，让代表了解政府的工作情况。区法院、区检察院通过一系列措施，切实加强同代表的联系，两院”主要负责同志当面听取代表意见，聘请部分人大代表为义务监督员，邀请代表旁听案件，给代表寄送材料等，都起到很好的作用。区人大代表除在本选区视察外，区人大常委会每年还组织了部分人大代表，其他地方考察，使代表不仅了解本地的情况，也了解本市及至全国的情况，进一步开阔视野；使代表更加全面地熟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更加深刻地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使代表通过比较、对照，通过学习先进的经验，总结自己的经验，找出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进一步推进本地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促进发展。这也是让代表了解全面情况的一种方式。

也看到一些代表非凡是基层代表，同时。知情知政的渠道和途径还不多，解的情况还不够宽，不够深。有的基层代表甚至连一份重要的报纸都难看到因此，区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有关部门，要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高度，继续改进为代表服务的各项工作，不断扩大和拓展代表了解情况的渠道，加强同人大代表的联系。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人大代表联系党、政府和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使党和国家的决策、政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

本文作者：李国际田强工作单位：三峡大学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建设民主政治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目标，控制政府权力，扩大公民权利，已成为国家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内容，于是公民知情权逐渐被引入到各国法律中。在我国由于对知情权的理论研究还不够成熟，对其性质认识还不一致，对其法律保护还不完备，因而，对其作进一步研究，对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对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对知情权的历史考察

知情权，英文表达为，翻译过来称“知的权利”、“知悉权”、“得知权”、“了解权”等。将他翻译为“知情权”，既能表达英文原意，也能被公民普遍接受。其大致意思为，“知”即“知悉”、“获取”之意，“情”即“情报”、“信息”。知情权即为知悉、获取各种情报、信息之权利。学界对知情权的理解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说认为，它泛指主体知悉、获取与自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各种信息的权利。如将其定义为“指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依法享有的知悉、获取与法律赋予该主体的权利相关的各种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狭义说认为，它仅指公民享有的知悉、获取官方的信息权利。有学者提出，知情权是一个历史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知情权概念内涵表现出不确定性，这使知情权的概念难有一个界定。知情权思想的萌芽最早出现在一系列民主政治的制度设计中，尤其在关于国家行为应当公开的论述中。英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8洛克在《统治论》中指出：“政府拥有的一切权力，应该完全服务于社会福利，决不允许任意妄为。权利实施必须通过明确、公平的法律。只有法律公开，人民才能了解自己的义务，遵守法律，社会才能稳定；同时，才能保证统治者不逾越限度。”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主要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在阐述其构想的法律制度时提出：“实行普选，由人民选出自己的人执行国家权力。实行对公众公开，全部国民都有权知道自己的委托人的行为。”美国的托马斯8杰菲逊指出：“我们政府的基础源于民意。因此。首先应该做的，就是要使民意正确。为免使人民失误，有必要通过新闻，向人民提供有关政府活动的充分情报。”这些论述包含有知情权的理念和精神。知情权作为一个明确的权利概念及其制度要求，是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续由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开始。美国新闻记者肯特8库怕在DE?F年的一次讲演中明确提出了知情权的概念，呼吁政府尊重公民的知情权，让公民知道其应该知道的信息，政府应保证公民在最大范围内享有获取信息的权利，并且建议将其推升为一种宪法权利。这对知情权的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知情权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瑞典DGGH年颁布了《出版自由法》，确定了公文公开原则；DGIE年法国《人权宣言》第DF条规定，社会有权要求全体公务人员报告其工作。但这些法律规定的公开信息的范围比较狭窄。二战后，知情权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许多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知情权法律制度，知情权也被确认为一项基本人权。DE?E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F条第一款规定，“人人有自由采访可允许报导的消息的权利”；第?B条第D款规定，联邦议院的议会公开举行。美国DEHH年《信息自由法》赋予美国公民获得政府文件的法定权利；DEGH年《阳光下的政府法》明确规定了合议制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公众可以观察会议，取得会议的情报。DE?I年《世界人权宣言》第DE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和不受干扰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DEHH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DE条规定：“人人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论国界，也不论口头的、书写的、印刷的、采取艺术形式的、或通过他所选择的任何其他媒介。”知情权是自由发表意见权利的一部分。以上可以看出，其一，知情权经历了从其思想萌芽的形成到权利概念和其制度要求的构建，再到被许多国家获得法律确认，最后成为一项基本人权的历史发展过程。其二，知情权内容的表现形式，更多地没有采用“知情权”这一述语，而往往表现在发表意见自由、信息自由、情报自由之中。其三，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也在不断扩大，知情权不是仅仅存在于个人与国家之间，在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知情权性质的权利，如消费者和患者的知情权等。

