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范式范文10篇

侦查机关鉴定权力的法定边界及现状

根据5决定6第7条规定，在改革后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中，侦查机关不仅不能像原来那样自由地设立鉴定机构，而且依法定与程序设立的鉴定机构还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并受侦查工作需要设立目的的制约"5决定6对侦查机关鉴定机构设立目的与其执业范围的双重限制，使得侦查机关鉴定机构的鉴定权力有了法定的边界"然而，这一法定的边界在所谓实践需要的权力面前变得模糊甚至触发了权力之间的纷争"2.1侦查机关鉴定机构对司法鉴定登记管理权的排斥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需要设立鉴定机构服务于侦查工作是侦查的应然性要求，那么，是否意味着侦查工作仅仅限于设立鉴定机构的侦查机关的侦查工作，不是本部门直接侦查且处于侦查阶段的案件，无权对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还是仅限于不得接受社会上的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的委托"由于5决定6未对这一问题作出具体和明确的规定，导致该条款在具体执行中出现了不同的理解与观点上的分歧"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针对此问题进行了释义与答复:为了充分利用侦查机关已有的鉴定力量.避免资源浪费，防止侦查机关重复设立和低水平设立鉴定机构，同时考虑到5决定6开始实施后人民法院不再设立或者保留自己的鉴定机构，侦查机构之间相互委托和接受司法机关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是非常必要的"l2].，考虑到公安机关设立的鉴定机构在技术、设备、人员等方面有较好的实力和基础，长期以来承担了大量的鉴定任务，因此，对公安机关设立的鉴定机构，在不面向社会提供鉴定服务的前提下，可以接受司法机关、监察、海关、工商等行政执法机关的委托从事非诉或者在诉讼中没有争议的鉴定业务"¹释义与答复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对侦查机关鉴定机构从事司法鉴定业务范围的扩大未能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有的学者认为，此项规定旨在限制侦查机关所设立鉴定机构的业务范围"所谓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是由于其鉴定机构是基于侦查工作的需要而设立，其设立鉴定机构的目的是为侦查工作服务，所以，只能将这一规定解释为禁止其从事基于侦查工作需要之外的鉴定业务，超出该范围的解释是不符合立法原意的"I3J然而，这种从立法原义的学者观点因不利于侦查机关权力的扩张而未能成为侦查机关确定鉴定服务范围的指导，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5决定6的扩张性释义与答复不仅为侦查机关鉴定机构服务范围的扩张开辟了道路，而且也成为侦查机关在问题远离设立鉴定机构立法目的的基本理由"侦查机关认为，所属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不属于5决定6规定的-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的范畴，对政法其他部门以至政府有关部门委托，，不属于社会提供服务范围"º在侦查机关鉴定机构服务范围上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接受司法机关、监察、海关、工商等行政执法机关到政法其他部门以至政府有关部71不仅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而且还排斥了司法行政部门对其设立的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致使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在接受司法鉴定业务范围问题上与设立鉴定机构的立法目的不断疏远"。侦查机关对5决定6限制其鉴定机构服务范围的扩张5决定6对侦查机关保留设立鉴定机构的权力在立法上多有警惕，并在其服务范围上作出了限制"由于释义、答复或者意见对5决定6规定的侦查机关鉴定机构接受委托范围的扩大，尤其是侦查机关鉴定机构不接受司法行政部门的登记管理与5决定6所要求的司法鉴定统一管理的背离，又致使侦查机关的相关规定与5决定6第9条第1款关于，，鉴定事项发生争议，需要鉴定的，应当委托列人鉴定人名册的鉴定人进行鉴定的规定不能相协调"侦查机关鉴定机构对本部门管辖范围内的鉴定事项发生争议提供的重新鉴定意见因由未被司法行政部门列人鉴定名册的鉴定机构作出无法获得合法的辩护，其合法性在诉讼实践中不断遭到当事人以及其他职权机关的质疑"为了解决侦查机关鉴定机构对鉴定事项发生争议的鉴定的合法性问题，中央要求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所属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实行所属部71直接管理和司法行政部门备案登记相结合的管理模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依据政策联合下发了5关于做好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备案登记工作的通知6(司发通[281165号)，从而形成了司法鉴定管理权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下的不同运行模式，即对侦查机关鉴定机构备案登记和对社会鉴定机构审核登记"在实践中，为了使备案登记的侦查机关鉴定机构区别于其内设科室，标明法定的侦查权与司法行政部门登记管理的鉴定权的不同，在机构名称使用上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可以加挂某某鉴定中心"这种某某鉴定中心在实践中又被有些省市的公安厅(局)扩大为某某司法鉴定中心，并授权其对外面向社会开展鉴定业务"按照此做法，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经过司法行政部门备案登记后便可冲破法律不得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的限制，并可通过鉴定收费成为利益化、营利性的社会团体"由于对外开展司法鉴定服务工作与面向社会接受委托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别，5决定6作为专门规范司法鉴定管理的法律对侦查机关设立鉴定机构的权力限制也就因此消失，司法鉴定制度改革后的侦查机关鉴定机构与改革前相比仅仅在司法行政部门履行了一个备案的手续而未有任何实质上的变化"这种基于权力设置的侦查机关鉴定机构必然会因权力的外在力量与社会鉴定机构进行鉴定资源上的竞争"这种竞争因为起源上的不平等，尤其是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鉴定权的绝对垄断，其鉴定机构必然在鉴定领域中基于本部门的利益依照权力而占据优越的位置，影响了社会鉴定机构的正常性活动I4]"由于这种鉴定封闭运行与鉴定公正无法兼容，难以得到当事人的认同与社会的认可，基于程序公正及其当事人的权利要求在实践中又触发了重复鉴定的不断发生"。

