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模式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公司治理模式；产生原因；不同模式；发展趋势

论文摘要：传统上，不同公司治理模式之间的比较着重于为企业提供资金机构的差异。依此，把公司治理模式分为以市场为中心的英美模式、以银行为中心的日德模式和以家族经营为中心的家族监控模式。公司治理模式会在保持特殊性的前提下实现某些方面的趋同，公司治理的核心在所有模式中是一样的，即有权治理公司的人之间的监督和制衡。

公司利益的实现通常表现为资产增值，规模扩大，信誉度的提升等。公司利益实现将带来股东及与公司利益相关的主体利益的实现。本文所讨论的公司治理是实现公司利益的手段和途径，是“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管理人员三者组成的具有制衡关系的组织结构”(吴敬琏，1994)，因此，公司治理的核心表现为有权治理公司的人与人之间的监督与制衡，以保证公司利益的实现。

一、公司治理产生的原因

公司治理并不是随着公司的产生而出现的，它有独立的发展历史过程。

(一)公司规模扩大，公司治理开始萌芽

一、西方公司治理模式

公司治理本质在于处理产权、决策权和收益权的权衡问题。任何经济实体都是内部利益博弈的结果。采用何种公司治理模式，取决于：股东、董事、职工等关系人各自利益的博弈。公司治理可分为两大理论，即传统狭义的“股东治理模式”，即经营者要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治理目标；以及广义的“利益相关者治理模式”，强调公司的价值体现在包括职员、债权人、社会影响等其他相关者的利益上。利益主体结构决定着着公司的治理结构，决定着各关系人在公司中扮演的角色，从而影响其积极性，最后影响整个公司的价值。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治理有以下四种模式：

1.股东利益最大化模式：英美国家的传统公司治理模式，公司的唯一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大投资回报率；

2.利益平衡模式：以荷兰和德国为代表，公司治理不仅考虑股东权益，还综合考虑各相关者的利益；

3.公司利益模式：以法国为代表，在任何情况下，董事都应该为企业利益行事。

4.职工利益模式：以日本为代表，终身雇佣制、年幼序列制和企业工会是三大法宝，都体现了职工利益至上原则。

一、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的两种典型模式

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与组织控制型的日德模式是西方公司治理结构的两种典型模式，二者形成与发展于不同的制度环境，并因此呈现鲜明的导向差异。前者基于公司股权的高度分散与股票的流通便畅，强调通过股东“用脚投票”机制和活跃的公司控制权市场而实现对公司行为的约束与对人的选择及监控；后者则回于股票市场的有限融资与股票灼流通困难，呈现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和基于相互持股的法人组织对公司及其人实施长期的内在控制。

1．市场主导型的英美模式

市场主导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信奉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经营导向，其在英、美、加拿大与澳大利亚等盎格鲁萨克逊（Anglo－Saxon）诸国盛行，英美模式是其中的典型。追根溯源，英美公司治理结构模式根植于18世纪末，其时，两国证券市场业已非常发达，大量企业以股份公司的形式存在，其股权高度分散并容易流通。公司股东依托庞大且发达的自由资本市场，根据公司股票的涨落，在通过股票买卖的方式抑或“用脚投票”的机制而实现其对公司影响的同时，促进公司控制权市场的活跃，并以此对人形成间接约束。外部发达的资本市场及其作用机制无疑是英美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得以根植并在发展中得到强化的根源力量。尽管美国公司的机构持股力量在最近的20余年增长明显，但银行、保险公司及互助基金等机构持股势力的膨胀却受到了系列相关法律与法规的抑制，其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地位与作用亦因此依旧弱小。

2．组织控制型的日德模式

组织控制型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在德国、瑞士、奥地利与荷兰等诸多欧陆国家和东亚日本得到了极好的发展，组织内在控制是日德模式的典型特征：其一，银行等金融机构通过持有公司巨额股份或给公司贷以巨款而对公司及人进行实际控制；抑或，其二，公司及人决策受到基于公司之间环形持股的法人组织的支配。在日本，银行基于特殊的主银行制度，依其对公司的长期贷款与直接持股而实现对公司重大决策的参与，公司之间的相互交叉持股则抑制公司的独立决策，而公司之间与主银行之间相互交叉持股则又挡住了资本市场对其各自的压力；在德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同样主导公司融资及公司控制，大银行常依其在公司的巨额持股与对小股东投票权行使的而主宰公司的重要决策机构监事会，并以此对人施压与激励，同时，大银行尚以其对公司巨额投资的长期化限制公司股票交易的数量。显然，日本的主银行制度、公司之间和银行之间的相互交叉持股及德国的监事会，作为不同的制度安排，实质上都已经成为某种形式与程度上的组织控制。另外，日德模式对公司长期利益与集体主义的信奉，亦使其组织控制机制得到了强化。尽管世界金融市场的介入与主银行制度自身的局限性对公司主银行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path－dopend）性一时尚难以使主银行制度的核心作用很快消退。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转型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来，其速度不断加快，中国社会形态已深刻地改变了。1978年以前，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则处于政治领域的严格控制之下，几乎没什么自主性。政治领域垄断了整个社会的权力，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这在期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社会领域也不例外，政治控制直指家庭生活和个人的内心世界。"中国有7亿人，只允许有一个思想"是当时的最真切的写照。

