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结构范文10篇

一、D&O保险的产生和发展

20世纪20~30年代，美国证券市场上不断暴露出公司丑闻，中小股东屡受侵害，证券市场处于低迷。为规范公众公司的上市行为，强化信息披露制度，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美国分别于1933年、1934年颁布《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两部法律的出台及其后判例法中建立的诉讼程序，证券诉讼成为投资人保护自己利益的便利工具。这一诉讼机制的设立，加强了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和制约，对健全公司治理结构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证券市场固有的“噪音”和投资者的非理性预期，证券诉讼极易被滥用。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即使审慎地为公司、股东之利益行事,亦难免会因某些行为或过失而被诉，承担个人财产责任。虽然证券市场不断暴露公司丑闻，但不可否认大多数公司的董事等是勤勉和无辜的，这些董事等会因此而厌恶风险，拒绝高风险但同时是高收益的项目，从而降低公司绩效。为平衡权利义务，激励董事等创新，除在防止诉权滥用方面制定相应的对策之外，美国法律允许公司对受诉董事等进行补偿或者为其购买保险。精明的保险商劳合社立即推出其新产品D&O保险。

D＆O保险在美国推出之前，几乎所有的州都同意公司对其董事和高级职员因在公司中执行职务的行为被诉事件中胜诉时进行补偿，但很多州都反对公司在败诉时进行补偿。所以D＆O保险推出时，在一份保险单中承包两种责任。一是董事和高级职员个人责任（A险），指被保险人因其在保险期间内的职务行为、或仅因其职位，在保险期或发现期内首次遭受合同中定义的任何“索赔”而蒙受损失中不能由公司补偿的损失。由保险公司进行全额赔付；二是公司补偿责任（B险），指被保险人遭受上述“索赔”后，其公司被许可或被要求对他们损失进行的补偿。由承保人对公司的补偿支付扣除公司保留额（免赔额）后进行赔偿。承保人一般是进行B险赔付，让被保险人所在公司承担免赔额部份损失，较少进行A险赔付。除非公司不能支付或者行为被禁止补偿但并不是除外责任中行为。

D＆O保险推出之初，市场需求平淡。一是证券诉讼时间长，费用高，投资者用此救济的不多，董事等未感觉到其潜在的被诉乃至承担责任的风险。二是投资者对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作用认识不足。但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美国证券市场再次低迷，公司丑闻不断暴露，证券集团诉讼案件数量猛增，投资者开始寄望独立董事制度，在广泛推行独立董事制度时也认识到D＆O保险的监督作用。随着保险商对D＆O保险制度的完善，私人公司和非赢利机构也开始购买，D＆O保险快速发展，现在美国90%以上的上市公司都购买了D＆O保险。

二、D&O保险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股份有限公司制度的诞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这种制度设计中，最大特征就是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由此产生了委托关系。为防止股东权益被侵占，各国都强调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建立审计人、外部独立董事等监察制度防止经营者滥用权力。首先，以法律强制性规定公司董事等的法定义务，如董事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等,并对董事违反义务的法律责任予以规定；其次,赋予股东、债权人及利益相关者各种权利及相应的救济措施,如:股东代表诉讼、证券诉讼等。这些制约机制可以使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更加积极、审慎地经营管理公司,防止其滥用权力损害公司、股东及相关者的利益。但同时也产生一些消极作用，一方面，法律对经营者义务和责任的要求促使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活动,但经营者的行为越积极,则越有可能因过失致人损害；反之,经营者如不积极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则本身就可能构成对其注意义务、勤勉义务等条款的违反。他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处境，可能采取中庸办法，不求上进，丧失企业家最基本的创新精神。

【论文摘要】融资结构决定公司治理结构模式，进而影响企业绩效。这三者关系中，公司治理结构属于承上启下的地住，公司治理结构越来越表现出股权结构和债权结构共同决定的特征。本文试图引入融资结构——企业治理结构的内在逻辑分析框架，考察日美两种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模式的经营绩效，就我国企业融资结构现状的分析，提出了优化融资结构，完善企业法人治理机构相应的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融资结构；治理结构；激励与约束；监督机制