二、知情权的权利属性

知情权是何性质的权利，学者提出了不少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知情权并非宪法性基本权利，并非必然的法定权利；有的把知情权作为观念中的权利，认为知情权是积极权利、妥协性的权利、民主性的权利；也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宪法性的权利。从知情权的产生及其发展历程可以看，知情权具有以下属性。!知情权是一项人权。把知情权看作是人权，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并没有在世界范围得到普遍地认可，被限制在一个极为狭小的空间，就更谈不上知情权了。只是到了近代社会，人本主义思潮的兴起，个体主义地位的确立，个人的利益需求才可能得以彰显，也才有可能把知情权提高到基本人权的地位。由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又是天然的平等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定性催生出人们对自由、平等价值的追求，这种追求客观上也要求实现包括信息获得在内的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在民主政治条件下，公共权利的行使者和所有者之间由于间接民主的规定性而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相对分离状态。因而，对权利的运行进行必要和有效的监督就显得十分必要。有限政府、法制政府就是民主政治的理论和实践的产物和表现，而监督权力、控制权力无疑是对政府活动的相关信息的了解为前提。知情权成为一项人权，是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条件的发展以及作为主体的人的权利意识的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知情权的产生不仅具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而且也被各国法律制度和国际人权法所证实。"知情权是一种宪法性基本权利。知情权在权利性质上属于哪一种性质、哪一位阶的权利，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有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知情权应属于宪法性的权利，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应通过宪法来确认；另一种观点认为知情权是一项引申权，它是言论自由权引申出来的，言论自由权本身就包含了知情权。笔者更倾向于前者的观点。权利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以致权利的种类不断增多，内容不断丰富。在这个过程中，权利最初往往以一般权利的形态存在，甚至以主观权利的形态存在。当权利观念和权利类型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之后，在那个历史阶段中被认为尤其重要的那部分权利就必然诉求于法律予以的确认和保障，近代宪法应运而生，以此规范形式对那些具有重要地位并为人们所必不可少的权利予以确认和保护。现代宪政国家都承认主权在民的观点，并在宪法中设计各种制度保障国民有效地参与民主决策管理，国民作为主权者通过自己选出的代表管理国家，就必须充分获知与国家管理有关的各种信息，否则就无法对国家事务发表意见进而参与国家管理，国民主权原则也难得以实现。可见，国民享有知情权是国民主权原则的前提，只有国民充分获取有关信息，才能有效地参与民主政治。民主愈发展，制度愈完善，就愈要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是一种复合性权利。知情权是一种兼有公权利和私权利属性的复合性权利。公权利和私权利是对公民个人权利进行的一种划分，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公民个人对公共事物参与的权利，称为“公权利”；另一类是由个人独自享有的权利，称为“私权利。”知情权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利，具有明显的公权利属性。公民的政治权利是公民参与并影响政治生活的权利。人不仅个体独立存在，并且由个人组成共同体而存在，以社会共同的公共事物为基础而形成政治生活。在现代社会政治生活需要社会每一个体的参与，公共权利才能有序行使，否则，社会就难以正常运作。公权性的知情权，如宪法性知情权、行政性知情权、司法知情权等，它一般通过宪法、行政法律法规等公法予以规制，并借助宪法诉讼和行政诉讼的制度设计予以程序保障。其权利主体一般为公民，而义务主体则一般为国家机关，权利主体与义务之间在信息资源的占有上具有明显的不对称性，信息资源基本上被控制在以国家机关为主体的政府手中。知情权是一项民事权利，具有明显的私权利属性。民事权利是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所备的权利，在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中，通常需要对涉及自身的，而被其他相关部门掌握的如出生时间地点、既往病史、病例资料、各种涉及本人档案记录等情况、信息进行了解、知悉，法律应当对这种利益需求进行权利确认，这是个人信息知情权。它具有民法上人格权的性质，主要体现的是主体的精神利益。私权性的知情权即民事知情权，其权利主体与义务主体的法律地位形式上是平等的，但对信息资源实质上占有的不平等才昭示了权利主体知情权的必要性。它主要通过民商法等民事法律规范予以调整，但也可由宪法、诉讼法等公法来调整。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一种个人权利、一种社会权利、一种具体权利、一项法定权利等不同观点。总之，知情权的内涵和外延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一定的变化，其权利属性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只要用动态的观点去分析客观现象，才有可能正确把握知情权的权利属性。