审判机关与司法鉴定管理之间的不协调现状

在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中，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因拥有侦查职能保留了设立司法鉴定机构的权力;司法行政部门在被禁止设立鉴定机构后取得了司法鉴定管理权;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在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中不仅被禁止设立鉴定机构，因此也丧失了一直践行的对司法鉴定机构的名册管理权，成为唯一完全没有司法鉴定管理权的机关"从人民法院的审判地位、诉讼职能来看，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取消人民法院设立鉴定机构权力是科学的，也是合理的"一是人民法院设立鉴定机构存在自鉴自审问题，这种模式难以保障其在对待所属鉴定机构与其他鉴定机构提供的鉴定意见中处于中立的地位，甚至还会影响到中立裁判的立场"二是在司法实践中个别人民法院由于利益驱动，在没有必要性的情况下，也要委托人民法院设立的鉴定机构进行重复性的鉴定，造成了不好的影响l2]，并在利益驱动下毁坏了设立鉴定机构的基本形象"三是在国外不存在法院设立鉴定机构的先例"尽管国外的例证不是我国取消人民法院的设立鉴定机构的必然理由，但是，这种普适性的做法不排除作为立法参考的重要因素"然而，这种纸面上的立法限制并不必然带来实践中的理性行动，有时还会出现权力机关以实践来反对立法的怪异现象"3.1审判机关对司法鉴定管理的另册设置我国司法鉴定体制改革尽管在立法上消除了人民法院与鉴定机构之间在管理上的隶属关系，以及阻断其与鉴定活动的利益关系，但因其对鉴定结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仍不能断绝其与司法鉴定存在的密切关系"由于鉴定机构长期作为人民法院的内设机构以及鉴定人作为法官辅助人的传统观念，仅仅依靠5决定6的规定还不能完全彻底改变或者使之理性地服从于法律的限制，原有权力的惯性作用仍会在相当时期内发挥影响，甚至会出现藕断丝连的异化现象"27年8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5对外委托、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6，其第42条规定:法医、物证和声像资料专业机构从司法行政部门编制的名册中选录编制"其他类别的专业机构、专家名册由相关行业协会或主管部门推荐，按照公平、公开、择优的原则选录编制"撇开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内容，仅从工作管理名称来分析，这种选录编制鉴定机构名册权则属于司法鉴定管理权的范畴，也属于人民法院利用曲线救权的潜规则来维护丧失权力的救济措施"于是，人民法院在司法行政部门名册管理的基础上对5决定6规定的三大类内的鉴定事项进行册中册的登记管理和对5决定6要求司法部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三大类外的鉴定事项实行册外册的登记管理，在司法鉴定管理领域与司法行政部门同时行使着鉴定机构名册登记的混合性管理"最高人民法院对司法鉴定管理权的干扰不仅侵蚀了司法行政部门的鉴定管理权，而且还影响了地方法院"29年5月，沪、苏、浙三地高级人民法院院长联席会议共同签署了5长三角地区人民法院司法协作交流联系会议议事日程规则6，并在5决定6之外自行统一长三角地区司法鉴定机构的准人资格，整合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和监督资源，建立三地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目录地方化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这种地方改革不仅超越了5决定6的规定，其有关司法鉴定机构的准人资格以及三地法院司法鉴定机构目录等相关内容还会造成司法鉴定标准的地方化;同时，这种地方化的管理实践转过来又会分解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形成地方统一的司法鉴定分别管理体制"28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财政部未按照5决定6规定商的程序，自主联合下发了5关于扣押追缴没收及收缴财物价格鉴定管理的补充通知6(发改厅=28〕1392号)，并要求各级政府价格部门设立的价格鉴证机构为国家机关指定的涉案财物价格鉴定的机构，名称统一为-价格认证中心，"最高人民法院与其他组织联合下发有关司法鉴定尤其是涉及司法鉴定管理的规定，对5决定6确立的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带来了实质性的冲击"尽管其他主体仅靠其自身力量还不足以影响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形成，一旦与审判机关形成联合上的共谋，则足以形成延缓司法鉴定统一管理的力量"这种未经登记管理的鉴定机构不仅会与社会鉴定机构在鉴定过程进行不正当的竞争，还会引起司法鉴定机构运行的无序化，造成司法鉴定管理秩序的混乱"3.2审判机关在鉴定机构选择方法上的原始民主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在对鉴定机构实行名册管理的同时，还对鉴定机构的选择适用上采用了随机选择的原始民主方式"2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外委托鉴定、评估、拍卖等工作管理规定6中对鉴定机构的选择规定了计算机随机法和抽签法等没有任何科学含量的最为原始的方法"这种方法尽管在程序上能够体现出对控辩双方的朴素公正性，但因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在现实中存在鉴定能力、水平的差别，使得这一方法仅仅具有形式公正的外壳而遮蔽了实体上的不公正"从科学技术无等级的角度来说，各鉴定机构之间没有等级高低之分，其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然而，鉴定本身不是科学技术，它是科学技术的应用，科学技术与科学技术应用属于不同的两个领域"鉴定人在科学面前一律平等性，并不代表鉴定人的鉴定水平等同，也不能因此抹杀鉴定机构之间在现实中存在鉴定能力上的差异"21年ro月我国遴选的一十家国家级司法鉴定机构则是对不同鉴定机构之间的鉴定资质能力存在差异的现实回应"鉴定机构的鉴定活动也不同于仲裁、审判活动，它本身携带着科学性，对鉴定结果不能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方式解决"制度建设不能因为选择鉴定机构可能发生一些不公正的问题，而丢弃完善制度的努力而采取简单、原始甚至不需任何智力的形式公正来解决，况且这种方法极易诱发经济利益与审判权力的权钱交易"这种方法，一方面，促使了鉴定机构无需提高鉴定的质量和信誉，只需等待听天由命的随机结果;另一方面，鉴定机构选择的随机率与人民法院提供鉴定机构的多少有关"这一因素转而会促发鉴定机构借助于利益去攀附权力，通过权力来减少其提供的鉴定机构，致使鉴定机构通过不正当竞争获得更多的利益"在审判机关对司法行政部门司法鉴定管理权侵蚀的情况下，鉴定机构必然会抛开司法行政部门对司法鉴定的管理权而去涉足司法鉴定带来的额外利益，彼此形成利益共同体"这不仅不利于鉴定质量的提高，还会对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形成造成破坏性作用，而这种破坏性作用在建设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现中又是致命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近年来，审判机关因委托鉴定出现的司法腐败问题则是最为有力的例证"。

