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后性范文10篇

透视现实的教育教学过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品德的形成总是落后于知识的掌握，甚至学习极富于教育性的知识，也未能使学生随之产生相应的行为。

教师的苦心仿佛已付诸东流，这种现象动摇着教师的信心，甚至使教师放弃应有的努力，因此研究品德形成的滞后性，对于加强德育是很有意义的。

一、品德形成滞后的原因

1．品德形成的过程性

品德形成的基本过程是：主体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和行为系统相互作用，和谐发展，达于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稳定的统一。只要三系统的相互作用导致三系统的和谐发展，最终导致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统一，品德就必然形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品德形成过程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内容。

从三个系统考察，学生获得知识，即使是极富于教育性的知识，也不等于学生的思想，只有当学生用知识表明自己的态度、观点、主张时，知识才融入学生的思想，或曰转变为学生的思想。思想是在人们思考问题时产生的，问题本身和主体的价值关系不是纯然单一的，正价关系和负价关系同时存在，使主体产生肯定性的、否定性的双重思想，因而思想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和思想相联系的情感、意志和行为也同样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然而正是这种分散的、不稳定的思想、情意和行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主体获得不同体验，通过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的比较和对认知与行为的调节，逐步走向集中和稳定形成信念。信念不是别的什么，信念就是坚信不疑的思想。信念具有集中性和稳定性，和信念相联系的情意和行为同样具有稳定性和集中性，这样主体的主观特征和自身的行为系统稳定地统一起来，主体便形成了特定的品德。

透视现实的教育教学过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品德的形成总是落后于知识的掌握，甚至学习极富于教育性的知识，也未能使学生随之产生相应的行为。

教师的苦心仿佛已付诸东流，这种现象动摇着教师的信心，甚至使教师放弃应有的努力，因此研究品德形成的滞后性，对于加强德育是很有意义的。

一、品德形成滞后的原因

1．品德形成的过程性

品德形成的基本过程是：主体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和行为系统相互作用，和谐发展，达于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稳定的统一。只要三系统的相互作用导致三系统的和谐发展，最终导致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统一，品德就必然形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品德形成过程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内容。

从三个系统考察，学生获得知识，即使是极富于教育性的知识，也不等于学生的思想，只有当学生用知识表明自己的态度、观点、主张时，知识才融入学生的思想，或曰转变为学生的思想。思想是在人们思考问题时产生的，问题本身和主体的价值关系不是纯然单一的，正价关系和负价关系同时存在，使主体产生肯定性的、否定性的双重思想，因而思想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和思想相联系的情感、意志和行为也同样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然而正是这种分散的、不稳定的思想、情意和行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主体获得不同体验，通过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的比较和对认知与行为的调节，逐步走向集中和稳定形成信念。信念不是别的什么，信念就是坚信不疑的思想。信念具有集中性和稳定性，和信念相联系的情意和行为同样具有稳定性和集中性，这样主体的主观特征和自身的行为系统稳定地统一起来，主体便形成了特定的品德。

摘要:近年来,构建服务型政府早已成为我国各地政府改革提出的目标和口号。但在每个目标实现的背后,肯定会有因地制宜的实际考虑和各地政府的相关支持。通过对比东北这个欠发达地区与国内其他发达地区在构建服务型政府方面的具体状况,并以东北地区的制度环境、激励机制、制约因素等为分析参照,解释了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滞后的症结所在,在此基础上,提出东北地区要突破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瓶颈就必须要注重其自身的独特性与适用性。

关键词:服务型政府;东北地区;滞后性

Abstract:Inrecentyears,totransformthegovernmentalfunctionsintoservicetypehasbeenbecomingapoliticalgoalofreformevenacommonplace,behindwhichthegovernmentsatdifferentlevelstookdifferentlocalconditionsintoaccountwithrelevantsupportgivenforeachotherComparingtheactualityoftheNortheastChinawithotherdevelopedregionsinrespecttothetransformationmentionedaboveandanalyzingtheinstitutionalcircumstances,incentivemechanismandrestrictionfactors,intheregionitwasfoundthatthetransformationintheregionlaggedbehindotherplacesTherootcausesarethereforediscussedwithsomesuggestionsgivenAsaconclusion,thelocaldistinctivenessandappropriatenessshallbeemphasizedsoastobreakthroughthebottleneckformedintransformingthegovernmentalfunctionsintoservicetype