一、引言

融资结构是指企业的权益资本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它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权益融资与债务融资的比例关系;二是公司内部融资和外部融资的比例关系;三是各种资本的构成关系。而公司治理则是一套制度，用以支配若干在公司中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团体—投资者(股东和债权人)、经理人员、职工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青木昌彦，钱颖一，1999)。融资结构不但反映了企业的融资风险和融资成本，影响了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经营绩效，而且决定了公司治理机构。Williamson(2001)指出，在市场经济下的公司中，债务和股权不仅仅被看作是不同的融资工具，而且还应该看作是不同的公司治理结构。哈特(1998)甚至认为，给予经营者的控制或激励并不十分重要，至关重要的问题可能是要设计出合理的融资结构，限制经营者以投资者的利益为代价，追求他们的自身目标的能力。

有关股权结构与公司治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由来己久，并且取得很大成果。但是，这些研究把银行等间接融资和债务直接融资对公司绩效以及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排除在外，仅仅考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股权结构，则未免有失偏颇。笔者从融资结构对委托关系的影响，融资结构如何影响控制权争夺等因素，来考察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的关系。

二、融资结构选择与治理结构形成的内在机理

关键词：治理结构；层级结构；委托；激励机制；信息披露制度

摘要：文章将公司的治理结构与层级结构进行对比研究，从而得到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安排的一些借鉴。公司的治理结构与公司的层级结构是一种委托关系，在公司的治理结构中存在着股东与经理人的利益不相容、风险不对称、契约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等问题，而在公司的层级结构中的委托却很少存在这样的问题。

一、公司的治理结构与层级结构

公司治理结构是在资产所有权与经营管理权相分离的情况下，关于所有者和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安排。我国自《公司法》颁布以来，公司的治理结构方面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公司治理在实际运作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公司治理实际上是一种委托关系，这是股东（委托人）将经营决策权委托给经理（人）的过程中产生的。人使用这种权利，并通过自身知识和能力的运用为委托人创造了财富，相应地获得报酬。

但从公司治理这种委托关系的形成来看，不可避免的存在下面四大问题：

（一）利益不相容

一、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现状及问题

我国《公司法》采用了类似于日德模式的二元制结构，即在股东大会下平行设立董事会和监事会，分别负责公司的经营和监督。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权利机关，居于中心地位，董事会是公司的经营决策机关，执行股东会的决议，并根据实际情况，适时做出经营决策。经理是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董事会的决议，接受董事会的监督。监事会是法定的监督机关，监事集体行使对董事、经理的监督权。由上可见，我国奉行的“股东本位”的“股东大会中心主义”，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目标是对董事会和经理实施监督与控制，保证他们按股东利益最大化的要求而行为。客观地说，公司治理结构的总体框架设计是符合我国市场机制不健全，外部监督机制难以实现的客观制约因素的。但由于在立法过程中，过分强调国有股权的保护，有意淡化对中小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保护；过分考虑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实现，人为地淡化和监督机制的重要作用，使得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设计之初就存在缺陷。到目前为止，我国公司同典型的现代企业在运行机制上还存在很大的差距，并未真正建立起分权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行政机关化”的影响，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存在以下两方面缺陷：

(一)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失衡。股东构成比例不合理，股东大会权能虚化

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决定着股东结构，而股东结构状况直接影响着各类主体参与公司经营决策的程度。

(二)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缺失。股东无法对公司行为进行外部监督，当股东(尤其是大量的没有投票权的小股东)发现经营者不能保证其权益和公司利益而无法“用手投票”来监督和控制经营者时，就将其手中的股份及时转让，导致公司被收购而易主。

二、完善我国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前提

内容摘要：企业治理结构与产权制度密切相关，彻底改变温州现行家族制的治理结构不仅仅是引进职业经理，关键在于产权制度的变革。边界模糊的企业联合体组织发展，有再造企业的治理结构的作用。社会资本冲淡家族资本，才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管理体制。

关键词：企业治理结构家族制中间组织

企业的治理结构较多被看作是一种制度安排。斯坦福大学的钱颖一教授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用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包括投资者、经理、工人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聪明中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李南开大学维安教授对公司治理概念的理解包含以下两层含义：公司治理是一种合同关系，规范公司各利害相关者的关系，约束他们之间的交易，来实现公司交易成本的比较优势；公司治理的功能是配置权、责、利，这又包含二层意思，其一，公司治理整顿是在既定资产所有权前提下安排的。所有权形式不同，公司治理的形式也会不同，另一层是，所有权中的各种权力就是通过公司治理整顿结构进行配置的。这两方面的含义体现了控制权配置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密切关系：控制权是公司治理的基础，公司治理整顿是控制权的实现。笔者认为，企业的治理结构是一套以合约关系配置处理权、责、利关系的制度安排。其核心是控制权的问题，而控制权取决于企业的产权制度。

