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范文10篇

摘要：根据韶关市气源转换实际情况，用直接置换气柜内水煤气以达到安全拆除气柜的目的。

我公司3万m3气柜自1993年使用以来，一直运行正常，由于种种原因，迫使我们更换液化石油气掺空气为气源，气柜已无作用，必须拆除。但由于气柜内有剩余8000m3水煤气，管道和设备上均有水煤气，所以必须置换至安全范围才能动火拆除。

余气放散后需要置换的范围是气柜弓顶1500m3，站区工艺管道及脱硫装置约100m3，合成氨厂至储配站的输气管道1400m，约100m3，台计1700m3，置换用有二种方法，第一种是间接置换，即先用惰性气体置换煤气后再用空气置换惰性气体。第二种是采用空气来直接置换。二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l选用直接置换方案的研讨

气柜的问接置换被广泛采用，但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有以下问题：

（1）由于合成氨厂已停产，若用烟气或蒸气置换，已无烟气等气体产生，我们也无此装置，所以此方案不切合实际。

为了深化农村党的建设“三级联创”活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更好地落实省、市委对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直接责任人”的有关要求，特制定本制度。

一、乡镇党委书记是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直接责任人”，对本乡镇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负有全面直接的领导责任。一方面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把党要管党的责任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为党委一班人作出表率，对全乡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负直接领导责任。为此，必须做到“四到位”：思想认识到位、领导和工作指导到位、安排部署到位、督促检查到位。其基本职责是：

1、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全面掌握本乡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现状和问题，确定总体工作思路，组织和督促党委主管领导、组织干事制定加强本乡镇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长远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提出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和要求，并带头抓好落实。

2、按照“五个好”的目标要求，认真抓好乡镇党委班子自身建设，切实履行好“直接责任人”职责；全面抓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工作，按照“五个好”的目标要求，重点搞好乡镇党委和村级组织的整顿建设等工作，特别是选好配强村级党组织书记。指导帮助村党组织制定好组织建设规划和措施，并督促抓好落实。

3、注意积极培养和发现典型，发挥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适时总结推广经验；选择问题较多，工作难度较大的村和企业作为党建工作联系点，坚持深入点上调查研究，解决问题，指导好面上的工作。

4、协调班子成员共同为搞好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发挥作用，做好工作；指导落实好乡镇党委领导干部抓农村基层组织建设联系点制度和乡镇党委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例会制度。

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是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密不可分的。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摘要：本文利用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误差纠正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山东省1985年至2004年间的经济数据进行分析后表明，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山东省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之间存在单方向的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之间不存在明显的协整关系。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协整检验；误差纠正模型；因果检验

一、引言

随着山东省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际经济环境的不断改善，山东省在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据山东省统计年鉴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累计已有113家世界500强在山东省兴办企业262家。2004年，新批合同外商直接投资214.5亿美元，比上年增长53.7%，实际外商直接投资87.0亿美元，增长22.7%；新签外商直接投资项目5891个，增长11.1%。与此同时，山东省的进出口贸易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年出口额由1985年的23.4652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358.7286亿美元；年进口额由1985年的17.9796亿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249.0850亿美元。

对于国际直接投资东道国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口或出口的关系表现为二者的互补性、替代性或是相互关系的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来探讨山东省FDI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影响因素综述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东道国市场规模是对外直接投资(FDI)的显著决定因素，这一结论在实证研究中比较一致。20世纪90年代一些研究者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研究，表明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市场规模的变量是FDI的显著决定因素。朱津津(2001)认为，GDP总量的规模较大，反映地区消费市场容量较大，就是市场需求较大。项本武(2006)在其研究中得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接受投资的东道国GDP是显著负相关关系。

(二)双边贸易联系。出口是一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FDI与出口之间被认为存在一种因果关系，企业最初的外国市场联系是从偶然的、零星的产品出口开始。随着出口活动的增加，母公司决定有必要在海外建立自己的产品销售子公司。最后，当市场条件成熟后，母公司开始进行海外直接投资，建立海外生产制造基地。此外，出口水平也是东道国市场的一个间接指示器。因此，用对东道国的出口作为反映双边贸易联系和经济联系的变量，反映了产品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是FDI的决定因素之一。

