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农范文10篇

一、逐步加大国家财政的支农力度，确保财政的支农支出稳定增长

我国的国情及农业的弱质性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重要渠道，而财政对农业的支出则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这不仅在古代，即使在现代也尚且如此。因此，强化政府支农职能作用，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就成为促进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从而实现国家的农业发展目标的必要条件。然而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财政支农的发展变化，虽然支农支出的绝对量有所增长，但其所占财政支出比重却呈现出了下降回升下降的态势。这当然不能将责任全部归结为政府不重视农业，如果我们拓宽视野，从国民经济宏观全局进行分析，则不难发现，其根结在于国家对农业资金分配政策所进行的调整（即农产品提价和减少支农支出）。国家对农产品收购价提高了，而粮油食品销价曾经长期维持原来的低价水平，国家财政承担了购销价格倒挂产生的差价补贴；为了不影响居民的生活，随着80年代末部分粮油食品销价的放开，国家增加了对居民的价格补贴。如此一来，财政的农产品价格补贴数额逐年上升，成为财政的一个沉重包袱，加大了财政支出压力，成为影响财政支农支出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保持农业持续丰收，实现农业发展目标，中央要求把农业放在经济工作的首位不动摇。而这与中国历代财政改革中的农业财政政策根本取向是不谋而合的。笔者认为，加大农业投入力度才是真正“视农为先”政策的重要体现。因此，根据经济发展和国家、社会财力状况，在适当调整农产品价格补贴的同时，要求各级财政用法律的手段来保证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考虑到目前国家财政赤字和负债情况，近期财政宏观分配格局要有保有压，腾出一部分资金优先安排农业。“七五”和“八五”期间安排的一些中短期支农专款，如发展粮食生产专项基金、支持农业产业化专项基金等也应继续保留，以突出农业的优先地位。从现行管理体制和社会财力分布的情况看，财政支农资金投入的存量一时难以变动，但投入的增量必须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区政策进行结构性调整，今后中央财政支农资金要逐步向粮棉油倾斜。

要积极探索增加农业投入的新形式。一要完善贴息制度、配套投人机制和以奖代补办法，通过有效的贴息方式增加农业政策信贷资金投入，把国家继续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用活用好；二要通过制定较优惠的农业投资政策，调动和引导各投资主体增加农业投入，加大农业利用外资、股份集资和行业内部融资的力度；三要探索农业资源开发和资本营运的有效形式，支持工商业投资农业项目，逐步建立多渠道的农业投入体系。力争在2001年一2010年，使财政支农支出比重达到18%的水平。

二、明确投资重点，逐步加大以农田水利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支出比重“

水利基础设施居农业基础产业地位，水利建设具有长期性、连续性和发展的超前性。水利事业的发展应与国民经济发展保持一定的比例，对其投资的比重应当长期稳定地增加，并保持超前发展速度。然而就目前而言，我国水利设施和农田基础设施严重老化、失修；加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直接削弱了农业抗灾能力，投入不足同保护和开发农业要素资源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些都已日渐成为影响农业发展的“瓶颈”。由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往往超过单个农业生产经营者的范围，而且所需资金量大，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即使由多个农业生产者联合也很难有较大的进展。这就要求国家财政从战略高度着眼，在政策上予以安排。当前至为关键的是要把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新增的投资有序地投入到一些重大或重点水利工程项目上，包括一些大型水源工程，重点河流的堤防建设和重点地区防洪排涝设施建设，大中型重点病险以及大型灌区的更新改造工程，为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条件。同时，要继续搞好水土保持和农田防护林体系等的建设，加强农业生态保护，为农业发展创造优质的环境条件。

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的持续攀升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30多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对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来养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国，粮食问题始终倍受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农业问题，近年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思路，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支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对策。

一、规模：不断扩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2、从稳定性来看，增长速度经常大幅波动，财政支农稳定性比较差

从图2可知，总体上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常有大幅波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依据波动幅度的大小，我国财政支农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阶段：1978—1982年的急剧波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政策多变有关；1982—1995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与该期间农村经济平稳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对稳定有关；1996—2006年的较大波动时期，该期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就某年具体的波动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动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为39.3%、1997年为37.98%、2004年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为29.45%。波动幅度为10%～20%的有10年，幅度绝对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为4.82%）。其中有2年是负增长：1981年竟为-26.53%，1999年为-5.98%。最大的波动幅度差距为65.8%（1978年39.7%与1981年-26.53%的差额）。