一﹑知情权的含义和性质

知情权是直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登记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常被列为经济法范畴，因而往往招致一种误解：知情权为经济法上的权利。其实，消费者享有的知情权应属于民法上的权利，且属与现代民法上的权利。因为享有知情权的主体是消费者，义务主体为经营者，两者皆为民法上的主体，因而这种权利必然具有私法之性质，即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已与传统民法精神大相径庭：传统民法从自由平等的抽象人格出发，完全着眼于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强调对双方主体同等的保护。而知情权体现的是一种非平等的关系，强调给予作为弱者的消费者以侧重保护。这正如中国民商法学者梁慧星先生所言：“消费者权利与传统民法上的权利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因为消费者权利是以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基础的，其目的在于对消费者的弱者地位予以补救。”可见，消费者的知情权与现代民法精神相整合，属于现代民法范畴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知情权是专门针对保护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而提出的，是与消费者这一身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确立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实质平等的法律人格的基础。因此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民法中人格权内容扩张的一个表现。

二、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方式

（一）政府直接提供及公益性社会团体的信息披漏行为

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对信息的直接提供能使消费者获得市场所不能提供的信息，是消费者实现知情权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国家与社会适度干预原则的具体体现。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最大优势在于他们具有一般个体消费者所不具有的能力去获取被经营者掩盖的真实信息，并向社会公布。因此国外许多国家与地区都规定了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对消费者的信息提供义务。

人大代表是国家权力机关的组成人员，代表人民管理国家事务，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的解决，负有重要责任。但目前作为履行职责的重要条件——代表知情知政，却仍然存在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因此，在今后的代表工作中，必须正视代表知情权方面存在的问题，努力拓宽代表知情知政的渠道，切实为代表充分发挥作用提供保证。

一、知情知政是代表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条件

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责，有多方面的条件和保证，但要发挥好参政当政作用，发挥好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全面了解情况，知情知政，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对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形势，要有比较全面的了解。我们平常所说的了解情况，有上情，有下情。上情是代表在闭会期间所必须充分了解的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全面情况；下情则是代表在闭会期间的活动，包括视察、调查、走访，广泛联系群众所了解的情况。代表只有充分了解上情和下情，并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从全局的高度，对人代会期间的各项报告提出审议意见，提出议案和建议。不可否认，对情况的了解越全面、越真实，代表的审议发言和提出的议案和建议就越有针对性，发挥的作用也就会越大。