Keywords:servicetypegovernment;NortheastChina;lagging

近年来,有关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具有前瞻性、科学性和可行性,并已成为政府改革实践和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随着十六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目标之后,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着重强调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性,而《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和施行更是从法律层面上强化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倾向,这都说明建立服务型政府已成为中国各级政府的既定目标［1］。随后,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创建“服务型政府、服务型部门、服务型机关”的热潮,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同时也出现了创建发展中的地区不均衡现象。我们注意到,服务型政府建设取得较好效果和较大影响的创建活动多集中于沿海地区和部分发达的中西部地区,与之相比的是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在创建服务型政府活动方面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滞后性。为什么在中央的统一决策和号召之下,东北地区会出现这样的反差呢?那么导致构建结果滞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由于形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本文将研究的逻辑起点放在东北与发达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差距比较方面,并在此基础上,从制度环境、激励机制、制约因素等方面探寻东北地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滞后症结之所在。

一、东北与发达地区构建服务型

一、教育的保守性影响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

简而言之，教育的保守性即是教育对人类文化遗产的传承以及对人的本源的保持。信息技术（InformationTechnology，简称IT），指在信息科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指导下扩展人类信息功能的技术。一般说，信息技术是以电子计算机和现代通信为主要手段实现信息的获取、加工、传递和利用等功能的技术总和。其中，应用在教育领域中的信息技术主要包括电子音像技术、卫星电视广播技术、多媒体计算机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通信技术、仿真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等。如果将这些技术很好地应用于教育中，必能促进教育的快速发展。但由于教育理念的保守性，信息技术并没有在教育发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观之，它在教育中的应用明显存在滞后性。

二、保守理念使信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滞后

受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应试教育理念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国民的大脑中。实际上，应试教育的价值观与我国传统的教育价值观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古代的功名教育，现代的精英教育。它培养的是通过教师反复讲授和高强度的题海战术，强记现成知识的学生，这样的学生缺乏自主学习、实践与思维能力。教学方式因遵循应试教育思想，也必然违背学生获取知识的科学规律，学生情感目标、技能目标的实现更无从谈起。为了考试录取率，教师往往弃先进的教学设备而不用，依然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书写板书。许多学校投入大量资金购置的先进的多媒体设备仅仅是上级检查时的道具、总结汇报中的政绩，计算机辅助教学也只是偶尔出现在公开课上，当做学校信息化建设的谈资而已。即便是有些教师认识到信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的优势，受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信息技术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也非常简单，无非是将黑板替换成屏幕，粉笔替换成鼠标键盘，板书替换成课件。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教学手段，丰富了教学信息量，信息技术作用根本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当然，除了上述大背景下应试教育理念的影响，教师自身落后的理念也阻碍了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在一些学校推广教育技术应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以前师范院校毕业的教师没有受过系统专业的教育技术课程的培训，对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认识不够，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时候，又与积累多年的教学经验和传统的教学方式有违，教师从原先的得心应手到现在信息技术面前的弱者，难免会对信息技术学习产生畏难情绪，在教学中应用信息技术的积极性不高。也正因为这种畏难情绪的存在，相当一部分教师担心在学生面前显露弱势，失去自己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性以及对班级的控制力，更加令教师们远离信息技术。在教育技术的现实可行性上，一部分教师认为信息技术与传统教学方法在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过程、教育手段、教育装备上有区别，并且对于教育技术对教育产生怎样的变革心存疑虑，具有不确定性，何况当前应试任务又如此之重，怕影响教学质量，得不偿失。同时，教育主管部门的推动力不强，学校内部条件不足，多数教师观念未转变，普遍存在观望心理，也造成了目前信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的滞后。当然，信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存在滞后性，虽是事实，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味求新、求快，追前沿，将最新的技术应用到教育中去这就是好的。我们期望达到教育与技术浑然天成的一种境界，而不是教育中硬性加入技术的尴尬。目前，很多教师在应用新技术于教育时存在误区，总觉得视觉观感上要美轮美奂，吸引观众的眼球，能用的教学媒介尽量用上，并认为技术含量越高越好，课堂越活跃越好，而对教学效果却考虑得越来越少。长此以往，教师自身也会慢慢觉得，教育技术是比以前先进了，但教学效果却不明显，逐渐地对教育技术失去了热情，陷入“技术帮不上教师，教师不爱技术”的恶性循环之中。另外，教育技术的初接触者一般总会被信息技术所呈现的丰富教学形式、强大的技术功能所吸引，认为学习最新技术就是学习信息技术。但在实际学习中慢慢发现，你学习的速度永远也跟不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速度，最后渐渐地丧失了学习兴趣。最后，教师出于功利性的目的，将本是人性化的教育活动演变为学生与机器的“人机互动”，从而尽可能地控制教学过程，监控学生的学习行为，违背了教育的本意。这种功利性使得信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大大滞后。