一、讨论现实问题要防止意识形态化

前不久，我们针对中国加入WTO以后的三农问题开了会，研讨一旦加入WTO，我们的农民问题会怎么样，农村和农业经济怎么应对。那个会是请国家各部门搞政策研究的人参加，几乎未请院校搞规范研究的人参加。因为纯粹搞理论的研究人员容易把现实问题的讨论意识形态化。

从99年4月份中美加入WTO谈判以来，理论界关于WTO的讨论似乎很难深入下去，人们想当然的将WTO和改革开放划了等号，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被二十年发展过程证明为高度正确。因此，在这种具有“政治正确”的话语之下，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谁似乎就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嫌疑。所以关于WTO问题讨论很难深入下去，学术界谈了两年，似乎都在谈利呀弊呀，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其实，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农村、农业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普遍受到冲击、挑战，农村经济凋敝，小农破产、大量流离失所，是形成城市贫民窟的主要来源，已经被近十多年的国际经验所充分证明。人们之所以不愿意说，是受制约于这种话语：加入WTO是改革开放，认为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就是赞成改革开放；如果认为加入WTO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可能就有政治上不正确的嫌疑。

有鉴于此，希望今天讨论财政支农这么具体的话题，能够避免这个不良倾向，不要把本来复杂的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化实际就是简单化，简单化地讨论社会主义、到底姓资姓社，或者改革还是不改革，这些一旦意识形态化以后，讨论就很难深入。所以在我发表意见以前，要强调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个现实问题，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政治问题没有关系，也跟院校的教授们的理论没有关系，我们关注的就是现实问题。

二、什么叫财政支农？

一般而言，财政投资主要是公共品领域，那么财政投资公共品能否对应投入农业，就要看农业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这个道理是清楚的。

本文作者：刘志雄工作单位：广西民族大学商学院

一、引言

《汉书•郦食其传》有云：王者以民为天，而民以食为天，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廪足则知礼节。可见，自古以来我国就已经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非常重视“三农”问题，提出了“让公共财政照耀农村”的新理念，不断加大财政支农力度，多渠道、多种方式着力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广西农村居民收入也不断增加。2011年7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关于实施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意见》，对未来5年广西农村家庭和农民平均纯收入水平提出了明确目标，并就如何达到这一目标规划提出路径，即“到2015年，全区农村具有完全劳动能力的家庭农户平均户纯收入比2010年增加1万元以上，其中45%以上农户增收2万元以上；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达7650元，力争达8000元，排西部省（自治区、直辖市）前列。”在国家以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广西农民增收必将达到预期目标。农民增收离不开财政支持。国内不少学者研究了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但所得结论不尽相同。杜玉红，黄小舟（2006）［1］以及杨林娟，戴亨钊（2008）［2］研究发现，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正面效应。缪小林，姚永秀（2007）［3］以及李普亮，贾卫丽（2010）［4］的研究则得出相反结论。对于广西来说，广西财政支农以及农民增收的现状如何？财政支农对农民增收具有怎样的效应？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财政农业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变化分别反映财政支农和农民增收进行研究。

二、广西财政支农及农民增收的现状

1.财政支农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财政支出规模不断增加，财政支出规模从1978年的20.78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2545.70亿元，增加了121.48倍。同期，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则从1978年的2.25亿元增加到2011年的310.9亿元，增加了137.05倍，高于财政支出的增长。此外，财政农业支出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也从1978年的56.19%增加到2011年的155.14%，表明广西不断加大了对农业的支持力度。2.农民增收状况。改革开放以来，广西农村居民收入在不断增加，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的173元增加到2011年的5231元，增长了29.16倍（见表2），广西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较快。3.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变化。广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的变化表现出密切关系。1989年之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表现出“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动特点，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则表现出“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动特点。1990-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的变动都表现为“下降—上升—下降”，但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变动幅度更大。1999-200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表现出“上升—下降—上升—下降”的特点，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则先下降后上升，二者变动形成较大差异。2006年之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的变动表现出先上升后下降，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则“下降—上升—下降”。可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和财政农业支出增长率二者表现出比较密切的关系。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广西财政支农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居民收入持续增长，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二者之间表现出比较密切的关系。