(三)东道国的汇率水平。国际投资从货币相对强势国家流向货币相对弱势国家，主要因为强势货币具有购买力的优势，可以在货币相对弱势的国家获得较低的资本成本。在一个低资本成本的东道国，外国公司能够以一个比其母国国内公司低的贴现率来资本化其在外国市场上的未来收益，这样就刺激相对强势货币国家的公司更多地对外直接投资。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东道国货币相对于母国价值越高，那么母国货币在东道国的购买力越弱，从而对其直接投资越少；反之，则投资越多。

(四)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大部分研究将税收作为FDI的决定因素，理论上，高公司税减少了公司净收益，从而阻碍FDI。实证结果却表现为两种倾向：一部分研究并没有发现东道国公司税对FDI有显著影响。Mutti＆Grubert(2002)的实证研究发现对出口市场的投资对当地的税收政策十分敏感。Egger＆Loretz(2006)的研究证明母国的公司税将促进其对外投资，东道国公司税的保留则与母国对其直接投资有消极影响。

(五)投资环境。一个国家的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于其政治、制度和法律环境。一个国家的治理基础形成其投资环境，从而为其经济增长创造有利的环境。因此，投资环境建设对FDI流入与流出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里，一国投资环境的好坏主要体现为产业增长潜力的大小和一国综合治理基础的高低。我们考虑用工业生产指数和人类发展指数来合成该变量。

本文在回顾94年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对我国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我国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关系严重失衡，制约了税制整体调控功能的发挥。从经济全球化、世界税制改革趋势、发展市场经济、加强宏观调控和提高税收管理水平方面，论证了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是我国税制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最后从税制改革思路、调整税制结构、完善税种设计、加强税收征管等方面，提出了构建直接税与间接税并重税制模式的相关政策建议。

直接税与间接税是税制结构的重要内容，研究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关系，对优化税制结构，确立税收制度基本模式，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对我国现行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的实证解析

经过94年税制改革和近年来逐步完善，我国形成了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现行税制结构在保证财政收入，加强宏观调控，促进经济与社会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94年税制改革是在通货膨胀，供给不足，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还没有形成的背景下进行的，因而这种税制结构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迅猛发展，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税制的结构性缺陷日益显现，特别是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关系不合理，不同功能主体税种设置失衡，搭配失当，不仅影响了税制功能的完整发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或阻碍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一)间接税比重过高，直接税与间接税比例关系严重失衡。税收的基本职能是取得财政收入，评价我国税制结构模式不能离开收入状况。**年至**年全国税收总收入年均增长16%，其中，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间接税(不含关税)年均增长15%，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等直接税年均增长22%。**年间接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为706%，**年仍保持在662%，八年来间接税占税收收入总额的比重一直保持在65%以上。而直接税虽然大大高于税收总收入增长速度，但占税收总收入比重仍然明显偏低，**年直接税占税收收入总额比重为159%，**年仅上升为223%。有人认为我国是以间接税和直接税并重的“双主体”税制结构模式，事实上这与间接税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现实是不相符的，“双主体”这一提法是不确切的。这种以间接税为绝对主体的税制结构是与计划经济受供给约束的卖方市场相适应的，而与市场经济需求约束的买方市场是不相适应的。对照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求，直接税与间接税结构比例显然处于失衡状态，间接税比重过高，不仅不利于商品流通，而且造成政府财政对间接税的过度依赖，增大了财政风险。