温州企业的家族制治理特点及弊端

在温州古典模式中，大多数温州企业实行家族制，从而企业的治理结构呈现以下特点：企业所有权主要由家族成员控制；家族中辈份、资历最高的成员便成为企业的最高领导人，可以独裁式地指挥家族企业的事业，保证了决策过程的迅速性；经营者激励约束双重化，可以有效克服委托制的弊端；企业创始人的独创精神和独特的个人魅力，无形中减少了企业内部为争夺权力的斗争，降低了企业内的交易成本。家族制的这种企业治理结构顺应了早期温州古典经济特点，企业规模不大，管理简单，所以，采用家族制交易成本较低。

随着规模经济发展，温州企业的家族治理机制弊端渐露，近年来，企业超越家族制的呼声渐高。美国学者麦迪思借助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企业是个有机体，在生命周期不同阶段中，其生产经营管理是有不同要求的，其中从诞生期到学步期离不开创始人的精心呵护，企业创始人承担的风险和责任使其对企业比其他任何人具有更强的爱心及控制欲。与此同时企业家为了企业，全家自下而上可以不顾回报地全身心地付出，这也是其他人所难以做到，此时的企业完全离不开创建它的企业家，这如同一个婴儿与母亲的关系，也正因为有了企业创始人的这种创业热情，才使得企业能顺利诞生与成长。然而，家族式经营妨碍现代营销营运，管理基本上沿袭传统方法，家族文化传统对外人的排斥，使得启用专门的经理管理步履维艰，“五缘”关系（即血缘、亲缘、地缘、学缘、业缘关系）成了困扰“温州模式”最大的问题。

内容提要：从激励的角度讲，政府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结构的安排与对官员的工作激励目标是否具有激励相容性，即治理结构的设计能否有效激励和约束政府官员们使其自利性行为能体现公共利益目标，而财政分权模式又是影响政府治理结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本文首先探讨了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结构设计的关系，然后重点分析了我国现阶段地方财政分权模式如何导致地方政府治理结构产生激励不相容性，进而扭曲了政府治理机制对地方基层政府行为的激励。

一、政府职能、官员激励与治理结构设计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政府和市场是协调一个国家社会成员经济利益冲突的两大基本机制。当由于公共产品、外部性、规模经济、不完全信息等原因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或者由于市场配置资源而导致某种不合意的结果时，如出现宏观经济波动、社会分配不公等，政府就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作为对市场失败的弥补，政府的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三方面：（1）宏观调控职能，即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干预宏观经济运行和协调收入分配，以保持经济稳定和社会均衡发展；（2）公共规制职能，即政府利用发放许可证、限制价格以及制定质量和技术标准等手段对经济主体的自利行为施加影响，以最大限度地保护公共利益；（3）资源配置职能，即政府按社会成员的需求意愿供给私人部门不愿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以满足社会对非排他性物品的消费需求。

政府履行各种经济职能所需的成本必须由社会成员以税收的方式承担，其直接表现为公共支出。一般而言，公共支出的社会效益取决于一个国家政府的工作效率，而政府的工作效率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政府治理结构。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政府制度都具有一个相似的特征，即都是一个多级次结构（至少包括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两级），但不同国家的政府治理结构则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高效率的政府治理结构对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一种非常稀缺的资源。政府组织的多级次结构表明其治理结构的内在动力基础是上级对下级的权威，从而意味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政府治理结构效率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治理结构设计给各级政府官员所能提供的工作激励强度。既然政府组织具有等级结构，那么政府治理结构设计必然会遇到委托—问题，主要表现在：第一，上层官员并不关注效率，而是追求个人控制权收益（privatebenefitofcontrol）最大化。提高政府组织的工作效率并不能直接给各级官员带来物质回报，同时也不可能通过竞争方式淘汰掉没有效率的官僚组织，因此，政府组织中的上层官员往往没有足够的积极性改善政府治理结构的效率。更糟的是，这些上层官员很可能利用其在公共组织中的权威追求个人控制权收益最大化，如在位消费或培育裙带关系，从而直接造成政府工作效率损失。