三、广西财政支农与农民增收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发展农村经济是新农村建设的基本要求

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农村经济的发展问题。这是因为，没有农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就无法让农民生活宽裕，就难以促进乡风文明的进步；同时，在经济发展中处理不好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只看当前利益不顾长远发展，就不可能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保护。

由于社会、经济和自然条件不同，城市与乡村成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割舍又相互区别的两大组成部分，二者既在各种状况下相互对立和矛盾，又相互补充和结合。从经济发展实践来看，在工业化初期，世界各国普遍以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各国又都采取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战略。

新农村建设对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我们要全面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搞好农田水利、农地整治等农业基本建设，严格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增加粮食生产投入，抓好粮食生产，保持粮食价格稳定。其次，要进一步加大促进农民增收的力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完善粮食生产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政策措施，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第三，要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使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地区，切实解决好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第四，要加大对农村生态环境的改造治理力度，建立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维护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让农业生产保持低消耗、低污染的良性循环。

二、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支农政策扶持

在我国农业进入新阶段之后，我们应该本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原则，改进财政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政策，促进农村经济的繁荣，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引言

（一）选题意义。2014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多次使用定向降准对符合条件的涉农金融机构提供更为充足的流动性，自此人民银行引导金融支持农业发展的政策工具箱中又多了一项有力工具。实施近两年，现行货币政策、信贷政策多种支农政策工具实施效果如何，在不同时期、不同经济环境下政策工具效果是否有差异，又是否起到预期的叠加协同效应等问题都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拟通过构建的金融支农绩效评估体系，对广东省现行政策工具实施效果进行比较、综合分析，为进一步提高金融支农水平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现行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金融支农效应及支农再贷款等工具使用效果，较少通过建立绩效评估体系定量分析多种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个体效果及效应叠加。彭志强（2009）认为近年来定位于服务“三农”、支持“三农”发展的支农再贷款业务却不断萎缩，贷款规模大幅下降，结合潮州本地情况，发现农信社经营能力提高、资金自求平衡能力增强，支农再贷款制度设计上的局限性等因素是造成经济欠发达地区支农再贷款发放萎缩的主要原因。王彦青（2013）认为河北省各级各类金融机构积极贯彻文件要求，涉农金融服务主体日益增多，信贷产品不断创新，资金分布也更趋合理，但仍需健全壮大基层涉农机构，建立县域涉农贷款的投放激励机制，完善农村保险体系，加强金融与财政政策配合，助推涉农信贷发展，满足“三农”日益增长的资金和金融服务需求。田湘龙（2011）通过对湖北省支农再贷款运用情况的调査，重点分析了导致支农再贷款运用减弱的流动性充裕、缺乏激励机制、管理约束过强、价格相对偏高等六大原因。毕翼（2013）从支农再贷款的中间环节－农村金融机构人手，对影响其使用再贷款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并挖掘原因，进而提出政策建议＾而对于具体的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使用效果，前人研究较多的主要是支农再贷款，部分成果建立了对支农再贷款的绩效评估体系，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乔海滨（2015）对内蒙古支农再贷款管理和使用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总结，概括了基层人民银行的管理情况和金融机构的使用情况，总结了支农再贷款的社会效应，并有针对性地对支农再贷款管理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中国人民银行黄南州中心支行课题组（2014）总结了黄南州支农再贷款使用绩效，提出了在支农再贷款使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分析了问题原因，最后提出了改进支农再贷款使用绩效的建议。李晶彦（2015）基于政策要求分析设立衡量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的指标，并根据实践经验和数据的可得性列举了可能影响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的主要因素，通过比较分析和实证检验筛选对支农再贷款使用效果有显著影响的指标，分析各项影响因素的影响程度，为优化支农再贷款管理提供参考依据。简锦恩（2010）认为支农再贷款政策及其效应，由于制度缺位和路径局限令其失去引导“三农”领域信贷资源配置的作用，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新形势下，应当以制度化、主导性、统筹城乡为原则，通过制度化管理、合理核定额度、丰富工具、建立风险控制机制等方式，重构支农再贷款管理体系。整体来看，目前文献对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研究以单一工具的定性分析为主，本文针对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效果难以定量分离的问题，建立包含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五维度的综合绩效评估体系，全面、定量的分析各个政策工具的执行效果，并在此基础上对支农再贷款、再贴现、定向降准的多种政策工具进行比较分析，不同区域经济特点影响下政策效果的差异进行实证分析。