(二)间接税税负结构不合理，税收负担水平偏高。94年税制改革时，基于控制投资规模和稳定财政收入的考虑，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非中性效应，造成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税负偏重，存在重复征税的消极影响；我国增值税法定基本税率为17%，优惠税率定在13%，实际税收负担率偏高，如果将17%基本税率换算成国外可比口径，即换算成“消费型”增值税，则税率高达23%，远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20%以下的水平，优惠税率也远高于欧共体规定的5—10%的区间，因而很难发挥优惠税率的调节作用；增值税与营业税对不同性质劳务平行征收，税率和计税依据上的差别，造成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企业与提供非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的企业之间税负不平衡，前者税负高，后者税负低。作为发挥特殊调节作用的消费税，在制度安排上，主要是按产品利润，而不是按消费者消费能力设计税率，消费税是作为价内税，而不是价外税计征，造成增值税对消费税的重复征收，有悖于增值税以增值额课征的原理。更重要的是，我国税收的70%以上由企业负担，而企业税收中又有70%左右来自间接税。这表明尽管企业可以将间接税税负转嫁给消费者，但是在买方市场的今天，间接税税负过高，企业转嫁税负的难度大大增加，特别是企业纷纷依靠降价手段来维持市场份额时，税负转嫁的空间越来越小，有些根本转嫁不出去，使企业不得不承担一部分税负，造成企业效益普遍下降。

摘要秸秆还田是秸秆利用、增加农田有机肥源的主要途径。阐述了秸秆直接还田的养分效应、改土效应、生态环境效应，以期为秸秆还田技术的推广提供参考。

关键词作物秸秆；直接还田；效应

秸秆直接还田就是秸秆不经过任何处理直接施入农田，它是秸秆利用、增加农田有机肥源的主要途径，是一种最简单最普遍的利用形式，也是改善土壤理化性状、提高土壤肥力、实现高产优质、减少环境污染、保护农村生态环境、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有效方法之一。因此，多年来秸秆直接还田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秸秆直接还田的增产作用，概括起来主要是养分效应﹑改土效应和生态效应[1]。

1秸秆还田的养分效应

1.1提高土壤氮﹑磷﹑钾养分含量及其利用率

农作物的秸秆中都含有相当数量的营养元素，豆科作物的秸秆中氮含量较高，禾本科作物的秸秆中钾含量较高。一般情况下，单位面积田块的秸秆中氮、磷、钾含量相当于该田块氮磷钾化肥施用总量的10%~20%，通过秸秆还田后，秸秆中的有效养分归还到土壤中，可以有效地提高土壤养分含量。根据在四明镇东洼村肥力观察点试验，连续4年稻麦两季秸秆留茬还田量4.5t/hm2，土壤中氮﹑磷﹑钾含量均有所增加（表1），还能提高农作物对氮、磷、钾的吸收利用率。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对欧洲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随着“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2013年起中国对欧直接投资高速增长，每年投资企业都超过100家，2016年直接投资总额超过350亿欧元，同比增长高达77%。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尤其使南欧国家显著受益。2016年，希腊议会批准了中国远洋海运集团与希腊政府签订的收购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口管理局多数股权的协议。该协议金额高达43亿欧元，是“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的重要经济成果，是迄今为止中国在欧洲进行的最大一笔对外直接投资项目。2011年，中国三峡集团以26.9亿欧元的价格购买葡萄牙电力公司21.35%股权，为进一步开拓南欧新能源市场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做出巨大贡献。2014年，国家电网公司以21亿欧元收购意大利能源网公司35%股权，成为意大利输电网和天然气输气网市场的重要力量。这三项具有代表性的项目表明我国企业对南欧能源市场的重视。中国已成为对地中海沿线国家的跨境投资强国。目前，关于中国对南欧国家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及策略的相关问题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我们选取南欧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四国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一方面，南欧四国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目的国，具有代表性意义;另一方面，四国数据资料较为完整，有利于对我国向南欧的资本输出策略进行全面比较研究。本文通过收集国内外数据资料，尝试从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入手，分析中国对南欧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影响和差异化投资策略，以期为中国企业拓展南欧能源市场提供有益对策建议。