1978年之后，这种状态开始解构，社会的各个领域开始逐步明晰化。在政治领域，公民当家作主得到一定的体现，公民对政府的决策开始发挥作用，"权力来自于人民"逐步落到了实处。政府无限膨胀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政府开始对公民的各项权利包括个人隐私进行保护，政府逐步在把属于社会的事务交给社会，公民自治在农村和城市都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机构开始出现。政府对市场和资源配置干预在逐渐弱化，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在经济领域内市场主体以营利为目标，其主要职能是为社会提供私人物品。在社会领域内个人、家庭、非政府非营利组织是主体，其社会功能是提供非垄断公共物品[1]（P31、P35）。

中国社会转型还没有完全完成，但其趋势是在加快。最近中国社科院社会学家陆学艺也指出，在21世纪头20年内中国将完成社会转型。因此，在今天讨论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更具有现实性。二、社区居民自治：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

摘要：中国现代城市治理模式正在进行新的构建。其中日益发展的社区公民自治--包括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则是现代治理模式的奠基石。当然这块奠基石仍处于打造之中，而转换政府职能、完善公民自治制度则是打造这块基石的铁锤和錾子。

关键词：社会转型；治理模式；政府职能；居民自治

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0］23号）下发后，社区建设在中国方兴未艾，社区建设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引起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能从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治理模式转换的角度来讨论社区建设，或许能开辟更多的研究和实践空间。

一、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建设的理论和实践

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重大社会事件都和中国社会转型有重大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事件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必然反应。对任何社会现象的研究，不从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角度分析，都无法找到满意的解答。至于如何理解社会转型，不同时期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理解。近年来将社会转型定义为社会整体形态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即"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是众多学者比较一致的看法。在这里社会整体形态包括社会结构、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转换。

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差异，也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了不同的解释。如有人指出：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现代社会是工业-信息社会；传统社会是封闭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开放型社会；传统社会是匮乏型社会，现代社会是发达型社会等等。近年来一些学者从社会主体开始研究，认为传统社会中的人处于臣民状态，现代社会的人处于公民状态。因此他们称传统社会为臣民社会，现代社会为公民社会。在臣民社会状态下，政治是整个社会的核心，经济和社会只是政治附属；在公民社会状态下，公民的经济和社会自由得到保证，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民的同意，经济发展来自于公民通过市场进行推动，社会不再是政府的附属而是公民自我管理自我组织的载体，整个社会处良性互动状态。以此为基本结论，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就是从臣民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变。

【摘要】创新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但创新型中小企业在我国市场环境中，往往受到各种内外部环境的制约。本文针对创新型中小企业公司治理模式的特殊性展开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为理顺创新型中小企业治理机制提供基本的理论依据。

创新型中小企业，一般是指具有较健全的创新机制，以技术创新为核心，形成以技术、品牌、制度、管理、文化等全面而持续的创新能力，并借此获取超额利润的中小规模企业。同时由于自身特点，决定创新型中小企业独有的公司治理模式。因此，笔者认为：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公司治理是带有层次性的“共同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的经营业绩评价需要各有侧重地考虑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一、创新型中小企业经营环境的特殊性

创新型中小企业特有的治理模式是以其所处的经营环境为根本的。研究创新型中小企业治理模式，首先应以此作为切入点。目前我国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与绝大多数的中小企业有所相似，但仍然在下列特点上具有其特殊性：

（一）资本集中程度高

中小企业资本的集中程度远高于其它企业，而创新型中小企业更甚。中小企业处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诞生期或成长期，多是独资或合伙经营企业，即使建立股份制，其资本结构也以一两个股东高比例绝对控股为主体，而且也不无例外地陷入“中小企业融资困局”中。虽然在部分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激励机制中，部分经营管理者和技术团队可持有企业股份，但通常是比例极低的股票期权，无法改变创新型中小企业资本高度集中的局面。