近几年来，各级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一府两院”有关工作部门能逐渐认识到知情知政是代表发挥好参政当政作用的前提，积极为代表知情知政、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开拓渠道和途径。比如，各级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开展调研、检查和学习考察活动，为代表知情知政提供各项服务工作。政府根据代表的意见，将政府公报发到每位代表手中，让代表了解政府的工作情况；办理代表议案和建议时，采取直接邀请代表进行专题调研，为代表持证视察、检查有关情况提供服务等方式，为代表知情知政创造了条件。“两院”通过一系列措施，切实加强同代表的联系，为代表了解情况提供服务，如主要负责同志当面倾听代表意见，邀请代表旁听案件庭审，给代表寄送材料等方式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代表知情知政渠道，使代表不仅了解本地的情况，也了解全国各地的情况，更加全面地认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更加深刻地理解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同时，又使代表通过比较、对照，通过学习外地的经验，总结自身的经验，探索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道路，为审议报告、提出议案和意见建议打下了良好基础。实践证明,知情知政是代表发挥作用的重要前提条件。

二、当前人大代表在知情知政、执行职务、发挥作用方面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尽管各级人大、“一府两院”在拓宽代表知情知政渠道，发挥代表作用方面做了不少富有成效的工作，但仍然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一）代表的知情权不够落实，一直存在“会议代表”和“代表代表，闭会就了，群众有意见，自感责任小”的说法，不少代表由于缺乏对社情民意的了解，难以发挥作用。（二）虽然多数代表认识到不知情知政难以履职，但因某些主客观原因，却很少主动知情知政。（三）代表知情知政的渠道不够宽、不够畅通，一些代表，特别是基层代表甚至连一张报纸都难看到，知情知政的渠道和途径特别少，了解的情况不多、不深。（四）代表小组活动不够到位，从整体上说，存在不平衡，个别代表小组特别是乡镇代表小组的活动开展不够正常，效果不太明显；有的地方代表小组的活动制度不够健全，活动内容空洞，质量不高，流于形式；有的代表尤其是领导代表和企业界的代表，因事务较忙，参加活动较少。（五）代表当选后，与选民联系少，根本谈不上“和选民保持密切联系”，无法听取到选民的意见建议，难以代表选民的利益和意志参与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六）有的地方“一府两院”为代表执行职务提供的保障和服务不够到位，存在应付思想，不能很好地为代表参加有关活动、知情知政提供便利条件，甚至有的部门存在漠视代表知政权利的现象，一些代表持证调研和了解情况时难免遭遇到一些部门的人为阻碍，致使代表对“一府两院”工作的了解还非常有限。

一般认为,“知情权”（therighttoknow）一词来源于美国AP通讯社专务理事肯特·库勃在1945年1月的一次演讲,其含义即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从另一方主体依法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信息的权利和自由。

随着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五种情形”作为试点工作的新的着力点，人民监督员知情权保障的重要性凸显出来。据统计,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每年都有80%以上的试点院“五种情形”的监督为空白。知情权是人民监督员履行职责的必要前提，可以说，人民监督员知情权得不到保障，“三类案件”的监督就不会有很好的效果，而“五种情形”根本就无法监督。保障人民监督员知情权有利于调动人民监督员的监督热情，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的案件质量和办案水平。因此，探讨人民监督员知情权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人民监督员的知情权，就是指人民监督员基于特定的身份和地位，为实现对“三类案件”、“五种情形”的监督职能，所应当享有的了解和掌握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的相关情况的权利和自由。

一、当前在保障人民监督员知情权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1．缺乏法律的有效保障。

人民监督员制度尚处于试点探索阶段，还没有通过立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明确依据还只有《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五种情形”的实施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和《规则》），缺少明确的法律支撑。就在这《规定》和《规则》中，对人民监督员的知情权也缺乏明确的刚性的规定。

避孕方法知情选择是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的重要内容。为了规范避孕方法知情选择工作，提升我省计划生育优质服务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山东省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办法》，制定本规范。

一、内容和程序

（一）宣传培训。通过人口学校、广播电视、报刊杂志、宣传图板、微机网络等宣传阵地和工具，采取举办培训班、面对面咨询、送宣传材料进家等方式，对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和育龄群众开展计划生育法律法规、避孕节育和生殖健康知识教育。育龄群众在落实避孕方法前，应当接受至少1次乡级以上（含乡级）避孕节育知识培训。

