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执行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人民银行开展的内控评估和制度执行情况；风险管理是央行内控评估与制度执行的契合点；基层人民银行分支行的制度执行评价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人民银行开展内控评估、内部控制源于会计和审计领域、内部牵制是内部控制的原始形态，也称为会计内部牵制、制度执行是人民银行工作开展的基础和准绳、内部控制和制度执行在人民银行的工作中实质上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基层人民银行风险特征、制度执行成为基层人民银行风险防控的置点、制度设计的适当性、制度执行的有效性、从风险角度进行合规性评价、制度建设持续性等，具体请详见。

1人民银行开展的内控评估和制度执行情况

1.1人民银行开展内控评估

内部控制源于会计和审计领域，根据IIA的定义，“控制是管理层为了提高实现既定目的和目标的可能性而采取的各种行动。管理层计划、组织和指挥执行有效的活动，为组织目的和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的保证，因此，控制是管理层适当地计划、组织和指挥的结果。”几十年来，随着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内部控制概念和内涵不断发展，内部控制的方式、方法和主要内容随着企业经营活动日益复杂化而不断拓展和深化。

内部牵制是内部控制的原始形态，也称为会计内部牵制，是指组织内部人员相互控制、相互稽核，任何一个人不能完全独立地支配账户的制度，内部牵制主要应用于财务会计领域。上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内部牵制内容超越了财务会计领域，发展为内部控制制度概念，指包括组织机构的设计和企业内部采取的所有相互协调的方法和措施。到上世纪80年代，内部控制从单一的制度体系发展为内部控制结构，除原有的内部控制程序外还包括会计系统和控制环境两个要素。进入20世纪90年代，内部控制发展成为一种管理的整体框架，通过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与沟通、监督五个要素相互关联、互动，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动态系统。进入新世纪以来，内部控制发展成为企业分析管理综合框架，更加突出了风险管理是内部控制管理的重点。至此内部控制完成了由一般控制管理向企业风险管理的转型。

2003年以来，人民银行积极推进系统内部控制管理建设，不仅颁布了人民银行内部控制管理框架，而且全面梳理评估系统内的岗位风险，颁布岗位风险防范指南。同时，鼓励各级内审部门积极探索人民银行内控评估审计，将对内部业务运行的风险管理状况的审计评价作为日常内审监督工作的主要内容。

论文关键词：执行担保民事诉讼

论文摘要：《民事诉讼法》第208条明确规定了执行担保制度，执行担保就是指在执行程序中，被执行人暂无偿付能力时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并经申请执行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以决定暂缓执行及暂缓执行的期限，被执行人逾期仍不履行的，人民法院有权执行被执行人的担保财产或者担保人的财产的法律制度。根据法律规定，执行担保有以下几个法律特征。

（一）执行担保必须是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由于暂无偿付能力而要求暂缓执行向人民法院提供的担保，保证在暂缓执行的期限内履行义务。

被执行人提供的担保既可以是抵押物，也可以是由他人提供担保。

（二）被执行人提出执行担保须经申请执行人同意。如果申请执行人不同意，执行担保不成立，应当继续执行。

（三）被执行人担保须经人民法院审查决定。

执行难是长期困扰人民法院的一个问题，民事强制执行效果不佳，直接影响着我国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对我国未来的法治建设也有着消极影响。面对执行难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报告工作时表示，要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为确保实现在两到三年时间内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2016年4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基本解决执行难”暨执行案款清理工作动员部署视频会上，对“什么叫执行难”、“怎样算基本解决”等问题做出了解释，为攻克执行难理清思路和标准。需要认识到，近年来我国为解决法院执行难做出了诸多的努力。在技术上，积极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法院多种执行查控措施和手段；在制度建设上，探索审执分离体制改革，在多地进行了试点，产生了“绍兴模式”、“长沙模式”、“莆田模式”、“前海模式”等多种弥足珍贵的经验，这些试点模式各有侧重和优点，给未来我国执行权的合理配置改革探出道路；在立法措施上，民事诉讼法的修改，执行工作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都积极规范了执行工作，推进了执行难的化解。但是我们需要反思和认识到，执行难是诸多消极的、落后的、不利的因素揉合在一起产生负面反应的“综合症”。执行难的解决，关键在于制度的深化改革和创造性突破。唯有破釜沉舟式的改革勇气与决心，才能将“执行难”真正克服。笔者面对我国执行难的现状，认为技术手段的更新和开发，应当作为执行工作的一项必修课常抓不懈，而克服执行难的关键在于立法措施上对审执分离模式的选择和执行员制度的深化考虑，以及加强立法司法解释对执行工作的支撑。本文就审执分离模式展开讨论研究，希望能给执行难的解决带来启发。