论文摘要：公司治理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由于我国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发展而来，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的时间也不长，所以我国公司内部的问题尤其多，考察当今世界发达国家像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进行深入的比较，我们发现德国的公司治理模式更加合理而操作也更加有效，因此我们应吸取德国公司治理的先进经验，以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结构。

论文关键词：公司法股东大会公司治理

一、我国公司治理之现状

我国公司制企业大多从原来国有企业的机制上发展而来，原来国有企业的治理模式为：厂长(经理)是整个企业的总负责人，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处于核心地位；厂长拥有除国家保留的对国有企业的某些决定权外，企业的经营决策权、业务执行权、生产指挥权和对外代表权均集中于厂长(经理)一身。这种模式同市场经济对公司制度的要求差距甚远，但它已经深深根植于人们的观念中，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方式。

实行市场经济后，我国颁布了公司法并于2005年修订了公司法，其所确定的有限公司的治理模式为：其一，股东大会。其由公司全体股东组成，是公司的权力机构，法律规定了它的11项职权，这些权力都是涉及到公司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一系列事项的决策权，体现出股东大会处于公司的权力中心地位。其二，董事会。在股东大会之下的董事会是公司各项重大决策的执行机构，具有公司事务的执行权，其对股东大会负责。其三，经理。有限公司的经理由董事会决定聘任或鳃聘，它依照公司法或者董事会授予的职权行使具体的经营管理职能。其四，监事会。监事会是公司内的专门监督机关，负责对董事和经理等高管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监督。

从现行公司法及公司治理模式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仍存不少的弊病。其一，虽然现行公司法依然赋予股东大会的权力中心地位，但实际其地位不断弱化，在经营管理过程中也很难对董事会、经理等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其二，董事会的权力日益膨胀，使得对其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而不是应该有职工代表，这为公司少数高层控制董事会提供了方便。公司法规定，公司董事会可以决定由董事会成员兼经理，①这为董事垄断权力大开绿灯。其三，关于监事会，监事应该列席董事会会议，但是我国现行公司法规定，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之议，②不是应当列席董事会会议，怎么能促使监事积极行使监督权?分析公司法赋予公司监事的职权可以看出，财务检查权，对董事、高管的监督权及要求董事、高管对损害公司利益行为进行纠正权都未落到实处，缺乏具体操作性。