（二）咨询指导。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与服务对象进行面对面交流，针对服务对象的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咨询服务，帮助服务对象了解、比较常用避孕方法的作用原理、适应证、禁忌证、优缺点，指导服务对象选择适合自身特点的避孕方法。

1、咨询室：有整洁、安静、温馨的氛围，可以单独面对面交流和私密性较好的场所。房间布置利于双方平等交谈，家庭化装饰。配备男女生殖系统挂图或者模型、避孕药具、宣传教材等辅助教具，备有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身高和体重测量器等体格检查用品。

2、咨询人员：持有《计划生育技术服务人员合格证》，且《合格证》上载明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咨询项目；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做到“严肃、亲切、认真、守密”，保护服务对象隐私；有一定的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实践经验，接受过咨询知识的培训，掌握语言与非语言表达能力。

1知情权作为宪法权利的由来和发展

“知情权”一词源于英文“therighttoknow”，是有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在1945年1月率先使用的。面对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消极对待政务信息公开，任意扩大保密权限的官僚主义作风，库柏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提出“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在一个国家乃至世界上便无政治自由可言”，并建议将知情权推升为一项宪法权利。但在此之前，有关知情权的发展更多的体现为理论上的先行。美国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曾指出：国民有权知道其人的行为，立法机关绝不可随意秘密进行议事。对于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性，杰弗逊、麦迪逊等人也有相关论述，比如杰弗逊指出，政府的基础在于民意，要防止人民犯错就应该将关系其本身事务的全部资讯给予人民。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知情权运动”的推动下，“知情权”一词被广泛的援用并很快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权利概念。从瑞典1766年制定《新闻自由法》，规定了保障出版、阅览公文的权利赋予报刊转载公文的自由，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从无到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实行的制度。

二战以来各国日益重视此种权利的地位，在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肯定知情权的宪法地位以后，芬兰、美国、瑞典、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通过法律制度或司法实践对知情权的保障呈现出强化的趋势。现今未发现有论著设专门章目阐释知情权，对知情权的零散表述多为在表达自由的条目下提及知情权。而相关的立法例，也多是在有关表达自由的条款中进行表述。

2公民知情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和基本内容

公民的知情权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知情权涵涉范围十分广泛，它可以包括政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个人生活领域各个方面的知情权。宪法权利作为位阶最高的权利，应当概括公民各个领域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知情权不仅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还往往是实现其他权利的条件和基础。没有公民的知情权，诸如选举权等重要公民权利都无法实现。这样一种前提性的权利，应当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而且，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信息功能认识的深化、对信息需求的不断增加，使知情权的意义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的时代更加稳固了知情权的宪法权利属性。知情权是近代宪政中内在蕴含的公民应当普遍具有的权利，是实现公民其他主权利的前提性与基础性的权利，具有不可或缺性、不可转让性、不可替代性、母体权利的稳定性与世界范围内的共似性。从世界各国的实践中看，很多国家在宪法中直接规定或从宪法中间接推定公民的知情权。这都表明行政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知情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同时具备了积极权利的属性和消极权利的属性。一方面，知情权作为参政权中的一种权利，表现为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参与权性质和正面的请求权性质。作为公法意义上的知情权，参与权的特性表现得比较明显，这种参与体现在通过对义务主体提出知情要求，来达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对公权力的滥用的防止，从而达到公民参政的目的，所以具有防范性和防御性的双重特性。知情权所表现出积极性，由知情权行使的两个重要手段“请求”和“主张”所体现，是知情权的首要权利属性。另一方面，知情权也具有消极权利的性质，或者说具有接受权利的性质。在当今信息时代，国家是最大的信息掌握者，公民想要获得某方面的资讯，很大程度依赖国家对相关信息的公开。虽然公民可以积极的请求国家给予其相关的信息，但是对信息的公开程度的大小，控制权还是在国家的手里，公民只能消极的接受国家对信息公开的程度。所以，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国家对其掌握的信息的公开，公民消极的从国家那里得到信息。从这一意义上说，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是消极的，它的实现程度由国家信息公开的程度决定。