一、审执分离模式的可选路径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司法体制，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可见，审执分离的必要性早已达成共识，但就我国审执分离模式的选择，无论是决策层还是学界，均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彻底外分”，二是“深化内分”，三是“深化内分、适当外分”。“彻底外分”的主要观点认为，应当将整个执行工作从法院分离，交由其他司法或行政部门负责；该观点认为将执行权外分，符合执行权的权利属性，同时也符合法官员额改革的法官精英化。“深化内分”的主要观点则认为，应当将执行权继续留在法院，但是在法院内部深化审执分离，有不同的机构负责审判权和执行权；该观点认为，将执行权留在法院内部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同时实现执行裁判权和执行实施权的平衡和制约，且我国行政权力本身就过于强大和难以制约，执行权留在法院能够更好的避免权力滥用。“深化内分、适当外分”的观点则希望，在深化内分的基础上，合理的将一部分执行工作向法院外分离，交由其他部门负责；这种观点实际是希望，一方面能够最大化的考虑法院司法效率和对行政权力制约，一方面能够通过适当外分实现执行难的破解。以上三种审执分离模式，笔者较为认同“深化内分、适当外分”的观点，同时笔者认为，“深化内分”应当是就执行机构而言的制度建设，“适当外分”重点则应该是对执行员制度的探索和改革。就审执分离工作而言，“深化内分”应该是审执分离的基础模式，而“适当外分”则是审执分离后执行员制度的必然选择。