二、广东省货币信贷政策支农工具使用情况和特点

2011年以来，人民银行广州分行不断完善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的投向和利率要求，并建立再贴现投放效果监测考核，加强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管理，开展法人机构的“一定存款比例考核”、“定向降准考核”与县域农行“三农金融事业部”差别化存款准备金考核，探索开办了支小再贷款、扶贫再贷款，增强对涉农企业以及县域地区小微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积极引导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发挥了较好的定向宽松和利率引导作用，有力支持了广东三农经济发展。（一）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使用情况和特点。1．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使用情况。2014年2月7日，人民银行将原有的流动性再贷款划分出了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包括支农再贷款和支小再贷款，2014年正式开办支小再贷款，2016年创设了扶贫再贷款。2014－2015年期间，人民银行下调4次支农、支小再贷款利率，同时为推广信贷资产质押，以信贷资产质押方式发放的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利率可再减10BP。自2014年始，对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上限及贷款增速作出明确规定并多次对上限进行下调，目前加点幅度按3个百分点掌握，最高可调整至5个百分点。为加强对农村地区和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提高再贷款政策效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将支农再贷款限额重点投向粤东、粤西、粤北等欠发达地区，支小再贷款限额重点投向小微企业较为聚集的珠三角地区，扶贫再贷款则全部投向国家、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地区。整体来看，再贷款规模逐步上升，但2016年以来，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广东“三农”及小微领域的有效信贷需求下降，涉农信贷风险明显上升，导致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对支农、支小再贷款的资金需求减少，再贷款整体规模有所下降。2．信贷政策支持再贷款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直接，直接增加了“三农”信贷资金，缓解涉农资金需求。二是杠杆撬动，撬动了更多资金投向涉农领域。人民银行明确规定，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必须全部用于发放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并在借用再贷款期间，所发放的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增量不低于借用再贷款资金总额。三是利率引导，引导金融机构降低涉农贷款成本。人民银行规定要求，金融机构借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在实际支付的各期限档次再贷款利率上原则上不超过3个百分点，随着再贷款利率的数次下调，金融机构发放的涉农及小微贷款利率也随之下调。（二）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和特点。1．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2014年8月，人民银行调整了再贴现业务的投向和操作要求，2014年9月，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建立再贴现效果投放效果监测考核机制，对再贴现资金投放效果、再贴现利率传导效果、再贴现资金使用效率、再贴现资金安全性等指标进行考核，其中“涉农票据占比高于30％或者小微企业票据占比高于50％”的考核力度最大，权重为70％，强化了再贴现工具信贷导向功能。从投向结构来看，再贴现投向涉农的比重稳中有升，保持在三成多的比重。与再贷款情况类似，2011－2015年五年间，投向涉农的再贴现的覆盖地区、累计发放额等指标也逐年增加，但自2016年以来，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整体规模也有所下降。2．涉农再贴现使用情况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温和，投向结构比重较为持稳。2011以来，投向涉农的再贴现累计发放额占比最低24．88％，最高37．72％，变化不大，主要地区集中于湛江、清远、河源等农业产群化地区。二是利率引导，引导金融机构降低票据贴现成本。人民银行要求，办理再贴现的票据贴现利率原则上应低于不办理再贴现的票据贴现利率，该项指标考核权重为15％。（三）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使用情况和特点。1．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使用情况。2010年建立“一定存款比例考核”，考核对象主要为贫困地区法人金融机构，将新增存款一定比例用于当地贷款考核达标的机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同时，对新成立的农商行可以给予一个季度的过渡期准备金率，缓解资金压力。2014年创设“定向降准考核”，人民银行首次实施定向降准工具，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或小微企业贷款考核达标的机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准备金率。同时，对县域地区农业银行“三农金融事业部”进行考核，考核达标的，获得执行低于正常标准2个百分点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同样，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各法人机构贯彻执行货币政策力度下降，2016年，考核达标机构的小微企业与涉农贷款增速均逐年下降，2016年甚至低于各项贷款增速。2．结构性准备金政策效果及其特点。一是作用较为间接，引导金融机构增加涉农信贷投放。2014年实施定向降准以来，考核达标的金融机构在信贷结构、信贷投放增速、信贷投放存量等方面的指标明显优于未达标的金融机构。二是短期内改善金融机构流动性效果较好。结构性准备金政策以考核形式决定降准与否，在短期内对改善金融机构流动性资金需求作用较为积极，而对改善信贷结构的影响相对较弱，获得执行较低档次准备金率的机构并未立即表现出更高的信贷投放增速与增量。三是存在地区差异性，在农业主产区和山区效果更为明显。定向降准通过对涉农信贷指标进行考核，降低符合条件机构的存款准备金，增强其信贷能力，在执行中发现，该政策在农业主产区和山区效果更为明显。从广东的执行情况看，在粤北地区定向降准对涉农贷款的引导作用较珠三角及粤东西两翼明显。