三、教学模式的传统性使其发展滞后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指导下建立起来的较为稳定的教学活动结构框架和活动程序。原先的教师、学生、教室、讲台、课桌、书构成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基本要素。中国古代教学的典型模式就是传授式，其结构是“讲—听—读—记—练”，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大学、中小学以班级授课制为教学形式的教学模式依然没有大的变化。其特点是教师灌输知识，学生被动机械地接受知识，书中文字与教师的讲解几乎完全一致，学生对答与书本或教师的讲解一致，学生是靠机械的重复进行学习。这种教学模式忽视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性，片面强调灌输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压抑和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显然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不相适应。虽然近代有很多有识之士提出了有建设性的教学形式，如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的贝尔•兰开斯特制（也称“导生制”）；19世纪末杜威的设计教学法；1920年美国的H-柏克赫斯特在马萨诸塞州的道尔顿中学创建了一种新型的教学组织形式，人们通常称之为道尔顿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程序教学和机器教学。但是，受到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多因素的制约，并没有改变以班级授课制为主要教学形式的教学模制。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它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展示了教育的强大功能。不仅为教学模式的新变革提供了物质、技术的可能，也为建立起更加满足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教学体系提供了想象到现实的可行途径。目前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模式有多媒体教学、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教学、虚拟现实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能够满足人们对教育的多样化需求，网络课程能够让学生实现选择性学习，内容丰富的多媒体资源库能够实现人们对知识的无限挖掘。虚拟现实技术在教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学生不仅仅听到或看到各种信息，而且可以进入到学习内容中去；地理课将身临其境地感受世界风土人情；历史课将走入时间隧道，重温历史事件；实验课将真实再现遗传变异、原子裂变……总之，教学中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割裂，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脱节的情况，随着虚拟技术在计算机辅助教学中的推广运用一去不复返。虽然这些信息技术已经在教学中展示了其优越的一面，但是大多数学校还在沿用传统教学模式开展教学，传统教学模式依然是当今的主流。它阻碍了先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大展神威，或降低其功效，基于信息技术的教学模式在现实中缺乏阳光和雨露，难以成长。没有系统理论的指引，没有实践的指导，一些新技术迟迟得不到用武之地，教育中的技术应用明显滞后于信息技术的发展。

［提要］环保型上市公司为保障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始终坚持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但企业的研发投入与其经营绩效的关系，以及和经营绩效之间的滞后性，还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在查阅相关文献后，使用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的形式，并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三者关系，为其他环保型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提供借鉴。

关键词：环保型上市公司；滞后性；研发投入；经营绩效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规模和总量在不断扩大，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与之伴随的是环境问题日趋尖锐。目前，我国生态环境，呈现整治速度远赶不上毁坏速度的场面。生态环境指标的恶化已经十分明显地影响着当前经济指标和预期经济趋向。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建设现代化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意味着必须要推进绿色产品和生态服务的资产化，使生态优势变为经济优势。为了响应国家号召，坚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同步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加环保产业研发投入。从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技术的提高能够促使产业结构的完善与升级，而研发投入又是可以推进技术进步的关键要素。因此，有效合理的研发投入也变为企业竞争的关键。本文在对研发投入与环保型上市公司财务绩效影响的研究中，也对企业的研发投入需要多久才会对企业的经营绩效发生作用，进行了论证。以环保型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样本选取的是沪市板块中的环保型企业37家。通过查阅这些公司2014～2017年的财务报表，搜集一系列数据，并对数据进行了演绎、处置和剖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研发投入滞后性的多元线性回归、线性回归模型的检验等研究方法。结合样本企业的经营现状、我国经济发展的各种推力，深入调查，在国家经济转型升级的今天，在已有的研究结论基础上，做出突破性研究，填补相关理论的不足之处。

