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范文10篇

摘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法治”与“德治”在一般意义上的区别与联系，并且总结出“法治”与“德治”的这种辩证关系客观上要求我们要“努力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思想道德体系，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然后通过同志在2001年1月10日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我们进一步分析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辩证关系，并且提出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同志的这一重要思想，对于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同时阐述了坚持“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法治德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辩证关系

“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历来都是法律家们所争论不休的一个论题。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二者究竟应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曾成为一段时期内理论界探讨的热点。由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需要有法律来为之保驾护航，同时也离不开道德的影响与支持，因而在我国，“法治”与“德治”应当同步并举。然而，诸方面的原因，却使得我国法学界不少人对“德治”的认识有些偏颇，以致许多情况下，当我们一提到“德治”这种说法的时候，便会招来许多非议。同志在一次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说明，对“法治”与“德治”的关系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此，研究“法治”与“德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之间的关系，探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途径与方式应成为每一个法学工作者所必须要思考的现实问题。

一、“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一）“法治”与“德治”区别

一、“法治”与“德治”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和道德都是由一定经济关系决定并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都是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手段。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方可使国家长治久安。所谓法治，简单地说，就是主要依靠一整套刚性的法律制度、法律法规来维系秩序的治国方略。他首先是建立一整套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法律规范，并依靠国家机器来强制推行。建立强大的国家机器，是实行这一治国方略的必备条件。他对社会秩序的维持，不是寄希望于人们内心的自觉，寄希望于社会的道德教化，而是靠外在的政治法律制度的强大威慑力来强制人们不得不这样做。法治模式毫无例外地都要有立法、司法和执法诸环节，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法治所体现的是整个统治阶级的意志，而不仅仅是最高统治者的意志。法大于人，这是法治的基本特点。所谓德治，指的是主要靠统治者品德的影响力、良好的社会教化及爱利民众的政策而推行的政治。在这种政治条件下，社会的统治者通常都是道德的先觉者。他们靠自己对于社会之道的领悟，靠爱利民众的行为，靠对于大众的教育熏陶，来赢得民众的心，确立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威，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一部人类法制史已确凿无疑地告诉我们，历来的统治者在立法时，总是努力地把一个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道德规范挑选出来，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从这一点来说，统治阶级的道德不仅是立法的基本原则，许多法律规范也是由道德规范转化而来，法律是一种具有强制性的道德。“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既是“依法治国”的需要，又是“以德治国”的要求。二者范畴不同，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法律是道德的最基本体现，道德是法律的精神基础。法律和道德都是调节社会人群相互关系以及行为的规范，各有其独特的地位和功能。道德是内在的“自律”，法律是外在的‘他律”。对于制约人的行为来讲，道德主“内”，法律主“外”;对于抑制人的犯罪来说，道德治“本”，法律治“标”。“依法治国”，依靠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避免了随意性、任意性，保证了国家社会生活有秩序进行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以德治国”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价值判断，依靠人的良知和传统习惯来维系，在社会生活中也是一种强大的约束力量。“法治”是“德治”的升华，“德治”是“法治”的思想前提。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不可偏废。