三、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的构建及基于广东省的测算

运用AHP模型构建包含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五维度的综合绩效评估体系，测算近五年广东省的支农政策绩效水平，并对其趋势特点进行归纳总结。（一）构建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i．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构建及指标选取。参考文献关于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的论述，结合广东省支农货币信贷政策工具使用情况，本文在建立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时，围绕货币信贷支农工具主要通过影响金融机构支农信贷投人达到支农、惠农的政策目标，设定支农信贷资金投放、支农信贷资金结构、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支农信贷可持续性四个准则层目标，同时加人考察政策工具实施最终效果的三农发展指标，共5个准则层目标。再根据5个准则层目标，考虑符合经济意义、数据可得性、指标具代表性等条件，选取了涉农贷款增速、农户贷款审批通过率、涉农贷款中非房地产业占比、新型农业主体贷款占比、涉农贷款利率、涉农贷款相对各项贷款利率高低、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回收率、金融机构利润增长率、金融机构资本充足率、农村人均纯收人、人均农业总产值11个指标层，具体绩效评估体系内容及变量见下表。2．指标权重确立。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向广州分行及广东省辖内19地市人民银行货币信贷部门负责人及1名主要业务骨干发放调查问卷采集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指标之间的相对重要性，然后以Satty的比例九标度体系确定了取值标准。即以1、3、5、7、9分别代表指标i和j两相比较一样重要、稍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和极端重要，而介于等级之间的程度比较分别赋值为2、4、6和8。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0份，使用expertchoice11．5计算判断矩阵，并进行一致性检验。具体各层权重见下表，其中inconsistencyratio＝0．06，小于0．1，说明数据通过一致性检验。根据算得指标权重，在准则层中权重最大的为支农信贷资金投放和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权重均为0．248，其次为三农发展。在指标层中，权重最大的五个指标依次为涉农贷款相对各项贷款利率高低、涉农贷款增速、农村人均纯收人、新型农业主体贷款占比和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回收率。（二）基于广东省的近五年数据测算及趋势分析。基于上述绩效评价体系，将广东省19地市汇总数据代人算出2010年－2016年上半年货币信贷政策支农整体绩效，具体绩效情况见下表。通过绩效评价结果，发现广东省货币信贷政策支农效果呈现以下趋势和特点：1．基于层次分析法构建的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能排除外部影响，较好拟合实际金融政策支农效果。相对于使用客观赋值法，本文通过层次分析法构建的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评估体系可以有效避免由于财政支农力度、农业灾害等非货币信贷政策因素对绩效结构的外部影响，较好的拟合实际金融政策支农效果。从2010－2016年的测算结果看，结果与客观情况整体一致，具有推广运用的实践意义。2．货币信贷政策支农绩效稳步提高，绩效增长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2014年－2016年上半年，货币信贷政策支农平均绩效为0．989，较2010年－2013年平均绩效提高了0．075，期间表征质量的支农信贷资金结构平均绩效稳步提升，有效弥补了表征规模的支农信贷资金投放平均绩效下降带来的影响，说明绩效增长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2014年以来支农货币信贷政策更加注重对信贷资金的结构优化，总行先后出台《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做好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关于全面做好扶贫开发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除了引导支农资金避免过度进人县域房地产市场，还特别提出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贫困地区的金融支持。3．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绩效保持较髙水平，但支农信贷资金利率水平有待进一步降低。2010年－2016年上半年，支农信贷可持续性、三农发展平均绩效分别为0．151、0．178，均接近满绩效水平。支农信贷资金利率绩效小幅下降，说明政策工具未能显著降低支农资金利率水平，细分的看，表征支农资金绝对利率水平的绩效由0．041降至0．037，而表征相对利率水平的绩效由0．205降至0．170，相对利率水平降幅更大，在当前流动性较为充裕，整体市场利率水平下降的背景下，支农信贷资金的利率降幅不及一般贷款。