二、文献回顾

通过对国内外文献的整理发现，相较国内学者来说，国外学者较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Sougiannis（1994）将研发支出作为自变量，继而将市场价值作为因变量。研究结果显示：每增加1%的研发支出，则将引起市场价值增加5%，且该影响是具有明显滞后性的。以Narin为代表的学者（1999）探究了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能力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研发投入对企业的未来发展呈现明显的促进作用。Jeffer-son等人（2008）研究发现，研发投入能明显促进企业盈利能力的提高。国内学者梁莱歆和张焕凤（2005）以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索研发投入和经营绩效的关系得出了研发收益具有明显滞后性的结论。王烨等人（2009）把R＆D人员与资金投入作为指标来衡量研发投入，以及选取EPS和ROE等财务指标来衡量企业绩效，经分析实证表明：研发投入与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郭丹丹、冯国忠（2015）采用线性回归等方法进行研究，经各方比较发现研发人员、政府资助占比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比较强烈的影响。上述文献表明，大多数的国外学者以企业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和实证，而大多数国内学者则更倾向于通过分行业从而进行研究。企业在研发投入与综合绩效关系的衡量指标选取方面，许多公司选择了没能全面地反映出企业经营状况的盈利能力作为衡量企业经营绩效的指标；而且发现研发投入的收益具有些许滞后效应。为进一步实证研究，本文拟以我国沪市37家环保型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选取企业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这三项指标进行因子分析以获得企业综合绩效，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发投入与经营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透视现实的教育教学过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品德的形成总是落后于知识的掌握，甚至学习极富于教育性的知识，也未能使学生随之产生相应的行为。

教师的苦心仿佛已付诸东流，这种现象动摇着教师的信心，甚至使教师放弃应有的努力，因此研究品德形成的滞后性，对于加强德育是很有意义的。

一、品德形成滞后的原因

1．品德形成的过程性

品德形成的基本过程是：主体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和行为系统相互作用，和谐发展，达于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稳定的统一。只要三系统的相互作用导致三系统的和谐发展，最终导致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统一，品德就必然形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品德形成过程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内容。

从三个系统考察，学生获得知识，即使是极富于教育性的知识，也不等于学生的思想，只有当学生用知识表明自己的态度、观点、主张时，知识才融入学生的思想，或曰转变为学生的思想。思想是在人们思考问题时产生的，问题本身和主体的价值关系不是纯然单一的，正价关系和负价关系同时存在，使主体产生肯定性的、否定性的双重思想，因而思想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和思想相联系的情感、意志和行为也同样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然而正是这种分散的、不稳定的思想、情意和行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主体获得不同体验，通过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的比较和对认知与行为的调节，逐步走向集中和稳定形成信念。信念不是别的什么，信念就是坚信不疑的思想。信念具有集中性和稳定性，和信念相联系的情意和行为同样具有稳定性和集中性，这样主体的主观特征和自身的行为系统稳定地统一起来，主体便形成了特定的品德。

透视现实的教育教学过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品德的形成总是落后于知识的掌握，甚至学习极富于教育性的知识，也未能使学生随之产生相应的行为。教师的苦心仿佛已付诸东流，这种现象动摇着教师的信心，甚至使教师放弃应有的努力，因此研究品德形成的滞后性，对于加强德育是很有意义的。

一、品德形成滞后的原因

1．品德形成的过程性

品德形成的基本过程是：主体的认知系统、情意系统和行为系统相互作用，和谐发展，达于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稳定的统一。只要三系统的相互作用导致三系统的和谐发展，最终导致主观特征和行为的统一，品德就必然形成。在这个意义上说，品德形成过程是一个具有规律性的内容。