二、中国历史上“法治”和“德治”的结合

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够长期延续和发展，原因固然很多，但与其“德主刑辅”、“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不无关系。“德主刑辅”的思想肇始于周公的“明德慎罚”，孔子则明确地把德治放在第一位，把法(刑)治放在第二位。他倡导“道(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说，用政令来管老百姓，用刑罚来约束他们，百姓只能暂时地免于犯罪，但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用道德去教化百姓，用礼教来制约他们，百姓便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能自己纠正错误。儒家面对春秋战国之际“礼崩乐坏”、诸侯相残、强凌弱、诈欺愚、民不聊生的社会局面，总结强大的商朝何以灭亡的经验教训，认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民，惟有敬德才能保天下。他们看到了民心向背对于一个政权的决定性作用，提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寡助之至，亲戚衅之”的思想，得民心则得天下，失民心则失天下;行德政则得民心，行暴政则失民心。因此，孔子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意思是说，统治者如能把德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和原则，那么，国家的秩序就会像天上的星体那样有序而和谐。孟子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德主刑辅”思想，突出强调实施德政的重要性，认为只有实行德政，重礼仪教化，方能统一天下。他说:“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然而，儒家也并不是不要法治。孔子讲为政要“宽猛相济”，其中宽包含有德治的内涵，猛则主要指法治。既“隆礼”又重法的荀子，主张先礼后法，先教后刑。(《荀子•富国》)董仲舒用阴阳学说阐释“德主刑辅”思想，提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汉书•蓝仲舒传》)因此，要“大德而小刑”。(《春秋繁露•阳尊阳卑》)至此，“德主刑辅”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的指导思想。以后一些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的主张，如王充的“文武张设”;李世民的“明刑弼教”;韩愈的“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康熙的“以德化民，以刑弼教”，等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德主刑辅”的思想。而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则表明“德(王道)主刑(霸道)辅”的思想已转化为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并且，历史还告诉我们，只有德法结合，法礼兼用方能长治久安，以成永业;凡是只用德治或只用法治的王朝，都走向了衰落、灭亡。唐初统治者从隋朝败亡的历史中吸取教训，提出以礼为本，礼法并用的治国方针，不仅十分推崇儒家的治国之道，把仁义看作治国的根本，而且也非常重视法律对政治制度的保证作用，提出“法为政本”，“安民立政，莫此为先”，且立法宽平，执法严格，从而呈现“贞观盛世”，李世民被奉为一代明君。战国时期的鲁国和齐国单纯用“德治”，很快被吞并;秦朝统治者实行严刑苛法，轻罪重罚，以法为教，禁绝百家.且君主独掌权力，对政务决策实行“独断”，则二世而亡。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在治国安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探索，并于1954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为依法治国奠定了基础。同时，注意用革命理想和高尚道德教育人民，形成了革命、健康、朝气蓬勃的社会道德风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民主、法制不断发展完善。同时，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积极培养“四有”新人。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方针，把它确立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以德治国”思想的提出，强调要将法治与德治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进一步走向成熟完善。