二、“深化内分”基础模式的选择

国家法律将执行权赋予哪个机关或哪类人员，是由很多方面原因决定的，诸多的因素当中，除对本土社会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的利用和考虑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法治制度具备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财富配置最优化等特性，也是我国强制执行制度设计时的重要考量，可以宏观地认为强制执行制度一方面必须符合国家社会的现实，另一方面又必须追求做到高质高效的执行效果。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笔者认为应当将“深化内分”作为我国审执分离的基础模式进行选择。（一）从执行权的权力属性考虑。民事强制执行权是一项具有行政特性的国家权力，该项权力与司法审判权之间存在异质性，这是讨论审执分离问题的理论基础，需要注意的是，我国宪法和其它法律对民事执行权的属性没有予以规定，对其性质的争论一直存在，对其属于何种国家权力，存在行政权说、司法权说和折衷说。笔者认为德国学者的司2017•12（中）法权说，最为符合法律理论逻辑和司法工作实际。在德国，随着20世纪70年代《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理论研究的发展，有关执行权性质的争议逐渐消失，司法权学说取得压倒性优势。其司法权说学者认为，强制执行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债权人获得清偿，强制执行程序上的公共利益和不服从的后果，都服务于实现债权人权利，不同于行政行为的为了自己的事物而行为，强制执行中执行机构总是在陌生人的事务中，为了他人的目的作为第三人而行为，且执行程序总是依债权人申请而启动。进而在德国学者看来，声称强制执行在实体上属于行政权，主要原因在于“不属于立法又不属于裁判的，就属于行政”这样的行政概念存在。就我国的实际而言，执行权的权利属性并不是审执分离模式选择的关键，事实上，如果仅就执行权的权力属性进行分析，进而决定执行权与审判权的分离模式，是武断和不负责任的。将执行权配置于法院内部还是法院外部，这个问题也无法通过简单的权利性质分析获得答案，需要结合其他具体因素予以论证，而且由于文化、制度的巨大差异，我国国家权利的配置，本就有更多考虑社会现实需要的特点，而非严格按照权力属性来配置。（二）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建设的角度看。审执分离本身并非目的，审执分离实质上是解决“审而不执”、“审而难执”等问题的方法，并借以提高司法公信力。而且从审判权到执行权存在着衔接和配合，这种衔接和配合，一方面体现在判决书技巧带给执行的难易，另一方面体现在好的执行效果事实上提升了司法公信力。彻底外分的审执分离模式，意味着法院无需考虑执行问题，看似提高了审判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但是我们需要正视，执行难并非简单的执行力度或执行手段的不足，当前我国面临的执行难，是社会发展和制度建设的阶段性问题。归根结底，执行难是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能力远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集中反映，是国家强制力和激励守法的能力不足的突出体现，这种现实困难并不会因为简单的将执行权从法院分离而消失。这就意味着，无论如何外分，如果彻底外分不能解决现有的执行难问题，那么就毫无意义，而且在民众眼中法院判决的公信力将进一步下降。这种司法改革风险，是我国法治建设走到今天所不能承受的。（三）从权力配置和权力监督角度考虑。首先，将执行权配置给行政部门，将给法院工作带来新的软肋。在我国一府两院的体制下，本身就意味着许多法院工作需要政府部门的配合，根据前文的论述，当执行权外分配置给行政部门，法院的司法权威和司法独立也将事实上受到更多的行政系统牵制。其次，目前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的信息化和技术手段探索，法院执行已经实际对被执行人拥有相当强的技术手段和措施，与公安部门的技术侦查手段不同，被执行人是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其权利保护不同于刑事案件的对象，也就意味着执行技术手段应当有更高的监控和监管机制，而我国本身就存在行政权力过于强大，制约机制不足的问题，执行权外分后无论配置给哪个行政部门，都将进一步扩大行政权力，事实上给执行权的实施带来监管困难。（四）从效率和成本的角度考虑。司法裁判当然包含着对正义价值的追求，而对正义的求取，显然也有成本的考虑，而效率高低意味着这份正义的质量。执行的过程中，存在实体权利的救济和疑难问题的及时裁决等现实需要。彻底外分的执行权在实施中，将相比于另两种审执分离模式，过分割裂审执关系，且更难与审判权衔接和配合，进而带来低效高成本的执行制度，事实上不利于解决执行难和执行中权利的保护。同时，民事案件当事人在得到生效判决书后，大多希望能够尽快实现判决书中载明的权利，而彻底外分的执行权将意味着，当事人需要“跨机关”的申请实现权利，相比于“跨部门”的申请，哪种效率更高无需多言。可以见得，彻底外分很可能带来执行工作效率的下降和成本的上升，进而造成新的执行难。我国的制度、文化和社会现实与其他国家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在借鉴国外的成熟制度前，必须意识到制度的设计离不开本土资源的考虑。中国的法治之路必须注重利用中国本土资源，注重中国法律文化的传统和实际。“深化内分”的审执分离基础模式，符合我国基本国情和本土资源，有利于在未来给予司法权公信力较好的培养条件，也有利于未来强制执行制度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并且有利于强制执行高效高质的实现债权人利益。同时，“深化内分”的审执分离基础模式，不但是出于前文提到的成本和效率价值、司法公信力、权力属性和权力配置等方面的考虑，同时也是出于对执行制度与执行员制度间的配合和完善考虑。

三、执行员制度“适当外分”的趋势和必要性

摘要：我国现行的行政强制执行体制面临诸多问题，法学研究亟需回答。本文首次指出三个概念涉及强制和执行因素，即时强制、强制措施、强制执行，其中即时强制、强制措施的执行是与决定同时实施的，行政强制执行只是行政行为的一个环节，而非独立行政行为。国外没有一个国家是单纯法院强制执行或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我国行政权力中能够相对集中行使的权力不是目前正在进行的行政处罚权的集中行使，而是行政强制执行权。我国应当在中央和地方行政系统内设立执行机构，执行遇到抵抗的行政决定的同时执行法院的有金钱给付义务的裁判，当行政执行需要限制人身自由时则必须由法院裁决后方可执行。

关键词：行政强制执行制度研究

一行政强制执行的概念

在行政法学的理论体系中有有三个概念涉及行政、强制和执行这三个因素，它们是行政即时强制、行政强制措施、行政强制执行。本文也将以解读这些概念为逻辑起点。

行政强制措施是为了预防、制止或控制危害社会行为的发生，行政机关采取的对有关对象的人身、财产和行为自由加以暂时性限制，使其保持一定状态的手段。具体表现为遇突发事件或传染病爆发等情形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和检查；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常常是一种为进一步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而采取的保全措施）；强制检查检验；遇自然灾害、传染病爆发等情形处置土地、建筑物、住宅或征用交通工具。

行政即时强制是行政机关无须事先作出决定，也不以相对人负有义务为条件，由行政机关直接地、不加告诫地对特定当事人进行限制，以破坏力量排除其抵抗。行政即时强制针对人身时表现为：对醉酒、自杀、殴斗、精神病人的管束、隔离传染病人等。针对财物时表现为：扣留处置危险爆炸物品；重大灾害事故的紧急处置；紧急避险。