从三个系统考察，学生获得知识，即使是极富于教育性的知识，也不等于学生的思想，只有当学生用知识表明自己的态度、观点、主张时，知识才融入学生的思想，或曰转变为学生的思想。思想是在人们思考问题时产生的，问题本身和主体的价值关系不是纯然单一的，正价关系和负价关系同时存在，使主体产生肯定性的、否定性的双重思想，因而思想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和思想相联系的情感、意志和行为也同样具有分散性和不稳定性。然而正是这种分散的、不稳定的思想、情意和行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使主体获得不同体验，通过自我评价和外部评价的比较和对认知与行为的调节，逐步走向集中和稳定形成信念。信念不是别的什么，信念就是坚信不疑的思想。信念具有集中性和稳定性，和信念相联系的情意和行为同样具有稳定性和集中性，这样主体的主观特征和自身的行为系统稳定地统一起来，主体便形成了特定的品德。

品德形成的过程性决定了品德的形成落后于知识的掌握，使品德形成具有滞后性。这是产生品德形成的滞后性的内部原因，即根本原因。

在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伟大战略。一时间，关于西部大开发的讨论和新闻报道充满了中国媒体。笔者作为南国早报记者，参加了部分西部省市组织的一系列采访活动

，通过对西部地区的风土人情进行广泛的考察采访后，对如何做好西部大开发的新闻报道引发了较深层次的思考。

笔者认为，针对西部地区的封闭性、落后性、民族性等特点，必须进一步加强舆论引导，加强西部地区的改革成就性报道与现实滞后性报道。使西部地区人民既能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的成果和西部大开

发的希望，又能正视所存在的艰难性问题，从而鼓舞信心、正视现实，促进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胜利实施。

加强改革的成就性报道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不断取得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为新闻宣传媒体，必须加大力度宣传这些成果，坚定人们对西部大开发的信心。

以高校教育为主要载体的高等教育是指在完成高级中学教育基础上实施的专业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培养专业性的特定人才。建国60周年以来，我国高校教育体制进行了数次改革，然而我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始终是我国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高等教育学》）结合我国近年来高校应届毕业生就业形势分析，我国高校教育体制的滞后性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高校招生培养体制的"滞后性"，二是高校管理体制的滞后性，三是学科设置的滞后性。

这些"滞后性"因素导致高校学生培养、行政管理、教学科研等对应部门无法顺畅地执行相应功能，更不能很好地实现最优化协同。

近年来，以复旦大学为前瞻的上海市部分高校大力试行大类招生制度，2011年起上海大学也将实行重大改革：高考后按大类招生，学生进校时无"专业身份"，入读一年后才确定专业志愿，学校则发挥"经济杠杆"作用统一调控，这一引入"市场机制"的招生培养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高校招生培养体制的"滞后性"，吹响了高校教育体制改革的号角，高校教育逐步实现向"嵌入式"教育的过渡。

"嵌入式"这一新的现代名词源于一种执行独立功能的专用计算机系统，其核心是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因为有限的存储空间及市场需求产生的软硬件协同的codesign设计方法，随着IT技术的发展和完善，所有带数字接口的设备都涉入其中，包括电子芯片、器件、存储器中的软件等，软件代码紧凑化。（《嵌入式应用与开发》吴延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高校教育时间上的有限性与空间上的局域性要求高校教育在坚持毕业生为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需要服务的就业体制基本策略下，强调"软硬件协同"进行改革，进入"嵌入式"教育的时代，这一教育时代的特点就是以经济建设社会需求为导向，平衡高校硬件管理体制与软件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使其既相对执行独立功能又达到相互协同，从而实现高校教育系统的最优化。

高校实行大类招生，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学校"经济杠杆"与"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进行"嵌入式"教育，大类招生既体现了专业的市场化，又满足了学生的专业需求，实现招生体制的最优化。学生不受专业局限的视野，第一年全部接受通识教育，充分了解各专业特点，寻找适合自己发展的方向；学校则根据专业水平、师资力量等测算出各院系可以保证教学质量的招生人数极限，当申请某专业的学生人数高于这一极限时，进行择优录取。当申请某专业的学生人数低于极限人数即全部录取，若选择人数过低，该专业甚至可能面临淘汰。对一些较为冷门需加"保护"的基础学科，学校则启动"经济杠杆"，通过全额奖学金等方式鼓励更多优秀学生入读。