第二，下级官员利用信息优势虚报下级部门履行职能所需的预算支出借以谋取部门利益。政府体制中上级官员与下级官员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但上级官员和下级官员关于公共组织的实际运行成本的信息是不对称的，下级官员能够掌握更多的信息。根据尼斯凯耐（Niskanen，1971）公共组织预算理论，公共组织行为的最大特征就是最大化公共组织规模，因为官员们的权利、威望以及借此获得的控制权收益都是公共组织规模的递增函数。下级官员在预算谈判中会利用自己的信息优势力求增加本组织或本部门的预算。这种机会主义行为会使公共机构膨胀和公务员数量上升，从而最终导致公共组织效率下降。

第三，政府官员们利用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从事设租活动，为其以权谋私制造便利。政府干预的目的在于纠正市场配置资源的弊端，但政府干预却极易滋生政府官员的设租行为，即官员背离作为公仆理应承担的正式职责而以公共权力牟取私利。设租活动不仅会通过利益诱导使私人部门将许多资源用于寻租活动，进而造成整个社会生产性投入降低，而且会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和扭曲市场资源配置。

摘要

本文认为，在影响国有银行经营效率的众多因素中，国有银行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已经成为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时，国有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并不仅仅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经营活动的竞争，治理结构方面的竞争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本文将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理论应用到对国有银行的分析中，在比较了不同模式的治理结构之后，提出了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基本标准，进而结合国有银行的经营现状，分析了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低下的主要表现和原因，探讨了国有银行上市对治理结构的影响，最后结合国有银行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主要思路。

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不仅在微观上影响到国有银行体系经营状况和市场竞争力，而且还在宏观上影响到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在影响国有银行经营效率的众多因素中，国有银行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已经成为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事实上，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时，国有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并不仅仅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经营活动的竞争，治理结构方面的竞争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能否建立有效的国有银行治理结构，应当成为当前国有银行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之一。

一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界定

近年来，由于全球范围内经济转轨和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包括银行治理结构在内的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经济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转轨经济来说，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而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也促使各国从提高的国际企业竞争力出发来研究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及其利弊（其中又被大致划分为英美模式、德日模式两种）。为此，不少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英国于1992年成立了Cadbury委员会，欧洲在近年成立了"欧洲公司治理联盟"（EuropeanCorporateGovernanceNetwork），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也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和委员会，这些机构都各自或共同对公司治理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政策建议。

由于公司治理结构涉及到众多的利益主体、同时也受到政治、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因而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内涵与实质的界定也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位学者：（1）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院的柯林·梅耶在他的《市场经济和过渡经济的企业治理机制》一文中，将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quot;（Mayer，1995）。（2）美国斯坦福大学钱颖一在他的《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和融资改革》一文中指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股东和贷款人）、经理层、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a）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b）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层和职工（c）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青木昌彦、钱颖一，1995）。（3）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中指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管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层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的权利；高级经理层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quot;（吴敬琏，1994）