三、西方“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西方“法治”传统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明确主张“法治”优于“人治”。在古希腊主张“法治”的哲人们看来，是否实行“法治”关系到人是否为人这样一个根本性的伦理学问题。柏拉图说，“人类必须有法律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这一思想不仅为亚里士多德所继承，并且还获得了进一步的展开，成为其主张“法治”反对“人治”的根本性理由。“由法律进行其统治，这就有如说，惟独神抵和理智可以行使统治;至于谁说应该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人若没有法律就是最坏的动物。”苏格拉底对“守法”绝对性的强调也同样以一种坚实的伦理论证为基础，这就是人的道德责任(包括人的普遍责任、法与个人之间的相互责任以及个人对自身自由选择所应承担的责任)。发端于古希腊的“法治”之所以能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其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根于一种具普遍性和根本性意义的道德基础之上。同时，西方的“法治”还以道德为其内在的价值准则和目的追求。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成全邦人民都能忠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因此他强调法律应当实现正义、美德和幸福各项原则;倘若法律违背了这些原则和目的，那就不可能有“法治”，这是其主张“法治”的前提和精神动力。这些‘构成“法治”之内在价值准则和目标的道德原则在亚里士多德这里还只是以“自然正义”(它高于“法律正义”)的名义出现，到了后来的斯多噶学派那里，它们便变成了“自然法”。自此以后，“自然法”作为西方延绵两千余年的文化传统，构成了其“法治”追求一以贯之的价值准则和精神动力;而“自然法”就是道德法，就是不同时期西方社会的道德理想。西方传统高度强调法律的功用与独立性，对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相互促进和配合似乎不如古代中国这般自觉与重视，但其久远的“法治”传统显然与该社会文化长期的道德支持密不可分，一个很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的因素是有关“守法”的道德观。法律得到普遍的遵守，这是“法治”的基本要求，这要求的真正落实则必须有全社会的道德支持;而在西方传统中恰恰随处可见这种对于“守法”的道德支持，从前达古希腊柏拉图的名言(人类必须有法律且遵守法律，否则他们的生活将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到近代法国的孟德斯鸿将“爱法律”作为“国民公德”的核心，都无不表明了这一点。这种伦理传统与西方人对“自由”和“自主”、“自律”的理解密切相关。从古希腊开始，多数哲学家们都认为，“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而是人“自主”地决定行为与自己立法自己遵守(“自律”);这种“自由”、“自主”、“自律”观即是“法治”背后的伦理学含义，也是社会给予“法治”的最好的道德支持。也正因为如此，古希腊人经常以有法制而自豪;相反，“无法制”则被认为是一种耻辱，因为在希腊人看来，那意味着人缺乏自主、自律和自由，意味着人类将沦为兽类。而苏格拉底对“守法”绝对性的强调也同样以一种坚实的伦理论证为基础，这就是人的道德责任(包括人的普遍责任、法与个人之间的相互责任，以及个人对自身自由选择所应承担的责任天也正是以这样一种道德观为基础，这一代圣哲才为了自己心中的“守法”信念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西方的“法治”之所以能够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获得了社会广泛的道德支持。列宁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的国家往往具有牧师和刽子手两种职能。所谓牧师职能，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宗教来约束人的内心活动;所谓刽子手职能，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法律对劳动人民实行专政。宗教是神化的道德.是剥削阶级道德观念的宗教化、神化。剥削阶级用神的力量来宣传和推行自己的道德观念。在一定意义上说，宗教既是“神治”又是“德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发达国家比较重视由政府来推进道德建设。大体上有两种做法，一是由国家制定统一方案、政策和设置专门机构，统一进行德育管理，日本、法国、新加坡等国家采用这一方法;二是由国家制定政策，仅仅规定德育的目标。至于具体的道德教育工作，则由相关机构、部门根据对象与工作性质，自由实施，不作强行规定。美国、加拿大、北欧一些国家采取这一方法。

提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是法治和德治的内在要求，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作为行使治理权力的主体，首先要从四个方面构建法德合治的体系：既要立法，又要立德；确保民权，倡导公益；权出于法，力以德行；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关键词：法律；道德；以法治国；以德治国

TheMethodsofRulingbyLawandMorality

Abstract:Thecombinationofrulingbylawandmoralityistheinherentrequirementofrulingmethods.Itisasystematicengineering.Asthesubjectofexertingrulingpower,thecountryoughttoestablishthesystemfromthefollowingfoursides:makinglawsassettingupmorality,ensuringdemocracyasprosposingpulicbenefits,thepowerstandingunderthelawanddependingonthemorality,lovingandstabilizingthepeopleasenrichingandeducatingthem.

Keyword:Law;Morality;rulingbylaw;rulingbymorality

一、既要立法，又要立德

提要：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结合，是法治和德治的内在要求，是一个系统工程。国家作为行使治理权力的主体，首先要从四个方面构建法德合治的体系：既要立法，又要立德；确保民权，倡导公益；权出于法，力以德行；爱民安民，富民教民。

关键词：法律；道德；以法治国；以德治国

一、既要立法，又要立德

1、立法者要有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使命，立法要引入道德价值标准，德治能行法。