[内容提要]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政府的治理边界，也改变了传统的公益与私益物品提供的组织模式。面对非政府组织这一新的组织力量，政府应当积极变革自身，让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公共事物中，发挥非政府组织在提供公益中的优势，从而构建政府新的治理模式。[关键词]非政府组织治理模式变革一、社会结构转变与非政府组织的兴起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了的体系。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在此以前，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结构是“整体性社会”。整个社会都以单位化为组织基础，以一元化社会形态为特征。80年代以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开端，国家逐步放松对社会某些领域的控制，并开始向市场经济转变。国家对经济和社会有意识地放松管制，成为推动社会结构转变地第一推动力，社会渐渐获得自主地活动空间，新生的经济力量如个体户、乡镇企业、私营企业渐次出现。整个社会一元化的格局被打破，多元化的社会特征日益明显。同时，社会的各种变化、新生事物的出现，又成为推动社会结构转变的第二推动力。社会在自主的活动空间里进行组织重构和利益界定，并在某些领域要求政府继续转变职能，而社会的日益多元和复杂使政府在计划经济时代所依赖的许多制度失效。这时，政府也需要寻找一种能控制和管理社会的新的机制。于是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社会自主组织、自主管理成为政府主动的选择。非政府组织便在这时获得了活动空间。非政府组织，英文为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是指各种形式的开展公益性、互益性活动的非营利民间组织。在我国，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两种形式。社会团体是由中国公民自愿组成，为实现会员的共同意愿，按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民间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公益性社会服务活动的非营利民间组织。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的转变及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的巨大变化，使非政府组织快速发展。据统计，到1998年底，全国性社会团体达到1800多个，地方性社会团体总数达到16.56万个。据估计，全国各种形式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可能达到70多万个。②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社会结构的转变，加速了社会组织的重新建构。也因此，社会以组织化的形态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经济、文化、福利等领域日益显示其生命力。社会的权力结构，由单一的国家主体逐步向国家、市场、社会的三主体转变。这种转变，对整个社会权力资源的重新整合，对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都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二、基本理论的挑战1、政府和市场的二元划分一般认为，市场的分散决策机制，在产权界定清晰、维护产权的成本低廉条件下，市场能有效对资源进行配置，并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比如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市场由于投入的成本相对于收入而言并不合算，所以市场在面临这些问题时常常失败。这时，就需要由政府来解决，因此，政府能起到对市场的协调、补充和市场所需的基础设施和环境的供给作用。自亚当·斯密以来，随着“看不见的手”——市场的优势被人们认识以后，市场便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它与霍布斯以来关于政府的认识一道，使“政府与市场”的框架成为学者的基本分析思路。此后，政府和市场一直被看作社会的最重要的两大组织发挥作用。③但是，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兴起，“政府与市场”的分析思路变遇到了理论盲点，它无法将非政府组织整合到自己的分析框架之下。因为，非政府组织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市场；既不能以理性经济人为分析假设，也不能以政治人为分析前提。但非政府组织又迅速发展着，并越来越发挥其重要作用。而且，非政府组织的出现，对传统的政府与市场二者各自的作用范围、作用方式的界定构成了挑战。在传统的二元分析下被认为是应由政府或应由市场发挥作用的领域，在现实可能交给非政府组织更有效。所有以上这些，要求政府、市场、社会（非政府组织）的三元分析来弥补过去二元理论分析的缺陷。正如沙尔普所言：“显然，在纯粹的市场、等级制的国家机构以及避免任何一方统治的理论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以外，还有一些更为有效的协调机制，是以前的科学未能从经验数据和理论思维两个方面加以把握的。”④沙尔普所认为的“更为有效的协调机制”，便是以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二、公益与私益的认识近20年来，有大量的文献关注公益物品和私益物品问题。区分公益与私益的最主要标志是消费排他性。当物品或者服务能排除潜在用户消费时，这项物品或服务就存在排他性；而如果只要有人供给某一物品，潜在用户也可以从该物品中受益，便意味着不具有排他性。一般认为，私益物品具有排他性，公益物品不具有排他性。传统理论认为，公益物品由于非排他性，市场没有提供这种物品的激励，所以，公益物品一般只能由政府提供。而私益物品的提供可以通过收益的激励和市场的交易实现。但是，越来越多的实践告诉我们，完全由政府提供公益物品，既不能达到效益最大、效率最高，也不能保证所有社会成员都平等地享有。