1998年9月初，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谭安杰教授惠赠大作《中国企业新体制——督导机制与企业现代化》（以下简称《督导》，凡引自该书，只注页码）。《督导》的确写得不错，既有理论的引介和讨论，也有经验的考究和实证；既有对现有改革问题的分析，也有对进一步改革的建议；文字简练，论证也充分，有很多值得国内学者借鉴的地方。现想藉此讨论一些有关的理论问题。一概念使用：治理结构还是督导机制在《督导》中，corporategovernance被译作“督导机制”，而国内理论界和实际工作方面则称之为（或译作）“治理结构”，并得到了相当的普及和认同。严格说来，“督导机制”也许比“治理结构”更恰切，也更符合中文的含义，因而更易于理解和把握。因为，按照凯德保尔（a.cadbury）的一个比较简洁的定义，所谓督导机制就是“指导和监督公司的制度和方法”，或者按照《督导》的定义，“它是一种进程和机制，其宗旨是保证公司能以及时和负责任的方式为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积极进行工作”。但是，“督导机制”这一术语看来很难为国内学界广泛接受和使用，这与制度变迁中发生的路径依赖是同一个道理。演化经济学家爱讲键盘的故事，为什么速度更快、效益更高的maltron键盘和dvorak键盘不能取代先行使用和普及的owerty键盘？这可能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与此类似还有一个术语，即regulate，既可译作“管制”，也可译作“规制”，且“规制”比“管制”更恰切，但后者是从日文译过来的，而且相对较晚。因而“管理”自然被人们广泛接受，“规制”甚至被有的学者批评为用语不当和理解错误。因此，笔者仍然沿用“治理结构”而不用“督导机制”的提法。二问题界定：治理结构和产权结构产权和交易，或产权安排和市场竞争，或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关系究竟怎样？有无轻重、先后、高低之分？如果有，究竟谁先谁后，孰轻孰重，何高何低？国内外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论。笔者过去也曾对此发表过评论，现在，《督导》又提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督导》明确指出，国内在讨论企业改革问题时，对明晰产权问题过份重视，但是，对于企业来说，谁拥有什么并不是最终目标，“最终目标始终应该是：使企来更有效率和盈利能力，以便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作出贡献”，如果不以财富的创造为重而以财富的再分配为先，明晰产权过程的代价超过了由此而得到的收益，那么，这样的改革就会走偏方向。更何况契约的不完全性，使得产权明晰也不足以构成改善企业绩效的充分条件。这一批评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意味着明晰产权可有可无、无关紧要。笔者以为，有几个问题应当厘清和强调：一是财产所有权并不等于企业所有权；二是明晰产权并不仅仅是界定谁有什么权利和收益，更重要的是明确谁应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三是产权明晰固然重要，但绝非一纸合约就能解决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其他制度安排协调互动的过程；四是明晰和界定产权是建立有效治理结构的前提，但并不能自动带来企业的有效治理和高效率。既然财产所有权和企业所有权不是一回事，按照不完全合约理论，企业所有权要用企业控制权来定义，但是，企业的产权来自于要素所有者的产权，在企业（合约）中，要素所有者的产权并未丧失，而是发生了重组和变形。因而，初始产权仍然是要素所有者进行合作建立企业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不明确这一点是不恰当的，否定这一点也是不对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现代企业作为一种组织，其有关所有权束广泛的分散和割裂，一切决策必然涉及多当事人，组织中的治理方式，即指导和监督机制就更形重要。“因为督导机制比起所有权制度来，能更好地达成共识，创造有效的行为规范。财产权不是仅仅被法律和规章制度所能定义的，它必须在社会规范、习惯和制度之中运作，只有这样财产权才能得到有效的实施”。笔者以为，从财产权的实际运作和有效实施的意义上来讨论治理结构的重要性，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思想，值得特别强调和重视。因为，权利是要实施和运用的，不能实施的权利不是权利，而是桎梏。在走向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每一个真正的进步不是写在纸上的许诺，而是每一项具体自由权利的真正实施、有效运用和切实保护。在讨论产权结构和治理结构问题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比较而言，国内学者更多关注产权问题，而国外学者则更多重视治理结构问题。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国内学者之所以关注产权，是因为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国外学者之所以重视治理问题，是因为解决了产权问题并不能自动地解决治理结构问题。三本质揭示：两种模式和三个含义在《督导》中，作者把美日欧发达国家目前实施的企业治理结构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外部市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简称为“外部模式”；一种是以局内人为基础的治理模式，简称“内部模式”。前者流行于英美等国，也称英美模式；后者实施于日德等国，也称日德模式。前者依靠发达的外部企业控制的市场，通过兼并、收购等方式控制企业，其核心原则是由股份持有人选举一个董事会代表股东利益进行经营；后者没有发达的外部控制的市场，通常由大股东（包括银行）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其中，在日本形成了交叉持股和主银行制度，在德国发展了综合银行和董、监事会双重决策机构。对于治理结构的这种分类分析及其优劣长短，国内学界基本取得了一致的认识，但对治理结构的本质和特徵的探讨仍然存在着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首先，企业治理结构必须有一套组织机构，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层经理人员组成的执行机构，但又不局限于组织机构，而且包含着融资结构的选择和安排。国内学者在讨论治理结构问题时，过份注重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既与我国企业的目前状况有关，也与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有关。