作为治国的手段，法律属于制度层面，道德（指主流道德，下同）属于精神层面，但就本源的意义说，道德与法律是一体的。法律是什么？其实就是对道德的起码要求赋予国家强制力的结果，法律的内容与起码道德的内容是重合的，道德就是法律，法律就是道德。人们在行为时，一般不会去区分自己的行为是道德行为还是法律行为，法律和道德最终都要指向行为，因为在评价一个人时，首要地是看其行为而不是其想法。因此国家机关也是道德机关，法律人士也是道德卫士。基于这个命题，首先立法者对整个社会的道德状况应该有个完整的了解和评估，要以绝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和道德追求作为立法的依据，过高和过低地估计社会道德水平的法律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过高的要求会被视为暴政，过低的要求会被视为纵恶，都不能达到治国的目的。立法者要预见到，所立的法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否出于自愿而遵守。但是法律也不能过低地估计社会的道德水平，要及时而恰当地肯定道德发展的成果，实际上，可以把法律的发达史，看作道德的发达史，例如，孟子提倡“民为贵”的政治伦理，在君主专制的时代，历代君王及臣僚不可能有这样高的道德水平，因此古代的法律就不可能把民众利益置于君王利益之上；但是，如果我们今天的法律不能贯彻“民为贵”的理念，就显然落后于道德的发展要求，并且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因而这样的法律是不可想象的。再如，反腐败是社会主义政治道德的起码要求，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是坚决支持的，但是反腐倡廉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切实地发挥他们的道德力量，没有落实他们对腐败行为的监督权和控告权，以至在比较清楚地了解腐败行为的情况下，他们不会主动劝止，不愿举报，甚至不愿协助调查，久而久之，社会以能贪、敢贪、成贪为荣，以至出现了较多的窝案和串案。因此，法律要及时反映和巩固并借助道德发展的成就。现在法律界有一种不太好的倾向，就法律谈法律，重视研究法律条文的逻辑关系，忽视法律与道德及其他社会结构、社会现象的互动关系，这应该引起警觉，防止把法律和法治引向死胡同。具体到立法领域，要正确认识法律与道德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把法律大厦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

2、道德卫士要有强烈的法律意识和法律责任，道德建设要借助法律手段，法可固德。

本课对象：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

本课目的：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充分认识党的十六届四全中全会精神。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决定，这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向全党提出的加强党的建设的战略性要求。由此，进一步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从而提高党的治国理政的水平，使我们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艰苦卓绝的事业中，更好地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

党成熟的重要标志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同志提出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要求完全退休，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同志的请求。这是我们党成熟的重要标志。

政党学的理论告诉我们，一个政党成熟有几个标志：一是适应性，二是自主性（对自己政党奋斗目标把握的不动摇），三是复杂性（政党的组织结构是比较精致复杂的，而不是粗疏简单的），四是凝聚性（对政党的成员有内聚力，对民众有外聚力）。

同志今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强调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重要思想，是对我们党领导人民安邦治国的基本方略的精辟概括，是对古今中外一切治国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新贡献，对推进我国新世纪的改革发展稳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

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证。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以德治国，就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家庭美德的建设为落脚点，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并使之成为全体人民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在中国历史上，很多人都主张儒法并用，就是思想教育手段和法制手段并用。西方发达国家搞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它们有自己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市场秩序，也有一套资本主义的市场道德规范。我们发展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须在健全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同时，形成社会主义的市场道德规范。

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民主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明显加强，公民的民主法制意识和思想道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复杂的国际国内条件下，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都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和新的问题。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不会改变，在对外开放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必然乘隙而入。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物质利益和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也必然给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带来多样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交换的法则也容易侵蚀到社会政治生活和人们的精神领域，引发见利忘义、权钱交易，导致国家意识、集体意识和互助精神、奉献精神的减弱。这些都给我们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带来许多新的课题。全党必须紧密结合新的历史条件，认真贯彻执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在继续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进一步重视和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这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维护稳定的迫切需要，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需要，归根到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需要。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除了要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确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还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要坚持以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为指导，围绕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继承优良传统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尊重个人合法权益与承担社会责任相统一，注重效率与维护社会公平相协调，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有机联系起来，努力在全社会形成和发扬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必须在加强民主法制教育的同时，大力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和实践。要以理想信念为核心，大力开展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教育，大力开展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加强诚实守信的教育，增强公民信用意识。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大力开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精神的教育，大力弘扬一切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要扩大教育的覆盖面，特别重视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和引导。要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的一致性，与社会不同群体的特点和要求的多样性统一起来，把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的宣传教育的理论性，与人民群众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实践性统一起来。要紧密结合我国社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把解决思想问题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宣传教育群众同切实服务群众结合起来，把加强教育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努力做到形式多样，生动活泼。要综合运用教育、法律、行政、舆论等手段，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行为，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依法治国方略的特色，是我们推进依法治国所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