司法鉴定管理领域的治理范式

鉴于前面对司法鉴定管理领域中权力纷争的分析，笔者认为，治理司法鉴定管理领域中的权力纷争的主要方式如下:4.1侦查机关司法鉴定管理的基本范式由于我国的侦查属于超职权主义的模式，侦查鉴定的启动权被侦查机关所垄断，对其设立的鉴定机构一旦允许接受侦查机关以外的部门委托，实质上就等于其面向社会从事司法鉴定业务"刑事诉讼程序的鉴定启动权掌控在公安司法机关手中，当事人不享有鉴定的启动权，仅有申请补充鉴定、重新鉴定的权利，当事人在鉴定问题上没有能力与侦查机关平等对抗"如果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自我登记管理而从事的鉴定活动不受到任何限制，5决定6对其的规定在实践中也就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因此，在深化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过程中，需要借助于制度确立的司法行政部门的鉴定管理权对侦查机关鉴定机构进行约束"其主要治理思路应以建立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为目标，坚持5决定6规定的条件和要求，实行任何鉴定机构在((决定6面前一律平等的法治原则，由司法行政部门对其实行统一审核登记、统一准人门槛、统一鉴定程序、统一鉴定标准、统一责任要求，从而实现鉴定意见作为证据在诉讼的各个环节或者阶段中的统一规格"这种治理方式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和制度上的合理性"5决定6规定侦查机关根据侦查工作需要设立的鉴定机构，是与人民法院和司法行政部门不得设立鉴定机构相对应的"侦查机关设立鉴定机构的决定权不仅对其内部机构的设置具有法定的影响力，而且它还是政府编委核定侦查机关设立机构的级别、职位等有关编制问题的法定依据，其效力的覆盖范围仅此而已"对侦查机关设立的鉴定机构是否达到了法律规定的条件和要求及其执业范围属于司法鉴定管理权的范畴，应当由司法行政部门审核确认并登记公告"5决定6对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实行的是设立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制度"如果社会鉴定机构能够满足侦查工作需要，侦查机关也可以不设立自己的鉴定机构，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不是法定的必设机构;同时，侦查机关设立的鉴定机构应受制于侦查机关对案件管辖权的约束"在制度上，5决定6第3条之所以规定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主管全国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登记管理工作，是因为我国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不仅仅是对鉴定机构实行统一登记管理，其制度的功能还在于能够将一些不具备法定条件的鉴定机构阻截在司法鉴定领域之外，为诉讼活动发现真实提供合格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制度还包括司法鉴定管理主体的全国统一，保证全国的鉴定机构符合统一的法定标准，保障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全国统一规格，进而避免在鉴定意见生成制度上产生不必要的争论"因此，治理侦查机关对司法行政部门司法鉴定管理权抵制的基本方式是，司法行政部门对其实行与社会鉴定机构相同的审核登记管理，并借助于司法行政部门对其管理的外部力量来隔离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与利益之间的关系，保障其活动的除利益化"4.2审判机关司法鉴定管理的主要范式人民法院作为审判机关尽管被5决定6取消了设立与管理鉴定机构的权力，但其在司法鉴定体制改革中并非是失利者，恰恰相反，却是改革成果的享有者"因为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目标是保障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具有与鉴定相适应的能力，司法行政部门对司法鉴定专门登记管理是履行鉴定机构的守门员职责，旨在使鉴定机构提供的鉴定意见更具有可信性和可靠性，为审判机关认定事实提供坚实的证据;同时人民法院在这一制度中还能够发挥对不符合5决定6的要求或者未能按照5决定6设立的鉴定机构的排斥功能"那么，人民法院为什么还反其道而行之，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名册编制与管理上始终行使司法鉴定管理权呢?其主要原因为:一是人民法院内设鉴定机构被撤销后，有些社会鉴定机构的鉴定质量令其担忧，而侦查机关的鉴定机构自我封闭式登记管理以及改革前的自侦自鉴依然存在，使得人民法院基于以往经验对鉴定可能存在隐形错误或者潜在的危险多有疑虑，对提供鉴定意见的外来主人心有余悸;二是人民法院因不能摆脱传统办案模式对鉴定依赖的浓厚情结，尤其是人民法院内部鉴定人，##，从法官的-助手.转变为法官的-主人.了阎传统依赖力量的丧失，转而自己挑选信得过的或者鉴定能力较强主人是获得新的依赖的可靠方式;三是鉴定费用因未被纳入诉讼费用收支两条线的调整范围，鉴定费用作为补充其经费不足或者非正常开支的外援，在一定程度上也驱使其利用诉讼中对鉴定决定权对司法鉴定行使管理权"然而，人民法院如何保障被编制名册的鉴定机构不是根据依顺其自己意志的程度或者达成利益分享合谋而形成，这一问题又使得其对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登记管理权转过来成为腐蚀公正审判的危险因素"基于此，确立相关制度和采用有效方式治理审判机关在司法鉴定管理领域中的权力滥用又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对此问题的治理需要立法的力量来维持司法鉴定管理权限的法定边界"如果立法权不具有权力和手段来击退司法权方面的侵犯，立法权就会成为软弱无力或无足轻重的，它的全部力量就会转到司法权方面[6]"治理此问题的具体方式是，立法机关应当控制对5决定6的解释权，对人民法院制定或者参与的有关司法鉴定管理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特别是对-权威解释者.之间的分歧必须要加以限制，而且司法秩序根据其定义必然要排除相互竞争的多重司法规范的共存即."28年1月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5对如何处理省高级人民法院制定的规范性文件的意见6(法工委复=2881号)初露这种治理方式的端倪"该5意见6指出: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告，规定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统一编制辖区内法院系统司法鉴定工作名册，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规定不符"同时，地方法院对属于司法鉴定行政管理工作的事项作出规定，也超越了地方法院的职权范围"对此，地方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听取专项工作报告的方式要求其纠正，或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反映，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由最高人民法院予以纠正"同时，审判机关在涉及司法鉴定管理问题上也应当奉行克制主义，对5决定6的规定保持应有的尊重，改变审判活动对鉴定意见作为证据的照单全收的传统做法以及将专门性问题认定权完全让渡给鉴定机构的实践习惯，确立鉴定人作为证据方法的观念，积极借助于质证程序履行对鉴定意见审查判断的法定职责"尤其是212年修改的5刑事诉讼法6第187条和第192条规定的鉴定人出庭作证与有专门知识的人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提出意见的程序架构，独立行使裁判事实的司法权力，树立采用鉴定意见定案的权威性"。

内容提要：以新一届政府的农村新政为标志，中国农村发展进入了一个令人鼓舞的黄金时期。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政策导向确立、政府投入大量增加的有利条件下，农村发展的制约主要是治理不善。好的政策怎样获得好的执行，正在困扰着农村工作；政府如何管理乡村社会，仍然深陷传统体制的泥沼。实现农村和谐发展，需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探索“多中心治理”的乡村治理范式。

去年初冬，我到北方农村调研。在一个村庄里，旁听了几位老太太的聊天。这几位老人都是资深村民，年长者八十几岁，年轻者也逾七十，正在村头闲坐。一位老人说：“美国人打伊拉克，原来准备死一千人就行了，现在死了两千人，仗还没有打完”。另一位说；“打仗的事情没有谱，连村里种菜不也让日本人坑了吗？原来说好了，这里的日本公司收购，但秋天又不要了。你看路边那些被扔了的菠菜、罗卜，一堆一堆的。”又一位老人说：“土地是越来越金贵了，听说村里又卖出去十几块宅基地，都是卖给了城里人”。“还有被被征走了的那些地，说是要修大路，建什么公园，推土机来推了一天，又被村里的年轻人赶跑了，早知道还不如继续种”。老人们的闲聊，兴致很高，话题很广，也许其中有的耳朵不好，说话的声音很大。她们还谈到县政府盖大楼，说包工头都是县委书记的亲戚，还谈到邻村发生的集体上访，说有北京和省城上学工作的人用电脑发来文件，教给村民怎样起诉乡镇政府。听了这些老人的讨论，我想到了进村的时候，一个在田里种菜的村妇女居然问“WTO对于种西红柿有什么影响”，还说到孩子越来越难管，经常在网巴里玩，知道天南海北许多事情。品味着这些闲谈，我恍然若有所悟，这也许就是所谓“全球化”，或者说，这是在村落里可以感受的“全球化”。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全球化问题，只是接触过一些文献，参加过几次研讨会。全球化难以定义，却不难理解。这是一种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社会潮流，是全球范围内经济、技术、信息、文化越来越共通和共享的趋势性力量。这种力量创造就业和生活，改变观念和行为，不仅影响了现代城市，也影响了偏远乡村。本文试图分析，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在当前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具体情况下，中国农村需要新的治理范式。