这种情况从国内学者对治理结构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国内最早引入这一概念的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公司没有意识和意志，它只能经由一个组织系统，即公司治理结构支配的管理人员才能对公司进行治理。所谓公司治理结构，又指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制，拥有对高级经理人员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权。其实，债权资本和股权资本的组合比例直接决定着企业的财务结构，因此，对企业控制权的控制和对经理的约束，既可以通过董事会和监事会的组织系统和活动，也可以通过债务比率来进行，这样一来，债务和资本权益的权衡和选择；也是一种重要的控制手段。这就是所谓企业治理结构的金融观点。当然，用最优债务比率来控制控制权的无效扩张，用企业控制资产的现金流的概率分布来判断企业的预期价值，取决于债权的强度或有效程度。如果债权人很强，债权的强度和有效程度较高，其控制自然有效；如果债权人很弱，债权强度和有效程度不高，就像我国目前这样一借债不还，用债权控制企业控制权就很难奏效。其次，企业的治理不仅是一套静态组织机构和制度安排，而且是一个实际运行以及监督指导的过程。现有的理论过份注重企业治理结构的静态特征，而忽视了它的动态含义。既然企业是一组合约的连接，那么，凡参与企业形成的契约者都是企业的利益主体或利益相关者。这既包括物质资本的提供者——股东和债权人，也包括人力资本的提供者——工人和经营者，因而，企业就是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共同体，企业的治理就是委托人和人、所有者和经营者、债权人和债务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互动和搏弈。在理论上，虽然是股东会选举董事，董事会选聘经理人员，但在实践中，经理人员选择董事的情况却不乏其例，而且相当普遍；在理论上是董事会决策，但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董事会的决策往往为经理人员所左右。因此，企业治理结构的组织机构安排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些机构实际上在做什么，如何做，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或那样做，这才是治理结构的本质和要害。在这里，既要注意治理结构在正规的监管层面上如何运作，也要注意其在非正规的层面上（包括传统习俗、商业文化和道德规范）如何发挥作用。这又与下面的讨论密切相关。再次，如何建立和发展企业治理结构，为什么美英等国选择了外部治理的模式，而日德等国形成了内部治理的模式？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而是各国的制度环境、历史发展和技术背景自然演化的结果，其进一步的发展也与此有关、例如，日本之所以形成以法人相互持股和主银行制度为特征的内部治理结构，既与日本战后一方面实行民主化，解散财阀，限制个人持股量，增强经营者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同日本人回避风险的稳定投资偏好以及注重内部关系协调和合作的国民心理有关。这一点对于中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发展极其重要。中国企业的治理结构究竟如何发展，不仅需要处理好新、老三会（即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与党委会、职代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而且也与中国企业的资本结构和融资结构如何变化密切相关。真正有效的治理结构应是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契合的产物。对于以上三点，《督导》虽有涉及，但除第三点作者有明确的表述和强调以外，其他两点则缺乏明确的概括和专门的讨论。如能将这些思想展开加以讨论，《督导》也许会更加充实、更加丰满。四分析规范：经验实证和政策结论对于中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发展问题，《督导》的分析和讨论相当规范。首先是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或命题，即中国表面上采取了美英体制中企业治理的基本结构，但实际治理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建立在外部市场基础上的架构所强调的种种原则，而是形成了“受内部人支配的企业督导程序”。同时强调指出，“在一个正在经历体制改革的经济中，其企业督导结构的有效程度，还要看主要参与者如何互相配合，以及怎样对不断变化的许多问题及时作出反应。在提出问题以后，作者进行了理论的引介和分析，然后利用其1993年10月、1994年6月和1995年对中国68家上市公司的三次问卷调查资料进行了经验检验ⅱ⑿，并得出如下的主要结论：⑴在董事会中，主要股东（政府）的代表性无足轻重，代表体现国家作为股东的机制尚未形成，因而，遇有资本结构的重大调整，政府的直接干预便不足为奇。⑵总经理和董事长主要由上级部门直接任命，党组织对人事任免行使最终决定权，一般不受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有效监督，与党政部门以及名义上代表国家作为公司主要股权拥有人的政府部门的直接间接联系，是中国受内部人支配的企业治理结构的主要特征。⑶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既没有像美英那样把重点放在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上，甚至个人股东连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都没有保障，也缺乏英美体制的基础，即具有竞争性的外部市场和法院制度的强大作用。中国还缺乏外部治理结构模式起和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在此基础之上，作者对中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建立和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有些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有些则需要进一步讨论。前者如，中国企业治理结构的发展并非要在似乎相互排斥的两种模式中作出选择，如果不得不选择的话，也是选择方向，而不是选择定型的构架和措施。在现阶段，“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能起辅助功能的商业和监管体系，容许自我强制的企业督导布局发展出来”。后者如，在所谓“企业参议院”的设计中，对“老三会”的转变以及种种非正规的机制未予以充分考虑。不论如何评价，《督导》还是一本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者严格的治学态度和对祖国发展的关心精神，也值得充分肯定。