政府的官僚体制、官员自利倾向等，都可能使公益物品的供给无效。而要使市场能有效提供私益物品，又需要政府提供如产权维护、基础设施、公平竞争规则等。因此，公益与私益各自完全由政府和市场提供，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难以达到理想效果。况且，随着社会利益的日趋分化，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利益需求日益复杂。如何设计一套既能有效提供公益物品，又能有效配置私益物品的组织体系和制度框架，是现实对理论界提出的要求。其实，在物品属性的光谱分析中，纯粹的公益物品和纯粹的私益物品处于光谱的两端，而在中间，还存在大量介于两者之间的物品。美国学者奥斯特罗姆根据物品排他性和消费共同性两个特征，将物品分为四种类型：①私益物品。特点是具有排他性和分别使用，如面包、鞋、汽车等物品；②收费物品。特点是具有排他性和共同使用，如剧院、夜总会等；③公共池塘资源。特点是非排他性和分别使用，如地下水、海鱼、地下石油等；④公益物品，特点是非排他性和共同使用，如国防、天气预报等。⑤上述的后三种物品，按目前学界的一般划分，又可以分为准公共物品和纯公共物品：收费物品和公共池塘资源属于准公共物品，而奥斯特罗姆所界定的公益物品，所指的是纯公共物品。奥斯特罗姆通过对物品属性更为细致的划分，深化了过去对物品的粗糙认识，也使得改变物品供给的组织结构在理论上成为可能。比如传统中认为应由政府来提供的公益物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由市场供给。近年来西方国家在“重塑政府”中所推行的市场化改革便是例证。而某些过去认为由于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必须求助政府强制实施或须界定产权来保证资源持续有效利用的领域如公共牧场等，也可以由社会自组织解决。⑥另外，就公益物品来说，其生产和提供在很多情况下是两个可以相互分离的程序。政府可以提供公益物品，而政府所提供的这种公益物品的生产，则可以交给市场或非政府组织解决。因此，在物品供给的组织体系中，政府生产和提供纯粹公益物品、某些关键性的收费物品和一些社会自组织尚无法解决的公共池塘资源的分配；非政府组织生产或提供某些公益物品、公共池塘资源；市场生产某些公益物品（卖给政府）、提供私益物品和一些收费物品。就某一物品而言，可能是市场生产，政府提供；就某一地域而言，则是既有当地政府，也有非政府组织，还有非当地政府（上级政府或同级其他政府）提供公益物品。可以说，物品供给的组织体系变得复杂而多元。近年来的盛行的新公共管理和治理理论，便是对物品供给的多元组织网络的理论阐述。它寻求的是各种组织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的相互合作，达到资源的有效供给。三、变革政府治理模式“治理”一词在新近治理理论的语境中，首先出现于1989年世界银行所使用的“治理危机”（crisisingovernance）一词中，“此后‘治理’便广泛地用于政治发展研究中，特别是被用来描述后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状况。”⑦对于治理，学者有多种定义，这些定义或从政府管理出发，或从社会发展出发，或特指某一领域的管理活动如公司治理来概括。但是，至今没有能被各方普遍认可的权威界定。尽管如此，目前学者对治理的定义基本上未超出治理的核心理念，就是寻求多主体协作参与，对事务能作出有效应对的一系列管理活动。如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J.N.Rosenau）认为，治理是“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⑧本文对政府治理模式的探讨，借鉴治理理论中的多主体参与的治理理念，主要强调政府如何通过积极作为，让各种力量尤其是新兴的非政府组织力量参与到政府治理和社会公益的提供中。本文认为，适应非政府组织兴起的现实和治理理论的价值取向，在权力重新界定、鼓励社会组织化参与和协作提供公益物品方面，政府能发挥最主要作用，推动政府治理模式的变革。1、权力的转移与政府作用1978年以来的变化，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也使中国社会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在此以前，中国是典型的“单极权力格局”，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几乎丝毫没有自主性，这两个领域都受政治领域的强有力的控制，整个社会高度政治化。⑨但是，78年以来的经济社会改革，使原来“单一权力格局”打破，各项改革使得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自主性不断扩大。不过政府依然通过各种制度性措施努力控制经济和社会领域，所以，经济和社会领域的自主性是不完全的。尽管如此，政府单一主体控制整个社会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将权力作为一种整体资源来看，目前这种资源正不断向经济和社会领域扩散，也即，政府、市场和社会都因此成为权力的拥有者。政府应努力促成权力由政府单一权力主体向政府、市场、社会三权力主体的良性转变。这是一个多层面相互交错的复杂过程，至少可以将这个过程分为三个层面：制度层面、意识层面和操作层面。制度层面是指国家的法律制度对权力归属的界定；意识层面指权力的主客体对权力的归属和运行的认同与否；操作层面则指权力的实际运行状态。完整的权力转移，应当是在制度层面，意识层面和操作层面一致的状态，否则，权力便被认为还正处于转移的过程中，或者权力转移没有完全。一般认为，以上三个层面不一致时是某项权力不稳定的状态，对此，政府应当积极介入，发挥作用，努力促成以上三层面的一致。在权力的转移过程中，政府的基本作用是，迅速顺应目前社会结构变迁，重新界定自己的职能范围，确保市场和社会领域的自主性。既在意识层面认识到权力主体的多元选择；在制度层面积极框定有利于社会自主发展的法律环境；在操作层面积极为社会自主发展创造条件。使政府在权力转移中占据主动之利。2、社会组织化参与参与是政治民主的重要内容，民主政治的发展离不开一套民主参与机制的确立。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市场化、社会的组织化和沟通的网络化，各种利益表达的需求也日益多元。过去与计划时代相适应的政府体制和政治参与机制难以对这种需求作出制度性的应对，也即，政府意志和社会意志之间的相互沟通存在制度性的障碍。