一．农村发展需要好的治理

村庄开放带来与外界资源、信息的充分交流，特别是人口的流动，为过去相对稳定的村庄生活带来了诸多变量。这些变量不仅改变村民的日常生活，也在改变村庄内外部关系，改变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和结构。遥远的西方国家如何进行一场战争、如何处置一个紧急事件，都被村民直接关注并成为议论评点的题目，而乡村内部的事情，农民所受到的影响则可以直接转化为某种价值和行动。从信息传播看，农民获得外部信息变得快捷方便，大量的国家政策通过大众传播工具，传统的逐级传达文件似乎变成多余，普通农民往往比县乡干部更懂政策。政策传播不再被官员“垄断”，基层政府“领导”农民的难度显著增加。从农民与政府的互动看，农民更有力量反作用于政府，当农民为某些事情而抗争冲突时，如选举纠纷、征地纠纷、环境破坏、干部腐败等问题，因为信息共享，农民变得更加容易组织起来。因为与外部的联系变得方便，农民也更加容易获得外部的支持。比如，一场村民与乡镇政府的征地谈判，农民往往有远在北京上学、在上海经商的村里人在政策信息、斗争技巧、上访资金的支持，甚至有国外人士、媒体的直接关注介入。这个时候，基层政府面对的，不再是孤独无援的几十个普通村民，而可能是一种巨大深远的社会网络。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如何调整行为，改善与乡村社会的互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出现了空前严峻的“三农”问题。有基层干部将问题的表现概括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那些年里，中国农村确实状况堪忧：经济方面基本上处于停滞，农民收入连年徘徊，生活艰难；社会方面可以说全面滞后，农村的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问题不断堆积，公共服务严重短缺；政治方面，则信任和支持明显下降，农民与基层组织的关系空前紧张，冲突性事件频仍。反思这些问题的生发过程，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找到原因。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导向发生偏差，重视城市而抑制乡村，农村和农民在宏观决策中被忽略。那些年里，农业和农村工作虽然在“认识”上提得很高，但是，就实际工作来说，说空话多，办实事少。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不仅在整治农民负担过重方面措施不力，大量农民为地方苛政所苦，而且政策上严重歧视农村，对农民流动就业横加打压，更使得农民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政府切实重视解决农村问题，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为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使农村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新一届政府的农村新政，基本着力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给农村有力的经济支持，这种支持包括采取若干有力的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如取消农业税，直接补贴粮食生产等，也包括在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增加投入，这些措施不仅显著地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而且有效地推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协调；第二，切实保护和张扬农民的权力，包括断然废除主要针对进城农民的“收容遣送条例”，取消农民流动就业的若干歧视性政府规定，也包括采取严厉措施处理征地过程中对于农民的利益侵犯，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工资等问题。所有这些努力，都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因此，近几年不仅农村经济迅速复苏，而且农村中的若干冲突和危机因素被化解或者有效抑制。现在是八十年代初中期以来又一个农村发展的黄金时期。可以说，如果没有近几年的农村新政，农村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良好局面，相反，将会是危机四伏且局势动荡。

内容提要：以新一届政府的农村新政为标志，中国农村发展进入了一个令人鼓舞的黄金时期。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政策导向确立、政府投入大量增加的有利条件下，农村发展的制约主要是治理不善。好的政策怎样获得好的执行，正在困扰着农村工作；政府如何管理乡村社会，仍然深陷传统体制的泥沼。实现农村和谐发展，需要建立政府与乡村社会的新型关系，核心是革新基层政府运作，激活乡村民间力量，探索“多中心治理”的乡村治理范式。

去年初冬，我到北方农村调研。在一个村庄里，旁听了几位老太太的聊天。这几位老人都是资深村民，年长者八十几岁，年轻者也逾七十，正在村头闲坐。一位老人说：“美国人打伊拉克，原来准备死一千人就行了，现在死了两千人，仗还没有打完”。另一位说；“打仗的事情没有谱，连村里种菜不也让日本人坑了吗？原来说好了，这里的日本公司收购，但秋天又不要了。你看路边那些被扔了的菠菜、罗卜，一堆一堆的。”又一位老人说：“土地是越来越金贵了，听说村里又卖出去十几块宅基地，都是卖给了城里人”。“还有被被征走了的那些地，说是要修大路，建什么公园，推土机来推了一天，又被村里的年轻人赶跑了，早知道还不如继续种”。老人们的闲聊，兴致很高，话题很广，也许其中有的耳朵不好，说话的声音很大。她们还谈到县政府盖大楼，说包工头都是县委书记的亲戚，还谈到邻村发生的集体上访，说有北京和省城上学工作的人用电脑发来文件，教给村民怎样起诉乡镇政府。听了这些老人的讨论，我想到了进村的时候，一个在田里种菜的村妇女居然问“WTO对于种西红柿有什么影响”，还说到孩子越来越难管，经常在网巴里玩，知道天南海北许多事情。品味着这些闲谈，我恍然若有所悟，这也许就是所谓“全球化”，或者说，这是在村落里可以感受的“全球化”。

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全球化问题，只是接触过一些文献，参加过几次研讨会。全球化难以定义，却不难理解。这是一种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社会潮流，是全球范围内经济、技术、信息、文化越来越共通和共享的趋势性力量。这种力量创造就业和生活，改变观念和行为，不仅影响了现代城市，也影响了偏远乡村。本文试图分析，在全球化的宏大背景下，在当前农村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具体情况下，中国农村需要新的治理范式。

一．农村发展需要好的治理

村庄开放带来与外界资源、信息的充分交流，特别是人口的流动，为过去相对稳定的村庄生活带来了诸多变量。这些变量不仅改变村民的日常生活，也在改变村庄内外部关系，改变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和结构。遥远的西方国家如何进行一场战争、如何处置一个紧急事件，都被村民直接关注并成为议论评点的题目，而乡村内部的事情，农民所受到的影响则可以直接转化为某种价值和行动。从信息传播看，农民获得外部信息变得快捷方便，大量的国家政策通过大众传播工具，传统的逐级传达文件似乎变成多余，普通农民往往比县乡干部更懂政策。政策传播不再被官员“垄断”，基层政府“领导”农民的难度显著增加。从农民与政府的互动看，农民更有力量反作用于政府，当农民为某些事情而抗争冲突时，如选举纠纷、征地纠纷、环境破坏、干部腐败等问题，因为信息共享，农民变得更加容易组织起来。因为与外部的联系变得方便，农民也更加容易获得外部的支持。比如，一场村民与乡镇政府的征地谈判，农民往往有远在北京上学、在上海经商的村里人在政策信息、斗争技巧、上访资金的支持，甚至有国外人士、媒体的直接关注介入。这个时候，基层政府面对的，不再是孤独无援的几十个普通村民，而可能是一种巨大深远的社会网络。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应该认真考虑如何调整行为，改善与乡村社会的互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出现了空前严峻的“三农”问题。有基层干部将问题的表现概括为“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那些年里，中国农村确实状况堪忧：经济方面基本上处于停滞，农民收入连年徘徊，生活艰难；社会方面可以说全面滞后，农村的教育、文化、卫生、社会保障等问题不断堆积，公共服务严重短缺；政治方面，则信任和支持明显下降，农民与基层组织的关系空前紧张，冲突性事件频仍。反思这些问题的生发过程，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找到原因。本文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政策导向发生偏差，重视城市而抑制乡村，农村和农民在宏观决策中被忽略。那些年里，农业和农村工作虽然在“认识”上提得很高，但是，就实际工作来说，说空话多，办实事少。特别是九十年代中后期，不仅在整治农民负担过重方面措施不力，大量农民为地方苛政所苦，而且政策上严重歧视农村，对农民流动就业横加打压，更使得农民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央政府切实重视解决农村问题，以“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为方针，坚持“多予少取放活”，使农村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新一届政府的农村新政，基本着力点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第一，给农村有力的经济支持，这种支持包括采取若干有力的措施增加农民收入，如取消农业税，直接补贴粮食生产等，也包括在发展农村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增加投入，这些措施不仅显著地加快了农村经济发展，而且有效地推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协调；第二，切实保护和张扬农民的权力，包括断然废除主要针对进城农民的“收容遣送条例”，取消农民流动就业的若干歧视性政府规定，也包括采取严厉措施处理征地过程中对于农民的利益侵犯，高度重视解决农民工工资等问题。所有这些努力，都真正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因此，近几年不仅农村经济迅速复苏，而且农村中的若干冲突和危机因素被化解或者有效抑制。现在是八十年代初中期以来又一个农村发展的黄金时期。可以说，如果没有近几年的农村新政，农村不会有现在这样的良好局面，相反，将会是危机四伏且局势动荡。