1知情权作为宪法权利的由来和发展

“知情权”一词源于英文“therighttoknow”，是有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在1945年1月率先使用的。面对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消极对待政务信息公开，任意扩大保密权限的官僚主义作风，库柏从民主政治的角度提出“不尊重（公民的）知情权，在一个国家乃至世界上便无政治自由可言”，并建议将知情权推升为一项宪法权利。但在此之前，有关知情权的发展更多的体现为理论上的先行。美国在1787年费城制宪会议上宾夕法尼亚州的詹姆斯威尔逊曾指出：国民有权知道其人的行为，立法机关绝不可随意秘密进行议事。对于满足公民知情权的重要性，杰弗逊、麦迪逊等人也有相关论述，比如杰弗逊指出，政府的基础在于民意，要防止人民犯错就应该将关系其本身事务的全部资讯给予人民。在美国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知情权运动”的推动下，“知情权”一词被广泛的援用并很快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的权利概念。从瑞典1766年制定《新闻自由法》，规定了保障出版、阅览公文的权利赋予报刊转载公文的自由，保障公民知情权的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制度从无到有，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接受和实行的制度。

二战以来各国日益重视此种权利的地位，在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肯定知情权的宪法地位以后，芬兰、美国、瑞典、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通过法律制度或司法实践对知情权的保障呈现出强化的趋势。现今未发现有论著设专门章目阐释知情权，对知情权的零散表述多为在表达自由的条目下提及知情权。而相关的立法例，也多是在有关表达自由的条款中进行表述。

2公民知情权的宪法权利属性和基本内容

公民的知情权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知情权涵涉范围十分广泛，它可以包括政治领域、社会生活领域、个人生活领域各个方面的知情权。宪法权利作为位阶最高的权利，应当概括公民各个领域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知情权不仅本身具有独立的价值，还往往是实现其他权利的条件和基础。没有公民的知情权，诸如选举权等重要公民权利都无法实现。这样一种前提性的权利，应当具有宪法权利的属性。而且，在信息时代的今天，信息社会知识经济条件下人们对信息功能认识的深化、对信息需求的不断增加，使知情权的意义在原来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我们的时代更加稳固了知情权的宪法权利属性。知情权是近代宪政中内在蕴含的公民应当普遍具有的权利，是实现公民其他主权利的前提性与基础性的权利，具有不可或缺性、不可转让性、不可替代性、母体权利的稳定性与世界范围内的共似性。从世界各国的实践中看，很多国家在宪法中直接规定或从宪法中间接推定公民的知情权。这都表明行政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知情权作为一种宪法权利同时具备了积极权利的属性和消极权利的属性。一方面，知情权作为参政权中的一种权利，表现为一种积极意义上的参与权性质和正面的请求权性质。作为公法意义上的知情权，参与权的特性表现得比较明显，这种参与体现在通过对义务主体提出知情要求，来达到对公权力的监督和对公权力的滥用的防止，从而达到公民参政的目的，所以具有防范性和防御性的双重特性。知情权所表现出积极性，由知情权行使的两个重要手段“请求”和“主张”所体现，是知情权的首要权利属性。另一方面，知情权也具有消极权利的性质，或者说具有接受权利的性质。在当今信息时代，国家是最大的信息掌握者，公民想要获得某方面的资讯，很大程度依赖国家对相关信息的公开。虽然公民可以积极的请求国家给予其相关的信息，但是对信息的公开程度的大小，控制权还是在国家的手里，公民只能消极的接受国家对信息公开的程度。所以，公民知情权的有效实现，离不开国家对其掌握的信息的公开，公民消极的从国家那里得到信息。从这一意义上说，公民知情权的实现是消极的，它的实现程度由国家信息公开的程度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