近十年来，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已步入“黄金时代”，其中的一个标志是：行政立法出现了“高峰”。我国于1989年推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之后，接着于1990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和《行政复议条例》，1993年制定了《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199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1995年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1996年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1997年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条例》“升格”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1999年新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特别是行政处罚法的制定与实施，更呼唤着“行政强制执行法”的出台。据说中国有关立法部门已把研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执行法》列上日程。但是，离这个目标的实现，中国的法学家们在理论研究上还将不得不经历一段不太短的路程。

中国台湾地区早在1943年就修订了《行政执行法》。近年该法再次被修改。最近的修订稿于1998年11月11日公布施行。中国台湾的学者们步入行政执行法研究领域亦相对较先。为此，研究与评判台湾的行政执行制度及理论，对于探讨中国大陆制定行政强制执行法，也许会有一定的裨益。

一、行政执行的基本概念

（一）行政执行的定义与特征

在中国台湾，行政执行（〈英〉AdministrativeExecution），是行政上的强制执行（〈英〉AdministrativeCompulsory，〈德〉Verwaltungsvollstreckung）的简称。关于它的定义，一般以1947年修订的《行政执行法》[1]的第1条规定为依据。该条规定：“行政官署于必要时，依本法之规定，得行间接或直接强制处分。”1998年修订的新《行政执行法》对行政执行的定义在表述上略有改变。其第2条规定：“本法所称行政执行，指公法上金钱给付义务、行为或不行为义务之强制执行及即时强制。”但这种表述由于过份简单而很难直接作为学理上的概念。台湾学者们对行政执行所下的定义，已远远超逾了《行政执行法》中的概念，而且比较统一。以下是一种目前比较规范而公认的定义，它被写进了各种教科书：

行政上的强制执行，简称行政执行，系指当人民不履行其行政法义务时，行政机关以强制方法使其履行，或实现与履行有同一状态之行政权作用。[2]

一、深进学习宣传政府四项制度

县政府对抓好政府四项制度的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研究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各部分各单位要认真抓好本地本部分的学习教育活动，采取多种形式，组织广大干部职工认真学习县政府关于推行政府四项制度的决定以及相关文件、领导讲话和要求，明确重大决策听证、重要事项公示、重点工作通报、政务信息查询的事项、方式、程序、实施等，深刻领会实施政府四项制度的精神实质、主要内容，为政府四项制度的顺利实施奠定良好基础。要教育和引导广至公务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以良好的心态认真贯彻执行政府四项制度，以积极开放、求真务实的精神对待来自各方面的监视，广泛听取和吸纳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监视。要加强与新闻媒体的联系和协调，加大对政府四项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的报道力度，充分发挥反腐倡廉教育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要注重宣传报道贯彻执行中的正反典型，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树立正确导向，努力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要通过对政府四项制度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情况的监视检查，确保政府四项制度得到有效贯彻执行。

二、加强对实施政府四项制度的监视检查

县政府明确规定了政府四项制度的组织实施部分和配合部分。各级监察机关在政府的同一领导下，会同政府办公室及法制办、督查、信息产业等部分，加大督促检查力度，确保政府四项制度的全面落实。

（一）突出工作重点，务求监视检查取得实效。

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方面应突出：决策机关应当听证而未听证的，无正当理由不采纳公道意见和建议的，未答复听证申请，造成不良影响的；听证机关在公告听证事项、遴选听证代表、主持听证会议、撰写听证报告和办理听证事务的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造成不良影响，或者听证报告严重失实的；决策机关或决策发言人不出席或不派员出席听证会，或者在听证会上作不实陈述，以及提供虚假信息或虚假、错误资料等。一旦发现上述题目，就要按照有关规定启动问责。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与浙江大学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在杭州举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理论研讨会”，会议代表认真讨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非诉执行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试拟稿），这是一件很有益的事，因为当下的中国，没有比行政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制度被设计得更复杂及紊乱了。如果我们用行政行为和司法行为的时间流程来考察这种强制执行行为时，就不难发现它们竟有下列诸多的种类：

第一类，行政事先执行所谓行政事先执行，系指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以后，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之前，无须等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时，更无须等到人民法院作出具有最终法律效力的裁判后，就能依本身的职权实施强制执行的行为和制度。