第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这是因为，人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领导的。当前，我国人民是由不同的阶层组成的，而中国共产党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没有党的领导，人民只能是一盘散沙，意志分散，民族缺乏凝聚力。因此，人民民主只能通过党的领导、党的示范，才能很好地运行。脱离、削弱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就会误入歧途。因此，我们只有牢牢坚持党的领导地位，才能使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有条不紊地进行。

第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这是因为，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是新中国与旧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与一切剥削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抗日战争期间，黄炎培先生询问，将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从中国历史上一治一乱的周期率中跳出来，回答说：“人民民主”。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除了人民的利益，绝无私利。因此，发扬人民民主是党的宗旨所决定的。政党、国家等将来是要消亡的，最终是人民通过民主管理公共事务，推进社会的自治与发展。所以推进人民民主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奋斗目标是一致的。依法治国要建立在人民民主基础之一。社会主义的法律通过人民民主程序来制定，通过人民民主监督来实行，民主和法治向来不可分割。

第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根本方略。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因此，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运用法律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在国家政权方面，党支持人大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经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使党组织推荐的人选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员，并对他们进行监督；支持政府依法行政，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在社会方面，党努力扩大基层民主，让人民群众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管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对干部实行民主监督。

党对国家的领导是依法领导，目的在于保证国家在民主法治轨道上运行，就会在民主法治轨道上发展。这就是党的领导、人民民主和依法治国三者之间的有机统一。

自同志提出“以德治国”的理念和方略以来，理论界对“以德治国”已有不少解读。这些解读的具体观点虽然不尽一致，但大体上都是从治国手段的角度立论的。道德作为一种规范体系和社会调控力量，当然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建构社会公共秩序的重要手段。但道德首先不是作为一种工具，而是作为一种合目的性要求和文化价值而存在的，并且同人类的“终极关怀”联在一起。而“治国”所涉及的也不只是“如何控制”的方式和技术问题，同时还有价值立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问题。因此，仅仅从“手段”或“工具”的角度理解“以德治国”，不但是比较偏狭的，而且还会由此引出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如把以德治国简单地归结于对人的道德教化与感化。基于科学的道德论和治国论，我认为应从治国依据、治国手段和治国目的等三大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

一

从治国依据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看作是以道德原则为价值依据的政治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

治理国家为什么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呢?在现代意义上，治国之治，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之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治，是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之治。它包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以及司法活动等。罗尔斯说，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美德。对此，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这说明法律制度与价值密切相关。和邓小平都强调政策的人民性，这表明政策的制定必定有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问题。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是不是纯技术性的活动?现在很少有人赞同那种纯技术论的观点。至少行政裁决是摆脱不了价值纠缠的。司法活动也许是最具技术性的治国活动，但能说与价值毫无关系吗?恐怕不能说没有价值问题。既然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裁决等都摆脱不了价值问题的纠缠，都要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其中当然就有价值依据的问题。道德原则(如公正原则和权利原则)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中引伸而来的价值标准，以其作为立法、制度政策和行政裁决等等的依据，是必要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的重要依据，实质上是把“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制定政策和行政裁决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政治和行政意义上的“治国”之所以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政治与价值、行政与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决定的。