在招生体制进行大刀阔斧改革的同时，高校学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一触即发。在社会市场经济的背景下，大学生思想道德观念强调利己主义和主体意识；受西方文化与道德观念影响，心理生理仍处于发展期的大学生容易受到负面信息的冲击和偏激价值观的同化。在新形势下德育工作必须具备人本性与开放性两大特点，对传统培养模式的"滞后性"进行改革和创新。大学生个性的发展包括能力、气质与性格三个主要方面，"嵌入式"教育模式改革就是要结合时代特征，以人为本，从指导思想、方法、结构等方面进行改革。首先，从教育的指导思想上，要推行以学生为本，废止传统的家长式和保姆式；从教育方法上，要推行因材施教，形式多样化教育，废止传统的居高临下式的说教；从教育方法的结构上，从说理传授为主指导学生逐渐形成学生的自我概念、自我评价与自我监督管理，从而指导学生进行职业人生规划。

文献回顾:货币对产出的相关经验研究

(一)圣路易斯方程的提出和发展研究货币与实际产出之间关系的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对货币和实际产出进行回归检验。最早也是最简明的货币—产量回归模型，是由美国圣路易斯联邦储备局的Anderson和Jordan于1968年完成的。因此，产量对货币的这一回归方程在宏观经济学中就被称为圣路易斯方程。最初的圣路易斯方程，Anderson和Jordan(1968)最初选择基础货币作为货币行为变量，用名义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方程不能直接确定由货币引起的名义收入的变化是实际收入的变化还是价格水平的变化，所以就不能准确判定货币与实际产出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2］Leeuw和Kalchbrenner(1969)认为，美联储无法控制基础货币中成员银行的借入储备和流通中的通货存量。同时，基础货币相对方程因变量名义GNP的变化不具有外生性;［3］而Davis(1969)坚持认为货币通过利率而非通过基础货币或货币存量影响产出，因此选择基础货币作为货币政策行为变量是不合适的。［4］Batten和Hafer(1983)将圣路易斯方程用来做跨国比较检验，该方程可以解释6个不同国家的货币政策对名义收入的影响，为该方程更广范围的使用打下基础。［5］(二)关于中国圣路易斯方程的实证检验国内学者对货币的产出效应认识基本一致。多数学者认为，货币供应量波动与产出波动在长期以来存在着稳定的相互影响。孙立(2003)根据圣路易斯模型构建包含货币政策变量和财政政策变量的基本方程，运用多项分布滞后模型，检验两种政策对名义产出的影响效应。他认为适度货币政策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并不次于积极财政政策的促进作用，甚至效用更加明显。［6］郑超愚与张燕(2005)运用圣路易斯方程来建立中国财政赤字缺口与产出缺口的政策响应函数，同时描述中国经济波动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互动过程。结果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或者具有适应自然经济波动的被动调整倾向，或者构成导致和维持经济波动的基本政策因素。在包含货币政策效应时，中国财政政策的经济稳定效应有所增强，然而其反周期操作的超前干预能力减弱。［7］刘霞辉(2004)认为在中国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的情况下，频繁的货币供给量波动是经济波动的主要原因。［8］国内对货币供应量变动影响产出变动的传导机制研究。战明华与李生校(2005)利用1995－2003年的季度数据，通过构建多项分布滞后模型和VAR模型，来检验不同口径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分析结果认为由于M2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变化不仅影响总需求，而且还通过投资影响总供给。因此作为广义货币供应量的M2对产出变化具有实质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具有持久性。［9］张茵与万广华(2005)发现货币波动只是被动适应产出和价格的变化。价格波动的主要原因是价格预期的变动。预期变动不单强烈地影响真实产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释货币波动。［10］本文认为应当重新估计和检验中国圣路易斯方程，利用季度数据和多项分布滞后模型来探究货币与实际产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货币产出效应的滞后长度。