一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界定

连年来，由于举世领域内经济转轨和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包括银行治理结构在内的公司治理题目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经济界关注的热门题目之一。搪塞转轨经济来说，创建有用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创建完满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而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也促使列国从前进的国际企业竞争力出发来研究差异范例的治理结构及其利弊（其中又被大略分别为英美模式、德日模式两种）。为此，不少国家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英国于1992年建立了Cadbury委员会，欧洲在连年建立了"欧洲公司治理联盟"（EuropeanCorporateGovernanceNetwork），世界银行和经济相助和生长构造（OECD）也建立了专门的机谈判委员会，这些机构都各自或配合对公司治理举行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究，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政策提倡。

由于公司治理结构涉及到众多的优点主体、同时也受到政治、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因而搪塞公司治理结构内在与实质的界定也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有代表性的重要有以下三位学者：（1）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院的柯林·梅耶在他的《市场经济和过渡经济的企业治理机制》一文中，将公司治理界说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优点的一种构造部署。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实验职员勉励筹划的统统工具。……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今世股份公司全部权与控制权相疏散而孕育发生?quot;（Mayer，1995）。（2）美国斯坦福大学钱颖一在他的《中国的公司治理革新和融资革新》一文中指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部署，用以支配几多在企业中有重大好坏关连的团体──投资者（股东和贷款人）、司理层、职工──之间的关连，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优点。公司治理结构包括：（a）怎样配置和行使控制权（b）怎样监视和评价董事会、司理层和职工（c）怎样计划和实验勉励机制。"（青木昌彦、钱颖一，1995）。（3）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今世公司与企业革新》中指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全部者、董事会和高级实验职员即高级管理职员三者组成的一种构造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肯定的制衡关连。议决这一结构，全部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司理层的聘任、赏罚以及开除的权利；高级司理层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向导下的实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领域内谋划企业?quot;（吴敬琏，1994）

因此，驻足于上述差异的界定，我们可以将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界定为在国有银行全部权与控制权疏散的条件下，全部者（政府）、董事会和管理职员（司理层）之间的制衡性制度部署。由于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众多，因而其上级分支机构对下级分支机构之间的勉励与束缚同样成为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说，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包罗差异角度的内容：（1）从委托──署理的角度看，国有银行现实上是委托人和署理人之间的条约网络。由于署理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自我优点导向的。因此，需要用制衡机制来反抗潜伏的权力滥用，用勉励机制来使董事和司理为股东着力和谋利。（2）从产权的角度看，国有银行的全部权划定了银行的界限，是控制公司权利的基础。这些权利包括提名和推选为投资者优点管理银行的董事的权利；要求董事就企业资源的配置做出决策并给出评释的权利；任命独立审计师检验公管帐务的正确性即对董事的陈诉和账目提出质疑的权利等等。而搪塞公司资产运作和一样平常谋划的控制权，则分别赋予董事会和司理层掌握。（3）从优点主体的潜伏辩说角度看，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则是处理和和谐与国有银行相干的优点主体在国有银行运行中存在的辩说和抵牾的一系列制度部署。

无论是从委托－署理角度、产权角度照旧优点主体的潜伏辩说角度，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所要回复的题目都包括采用什么样的企业制度最有利于低落委托署理的资本，促使企业最有用地运行，掩护投资者和相干优点者的优点在国有银行中得到和谐。亚当·斯密在"国富?quot;中就指出，受雇管理企业的司理在事情时一样平常不会象业主那么全心努力。1932年，爱德夫·伯利(AdolphBerle)和嘉得纳·米恩斯(GardinerMeans)对企业全部权和管理权的疏散后孕育发生的"委托人"(投资者)和"署理人"(司理层)之间的优点背离作了经济学的阐发，奠基了"署理人行为"的理论基础。由于委托人与署理人之间的优点背离和信息资本过高而导致的监控不完全，国有银行的司理层所作的管理决策就可能偏离投资者的优点。比喻，一样平常来说投资者比力看重投资利润最大化，而司理层通常寻求企业规模的最大化，由于银行的规模自己会给司理层带来权力和职位地方。与此相比更为有害的是署理人的监守自盗征象，在银行管理上表现为种种腐蚀委托人优点的"署理人行为"。比喻，一些银行司理层运用其能够支配的银行资源违规发放贷款、牟取小我私家大概局部优点等。