第二类，行政复议期间的执行关于在行政复议期间，行政机关是否可以强制执行自己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一条已作规定。根据这一规定，行政复议期间的执行，以“不停止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为原则，以停止执行为例外”。

第三类，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时的执行这类执行制度由《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和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八十七条第一款作出规定。

第四类，对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并行政机关不申请执行时的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解释》第九十条规定，行政机关根据法律的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起诉又不履行，作出裁决的行政机关在申请执行的期限内未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或者其继承人、权利承受人在90日内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类，由行政机关选择的执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行政诉讼法解释》第八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法律、法规规定既可以由行政机关依法强制执行，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那么行政机关就有选择权：它既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也可自己依法强制执行；但行政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后，人民法院可以受理，也可以不受理。

为了保护岌岌可危的环境状况，从资金源头阻断高污染高耗能和产能过剩的行业（以下简称“两高一剩”行业）对与环境的破坏，我国金融管理机构于2007年颁布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这是第一次将绿色信贷明确的写入政策体系中去，在此之后国家又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政策以期解决当前环境日益恶化的状态。绿色信贷作为一种从源头上遏制污染企业的有效武器，相较于以往只注重事后的监管，更能从根本打击污染行为。时隔五年，绿色信贷执行如何？何去何从？值得我们去研究与分析。工商银行作为我国四大银行之一，其执行状况的优劣更能体现出我国现今绿色信贷制度执行的效果。

一、工商银行执行绿色信贷的成果

在所有商业银行中，工商银行是最早响应银行管理机构实施绿色信贷号召的金融机构，于2007年9月就出台了《关于推进“绿色信贷”建设的意见》。2009年末，工行在环境保护重点领域内的贷款就达到了1149.29亿元，从“两高一剩”行业退出贷款资金达到63亿元，仅总行否决存在环保手续不全和环境隐患的贷款就高达100多亿元。工行之所以取得良好的绿色信贷效果，归功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实行“一票否决制”

工行在《关于推进“绿色信贷”建设的意见》中就已经明确的提出了对于绿色信贷加大扶植力度，对于“两高一剩”行业与污染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制”，限贷、缓贷直至收回贷款。这项措施有力地打击了银行内部人员对于信贷程序的操作不规范问题，可能对环境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项目一律否决，工行主动地在全行范围内建立客户环保风险数据库，以使在审查企业贷款的时候，依据环境信息对相关企业实行不同额度与利率的贷款，有效的控制了信贷的环境风险。更为可贵的在于“一票否决制”不仅仅针对的是污染项目，而且对于绿色信贷执行不力的分支机构实行“一票否决制”，减少这些机构下一年度的信贷额度与贷款利率的幅度，并在工行内部通报批评这些机构，以起到警示作用。同时，对于相关责任人也实行“一票否决制”，取消其评优资格与晋升职位，并予以警告，严重者撤销现有的一切职务甚至移送司法机关。在此基础上，建立长期的“问责档案”，使全行范围内工作人员汲取经验与教训。

（二）推行“绿色信贷产品”

执行救济制度是强制执行立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衡量一国强制执行立法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志。我国现行执行救济制度无论是在具体制度设计上还是在程序理念上均存在着重大缺失，亟待完善。对此，笔者认为，在增设程序上的执行救济的同时，应重点改造我国现行的执行异议制度，让其内部结构更趋于健全、完善，并符合程序法理。

[关键词]执行救济程序上的执行救济执行异议实体上的执行救济异议之诉

序言

西方法谚有云：“无救济即无权利”。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权利在行使的过程中总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与侵害，其中尤以国家公权力的不法或不当行使对当事人私权的侵害最为普遍。有鉴于此，有必要赋予权利人以相应的救济手段与救济方法，以保障其权利能得到切实充分的实现。否则，所谓“权利”对于权利人而言最多不过是一种“水中月”、“镜中花”，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人类的权利自始就与救济相联系，没有救济可依的权利是虚假的À，事实上也不成其为权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西方人甚至认为，救济往往走在权利之前。此实乃其长期法治经验的概括与总结，这对于我们完善执行救济制度，以最终实现我国强制执行立法的现代化与科学化不无重大的启示意义。