二、中国对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及成因

中国对欧洲的对外直接投资始于21世纪初。相关数据表明2008年之前，中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非常有限。南欧国家的保护主义经济政策是造成这一时期中国在该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2008年以前，南欧大多数国家被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划分为“随和的重商主义”国家，与我国的经济交往相对较为保守。(一)中国企业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随着金融危机爆发，南欧主要发达国家开始对我国企业保持市场开放政策，为中国企业在南欧投资提供更多优惠。其中，意大利和希腊两国在2008年前后的政策变化最为明显。意大利在2008年率先从我国中联重科对世界混凝土机械公司三巨头之一意大利西法公司2.2亿欧元的并购投资项目中获益。同年11月，我国中远集团完成45亿欧元的希腊港口投资项目。中国联通对西班牙电讯的投资也使西班牙成为我国直接投资的重要目的国。2011年，中国对葡萄牙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金额高达30亿欧元。南欧四国成为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中国对南欧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尽管起步晚，但过去五年增长稳健。我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占中国对欧洲对外直接投资的份额增长迅速，由2009年的8%快速增至2014年的33%。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同期我国对欧盟投资的23.5%。近年来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也帮助南欧发达国家跃居欧盟资本输入大国的行列。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成为欧盟成员国中接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0强国家。希腊的名次也升至欧盟第15位。近两年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情况表明，未来几年四国的地位还将继续上升。(二)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成因。中国近年来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是内外两个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我国对欧直接投资的内部因素看，中国“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等对外直接投资鼓励政策成为推动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南欧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经营活动的重要助推因素。中国对欧盟和南欧的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动力中，来自欧盟方面的外部因素主要包括:投资接收国的国民收入增长、东道国的市场规模、对外开放度和自然资源禀赋、双边贸易关系以及南欧发达国家的成熟市场。尽管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普遍呈现高速增长趋势，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方向在四国间也表现出差异化特征。十四年来，我国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流向差异明显。第一，中国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对外直接投资虽然都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业，但中国对希腊交通运输业的投资占比高达95%，而对意大利的投资则更多元化，包括能源、科技等行业。第二，我国对葡萄牙投资一直以来主要集中在能源业，但近几年也呈多元化趋势。2014后中国对葡萄牙投资转向金融业、医疗服务业和生物科技。从行业分布看，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主要分布在四大领域:交通运输、能源、科技和金融。这一战略投向与我国对欧盟整体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向有一定差异。中国企业对欧盟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行业分别是:能源、汽车与交通运输、农业、房地产。中国在信息和通信技术、运输、金融与及商业服务领域对欧盟对外直接投资增速放缓。中国对南欧四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与欧盟整体形式差异较小。国有企业仍是中国在南欧对外直接投资的主力军。总体而言，在我国对南欧的区域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中，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量超过以并购方式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这主要是由于南欧国家的单位劳动成本较低，更易于我国企业采用设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但中国企业对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三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与对欧盟的整体直接投资形式一致，并购方式均多于设立境外企业方式。四国中，我国企业只有对希腊的直接投资项目采用设立企业的形式多于并购形式。