二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用性的提出

本文认为，在影响国有银行经营效率的众多因素中，国有银行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已经成为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时，国有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并不仅仅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经营活动的竞争，治理结构方面的竞争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本文将公司治理结构的一般理论应用到对国有银行的分析中，在比较了不同模式的治理结构之后，提出了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基本标准，进而结合国有银行的经营现状，分析了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低下的主要表现和原因，探讨了国有银行上市对治理结构的影响，最后结合国有银行的现实状况提出了提高国有银行治理结构有效性的主要思路。

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占据支配性地位的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不仅在微观上影响到国有银行体系经营状况和市场竞争力，而且还在宏观上影响到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和经济增长的质量。在影响国有银行经营效率的众多因素中，国有银行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的问题已经成为最为关键性的因素之一。事实上，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时，国有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竞争，并不仅仅表现为金融市场上的经营活动的竞争，治理结构方面的竞争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能否建立有效的国有银行治理结构，应当成为当前国有银行改革的根本出发点之一。

一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界定

近年来，由于全球范围内经济转轨和国际竞争的客观要求，包括银行治理结构在内的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已经越来越成为国际经济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对于转轨经济来说，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而国际经济竞争的加剧，也促使各国从提高的国际企业竞争力出发来研究不同类型的治理结构及其利弊（其中又被大致划分为英美模式、德日模式两种）。为此，不少国家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英国于1992年成立了Cadbury委员会，欧洲在近年成立了"欧洲公司治理联盟"（EuropeanCorporateGovernanceNetwork），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也成立了专门的机构和委员会，这些机构都各自或共同对公司治理进行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的原则和政策建议。

由于公司治理结构涉及到众多的利益主体、同时也受到政治、历史、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影响，因而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内涵与实质的界定也存在许多差异。其中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三位学者：（1）英国牛津大学管理学院的柯林·梅耶在他的《市场经济和过渡经济的企业治理机制》一文中，将公司治理定义为"公司赖以代表和服务于它的投资者利益的一种组织安排。它包括从公司董事会到执行人员激励计划的一切东西。……公司治理的需求随市场经济中现代股份公司所有权与控制权相分离而产生?quot;（Mayer，1995）。（2）美国斯坦福大学钱颖一在他的《中国的公司治理改革和融资改革》一文中指出："公司治理结构是一套制度安排，用以支配若干在企业中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团体──投资者（股东和贷款人）、经理层、职工──之间的关系，并从这种联盟中实现经济利益。公司治理结构包括：（a）如何配置和行使控制权（b）如何监督和评价董事会、经理层和职工（c）如何设计和实施激励机制。"（青木昌彦、钱颖一，1995）。（3）我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在《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中指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管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通过这一结构，所有者将自己的资产交由公司董事会托管；公司董事会是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高级经理层的聘用、奖惩以及解雇的权利；高级经理层受雇于董事会，组成在董事会领导下的执行机构，在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经营企业?quot;（吴敬琏，1994）

因此，立足于上述不同的界定，我们可以将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界定为在国有银行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前提下，所有者（政府）、董事会和管理人员（经理层）之间的制衡性制度安排。由于国有银行的分支机构众多，因而其上级分支机构对下级分支机构之间的激励与约束同样成为国有银行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进一步说，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包含不同角度的内容：（1）从委托──的角度看，国有银行实际上是委托人和人之间的合同网络。由于人的行为是理性的、自我利益导向的。因此，需要用制衡机制来对抗潜在的权力滥用，用激励机制来使董事和经理为股东出力和谋利。（2）从产权的角度看，国有银行的所有权规定了银行的边界，是控制公司权利的基础。这些权利包括提名和选举为投资者利益管理银行的董事的权利；要求董事就企业资源的配置做出决策并给出解释的权利；任命独立审计师检验公司帐务的准确性即对董事的报告和账目提出质疑的权利等等。而对于公司资产运作和日常经营的控制权，则分别授予董事会和经理层掌握。（3）从利益主体的潜在冲突角度看，国有银行的治理结构则是处理和协调与国有银行相关的利益主体在国有银行运行中存在的冲突和矛盾的一系列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