创新财政支农支出管理监督机制研究

农业的基础性、弱质性、公共性决定了政府财政必须对其支持和保护。近年来,由于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中央财政、甚至许多省级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力度、保护程度明显加大。但是，对农业财政支出的运行却缺乏系统的管理，监督约束机制也不够健全，导致挤占、截留、挪用甚至贪污农业财政支出的现象时有发生，农业财政支出的运作效率不高。本文在回顾我国经济发展不同时期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制的基础上，剖析了财政支农支出监管存在的问题，借鉴国外财政监督的经验，提出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系的框架构成，探讨了该体系的具体运行机制和相关配套措施，以期对我国政府制定农业财政支出的政策提供指导，保证有限支农资金的合理分配使用，保障农业财政支出的有效运行。

一、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监管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现行财政体制框架下,我国农业财政主要支持农业、林业、水利、扶贫和农业综合开发，反映在政府收支分类科目主要包括:农业支出、林业支出、水利支出、扶贫支出和农业综合开发支出。财政支农支出监管是指政府和社会对财政支农预算的编制、审议、修改、批准到执行与执行中必要的调整的规范化管理。我国财政支农支出的监管体制随经济的发展和财政制度的变革，先后经历了统一领导分级管理阶段(1950-1979年)、分级包干阶段(1980-1993年)和分税制阶段(1994年至今)。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体制虽然在特定阶段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供给制和单一行政管理的严重弊端，导致了财政支农支出监管中仍存在许多问题。

（一）支农资金投入渠道多，但难以发挥整体效益。一方面,投入农业的资金除财政资金外,还有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发展改革委）、各有关部门分配和管理的资金(即条条下达的资金)；另一方面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看,支农资金分散在农财、农发、基建等多个职能科室。多主体、多渠道投入对增加农业投入总量具有积极意义,但从使用上看,各业务部门在分配安排资金时,按照各自的计划自成体系,集分配、使用、管理、监督于一身,与其他部门协调配合不够,给财政部门的宏观管理带来极大困难,导致支农资金投入分散,重复投资、重复建设问题突出,使得支农资金很难发挥整体效益。

（二）支农资金被挤占、挪用。目前我国支农资金往往被挤占、挪用。一些财政困难资金调度无力的地方，通常挤占财政支农支出的资金发放工资，弥补公用经费不足。有的以会议费、差旅费、业务费、考察费等名目繁多的非生产性支出挤占生产性资金，导致专款不能专用。由于农业建设周期性长,市场效率较低,见效慢,一些领导为了早出政绩,不惜牺牲支农资金来进行其他所谓出成果快的项目建设。

摘要:国际粮价的飞涨引发了对我国农业发展等问题的广泛讨论，而财政支农是国家对农业投入的最重要渠道，因此有必要对财政支农的情况进行研究。本文认为，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加，但是财政支农结构不尽合理，从多方面来看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农规模结构对策建议

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的持续攀升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30多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对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来养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国，粮食问题始终倍受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农业问题，近年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思路，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支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对策。

一、规模：不断扩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2、从稳定性来看，增长速度经常大幅波动，财政支农稳定性比较差从图2可知，总体上我国财政支农增长速度常有大幅波动，稳定性有待进一步提高进。依据波动幅度的大小，我国财政支农的变化趋势可大致分为三阶段：1978—1982年的急剧波动时期，与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和经济政策多变有关；1982—1995年的相对稳定时期，与该期间农村经济平稳发展和经济政策相对稳定有关；1996—2006年的较大波动时期，该期间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各种困难和压力，改革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就某年具体的波动幅度而言，在1978—2006年的29年中，有7年的波动幅度大于20%，其中有3年大于30%：1978年为39.3%、1997年为37.98%、2004年为33.23%.其中，2006年也接近30%，为29.45%.波动幅度为10%～20%的有10年，幅度绝对值低于5%的只有2005年（为4.82%）。其中有2年是负增长：1981年竟为-26.53%，1999年为-5.98%.最大的波动幅度差距为65.8%（1978年39.7%与1981年-26.53%的差额）。