三、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差异化策略分析

(一)对传统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与欧洲其他国家类似，南欧四国的能源业也表现出“三高两低”的特点。南欧传统能源行业的国有化程度高，政府管控度高、外资准入门槛高。这些特点进一步造成南欧国家能源市场效率低，国际化程度低。欧盟的成立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扭转了这种局面，推动南欧能源业的市场化和对外开放进程。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高速增长决定于以下三个方面因素。第一，多数南欧国家在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后开始改革包括能源市场在内的国有资产结构和管理方式。其中，希腊和葡萄牙先后出台市场化改革政策规定，有利于我国企业走出去，参与南欧能源市场的竞争。第二，南欧市场形势的变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调整相适应。为应对全球经济危机引发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我国开始调整自21世纪初实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更加强调海外直接投资的效率，回报率更高的项目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首选。中国积极推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战略，对国有和民营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经营给予鼓励和支持。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以来，南欧工业化国家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受益更多。我国能源企业通过投资南欧寻找更广阔的机遇，融入国际能源市场，以优质产品和服务，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对南欧能源市场的直接投资活动表明，我国对南欧的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具有差异化的特点。这种差异化战略源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形成机制广泛性，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格局涉及多部门、多产业、多区域的参与。多方面的共同利益联合促进了我国能源企业对南欧能源业投资的蓬勃发展。第三，中国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促进了企业对海外绿色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长。中国对经济可持续增长日益重视，逐步摆脱对传统高污染能源和传统能源供应渠道的依赖。我国能源战略的“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到全球能源市场，给南欧等经济发达区域能源产业的转型带来挑战和机遇。早在2009年年末我国就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海外投资国，2014年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高达833亿美元，远远超过以383亿美元排在第2位的美国。我国公布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将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国内外投资作为重要发展目标。可再生能源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我国中长期发展规划。以上因素为中国对南欧能源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将南欧四国发展成为我国能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接收国。我国的投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其中战略投资占主导地位。尽管近年来我国在南欧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但投资仍较为分散，总体战略趋势较弱。此外，我国民营企业在该区域的战略投资有限。中国对南欧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主要以开拓市场和寻求高价值资产为目标。我国企业近年来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直接投资体现出这种战略目标。对意大利开展的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企业开拓地中海区域市场，而能否进入西班牙市场也间接为拓展拉丁美洲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多数集中在南欧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区域，而投资于不同行业也体现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的差异化特点。中国对南欧能源业直接投资最主要的接收国是葡萄牙和意大利。对两国能源业的直接投资超过对南欧区域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95%。我国对葡萄牙的直接投资占葡萄牙能源业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90%。除上述三个决定因素外，葡萄牙加速国有资产重组和私有化过程也是我国对葡萄牙能源业直接投资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例如，私有化后葡萄牙能源网公司的股价下降，为2012年国家电网并购其25%的股份创造了有利条件。(二)可再生能源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分析。中国对南欧可再生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表现出不同的趋势。对意大利和西班牙可再生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占我国对欧盟可再生能源业投资的12%，两国成为我国企业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在南欧地区的最大对外直接投资国。相反，我国企业对希腊和葡萄牙两国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相对滞后。中国对意大利、西班牙两国可再生能源对外直接投资几乎全部集中在太阳能产业。对西班牙的太阳能产业投资更突出，包括金科、正泰等多家企业。相比之下，由我国华锐风电等企业投资的西班牙风能市场上投资项目较少，规模有限。投资意大利太阳能产业的企业包括赛维、尚德、英利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集中于太阳能产业主要是由于我国企业有倾向于太阳能产业的投资传统，与风能相比，企业更熟悉太阳能市场。同时，意大利、西班牙两国相继出台的对太阳能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宽松和优惠政策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希腊、葡萄牙两国也为投资于本国可再生能源业的外国资本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但中国对这两个国家的投资相对较少。多数投资都集中于风能产业，如华锐风电投资希腊PPC公司项目、三峡集团投资葡萄牙电力风能项目等。中国在可再生能源业方面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投资水平明显高于对希腊和葡萄牙两国的投资，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希腊、葡萄牙两国国有资产的私有化重组的时机和速度都落后于意大利、西班牙两国，这是造成中国对新能源业对外直接投资策略在南欧四国间的这种分化的主要原因。直到近两年，希腊、葡萄牙两国的新能源市场始终把持在垄断势力较大的几家国有和混合所有制企业手中，造成外资进入阻碍重重。第二，葡萄牙自身的风能产业在发展程度上和体量两个方面都远远优于太阳能产业，这种自身条件限制了我国优势太阳能企业对其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造成整体投资水平较低的局面。第三，中国风能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运用的方式方法较为保守。我国风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采用的是投资合作建厂的传统方式，这种投资方式的项目规模较小，发展速度缓慢。对于太阳能产业发展滞后只能在风能领域吸引外资的希腊、葡萄牙两国，降低了我国资本的进入规模和速度。中国在传统能源业和可再生能源业方面对南欧四国对外直接投资不仅分布不均衡，在主要投资形式上也存在差异。中国在意大利和葡萄牙两国能源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采用并购的方式，较少采用设立境外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相比而言，对希腊和西班牙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则更多采用设立境外企业的投资方式。这种在投资形式上的分化是由于中国对四国投资领域的不同造成的。传统能源业的投资形式一般多采用并购，而新能源领域的投资形式更多采用成本较低的设立境外企业的投资方式。中国企业对意大利、葡萄牙两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多集中在传统能源业，而对希腊、西班牙两国的投资则主要集中在可再生能源业，从而造成我国在四国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形式上出现的分化。