模型、数据选取和技术说明

(一)分布滞后模型说明本文货币产出回归的计量基础模型采用分布滞后模型(DistributiveLagModel)。分布滞后模型主要用来研究经济变量作用的时间滞后效应，长期影响以及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影响关系，用于评价经济政策的中长期效果，属于动态计量分析的范畴。一般的分布滞后模型:Yt=α+β0Xt+β1Xt－1++L+βmXt－m+μ模型形式上与一般多元线性回归相似，但因为滞后变量和滞后期长度难以确定，两者的参数估计有所不同。本文运用阿尔蒙多项式法来进行参数估计，在2阶阿尔蒙多项式，将滞后期长度取到4期。考虑圣路易斯方程的一个例子:ΔlnYt=C+aΔlnMt+a1ΔlnMt－1+a2ΔlnMt－2+a3ΔlnMt－3+a4ΔlnMt－4+bT+c1D1t+c2D2t+c3D3t(2)其中:Yt，Mt分别代表t时刻实际总产出和货币供应量，是模型的主要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Mt－1，Mt－2，Mt－3，Mt－4分别代表t－1，t－2，t－3，t－4时的货币存量，以考虑货币对产出的滞后影响;C，T分别代表常数项和时间趋势，以解释实际产出增长中的长期趋势;D代表季节虚拟变量，以控制变量中有规则的季节变动。由于研究数据是季度数据，所以本文设计三个虚拟变量，来区别一年中的四个季度。(二)数据选取本文所采用的主要变量是实际产出和货币供给量，用实际GDP来代表实际产出，而采用流通中的M1和M2来代表货币供给量。样本时间区间为1994年1季度—2011年2季度，其中货币供给量的样本值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货币统计概览》。根据说明，各口径货币供应量的含义是:M0=流通中的现金;M1=M0+活期存款;M2=M1+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其他存款。而GDP样本值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季度数据库》。1994—2011年之间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通过计算，得出以1990年价格为不变价的实际GDP。在换算过程中，通过计算当年的GDP平减指数，在把各个季度的名义GDP，折算成实际GDP。关于货币供给量的选择采用M2还是M1，国内外学者存在一定的争议。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相比M1更为重视M2。国内学者认为，中国的金融发达程度比较低，货币传导机制不畅，M1比M2对经济指标的解释力更强，建议以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在本文的实际计量中，将两者都纳入研究范围，寻找更合适的指标采用到模型中来解释实际经济波动。(三)计量技术说明圣路易斯方程变量的滞后期通常采用多项式分布滞后(PolinomialDistributiveLagModel)技术确定。在实际建立多项分布滞后模型时，最为关键的是多项式阶数的确定，既可以采用最小二乘回归也可以避免多重共线性。Charfi和Guermazi(2012)在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基础之上，采用月度数据使用似不相关回归方法(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来研究名义汇率传递对国内价格和货币政策的影响。［11］根据本文的实际情况多项式选择2次，滞后的阶数为4，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估计模型参数。(四)描述性统计分析描述性统计的优点在于可以直观的揭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与动态变化特征。从图1可以看出，不同口径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的相关关系呈现出不同的变化特征，M1与GDP的增长率波动方向基本一致，时间上也较为同步;M2与GDP的增长率波动方向不完全一致，且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开始较快增长，在1994年GDP增长达到高峰值，继而在1996年达到GDP相对水平高峰值后随即进入收缩阶段。然而，经济收缩趋向并未终止。在1997年中国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后，从1998年起经济增长减缓。从1999－2000年经济有所回升，但是在2001年之后经济增长仍然缓慢。从2002年后国内实际产出逐季加速，经济重新进入扩张阶段，延续了长达五年经济高增长的态势，直到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向全球蔓延之时。2009年中国实际产出增长速度达到谷底，目前正处在逐渐恢复之中。图1实际产出和不同口径货币增长率关系图中国经济波动的同时，不同口径货币供应量变动也不一致。在1992年前后经济出现过热的状况，自1993年下半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整顿金融秩序，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于是1996年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在此之后央行在1996—1997年连续三次降息，在1998—1999年又连续四次降息，这期间进行了频繁的货币政策操作。如果说1996－1997年三次降息是当时物价回落后的自然回归，那么1998—1999年的四次降息完全是中央银行为扩大货币供应量而主动采取的重大货币政策措施。1998年中央银行取消贷款限额控制，扩大公开市场业务，标志着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由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1998—2001年的货币政策顺应当时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缓解外部冲击的同时促进内需增加，货币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2001年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此对外贸易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凭借自身的劳动力优势，迅速成为全球加工贸易顺差大国。央行在2001年之后连续五年的货币政策操作主要内容就是反流动性过剩。而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主要原因是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双高顺差”，在强制结售汇制度下导致的由外汇占款的增加而引发的基础货币供应量增加。［12］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之后，全球经济的萎靡，我国宽松的货币政策再次回归。