摘要：范式理论自引入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应用，公共管理领域尤其如此。官僚制行政范式始于理性官僚制和政治行政二分理论，随着古典行政原则的确立达到顶峰。新公共管理是该范式的突破和分化，而民主治理则是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和革命。民主治理兴起的直接动力是源于改革和救助官僚制这朵“恶之花”的需要。但在更深层次上，民主治理是议会制民主的超越和代议制民主的补充，涉及民主政治和公共行政的调适和相容性问题。

关键词：官僚制行政；民主治理；公共管理；范式转换

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概念和“范式”理论。库恩认为：“范式类似于学科基质，既包含科学公共体共有的范例和共同体成员共有的整套规定，更包含某种公认的共有价值和共同体成员的共同承诺及信念。”［1］288范式对于科学进步具有决定性作用，正是通过范式（或称范式革命）转换完成科学的发展和革命。在范式遭遇反常时，共同体可通过放松范式规则，将反常的东西在原有的范式框架内局部地进行化解。但在范式遇到危机时，新环境下的新现象的产生使得旧范式的规则遭遇混乱和挑战，常规范式不能解释的异常现象日益增多，不断累积，最终达成新的共识，完成范式转换［1］5。范式概念的意义不在于为某一理论加冕，即使是在社会科学，范式也应该严格地被使用。库恩的范式强调的是自然科学中“一致性的东西”，但社会科学的研究很多情况下并不具有一致性。完全按照一致性原则进行公共行政范式划分使得上述范式论要么是机械和静止的，要么是排他和非此即彼的。基于此，本文提出了“民主治理范式”和“官僚制行政范式”两大公共管理范式。这两个范式虽然存在很多一致性的东西，但它们在“价值承诺”上却是完全相反的。官僚制行政范式始于理性官僚制和政治行政二分理论，自古力克时期达至顶峰，西蒙的有限理性决策理论和代表性科层制表明了该范式的反常，民主治理是公共管理范式的转换和革命，是民主政治对官僚制的有效再控制。从“官僚制行政”到“民主治理”的范式转换表面上是学科层面的，但实际上是以整个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迁为现实材料的。

一、官僚制行政范式及其确立

对于官僚制的理论论述，最为人所熟悉的首推韦伯。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韦伯对于现代性社会的深邃理解。韦伯认为从中世纪到近代整个西方文明的发展，如信仰上的宗教改革、经济上的资本主义产生和政治上的市民社会兴起，这些相互独立领域的发展趋势事实上朝着一个相同目标在进行，那便是理性化。官僚制的理性化同样是无法摆脱和避免的趋势。二是韦伯对于权威及合法性来源的划分。韦伯认为任何一种权威的统治都具有正当性，他将权威分为三类。传统型权威认为源远流长的传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根据传统进行统治具有正当性，它构成了封建世袭制度的基础;魅力型权威则基于对克里斯玛式领袖的神圣性、非凡气质或杰出功绩的信仰，并对领袖制定的道德规范或社会秩序心悦诚服地接受;而法理型权威建立在理性和法律之上，人们对权威的服从是由于有了依法建立的等级体系。由于法理型权威同时具有理性和合法性的特点，因此，具有处理大规模工业社会复杂行政管理任务的独特优势。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之上，韦伯提出了理性官僚制的概念。理性官僚制并非政府类型，而是一种建立于法理型控制基础上的一种现代社会所特有的、具有专业化功能以及固定规章制度、设科分层的组织管理形式，它既是一种组织结构，又是一种管理体制。韦伯试图用理性官僚制来抽象出现代大规模行政管理体制所共有的最本质特征。这些本质特征包括制度化、科层化、专业化、非人格化等。如同经济学上对完美的市场的概念一样，理性官僚制的定义性模式只是韦伯所设想的“理想类型”，是一种高度纯化的理论预设。这种“理想类型”的组织形式最初在美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实践是和政治和行政二分理论结合在一起的。正是韦伯通过官僚制科层组织理论的建构，解决了威尔逊政治和行政二分思想的技术性问题。威尔逊在1887年的《行政学之研究》提出了政治和行政二分的思想，强调政治和行政的分离以及行政运行的技术特殊性。而古德诺则把威尔逊的思想发挥到极致。自此，政治和行政的二分成为传统美国公共管理的至理名言。对于韦伯而言，官僚制包括所有承担大规模复杂行政管理任务的组织，比如企业、工会甚至政党。但官僚制越来越盛行于大型的公共管理组织。而政治和行政二分理论的提出使得公共管理具备韦伯理性官僚制设想中的价值中立、专业化、非人格化等先决条件，既然行政是技术性的事务领域，不包含价值因素，因此，行政部门运用理性官僚制的组织形态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至此，以政治行政二分为根基、以官僚制为实用的组织结构、以行政组织为最有效和最权威的组织载体、以效率为核心价值的经典公共管理范式———官僚制行政范式形成了。它强调权力的强力支配以及单向度的意志宣告，行政作为社会控制的中介而存在，工具性则是行政的主要价值体现。在官僚制行政范式建构过程中，韦伯的理论和威尔逊、古德诺的理论并不是全部的来源，除此之外，弗雷德里克•泰勒是这一范式蓝图最为重要的建构者。泰勒在《科学管理原理》中认为工作过程中效益最大化的途径是科学管理。泰勒的科学管理进一步确立了效率作为公共管理核心价值的地位，行政获得高效率的秘诀在于用更少的投入获得更大的产出。科学管理将管理从个人经验推向理性和专业化的普遍管理原则，这与理性官僚制具有类似的功能和意义，泰勒由此说道“：过去，人是第一位的，将来，体制是第一位的。”［2］科学管理对于官僚制的意义正在于此，它用组织化的体制去替代个人的“非科学”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官僚制的管理能力和组织规模，并使得官僚制进一步朝向大规模发展。继泰勒之后，法约尔、古立克、魏洛比等其他行政学者提出了许多古典行政理论，最著名的行政原则是古立克在吸收法约尔一般管理原理基础上提出的“POSD-CORB原则”。在这些古典公共管理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官僚制行政达至有史以来声誉的顶峰，有学者对此评论道：“在那个官僚制的黄金时代，人们普遍认为美国行政官僚机构中最好的部门和领导者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出色，甚至更胜一筹。”［3］