比如，作为非政府组织一部分的行业协会，其维护的是本行业的利益，当政府的决策与某一行业密切相关时，政府如何了解这一行业的状况？如何让这一行业的利益需求得以表达？如何保护这一行业？对于这些问题，目前的参与机制难以作出完全回答。因此，在目前的参与渠道基础上，应当顺应目前社会自组织力量不断增强的新形势，推动社会的组织化参与。也就是说，不但要让每个单个的公民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在非政府组织日益兴盛的今天，也应让这些组织表达自己组织的利益。这在政府的制度设计上，就不但要安排公民参与的制度，还要安排社会组织参与政府的制度。并且，这种制度设计是开放式的，即随着各种新兴组织的出现，要能为新兴组织的参与提供空间。否则，政府就有可能不能真正代表社会的利益，可能变成为部分群体、部分人所垄断的权威工具。社会组织化参与，并不提倡西方的利益集团对政府的作用，而是在整个社会的治理理念和框架下，谋求政府和各社会组织的多种信息沟通，让社会各组织充分发挥自身的组织优势，让政府协调各组织间可能的利益矛盾。当然，社会的组织化参与，如果认识不清，很可能会成为部分个人或组织谋取自身利益，损坏整体利益的渠道。对此，需要把握组织化参与的原则内容：其一，社会组织化参与应是公开、透明和制度化的。即所有的组织利益表达，都是以先定的制度为前提的，公民有权了解整个参与过程；其二，组织化的参与，是以各组织所拥有的社会义务为前提的，即组织的活动应当在社会正义的原则下进行，履行社会公共责任，从而获得社会合法性，并因此得到政府制度化承认。其三，组织的参与是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党组织对利益进行整合。3、公益物品的混合式供给公益物品是否必然须由政府提供？前面关于“公益和私益”的论述已经对此作了否定性的回答。社会自主组织、自主治理能力的增强；产权制度安排的进步；人们对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已经使公益物品供给的渠道、层次变得极其复杂。（1）分层性供给。公益物品往往是服务于特定领域的公益物品。在某一层次的公益物品，在更大层次上来说，就是私益物品。因此，公益与私益也是相对而言的。政府部门在提供公益物品时，必须认清消费的对象，因为政府是代表普遍公益的权威组织，政府不能因某一区域、某一领域的利益而损坏其他利益。所以，政府在提供公益物品时，就需分清公益物品消费对象的层次性。比如，凡属地方利益的领域，上级政府就不应作过多的介入，主要由代表地方利益的政府来提供地方性公益物品；而随着社会自治的发展和自组织能力的增强，许多社会领域能通过自我组织和制度安排来解决资源分配问题，对此，政府的目标选择是帮助社会自我服务制度的形成，除此之外不做过多干预。这样，公益物品的提供在纵向上就表现出明晰的层次性：自治组织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地方政府——中央政府。这种层次性组织提供公益物品的原则是向下原则，即凡是下级组织能提供的公益物品，上级组织不应过多介入。（2）竞争性供给。在经济环节，我们比较熟悉竞争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公益物品的供给上，同样需要通过竞争来提供。政府之间，有横向的政府竞争，通过竞争，各同级政府都努力为本区域提供更优质、更具合法性的公益物品；在市场领域，可以由政府协调，向各企业公开招标等办法提供更廉价优质的物品和服务；而随着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由非政府组织通过竞争来提供某些产品也成为重要方式。比如，在同一区域可能有多个相似的非政府组织存在，这些非政府组织就存在竞争，谁能提供更优质的公益物品，谁就获得更大的支持和更多的生存空间。一些国家如新加坡就通过非政府组织竞争的办法来提供社区服务。哪个非政府组织能以更低的价格提供社区服务，该组织就能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因此，政府之间、非政府组织之间和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之间都存在竞争，竞争能以更小的成本投入，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公益物品。在治理下，政府应积极促成这些组织之间的竞争，从而增强组织的活力，提高效率。（3）合作性供给其实，前面所述的分层性供给和竞争性供给，只就某一相对独立的物品或某一物品的提供环节而言的。实际上，许多公益物品的提供，从整个过程来看，往往需要各种组织的相互合作。比如政府将本来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公益提供通过订立合同转包给非政府组织；有些公益物品可以分离出许多市场成分（比如前面论述的将公益物品的生产和提供分离），于是，政府将可以由市场生产的部分转交给市场，而自己则监督协调这些物品的供给。因此，许多公益物品，往往是政府、市场、非政府组织合作的结果。所以，在现代社会的供给体系中，只强调某一组织的优势或缺陷都是片面的，政府的强制供给的优势有效率不足的缺陷；市场的效率在公益物品上却很难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只在提供部分公益物品上有优势。因此，通过这三种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达到社会各种资源最有效率且最充分的配置。四、总论上述论述，力在阐述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对过去理论认识的冲击和重新整合的可能；阐述非政府组织对政府传统管理方式的挑战，以及政府在非政府组织这一新生力量发展下如何积极应对。在这一系列的关系变化中，治理理论所反映的各国政府不完全垄断一切合法权力，在政府之外，承认社会上还有一些其他机构和单位在维持社会秩序中的积极作用，与非政府组织兴起后的社会现实是一致的，从某种程度说，治理理论正是因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而出现的。中国政府在后发现代化的压力下，具有重要的发展使命，对此，需更加重视政府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并不能因此而忽视其他组织尤其是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政府的理智选择应是变革过去的管理传统，充分发挥各种组织的积极性，从而为我们快速持续发展争取更大的空间。