检验结果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时间序列数据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数据的平稳性。否则，两个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回归的结果很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即在统计结果上表现良好，但是不能给实际经济以有力的解释。本文中所使用的季节数据，实际GDP和M1、M2在不经处理之前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在通过对GDP和M1、M2对数变化，在求出一阶差分值时，就变成了不含单位根过程的平稳时间序列数据。选择这个对数差分即变量的增长率，不仅可以满足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而且可以充分反映经济运行情况。(二)圣路易斯方程模型检验结果本文首先采用不同的口径的货币供应量M1和M2作为解释变量来与实际产出进行回归，运用多项分布滞后技术来分别进行参数估计，方法采用最小二乘回归。从表2的结果来看，检验的效果似乎并不够理想。结果显示，采用M2比M1能更好地解释回归方程。货币存量当期和滞后三期对实际产出有显著影响;而货币存量滞后一期、滞后二期、滞后四期和时间趋势项均不显著。经过对比和调整，货币存量当期、滞后三期组合与实际产出回归，相对比较显著;而滞后一期、滞后二期、滞后四期和时间趋势项均不明显。因此，本文决定用货币存量当期、滞后三期以及虚拟变量来回归中国的圣路易斯方程。回归结果如下:回归方程如下:ΔlnYt=0.2501－0.5041ΔlnMt+0.2731ΔlnMt－3(3)(16.5266)(－2.4464)(2.5490)－0.5815D1t－0.1403D2t－0.2053D3t(－64.0070)(－15.6343)(－22.2859)从参数估计的显著性来看，货币存量当期和滞后三期与实际产出之间存在着稳定的经济关系。从模型回归系数符号本身来看，实际产量的增长同当期货币存量的增长呈反向变动，而实际产量的增长与当期货币存量的滞后三期增长呈正向变动。方程短期乘数是－0.5041，延期乘数是0.2731，长期乘数是－0.231。检验结果表明，货币存量前期的增加与实际产出的增加是正相关的，从长期来看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并非中性。货币的内生性和外生性的出现依赖于一定的条件，同时货币内生性和外生性也有着丰富的表现形式。［13］然而，货币对产出的影响并非当期得以实现，通常经过两个季度的滞后才有所表现。当期的实际产出与当期的货币存量变动呈现负相关，说明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的执行上倾向于反向操作，奉行货币相机抉择政策的表现，货币政策在中国成为缓和经济波动的重要工具。综合来看，货币当局根据当季的实际产出来调整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而货币变动的实际效果要在两个季度以后才能显现。(三)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基本思想是: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原因，那么其在统计上的表现是变量X应该有助于预测变量Y，即如果在变量Y的回归式中加入变量X的滞后变量，那么将显著增加整个回归的解释能力。从这一思想出发，格兰杰因果检验的模型设定形式通常如下:Yt=∑aiXt－i+∑biYt－i+ut(4)Xt=∑ciYt－i+∑diXt－i+ut(5)检验的原假设是H10:∑ai=0与H20:∑ci=0。如果只有一个原假设成立，则表明X与Y之间存在一个单向的因果关系;如果两个原假设同时成立，则表明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双向的因果关系，检验所用的统计量是在约束回归与无约束回归所得残差平方和基础上构造的一个F统计量。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只对平稳变量有效，文中ADF法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经过一阶对数差分处理后均在不同程度上平稳，这是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前提条件。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实际GDP是M1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反之则不成立。根据统计指标的定义，M1包含了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由于单位活期存款是M1的主体，因此M1变化主要反映了企业流动资金状况。而实际产出的变动直接影响企业的经营状况，进而影响企业对货币的实际需求。从表面上看，只有在滞后两阶的情况下，实际GDP才与M2表现出一定的格兰杰因果关系。考虑到货币对产出的影响的确需要两个季度的滞后期，这个检验结果与分布滞后模型的结论基本一致。货币当局做出的政策改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实际产出的响应。总体看来，货币供应呈现一定的内生性，货币供给在相当程度上由需求所决定。经济货币化进程的深入，货币需求不断增长，使我国的货币供应表现出内生性，满足了经济增长的要求。［14］货币的实际产出效应呈现明显的滞后性，但是这个时滞基本维持在半年到一年以内，一年半之后基本没有什么影响。这一特征表明，央行可以利用货币供应量的变动来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