90年月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范围的迅速扩大，是与80年月末以来经济举世化的加速推进密不行分的。

（一）商业举世化的生长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商业自由化的生长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全部权上风与东道国的区位上风相团结，为跨国公司调解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散布和增长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列国关税水平不停低落，非关税壁垒不停淘汰，跨国公司海良人公司在东道国的中心投入品入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议决内部商业，为一些子公司管理因东道国难以提供富足切合其要求的中心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题目；另一方面，公司内部商业的生长还可以使跨国公司凭据差异东道国的区位上风，议决直接投资实验地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范围经济优点。另外，公司内部商业的生长还为跨国公司议决转移定价获取特别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商业自由化的生长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团体市场情况的革新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低落在东道国的生产资本、前进谋划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着末，商业自由化的生长，特别是服务商业自由化的生长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辽阔的空间。

（二）金融举世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举世化从两个方面低落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资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举世化的生长，套汇、套利活动加剧，举世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降落，这低落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资本。第二，金融市场举世化低落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举行直接融资的资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缘故原由：其一，金融市场举世化大大转变了资本提供人和企业之间的关连。金融市场举世化的生长使企业的潜伏投资者大大增长，而潜伏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低落了企业举行直接融资的利息资本和交易资本。其二，金融市场举世化使争取企业控制权的竞争越发猛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职员的监视，低落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资本。金融市场的举世化给企业管理职员带来了壮大压力：要是他们谋划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大概成为被吞并的目的。相反，企业谋划状态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伏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长，这有利于企业低落进一步融资的资本。其三，金融市场举世化低落了证券交易的资本，直接和间接地低落了企业直接融资的资本。在金融举世化不停生长的配景下，证券掮客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相互之间的竞争日趋猛烈，它们为争取客户而不得不低落服务价钱，从而低落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资本。同时，企业也可议决选择屈从高的证券交易所，低落证券交易的资本，进而低落筹资资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表露必须遵照严酷的划定，因而议决得到有价钱的内部消息举行内部交易的大概性大大低落，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掮客人将会增长，该企业证券的活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资本低落。其四，金融举世化使企业能有用使用种种差异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能，以低落危害和筹资资本。

金融举世化的生长所带来的筹资资本低落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长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范围的动力和基础。

论文摘要:村民自治必须确立直接选举原则，文章从立楼选举在村民自治中的地位、直接选举的实质以及竟选在直接选举中的价值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论文关键词:村民自治直接选举宪法

一、直接选举是基层直接民主的首要内容

考察近代民主理论的发展，人们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的问题。

所谓直接民主，指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合二而一，公民作为国家的主人直接管理自己的事务，而不通过中介和代表。直接民主聂早产生于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雅典城邦。所谓间接民主，指的是公民通过由自己的同意所选举出来的代表来负责制定法律和昔理公共事务。间接民主又叫代议制民主，产生于17,18世纪的英国和美国v

作为国家体制。间接民主是直接民主的高级阶段。间接民主产生于直接民主之后，它从直接民主那里吸取了不少灵感，并对直接民主作了实质性改造。比如，吸取了政治权力只有从民主政治制中产生才具有正当性，才具有合法性。又比如，创造了人们应该是主人，但他们必须聘用比他们更能于的仆人，主人与主事应该是分离的。再比如、由于人民并不亲自生事，间接民主要求有一整套的监督机构来对人民的代表及由此产生的政府进行监瞥和防范，免仆人滥用权力变成主人等等。因此，当今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在体制上实行直接民主，而是普遍采用间接民主.间接民主己发展为现代人类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在普遍采取的间接民主中却不乏直接民主的成分二比如美国社会中的乡镇会议、瑞士的全民公决就是在地方事务和具体问题上的直接民主，以作为对间接民主的一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