把道德原则作为立法和制定公共规约的依据，当然会带来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道德化，但不能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就是要建构纯道德性质的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就是要实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德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强调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之依据，并不意味着道德原则是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唯一依据。实际上，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此外，还有事实的依据和科学理论的依据。如果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来立法和完善制度政策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德政”的话，那么，这种现代“德政”与传统意义上的“德政”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代“德政”强调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道德基础，而传统“德政”强调的则是政治统治者的仁慈。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论断：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与所谓的“人治”是搭不上界的，而与“法治”却有其内在的关联。我们强调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使社会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立足点，从而也具有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将“依据”论意义上的“以德治国”理解为：以道德原则为依据“立法”、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制定公共政策、以道德原则为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等，从而立合乎道德之法、制定合乎道德之公共政策、进行合乎道德之行政裁决，达成公众对政治和行政的道德性期望，以实现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对社会的更有效的控制。

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是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具体体现为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由于这个纲领是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展开，是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核心目标，所以，党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是有机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在这有机统一的整体中，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党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重要保证。这既是党的基本纲领的内在有机统一性所决定的，也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基本纲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伟大事业所决定的。

一、法治国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

党的十五大报告对依法治国的含义作了科学界定:“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这一科学界定表明依法治国包含三项基本原则，是这三项基本原则的有机统一:一是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所决定的，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不存在矛盾，两者是相互促进的。党是依法治国的倡导者，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持党的领导是依法治国的前提，依法治国将使党的领导在制度上和法律上得到保证。二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邓小平同志指出:“要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决定了在我们国家，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宪法和法律是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因此，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途径和基本保障，而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是依法治国的重要政治基础。三是严格依法办事。严格依法办事是依法治国的基本条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基本方略的依法治国的精神核心就是: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依据和准绳，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这一精神下，严格依法办事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保障宪法和法律的尊严，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任何组织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并使以宪法为基础形成的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其次是加强法制建设，从而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基于以上三项基本原则有机统一而形成的依法治国，是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相适应的，它既同过去那种重人治不重法治的状况划清了界限，也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划清了界限，是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

然而，这个重大进步，不是一时形成的，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和探索的产物，是自身在这过程中进行不断的自我总结、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产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但是从解放后到改革开放的很长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相结合，不重视法制的建设和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比较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但得不到有效的发展，反而被严重扭曲，最终导致“”的出现。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导致“”发生的原因时认为，与其它各种原因相比，社会主义法制不完备，遭破坏，领导制度问题没解决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所以，他认为，要避免“”现象的再现，必须“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他说:“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正是基于对历史教训的深刻认识，邓小平同志在改革伊始，就将政治上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与经济上进行改革置于同等地位，认为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有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由此，社会主义中国开始真正走上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道路。

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基本原则，其中主要有这几方面:第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党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第二，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第三，通过法制建设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四，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各种社会关系，用法律的手段解决各种社会关系中的矛盾，为此，必须尽快制定法律;第五，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和法令办事，并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大局;第六，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第七，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八，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相关，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

上述原则，基本上都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期提出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有机联系，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指导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在这些指导原则下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指导原则以及在其指导之下所取得的法制建设成就，为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郑重地提出来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现实条件。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不仅使领导人民治理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发生重大变化，而且也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有了新的奋斗目标，并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因为，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过去所说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之间所存在的一字之差，已充分表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将从注重法律、制度建设进入更加注重法律实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的新阶段。因此，依法治国是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治国方略的重大进步。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树立依法治国的理念，就是在全社会和全体公民、特别是执法者中养成自觉尊重法律、维护法律权威、严格依法办事的思想意识，使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务，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的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规范化、程序化和法制化。

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在1999年3月召开的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又被写入了宪法修正案。依法治国方略的最终确立，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史上，具有伟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观念的重大转变

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传统的封建“人治”思想的影响，我们党在治国方略的选择上经历过一些曲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中法制被严重破坏、“无法无天”的惨痛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加强法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做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的同时，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战略方针。邓小平同志强调要“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把法制建设与经济建设放到了同等重要的战略地位。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推进，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促使我们对社会主义法治认识的不断深化。1997年，党的十五大最终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标志着我们党最终战胜和彻底抛弃了封建“人治”思想的羁绊，坚定不移地选择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治国道路，从而完成了我们党执政治国理念的一次深刻而重大的转变。

(二)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