①民政部．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Z］，北京：中国法律出版社，1998．②吴忠泽．我国NGO的发展现状及其管理，载中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干部培训班报告集［R］．北京：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编．1999．③［美］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12．④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56．⑤[美]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101．⑥参见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在该书中，作者通过对全球各地的自主治理状况的分析，得出类似公共池塘资源的自主治理的制度条件和可能。）⑦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⑧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2．⑨康晓光．权力的转移［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60．

摘要：追求善治是各国政府始终追求的目标。做到善治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府治理主体的选拔应当依照严格的法律程序；政府治理中政策的出台应以符合全体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政府治理行为应当遵循法定、科学、民主的程序和方法；充分发挥政府监督机制的作用。本文对民主化的政府治理模式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民主化政府治理善治

前言

追求善治是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各国政府都在不断寻求高效的政府治理模式。我国政府也不例外，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治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到法治，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论文百事通治理改革的重点内容是生态平衡、社会公正、公共服务、社会和谐、官员廉洁、政府创新、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1］时至今日，这些变革已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由于受到两千多年传统官僚机制的影响，实现“善治”的目标似乎还很漫长，在实践中还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在此，笔者就此问题和大家进行探讨。

1.政府治理的目标

目标是每个组织、团体和个人行为的方向，没有目标的行为是盲目的行为，是注定走向失败的。因此，任何组织的成功都离不开正确的目标。善治是政府治理始终追求的目标。何为善治？有学者称善治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过程。在此，我们不妨与企业利益最大化做一比较。企业要想取得利益最大化，就必须以最小的成本换取最高的报酬。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产品的销售，只有生产出的产品得到消费者的青睐，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那么，产品如何才能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呢？其核心在于产品的服务必须以顾客为中心，顾客的需要就是产品发展的目标。同样，政府要想达到真正的善治，也必须以其服务的客户为出发点，一切以公众利益至上，公众利益的最大化就是政府目标的最优化。因此，政府部门也应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一切以服务的大众为中心，真正做到民主化的政府管理。

北京市东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早在2010年就作为全国及北京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此后通过推动建立各利益相关方相互合作的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启动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工程，有效整合了社区建设的多方力量，初步构建起“以街道工委为领导核心、街道办事处为责任主体、社区居委会为共治载体、社区各利益方为参与主体”的社区协商共治体系，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东城特色的社区治理实践经验与发展模式。

一、社区自治方面形成的经验与工作优势

（一）推进居民自治制度化建设。首先，以居民常务代表大会的形式将居民与社区联结起来，将居民按人数分成若干小组，从中选取居民代表，在此基础上产生居民常务委员，定期召开居民常务代表会议，针对居民需求协商解决路径形成了社区与居民共商共治的制度基础。其次，确立分层议事制度。即由社区居委会搭建社区议事厅、网格议事会以及党员会客厅，初步形成“网格事务网格议，社区事务社区议”的工作方法，在此基础上深入到网格、胡同、院落甚至楼宇等更小治理单元上，畅通了解社情民意的多种渠道，推进社区共建共治共享的“精细化”。再次，推进“五民工作法”，围绕民事民提（收集居民反映的各类急、难、热点问题）、民事民议（以社区议事厅为平台，邀请利益相关方讨论、达成共识）、民事民决（达成共识后，拿出解决方案）、民事民办（用项目的方式，由居民自己实施）、民事民评（对项目进行评议反馈）五个节点，编制了《社区协商运行流程指导手册》，针对协商内容、协商主体、协商方式以及协商结果的落实及评估都予以明确说明，健全了民意收集和表达机制、社区事务决策和实施机制。最后，制定居民自治公约。在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的引导下，东城区涌现出一批如院落自管会、停车自管会、网格自治小组、邻里服务中心自管会等小微自治组织，并通过协商制定居民公约和自治章程来保障维护自治成果。目前，全区已有116个社区通过协商修订了《社区居民公约》，125个小区（或胡同街巷）制定了本地区的《居民自治公约》，另有12个小区（或胡同街巷）针对停车管理问题专门成立了停车自管会，制定了《停车自治公约》。朝阳门街道朝内大街216-218号院自我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管会”）于2017年修订了《自管公约》，明确了自管会的性质、人员架构、管理及议事规则，并对物业管理方式、业主共同管理的权利和责任、物业的使用和维护以及违约责任等进行了详细规制。东四六条12号院的居民在共商共议基础上制定了《小院公约》，其中针对邻里互助、公共卫生、投放垃圾、参与街道历史风貌保护工作等方面予以明确约定。崇外街道崇东社区22楼自2014年对机动车试行管理，由居民协商共议形成《停车协议》，并在此基础上于2018年9月订立自治管理办法，涉及自行车、小汽车、婴幼儿及老年人轮椅车等的管理及设备维护。（二）通过推进社区专员进社区的工作方法创新社区治理模式。作为北京市率先启动街道管理体制改革的试点区，东城区出台了全市首个街道管理体制改革办法，并于2018年5月18日在三个街道正式启动“大部制”改革试点，将街道机构由原来的25个科室和4个事业单位精简为“六部（综合保障部、党群工作部、社区建设部、民生保障部、社区平安部、城市管理部）一队（从公安、工商、食品药品监管、交通、消防等5部门抽调执法人员）四中心（党建服务中心、保留社区服务中心、社保所更名为政务服务中心、整合为民服务分中心和环卫所，组建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加挂‘综治中心’牌子）”；与此同时，东城区一方面加大对街道、社区层面的政策、财力物力支持，另一方面在东直门、东四、朝阳门三个街道试点社区专员，派正科级干部担任“社区专员”下沉到社区，指导、协助社区居委会开展工作，以此破解社会治理“最后一公里”难题。