二、官僚制的工具性扩张和范式危机

摘要：论证农村法治的重要性也即本研究的必要性和逻辑起点，从农村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为起点，研究农村法治的方法论--法律社会学的方法问题，并在考察法律社会学方法范式的基础上，比较指出传统范式的问题以及缺陷。

关键词：农村法治；研究范式；社会学研究范式

Abstract:Beginningfromtheanalysisofproblemsinnomocracyinruralareas,thispapermakesastudyontheresearchmethodologyofnomocracyinruralareas.Basedontheexplorationofmethodologyoflegalsociology,thepaperpointsoutproblemsandlimitationoftraditionalresearchmodel.

Keywords:nomocracyinruralarea;researchmodel;sociologicalresearchmodel

当法治成为中国发展的一种方略①之后，我们自然得出这样两个结论：其一，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社会环境下所孕育出来的“法治”话语，这包含法治的理念、制度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知识。尽管我们会怀疑法治的移植能否在中国生根发芽。但是大的方向已定，学者们所能做的只是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如何能够更好地克服传统治理方式的阻力而生存的问题，而不是担忧传统会吞噬法治进而彻底否定其存在。其二，我们如何使制度设计在表层面上发挥规范社会的功能,达到法治的社会治理的目标,同时也要关注如何培植法治的理念，使其发挥潜在的功能。第一个方面是价值判断问题而第二个方面则是实证分析的问题。前者的解决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或根本不接受这个前提，就根本不存在后者。而后者是一个更加复杂和艰难的过程，但后者的解决更具有实践性，另一方面也会对前者给予一种事实的支持。本文的落脚点在于后者，所以有关前者的相干问题并不是本文的范围，因此也不构成对于本文结论的威胁。②另外，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农村的法治建设，所以“城市法治”只是以比较的客体而存在的，结论的得出具有严格的空间效力，这是第二层限定。

一

摘要：论证农村法治的重要性也即本研究的必要性和逻辑起点，从农村法治建设存在的问题为起点，研究农村法治的方法论--法律社会学的方法问题，并在考察法律社会学方法范式的基础上，比较指出传统范式的问题以及缺陷。

关键词：农村法治；研究范式；社会学研究范式

Abstract:Beginningfromtheanalysisofproblemsinnomocracyinruralareas,thispapermakesastudyontheresearchmethodologyofnomocracyinruralareas.Basedontheexplorationofmethodologyoflegalsociology,thepaperpointsoutproblemsandlimitationoftraditionalresearchmodel.

Keywords:nomocracyinruralarea;researchmodel;sociologicalresearchmodel

当法治成为中国发展的一种方略①之后，我们自然得出这样两个结论：其一，我们已经接受了西方社会环境下所孕育出来的“法治”话语，这包含法治的理念、制度以及相关的一系列知识。尽管我们会怀疑法治的移植能否在中国生根发芽。但是大的方向已定，学者们所能做的只是法治作为一种制度如何能够更好地克服传统治理方式的阻力而生存的问题，而不是担忧传统会吞噬法治进而彻底否定其存在。其二，我们如何使制度设计在表层面上发挥规范社会的功能,达到法治的社会治理的目标,同时也要关注如何培植法治的理念，使其发挥潜在的功能。第一个方面是价值判断问题而第二个方面则是实证分析的问题。前者的解决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或根本不接受这个前提，就根本不存在后者。而后者是一个更加复杂和艰难的过程，但后者的解决更具有实践性，另一方面也会对前者给予一种事实的支持。本文的落脚点在于后者，所以有关前者的相干问题并不是本文的范围，因此也不构成对于本文结论的威胁。②另外，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农村的法治建设，所以“城市法治”只是以比较的客体而存在的，结论的得出具有严格的空间效力，这是第二层限定。

一

［摘要］在当前公共行政领域，“治理”一词可谓广受欢迎，对“治理”的研究也风生水起。从治理的定义、概念，或是从治理的外延和具体内涵，对治理的研究和应用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这种现象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呈现出的多元化特征。首先，我们将论证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是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和后现代文化的影响;其次，我们将求助于公共行政思想史对作为公共行政领域的三个范式之间的演进逻辑进行分析，即对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治理的演进进行一个深入的挖掘，从而对当前公共行政领域盛行的新公共治理理论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知;最后，我们将对新公共治理理论能否解决当前的公共行政困境进行一个必要的探索。

［关键词］新公共治理理论;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

“在当代公共行政中，治理是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治理是这样一个词语和概念，它使公共行政与政治、政府、官僚体制在言辞上保持一定程度的距离”［1］71。那么，在公共行政领域为什么会发生公共行政的治理转向，这一转向对当前的公共行政实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如今的时代不仅是一个反官僚的时代，也是一个反政府、抗税、反制度的时代。当代政治学的一些信条和术语反映、放大或夸大了当今时代的反抗特征。因而，对于公共行政来说，这是个艰辛的时代。尽管环境如此，公共行政已经表现出相当的适应能力和创造性。新型的管理理论、组织理论和管理技术的发展。实际上反映了公共行政的适应性和创造性的提高”［1］70。实际上，新公共治理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当代公共行政实践过程中的主导性理论，在于它从传统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实践中吸收了经验和教训。因此，如果我们想要对新公共治理理论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就需要了解公共行政的演进逻辑，即当代公共行政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治理理论的一个逻辑演进过程。通过对各个时期公共行政的实践及理论范式进行分析，我们就能够对新公共治理理论在未来的公共行政实践及其完善有一个科学的把握。我们认为，不论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公共行政学，还是公共行政实践，都没有从根本上去反思和解决公共行政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公共行政学者在科学理性主义的指导下已将公共行政科学发展为公共行政技术学。不过，先进的公共行政技术手段在面对人的复数性的时候都将显得能力不足。你若需要必要的论据，请回首公共行政的发展史，我们的技术手段可以说是日新月异，而我们的公共行政现状却并未好转。在这个意义上，新公共治理理论能否解决公共行政的困境尚且存疑。