【摘要】国际粮价的飞涨引发了对我国农业发展等问题的广泛讨论，而财政支农是国家对农业投入的最重要渠道，因此有必要对财政支农的情况进行研究。本文认为，近年来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加，但是财政支农结构不尽合理，从多方面来看仍有很大的改进余地，本文对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财政支农规模结构对策建议

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价的持续攀升引发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导致30多个国家出现粮食危机，并引起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对于用不到世界9%的耕地来养活世界近22%人口的中国，粮食问题始终倍受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中国能否主要依靠自己生产的粮食养活自己？中国的粮食安全有保障吗？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社会各界空前关注的重大问题。我国历来重视农业问题，近年来提出“工业反哺农业”的新思路，并不断增加财政支农力度。本文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财政支农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发现存在的问题并找到解决对策。

一、规模：不断扩大但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1、从自身规模看，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财政支农的具体情况见图1（本文所有图表的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7）》，《中国财政年鉴（2007）》，相关数据由此计算而得）。1950—2006年我国财政支农总共投入23691.35亿元，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财政支农规模不断增大，特别是近几年规模激增。2006年的财政支农规模是1980年的21.15倍，是1990年的10.31倍，是1996年的4.53倍，是2000年的2.58倍，是2003年的1.81倍。财政支农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亿元用了10年时间，1988才达到214.1亿元；又用了五年达到400亿元，1993年为440.5亿元；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1978年算起用了20年，1998年达1154.8亿元；而突破2000亿元大关用了6年，2004年达2337.6亿元；突破3000亿元大关只用2年，2006年达3173亿元。同时，从2000年的1232.5亿元激增到2006年的3173亿元，2004年净增值为583.1亿元，比1995年574.9亿元的规模还大；2006年净增值为722.7亿元，比1996年700.4亿元的规模还大。

一、讨论现实问题要防止意识形态化

前不久，我们针对中国加入WTO以后的三农问题开了会，研讨一旦加入WTO，我们的农民问题会怎么样，农村和农业经济怎么应对。那个会是请国家各部门搞政策研究的人参加，几乎未请院校搞规范研究的人参加。因为纯粹搞理论的研究人员容易把现实问题的讨论意识形态化。

从99年4月份中美加入WTO谈判以来，理论界关于WTO的讨论似乎很难深入下去，人们想当然的将WTO和改革开放划了等号，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被二十年发展过程证明为高度正确。因此，在这种具有“政治正确”的话语之下，谁要是提出不同意见，谁似乎就有反对改革开放的嫌疑。所以关于WTO问题讨论很难深入下去，学术界谈了两年，似乎都在谈利呀弊呀，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其实，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农村、农业在国际化大背景下，普遍受到冲击、挑战，农村经济凋敝，小农破产、大量流离失所，是形成城市贫民窟的主要来源，已经被近十多年的国际经验所充分证明。人们之所以不愿意说，是受制约于这种话语：加入WTO是改革开放，认为利大于弊，机遇大于挑战，就是赞成改革开放；如果认为加入WTO弊大于利，挑战大于机遇，可能就有政治上不正确的嫌疑。

有鉴于此，希望今天讨论财政支农这么具体的话题，能够避免这个不良倾向，不要把本来复杂的现实问题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化实际就是简单化，简单化地讨论社会主义、到底姓资姓社，或者改革还是不改革，这些一旦意识形态化以后，讨论就很难深入。所以在我发表意见以前，要强调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个现实问题，跟意识形态没有关系，跟政治问题没有关系，也跟院校的教授们的理论没有关系，我们关注的就是现实问题。

二、什么叫财政支农？

一般而言，财政投资主要是公共品领域，那么财政投资公共品能否对应投入农业，就要看农业本身是否具有公共品的性质，这个道理是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