无庸讳言，在我国当前的执行实践中，与“执行难”普遍存在的同时，“执行乱”的问题也确实客观存在，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还相当突出，不容我们忽视。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德咏先生就曾指出，在全国法院系统中，执行干警只占全部干警的十分之一，但每年所发生的违法违纪人数却占了三分之一Á。这一数字本身即从一个侧面反映与佐证了我国当前“执行乱”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在一定程度上的严重性。应当承认，这一问题的出现与存在既与我国目前广大执行干警政治与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有关,从根本上说,更与我国强制执行立法的不完善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强制执行法素来是其中薄弱的环节，而执行救济制度又是强制执行立法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因此,为了进一步规范执行权的运行机制,确保其合法与合理行使,并从根本上治理我国当前存在的“执行乱”问题,以最终保护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在执行程序中的合法权益,值此我国当前正抓紧制订〈〈强制执行法〉〉之际,运用程序法理,在广泛参考借鉴其他国家与地区成功立法例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探讨完善我国的执行救济制度已成当务之急。

一、执行救济内涵的界定及其种类与方法

[摘要]制度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有了制度就必须执行。制度执行存在的诸多问题和由此引发的不少问题，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极大关注。提高制度执行力是当前我国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也是我国社会改革深层次推进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文章试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如何提高制度执行力进行探讨，以期对实际工作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关键词]制度；制度执行力；分析

制度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有了制度就必须执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工作原则。笔者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既要体现在制度上，还要体现在制度执行力上。当代社会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除经济、政治层面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制度执行。我们不得不承认，当代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执行市场经济制度的水平也是一流的。汪中求同志在《细节决定成败》一书的前言中说到：中国决不缺少雄韬伟略的战略家，缺少的是精益求精的执行者；决不缺少各类管理制度，缺少的是对规章条款不折不扣的执行。当前，我们存在一种倾向，相比而言，我们更加注重建立制度，讲要求，作规定，下文件，颁布一些新的政策法规，但我们对制度执行却有所忽视，理论研究不深入，求实对策不多，反馈评估机制不通畅，很多制度执行没有达到预期成效，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审思当前我国社会建设，可以说无论是和谐社会还是诚信社会的建设，提高全社会制度执行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也是一个相当复杂艰巨的过程。

一、如何认识制度执行力

(一)制度执行力含义分析。从理论上讲，研究制度执行力，要求研究制度本身，因为制度与制度执行力是紧密相关但又不能完全等同的问题。什么是制度，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新制度学派的道格拉斯·诺斯从广义的角度认为，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服从程序和道德伦理规范，其目的是对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进行约束。马克思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是人的社会性，作为社会性人，显然的内涵是人生活在社会制度中，是制度人。制度通过创建秩序，为社会性人能够充分展现个体人的才能，证明证实其存在的独特性、差异性。同时，任何一种社会性活动或者说除自身外还与他人有关的活动都需要制度保证，才能保证活动有序进行，使参与者的权利得到公平公正的保护，使存在的差别、差异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无论从诺斯的制度定义还是从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论说，我们都可沿“制度一立一约束性一代表公正”路径来分析制度，并进一步探求其如何在现实社会中得以实现，这就关乎制度执行力。与制度相对应，我们可沿“制度执行力一行一操作性一追求公正”路径来分析制度的内涵。什么是制度执行力，目前理论界并没有统一明确的定论，笔者在此定义为：制度执行力是实现制度目标过程中速度、质量和效能的综合体现。

(二)制度执行力特征分析。制度执行力产生要有坚实的基础，操作要有明确的规则，改变要有充要的条件。相比号令执行力(依靠个人、小团体的威望、能力形成的执行力)和创新执行力(应对突变突发情况要求的执行力)而言，制度执行力具有基础性、稳定性、规范性、科学性特征。比如说，一个单位部门，有了较强的制度执行力，才不会出现“树倒猢狲散”的现象。由于制度执行力具有以上四个鲜明特征，在价值功用上它成为事业发展壮大的支柱。我国改革开放近30年，从“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式到现阶段提出“科学和谐发展”的理性式，实际上要求当前改革发展要更加注重制度理性。笔者认为，提高制度的执行力是我国目前改革发展的重要任务。由于制度不是凭空产生，是实际中或多或少呈现出现象和问题后得以形成的，其完善需要时间和阶段，正如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是时间的函数；制度执行本身也是一个时间过程和系统工程，因此，制度执行力也有相对的依赖性、滞后性，在实际过程中将其相对的依赖性、滞后性尽可能降到最少或者可控、可承受程度范围是提高制度执行力的重要内容之一。