一、新公共治理理论的形成

“治理、公共治理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在西方国家强调并在二十一世纪变得引人注目的一个公共管理概念”［2］。这一概念强调在公共行政过程中的多主体参与，它既不同于传统公共行政中的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主体，也不同于新公共管理理论中市场作为公共服务产品的配置主体，它“强调决策过程中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行动者，以及正式和非正式的达成决定和执行决定的结构。”［2］它主张多元主体的互动，在一个公共场域中公共行政的利益相关方进行多主体的协商和合作，其实质是一个公共行政网络。之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多元主体的参与式治理，是因为“在奥斯本看来，今天的国家更应该被称为多组织国家和多元主义国家。这种国家使得公共政策执行和公共服务提供产生了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多元性和破碎性”［2］。因此，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理论已经难以应对当今这个多元主义社会，必须对传统公共行政及新公共管理理论所强调的行政—管理、政府—市场、平等—效率的二分法进行超越，走出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之间的理论摇摆的困境。在奥斯本看来，“新公共治理是对行政—管理两分法的超越，它不是公共行政的一部分，也不是新公共管理的一部分，而是具有自身特点的可供选择的话语。它建立在一个多元的国家之上，旨在理解在这种背景下公共政策的确立和执行”［2］。有的学者认为，公共行政其实质等同于治理，因为从古到今公共行政事务都是繁杂多变的，而在公共行政过程中，政府也从来没有缺席过，就算在最低限度的国家中，政府也是公共行政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因此，新公共治理理论并不像他们所宣称的那样超越了行政—管理二分法。笔者认为，新公共治理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变体，是对后现代文化的妥协。(一)新公共治理理论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产物。从治理理论的兴起来看，它是随着政府的失灵而被推上公共行政的舞台的。“公共管理是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与供给的管理。在西方国家，基本政治秩序确立以后，政府与市场交融在一起，轮流充当公共管理的主体。19世纪末20世纪初，‘行政国家’出现，其鼎盛时期的标志是20世纪70年代的‘福利国家’。而政府的供给失败致使人们认识到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成为必要”［3］。在这一时期，治理理论尚且处于萌芽时期，其只是主张“更少的政府，更多的治理”，而根源于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则明确地提出了最低限度的国家前提下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将市场作为配置公共服务产品的主体。毫无疑问，新自由主义思想很快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中，新公共管理理论在当时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新自由主义实践并未像新自由主义乌托邦那样按照理论设计发展，新公共管理理论之所以开始遭到质疑，其根本原因在于新自由主义实践的失败。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指导下，市场的失灵及资本的不受限制的流动对社会造成的破坏要远比政府失灵所造成的破坏大得多。只不过这种破坏是在人们处于麻醉状态下进行的。在这种背景下，新公共治理理论应运而生。它混杂了传统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及新公共服务理论中的诸多要素，俨然成为一个理论的大熔炉。它最根本的特征是多元治理，正是面对我们这个多元社会的应对之策。实际上，多元社会正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必然产物。在新自由主义社会中，后现代文化是我们这个社会最突出的特征。新公共治理理论家如同很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顺应后现代文化而动，还高调地宣称是对启蒙思想的超越，然而，新公共治理理论只是对后现代社会的妥协，而后现代主义也是启蒙思想的延续，或者可以说是启蒙主义的高潮。我们确实需要超越启蒙主义，但后现代主义似乎很难做到。(二)新公共治理理论是对后现代文化的妥协。“多元”是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核心词汇，它同时也揭示了我们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所谓的多元，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是指人的复数性在社会领域的体现，是权力的分散。而在保守主义者看来，多元意味着价值的丧失和社会的碎片化。价值相对主义既是多元的表现，也是多元社会产生的原因。价值相对主义的结果则是社会的失序、公共价值观与美德的丧失。而这正是新自由主义立论的出发点。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人类的自我保存能力已经历史地得到了证明，自生自发秩序才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只有维持自生自发秩序才是实现自由的最大保障。任何想追求良善生活和改善人性的理想主义都被认为是一种徒劳。他们的格言是:去追随自己的本能生活吧、去享乐吧、自由就在你身边。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向我们描述了后现代的状况，“后现代科学对以下事物关切备至:模棱两可的、测不准的、因资讯匮缺所导致的冲突对抗，支离破碎的，灾变，语用学的悖论等”［4］172。利奥塔是从人类知识的角度来论述后现代的碎片化的现状的，这里的知识要远比意识形态更加地深入现代人的心灵。而岛子在译后记中则告诉我们:“后现代主义告别了整体性和统一性，因为，以往那种维系语言结构、社会结构、知识结构和文化结构的统一性上的总体性的普遍逻辑已不奏效。”［4］228以往关于宏大的叙事结构已经彻底地为多元化所取代。“后现代主义中的多元性与过去相比具有如下特点:1)它不再是某个统一整体中的内部现象，而构成一切知识领域、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活动的本质。在任何知识、生活领域，以往那种一体性、封闭性和规范性都已成为陈迹。2)这种多元性强调的不是抹杀或取消差异，而是主张不同的范式并行不悖，相互竞争，因此，它是一种‘无条件的多元性’。3)它不仅仅满足于抽象思维，而且开始深入并影响西方后工业社会的整个社会现实。4)对后现代主义而言，不存在一种包容一切、规范一切、限定一切的元语言，换言之，它不肯定任何压倒性模式，就后现代的‘Ism’(主义)本身来说，它也并不代表任何美学思想的主流。利奥塔在接受意大利一家艺术杂志访问时，亦谦逊(或是吊诡)地表示他的工作实际上是指寻找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但是他仍不知道答案。5)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精神是蔑视一切威权主义的元语言，而企图在社会和文化领域中彻底铲除‘词语的暴政’”［4］230。以上就是新公共治理理论形成的思想基础。通过对新公共治理理论形成过程的分析，我们就能够跳出名目繁多的治理理论的森林，从上空俯瞰治理理论产生的根源，并对其效用进行预测。

二、新公共治理理论的演进逻辑分析

摘要:文章介绍了一种用于大数据智能分析平台的数据分析方法及实现技术,介绍了这种方法的需求和意义;和该方法的总体架构,以及在数据传输、数据清洗和数据分析的实现;概述了这种技术高并发、大数据量的优化措施和跨平台的实现。

关键词:大数据；数据分析；数据挖掘

1综述

1.1简介

在数字化时代,需要新一代系统架构提升业务创新能力。在新一代系统架构中,大数据是核心要素。业务应用能否自主发现与自助获得高质量的大数据,就成为业务创新成败的关键。这就要在搭建大数据平台时,就着手大数据治理相关建设。

1.2需求和意义

我国过去40年来的环境管理经验表明，仅仅依靠传统政府主导、自上而下、部门分割的管理方式已无法应对当前日趋复杂、严峻的环境问题。无论是围绕环保法修法、环保大部制改革、雾霾治理，还是土壤污染防治等产生的争议，反映了社会各界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各自角色的定位和解决问题的途径都存在较大差异和冲突。针对以上问题和挑战，本文旨在构建一种全新的描述和分析环境问题及其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介绍复合环境流理论的内涵、特点、应用，探讨将复合环境流嵌入到复合生态系统中，构建一个研究和治理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框架。