二、社会组织培育与作用发挥方面的经验优势

随着北京市社会治理格局由“共建共享”向“共建共治共享”的转变，社会组织的地位因而也随之凸显。在社会组织培育方面，东城区在近年来的治理实践中形成了以下优势与特色。（一）以区级平台为中心，加大社会组织培育力度，形成了区—街—社区三级平台的社会组织服务体系区级层面，东城区区级平台创益汇已于2015年投入使用，北京恩派等4家支持型社会组织也已入驻，由专业组织为东城区社会组织持续性发展提供专业支持与引导的格局正在形成。街道层面，目前，朝阳门街道、建国门街道等已成立街道级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中心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培育新生组织，以项目运作为手段提供社区服务，以专业组织为平台促进人才成长，以社区自治组织为基础完善发展机制，现已取得初步成效。朝阳门街道近年来着力于孵化、培育、提升社会组织，形成了“2+1+9+N”的工作模式，即街道层面设置两个枢纽型社会组织（社区基金会、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1个发展中心；社区层面9个涵盖助残助老、环境卫生、文化活动等多维内容的示范性社区社会组织以及培育N个社区各类组织，以此带动社区居民自治能力的提升，促进社区治理创新。建国门街道也在街道层面成立了社会组织联合所，既开展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也注重街道与社区资源之间的对接整合，在此基础上整理形成了《社区社会组织孵化流程及样本》，推动了街道社区社会组织的规范化管理。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崇外街道于2015年成立东城区首家街道级民非枢纽型社会组织，搭建了由工委及办事处、专业社会机构、街道枢纽型社会组织三方合力运行的社会治理新体系，并通过公益微创投项目化机制引导社区自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完善。由上可见，区—街道—社区的社会组织服务三级平台的搭建及运营为有效发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工作的基础性作用提供了坚实保障。（二）基于街道级枢纽平台促进三社联动。“三社联动”具体是指社区、社会组织（专业机构、社区自组织）、社会工作者（专业社工师、社区工作者）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与不同分工，其核心内容在于不同要素之间的“联”及“动”。依托区—街—社区三级平台的搭建，东城区在促进社区、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工作者之间的融合发展层面已具有一定实践成效。其一是培育社区建设三级人才梯队。以街道层的社会组织联合会为纽带，引入专业社工机构，挖掘以社区成员为主体的社区公益人才队伍、以社区工作者为核心主体的平台运营类人才队伍，搭建起了街道社会公益分布式人才梯队。其二是推动了专业社会组织、社区社会自组织之间的融合发展、协同共治机制的形成。东直门街道、朝阳门街道、建国门街道、崇外街道等分别成立社会组织联合会，并与多家专业机构如“北京市先河社会服务中心”“恩派非营利组织发展中心”“引行社工事务所”合作互动，探索建构长效合作机制。运用社工专业知识及理念指导社区一线社工实践工作，形成了以“研究、解决社区治理问题、探索社区发展新模式”为主旨，以“孵化培育多样化的社区社会组织”和“培养具有专业技能的社区工作者”为两翼的工作模式，通过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培养专业社区工作者、培植品牌社区活动，引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地区社会治理。（三）从社区层的改革与探索实践。来看，社区层面已初步形成较为规范化的社区社会组织架构一方面，涌现出一批规范化程度高、自主性强、经验成熟的社区自组织。例如东直门街道“绿色工体”、崇外街道“停车自管会”、东四街道“守望岗”“花友汇”“帮帮团”等社区社会组织，在工作理念上由过去的被动接受转变为自主开展活动，在组织管理上有完善的组织章程和志愿者准入退出机制，成为了东城区具有品牌特色的社会组织。另一方面，社会治理主体逐渐趋于多元。比如东环社区以“老乐会”“洁雅小分队”“东环书迷俱乐部”等搭建起社区融合的平台，辐射不同年龄层次及职业群体，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社会治理的格局，在社区内形成了社会组织发展的有机生态环境。

三、推进东城区社区基层治理工作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