1研究文献综述

1.1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中的复合环境流。从有形的物质流到无形的社会流，流动性的不断提升是全球化的一大显著特征。在具有边界模糊性和流动性特征的现代社会，环境流是环境问题分析和环境治理的对象和起点。环境流的生物物理属性和社会经济属性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但在传统的环境流研究中因为学科视角的不同而被分割开来，并产生了环境流研究的两大流派：自然科学中的物质流研究和社会科学中的社会流研究。环境流的社会学分析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只用社会因素解释和解决社会现象和问题的传统的社会学研究范式被打破，社会学家开始关注并试图探寻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以及社会问题的环境因素。在新的环境范式下，研究者把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归咎于人类对环境不断增加的索取，并逐渐发展出一门研究环境与社会间相互关系和互动机制的新学科：环境社会学。面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环境流的日益全球化和环境治理复杂性加剧的挑战，以上两个流派的环境流研究范式都暴露出了先天的缺陷。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尝试提出了第三种环境流的分析视角，整合环境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分析方法，即复合环境流的研究范式[1]。环境流的全景视角解决了过去环境问题分析和管理的不完备问题。1.2复合生态系统。复合生态系统理论是我国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和王如松等在总结了以“整体、协调、循环、自生”为核心的生态控制论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时(届际、代际、世际)、空(地域、流域、区域)、量(各种物质、能量代谢过程)、构(产业、体制、景观)及序(竞争、共生与自生序)的生态关联及调控方法，认为城市和乡村是一类以人的行为为主导、自然环境为依托、资源流动为命脉、社会体制为经络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2]。虽然中国的复合生态系统理论和西方的复合环境流理论分别植根于生态学和社会学，有着不同的学科传统和研究方法，但二者有着天然的契合点：复合环境流穿行在复合生态系统之中，人类社会系统是居于复合生态系统核心的子系统，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社会流在调控环境流行为中的重要性。复合生态系统的研究揭示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和动力学机制，复合环境流的研究揭示影响环境流行为的社会驱动因子和调控机制，二者的聚焦有助于展现环境问题的全景和实质，有助于宏观战略与微观调控的呼应，对可持续发展研究和管理实践都有大用场。

2面对现实中环境流治理的分析框架

2.1将环境流作为分析环境问题的共同对象。将环境流作为分析环境问题的共同单位，既能使环境问题的分析更加系统和全面，同时也能使各自为营的研究阵地形成合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因为没有从复合环境流的视角整合自然科学和社会学科，这样得出的研究成果很难不失之于片面。随着全球化影响的加剧，环境流的行为空间早已超越了一个具体的地点和时间的限制，环境问题在富有流动性的网络里成了环境流，流的空间取代了地方的空间，新的时空组织方式——无限时间和无限空间——诞生了，解决环境问题不能再局限于一时一地，应该从构成完整的流的每一环入手，解决环境问题更非某一领域的专家能独立胜任，我们希望在复合环境流的框架下形成应对环境问题的整体战略目标，然后各学科在其中完成自己的战术布置。2.2将环境流作为环境治理的对象。在环境流的基础上进行环境管理，最重要的概念是环境国家。环境流的管理和我国环境国家的功能在以下几个方面尤其相关：（1）环境流对不同的环境介质影响不同，对不同部门的影响也不同，当把不同部门的环境问题纳入整体考虑时，环境国家的概念是有力的分析工具；（2）环境流的管理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角色并且赋予它影响环境流的责任。把环境学家、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民间社团纳入环境管理的网络，可以强化环境国家的作用；（3）环境流的超国家化，需要配套的环境管理也超国家化，在这个层面，环境国家在对话与合作中的地位无可替代。2.3一种分析环境治理问题的框架。首先，确定研究的环境流对象，是水、食物或者某一种某一些元素；其次，描绘出流的完整的景观，它流经了哪些区域、涉及哪些部门、受哪些制度的约束，流的时空特性、动态特征等，需要各方面的专业知识协同分析问题，也涉及一些专门的研究方法，如利益相关者分析，国家间的合作，从制度的角度对政策进行评估等；最后，在完整的了解了问题之后，研究者就可以提出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适的方法来解决突出的问题，可以是纯技术方面的，也可以是制度上的改进，如由学者提出的扩大的生产者责任等方法。2.4已有的实证研究。自复合环境流的理论提出以来，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维度不同类型的实证研究已取得了一些不容忽视的成果。VanKoppenCSA.（2006）在生态网络语境下进行的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研究，揭示了随着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动态变化[3]。FischhendlerI.（2006）研究区域用水协议中的风险管理问题，认为在协约的过程中吸收不同层级的不同角色，既能降低成本，还能为应对风险不确定性增加灵活性，在这些代表性实证研究中，环境流的分析框架是复合的，环境流的管理也是复合的。MolAPJ,DieuTTM（2006）对越南小村生产木薯淀粉的考察，则为环境流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模板。作者通过研究越南南部一个典型而传统的生产木薯淀粉的村子TraCo村，从探究生产过程到分析物质流提供改善环境表现的选择（闭合物质流），再到分析涉及生产的角色和制度，最后得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由此可见，复合环境流理论具有较大的应用空间，有望为环境治理提供一个新的范式。

参考文献

摘要：循环经济是在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开始成为影响经济继续增长的重大因素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循环经济要求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行为准则。循环经济是适应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新的经济模式，是新型工业化的高级形式。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必须从制度创新入手，实施一系列相互配套、切实有效的政策和举措。

关键词：循环经济，3R原则，技术范式，可持续发展，新型工业化

一、循环经济产生的历史背景

工业革命后，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用更少的消耗，从自然界取得更多的物质资源，制造更多的物质产品。这就是“效率”。效率的提高使经济规模不断膨胀。马克思描述说，资本主义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物质财富像被魔鬼呼唤一样从地下涌出。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繁荣支柱的私人资本，它唯一的价值取向是自身的增值，对具有明显外部性的生态环境，它并不关心。由于自然属性的特点，生态环境的产权很难得到清晰的界定。因而，早期的资本主义大生产对生态环境的使用是完全免费的，生态环境成本并未在私人资本的获利部分得到相应的扣除，这就造成了二者之间不对称的经济关系。在这种不对称的经济关系下，以“开采资源——加工制造——排放废物——消费产品——抛弃废物”为特征的线性流程成为流行的经济活动方式。

20世纪60年代后，发达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期。这时，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问题开始成为影响经济继续增长的重大因素，生态环境对经济活动的制约作用越来越强。生态环境的稀缺性使它从纯粹自然意义上的人类生存要素转变为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要素。亦即，生态环境的内涵已经从一维的自然维度拓展成为二维的自然维度和经济维度。这就要求人类投入资源来治理污染和恢复生态，以生产出新的环境容量。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已经成为人类的劳动“产品”，它已具备了生活和生产的二重性。从生活角度看，它是目标；从生产角度看，它是生产要素和条件。

如果人类固守传统工业社会的巢穴，仍然仅从自然维度去认识生态环境，那么社会经济增长必然是以牺牲环境成本为代价的。如果继续按照原来的模式发展经济，将会牺牲人类的健康与福利，使经济增长与人类的生活目标背道而驰。这就在客观上要求人类转换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环境，使生态环境这种生产要素能够得到循环使用。循环经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